罗拉·柏翠丝是如何帮助斯诺登泄密的
PETER MAASS
纽约时报专栏（2013-08-16）
Documentary filmmaker Laura Poitras in Berlin.
今年一月，罗拉·柏翠丝收到了一封陌生人的神秘邮件，这位匿名的寄信人要求罗拉把她的公共密钥（注：公共密匙是记者用于加密、解密包含敏感内容的报道文章、电文、电子邮件等通讯内容的电子密码）发给他。两年多来，柏翠丝一直都在忙着拍摄一部有关监控话题的纪录片，她偶尔也会收到陌生人的此类要求。于是她回了信并附上了她的公共密匙（有了这个密匙，这位匿名发信人就可以使用她的私人密码发送一封只有柏翠丝本人才能打开的加密电子邮件），但是她却没有料到这事还没完。
这位陌生人随后回信要求柏翠丝设立一个更安全的系统来保护他们之间的交流。他向柏翠丝保证会透露敏感信息，并要求她选择冗长的短语做密码，这些密码要能够抵挡住网络计算机的猛烈攻击。“做好心里准备，你的对手可以每秒钟猜一万亿次。”陌生人写道。
不久之后，柏翠丝收到另一封加密电子邮件，其中罗列了多个政府负责的监视项目。柏翠丝曾经听说过其中一个项目，对于其他的则闻所未闻。在依次描述了每个项目之后，这位陌生人都会附上一句话，大抵意思是“我能证明这一点”。
在她解密并阅读了这封电子邮件几秒之后，柏翠丝就切断了网络连接并移除了她电脑上的内容。在上个月的采访中柏翠丝告诉我：“我当时想，好吧，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的生活刚刚发生了改变”，“他声称自己了解并可以提供给我的那些内容的确让人难以置信。我马上意识到我不得不改变一切”。
当时柏翠丝对于她到底在和谁打交道这个问题仍然持谨慎态度。她特别担心这可能是一个美国政府探员在试图诱骗她透露有关她的纪录片采访对象的信息，这其中就包括维基泄密网站的编辑朱利安·阿桑奇。“我当时跟他摊牌了”，柏翠丝回忆说，“我说事情有这么几种可能，要么就是你掌握着这些信息并且正面临巨大的风险，要么就是你想要给我和我认识的人下套，再或者你就是个疯子”。
柏翠丝接下来收到的回复让她松了一口气，但是事情还没有下定论。柏翠丝还不了解这位陌生人的姓名、年龄或者他受雇于何方神圣（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还是国防部五角大楼？）在今年6月早些时候，她终于揭开了谜团。当时她带着自己的报道搭档，曾经担任过律师和英国《卫报》专栏作家的格伦·格林沃尔德飞往香港会见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斯诺登向他们提供了成千上万份绝密文件，而这一事件触发了针对政府监控范围及其合法性的巨大争论。别的先不提，柏翠丝对于自己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论断一点都没错。
格林沃尔德生活和工作的房子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个偏远地区，被葱郁的热带植被所包围。他和他的巴西情人合住，养了十条狗和一只猫。这地方颇有一番被荒废在丛林中的不起眼的大学兄弟会（美国大学中流行的一种学生俱乐部，学生在此共同生活）的情调。厨房里的表慢了好几个小时却没人理会；盘子在洗碗槽里堆积如山；起居室里有一张桌子、一张沙发、一台大电视、一个Xbox游戏机和一盒扑克筹码，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了。冰箱里常常找不到新鲜的蔬菜。偶尔会有一群猴子全家造访后院里的香蕉树，尖叫着跟狗狗们吵得不可开交。
Glenn Greenwald, a writer for The Guardian, at home in Rio de Janeiro.
