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主张
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辛子陵
《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推出王伟光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是要代表权贵资产阶级为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定调：不准谈宪政，不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是坚持依宪执政”进入四中全会的议程。从根本上扭转会议的方向。
偷天换日的政治事件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钱钢先生最近研究发现，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习近平这篇重要讲话中的内容被删改，删除的关键词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是一个偷天换日的政治事件。
2014年9月5日，在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再次亮出了治国的基本方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几千人在大会上听到了这两句话。9月 5日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讲话原文，‘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还在，但在新华社发的大会新闻通稿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大会新闻中，这八个字——习近平讲话的主旨和灵魂又被砍掉了。这次是明目张胆地公开挑衅党中央和总书记的权威。“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 这是严重的违法乱纪。
习近平是高举宪政大旗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政治大作为、历史大手笔可能是在中国实现“党主立宪”。“党主立宪”是海外学者冯胜平先生出的一个好主意。皇帝和国王可以“君主立宪”，“党主立宪”也是可以办，行得通的。
美国立国时，也是“党主立宪”——如果我们把以华盛顿为总司令的革命武装集团看作是一个政派的话。制宪之前, 殖民时期的总督、官吏和特权商人是要延续君主制的，他们流恋世袭爵位和特权，想把华盛顿控制在手中，推举华盛顿当国王，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表。华盛顿坚定的表示：“他不惜流最后一滴血，支持人们反对任何想要改变宪法的共和形式的企图。” 制服了上层的反对派才有可能召开制宪会议。因此，制宪之前必然是华盛顿为首的革命武装集团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足以号令全国、让人民信服的政治集团和领袖人物，连个全国性的会议都开不起来，遑论立宪。费城会议的核心人物是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是制订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中国本是有宪法的国家。但几十年来实行的是“君主虚宪制”。党制定的宪法，只是民主装饰品，并不执行。不是以法治国，而是实行人治。领袖带头置自己制定的宪法于不顾。像毛泽东那样，“和尚打伞，无髪（法）无天。”以践踏宪法、藐视议会来表现自己的权威和尊荣，并明确告诉高级干部要打破宪法迷信。所以，下面干部就不能形成遵宪守法的风气。各级人大成了橡皮图章。文革中各级人大关门，国家元首刘少奇被囚禁致死，标志着宪法和宪政的死亡。
我们说“党主立宪”是革故鼎新的意思，实际工作要从修改1982年宪法着手。宪法专家曹思源先生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他有许多好的建议。将来的修宪委员会，应吸收民间的宪法专家参加。
习近平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
习近平的三篇讲话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结束了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开辟了宪政民主的新时代。我们把这看作是“党主立宪”的开局。习近平的“党主立宪”，一定会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一定会得到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喝彩。习近平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
制定宪法和法律时，党在法之上是必然的；执行宪法和法律时，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必须的。就像习近平所说：“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关键是领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修宪必成，宪政必兴。
习近平提出“协商民主”将开启宪政民主的新时代。习近平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议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
宪政的本质是民主而不是专政，是保护人民而不是镇压人民。对罪犯的管束和惩罚是个案，不是什么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必经途径，即在共产党领导下解决共产党自己权力结构的分权与制衡问题，这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主立宪”，还是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党的领袖代表党向全国人民做了遵宪行宪的庄严承诺，但有些权贵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不同意，他们是党内的反宪政派，或称专政派，这就出现了习近平的讲话被篡改、被阉割的情况，出现了宪政派和专政派的严重斗争。
王伟光抬出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
专政派显然认为，删改、阉割习近平讲话只是“破”，还必须“立”，要有一套足以抗衡和替代宪政的理论，足以抗衡和代替习近平三次“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论述，才能绑架习近平向“左”转，于是毛左头号理论家王伟光奉命拿出了这样一篇东西，企图影响四中全会。
王伟光在文章中集纳了马恩十几条论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在这些语录的支撑下他推导出了什么结论呢？
“国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对内的主要职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机关统治被统治阶级，以保证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政治地位和根本利益。”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依靠暴力和强制机关“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使统治阶级的压迫合法化、固定化，而这种秩序的建立不是阶级调和，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表现。”
谁是统治阶级呢？权贵利益集团；谁是被统治阶级呢？全国老百姓。周永康和他掌握的专政机关，强占耕地，野蛮拆迁，对民企巧取豪夺，把上访者关入监狱，“维稳”十年就是这样认定，这样执行的。
为了把周永康的“维稳”事业进行下去，王伟光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贴上无产阶级专政的标签，把权贵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全国人民的秩序合法化、固定化。
这是一种什么“秩序”呢？
北京大学发表调查报告称，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层25％的家庭却仅有全国1％的财产。表明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73。
独立学者刘植荣的《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中国最低年收入为6120元，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排在158位，低于32个非洲国家。
据中新网报导，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为2.6%，只有国际平均水准的一半；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为将近4%，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全都高于15%。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医疗公平性排名为全球倒数第四。
中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公务支出或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德国2.7%，日本为2.8%，英国4.2%，韩国5.1%，印度6.3%，加拿大7.1%，俄罗斯7.5%，美国9.9%.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所要保护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告诉我们，这个社会秩序你们必须接受，不服就跟你搞阶级斗争。在他看来，四中全会竟然要讨论没收腐败官员财产，追回腐败款项（国外流失80万亿至100万亿）用于解决国家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民生问题，完全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颠倒了，这是“阶级调和”，是“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王伟光替权贵资产阶级说话自觉心虚输理，把马恩语录作为重兵器抬出来与宪政派作战，就像从博物馆抬出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一样，横刀立马，以为一报名号就能把对手镇住。经查证，王伟光引用的那些语录，不仅被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实践所否定，特别是早在19世纪末叶就已经被比马克思长寿12年的恩格斯本人公开否定。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要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年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籍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利用来对这些结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说完这些话后的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恩格斯特别交代：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恩格斯和第二国际领导的欧洲工人运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他们凭借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各国建立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在西方改革资本主义的正果，既优于19世纪英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又优于20世纪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站住了。
如果一定要请“老祖宗”做裁判，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结论支持由无产阶级专政向民主共和国转型，支持习近平的“党主立宪”。王伟光的文章不仅是反民主、反宪政的，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201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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