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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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的源流及滥觞

今天说起官本位，人们意中往往指的是社会意识中的某种价值观。当然，这种社会意识的背后，是政治制度，已经跟这个制度相关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古代社会，自秦汉以来，官本位不仅是价值，而且是一个主要的社会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得到了科举制的强化和固化。然而，在经过了150多年现代转型之后，官本位依然困扰着今天的中国人，给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极大障碍，应该说，中国社会，至今没有走出官僚主导的制度窠臼，但是局面比古代似乎还要糟。

一

古代的中国，曾经有个一个比较漫长的封建制的时期，虽然未必能肯定地说，在东周以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封建制，但至少西周的封建制，是可以确定的。春秋时期开始了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过渡，到了战国时期，这个过渡基本完成。秦的统一，只是把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固定下来而已，但是秦制却因此成为郡县制或者说官僚帝制的代称。

封建制，疆土是层层分封的，所以，无论天子还是诸侯，都无需什么专职的官僚，办事职责，交给低层的贵族即可。只有实行郡县制之后，地方管理由诸侯直辖了，才有设官分治的需要。而这种模式到了秦统一之后，自然变成天子自统郡县，所有的官吏，都对天子负责。由于疆域广阔，需要的官吏众多，不仅有地方官，还需要协助天子办事的中央结构和相应的官僚。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以文官为核心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无疑是后来中国制度的核心成分，台湾著名学者许倬云甚至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三元色之一。[①]

虽然说，秦朝实行的是以官为贵的国策，官吏不仅是法令的执行者，而且是教育的唯一实施者。可是，秦朝二世而亡，时间太短。秦制在汉朝遭到了修正，汉朝实际实行的是贵族和官僚的双轨制，有时，甚至官僚们也把封侯作为一种追求。但总的趋势，官的份额在增加，而贵族的地位在下降。如果一个人没有官位，而只有爵位，实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这是因为，所谓的郡县制，本质上就是一种官僚制。皇帝统治国家的权力，事实上必须由官僚代行，因此，谁担任官职，就就掌控了资源。土地、人力，山川河流的实际控制者，其实是官吏。社会人群中，最有权势者，理所当然会受到最大的尊重。但是，这样的官吏，在另一面，又是皇帝可以通过制度和技术来控制的，汉朝皇帝，经过几代教训，终于明了对皇权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掌握实权的官僚，而是拥有分封国土作为政治实体的贵族。所以，秦制在后来实际上被完全恢复了。

战国后兴起的帝国，在结构上就规定了，皇帝要想统治国家，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官吏的杠杆。官僚和皇帝制度的结合，成为任何一代帝王必然的选择。尽管由于用于选官的察举征辟制度的副作用，官僚本身也出现了世袭化的倾向（门阀），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官僚贵族化的普遍现象。但此时的门阀世族，世袭继承的已经不是采邑和爵位，而是做高官的特权。即使在门阀世族中，人们所看重的，仍然是某些权高位重的官位官衔，而非爵位。

当然，任何形式的世袭，对于皇帝而言，都不是好事。官位被某些家族把握，就意味着皇帝对这些官位失控。所以，当再一次统一到来之际，大一统的王朝，肯定要设法削平门阀世族，而削平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不再垄断官位。所用的工具，就是科举制度。

从科举制度实行的1300多年的历史来看，科举制的确是一把锋利的斧子，对于削平门阀世族有着奇妙的作用。科举实行以来，虽然朝廷一直都有封爵制度，所谓的王室贵族，也一直都存在。但是，爵位一直都是官位的一种补充。没有官位的爵位，无论有多么高的阶位，含金量都不高。不仅仅因为没有官位的人，无法从政务操作中，攫取好处，而且还由于他们没有实际的权力，人们对他们并不畏惧。皇帝对科举的重视，是因为这样的选官途径，可以保证最高权威的畅通无阻。

