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之女于小康的文章

父亲于光远以98岁高龄安宁地去了。我从美国带着大女儿赶回北京见了爸爸最后一面。告别式上，爸爸身上覆盖着巨大的镰刀斧头党旗，沿墙左边摆放的是家人亲友的花圈，右边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亲告别，也和我这个“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作最后的告别。在美国居住了三十三年，什么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这个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调侃的时候了。父亲这一走，如今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除了这个空洞的有名无实的身份，我还有研究学者、教育者的身份，还有三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只是学术工作已经放慢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所以这些身份也习而不察，就如在家穿着的旧T-衫。

我还剩下一个自我懂事以来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个梦魇般让我从小就学会躲藏掩盖的身份。年幼时这身份使我深感耻辱；青少年叛逆时期，耻辱感被愤怒代替了，但依然绝少提起。年纪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这个身份再也不能伤害我，也就习惯性地淡忘了。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学依然不知道我这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分量，反而因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沉重。这么多年来，眼看着中国社会变迁，但是我这个身份所映照的大时代大事件，好像已经被洗得了无痕迹，再也不会真相大白了。

    父亲走了，我不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伤痕文学”的名著《蝴蝶》里，她是书中女主人公海云的原型。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里，也细写了孙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们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不要对我说往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艾利·维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而且要把这个                              

 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为历史作证。

                          10/15/2013

于光远的前妻孙历生的悲怆命运

1 “悲怆”的涵义

我收到了金钟编辑题为《于光远去世》的电邮：

友琴：98歲的經濟學家過完了他光榮的一生，至少還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我不能忘記的是您寫的孫歷生，那樣悲愴的故事。他讀過嗎？有沒有去亡妻墓前敬獻過一朵花？啊，這個世界！金鐘  9-27香港

金钟先生信中所说的“孙历生“，是我的《文革受难者》书（2004年出版）中659名人物之一。孙历生的生平简述如下。

她生于1934年，1949年时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毕业留校当了该校的政治教员。1957年她在党校学习时被划成“右派分子”。她被送去劳改农场劳动，那是对“右派分子”的惩罚。她很年轻时和一名高级干部结婚，成为“右派分子”后丈夫和她离婚，他们的三个孩子在她母亲家里养大。她在劳动三年后在1961年底“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女三中，先做体力劳动，后到资料室工作。她和一名也是“右派分子”的中学教员聂宝珣结婚，又生了一个女儿。1966年文革开始，她再次遭到“斗争”和迫害。女三中建立了两个校园“劳改队”，她和校中另外三个“摘帽右派”都在“第二劳改队”中。红卫兵用细铁丝在她脖子上挂了四块砖头，强迫她和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1966年8月20日上午，该校校长沙坪在全校“斗争会”上打死，当时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她的母亲因有自己的住房，被红卫兵抄家剃头并殴打。她也被红卫兵抓到她母亲家中一起挨打。1966年夏天该校校长被打死，两名教员被抄家殴打后“自杀”身亡。孙历生活了下来。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她被关在学校“审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遭到“斗争”，该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没改造好的右派”，将在第二天下午开全校大会给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有人报告孙历生吊死在一个废弃的厕所中。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布她“自杀”。因为不见她的遗书，而且文革后银行发现她留下一张数额不小的存单始终无人认领，她的母亲和女儿一直怀疑她是被打死后吊起来的。她死的时候34岁，四个未成年的女儿中最小的七岁。

这就是金钟先生信中说的孙历生的“悲怆的故事”。我想，一方面，大概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形容词来形容孙历生的人生了。但是另一方面，读者大概也会同意，也只有了解她的具体的遭遇，才能真懂得所谓“悲怆”到底是怎样的状况。而且，其中不仅有她生前的遭遇，还有她死后遭到的论说以及不被论说。

2 “否认”受难者

于光远就是孙历生的离了婚的丈夫。最近北京的报纸介绍他是“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

