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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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的源流及濫觴

今天說起官本位，人們意中往往指的是社會意識中的某種價值觀。當然，這種社會意識的背後，是政治制度，已經跟這個制度相關的社會結構。中國的古代社會，自秦漢以來，官本位不僅是價值，而且是一個主要的社會特徵，而且這個特徵，得到了科舉制的強化和固化。然而，在經過了150多年現代轉型之後，官本位依然困擾着今天的中國人，給今天的現代化進程，帶來了極大障礙，應該說，中國社會，至今沒有走出官僚主導的制度窠臼，但是局面比古代似乎還要糟。

一

古代的中國，曾經有個一個比較漫長的封建制的時期，雖然未必能肯定地說，在東周以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封建制，但至少西周的封建制，是可以確定的。春秋時期開始了從封建制向郡縣制的過渡，到了戰國時期，這個過渡基本完成。秦的統一，只是把郡縣制在全國範圍內固定下來而已，但是秦制卻因此成為郡縣制或者說官僚帝制的代稱。

封建制，疆土是層層分封的，所以，無論天子還是諸侯，都無需什麼專職的官僚，辦事職責，交給低層的貴族即可。只有實行郡縣制之後，地方管理由諸侯直轄了，才有設官分治的需要。而這種模式到了秦統一之後，自然變成天子自統郡縣，所有的官吏，都對天子負責。由於疆域廣闊，需要的官吏眾多，不僅有地方官，還需要協助天子辦事的中央結構和相應的官僚。這樣，一個龐大的官僚階層就逐漸形成了。這樣一個以文官為核心的龐大的官僚體系，無疑是後來中國制度的核心成分，台灣著名學者許倬雲甚至稱之為中華文化的三元色之一。[①]

雖然說，秦朝實行的是以官為貴的國策，官吏不僅是法令的執行者，而且是教育的唯一實施者。可是，秦朝二世而亡，時間太短。秦制在漢朝遭到了修正，漢朝實際實行的是貴族和官僚的雙軌制，有時，甚至官僚們也把封侯作為一種追求。但總的趨勢，官的份額在增加，而貴族的地位在下降。如果一個人沒有官位，而只有爵位，實際的社會地位並不高。這是因為，所謂的郡縣制，本質上就是一種官僚制。皇帝統治國家的權力，事實上必須由官僚代行，因此，誰擔任官職，就就掌控了資源。土地、人力，山川河流的實際控制者，其實是官吏。社會人群中，最有權勢者，理所當然會受到最大的尊重。但是，這樣的官吏，在另一面，又是皇帝可以通過制度和技術來控制的，漢朝皇帝，經過幾代教訓，終於明了對皇權的最大的威脅，不是掌握實權的官僚，而是擁有分封國土作為政治實體的貴族。所以，秦制在後來實際上被完全恢復了。

戰國後興起的帝國，在結構上就規定了，皇帝要想統治國家，唯一的途徑是通過官吏的槓桿。官僚和皇帝制度的結合，成為任何一代帝王必然的選擇。儘管由於用於選官的察舉徵辟制度的副作用，官僚本身也出現了世襲化的傾向（門閥），以至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官僚貴族化的普遍現象。但此時的門閥世族，世襲繼承的已經不是采邑和爵位，而是做高官的特權。即使在門閥世族中，人們所看重的，仍然是某些權高位重的官位官銜，而非爵位。

當然，任何形式的世襲，對於皇帝而言，都不是好事。官位被某些家族把握，就意味着皇帝對這些官位失控。所以，當再一次統一到來之際，大一統的王朝，肯定要設法削平門閥世族，而削平的方式，就是讓他們不再壟斷官位。所用的工具，就是科舉制度。

從科舉制度實行的1300多年的歷史來看，科舉制的確是一把鋒利的斧子，對於削平門閥世族有着奇妙的作用。科舉實行以來，雖然朝廷一直都有封爵制度，所謂的王室貴族，也一直都存在。但是，爵位一直都是官位的一種補充。沒有官位的爵位，無論有多麼高的階位，含金量都不高。不僅僅因為沒有官位的人，無法從政務操作中，攫取好處，而且還由於他們沒有實際的權力，人們對他們並不畏懼。皇帝對科舉的重視，是因為這樣的選官途徑，可以保證最高權威的暢通無阻。

