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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一（1）	2016-03-06 21:48:04

(原文较长，不得已分5此转贴）

《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出版

【编者按】毛泽东无疑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人物，无疑是给中国这段历史划出最深痕迹的人物，不仅曾左右过他生前的中国，而且仍影响着他身后的中国。

中国大陆学者单少杰，以独立立场、经数载寒暑写成《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前毛泽东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和美国华裔史学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为该书作序。

李锐先生说：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不彻底弄清“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的全部历史，我们就还会犯错误。单少杰将毛泽东严厉地摆在历史天平上，很少顾忌，畅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本书所引材料是大量而广泛的，是经得起推敲的。

余英时教授则指出：单少杰先生费了多年功夫写成这部《毛泽东执政春秋》，而且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毅然刊布，充份体现了孟子所谓“大丈夫”的风骨。但本书的价值还远不止此，他不仅仅是写一部当代的信史，而是要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真与善，兼收而并蓄，是本书的一个显着特色。

单少杰1953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1978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本校哲学系任教至今。

其部分论着有：《论唯心主义这朵生长在人类认识树上的无果花》，《论哲学批判》，《中国古典直觉思维概论》，《当代中国：信仰危机缘于伪善之风》，《中国改革的整体性视角》，《发展的整体性主题》，《发展的非均衡性考察》，《人文学科建设中的个案研究》。《主客体理论批判》曾获《中国社会科学》优秀青年论文奖。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研究类一等奖。

毛泽东执政春秋

单少杰　着

联经出版公司

2001年12月29日

制作/龙之蚩蚩

声明/尊重知识，尊重版权。请勿商业使用！

By EpubSTAR lite 2.6.2.30120 2013-04-22T20:58:03

序言（一）李锐

在《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中，我曾谈到，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错误）。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这是十年前说的话，没有听到不同意见。

以前，人们常说，中国自1949年后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种说法虽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经过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他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争朝夕，追求大同之境，左右了国家的一切，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真正做到了“系天下安危于一身”或者谁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我们过去的成就和失败都同毛泽东分不开，研究他的晚年错误，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到“文革”十年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而且一直在发生影响。当年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是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果然，这种人旧习不改，尤其1989年后，又大大出现了这种翻腾，于是1992年初，邓小平不得不“打招呼，作南巡讲话，告诫全党上下，“左”的错误是根深蒂固的。所谓“根深蒂固”，当然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分不开。

1997年列席十五大时，我在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中谈到，在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左”，从马恩列斯的理论与实践到中国自古以来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分析了“左”及其难改的根源，并建议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最近，在全国学习“三个代表“高潮中，邓小平指责过的那种“左”的翻腾又出现了。“左”爷们的“左”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死抱住教条，无视历史事实，唯我独革，还是唱着那些老调子，还是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

因此，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研究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方方面面，理清事实，探讨根源，仍是不可推卸的长期任务，仍同我们当前的建设和未来的走向紧密相关。我一直认为，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不彻底弄清“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的全部历史，我们就不能轻装前进，就还会犯错误、走弯路。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是条长腿，政治体制改革是条短腿，致使我们总不能大步前进。原因何在？关键就在我们没有彻底清算过去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同“左”的结合。毛泽东承认自己是搞“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有点个人崇拜”；追求“君师合一”……。于是才有林彪的“四个伟大”（毛本人特别欣赏“伟大导师”），手摇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文革”十年“砸烂一切”，将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所依靠的民主、自由、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致使整个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至今回顾，仍不寒而栗。有鉴于此，1980年邓小平作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报告中讲到的种种措施，二十年来未能得到认真落实。我们还是习惯人治，习惯家长制，习惯个人说了算；还是一个权大于法的权力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乃至执法犯法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就是腐败难治、民意难申、言路阻塞、党的威信日益下降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也是世界有影响的人物。有关他的传记，国内外已出了多种，最近西方又出了两种。据说拿破仑身后的传记有一百多种。相信毛泽东的传记也会越来越多。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我五十年代写过早年毛泽东，八十年代后不断写晚年毛泽东，由此认识了不少这方面的学者专家，老中青三代都有，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执教的单少杰就是其中一位。