在宋代之后，进士考试的殿试，又极大地强化了皇帝对科举的控制，中第者天子门生的自我感觉，极大地强化了他们跟皇帝之间的联系。而民间对科举的看好，是因为考试意味公平和公正，意味着平民的机会。官位的获取，由于跟科举考试的结合，在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合法性。考试得官，非读书人不办，考试得中，意味着学问，也意味着才华和本事。历朝历代，高官厚爵之辈，他们的后代都可以因他们的官爵而直接得官，进入仕途。但是这个途径却一直不受人重视，既不受皇帝和人事部门的重视，也不受民间的待见。所以，高官的后代，一般不屑于走门荫入仕之途。无心仕途的纨绔也就罢了，有志者，一定会走科举的路。

在明清之际，科举事实上存在三级台阶的情况下，高官子弟，顶多捐一个监生，少了一个台阶。其他的两个台阶，都要自己真刀实枪地考上去。只有到了晚清，官场比较混乱，科甲出身不像此前那样金贵之后，才有比较大规模的高官子弟捐官的现象出现。门荫都让人看不起，那么捐班就更为人不屑，所以，无论朝政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科举尚在，就始终是人们入仕的第一选择。

科举对于王朝的好处，还不仅仅是保证了皇帝的最高权威，保证了皇帝跟入仕者的天然联系。而且还保证了朝廷可以从民间不断地汲取人才。不管考试内容是什么，人才都会通过考试的管道，源源不断地被抽上来。虽然说，唐朝以诗取士，对于录取人才更有有好处。后来的八股取士，有识者多加抨击，黄宗羲甚至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但在实际上，多数有才者也会屈就自己，适应这样的考试形式。也就是说，八股未必能造就人才，但人才会屈就八股而实现自己做官的梦想。

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统计了明清之际12000多进士和23000多举人的家庭出身，发现出身此前未有功名的寒门小户之家的人，占了差不多一半左右。明代寒门的比例高一点，约在55%左右，而清朝稍低，也有37%左右。[②]历代对于科举制度的严谨性，都要求很高，非常看重科举这种抡才大典，因而保障了这个制度的大体公平。使得社会中下层的人才，可以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管道，被选拔到官场上来。白衣致卿相，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士子的梦，而且是某种程度的现实。

二

尽管如此，白衣致卿相还是众多白衣的一个梦，实现这个梦虽然有可能，但对多数人而言，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从白衣到卿相，不仅仅有科举一道关口，情况相当复杂，但这个梦的诱惑力之大，却能保证把多数优秀的读书人都栓在科举上。在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里（现存的所谓贵族，都是暂时的），理论上，多数人都有机会进入官场，而且科举考试又保证了这个过程的大体公正的情况下，官僚制的触须，就伸进了社会各个层面。

历朝历代，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不多，以明清为例，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一次取士不过几百人，对于成百万的读书人而言，这样的出路实在是太窄，窄到几乎不像是一条出路的地步，但由于科举实际上存在三级台阶，秀才、举人、进士，每个台阶，都有相应的政府优惠和社会荣誉。所以，读书人还是会尽力争取踏上这些台阶。举人和进士人数虽少（可以作为榜样存在），到了秀才一级，人数就比较多了，而且秀才之外，还有众多想考秀才的童生。按习惯，进过考场和没进考场的人，也是两个等级，进过考场的人就可以戴方巾，自称是读书人。这样，众多的读书人，都聚拢在科举的台阶上面了。

而在当时的中国，读书人一般又都是社会的精英。这样，社会的金字塔，就按照官僚制度的理路搭建起来。人们首先认可的是科举的功名，人的地位，依照童生、考过试的童生、秀才、资深秀才、贡生、副榜、举人、进士这样的台阶递进。由于“考试带来之出身，终身带有不可移易”，只要考上了，即使被罢了官，革除了功名，在人们眼里，这个人还是有出身的。[③]官场上的缙绅录上没名了，但社会地位却还能保留。其次才轮到官阶。做过官的人，依照官阶的大小，文还是武，其士绅的地位高低有差。