格林沃尔德通常情况下会穿着T恤、冲浪短裤和人字拖在一个有荫凉遮蔽的门廊上完成他大部分的工作。我在那待了四天，这期间他没一刻清闲，要么在电话中用葡萄牙语或者英语交谈，要么冲出门去到山下的市里去接受采访，要么回复人们询问斯诺登消息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要么就是在回复他多达22.5万的推特粉丝（并且还要和其中许多人吵得面红耳赤），这之后还得坐下来给《卫报》撰写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章，同时求他的狗狗们保持安静。记得有一刻情况简直疯狂到了极点，他大吼一声“大家都给我闭嘴”，但是似乎没人在乎他。
在这混乱之中，49岁面目严肃的柏翠丝会坐在客房里或者起居室的桌旁，面对着眼前的几台电脑聚精会神地静静工作。她会时不时地踱到门廊那边和格林沃尔德交流一下他正在写的文章，格林沃尔德有时也会放下手中的活瞧瞧柏翠丝编辑的有关斯诺登的最新的视频。他们会激烈地交谈——格林沃尔德比柏翠丝嗓门更大，语速更快——偶尔两个人还会在分享笑话或者荒唐回忆的时候开怀大笑。他们两个都承认，关于斯诺登的报道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战斗，斗争的对象是那些监控人们的权力部门，他们相信这些部门是对美国人基本自由权利的威胁。
《卫报》派了两名记者到当地帮助格林沃尔德，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待在他们在科帕卡巴纳海岸的宾馆，宾馆楼下到处都是被阳光晒黑的巴西人在沙滩上玩着排球，给整个场景蒙上了一层超现实的面纱。柏翠丝在格林沃尔德的部分文章中署了她的名字，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她更喜欢身居幕后，让格林沃尔德动笔和访谈。于是格林沃尔德就成了人们眼中捍卫个人权利的英雄或者邪恶的叛徒，当然具体怎么想因人而异。格林沃尔德说，“我一直都把她称作整个事件中凯泽索兹一样的人物，因为她总是处于隐身的状态，却又无时不在”，这里格林沃尔德提到的是电影《非常嫌疑犯》中凯文史佩西扮演的一个角色，明明就是主谋却把自己伪装成无名小卒。“她一直都身处整个事件的中心，可是人们对她却一无所知。”
某天晚上黄昏来临的时候，我跟随柏翠丝和格林沃尔德去了《巴西环球报》的新闻采编室，这是巴西最大的报纸之一。格林沃尔德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详尽揭露了美国安全局是怎么监控巴西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的。这篇文章在巴西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丑闻，就像类似的文章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造成的结果一样。格林沃尔德成了采编室里的名人。主编握着他的手求他在报纸上开设定期专栏；记者们拿着各自的手机拍摄纪念照片。柏翠丝把部分场景拍摄了下来，然后放下她的摄影机在一边旁观。我注意到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格林沃尔德，没人在意她，而她却满脸笑容。“这就对了”，柏翠丝说到，“这太完美了”。
柏翠丝似乎专注于协调工作，她这么做不是出于害羞，而是策略方面的考虑。实际上她在处理信息方面特别强势。在一次访谈中，我开始询问她几个私生活方面的问题，她跟我说，“这感觉就像是去看牙医”。让我简单地勾画一下她的经历吧：她在波士顿郊外一个富裕家庭长大，高中毕业后，她搬到了旧金山在一家高档餐厅当主厨。她还在旧金山艺术学院进修过，师从富于实验精神的电影制品人迩尼·卓赫。1992年她搬到了纽约并开启了自己的电影职业生涯，同时还被美国新学院（The
New School是美国纽约一所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研究生专业录取。从那时起她一共制作了五部电影，最近的一部叫做《誓言》，讲的是关塔那摩监狱囚犯萨利姆哈姆丹和他在也门的小舅子的故事，这部影片获得了皮博迪奖和麦克阿瑟奖。
2001年9月11日世贸双塔受到袭击的时候柏翠丝在上曼哈顿西区。和大多数纽约人一样，在随后的数周里她都沉浸在哀悼和民族团结的情绪中。她说，那个时候“人们愿意积极地去做任何事”。当这种场景最后发展成为对于伊拉克先发制人的入侵之后，她觉得她的祖国迷失了方向。“我们总是想知道一个国家怎么会偏离了方向”，她说，“人们是怎么让这种事发生的，当事情越界失控时人们是如何袖手旁观的”。尽管柏翠丝没有在冲突区域工作的经验，但是2004年6月她还是赶赴伊拉克开始拍摄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
到达巴格达不久之后，柏翠丝被获准到阿布格莱布监狱拍摄巴格达市议会成员探访监狱的情况。这距离之前美军士兵虐囚照片被公布仅仅几个月。一个著名的逊尼派医生是该访问代表团的成员，柏翠丝拍摄了一段很有名的这位医生和囚犯交流的场景，当时囚犯高喊着表示他们无缘无故就被抓了进来。
这位名为利雅得阿尔艾哈德的医生随后邀请柏翠丝访问了他的诊所，之后还允许她报道他在巴格达的生活——这包括他们居住区的枪击事件和停电，他的一个侄子被绑架等。这部影片在2006年初首映并收到了广泛好评，其中包括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柏翠丝尝试着讲述战争对伊拉克人们的影响，而这使她遭受了一些严重的指控（显然这些指控是不能成立的）。2004年11月19日，伊拉克部队在美军的协助下袭击了艾哈德医生居住的阿哈米亚地区的一座清真寺，杀死其中数人。第二天，整个居住区陷入暴乱。柏翠丝和医生全家在一起，他们会时不时地到屋顶上观察情况。在其中的一次屋顶观察行动中，柏翠丝被俄勒冈国民警卫营的士兵发现。一些士兵怀疑柏翠丝事先得到了有关攻击的情报所以要到屋顶上拍摄。他们的营长，现已退役的丹尼尔亨德里克森中校上个月告诉我他当时就她的情况向旅指挥部做了报告。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指控。那天那片区域到处都在发生冲突，要想让人远离事发区域对于任何一个记者来说都是很困难的。提出指控的士兵们告诉我说他们没有证据。亨德里克森表示他的旅指挥部从未就此事给他作过回复。
