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当着中宣部高官面的发言

我们都在谈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但我觉得自信不是宣传和说出来的，而是你做的事情让人家觉得你自信。

一个敢自嘲的人，大家都会说这个哥们实在太自信了。因为他的行为让人觉得他很自信。所以中国，不是说出来的，是现在做的事情没有让我们觉得自信。

为什么？我觉得新闻宣传出版这个系统，一定要成为中国自信的受益者和执行者，而不是相反。我们每天感受的是这个国家的不自信，但承担的是这个国家自信的任务，怎么能做好？

前天去做节目，晚上口径下来，说“自由迁徙”不准提。这是总理说的啊。这是一个未来的梦想，我们就不能自信一点，我们是要奔那个方向去啊！

昨天晚上更猛了。习近平总书记说的PM2.5的东西，不准提。好嘛，连总书记的话也不准提了。

我理解他们的担心，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媒体如果不能感受到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媒体怎么能传播这种好的自信？这个巨大的矛盾要化解。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词，是负面报道和正面报道。朱镕基总理98年来的时候，我坐在他斜对面。当时说负面报道多少合适？他说，正面报道51%控股就可以了嘛。我当时感受到的就是一种巨大的自信。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全世界没有负面报道和正面报道的区别，只有报道这种东西。如果现在这种虚的正面报道多了，这个国家会有危险，你没有忧患意识了，我们会觉得这个国家很强大了。

另外，全世界都说你是发达国家，就我们整天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总是要经历一系列的问题。可我们现在媒体上呈现的全是正面报道，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必经的一些问题，那你凭什么说你不是发达国家？你没有问题啊。

缺点，不足，贫困，真实地展现出来，你才能让全世界知道你是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你该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的，这是国家战略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拧巴（别扭的意思）的，展现出来的是NO.1,全世界第一了，但跟人谈判的时候，硬要说我们就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不能这么拧巴下去了。

这个全是学术的探讨。如果媒体在的话，我不认为应该去发表。容易误解。

宣传这个词我们要区分使用了。宣传这个词，从戈培尔开始，在英语世界就不是好词了。我专门去查中宣部的翻译，还是沿用当年戈培尔的翻译。有些对我们好一点的，会翻译成“真理部”。但为什么实践中没有认识呢？

我是党员，当过16大代表。我觉得党内使用宣传应该是可以的。但这个原本用于党内的词，现在用在国际交流和国内对百姓的沟通，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了。因为宣传这个词，带有一种单向的，强制的概念。

我曾经说，我们中宣部应该改为中共中央传播沟通部，别小看这个词的改变。如果你把宣传改成传播沟通这个概念的话，那种国家的形象和双向的气息都能表达出来。

我们要认真思考，不能说宣传这个词是一直沿用下来的，中央号召与时俱进，但这又是个拧巴，很多跟不上时代的，出现负面因素，影响形象的东西还存在，还很敏感，铁板一块，谁都不敢谈。这个词不能拿到世界上去了。你看我们的杂志都叫对外传播。

中宣部的李东东大姐问我，岩松，据你了解，你们这个职业有尊严感么？我说没有，大姐。

昨天令计划首长说的一句话让我心里也咯噔一下。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记者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啊，因为他们跟领导人出访，包吃包住还坐专机。我说哪能拿少数人获得的东西当成整个这个行业的人获得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的没给，不想要的给了。我们想要的是采访权，记者该去吃苦，该去抢，不该包什么机票！中国为什么有红包？有无数根本不是新闻的东西要当成新闻发，所以要塞给你。如果真是新闻，我们愿意给钱。我们干过这样的事，在黑哨的时候，我们采访光头裁判。

在全世界我都查过，全世界的记者收入都是排在这个国家的中下，美国也一样。所以想发财不是要来这里的。养家糊口记者不是好职业，记者有另外的收入，情感收入，精神收入，有一种推动社会堡垒的卑微的尊严感。

我的幸福指数很低，崔永元老挤兑我，还扛着呢？但我说一个职业要做到扛着的地步，为什么呢？我获得了党和组织上的很多荣誉，但我现在都成异类了，十个虚假的微博营造出了我是一个现实中的刺头。

九十年代中期，无数领导干部想让他的孩子进电视台做传媒，这些年再也没有了。十几年前甚至后高层官员的孩子，现在大家都是国考，中石油……一流人才已经不干新闻了，二三流才干。这个现状暂时体现不出来，但十年之后就会了，在国家大发展的时候，怎么撑？

我看到我们的新闻环境呈现这样的状况：理想主义者没几年成了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没几年成了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者没几年成了机会主义者，成了利益分子，还有一部分成了虚无主义者，信佛吧，但我觉得起码我们应该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