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從清華大學看文革--讀孫怒濤回憶錄《良知的拷問》

April 3, 2016

( 2013-01-13 20:34曾發於五柳村的網易博客,2013年8月31日該博客被關閉.)

　　按：本文是作者應孫怒濤校友特邀為其文革回憶錄《良知的拷問》所作的序。

孫 怒濤是我在清華的同學，我們都是１９６６屆的，都因文革延遲分配，因而共同經歷了清華文革的全過程。如今，我和老孫都退休了，在百年校慶上相會。不久，他 就發來了《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歷程》，寫的他在文革中的經歷，讓我讀後寫點東西。讀了這本著作的初稿，產生一些想法，寫出來和大家交 流。

◇　清華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的一個角斗場

　　毛澤東和劉少奇把清華當作一個角斗場。在這場角斗中，劉少奇先出招，毛澤東後發制人，置劉少奇於死地。最後毛澤東還是採取劉少奇的辦法解決清華問題。

　　毛沒有直接管清華的文革，是通過周恩來、江青、陳伯達、謝富治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員來貫徹他的意圖。中央機關一些人，也根據自己探測的毛澤東的意圖，把清華學生當槍手。阮銘就是一例。

　　８月１９日，唐偉、吳棟、陳育延貼出《王光美是［清華園的第一號大扒手》的大字報。當時有同學對我說：“快去看唐偉他們的大字報！你曾貼過王光美的大字報，要不要再寫一張幫唐偉添把勁？”

我 看了唐偉他們的大字報，感到很震驚：我的大字報說王光美“定調子”，是我親耳聽到的，她當政治“大扒手”我怎麼能知道？當時我不知道唐偉哪裡來的這股勇 氣。２００９年我向唐偉提出了這個問題。唐偉回答說：是阮銘讓我們寫的。寫完後我們還不敢貼，放了幾天，還是阮銘鼓勵我們貼出去的。當時阮銘是中宣部的一 名幹部，可能他得知毛要打倒劉少奇的意圖，就讓學生們沖在前面。文革後，阮銘發表了很多文字，可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

◇　劉少奇與清華文革

　　劉少奇最先插手清華文革。他女兒劉濤和賀龍的兒子賀鵬飛最早貼出反對校長蔣南翔的大字報。如果不是從自己家裡摸了底，我想他們是沒有這個膽量的。陳繼芳描述了她親歷的過程：

有 一天，劉濤、賀鵬飛來找我，秘密通知我到主樓一個房間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十多人。那是一次神秘的會議，就像電影中看到的地下黨開會一樣——一樣的通知形 式，一樣的召開方法，李黎風（李井泉之子）激動地宣布：“清華大學校黨委是修正主義的！蔣南翔是黑幫，我們要重炮猛轟！”還說：“前一階段，大家站穩了立 場，你們都是清華的左派，經受住了黨的考驗，黨中央支持你們！”劉濤說：“黨中央感謝你們！黨中央要清華左派組織起來！”她的話使我們萬分激動，由於是秘 密會議，我們每個人都只能低聲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這次會議上，我還結識了喬宗淮（喬冠華之子）、胡勁波（胡克實之子）等高乾子弟。 （陳繼芳、馬小莊《潮起潮落》，２００１年自印本，第２２頁）

　　當時的中央已經是“兩頭蛇”（中央是“兩頭蛇”是毛澤東說的。陶鑄、 葉 劍英在不同場合都向邱會作談到這個說法。見《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１年，第４３４頁），一個頭是毛澤東，一個頭是劉少奇。劉濤說的 “黨中央”顯然是劉少奇主持工作的“黨中央”。

　　根據劉少奇的指導思想，１９６６年６月８日，一支由５２８人組成的全國最大的工作組 陸 續進駐清華大學，工作組一進校就罷免了學校的全部官員，完全接管了清華的各級權力。劉少奇直接過問清華的文革，派他夫人王光美當工作組的顧問。正像中央文 革小組對江青唯命是從一樣，清華工作組在王光美面前當然也是唯命是從的。王光美來清華時，一位目擊者有一段描述：

　　６月的一天，自９樊程在主樓前值班巡邏，一輛轎車停在校門外公路邊，一位身着中山服、個子高挑的中年女幹部，騎上後備箱中搬出來的自行車，從主樓前騎進入清華。這個女幹部就是工作組顧問王光美。（唐偉《從清華文革談清華校訓》，《記憶》第８６期）

　　王光美一腳踏進清華，就惹下了決定她和劉少奇命運的大麻煩。

　　我一直無緣見到王光美。孫怒濤描述了他親眼看到王光美的情景：７月３０日，晚飯時間，我已經打好飯菜正在吃了。忽然，就餐的人群騷動起來，聽周圍的人在說：王光美來賣飯了。

匪 夷所思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夫人到清華的一個極其普通的學生食堂賣飯來了！我順着大家的目光掃視過去，發現有好些同學都湧向食堂的西北角。那些還沒有 打飯菜的同學都跑到王光美的售飯點上排起了長隊。其他幾個售飯點上賣飯賣菜的師傅也伸長了脖子往那裡瞧，他們面前買飯菜的同學已經少得可憐。

　　那時候，九飯廳的售飯點很簡單，就是在一張條桌上放一笸籮的饅頭、窩頭再放一大搪瓷盆菜。我看到王光美繫着白圍裙在打菜，主食由其他的大師傅賣。

王 光美是名門閨秀。我想即使她在桃園搞“四清”，與老百姓搞“三同”，也只是擺個姿態，不會真正出力氣的。這次來食堂打菜，對她來說，肯定是相當重的力氣活 了。不多一會兒，那隻打菜的手腕似乎有點力不從心。本來是單手打菜的，後來經常需要另一隻手來幫一下了，就像打網球一樣。

　　邊上的大師傅見狀，想來替下她。要是她只站在旁邊看大師傅打菜，那算什麼“勞動”呀？於是，頭腦還算活絡的大師傅想出了一個絕妙的點子：大師傅打好菜以後，讓王光美再用筷子夾上一點菜——加菜。

　　我倚着牆角端着飯碗遠遠地看着，欣賞着平生難得一見的秀場。看到她這種做做樣子的勞動，用現代流行語就是“做秀”，心裡覺得直反胃。

　　可惜那個時候還沒有隨行的記者拍照攝像。要是在現在，肯定要在媒體的頭版頭條大肆宣傳一番的。

　　事後聽說“有人呼：‘劉主席萬歲！’王光美默認。”我在現場的時候，沒聽到有人呼這樣的口號。不過事後在大字報區，吹捧王光美的大字報還真不少。說什麼貴為國家主席夫人，屈尊下基層為學生打飯賣菜，體現了中央首長對清華文革的巨大關懷，云云。

     王光美把清華大學當作“桃園”，把她的“桃園經驗”用到清華來了。她左手把大批幹部打成“黑幫分子”，右手把７００多名師生打成了“反革命”。她６月來清 華，一直深藏不露。連已經承諾和工化系學生見面，還是找了替身，造成了把蒯大富推上政治舞台的一場誤會（６月２１日，王光美原來約定和工化系的學生開座談 會，開會時來了一位女士，蒯大富等以為是王光美，後來才知道不是，蒯大富等寫了一張大字報《葉林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進一步加深了蒯大富對工作組的 懷疑）。然而，毛澤東批評工作組以後，她頻頻現身，又是講話，又是賣飯。她是想“挽狂瀾於既倒”，還是想作一個精彩的告別？我想，這應當是毛劉角逐濺出的 一朵小浪花。