阿哈米亚地区袭击事件发生几个月后，柏翠丝继续留在绿区以美军随军记者身份工作。她的作品在多个部队中放映，包括美军战争学院。汤姆穆勒少校是一位已经退役的美军军官，他曾经在巴格达和柏翠丝打过交道。他说柏翠丝一直都在忙于摄影工作，因此暴乱当日她在拍摄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指控实在是太荒谬了”，他说。
尽管这些指控毫无证据，他们却可能与柏翠丝多次被拘留和搜查有关。亨德里克森和另一位士兵告诉我在2007年（她第一次被拘留几个月之后）来自司法部联合反恐局的探员们约见了他们并询问了柏翠丝冲突当天在巴格达的活动。可是，这些探员或者其他探员从未联络过柏翠丝。“伊拉克部队和美军在周五祈祷日袭击了一座清真寺并杀死了几个人”，柏翠丝说，“第二天爆发了暴力冲突。我是一个纪录片制片人，当时就在那里拍摄。任何关于我事先了解袭击计划的指控都是错误的。美国政府应该调查是谁下了袭击命令，而不是调查报道战争的记者。”
在2006年6月，柏翠丝的国内机票都被标记为“SSSS”——二次安全审查选项——凡是带有这一标记的乘客在通常安检措施之外都要受到额外的关照。她第一次被拘留是在纽瓦克国际机场，当时她正要搭乘一架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她的作品将要在当地播映。而在回程她又被滞留了两个小时才被允许入境。一个月后，她到波斯尼亚去参加当地的一个电影节并播映她的作品。当她飞离萨拉热窝降落在维也纳时，她收到了机场广播，被要求到安检台报到；她随后被人从安检台带到了一部厢式货车上，车随后开到了机场的另一个区域，之后她被带进了一个房间并接受了行李检查。
“他们拿走了我的包裹并作了检查”，柏翠丝说，“他们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萨拉热窝播映一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电影。然后我跟安检人员套上了近乎。他说，‘你被盯上了。你的威胁指数都已经爆表了。如果400是最高值的话，那你就是400’。我说,‘这个指数系统整个欧洲都通用吗，还是只是美国适用’。他说，‘不，只有你们美国政府采用这套系统，他们告诉我们要拦住你’”。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开始编制一个恐怖分子监控名单，据估算该名单曾一度包含近一百万人。至少有两个和航空旅行相关的附属名单。禁飞名单包括了成百上千个禁止出入美国的乘客姓名。而被选者名单规模则超过禁飞名单，榜上有名的乘客会受到额外的机场安检和盘问。民权组织批评这些名单太过宽泛和专断，同时也侵犯了名单上的美国人的权利。
在维也纳，柏翠丝最终被获准达成她的转机航线飞往纽约，但是当她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在机舱口就被两个武装警员接走并带去一个房间接受讯问。自从那次开始，这就成了惯例，发生的次数（已经超过40次）她已经无法精确计数了。柏翠丝说，起先官员们对于她携带的文件很感兴趣，他们还会复印她的收据，有一次还复印了她的笔记本。后来她不再带她的笔记本，他们就开始关注她的电子用品，并告诉她如果她不配合他们讯问的话，她的设备会被没收并且自己动手找到答案。柏翠丝说又一次他们的确没收了她的计算机和手机，并且保留了好几周时间。她还被告知她拒绝回答问题的行文本身就构成了嫌疑。由于审讯发生在国际机场转机区域，政府认为普通的宪法权利在此处并不受到保护，柏翠丝不被允许找律师在场见证。
“这是彻头彻尾的侵权行为”，柏翠丝说道，“这就是我的感受。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涉及到我的工作，而这些问题显然是私人的和保密的。每次下飞机都有有人荷枪实弹地等着你，这太吓人了。”
尽管她曾经给美国国会议员写信，也曾经寄送了信息安全法案质询信，柏翠丝从未收到过任何回复，解释她为什么上了监控名单。“我不得不搞清这其中的原因，这太让人气愤了”，柏翠丝说，“你上了监控名单上却从来没人告诉过你，并且连续六年都会被留下接受检查。这情况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完全不符合合法程序。”柏翠丝补充说到，“没人告诉过我，也没人问过我，我也没做过任何事。这就像卡夫卡作品里的情景。甚至没有人告诉你被指控的罪名。”
在多次被拘禁之后，柏翠丝开始采取措施保护她的数据，比如让同行的旅伴携带她的电脑，把她留在海外的笔记本交由朋友报关或者放在银行的保管箱里。她会把电脑和手机里的信息清除得一干二净，什么都不会留给安检人员。她还会给她的数据加密，这样执法部门就不能读取他们获得的文件了。这些安全准备措施可能要花费她行前一天多的时间。
柏翠丝要担心的还不只是过境搜查。她说她觉得如果政府如此怀疑她以至于在机场审问她的话，那么政府也很可能会监控她的邮件、电话记录和网络浏览记录。提到司法部使用的一种秘密监控工具时她跟我说，“我猜一定会有国家安全信件提到我的电子邮件”。国家安全信件要求其接收人——大多数情况下是网络服务供应商和电话公司——在不通知客户或第三方的情况下提供客户信息。柏翠丝怀疑（但是她无法证明，因为她的电话公司和网络服务提供商被禁止向她通报情况）联邦调查局曾经针对她的电子通讯发送过国家安全信件。
Laura Poitras film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N.S.A. facility in Utah.