其实我的书稿本没有写出于光远的名字。这样做的道理是，孙历生的悲惨遭遇中，虽然也有传统戏剧表现过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的因素，也就是妻子被有势或有钱的男人抛弃的成分在内，但是从主要的方面说，她的命运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这两场大“运动”也就是两场大迫害造成的。我尽可能地了解孙历生和她的同事遭到了什么样的折磨。这些调查的结果，写在书中和《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等文章中。被“劳改”，受酷刑，惨死于校园中，那不只是孙历生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上百万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指定的打击对象成为“受难者”的共同命运。她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名为“革命”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传统的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在其中的作用是其次。

金钟先生编辑《文革受难者》书稿的时候，在“孙历生”中的一处加入了“于光远”的名字。这也有道理。写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需要介绍姓名年龄出生地职业等等以显示真实性，其家庭和社会关系也是一个方面。何况于光远确实属于所谓“公众人物”，可以写到。

后来，2009年，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文学会议上，我的发言是对比小说人物和其原型，以王蒙的《蝴蝶》为例。发言后一名美国教授提问：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受难者是真的？其时，孙历生和其他几名中学教师受难者的照片等资料刚在大屏幕上显示过。会后有人跟我说：你应该请这位教授马上给于光远或王蒙打电话，他们两人总不能说孙历生是你编造出来的人吧。

看来，为了显示孙历生的真实存在，真需要提到她曾经的知名丈夫。不过，提出那种问题的背景是，一些西方和国内的教授要正面评价文革，提出毛泽东时代是“道德的时代”。显而易见，孙历生等受难者的“悲怆”故事会使得他们的“理论”无法成立。之前，已经有过文革的施害者矢口否认受难者存在。后来还有为了捍卫自己拥护文革的理论的人也来参与这种“否认”。二十世纪发生的迫害和屠杀，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有过“否认者”（deniers）。这些年，随着中国大饥荒和文革的千万受难者被揭露，就出现了对中国人受难惨状的“否认者”。

3  王蒙用庄子化解迫害

《文革受难者》书中关于孙历生有11页的描述，是经过数年调查才写成的。北京大学郑培蒂老师是孙历生在女三中教过的学生，在采访中告诉我孙历生曾是于光远的妻子，王蒙的邻居，也是王蒙小说《蝴蝶》中人物“海云”的原型。她记着孙历生教学生唱歌的美好形象。原型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多少年来，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下功夫研究难以考察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生平，想从他们的生平中找到他们的作品的原型，对作品作出更深的解释。《蝴蝶》是文革后文学的著名作品，我又碰巧调查了解了孙历生的生平和死亡，可做有关研究。孙历生和王蒙小时候都住在北京西四小绒线胡同自家的房子里，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读书，都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1957年都当了“右派分子”。《蝴蝶》是小说，裁剪原型的事实是应有的手段，不过，从取舍和改动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孙历生被离婚时已经有三个孩子，是“组织”要求离婚的。《蝴蝶》中“海云”只有一个孩子，成“右派”后主动要求和高级干部丈夫离婚。“组织”逼迫离婚是广泛使用的迫害手段，有三个孩子的“右派分子”妻子首先提出离婚太难被读者相信，改成一个孩子是很聪明的做法。孙历生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折磨，小说则没有写。看来是为了配合另一篇同时发表的《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缩写）中主人公对迫害的看法：“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因为大家知道，父母如果用残酷手法打死了孩子，也是要判重罪的。

王蒙聪明，他对原型人物的实事的改动确实有助于他要对文革迫害所作的解释。此外，他还用了庄子哲学，《蝴蝶》篇名就来自庄子最有名的“梦蝶”的故事。庄子对人生的看法超然潇洒。在庄子看来，生死如白天和黑夜交替，物质财富是身外之物。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说法。但是，不会有人愚蠢到想用庄子哲学为杀人犯和盗窃犯辩护说，既然“生死齐一”，物质财富也不重要，就不必对他们判罪和惩罚。文革后一段时间时髦说老子庄子哲学，如《蝴蝶》所作，当时有人私下说这是故弄玄虚滑过审查以求发表，而王蒙正善于此道。但是，今天孙历生已经被迫害死亡45年多了，王蒙也写了好几本非虚构作品，他的自传写了他生平种种大小事情，甚至也简单提到了孙历生，但是，他从未详述孙历生的悲惨遭遇。