　　薄一波和劉少奇是在同一條船上的。劉少奇派到清華的工作組長葉林是薄一波在國家經委的副手。薄一波當然十分關心清華文 革。他至少兩次到清華，他到清華如何指導工作組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同蒯大富那場精彩而有趣的對話已廣為傳播。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看《清華蒯大富》這本書。 這場對話發生在科學館和大草坪間的那條路上，當時我在那裡看大字報，可惜只趕上了一個尾巴，看到了一位頭髮稀疏的“胖老頭兒”在人群眾中指指點點地說什 麼。

　　我從延慶四清工作隊回來以後，工作組指定我為“汽六一”班的文革組長、團支部書記。負責我班的工作隊員是一位來自林業部的趙女 士，她比我們大不了幾歲，凡事請示她的上級、“汽六”年級工作組負責人是王茂林。王茂林也是林業部來的。剛開始我是聽工作組的。“汽六五”的李文藏、電機 系的甘小傑和“汽六一”的吳文忠從林學院抄了《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署名“李小忠”在清華張貼。由於這個談話和工作組的精神不一致，他們被工作組打成 “小三家村”，在大禮堂開批鬥會。作為班上的文革組長，我也參加了批鬥會的組織工作。吳文忠是調干生，是我班的大哥，對他的批判我一直心懷愧疚。後來工作 組還要批判我班另一位批評工作組的同學，我不同意，和王茂林吵了一架。

　　王光美整蒯大富我開始不在意。她組織了萬人針對蒯大富的遊行 示 威，高呼“打倒蒯大富”的口號。我在遊行隊伍中想：這麼大的政治壓力，蒯大富會怎麼樣呢？後來看到蒯大富那麼堅硬，我心中暗暗佩服和同情。７月２９日，北 京市委召開大中學校文革積極分子大會，宣布了中央撤銷工作組的決定。這天晚上，在同學們激烈批評工作組的發言以後，王光美竟然在大禮堂召開的大會上拐彎抹 角地為工作組辯護。她說：“你們有你們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還公開講她和劉少奇的“生活關係”。當時劉少奇還很有威望，她搬出劉少奇，使我們感到她有 以勢壓人的味道。她還沒有講完，我就貼出了上述大字報，說王光美的講話為辯論工作組問題“變相地定了調子”。當時《人民日報》批評走資派在群眾運動中“劃框框，定調子”。我這裡用“變相地定了調子”，為王光美留了一點餘地。王光美在她的１０月１０日的檢查中採納了“變相地定了調子”這句話。這天晚上，葉志 江也貼了批評王光美的大字報。

　　王光美在清華工作組期間，每天回家向劉少奇匯報情況。對清華工作組的問題劉少奇有直接責任。劉少奇還 深 夜到清華大學看大字報。當時有人把“梁思成日記”抄成大字報貼出來了，其中有兩句自責的話：“我有兩個缺點，一是好逸惡勞，二是愛玩女人。”劉少奇看了 說：“梁思成跟他父親一樣的壞！”劉少奇這樣貶損梁啓超我很吃驚。

◇　周恩來與清華文革

　　毛澤東７月１８日回北京不久，就委託周恩來過問清華文革。周恩來在清華的幾次活動中說：“黨中央、毛主席叫我過問一下清華大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１９６６ 年７月３０日，周恩來在人大會堂找了兩批清華大學的學生開座談會，聽取學生們對清華文革的意見，每個座談會三個小時。一個座談會是“臨籌”的頭頭，即劉 濤、賀鵬飛等人；一個座談會是批評工作組的學生，即雷蓉、王小平等人。當時蒯大富還沒有平反，３１日，周恩來又兩次共用６個小時聽取了蒯大富的匯報。這三 次活動大概是調查研究，可能是為八屆十一中全會作準備。幾天以後，８月４日，他就到清華大學的萬人大會上講話。８月２２日，再一次在清華大學的萬人大會上 講話。

　　周恩來同臨籌的頭頭談什麼不得而知。找批評工作組的那一批人座談，當中有我。大概是因為我寫了《王光美同志在定調子》那張大 字 報的原因。那是星期六下午，我們從甲所乘一輛舊吉普車到人民大會堂（雷蓉、王小平以外的８人）。參加座談會的共１０人，有雷蓉（外貿部長雷任民之女）、王 小平（王任重之女）、張征爾（自０的一位個子不高的女同學），還有工化系６年級一位姓魯的男同學，其他幾位記不得了。雷蓉、王小平、張征爾等高乾子女稱周 恩來“周伯伯”，我們稱“總理”。座談會開了３個小時。我回來後作了追記，現在還留着。

　　周恩來叫到每一個人的名字時我們像課堂上老 師 點名一樣站了起來。周說：何必這麼客氣？不要站起來，我們隨便些。他問每一個人的年齡、幾年級、家庭出身，父親幹什麼，祖父幹什麼。我們中間有幾位不知道 祖父是幹什麼的。周笑着說：“這可不行，要了解家史，過五關嘛，家庭是一關。要了解祖宗三代。社會調查必須揭三代，挖思想影響必須追究三代。當然最後還得 看本人表現。”

　　“揭三代”？在以後血統論橫行的時候，我想起了這三個字。

　　周問到一位同學的母親幹什麼，這位同 學 說：“她走了！”周問：“怎麼走了？”這位同學說：“她和我父親離婚了，和別人結婚了！”周問：“你去看她沒有？”這同學說沒有看她。周說：“看來你還有 點封建，她離婚是按婚姻法辦事嘛，你為什麼不去看她呢？有人說我們老年人有舊框框，看來你們年輕人也有舊框框，”說到這裡，周笑了：“嘿嘿，我抓你的小辮 子了，你回去給我貼大字報吧！”

　　周問我幾年級，我說六年級。周說：“大學還有六年級？太長了，陸定一就是喜歡長！”

　　雷蓉說：“過去被當做‘蒯派’整過的人現在矛頭指向了文革幹部，這些文革幹部原來都是反蔣的左派，我覺得這樣不對。過去整‘蒯派’只能怪工作組，不能怪這些學生幹部。”幾位同學同意雷蓉的意見，周總理也同意。

　　一同學問：“為什麼葉林不承認錯誤？”周說：“總得有一個認識過程嘛，別看他歲數很大，他沒有想通的時候和你們年輕人一樣。”

一 位同學說：“周伯伯，你昨天在人大會堂講話時說錯了一個字，把自上而下說成了自下而上。”周說：“昨天我沒有講稿，只有一個提綱。少奇同志的講話也沒有稿 子。只有小平的講話有稿子，我們都看了。我是６８歲的人了，心裡想的和嘴裡講出來的有時不一樣。你們對我的講話可要一分為二呀！”

　　我接着問：“對毛主席的講話要不要一分為二？”周立即回答：“那可不能一分為二！他的講話已經經過一分為二提煉過的。”多年以後我想到，這句話和“句句是真理”是同一個意思。

　　周還和大家討論了下一階段如何“鬥批改”的問題。

　　在座談中我們雖然七嘴八舌地提了很多問題，他總是滴水不漏。周恩來是一個十分謹慎的人。孫怒濤在他這本書中記錄了他親歷的周恩來的一個細節：

　　記得有一次接見過程中，周總理起身向邊上走去，可能是想到衛生間去。走到半途，忽然聽到接見的人群中不知那個造反派唱起了國歌。周恩來聽到了，馬上停住腳步，端着右臂，一動不動地凝立在那裡，直到這邊唱完以後才再起步。那份謹慎，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周 恩來過問清華文革的事情很多。我只寫我親身經歷的事。他在清華參加的兩次萬人大會已被記入史冊，清華校友們已經對兩次大會補充了不少細節。８月２２日那次 我再補充一點細節。為了和官辦的“清華大學紅衛兵”唱對台戲，８月２２日，我們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後來改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我系的“毛澤東 主義紅衛兵”是我和任彥申組織起來的。當時我們爭取到了“保衛總理”的任務（其實中央警衛局已有保衛，我們只是象徵性地在外圍站崗），十分高興，十分光 榮。官辦的“清華大學紅衛兵”是紅綢子袖章，我班把王敬同學的紅床單撕了做袖章。那天下大雨。周恩來站在雨中講話，有同學給他打傘，他推開了，執意要在雨 中講話。全場萬人齊聲高喊：“打傘！”“打傘！”“為總理打傘！”場景是很感人的。