柏翠丝在2011年开始制作她以监控为题材的电影时就立即把自己的数字安保提高到了更高的级别。她停止使用手机，因为这不仅会泄露你在和谁通话，还会泄露你在任何时点的位置。她在用电子邮件发送敏感文件或者在电话上进行敏感谈话时会非常谨慎。2013年她接到斯诺登的联系之后，更是又加强了一层安保。出了对于所有敏感电邮都要加密之外，她还开始使用不同的电脑来编辑影片，保持联络以及阅读敏感文件（用于阅读敏感文件的电脑更是“与空气隔离的”，也就是说它从未联网过）。
这些预防措施也许只是杞人忧天——柏翠丝用“相当极端”这个词来形容它们——但是她为了拍摄影片而采访的那些人却是她所担忧的这些监控和扣押行为的目标对象。威廉姆宾尼就是一位曾经公开谴责国家安全局非法监控的前国安局高管。2007年一个早上，一群联邦调查局探员在他眼皮底下闯进了他家，枪口直指他的妻子、儿子和他本人。当联邦探员闯进他的浴室用枪指着他的头的时候，身上一丝不挂的宾尼正在浴室洗澡。他的电脑、光盘和个人材料被没收，至今尚未归还。宾尼也未曾受到过任何指控。
雅各布阿贝尔鲍姆是一位致力于隐私保护的积极活动分子，也是维基解密网站的志愿者。他也曾接受过柏翠丝的拍摄。美国政府向推特发出了一项秘密指令，要求得到阿贝尔鲍姆的账户信息，而这件事在推特网抵制这一指令时被公诸于众。尽管最终推特网被迫递交了信息，但是它还是得以被允许告知阿贝尔鲍姆。阿贝尔鲍姆曾经使用过其服务的谷歌和一家小型网络服务供应商也收到过秘密指令并且尽力通知他。像宾尼一样，阿贝尔鲍姆也未曾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
多年来柏翠丝容忍了机场搜查，很少在公共场合下发表怨言，唯恐她的抗议会招致政府更多的怀疑和敌意。但是去年发生的一件事让她彻底忍无可忍了。当时柏翠丝刚从伦敦回国在诺瓦克机场接受讯问，她被告知不能对讯问做记录。在律师的建议下，柏翠丝总会记下边检探员的名字、他们询问的问题以及他们复印或者没收的材料。但是在诺瓦克机场，一名探员威胁她如果继续记下去的话就用手铐把她铐起来。她被告知她不能记录任何内容，因为她可能会使用笔作为武器。
“后来我跟他们要蜡笔,”柏翠丝回忆说，”然后他对我说不”。
她随后被带到另一间房间里接受三名探员的审问——一位站在她背后，另一位提问题，而第三个是监督员。“整个过程可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柏翠丝说，“我当时正在记录他们的问题，或者说正在努力记下来，他们开始对我大喊大叫。我说，‘告诉我哪条法律不允许我做记录’。他们说，‘（有权利）提问的是我们’。当时的场面相当的激烈，真是剑拔弩张。”
柏翠丝在2010年遇到了格林沃尔德，当时她对他关于维基解密的报道产生了兴趣。2011年，柏翠丝到里约热内卢拍摄了格林沃尔德的生活并用于她的记录片。他当时意识到了柏翠丝遭遇的这些搜查并多次征求她的同意想要进行报道。纽瓦克事件发生后，她同意了格林沃尔德的要求。
“她说，‘我受够了’”，格林沃尔德告诉我说，“对她来说，做笔记并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的能力让她感受到自己手中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多少能够让她不让情况失控。记录是她的职业。我觉得当时那种情况下她觉得自己仅有的一丝安全感和对事态的把控都被剥夺了，而且仅仅以专断的权力为手段，没有给她任何解释”。
当时，格林沃尔德是知名网络杂志《沙龙》的作家。他那篇名为“美国电影制作人多次被边检拘留”的文章于2012年4月发表。文章发表后不久，这些拘留行为就停止了。柏翠丝希望这六年来所受的监控和骚扰这次真的是到头了。
柏翠丝并不是斯诺登泄露成千上万份国家安全局文件的首选。事实上，在和她联络一个月之前，斯诺登曾经联系过格林沃尔德，因为他曾经广泛地且批判性地报道过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911事件后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蚀。斯诺登给格林沃尔德匿名发送了电子邮件，在邮件中表示他有一些文件想要分享给他，而格林沃尔德却没有在意。斯诺登随后发送了一个包含加密视频的链接，仍然还是没有得到回应。
“加密软件的确既麻烦又复杂，”格林沃尔德跟我说，当时我们坐在他的门廊上，外面下着热带地区毛毛雨，“他不断地骚扰我，但是后来他终于绝望了，于是他盯上了罗拉。”
斯诺登曾经读到过格林沃尔德写的关于柏翠丝在美国机场遇到的麻烦的文章。他知道她正在制作一部和政府监控项目有关的电影；他还看过柏翠丝为纽约时报专栏记录栏目制作的关于国家安全局的简短纪录片。他算计柏翠丝能够搞明白他想要泄密的那些项目的内容并且也知道如何用安全的方式联络。
到了去年冬天，柏翠丝已经确认这位和她联络的陌生人是可信的。他们的联络中完全没有她预料之中那些政府探员惯常的刺探行为——没有询问有关和她保持联系的人们的任何信息、也没问过她目前忙什么。斯诺登早些时候曾经跟柏翠丝说她得跟其他人合作，她还得联络格林沃尔德。柏翠丝不知道斯诺登早已尝试过联络格林沃尔德了，而格林沃尔德直到在香港见到斯诺登才意识到这就是6个多月前曾经联络过他的那个人。