于光远去世两周后，是王蒙的八十岁生日。在一篇介绍其生日庆祝的文章中（胡新民：王蒙在文革中是怎样挨整的？《共识网》），讲述为什么王蒙在文革中“一直平安”，引述了他们夫妇的话，是因为他们“一贯谦虚谨慎”，“听毛主席教导”，“向农民学习”。该文作者用的是直接引文。从三十年前写《蝴蝶》到现在，王蒙的认识又进了一层？ 他炫耀他的明哲保身诀窍的同时，也在暗示受难者们都是因不“谦虚谨慎”而遭难的吗？

4 于光远的回避

十年以前，我已经了解到孙历生在文革惨死，却没能找到她的死亡日期。档案中显然会有记载，但是要认识人才可能查到。所以这只有找到她的家人才能知道。我试了各种办法没有结果，最后，只有给于光远写了信。他没有回信。我在做受难者调查的时候，也曾给另外几名地位和他相仿或者更高的人写过信。 因为他们的名声和地位，收信地址不会错，他们也肯定收到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回信，和我写过信的普通人中的回信率形成对比。但是，于光远的女儿收到了我手写的信的传真件。传真件上没有任何附加的说明。她不知道是她父亲还是父亲的秘书或者别的人把我的信传真给她的。她和我联络，我才知道了孙历生的遇害日期。

文革后，1978年，孙历生的女儿们为母亲举行了追悼会。她们发出了一百张请帖，到会的有几百人，多是中学老师。其中有当时已经80岁的孙历生小时候的老师，也有和她一样在文革中惨遭殴打折磨的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校长高云遭毒打后失去知觉，被红卫兵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发现他还有气，没有烧他。他的两个同事姜培良和靳振宇都在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了。高云在追悼会后还来看望孙历生的孩子，希望帮助他们。于光远没有出席孙历生的追悼会。

于光远的女儿说，多少年来，为孙历生的死，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也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个高级干部“彭罗陆杨”四人中的一个。孙历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原因之一是说了批评他的话。陆定一为孙历生之死向孙历生的孩子道歉。这个道歉和陆定一说宣传部多少年来做的“就是整了这个整那个”一样，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发表。

于光远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抄家，被从原来的住房中逐出。这些都在他1993年出版的书《文革中的我》中有记叙。那本书里没有提到孙历生。孙历生的女儿还向我指出，书中有专章讲述他的孩子，但是只写在孙历生之后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没有提起孙历生的孩子，尽管书中写到的有些事情她也在场。于光远有五个女儿。其实对外人来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写到的孩子哪一个出自孙历生。他的这种刻意的小心的回避，也许也体现了他内心的一种紧张？说明他是在有意回避而不是简单的忘记？

在追念于光远的报道中，提到他晚年写作很多，出版了“近百本书”，还留下了写作用剩的两千多个铅笔头。这铅笔头收藏是很生动的关于一个高寿笔勤多产的作者的情节。但是也会令人问：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写到孙历生？崇高的社会地位，98岁的高龄，应该是一个可以谈论人生所有经历的年龄了，他为什么还要回避？他要回避的究竟是什么？

反右派，文革，中国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规模之大，手段之多，史无前例。中国有长久的学校和教育传统。前现代的精神导师孔子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名教师。文革中，连女子中学的校长教员都被学生红卫兵打死。我调查过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其中有三名校长和两名教员被女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其中有孙历生所在的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女十中教员孙迪，女四中教员齐惠芹。这既不能从传统也不能从现实中找到任何借口。王蒙写小说可以在庄子哲学的云里雾里侃上一气，于光远作为“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很难这样扯。显然，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的孙历生的遭遇，使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洽，只有回避。

在八十年代，王蒙是“重放的鲜花”之一（这是一本当时得到平反后复出的作家的文集的书名），以后则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行政职务做到文化部长。而于光远，也如金钟先生所说，“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在孙历生的故事前，他们只是交了白卷或者半白卷。