◇　毛最後還是採用劉少奇治理清華的辦法

毛 從反對劉少奇派工作組入手介入清華文革，最後還是採取了劉少奇派工作組的辦法解決清華問題。不過，他派出的不是５００多人的工作組，而是３萬多人的“工作 組”。其所以出現這樣的結果，還得從清華的文革過程說起。孫怒濤的書詳細記錄了這個過程，我再根據我自己的經歷概述一下。

　　工作組主 政 期間扶持成立了以賀鵬飛、劉濤、李黎風、喬宗淮等高乾子弟組成的“清華大學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臨時籌備委員會”（“臨籌”），我們稱之為“偽臨籌”。“臨 籌”成立時，我在大禮堂草坪南頭日晷附近的蓆子上貼了一張小字報，內容很簡單：“毛主席說‘不吃苦就不能當左派’，高乾子弟沒有吃過苦，他們不可能是左 派，不是左派怎能當‘臨籌’的領導？”“不吃苦就不能當左派”是毛澤東和毛遠新的談話中的一句話，這個談話在文革前就傳達了。“不是左派不能當領導”是當 時通行的政治標準。這張小字報貼出後，周圍寫滿了批評和支持的批語。

　　工作組撤出清華以後，“臨籌”在清華主政。但他們控制不了局面。

       蒯大富被工作組打成了反革命之後，又出現了一批反工作組的學生，成立了一些“戰鬥小組”。工作組撤了以後，就清算工作組“餘毒”、批判“偽臨籌”。在我們系 有兩個比較活躍的戰鬥組，一個是我組織的“雲水怒”，成員有錢壽民、周泉纓等人；另一個是任彥申組織的“剌刀見紅”，成員有尹尊聲、孫述璞等人。我們兩個 戰鬥組觀點一樣，經常寫大字報互相呼應。錢壽民和周泉纓口才好，讓他們當了“雲水怒發言人”，他們倆經常在大禮堂的辯論會上發言。全校這樣的戰鬥組很多。 大禮堂的辯論會也很多。唐偉、陳育延、孫怒濤等都是活躍分子，是風雲一時的人物。“千鈞棒”的頭頭沈如槐經常到我班來找錢壽民搞“革命串聯”。這些戰鬥組 都是清算工作組、批判“偽臨籌”的。沒有參加“破四舊”，沒有搞武鬥，更沒有搞“血統論”和“紅色恐怖”。不過，學校行政中心工字廳門前的兩尊大石獅子被 拖到百米開外，是我們這批人幹的事。

　　“臨籌”領導成員是工作組倚重的對象，是反蒯的主導力量。８月７日，“臨籌”提出結束對工作組 的 批判，把鬥爭方向轉到批“黑幫”上，即“八七建議”。顯然“八七建議”是保工作組的，背後是保王光美、保劉少奇。８月８日，反對工作組的一派學生組織“八 八串聯會”，否定了“臨籌”的“八七建議”。８月９日，支持“臨籌”的劉菊芬（全國總工會領導人劉寧一之女）等針鋒相對地成立了“八九串聯會”，堅持“八 七建議”。成立“八九串聯會”是王光美支持的。清華大學就這樣分為“八八”派和“八九”派，一派要批工作組，一派要立即批蔣南翔。當然，“八八”派並不保 蔣南翔，只是說肅清工作組的影響以後再批蔣南翔。“八九”是多數派，是和“臨籌”一體的掌權派。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以後，“八九串聯 會”就翻牌成為“清華大學紅衛兵”。８月２２日，“八八派”也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後來聽說毛主席不同意提“毛澤東主義”，改為“毛澤東思想紅衛 兵”。當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少數派，在強大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面前，我們感到勢單力孤。自控系的孫銀基（即孫怒濤）寫了一篇《少數贊》，對我們鼓舞很 大，孫銀基也在造反派中一舉成名。

　　８月２４日，賀鵬飛等組織十二校的中學生紅衛兵撕掉了全部大字報，用皮帶毆打不同意見的人，強迫 “黑幫分子”拆二校門，孫怒濤在書中記錄了他的見聞。那一天我也在現場。事後我們一批人到府右街中央接待站去告狀，身穿灰色毛料中山裝的周榮鑫接待了我 們。他沒有表示支持我們，使我們失望。

　　我們這些反工作組的學生本來是繼蒯大富之後起來的，但蒯大富已經被工作組搞得很臭。給他平反 以 後，他想參加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沒有接納他。蒯大富回憶說：“張春橋見我獨往獨來，建議我要有自己的組織，朱成昭、韓愛晶也建議我成立一個組織。”（許愛 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８頁）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９月２４日，蒯大富等組織的“井岡山兵團總部”正式成立，他 們想在校廣播台上廣播成立宣言，賀鵬飛不同意。１０月１日《紅旗》雜誌發表第１３期社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１０月６日，首都三司召開批判資產階 級反動路線大會，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等人參加並發表支持的講話，清華井岡山才發展起來。

　　這樣，清華大學就出現了三個學生組織：以劉 濤、 賀鵬飛等為首的“清華大學紅衛兵”，以“八八派”為主體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和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井岡山兵團”。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 中共中央１０月工作會議以後，保守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逐漸式微，到年底基本解體。剩下的兩個主要的學生組織都是造反派，一個溫和一些，一個激烈一些。清 華大學紅衛兵解體以後，其中很多人歸附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旗下。

　　在江青的說服和督促下，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井岡山兵團、毛澤 東 思想紅衛兵聯合為“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此時保守派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台，造反派在清華一統天下。井岡山兵團總部就是管理清華的最高領導機構。曾經總管 全校行政事務的是張學琛。蒯大富倒霉後，張學琛也跟着倒霉。他當不了官，出不了國。在百年校慶的一次聚會上張學琛滿懷委曲地對我們說：“我管事的時候你們 的助學金少了一分錢嗎？教職員工的工資少了一分錢嗎？我貪污了一分錢嗎？食堂照常開飯，醫院照常門診，那時我才２０出頭啊！”張學琛是一位管理人才，文革 耽誤了多少這樣的人才啊！

　　雖然聯合了，井岡山兵團內部在一些問題上常有爭論。例如，１９６７年“捉鬼隊”通過欺騙手段把王光美弄到 清 華，在西大操場批鬥，號稱“智擒王光美”。原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中的一些人持批評態度。１９６７年４月，由於對待幹部問題上有不同看法，４月１４日，成立了 “四一四串聯會”，和“清華井岡山兵團”有對立之勢。５月２９日正式成立“井岡山四一四總部”。這樣，清華就出現了兩個對立的組織：“井岡山兵團總部” （簡稱“團派”，“老團兒”，是掌權的多數派）和“井岡山四一四總部”（簡稱“四一四”，“老四”，主要成員是原來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在野的少數 派）。我也成了“老四”。蒯大富不承認“四一四”是造反派，說我們是“掛着紅布條的小地主”（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在革命高潮到來時，一 些小地主也掛上紅布條參加革命），代表人物就是唐偉。“團派”當然是“響噹噹的造反派”了。那個時候，“造反派”是一個很光榮的稱呼。誰會想到，文革被全 面否定以後，“造反派”成了罪惡的代名詞了。