1995年春夏间，单将书稿第一至二篇交于我。在随后几年间，他将书稿其余部分陆陆续续送到我家。2000年1月26日，他又将修改好的全部书稿送到我家，嘱我写一篇序言。书稿过去断断续续读过，但耄耋之人随读随忘，日常杂事又多，现在也不可能再通读一遍。因此，序言也只能写一点浮面的话。

我从作者写的“成书过移”中知道，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时，他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民主观的文章，前一部分题为“轻诺延安，寡信北京”。这时到处兴起一股“毛泽东热”，并愈演愈烈。作者感到我们这个民族患有严重的“历史健忘症”，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的苦难，于是在1993年底至1994年春，又写出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政权暴力背景的文章。他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得到过苗力田教授的指教。苗是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主持翻译过《亚里士多德全集》。苗既介绍作者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又为作者审阅了这篇文章。在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作者对毛泽东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终于用五、六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五十余万字的著作。单少杰是研究哲学和文史的学者，能够借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来研究毛泽东。亚里士多德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古希腊思想家，他研究了一些希腊城邦因暴力而兴又因暴力而衰的历史。我没有读过西方学者尤其西方古代学者这方面的著作，但我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自有其共同规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道路，既有相异处也有相同处。用亚里士多德有关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的思想，来对比研究毛泽东的执政成败，会有借鉴启示，可以顺理成章。这种学者思想型的研究，我很是赞成（我自己没有这种基础）。

如关于庐山会议，作者指出，彭德怀上书，既对事又对人，对事涉及所批之事的范围、程度、性质等方面问题，对人则触及所批之人的应负责任、实际能力、工作作风等方面问题。作者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彭德怀批评毛泽东的言论，还是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言论，都有一个前轻后重的不对称结构，先是有条件地肯定对方，继而很严厉地批评对方。不过，毛的言论不仅有谈话结构的不对称，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对称。“他可以负人，人不可以负他，颇有些曹孟德气度。”关于毛泽东批斗彭德怀，作者除了作出政治、思想、历史等方面的考察外，还作出文化方面的阐释，指出毛还承袭了古代君主在整治政敌和驾驭臣民时常采用的一些手段，“不守常规，不讲章法，无巧不取，无所不为。”“太史公笔下的汉高祖，既有旷世雄主之风采，又有肖小徒辈之行色，几分雄才，几分痞气。”“明太祖朱元璋则把谋害大臣的事做到极致处。”“毛泽东虽不好与史上名君相比，但作为能夺得天下者，自是有许多过人之处，自是一个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长袖善舞者，阴柔之道也是烂熟于肚中的。”

作者根据自己熟读过的经典理论著作，就毛批彭没有理论思想，乃非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世界观，“言辞间多有对彭的轻蔑与嘲讽，以伶牙欺刚正，以利齿辱厚重”，指出，“实际上，毛所说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他指责别人不懂许多东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这些东西。”比如他说，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就不准确了。因为，经验主义是一外延较大的概念，不仅包括马赫哲学，而且包括其他哲学，上自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哲学，中有英国经验论，下至本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哲学。”毛还告诫彭，“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作者认为这一说法也有问题：“按毛屡屡引为权威的那些经典作家的说法，在经验主义哲学中，既有唯心主义派别，也有唯物主义派别，后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他们均被马克思等推崇为现代唯物主义先驱。过去，人们在谈到毛泽东独断专行时，对其为所欲为方面谈得较多，而对其遭遇抵制方面谈得不够。作者在书中强调：在执政党最高决策层中，除毛外几乎所有成员都曾先后不同程度地作过努力，来阻止毛一意孤行，呈轮番抗争之势，并最终置毛于落孤陷寡境地。作者还比较了毛的党外反对者与毛的党内反对者，认为后者的抵制力更大些，骨头更硬些。对付党外民主人士，毛只要搞些“阴谋”，便可打发了事；对付党内异己力量，他就要处心积虑并倾其全力了。彭德怀在被打倒后，总是不服，今天写一封自讨苦吃的申诉信，明天又写一封自讨苦吃的申诉信，直到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时，还要求同毛泽东见一面，把问题谈清楚。

