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你要我愛什麼？

原創 2016-03-01 龍應台 大家

親愛的飛：

一月的德累斯頓很冷吧？你拍的這三張照片剪貼在一起，我花了點時間才把它看懂。

所以最上面一張是1月5日晚上在德累斯頓歌劇院廣場上的右翼組織Pegida大示威，中間那張是德累斯頓歌劇院，下面那張是歌劇院在建築中央那面大熒幕上打出的字，對這場反難民示威表達歌劇院的明確立場：

——“我們可不是“不寬容”的舞台背景”

Pegida，翻譯成中文非常拗口——“愛歐洲者反對西方世界伊斯蘭化”組織，2014年10月成立時本來很小，但是每發生一次恐怖攻擊事件，它就壯大一次，從2015年初的查理雜誌事件到年末的巴黎連串爆炸，支持者越來越多，默克爾對難民的開門政策，更成了滋養它的維他命。你很擔心德國“往右轉”，看起來真值得憂慮。

“愛歐洲者”——飛，你們這一代德國人從小就被教育不敢談也不能談“愛國”，那麼，你“愛”歐洲嗎？

▍集體要怎麼愛？

老實說，我對“愛”這個字非常感冒。“愛”，當緊接其後的受詞，是一個個體，譬如一個孩子，一個情人，一隻貓，一頭豬，那是活生生的、真實的情感投注。當“愛”的受詞是一個集體，譬如宣示愛美國，愛日本，愛台灣，愛中國，愛什麼黨什麼團，愛什麼階級大眾，它其實往往是一支用手套包起來的扁鑽，是一個拿來排除外人、鞏固自我的武器。

集體要怎麼愛？任何一個集體都是無數個不同主張、不同氣質的人所組成，即使這群人有了同一個主張，那麼我可能“愛”的也是湊巧那某一個主張而已，如何無限上綱到“愛”那個集體呢？

在現代所追求的開放社會裡，“我”，跟“集體”之間，保持一個理性距離、思辨空間，不正是最必要的一個條件嗎？要求你去愛一個集體，不就直接否定了開放社會一個絕對必要的條件？

我和安德烈在東京玩“普魯斯特問卷”的時候，有一題，“你最欣賞的女性作者是誰”我當時想不出來，其實我有的，就是政治學者漢娜·阿倫特。

你看看她的履歷：在德國生長、受哲學教育的猶太人，二十六歲因為納粹的掌權而流亡法國，德軍占領法國之後被送到Gurs拘留營，一九四一年以難民身份移居美國。德國這個集體對她的傷害，無以復加吧？被迫害的猶太族群，受傷之深，太有理由“抱團求存”吧？我特別留意阿倫特怎麼處理個人對集體的關係。

▍人民公敵第一號

1943年，她第一次以英文發表文章，題目叫《我們這些難民》。她以流亡猶太人的身份告訴主流社會美國人，“難民”的意思就是，“我們失去了家園，也就是日常生活的依託。我們失去了工作，也就是對自身價值的信心。我們失去了語言，也就是我們不再能自然地應對，利索地行動，真誠地表達。”，你們眼中的臘腸狗，其實原來是聖伯納。我們這些難民都是有歷史脈絡的，但是全部都不被看見。

她這篇文章，其實很能說明為什麼在二十一世紀的敘利亞難民大危機里，德國和其他平常也滿口人權的國家譬如英國，表現得那麼不一樣。雖然也有Pegida這樣的仇外組織，但是德國在2015年收容了一百多萬的難民。在德國的集體記憶中，保留了一個因為大傷而特別柔軟的角落——他們努力去記得，曾經有無數個德國人曾經於大難中向別的國家祈求庇護，這包括猶太人如漢娜，也包括德國人如托馬斯·曼。