　　清華的“團派”和“四一四”持續了一年半的鬥爭。在這一年多的鬥爭中，兩派頭頭們採用 了 種種政治鬥爭的手段對付對方。我當時說過一句話：“清華有很多重要的機密專業，向學生傳授很多重要的機密技術。現在，最重要、最機密的技術——權術，已經 普及了。”在文革中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群眾組織頭頭們，都產生在極權制度下，都尊崇階級鬥爭理論，難道還期待他們有什麼政治文明嗎？看到兩派頭頭們不停地 耍權術，多數群眾是厭惡的，外出串聯的，當逍遙派的越來越多了。權術表演的觀眾越來越少了。

　　然而，已經登上舞台的演員們還得繼續表 演。毛澤東支持蒯大富，不喜歡“四一四”。周恩來是同情“四一四”的，雖然他沒有明確表態，但兩派是明顯地感覺到了的。“團派”想憑藉他們的優勢地位，實 現兩派聯合、儘快建立以他們為主導的革委會（革籌小組共２２人，其中學生代表１３人，團派９人，四派４人）在中央文革的干預下，兩派還簽訂了促進聯合的協 議。後來“四一四”不同意簽訂協議中的某些條款，一直無法聯合，革委會遲遲不能成立。

　　看到很多省市建立了革委會，蒯大富也急於建立 革 委會。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幾次明確地表了態，要求老四支持蒯大富成立革委會。以團派為主體的革委會籌備小組提出：“拿出１２分幹勁，下定２４分決心， 充分運用‘四大’武器，晝夜奮戰，分秒必爭，全力以赴，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一定要在５月３０日前成立革委會”。招貼畫到處張貼，宣傳車四處廣播，還 向全國各地發電報、掛長途，５月３０日成立革委會的決定全國皆知。兵團總部上上下下，齊心合力，忙忙碌碌，高音喇叭製造着喜慶的氣氛。大禮堂區、東西干 道、主樓廣場彩旗飄飄。從全國各地來的造反派代表也陸續到校。

　　蒯大富不僅限制四派進入革委會的名額，還在輿論上大張旗鼓地批判四一 四。對於四一四推薦的革委會委員候選人，採取“先搞臭，再進來”的辦法。這是學習毛澤東中共七大時對王明的辦法。老四不希望成立這樣的革委會，但又不能公 開反對“建立紅色政權”。老四決定來一個釜底抽薪：５月２９日，四一四串聯會正式從井岡山兵團里分裂，成為獨立的井岡山四一四總部！在毛主席號召“大聯 合”的政治氣候中搞大分裂，這是一個政治風險很大的事。誰也沒有想到，在關鍵時候，周恩來幫了老四的忙。孫怒濤在書中記錄了這一關鍵時刻：

５ 月３０日凌晨４點左右，團派廣播台緊急廣播了謝富治給蒯大富的一封信：“蒯大富同志並轉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你們今天成立革命委員會，我請示了周 總理，總理對你校運動非常關心，他要參加你們的成立大會，但是總理近幾天中央工作特別忙，今天不能參加你們的成立大會，總理建議你們革委會往後推遲幾天， 請考慮。”這封信連着廣播了好幾遍。之後，接下來的反應，那就天壤之別了。４１４方面鍋碗瓢勺齊鳴，口號聲歡慶聲歌聲齊響，毫不掩飾勝利的喜悅。而團派方 面則像是泄了氣的皮球，垂頭喪氣，一片死寂。

　　革委會成了泡影，兩派更加尖銳對立。蒯大富看到聶元梓用武力解決了她的對立面“北大井 岡 山”的作法得到了中央支持，他也效法，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發起武鬥。四一四也不是等閒之輩，在４月２３日之前就到處占樓，武鬥已有一觸即發之勢。雙方武 斗從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開始一直持續到７月２７日，號稱“百日大武鬥”，致１３人（其中大學生８人）失掉了年輕的生命。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毛澤東派 出３萬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制止了武鬥，老團和老四同歸於盡。

　　毛澤東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劉少奇的工作隊有什麼不同呢？都是外力介入，都是全面接管了清華大學的一切權力。都不是採取“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針。

◇　毛澤東告別造反派

毛 澤東採用劉少奇的辦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他原來設想文革搞半年，後來不行，延長一年，現在“天下大亂”兩年了，他期待的“天下大治”還沒有影子。他派出 的支左部隊很多支持了保守派或造反派中的一派，各地的造反派都分裂為不同的派別。造反派不同組織之間，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出現了混戰，很多地方發展為動槍 動炮的武鬥。１９６８年夏天以後，“大聯合”、“三結合”成了主調。已經復職的官僚們和支保部隊一起擠壓造反派。造反派怎能心甘情願地被邊緣化？各地造反 派頭頭們採取了一些極端的對抗行動。廣西造反派“四二二”為了迎戰用支左部隊的槍支武裝起來的“廣西聯指”，竟然攔劫援助越南的武器！中央為此發了嚴厲的 “七三布告”。造反派，當初作為毛為整治官僚們的“石頭”，現在不僅沒有作用，反而成了實現“天下大治”的絆腳石，成了“新生政權”革委會的對立面。江青 說：“他們反對的是各省的革委會和解放軍”，毛澤東說：“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７日，由廣州“紅旗” 派 負責人、中山大學“八三一”頭頭武傳斌主持，在北航召開了一個會議，準備成立全國性的造反組織——“全國造反派總部”。參加者有貴州“四一一”、廣西“四 二二”、青海“八一八”、遼寧“八三一”、黑龍江“炮轟派”等全國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等北京造反派頭頭也出席了會議。雖然這些造反派是在受壓的情況下采 取的反抗行動，但違反了“大聯合”“三結合”的戰略步署，特別是想建立中央早就明確不准建立的全國性組織（１９６７年初就已經明令取締了幾個全國性組 織），犯了大忌。這個會被定為“黑會”。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５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在接見廣西來京的兩派群眾組織頭頭和軍隊幹部 時，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當時稱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口徑一致地嚴厲斥責了造反派，審判式地追問這 個“黑會”的詳細情況。陳伯達在會上點名批評蒯大富：“北航能解決你們的問題嗎？清華能解決你們的問題嗎？韓愛晶、蒯大富不要狂妄自大。什麼叫馬列主義， 什麼叫毛澤東思想，他們懂得多少？蒯大富最好去勞動，韓愛晶最好去勞動。”

　　７月２８日毛澤東在召見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時警告不 聽 話的造反派：“有人講，廣西的布告只適用於廣西，在我們這裡不適用。陝西的布告只適用陝西。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如果誰繼續違反，打解放軍，搶劫 軍用物資，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就要打圍剿，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事後，一 些地方的造反派真的當土匪被圍剿了，廣西“四二二”十萬人被屠殺。其實，搞極端行為的不單是“四二二”，他們的對立面“廣西聯指”也是搞了的。軍隊和一些 老幹部支持“廣西聯指”，“四二二”沒有發言權了。

　　毛澤東對造反派已經沒有耐心了，對廣西的“七三布告”，７月２５日“無產階級司令部”要員們對廣西來京人員的嚴厲批評，就說明毛要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群眾組織問題。而軍管、派龐大的工作隊是最有效的辦法。

７ 月２７日派工宣隊之前，蒯大富等沒有得到一點消息。他完全不知道進駐清華的大批工人、解放軍是毛澤東派來的，還以為是“楊余傅及其黑後台煽動不明真相的工 人圍攻紅衛兵小將”！他跑到電報大樓向中央發電報求救。就工宣隊進清華一事，毛澤東對蒯大富說：我這是來為你解困，“我們搭梯子讓你下來。”毛澤東沒有估 計到團派會開槍打死打傷工宣隊員。