5 陈寿仁老师的光辉

我很遗憾，《文革受难者》出版数年之后，我才认识了女三中的退休教员陈寿仁老师。她居然通过电子邮件找到了我，她的电脑技术在她的同龄人中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陈老师1954年在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女三中，和孙历生在一个教研室。1957年，陈老师的丈夫，也是中学教员，被划成“右派分子”，减薪去教职。他们夫妇忍辱负重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文革中陈老师也被“揪”出来，和孙历生同在该校的“劳改二队”中。1966年8月18日，北京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学校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的百万人集会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说了“要武嘛。”第二天，在女三中，红卫兵开始殴打折磨校长沙坪，直到深夜。8月20日上午，全校大会“斗争”“牛鬼蛇神”，沙坪在会上被打死。毒打沙坪的时候，孙历生和陈寿仁等老师也都跪在沙坪旁边挨了打。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陈老师也和孙历生都被关在学校里“隔离审查”。他们是“难友”。

和王蒙和于光远不同，陈寿仁老师既不是名人也不是大官，但是她坚持真理守护良心。她不为名利也不为出版（因为不能），做了仔细的回忆和调查，写出了女三中文革的全貌和所有被侮辱被折磨被“斗争”直至被杀害的人的名字和故事电邮给我。

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966年，红卫兵高潮的“红八月”中，校长沙坪被打死。数学老师张梅岩和体育老师何瑾被抄家侮辱后“自杀”。我在这里加上引号，因为即使他们确实是自己了断了自己的生命，也绝不是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在该校校内，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人，红卫兵说是“老地主”，被活活打死。红卫兵还毒打和逼迫学校对门一个住户马宝山的妻子在他们面前吊死。她是七个孩子的妈妈，被说成是“破鞋”。

1968年，学校“革命委员会”领导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一批老师被作为“特务”“现行反革命”遭到关押和“斗争”。所谓“特务”，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所谓“现行反革命”，是一位体育老师在家中做完针线活后，顺手将针别到贴在墙上的报纸上的毛泽东照片的空白边上。

在孙历生去世前，化学老师方婷芝也被关在学校，她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6月11日晚上宣布第二天下午要对她召开全校“斗争大会”。12日中午她端着一个茶缸走出校门穿过马路时被13路公共汽车撞死。 “革命委员会”宣布她“畏罪自杀”。陈寿仁老师认为方婷芝并非自杀，是因为神经紧张一夜未睡而出了事。但是方婷芝的丈夫钢铁学院教授高诒善先生知道方婷芝的死讯后，于第三天（6月15日）真的自杀了。家破人亡。

陈寿仁老师说，在孙历生死前的晚上，在校中东配殿（该校原来是帝王庙）最北端的教室里，召开了教职员工的质问会。陈老师也在会上。孙历生跪在地上，被指控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结束时，“革命委员会”主任双手叉腰，宣布要在第二天下午召开全校大会，给孙历生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陈老师和一起被关的同事不见孙历生来吃午饭。后来他们听说她吊死在厕所里。

盛荃生老师1957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药眠的研究生和助手。他和黄教授都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盛荃生也被指控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说他“继承了黄药眠的衣钵”。不断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威胁说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导致盛荃生精神错乱，言行不正常。“革命委员会”主任骂他“他装疯卖傻”并继续批斗。盛荃生由精神分裂症发展成疯子。从那以后直到 2005 年去世，他的多数日子是在安定医院度过的。

陈老师还列出了该校有七名教职工的配偶在文革中被害死。

于晓岩的爱人齐XX，四十一中校长；

孙静的爱人何XX，外国语学院老师；

邵贞悌的爱人，人民银行干部；

张翰的爱人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方婷芝的爱人高诒善，北京钢铁学院教授；

何世瑾的爱人，北京安定医院医师；

王秉纯的爱人，某小学老师。

女三中一个中学（文革后改名159中学），就有一名校长加四名教员被害死，还有一名教员被迫害成疯子，有七名家属被害死，有至少两名外校人员在校中被打死（该校红卫兵在校外打死的北京居民还未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对这个学校，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多么残酷的杀戮。

陈寿仁老师说，1960年代初她问过孙历生：“你为什么反党成了右派啊？”孙历生说，她看到了一些内部资料，和人议论了，被报告了，成了右派。陈老师又问：“你为什么离婚啊？”孙历生说：“他要离。我也愿意离，免得影响他。”1966年8月20日上午“斗争”和打死了校长沙坪，孙历生和她都是“劳改二队”的，跪在沙坪的东边。