在宋代之後，進士考試的殿試，又極大地強化了皇帝對科舉的控制，中第者天子門生的自我感覺，極大地強化了他們跟皇帝之間的聯繫。而民間對科舉的看好，是因為考試意味公平和公正，意味着平民的機會。官位的獲取，由於跟科舉考試的結合，在民間獲得了極大的合法性。考試得官，非讀書人不辦，考試得中，意味着學問，也意味着才華和本事。歷朝歷代，高官厚爵之輩，他們的後代都可以因他們的官爵而直接得官，進入仕途。但是這個途徑卻一直不受人重視，既不受皇帝和人事部門的重視，也不受民間的待見。所以，高官的後代，一般不屑於走門蔭入仕之途。無心仕途的紈絝也就罷了，有志者，一定會走科舉的路。

在明清之際，科舉事實上存在三級台階的情況下，高官子弟，頂多捐一個監生，少了一個台階。其他的兩個台階，都要自己真刀實槍地考上去。只有到了晚清，官場比較混亂，科甲出身不像此前那樣金貴之後，才有比較大規模的高官子弟捐官的現象出現。門蔭都讓人看不起，那麼捐班就更為人不屑，所以，無論朝政混亂到了什麼地步，只要科舉尚在，就始終是人們入仕的第一選擇。

科舉對於王朝的好處，還不僅僅是保證了皇帝的最高權威，保證了皇帝跟入仕者的天然聯繫。而且還保證了朝廷可以從民間不斷地汲取人才。不管考試內容是什麼，人才都會通過考試的管道，源源不斷地被抽上來。雖然說，唐朝以詩取士，對於錄取人才更有有好處。後來的八股取士，有識者多加抨擊，黃宗羲甚至說，“八股之害，等於焚書。”但在實際上，多數有才者也會屈就自己，適應這樣的考試形式。也就是說，八股未必能造就人才，但人才會屈就八股而實現自己做官的夢想。

美籍華人學者何炳棣統計了明清之際12000多進士和23000多舉人的家庭出身，發現出身此前未有功名的寒門小戶之家的人，占了差不多一半左右。明代寒門的比例高一點，約在55%左右，而清朝稍低，也有37%左右。[②]歷代對於科舉制度的嚴謹性，都要求很高，非常看重科舉這種掄才大典，因而保障了這個制度的大體公平。使得社會中下層的人才，可以源源不斷地通過這個管道，被選拔到官場上來。白衣致卿相，在那個時代，不僅僅是一個普通士子的夢，而且是某種程度的現實。

二

儘管如此，白衣致卿相還是眾多白衣的一個夢，實現這個夢雖然有可能，但對多數人而言，實現的可能性並不大，從白衣到卿相，不僅僅有科舉一道關口，情況相當複雜，但這個夢的誘惑力之大，卻能保證把多數優秀的讀書人都栓在科舉上。在一個沒有貴族的社會裡（現存的所謂貴族，都是暫時的），理論上，多數人都有機會進入官場，而且科舉考試又保證了這個過程的大體公正的情況下，官僚制的觸鬚，就伸進了社會各個層面。

歷朝歷代，能通過科舉考試的人都不多，以明清為例，進士考試每三年一次，一次取士不過幾百人，對於成百萬的讀書人而言，這樣的出路實在是太窄，窄到幾乎不像是一條出路的地步，但由於科舉實際上存在三級台階，秀才、舉人、進士，每個台階，都有相應的政府優惠和社會榮譽。所以，讀書人還是會盡力爭取踏上這些台階。舉人和進士人數雖少（可以作為榜樣存在），到了秀才一級，人數就比較多了，而且秀才之外，還有眾多想考秀才的童生。按習慣，進過考場和沒進考場的人，也是兩個等級，進過考場的人就可以戴方巾，自稱是讀書人。這樣，眾多的讀書人，都聚攏在科舉的台階上面了。

而在當時的中國，讀書人一般又都是社會的精英。這樣，社會的金字塔，就按照官僚制度的理路搭建起來。人們首先認可的是科舉的功名，人的地位，依照童生、考過試的童生、秀才、資深秀才、貢生、副榜、舉人、進士這樣的台階遞進。由於“考試帶來之出身，終身帶有不可移易”，只要考上了，即使被罷了官，革除了功名，在人們眼裡，這個人還是有出身的。[③]官場上的縉紳錄上沒名了，但社會地位卻還能保留。其次才輪到官階。做過官的人，依照官階的大小，文還是武，其士紳的地位高低有差。