　　如果在派出工宣隊之前向蒯大富打好招呼，應該不會出現這樣的結果。這個招呼是必須打的。７月２８ 日，毛澤東對蒯大富等人說：“沒有打招呼，是我的錯誤，間接打了招呼。”什麼叫“間接打了招呼”？應當是通過一個中間人打招呼。這個中間人是誰？我猜想周 恩來的可能性較大。周恩來雖然對清華兩派沒有表示明確的態度，但傾向是很明顯的。如果通知了蒯大富，可能是另一種結果：蒯大富不會犯武裝反抗的錯誤。兩派 在工宣隊的幫助下聯合。在聯合中蒯大富還是占主導地位。多年來，周恩來為了避免毛澤東的疑心，一直不談戰略，只管操作。但他心中不是沒有戰略，而是通過操 作上的細節來實現他的戰略思想，這就是他手段高明之處。

◇　造反派，保守派

　　為什麼群眾在文革中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孫怒濤在他的著作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他的回答：

通 過各種政治運動逐漸在班上同學分成了兩個界限不很分明但是大致有點輪廓的群體：優質群體和差質群體。這兩個群體分界的標準主要是政治表現和家庭出身。優 質、差質的具體標準是潛標準，當然是由黨組織制訂的。對黨忠心耿耿、對毛主席無比熱愛、無產階級立場堅定、階級鬥爭觀念強、階級感情深厚等等，都是政治表 現好的重要標誌。出身於雙革（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及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學生當之無愧地成為優質群體的主體，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政治輔導員、黨員、黨支部委 員、團支書、班長等學生幹部。

　　差質群體中，思想反動、對黨不滿的右派學生是其中最差質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認識模糊、立場動搖的學 生 肯定屬於差質群體。出身於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小業主、四不清幹部家庭的學生，個人品行（譬如有點小偷小摸）、思想意識（譬如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 影響比較嚴重）有點問題的學生，還有極端散漫、吊兒郎當、不求上進的學生，都有成為差質生的可能。

　　孫怒濤認為，優質生傾向保守的比較多，劣質的傾向造反的比較多。對他的看法我要作一點修正和發揮：

我 同意孫怒濤說的：多年的政治運動，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標準，使得班上同學逐漸地分成了界限不很分明的兩個群體。從黨的角度看，前者是優質群體，後者是劣 質群體；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前者是優勢群體，後者是劣勢群體。前者在入黨、提干、畢業分配等方面都占有優勢地位。當然，優質和劣質是隨着政治運動有變化 的。有的優質學生，父親在“四清”中出了問題，他又沒有採取和父親“劃清界限”的突出行動，就會成為劣質分子。政治運動是變幻無窮的，如果哪一次站錯了 隊，優質（優勢）分子很快點成劣質（劣勢）分子。在文革中不是所有的劣勢分子都造反的。右派分子就不敢造反，也不讓他們造反。優勢分子中也有造反的。

文 革開始時，我擔任團支部書記五六年了，應當屬於孫怒濤說的優質（優勢）分子，為什麼也貼校黨委的大字報？主要原因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被當時的革命氣氛所 感染。往深處想也有個人原因。在１９６４年“清理思想運動”中，給我留下了一個政治“疙瘩”。在那場運動中，要求每一位同學都“向黨交心”，像教徒在上帝 面前懺悔一樣，說出自己心中與黨不一致的“一閃念”。黨委承諾不打擊，不記檔案，不影響畢業分配。作為團支部書記，我是班上清理思想運動的負責人。為了落 實系裡的要求，我動員大家講出了各人的“一閃念”。青年學生有什麼可講？逼得沒辦法，有的女同學連對某男同學的“一閃念”也講出來了，說這是“資產階級思 想”。

　　我自己講什麼呢？在上下的壓力下，我搜索枯腸，想起了這年暑假回家經歷的一件事。回到村里幾天后，一位我稱她為細嬸（沒有親 戚 關係，這是對年長者的尊稱）的農婦，請我幫她寫一封信，信是寫給她在新疆的一位朋友的，說是在家裡日子不好過，想到新疆找工作。信我是幫她寫了，但事後心 里嘀咕：她是地主的女兒，為什麼要去新疆？新疆可是和蘇聯挨着的！我是新黨員，這事不能不告訴黨組織。我就把這事告訴了村裡的黨小組長。在回北京的火車上 我心裡還是嘀咕：如果村里為這事整她，整死了怎麼辦？我心裡有一股同情和恐懼（後來得知，她既沒有去新疆的行為，生產隊也沒有整她）。清理思想時，我就把 這件事的經過和心理活動講了出來。我講完後，政治輔導員幫我分析，說：你能向當地黨組織匯報是正確的，但你對她同情，怕她被整死了而有精神壓力，說明你有 人道主義思想。當時報紙上正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政治輔導員把我的“一閃念”和人道主義掛上了鈎。

　　過了不久。校黨委組織部長在階 梯 教室為我們系講黨課。他講到“什麼是黨性”時舉了一個反面例子：有一個預備黨員，暑假回家幫地主嬸嬸寫信，幫嬸嬸逃到新疆。事後，還怕當地把他嬸嬸整死， 懷着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同情心。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黨性是不相容的！我開始不知道講誰，正琢磨時，又聽他說：這位預備黨員就是你們系裡的！我想，這不是說 我嗎？我立即寫了一個紙條，說你講的事實不對，我想找你談談。我一邊喊着一邊擠到前面想給條子時，同年級的孫同學（１９９０年代他成為副部級幹部）一把抓 住我的衣領，大聲喊：“楊繼繩，你想幹什麼？！”條子沒有遞上去。結果我被延長預備期一年。

　　正是這個“疙瘩”，使我對清華大學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意見。我寫的大字報就是批評清華黨委的政治思想工作。如果某人在一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結下了“疙瘩”，在下一次政治運動中，這個“疙瘩”就可能成為這個人行為的動因。當然不全然如此。

　　以我在清華的文革經歷和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以後到２０多個城市“串聯”所看到的情況，我認為參加保守派的人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吸取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鬥爭和其它政治運動的教訓，心存恐懼，不敢站在反對黨委和工作組一邊；

　　二、謹小慎微、膽小怕事的人，“老實聽話”、不敢獨立思考的人；

　　三、由於多年宣傳，對革命領導幹部心懷崇敬、一直把領導幹部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黨的代表”、“黨的化身”的人；

　　四、處於優勢地位的人：大學生中，黨、團員和學生幹部、研究生傾向保守的比較多。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勞動模範多持保守態度。

　　保守派中雖然很多人是唯唯諾諾沒有獨立思想的人，但他們對秩序的維護和權威的尊重，對維繫一個社會有着重要價值。雖然毛澤東在製造“天下大亂”時不需要他們；但是，一旦實現“天下大治”時，他們就顯示出重要的作用。

　　參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幾種人：

　　頭腦簡單的年輕人，他們真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中央，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造反；

　　平時“不太聽話”、“思想活躍”、“調皮”的人；

　　受到黨團幹部壓制的人，處於劣勢地位的人通常站在造反派一邊。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打擊、處於邊緣狀態的幹部，一般是支持造反派的，有的成為支持造反派的幕後“黑手”。

大 體說來，當時處於優勢地位的人，持保守態度的較多；處於劣勢地位的人，造反的比較多。處於劣勢地位的人對社會現狀不滿意，但一般不是對社會制度和共產黨有 什麼不滿（當時他們沒有這樣的眼光），而是對具體的執行者、對當權派的一些個體不滿。毛澤東一號召，一給他們自由結社的權利，他們渴望社會平等、渴望個體 受到尊重的潛意識，就像是一堆乾柴被點燃。他們看到領導幹部受到衝擊，從心底里有一種自發的痛快。