整个交流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意外——包括斯诺登，他回答了我经由柏翠丝转交给他的问题。当问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信任柏翠丝这个问题时，斯诺登写道：“在验证和核对信息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到罗拉对我的疑虑甚至要大于我对她的怀疑，而我谨小慎微是出了名的”。当我提到格林沃尔德起初对他针对加密通讯的要求和指示置之不理的情况时，斯诺登回复说：“我知道记者们都很忙，而且我觉得对方要把我说的事当真也是个不小的挑战，尤其是考虑到我最初提供的相关细节内容很少。此外，当时已经到了2013年了，而他又是一个定期报道国家权力过度集中和膨胀的记者。我发现新闻机构里还有像他这样不知道未经加密的信息会被发送到全世界各个情报机构的人，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诧。”
四月份的时候柏翠丝跟格林沃尔德发送了一封电邮表示他们需要面对面谈谈。格林沃尔德恰好身在美国，在纽约市郊的一个会议上发表讲话。两人就在他下榻的宾馆大堂里见了面。“她当时非常谨慎，”，格林沃尔德回忆说，“她坚持要求我不要带手机，因为政府有能力在手机关闭的情况下窃听信息。她还打印出了那些电子邮件，我记得我读到这些邮件时就有种感觉，这一起都是真的。斯诺登（当时我们还不知这人是斯诺登）所说的一切背后的热情和理念都是显而易见的。
格林沃尔德安装了加密软件并开始与陌生人联络。他们的合作看起来就像个间谍行动，而柏翠丝就是幕后主使。“行动安保方面她会统筹全局。”格林沃尔德说。“我都用哪些电脑，如何联络，如何保护信息，备份保存在何处，交由何人保存，具体放到什么地方。她完全了解要想在技术上和操作上绝对安全地做好这么一个报道需要了解的专业知识。如果不是她一直在各方面和我配合并且在协调方面牵头的话，整件事都不可能像取得现在这样的成效和影响。”
斯诺登开始向两人提供文件。柏翠丝不会告诉我斯诺登何时开始向她发送文件的。她不想给政府提供任何将来可能变成针对斯诺登或者她自己的审判证据的信息。斯诺登还说他很快将做好准备和他们见面。当柏翠丝问到她是要开车去他们会面地点还是坐火车去的时候，斯诺登告诉她准备机票。
今年5月，斯诺登向两人发送了加密信息，要他们到香港去。格林沃尔德从纽约飞到了里约热内卢，柏翠丝和他一起共同会见了《卫报》美洲版的编辑。考虑到该报在业界的名声，编辑让他两人带上《卫报》资深记者艾文麦克阿斯基尔一同前往，于是6月1日，3人一同登上了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香港长达16小时的航班。
斯诺登给格林沃尔德发送了一小部分文件，总共大约20个，但是柏翠丝收到的更多，她还没有时间详细阅读。在飞机上，格林沃尔德开始浏览这些文件的内容，最后发现了一个秘密的法庭指令，要求威瑞森将其客户的手机记录交给国家安全局。这封四页篇幅的指令来自美国联邦外国情报监控法庭，该法庭的判决被列为高度机密。尽管之前曾有传言说国家安全局一直在搜集美国的大量手机记录，但是政府一直以来都予以否认。
柏翠丝坐在格林沃尔德后面20排的座位上，她时而会做到前面与他谈论他正在读的内容。趁着身边的人还在睡觉，格林沃尔德指着屏幕上的联邦法院法令纹柏翠丝，“你看这个了吗？这上面说的和我的理解的是一回事吗？”
有时候他们的讨论未免过于激动以至于打扰了那些想要睡觉的乘客；他们会压低声音。“我们简直难以置信自己处于多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格林沃尔德说，“当你读到这些文件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它们涉及到的问题的广度。那是一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夹杂着狂喜和亢奋。这辈子你觉得你第一次手中充满了力量。因为眼前这个庞大的系统你一直都想要尽力揭露它、破坏它、推翻它-但是你通常毫无进展因为你没有任何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而现在这些手段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你眼前。
按照斯诺登的指示，他们一旦到达香港，马上要按照约定时间前往九龙区，他们要站在一家餐馆的前面，这家餐馆所在的商场和米拉酒店相连。他们要在那里一直等直到一个拿着魔方的人出现。然后他们要问这个人餐馆什么时候开张。这个人会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还会警告他们餐馆里的食物不好吃。那个手拿魔方的人现身了，他就是斯诺登，当时29岁，看起来更年轻。
“当我们两个看到他是那么年轻时简直都要晕了，” 柏翠丝说道，她这么说的时候仍然听起来很吃惊。“我完全不知道。我以为我在和某个真正的高层人物打交道，因此这个人年龄会更大。但是从我们的交流中我也知道这个人对于计算机系统相当了解，这让他在我的设想中会更年轻些。所以我想他应该40岁左右，是一个伴随计算机技术发展成长起来的人但是还得要位居高层。”
在我们的加密交谈中，斯诺登也提到了会面的那一刻：“我觉得她们发现我们预想的要年轻后觉得很烦恼，而她们来的太早了也让我很烦恼，因为这让最初的确认程序变得更繁琐。但是，一旦我们关上门开始交流，我想大家都被各自那份对谨慎和诚意的执着所打动确信无疑了。
他们跟随斯诺登去了他的房间，一进房间柏翠丝就掏出了她的摄像机，变身为传记片制片人。“气氛有点紧张，也有点让人不舒服”，格林沃尔德提到最初那几分钟的情景时说。“我们坐下来开始聊天，罗拉马上就开始安装她的摄像。我记得很清楚当她打开摄像机时，我和斯诺登都浑身一紧。”
格林沃尔德开始提问题，“我想要验证一下他的那套说法是不是合乎情理，而且考虑到我已知的信息会影响我的可信度甚至整个事情的进展，我只想要那些我可以得到的信息。知道我们接触的那5、6个小时结束之后我们才算真正建立起了人际信任关系。