明太祖甚至明文规定，做官的人，即使退休致仕在家，平民也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做过官的人，跟平民不叙礼，如果有平民对做官致仕者不礼貌，要按律论罪。[④]社会地位的排序标准，最后才排到财产。仅仅有钱的土财主，或者商人，在一般社会评价中，地位相当低，甚至是人们嘲笑的对象。读书人之外的社会大众，一般来说，都跟着读书人走。他们社会地虽低，但他们的子弟，却有可能通过读书，爬将上去，进入金字塔的上端。

我们都说，古代中国的农村社会，是具有乡绅自治性质的社会。但所谓的乡绅，其资格除了功名就是官阶。没有候补和退休官方身份的人，是不能被人称为乡绅的。固然，在社会动荡时期，乡绅自治的社区，未必都能保证对王朝的忠诚，但乡绅的地位，却跟官僚制有着解不开的联系。

按今天政治学理论的标准，中国古代的国家，都属于小国家，国家政权不下乡，国家管的事也相当少，基本上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在国家之外，存在着自治的民间社会。不仅城里的市民社会是自治的，乡村的农民社会更是自治的。但是这样一个自治的社会，却跟官僚制有着血肉联系。由于读书人都围绕在科举制的金字塔在活动，而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又是乡村礼俗社会的组成部分，读书人中进入体制的佼佼者，有自然而然是乡村社会和宗族的领袖。所以，在古代中国，实际上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上，它们是统一的。

官本位的价值最强大的塑造者，是科举制。由于官吏是要治民的，治民势必会导致民众的反感。毕竟，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纯粹靠道德自律约束能自己的官吏都是不多的，而制度的约束，往往显得乏力。没有科举制，官吏的选拔势必会乌烟瘴气，充满了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的肮脏。但是，有了科举制之后，通过考试做官的人，就变得令人钦佩。地方官的仪仗，如果他是科举出身的，就会将他是哪一科，几甲的进士头衔，打在最前面。凡是正途出身，尤其是两榜进士出身的进士，不仅上司高看一眼，连百姓也高看一眼。捐班和正途的官员，同样贪腐，人们对捐班的痛恨度，要比正途出身的不知高多少倍。中国古代政治，一般不讲合法性的问题，但对政府不讲，不见得对官员也不讲，官员的合法性，往往就体现在科举上。

不仅如此，宋代以来的民间戏曲小说，凡是才子佳人题材的（这种题材特别多），男主角必定是个读书人，多半是秀才。才子和佳人之间，发生故事是没问题的。但才子若要抱得美人归，实行大团圆，必定得进京赶考，考个状元。不仅才子佳人故事如此，就是那些扬名立万，报仇雪恨的题材，也往往得考个功名，做上八府巡按什么的，才能实行。

过去的民间社会，即使穷乡僻壤，哪里有不知道秀才，不知道状元的呢？民间的俗语，谣谚，吉祥画，状元及第，连中三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错，人们每每痛恨官吏，但因为有了科举，人们对官吏的感情有了很复杂的两面，既痛恨，又艳羡，人们的艳羡，当然有官员“升官发财”的内容，但最艳羡的，往往是科名。而且对科名高第的官员，有不言而喻的钦敬。可以说，连山野村夫，都是状元的天然粉丝。世间留下来的科名牌坊，比贞节牌坊还要多。官本位深入骨髓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托庇于科举制。

三

自1905年废除科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民国的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科举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民国时期虽然实行了文官考试制度，但已经是西方意义上的文官考试，只有在形式上跟科举相似，而内容已经完全变了。因为，在西方社会的公务员不一定是社会精英，考试取官，仅仅是为了建构一个政府办事机构，不让政府结构因政党的轮替而出现动荡。真正的精英，在商场，在科技教育界。