　　在講出身，“查三代”，“揭老 底” 的政治條件下，能夠站出來造反並且成為造反派頭頭的，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行的，沒有敢作敢為的氣概也是不行的。造反派中相當多的是敢作敢為的人，他們 反秩序、反權威的特點，是毛製造“天下大亂”時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時，他們必然是恢復秩序的官僚們打擊的對象。毛澤東設想的“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 治”這個過程，如果還是在極權的官僚體制下“大治”，就包含着造反派成為犧牲品的殘酷邏輯。

　　在社會上，長期受到打壓的“地、富、 反、 壞、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們沒有造反的權利。當時流行一個口號：“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造反組織也不敢吸納他們，怕被對立面指摘“隊 伍不純”。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如當過“右派”的武漢軍區作家白樺，冒死寫出了支持造反派的動人詩篇，並親自在街頭散發。

每 個人所處的社會地位，是他們的底色，在選擇時起着潛在的作用，但到底參加哪一派還是依勢而定，要認真觀察形勢，對大局作出認真的判斷，從而作出趨利避害的 選擇。如果說，文革初期對黨委的態度將人們分為保守和造反兩派的話，以後發生的層出不窮的事件，迫使人不得不作出一次又一次的選擇。每發生一起重大事件， 人們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是支持還是反對？當時的說法是“站隊”。多年殘酷的政治運動，使得多數人選擇政治風險小的這一派。“站錯了隊”是很危險 的。在政治形勢瞬息萬變的情況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斷地“站隊”，不斷地辨別政治方向，不斷地表忠心。當時流傳一句話：“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寫不 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是他們作出選擇的主要依據。然而，對毛的指示、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講 話，會有不同的理解，甚至那些指示、文件和講話本身就會自相矛盾、朝令夕改，這也必然造成認識上的混亂甚至對立。

　　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其中的一般成員對派別的選擇，還有人際關係因素。與自己關係好的人在這一派里，就跟着參加了；這一派有兩個自己不喜歡的人，就不願意參加這一派，等等。

從 表面看，造反派反對的只是偏離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當權派。從深層看，造反派中激進的一翼是否定１７年的。但是，否定１７年，並不是說１７年因政治上專制而剝 奪了人權、因經濟上統制而極度貧困，而是說１７年是“資產階級的黑線主導”，背離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信息單一灌輸的年代，在當時的話語權條件下， 對老百姓來說，“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就是“壞”，就是“惡”，他們借反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這個惡，反對官僚制度的惡。

孫 怒濤在書中寫到群眾組織頭頭們的行徑時說：“同樣的體制，同樣的理論，同樣的路線，會做同樣的事情。”“手握大權以後，以敵對階級的代言人、代理人的罪 名，［除異已，消滅盟友，建立極權專制，都是一樣的行徑。”是的。造反派一旦成了頭頭，階級鬥爭的思想、權力鬥爭的手腕、個人英雄主義的氣概，都會充分表 現出來。沒有新的思想，沒有制度創新的要求，造反派一旦掌權，就會像農民起義的領袖一樣，都會成為新的專制者。

　　真正的造反派的崛起 是 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相聯繫的。這裡說的真正的造反派是指鬥爭矛頭指向“當權派”的，即指向特權階層的那一些個人和組織。這一批人在運動初期反對黨 委、反對工作組，在劉鄧的５０天鎮壓中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清華是高乾子弟從家裡得到內部消息反黨委，不屬此類）。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他 們雖然得到了自由，但還沒有從陰影中走出來。１０月１日《紅旗》雜誌發表第１３期社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１０月６日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召 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從此以後，造反派群眾組織才真正發展起來。

　　１９６８年７月底“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以 後，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學生“上山下鄉”，大學生被送到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從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工人毛 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學生造反派在政治舞台上活動只有２０個月。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８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第四條規定：“一切革命群 眾組織，必須堅決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實行按系統、按行業、按部門、按單位的革命大聯合。所有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頭、重拉隊 伍，都是非法的，要強令解散。”毛澤東恩準的“結社自由”到此結束。群眾組織退出了政治舞台。社會上的造反派的活動時間不到三年。

　　 總 的來看，在十年文革中造反派的活動時間不到三年。由此可見，造反派不是造成“十年動亂”的主角，相反，在文革中造反派受到打壓更多。“大聯合，三結合”的 過程，是打壓極端分子的過程，而造反派這邊極端分子要多一些。當然，他們的極端態度也與復職的官僚們對他們的排擠、打壓有關，是互動的結果。軍政官僚們利 用“一打三反”、“一批三查”、“清查‘五一六’分子”、清理階級隊伍等一系列政治運動打擊造反派，文革後“清查和‘四人幫’有關係的人和事”、“清理 ‘三種人’”等政治運動，完全是針對造反派的。文革中的造反派的結局是十分悲慘的。可見，強大而危險的官僚機器是不能輕易觸動的，觸動這部機器的人們大多 要落入萬g不復的境地。

　　保守派在文革中保護了官員，患難識知己，官員們是非常感激他們的。加上保守派有維護既有的秩序、維護領導的 權 威的基本素質，適合於文革後的重建新秩序的需要。進入八十年代，保守派的頭頭多數受到重用，有的成了顯赫的高官。與他們相對的是，造反派的頭頭們像過去的 “地富反壞右”一樣，成了政治賤民。文革以後，保守派頭頭和造反派頭頭的處境是有天壤之別的。造反派哪能心服？１９８３年，以“顛覆國家”、“顛覆社會主 義制度”罪、“反革命罪”，判了蒯大富１７年重刑，蒯大富在辯護中問公訴人：“如果回到１９６６年，我２１歲，至少有幾個沒看出來：第一，毛主席會犯錯 誤；第二，林彪、江青為隱藏的壞人；第三，不知道劉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跟審判長說：您比我大十歲，１９６６年，您認為毛主席犯錯了嗎？您當時已經知道 林彪、江青是壞人？您從來沒喊過‘打倒劉少奇’？”公訴人無言以對。１９８２年７月４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領袖胡厚民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時說：“我認為，既 然文化大革命全錯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得到了各種優厚的照顧；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 評價，而且仍然背着各種罪名（包括其子女及親友仍然遭到歧視和排斥）……不是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我想在這裡也應該是平等的。造反派這邊傷害了那邊的 問題，我願承擔一切責任，那麼百萬雄師那邊傷害了這邊的人，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呢？”

　　文革以後，隨着特權的擴張，官僚們離群眾更遠 了。 文革中批他們的人被他們整得不能翻身。文革中保他們的人也另有想法。文革中的保守派是除極少數的頭頭成了高官顯貴以外，大多數是良民。這些良民文革後是怎 樣想的呢？戴厚英女士在她的《人啊，人》這部著作中描述了一位在文革中死保黨委書記奚流的女教師心態：“她把奚流當做黨的化身，道德的楷模。她相信她付出 去的是心，換回來的也是心。她用整個心靈捧托着一具雕像，神聖的雕像啊，像艷陽當空照着她、溫暖着她。突然一陣狂風暴雨，把一切都吹散了，顛倒了，混淆 了。她眼裡看的，心裡捧的，都失去了本來的顏色。”文革後，這位奚流恢復了原職，但在這位文革中保衛他的人的眼裡：“奚流的職務恢復了，可奚流這個人卻只 恢復了一半，低級的、令人討厭的一半。”（戴厚英《人啊，人！》，廣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０９、１７頁）明眼人一看便知，戴厚英這裡說的不僅 僅是奚流，而是整個官僚群體。