对于柏翠丝来说，摄像机当然会改变人际交流模式，但却不是朝坏的方向发展。当人们同意被拍摄时——尽管这种同意是在她打开摄像机那一刹那间接获得的——拍摄就成了一种互信的行动，双方都投入了感情的筹码。格林沃尔德觉得很不自然，但是柏翠丝却觉得这是一种交流，双方公共分享无尽的风险。“如果能做到那一步的话（此处指接受拍摄），显然双方都有了某种明显的情感上的默契。”
尽管被镜头瞎了一跳，斯诺登还是适应了它的存在。“人们可能想，通常情况下间谍会像害怕过敏一样避免和记者或媒体接触，所以我还是一个清白可信的线人。——这件事情从头到脚都会让人惊异……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么做的代价。整个事情本身的分量事实上让我们更容易关注公众的利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利益。我觉得我们都心知肚明，一旦她的摄像机打开，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在接下来的一周，他们的采访准备工作遵循了一个相似的模式——他们进入斯诺登的房间时，拿下手机电池并放到斯诺登房间迷你吧的冰箱里。他们把枕头依次堆放在门口以防外面有人偷听，随后柏翠丝设置好她的摄像机并开始录制。斯诺登必须向他们解释政府的情报机构是怎么运作的，因为他担心自己随时可能被捕。
格林沃尔德最初的那些文章——包括最初那篇详细介绍他在飞往香港的航班上读到的威瑞锋法令的文章——在他们采访斯诺登的过程中就发表了。这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奇异的体验，一起制造新闻并目睹它传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事件被报道”，柏翠丝说道，“我们惊异于它所受到的关注。我们很专注于我们的工作，我们一直努力不让自己分心，但是我们也能在电视上看到整个事件在发酵。我们身处自己的小圈子，而我们也知道整个事件在我们周围正在产生各种反响，这些反响是我们看的到的，也是我们能切身感受地到的。”
在他们到达香港之前斯诺登就告诉他们他想要面对公众。他想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到底，柏翠丝说道，他不愿看到别人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猜到自己早晚会被发现。她拍摄了一段12分钟半的视频，并与6月9日发布，这是在格林沃尔德发表了他最初的几篇文章几天之后。这香港引发了一场媒体闹剧，记者们争相打探他们的下落。
有一些话题柏翠丝不愿让我发表谈话记录，而其他一些话题她根本不愿意谈——有些事因为安全和法律因素，其他的则是因为她想在自己的纪录片中首次提及她的故事中的关键情节。在提到她发表视频后与斯诺登的离别的情景时，她只愿说：“我们都知道这事一旦公之于众，我们的这段合作就结束了。”
斯诺登从他的酒店办理退房手续后就隐匿了。记者们找到了柏翠丝的住处——她和格伦瓦尔德住在不同的酒店，电话打到了她的房间。有一次，某个人敲了她的房门还喊了她的名字。她那时意识到记者们已经发现了格伦瓦尔德，于是她呼叫了酒店保安，随后酒店安排专人护送她从后门离开。
柏翠丝尽力留在香港，因为她觉得斯诺登可能还会想要见她，而且她也想拍摄中国方面对于斯诺登泄密事件的反应。但当时她本人也成了焦点人物，而不仅仅是个站在摄像机后面的记者。6月15日，当她拍摄美国领事馆外支持斯诺登的集会游行时，一位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记者发现了她并开始提问。柏翠丝拒绝回答问题并溜走了。那天晚上，她离开了香港。
A protest in Hong Kong in support of Edward Snowden on June 15
柏翠丝直接飞到了柏林，她去年秋天在哪里租了一间公寓专门用作剪辑纪录片。在那里她不用担心联邦调查局会带着搜查证来抢她的电脑硬盘。“我身上就像装了个过滤器，能够判断哪些地方我有自己的隐私，而哪些地方没有。”柏翠丝说，“而这个界限现在越来越窄了”。她补充道，“我不会放弃我现在的工作，但是我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实际上对于保护我在美国留下的材料我感觉无能为力，而在斯诺登联络我之前我就有这种感受了。如果你答应别人作为你的线人你会保护他们，而你又知道政府会监控你或者没收你的电脑，那么就算你做出承诺，事实上你也做不到。”
在柏林待了两周之后，柏翠丝去了里约热内卢。几天后她和格林沃尔德和我见了面。我的第一站是科帕卡巴纳酒店，他们当时在那里正和麦克阿斯基尔以及《卫报》的另一位来访记者詹姆斯巴尔工作。柏翠丝正在剪辑一条关于斯诺登的新视频，视频几天后会在《卫报》网站上发布。格伦瓦尔德和几个《卫报》记者正在忙着写另一篇重量级报道，这篇报道涉及微软公司和美国国家安全局之间的紧密合作。整个屋子很拥挤——没有足够的椅子给每个人做，所以总是有人要坐在床上或者地板上。好几个U盘存储器被传来传去，没人告诉我里面有什么。
柏翠丝和格伦瓦尔德很担心斯诺登。自从在香港见面之后她们就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了。那时候，斯诺登正身陷外交困境之中，他身处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的国际中转区，被美国政府以间谍罪指控，成为了全世界头号通缉犯。（随后他获得了俄罗斯临时避难许可。）柏翠丝当时制作的视频使用了她在香港拍摄的素材，它是全世界一个月来首次看到的关于斯诺登的影像。