“教訓”美國人的阿倫特，是站在猶太人這個集體的位置上發言的，她同時主張，猶太人無可迴避自己的猶太身分，“當你因為是猶太人而被攻擊的時候，你不可能用我是英國人或法國人的身份來保護自己。”但是即便是早在1943年的文章里，她對於猶太人內部的矛盾，自己對自己人的分化、敵視與傾軋，一點不諱言。西歐猶太人瞧不起東歐猶太人，東歐猶太人瞧不起俄國猶太人；皮膚白一點的猶太人，瞧不起皮膚深一點的猶太人……

1951年，她發表了經典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1958年發表《人的條件》，都使她成為“猶太人之光”，可是1963年當她發表了五篇對於艾希曼大審的觀察報告之後，她卻又在美國成為“猶太人公敵第一號”。

她認為納粹頭目艾希曼罪不可赦，但是她說，艾希曼不是惡魔，只是把自己放進一個平庸無奇的官僚機器里去執行罪惡的任務。可是群眾要的是惡魔，你怎麼可以說他不是惡魔呢？

她認為納粹固然可惡，但是與納粹合作的猶太菁英不是沒有責任。可是觀審的群眾要的是黑白分明，惡魔就是惡魔，天使就是天使，你怎麼可以說受難者也有責任呢？

她無法忍受艾希曼大審的以色列檢察長用誇張的、煽情的、極盡民粹、追求戲劇效果的表演方式進行庭上詰辯。她認為在政治的領域裡，必須由理性主導，避開個人激情，民族主義是危險的。可是追求建國的大眾最需要的武器就是激情，激情才能帶來凝聚力，有凝聚力才能抵抗或攻擊，你怎麼可以批判民族主義呢？

她當時說的話，我至今讀來都覺得心驚肉跳。在《談革命》裡，她說，“不管什麼激情和情感，都是深藏在人心深處的東西，人心深處的東西非但肉眼無法穿透－它還需要隱藏，不讓公共領域的亮光逼射進來使它變質。再深沉的情感動機，一旦見光被審，都會變成猜疑的對象。”而現代政治的發展是，個人內心深處的情感越來越被侵犯，被逼視，這種逼視，正好就是二十世紀集權政治的最大特徵。

我發現阿倫特的寂寞。在激情的時代裡，她一次又一次地說，政治公共空間必須保留理性的乾燥，排除濫情的濕度。

她當然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受傷。同儕嚴厲地指控她，身為被迫害者，卻不肯稱迫害者為惡魔。身為猶太人，卻“不愛猶太人”。

對於“不愛猶太人”的抨擊，她的回答是這樣的：

“你說對了。我就是沒法被這種愛感動。兩個原因：我一輩子就沒愛過任何民族或集體——我沒愛過德國人沒愛過法國人或美國人或勞動階級或任何這一類的。我確實只懂得愛我的朋友，而我唯一理解或接受的愛，就是對個人的愛。”

▍冷度和乾燥

你說，媽，你為什麼對這個議題那麼“揪心”？

我想是因為，我現在目睹的華人世界的政治氣氛，都在鼓吹對集體的愛，不同的地方鼓吹擁抱不同的集體。擁抱一個集體的同時就是在敵視或抵抗外部另一個集體，而對於內部，也就越來越不願容忍那不愛同一個集體的個人。我感受到這種集體歇斯底里的壓迫性。

我也看見公共空間被情緒、動機、濫情、悲情、激情所瀰漫，所堵塞，理性的“冷度”和“乾燥”，幾乎無法存在。不論是司法判決或是政策辯論，被自以為是的道德激情主導。而大多數的人，對這種趨勢沒有感覺。這種趨勢，如果沒有強大的自覺，會安靜無聲地蔓延。

阿倫特讓我最覺得毛骨悚然的一句話是這個：

“邪惡從來就不是激烈，只是極端。邪惡既沒有深度也沒有妖魔性，但是它之所以會擴張而且覆滅整個世界，正是因為它會像物體表面的黴菌一樣蔓延。這就是邪惡的平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