◇　毛澤東的兩難處境

　　７月２８日，毛澤東召見北京造反紅衛兵的“五大領袖”結束時，韓愛晶記下了這麼一個動人的細節：

一 個女工作人員，表情異常平靜，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廳里走幾步，掀起一個黑色的布簾，走過去，布簾放下，留下林彪、周總理、中央領導和我們五個。我們又 分別跟林彪、周總理、江青、中央領導握手告別。沒想到，在我們和其他中央領導握手告別，還站着說話的時候，那個黑色的布簾又掀開了，毛主席又回來了，我們 又趕緊迎上去。毛主席走過來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毛主席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不 要又整他們。”毛主席說了一會兒，我們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捨地，看看那個女工作人員，又掀起那個黑色布簾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澤東告 別 了造反派又回過頭來交待不要整造反派，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毛澤東這次召見，是造反派的歷史終結。人們已經受夠了無政府狀態的折磨，是該恢復秩序的時候了。 怎樣恢復秩序呢？一是要告別破壞秩序的造反派，二是要恢復被造反派衝垮的官僚體制。在沒有制度創新的情況下，恢復秩序以後還得依靠這些官員，官員們還是要 用原來的方式來行使權力。響應毛的號召起來衝擊官僚體制的造反派，一定成為犧牲品。

　　毛澤東７?２８召見時，多次表示支持“五大領 袖” 這些激進的造反派，多次批評溫和的造反派“四一四”，最使他不滿的是《四一四思潮必勝》中的“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思想。毛所指的不是共產黨打下了天下 要坐天下，共產黨已經牢牢地坐穩了天下（他一再強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為了江山永固）；而是指打了天下的造反派應當坐天下。然而，只要利用官僚體系來恢復 秩序，造反派就不可能坐天下。文化革命已經使造反派和官僚們結下了深仇大恨，要恢復秩序，只能讓官僚們坐天下。官僚們坐了天下，造反派勢必成為官僚們砧板 上的魚肉。

　　在７月２８日那次召見中，毛澤東和造反派都流淚了。造反派是因為被邊緣化而流淚，毛澤東是因為對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而流淚。毛澤東對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來源於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而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又來自文革前１７年的制度。

中 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中國皇權專制的土壤上構築的蘇聯式權力結構。儘管當時已是中國皇權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鉗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緻、 更為深入廣泛。在皇權專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一個理想，國家的權力很難深入到中國版圖的每一點、落實到每一個 人。那時還有蠻荒之地，化外之民。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車間田 頭，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到了極致，到了盡頭，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可以用“極權制度” （totalitarian　system）來描述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是由數百萬官僚組成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他 通過控制官僚體系來控制全國。官僚體系就在中國共產黨內。在任命制的官僚體系下，每一級官員的權力來源都是上級的任命。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所有的官 員都對他的權力來源——任命他的官僚負責。官僚們的權力不是來自人民的選票，他沒有必要對人民負責。這樣，官僚集團和億萬百姓就形成了一種對立的格局。官 民矛盾勢必尖銳。

　　王亞南（著名經濟學家，《資本論》最早的譯者）說：“官僚政治是一種特權政治。在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 用 來表達人民的意志，圖謀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國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成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王亞南《中國官 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９０頁）在極權政治條件下，特權更為嚴重。

　　官僚體制內部有三對矛盾：最高領導 人 和官僚集團的矛盾；官僚集團和普通百姓的矛盾；官僚集團內部不同派系（山頭）之間的矛盾。官僚制度總是力圖使這三對矛盾處於均衡狀態。然而，這種均衡不是 使社會和諧，而是使社會保持着一種張力。毛澤東不喜歡這種均衡。他要打破均衡，利用這些矛盾來制約官僚，防止政權變質。結果造成官民之間，官官之間的大混 戰。毛澤東雖然處在官僚制度金字塔的頂端，他卻以民意代表自居。在官民這一對矛盾中，毛口頭上是站在民這一邊的，他鼓勵老百姓造官僚的反，但對多數官僚是 只能“燒一燒，但不能燒焦”（毛澤東對陳丕顯就採取這個方針，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社，第４５頁。毛對邱會作也是採取這個方針，見《邱會作 回憶錄》），因為政權還得靠官僚維持。深諳帝王之道的毛澤東，他對官僚們時而緊，時而松，時而進攻，時而讓步。時而讓群眾打倒官僚，時而對官僚們報復造反 派聽之任之。結果，官員們在造反派的衝擊中受到迫害，“官不聊生”；造反派在官員的報復中受到迫害，“民不聊生”。如果說，被毛澤東發動起來的群眾衝擊官 僚體系有一定的正義性的話，那麼，讓那麼多官員受到人身摧殘和人格侮辱，就不能令人容忍了。被摧殘的官員中雖然有人曾經騎在老百姓頭上稱王稱霸、作威作 福，但其中多數是無辜的。反過來，重新上台的官員對造反派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擊報復，也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他們畢竟是響應你們所尊崇的偉大領袖的號召才 這樣做的呀！

　　這兩方面不能容忍的行為源於中國古已有之的報復性和殘忍性。中國的刑罰是最殘忍的。凌遲處死，剝皮充草，砍頭，腰 斬…… 一旦某人被妖魔化，他就成為砧板上的肉了。怎麼處置都不過分。報復性、殘忍性，在文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造反者對官員，還是上台後的官員對造反派， 都是如此。

　　本來，制衡官僚體系最有效的辦法是民主。毛不願意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他也藉助民意。所以，他總是以底層社會的代表自 居。 他把自己設想為小人物的朋友，人民群眾的朋友，被壓迫者的朋友。他經常批評官僚，讚美群眾；批評高貴者，歌頌卑賤者。毛既是官僚體系中最大的官僚，最高統 治者，同時又為被官僚體系壓在底層的人發出呼聲。顯然，這與他的民粹主義思想有關。他站在權力金字塔的制高點上，又企圖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他這個矛盾角 色與他的另一對矛盾角色是相對應的：他自己是這個制度的締造者和掌門人，又要發動群眾砸碎這個制度。

　　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 （Milovan　Djilas，南斯拉夫最早的革命家之一，１９５３年當選為南斯拉夫副總統兼國民議會議長，並內定為鐵托的繼承人。由於他的一些主張超 過了鐵托容忍的限度，他被撤銷全部職務，１９５４年他主動退黨）在《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alysis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中寫道：“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這個新階 級是貪婪的而不能滿足的，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但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 騎士風格。”“這個新階級的極權暴政和控制，如今已變成了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密洛凡?吉拉斯《新階級》，陳逸譯，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理論室，大字 本內部版，第４７、７８、９３頁）吉拉斯指出，該階級的權力並非基於擁有財富，而是對於國家所有財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階級》裡的宣判：新階級將留下 “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同上，第９０頁）這個新階級就是官僚特權階級。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和吉拉斯有着相同的看法。 １９６４ 年１２月１２日，陳正人（井岡山時代的革命家，時為中共中央委員、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上報了《在洛陽拖拉機廠的蹲點報告》，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９日，毛澤 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 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幹部。”（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 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９頁）

　　請注意，毛澤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 日 發表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澤東下了很大功夫參與修改、定稿，甚至親自改寫了一大段話， 揭露蘇聯的“特權階層”：“蘇聯特權階層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 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 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 動人民，過着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

　　毛澤東這裡說的“特權階層”，和他說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是一個意思，他明指蘇聯，也是指中國。

　　雖然毛澤東和吉拉斯都看出了有一個新階級，但他們的出發點和解決辦法完全不同。

吉 拉斯的《新階級》認為：“共產主義對於我是一種理想的幻滅”，造成這一幻滅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與簡單化的教條主義的共產主 義”。吉拉斯的最終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義的暴政，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而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恰恰是要維護斯大林主義，建立一個比斯大林更為專制 的極權制度。吉拉斯是斯大林制度的掘墓人，而毛澤東卻要強化斯大林制度。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比吉拉斯落後了一個時代。毛澤東洞察到了蘇聯制度的弊端（雖然 是淺層次的），但卻沒有找到走出蘇聯制度之路。他的認識局限擋住了他通向現代民主之路的視線，從而走上了比蘇聯更加荒謬的道路。