柏翠丝说，“由于我们现在已经和他彻底失去了联系，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会不会再收到他的消息”。
“他还好吗？”麦克阿斯基尔问道。
“他的律师说他还好。”格林沃尔德回答道。
“但是他还没有见到斯诺登本人”，柏翠丝说道。
那天晚上格伦瓦尔德回家后，斯诺登在网上联络了他。两天后，柏翠丝在格伦沃尔德家工作时也收到了斯诺登的消息。
当时正值黄昏，乌鸦和猫头鹰响亮的叫声从丛林四周传来。当我从前门进去的时候，这些鸟叫声中还夹杂着5、6只狗的狂吠声。透过窗户，我看到柏翠丝待在起居室里，她抬头看了一下，然后马上投入到工作中去，面对周遭刺耳的声音完全泰然自若。十分钟后，她扣上了笔记本电脑，嘴里叨叨向我道歉，说有些事要处理一下。
她面无表情，也没有提到她刚刚还在同斯诺登进行加密谈话。当时我并没有催促她，但是几天后，当我要回纽约而她也要回柏林时，我问她那天晚上她是不是在和斯诺登通话。她给了我肯定的答复，但是她也说当时她不想谈那个问题，因为她觉得越是谈论她和斯诺登的交流，她就会觉得以后越没有机会和他交流了。
“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感经历”，柏翠丝说，“一个陌生人跟你联络，告诉你他打算冒着生命危险向公众揭露他们应当知晓的真相。他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来联络我，以生命为代价来信任我。这段经历给我留下的一切都是我在情感上难以割舍的。”柏翠丝表示她和斯诺登以及泄密材料之间的关联将会引导她的工作方向。“我能充分理解斯诺登眼中令世人悚然的真相以及他预想可能出现的状况。我想要尽可能地把这些传播给世人，并且尽可能地产生反响。即使这意味着我要坐在那不停得做有线采访也无所谓（这些采访会让我远离我需要不断接触的事物）。这不是谁抢先报道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人的前程。”
柏翠丝和格伦瓦尔德的故事是2013年外部报道领域一个特别有戏剧性的范例。他们不在新闻采编室工作，但他们个人却想要控制何种新闻内容在何时被报道。当《卫报》对第一篇关于威瑞峰的报道反应速度赶不上他们的要求的时候，格伦瓦尔德曾经探讨过让别家来报道，他把加密的草稿发给了另一家出版机构的同事。他还考虑过建立一个网站，他们可以在网站上发表任何内容，他还给网站起了个名字叫“国安局泄密”。最终《卫报》跟上了他们发表文章的进度。但是柏翠丝和格伦瓦尔德也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发布体系，把文章交给德国和巴西的一些媒体，并且还计划着让更多的媒体加入。他们没有和任何一方分享他们所有的文件。
“我们和新闻机构保持合作关系，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主要的责任还是源于线人所冒的风险以及他所提供的信息所涉及的公众利益。”，柏翠丝说，“任何新闻机构都是我们的潜在合作伙伴”。
和许多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不同，他们在政治立场方面从不试图保持中立。格伦瓦尔德多年以来立场鲜明；他最近在推特上还这么回复了一位评论员“你完全就是个白痴。你自己也知道吧？”他的左派政治观点和他的攻讦方式让他在政治圈子里没什么人缘。他和柏翠丝合作的作品被人斥责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煽动性言论。“我会仔细解读情报”，参议员情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戴安娜费恩斯坦说，“我知道总有人要抓我们的把柄……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联邦调查局有一万人参与反恐情报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防患于未然。这是在保护美国。”
柏翠丝一点都不像格伦瓦尔德那么好斗，但是她不赞同某些人把他们的工作称作党派走狗记者的挑衅言论的做法。“我的确有自己的看法。”她告诉我，“我是不是觉得美国的监控已经无法无天了呢？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这让人害怕，而人们也理应感到恐惧。这个躲在阴影中的秘密政府越来越大，到处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置民主制度下应有的远见和全国性论辩于不顾。我们这不是煽动挑衅。我们手中是有事实证据的。”
在这个政府监控泛滥的时代，柏翠丝拥有一套特别重要的技能（尽管这和普通的新闻报道技能毫不沾边）：和那些计算机安全专家一样，她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受监控。就像斯诺登指出的，“随着今年的泄密事件曝光，记者和线人之间的交流如果还没有加密的话，那显然就胆大妄为到让人无法原谅的程度了。”凭借他们破解保密网络的能力，诸如斯诺登和布拉德利曼宁这样的新一代线人手里掌握的秘密不再是一丁点，而是成千上万。他们并不一定要身处于华盛顿政府的各个网络之中，也不需要实际参与操作运行——斯诺登人在夏威夷，而曼宁从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向维基解密发送了成千上万份文件资料。他们并没有向那些最知名的媒体或者记者透露他们的秘密，而是会把资料分享给和他们持有相同政治理念并且能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接收泄密资料的人。