同时，由于中国这个时期，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都是军人，而新生代的绅士和商人以及新式知识分子，也作为社会精英，登上历史舞台，所以，官吏地位虽然也不低，但仍然谈不上是社会精英。而且由于政治的动荡，战事频仍，文官考试制度，也没有很好的实行，在地方官这一块，还是地方军绅说了算。所以，这一阶段，应该是科举没落时期。科举制的影响还在，反应在高等教育上，就是一度学法科的人特别多。但由于后来法科的学生并不能都有官做，所以，法科也并没有一枝独大。

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实行高校全国统一考试的新政权，事实上把高考变成了新的科举。除了考试内容不一样之外，其他都很相似。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毕业之后，都是国家干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就像过去由吏部统一分发各省候补一样。所以，官本位再次复活。然而，这样的制度，在实行13年之后，被文革中断，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不到十年，随着大学毕业不包分配的改革，高考科举复辟的性质，悄然褪色，科举的光环，现在分别被公务员考试和高考分担着，官本位依旧。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连市场的建立，都不能没有政府的参与。在整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政府是最大的获益者。虽然经济学家们常说，政府不能干预市场，但政府抓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大特色，政府不仅握有市场上无所不在的审批权，而且可以直接操控司法，干预经济，或者利用面目不清的国企，参与经济活动。结果，即使没有腐败，政府官员也变成了操控资源的香饽饽。马克斯·韦伯说过，中国的官员，是收入最丰，也最稳定的职业。韦伯的结论，只有在今天，才是最为名副其实的。

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对官僚体制的改造有两种路径可以走。一是建立一个理性、廉洁、高效的官僚制，重建科举，使官僚制的入口公平公正，保证这个制度起到不断从民间汲取人才的作用，社会与政府平分社会人才。二是缩小政府，放弃多数目前的政府职能，实行西方式的文官考试，让社会大于政府，抹掉公务员职位的光环，让多数人才都进入商界和科技界以及学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是两者皆弃。既没有走理性官僚制的路，也没有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

公务员考试学的是西方，但公务员却成了社会上最受欢迎的职业。学了西方的文官考试，却没有文官考试的严肃，各地自行其是，萝卜招考，时有所闻。高考已经不再是科举，却在社会上还残留在科举的印象，使得大学自主招生难以推进。社会上对于官员的情感，形成了病态的纠结。一方面，人们痛恨官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只要出现官员的负面消息，多数人都一起叫骂，一个官员或者官员家人遭遇了不幸，网上喝彩一片。但另一面，公务员考试又是蜂拥而上，大学生毕业首选的职业，肯定是公务员。亲朋好友中有个官员，人们一面联络感情，甚至不惜阿谀奉承，一面却是背后的咬牙切实的诅咒。

官本位的价值还在，而且依旧得到制度的支持。在上面的人，一方面知道很多坏事都是官员干的，但却不得不什么事都依靠官员来推行。整个体制，从上到下，对于社会力量，还是疑虑重重。庞大而且日益扩张的官僚体制，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但当权的人们，甚至连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的胆量都没有了。从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争着诅咒这个官僚体制，但却争着往这个体系里挤。挤进去了，还争相扩张这个体系的利益。导致今天的社会，各种政策都向官的方面倾斜。做官则拥有一切，不做官则什么都没有。官民的结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不平衡，因而引起的民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沸腾过。现在的官本位，是一种扭曲的，完全没有正面价值的观念。从前的官本位，至少还有些人们对考试得官人的钦佩，还蕴含某种文化内涵的认同，而现在的官本位，只有赤裸裸的强权崇拜，赤裸裸的利益追求。

不消说，当今的官本位，所依凭的，是一种最扭曲，也最没有道理的社会现实，里面的制度扭曲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点都不夸张地说，如果再不改变，社会的溃败已经不远了。

[①] 许倬云：《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451页。

[②]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york, 1962

[③]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