明太祖甚至明文規定，做官的人，即使退休致仕在家，平民也不能跟他們平起平坐。做過官的人，跟平民不敘禮，如果有平民對做官致仕者不禮貌，要按律論罪。[④]社會地位的排序標準，最後才排到財產。僅僅有錢的土財主，或者商人，在一般社會評價中，地位相當低，甚至是人們嘲笑的對象。讀書人之外的社會大眾，一般來說，都跟着讀書人走。他們社會地雖低，但他們的子弟，卻有可能通過讀書，爬將上去，進入金字塔的上端。

我們都說，古代中國的農村社會，是具有鄉紳自治性質的社會。但所謂的鄉紳，其資格除了功名就是官階。沒有候補和退休官方身份的人，是不能被人稱為鄉紳的。固然，在社會動盪時期，鄉紳自治的社區，未必都能保證對王朝的忠誠，但鄉紳的地位，卻跟官僚制有着解不開的聯繫。

按今天政治學理論的標準，中國古代的國家，都屬於小國家，國家政權不下鄉，國家管的事也相當少，基本上不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因此在國家之外，存在着自治的民間社會。不僅城裡的市民社會是自治的，鄉村的農民社會更是自治的。但是這樣一個自治的社會，卻跟官僚制有着血肉聯繫。由於讀書人都圍繞在科舉制的金字塔在活動，而知書達禮的讀書人，又是鄉村禮俗社會的組成部分，讀書人中進入體制的佼佼者，有自然而然是鄉村社會和宗族的領袖。所以，在古代中國，實際上不存在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在官本位的價值體繫上，它們是統一的。

官本位的價值最強大的塑造者，是科舉制。由於官吏是要治民的，治民勢必會導致民眾的反感。畢竟，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純粹靠道德自律約束能自己的官吏都是不多的，而制度的約束，往往顯得乏力。沒有科舉制，官吏的選拔勢必會烏煙瘴氣，充滿了任人唯親、任人唯錢的骯髒。但是，有了科舉制之後，通過考試做官的人，就變得令人欽佩。地方官的儀仗，如果他是科舉出身的，就會將他是哪一科，幾甲的進士頭銜，打在最前面。凡是正途出身，尤其是兩榜進士出身的進士，不僅上司高看一眼，連百姓也高看一眼。捐班和正途的官員，同樣貪腐，人們對捐班的痛恨度，要比正途出身的不知高多少倍。中國古代政治，一般不講合法性的問題，但對政府不講，不見得對官員也不講，官員的合法性，往往就體現在科舉上。

不僅如此，宋代以來的民間戲曲小說，凡是才子佳人題材的（這種題材特別多），男主角必定是個讀書人，多半是秀才。才子和佳人之間，發生故事是沒問題的。但才子若要抱得美人歸，實行大團圓，必定得進京趕考，考個狀元。不僅才子佳人故事如此，就是那些揚名立萬，報仇雪恨的題材，也往往得考個功名，做上八府巡按什麼的，才能實行。

過去的民間社會，即使窮鄉僻壤，哪裡有不知道秀才，不知道狀元的呢？民間的俗語，謠諺，吉祥畫，狀元及第，連中三元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不錯，人們每每痛恨官吏，但因為有了科舉，人們對官吏的感情有了很複雜的兩面，既痛恨，又艷羨，人們的艷羨，當然有官員“升官發財”的內容，但最艷羨的，往往是科名。而且對科名高第的官員，有不言而喻的欽敬。可以說，連山野村夫，都是狀元的天然粉絲。世間留下來的科名牌坊，比貞節牌坊還要多。官本位深入骨髓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託庇於科舉制。

三

自1905年廢除科舉，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階段從晚清到民國，無論民國的北洋時期還是國民黨時期，科舉制度已經不復存在了。民國時期雖然實行了文官考試制度，但已經是西方意義上的文官考試，只有在形式上跟科舉相似，而內容已經完全變了。因為，在西方社會的公務員不一定是社會精英，考試取官，僅僅是為了建構一個政府辦事機構，不讓政府結構因政黨的輪替而出現動盪。真正的精英，在商場，在科技教育界。