　　和 官 僚特權階級相對立是被官僚制度打擊、盤剝和鉗制的人群。這些人和享受特權的官僚們有着尖銳的矛盾。在政治高壓下，矛盾潛伏着。一旦有機會就會爆發出來，就 會對官僚體制形成強大的衝擊力。１９５６年毛澤東號召群眾幫共產黨整風，出現的衝擊力威脅到共產黨的地位，被打了下去。文化大革命又創造了這個機會，不可 避免地要出現使毛難以駕馭的更為複雜的情況。

　　毛澤東雖然是這個制度的締造者之一，但他對這個制度深懷不滿和憂慮。他從國家機器的本 質 層面探索出路。文革期間，毛澤東號召幹部要讀六本書：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爭》、《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 論》，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這幾本書都分析了國家的本質。可見毛澤東對國家問題的專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國家問題。

人 們痛恨國家，又離不開國家。痛恨它，是因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官僚主義的溫床。在毛澤東推薦的這幾本著作中說國家機器“像蟒蛇一樣把活生生的市民社 會從四面八方網羅起來（纏繞起來）”，是“與社會分離而獨立社會之上”的“寄生贅瘤”，還有“國家是禍害”、“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國家消亡”等說法。 列寧說：“‘消滅國家政權’這個‘寄生贅瘤’，‘剷除’它，‘破壞’它，‘國家政權現在已經成了廢物’，——馬克思評價和分析公社時，關於國家就是這樣談 的。”（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第４６頁）為什麼又離不開國家呢？因為國家有公共職能。國家有三重性：階級國家；官僚國家；公共國 家（孫越生《官僚主義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１－７２頁）。人們痛恨的是階級壓迫的國家、官僚統治的國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眾 事務的國家。

　　國家機器，這是一個能量強大的怪物。一旦沒有國家機器這個權威，不僅公共事務沒人管理，而且人類會在自相殘殺中消滅。 但 是，它一旦建立起來，就會成為社會的“贅瘤”，就會伴生出龐大的官僚集團。無政府主義其所以有生命力，是因為國家機器有弊端；國家機器其所以重要，是因為 人們畏懼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就是在無政府和國家機器的矛盾中掙扎的過程。

　　最高統治者必須面對龐大的官僚體系。沒有官僚 體 系，政權就要癱瘓。但是，官僚們有獨立於最高統治者之外的利益。皇帝通過治官來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職責，也是皇帝最大的難題。中國早有古語：“天下難 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澤東也面臨這個難題。毛澤東是這個官僚集團的一員，他又不同於他以下的官僚群體。他是董事長，不是總 經理和部門經理。他需要官僚集團實現他的意志，但官僚們有二重性：他們有忠於信仰和恪守職責的一面，也有為自己、家庭和“山頭”謀求利益的一面。前者為 “公”，後者為“私”。

　　毛澤東看到官僚們“私”的一面不斷膨脹，他身邊的大量事實也證明蛻變在發生、在加速。但是，毛認為官僚對百 姓 的壓榨、官僚蛻化不是制度造成的，而是資產階級的腐蝕，是階級鬥爭。面對官僚們的特權和腐敗（當然毛自己也搞特權和腐敗，我在《墓碑》中已經有所揭露，但 對最高政治領導人主要是看他的執政理念和執政行為，當然，他個人操守與他執政的理念和行為不是沒有關係，但不完全是一回事），毛澤東用發動群眾打擊官僚的 辦法來解決，而不是從制度創新來解決。他着眼於官僚這個人群，而不是着眼於創建新制度。他沒有想到蛻變和腐敗是極權制度造成的，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在官 民矛盾十分尖銳的社會條件下，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整官僚這個人群，勢必要打倒所有的官員，大批好的官員也受到殘酷的迫害。在沒有制度約束的情況下，腐敗官 僚像韭菜，割了一茬，還要長出一茬。一次政治運動只能解決一茬的問題。

　　在近現代，人類已經創造了限制官僚的權力、監督官僚們的行為 的 制度，這就是現代民主制度。由於現代民主制度和毛澤東的極權制度相衝突，毛澤東當然要排斥它。毛澤東也有一個制度設想，那就是“巴黎公社原則”和“五七道 路”，這個設想在１９５８年試驗過，失敗了。這種烏托邦的設想肯定是要失敗的。文革中成立的革委會只有稱號創新，沒有制度創新。過去的部、委、局都改成 “組”，結果“大組套小組，上下一般粗”，不僅官場運行機制、運行規則沒有變化，還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從官僚機構大量擴張辦公用房就可看到官僚利益的擴 張：１９７２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會領導機關和各部委辦（當時稱一級組、二級組）占用辦公用房總共８２５００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人委 （當時都在天津）、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四家的辦公用房還多出２６０００平方米。至於支左軍隊幹部成為革委會的官員以後，肆無忌憚地占用民房、走後門送子 女上學參軍更是不在話下（楊繼繩《１９７２年：全國軍隊大搬家》，載《炎黃春秋》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極權體制和烏托邦的媾合，是造成１９５８年社會混亂、進而造成３６００萬人飢餓死亡的制度根源。文革，又是一次極權體制和烏托邦的媾合，當然會再一次帶來社會混亂，再一次帶來災難，先是官員受害，後是造反派受害，全國上下都受害。

毛 澤東要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揭露黨的陰暗面，企圖以此保持黨的純結性，他需要造反派實現這個目標。作為一個最高統治者，毛也不能讓無政府狀態長期存在。要秩 序，就得要官僚。官僚集團是毛澤東的右手，恢復秩序需要他們；造反派是毛澤東的左手，衝擊官僚體制需要他們。文革初期毛揮動他的左手，鼓勵造反派衝擊官 僚，讓造反派將官僚們“燒一下，但不要燒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銳的條件下，哪能“燒而不焦”？文革後期毛澤東揮動他的右手，讓官僚們遏製造反派，但要求官 僚們“不要整他們”，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經結下仇恨的情況下，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這是一場毛澤東、造反派、官僚之間的三角遊戲，這場遊戲的結局是：勝利 者是官僚集團，失敗者是毛澤東，承受失敗後果的是造反派。

　　取得文革最後勝利的官僚集團掌握了改革開放的主導權。他們雖然全面否定毛 澤 東的文革，但對毛的政治遺產卻全部繼承。還是文革前那個政治體制，高度集權、權力至上；還是那個官僚隊伍，任命制，只對任命他的人負責。正是靠毛澤東的這 些政治遺產，使他們成為新的權貴。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員復職以後，沒有記住產生文革的教訓，卻牢記了對造反派的仇恨。他們不怕當“還鄉團”，除了對造反派 進行無休止的報復以外，搞起特權和腐敗來超過文革以前。和文革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個社會貧困，改革以後社會財富更多了，特權和腐敗有着更充裕的物質條 件；文革前沒有民間資本，改革以後有大老闆、大富翁，金錢可以收買權力、權力和金錢可以互換；文革前沒有市場經濟，有了市場經濟以後，權力可以控制市場、 操縱市場、參與市場競爭。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大大小小的權力中心像一個一個吸引力極強的黑洞，把社會財富吸引到與權力有親密關係的社會集團之中。

“革 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權”，毛澤東已經離開人世，造反派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官僚們志得意滿，為所欲為。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止民主進程，有選擇地 推進市場經濟改革。三十年改革的結果呢？建立的是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也可以說是官僚資本主義體制、權貴資本主義體制。

□　原載《昨天》第１２期

轉自《華夏文摘》增刊第八七七期（二○一三年一月七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