在我们的加密访谈中，斯诺登解释了他为何会向柏翠丝透露他的秘密：“罗拉和格林是这个年代少有的几个能够无畏地报道争议话题的人，他们即使面对针对其个人的令人难堪的批评也绝不退缩，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罗拉会被最近泄密资料提到的那些监控项目专门盯上。她所展现的勇气、个人经历和技能足以应对任何记者所能接到的最最危险的报道任务（报道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背地里耍的伎俩），这也使她理所当然得成为我爆料的人选。”
斯诺登披露的内容现在已经成为柏翠丝关于监控话题纪录片的核心内容，但是柏翠丝也发现她自己置身于一种类似照镜子的诡异立场，因为她无法避免她自己也成为自己这部纪录片中的一个角色。在她之前的影片中她从未现身过，也从来没有扮演做过讲述者的角色。而在这部影片中她或许也不会改变这个惯例，但是她意识到她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呈现自己，而她还在苦恼如何做到这一点。
柏翠丝还在评估她在法律上的漏洞。她和格伦瓦尔德没有收到任何指控，至少目前还没有。他们不打算永远不回美国，但是也不想近期回去。目前已经有一位国会议员将他们的行为比作某种形式的叛国行为，而奥巴马政府不仅对于泄密者，甚至对于接收泄密信息的记者都从未手下留情过，他们对这点也是心知肚明。我和他们待在一起时，他们曾经谈到过回国的可能性。格伦瓦尔德说政府要是逮捕他们的话就太不明智了，因为这会造成恶劣的公众影响。况且这也不会停止相关信息的传播。
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正乘坐出租车返回他的住所。经历了一整天的忙碌，外面一片漆黑。格伦瓦尔德问柏翠丝，“自从这事发生以来，你有没有过这么一天，脑子里不用想着国家安全局那些破事？”
“能有这种事吗？”她回答道。
“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么一天休息休息”，格伦瓦尔德说，“既然我们总归是要休息一下的”。
柏翠丝说她打算接着作瑜伽运动。格伦瓦尔德说他要恢复定期打网球的活动。“我愿意为了这事业终老一生，”，他说，“但是我可不愿意因为它变胖”。
他们的讨论转到返回美国这个话题上。格伦瓦尔德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被捕了，维基解密会接过他的指挥棒，负责发布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我会跟他们说，‘好吧。让我跟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朱利安阿桑奇，他会接我的班。祝你和他打交道愉快。”
柏翠丝逗他说“那你还真琢磨着回美国呢啊？”
他笑着说，很不幸美国政府往往做事的时候头脑都不怎么灵光。“如果他们够聪明的话，”他说，“我会考虑的。”
柏翠丝笑了，尽管这对于她来说是个艰难的话题。她不像格伦瓦尔德那样多才多艺，衣食无忧。这点也让他们两个人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她担心两人的人身安全。当然，她也担心监控。“我担心地理定位”，她说，“我会尽量不让他们发现我的行踪，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做到。如果他们要跟踪我，让他们走着瞧吧。我不会让GPS泄露我的行踪。我的位置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和以前相比从未这么重要过。”
他们的做法惹恼了很多人，而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政府机构和私人团体希望能够搞到他们手里成千上万的国安局文件。他们仅仅发布了一小部分材料（这部分绝密内容是如此引人注目，足以登上头条并导致国会听证会），而目前看来他们不太可能会像维基解密那样发布所有的内容。
“我们拥有了一扇窥视那个世界的窗户，而我们还在努力了解它”，柏翠丝在我们最后的一段访谈中谈到。“我们不是要掩盖这些事实，而是在努力拼凑出真相。而这个工程需要花费时间。我们的目的是公布那些涉及公众利益的内容，同时我们也要努力了解那个世界的情况并把真相传递给各位。”
当然，最大的悖论就是，他们在了解和曝光政府监控这一话题上的努力可能让他们终生置身于政府监控之下。
“我们的生活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了”，柏翠丝说到，“我都不知道我以后还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生活我不用担心我的隐私。那个年代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彼得马斯是一位调查记者，目前他正在写作一部关于监控和隐私话题的书。
原文来源：nytimes.com
原文标题：How Laura Poitras
Helped Snowden Spill His Secret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