同時，由於中國這個時期，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都是軍人，而新生代的紳士和商人以及新式知識分子，也作為社會精英，登上歷史舞台，所以，官吏地位雖然也不低，但仍然談不上是社會精英。而且由於政治的動盪，戰事頻仍，文官考試制度，也沒有很好的實行，在地方官這一塊，還是地方軍紳說了算。所以，這一階段，應該是科舉沒落時期。科舉制的影響還在，反應在高等教育上，就是一度學法科的人特別多。但由於後來法科的學生並不能都有官做，所以，法科也並沒有一枝獨大。

1949年以後，尤其是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後，實行高校全國統一考試的新政權，事實上把高考變成了新的科舉。除了考試內容不一樣之外，其他都很相似。考上大中專院校的學生，畢業之後，都是國家幹部，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就像過去由吏部統一分發各省候補一樣。所以，官本位再次復活。然而，這樣的制度，在實行13年之後，被文革中斷，改革開放後恢復了不到十年，隨着大學畢業不包分配的改革，高考科舉復辟的性質，悄然褪色，科舉的光環，現在分別被公務員考試和高考分擔着，官本位依舊。

人們都知道，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政府拉動的、連市場的建立，都不能沒有政府的參與。在整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立過程中，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實際上政府是最大的獲益者。雖然經濟學家們常說，政府不能干預市場，但政府抓經濟，已經成為中國一大特色，政府不僅握有市場上無所不在的審批權，而且可以直接操控司法，干預經濟，或者利用面目不清的國企，參與經濟活動。結果，即使沒有腐敗，政府官員也變成了操控資源的香餑餑。馬克斯·韋伯說過，中國的官員，是收入最豐，也最穩定的職業。韋伯的結論，只有在今天，才是最為名副其實的。

在這樣的轉型過程中，對官僚體制的改造有兩種路徑可以走。一是建立一個理性、廉潔、高效的官僚制，重建科舉，使官僚制的入口公平公正，保證這個制度起到不斷從民間汲取人才的作用，社會與政府平分社會人才。二是縮小政府，放棄多數目前的政府職能，實行西方式的文官考試，讓社會大於政府，抹掉公務員職位的光環，讓多數人才都進入商界和科技界以及學界。可惜的是，我們現在是兩者皆棄。既沒有走理性官僚制的路，也沒有走小政府大社會的路。

公務員考試學的是西方，但公務員卻成了社會上最受歡迎的職業。學了西方的文官考試，卻沒有文官考試的嚴肅，各地自行其是，蘿蔔招考，時有所聞。高考已經不再是科舉，卻在社會上還殘留在科舉的印象，使得大學自主招生難以推進。社會上對於官員的情感，形成了病態的糾結。一方面，人們痛恨官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只要出現官員的負面消息，多數人都一起叫罵，一個官員或者官員家人遭遇了不幸，網上喝彩一片。但另一面，公務員考試又是蜂擁而上，大學生畢業首選的職業，肯定是公務員。親朋好友中有個官員，人們一面聯絡感情，甚至不惜阿諛奉承，一面卻是背後的咬牙切實的詛咒。

官本位的價值還在，而且依舊得到制度的支持。在上面的人，一方面知道很多壞事都是官員干的，但卻不得不什麼事都依靠官員來推行。整個體制，從上到下，對於社會力量，還是疑慮重重。龐大而且日益擴張的官僚體制，已經日益成為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障礙，但當權的人們，甚至連對這個體制進行改革的膽量都沒有了。從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爭着詛咒這個官僚體制，但卻爭着往這個體系裡擠。擠進去了，還爭相擴張這個體系的利益。導致今天的社會，各種政策都向官的方面傾斜。做官則擁有一切，不做官則什麼都沒有。官民的結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不平衡，因而引起的民怨，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沸騰過。現在的官本位，是一種扭曲的，完全沒有正面價值的觀念。從前的官本位，至少還有些人們對考試得官人的欽佩，還蘊含某種文化內涵的認同，而現在的官本位，只有赤裸裸的強權崇拜，赤裸裸的利益追求。

不消說，當今的官本位，所依憑的，是一種最扭曲，也最沒有道理的社會現實，裡面的制度扭曲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一點都不誇張地說，如果再不改變，社會的潰敗已經不遠了。

[①] 許倬云：《許倬雲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451頁。

[②]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york, 1962

[③]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三聯書店，1958，第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