回顾孙历生的一生，一定会发现她经历了太多的背叛。她加入的党背叛了她，她的第一个丈夫背叛了她，她的同学和朋友（那人文革中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背叛了她。但是陈寿仁老师作为一个与她无亲无故的普通历史教师没有背叛她。陈老师坚持写出了真实的孙历生之死，写出了女三中的受难历史。这是浸透了无辜者的血的历史。陈老师也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老师。

我和陈老师在网上认识几年后才见到她。她已经年近九十，曾患癌症，但我见到她时，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机智，灵活，精神焕发。看到她，让我相信，心里有“真”和“善”的人，外形也会“美”。

6孙历生之死成为历史“三棱镜”

以上所写，很多是孙历生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围绕着怎么认识怎么看待怎么叙述文革历史发生的事情。我曾把这些称为“历史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孙历生像一个历史的三棱镜，分离出了一些对历史和迫害的相当不同的态度和持有这些态度的人，就像三百年前牛顿用三棱镜把人们认为的“白光”分离成了七色光。对孙历生之死，有坚持回避的于光远，有使用了从“庄子梦蝶”的高雅典故到“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的通俗比喻来淡化孙历生死亡血迹的王蒙，有否认孙历生其人存在的美国教授，有坚持想要弄清母亲死亡真相的女儿，有道歉而得不到公布的副总理陆定一，有同命相怜的高云校长，有深深记得她美好形象和气质的郑培蒂老师（她在文革中也遭到残酷迫害，文革后在电视上教英语而给观众留下了美好印象），还有心胸宽广仁慈坚持真理的陈寿仁老师。在这精神的“光谱”上，我们看得到有好有坏的不同的人和价值观念。这是文革造成的社会心态的一部分，也应该是文革历史更深的一部分。

在这个“光谱”的左端上，是最近受到审判的薄熙来。他的反历史行动，实际上也和孙历生相关。

7 薄熙来的反历史行动

1966年，薄熙来是中学生。薄熙来兄妹在1966年8月当了红卫兵，参加了红卫兵暴力行动。这在当时不算特别的事情。实际上，我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有可以当红卫兵而拒绝当的人，也没有发现没有受过暴力斗争的校长。但是薄熙来后来有了权势的时候做的事情，希望不是老红卫兵中平常普遍的事情。薄熙来邀请了一些北京的中小学教员到他的领地大连过夏天。其中有被他妹妹抄家砸烂了所有东西的老师，有文革后参加追查女三中红卫兵暴力事件后遭到制止而只好中断的老师。“招待得非常好，”一位老师说，“离开时还送给每人一箱礼物，很好的礼物。”对老师的要求呢，就是不要再讲文革的事情。

2000年，一名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中学校长的儿子和我谈话。第一次谈话很顺。文革一开始，他因为是“革命干部子弟”，当了红卫兵，参加了抄家打人。但是他的母亲是中学校长，很快就被斗争，被关押，被剃“阴阳头”，在“红八月”末被活活打死。他的好朋友的父亲也是一名高级干部，朋友和他一起当过红卫兵，两年后朋友的父亲“自杀”了。实际上这也是文革时期干部子弟中很典型和普遍的遭遇。他谈到这些，也谈到自己母亲之死给他造成的内疚，因为他毕竟也参加过对别人施暴。我和他约好再谈一次。但是第二次他不愿再谈。他说，他告诉了他的哥哥他和我的谈话。他的哥哥要他不要再和我谈。哥哥说应该学习薄家的子女的做法：他们不谈，他们识大体。

薄熙来的母亲在他父亲被“打倒”后，在1967年1月“自杀”了。

这位哥哥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显然，对文革迫害事实，有着很不相同的看法，而不同的看法来自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并且导致了对事实的不同说法和做法。母亲的死不见得会使某些人否定文革的迫害原则，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自己有权力控制他人的生死。

正因为如此，历史写作变成复杂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在多层次上观察和记录历史。回顾历史写作中的这些“历史的历史”，请让我在这里再向陈寿仁老师致敬，也再向女三中的文革受难者们表示哀悼。

王友琴

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