作者是教授、学者，这本书所利用的文献和有关著作，是大量而广泛的，是经过作者认真地梳理和鉴别的，所引材料比较详实可靠，是经得起推敲的。作者同我谈到，他在处理书中材料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写得很苦。之所以为此，除要考虑写学术论着所应考虑的那些一般要求外，还要考虑两个特殊因素：一是，对于书中所写的人和事，我国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有或大或小的发言权，当然说多说少不一。二是，在现今中国文化思想界，不仅“毛泽东余威”犹存，且有“文革”余孽和积习不改的文化酷吏及其走卒在活动，其中年纪较大者，过去曾当过“四人帮”的帮凶，如今仍怀有“鸡蛋里挑骨头”这一习惯性心理。作者认为无法不让他们在此书中捕风捉影，但应尽量不让他们从书中找出学术硬伤。

翻读原稿时，我对作者的感觉是，他将毛泽东严厉地摆在历史天平上，很少顾忌，畅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有时还打比方、用典故，有的恰到好处，有的难免使人感到太尖锐了。关于毛泽东性格特征，书中也有所论述。这里举三个例子：用一个多动症患者竟拎着一只装满鸡蛋的大篮子，来比喻“爱折腾”的毛泽东却掌管着新中国所有权威资源这一局面。用袁绍因讨伐曹操失败而恼杀田丰的典故，来解说毛泽东因搞大跃进失败而加罪彭德怀这一史实。毛泽东晚年多病，却不爱吃药，并常同医生闹别扭；这种讳疾忌医的倔劲，不仅表现在医病保健上，而且表现在施政用权上，既不愿吃健体之药，也不愿吃治国之药。这本书所使用的语言是亦雅亦俗的，既适合专业研究者阅读，也适合普通老百姓阅读。

其阐述举重若轻，能把一些颇有深意的问题讲的浅显易懂。其行文简洁流畅，很少有什么生僻的字词和生造的语句，多为熟词和短句，有节奏感，可朗朗上口。

不同的读者对本书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是很自然的事。作为一个毛泽东研究者，由于种种限制，我虽然不可能像作者那样毫无顾忌、畅所欲言，但我赞成出版这样的书，因为毛泽东已走进历史，无法不让人评说。1992年《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一书出版时，我在“前记”中说道：“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同毛泽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后退，欢乐与痛苦，乃至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等等，都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真是荣辱相关，生死与共。毛去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光辉——毛泽东思想仍照耀着我们，可是他的阴影一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也还笼罩着我们。”这是八年前说的话。难道毛泽东的阴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人们呵，不要忘记刚刚过去的苦难的历史。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我相信作者的辛劳是会有收获的，这本书对研究毛泽东尤其鉴戒毛泽东是会有好影响的。

2000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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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余英时

单少杰先生费了多年功夫写成这部《毛泽东执政春秋》，而且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毅然刊布，充份体现了孟子所谓“大丈夫”的风骨。仅此一点，已使我钦佩无已。但本书的价值还远不止此，单先生是哲学家，具有思想的深度。我匆匆读过原稿和《关于本书写作理念》，才懂得他的用心之苦。他不仅仅是写一部当代的信史，而是要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作者服膺康德哲学，他所处理的不但是历史知识问题，而且也是道德问题。思辩理性和实践理性，真与善，兼收而并蓄，是本书的一个最显着的特色。他所用的“春秋”两字取自孔子的原义。《春秋》是中国史学的大宗，两千年无异辞。清代中叶考证学大兴，褒贬之说渐受冷落，但章学诚仍然大声疾呼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上>）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甚大，几乎没有人懂得《春秋》的深刻涵义了。但陈寅恪先生在1964年<赠蒋秉南序>中说：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寒柳堂集》）

陈先生中岁以前，治史也极尽客观实证之能事，但晚经患难，终于回到《春秋》的传说，于欧阳修仿《春秋》而写成的《新五代史》特致推重如此。《春秋》之义在今天仍在史学上表现出生命的跃动，于此可见。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但他又在<自序>中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之旨在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是公羊家口传的孔子“大义”，可以说明《春秋》批判对象并不限于“乱臣贼子”，“无道”的“天子”也同样在孔子“口诛笔伐”的范围之内。历代皇帝对于史官的畏惮便是《春秋》确曾为中国人维护正义的显证。所以近代史学大家柳贻征先生也十分重视史官直笔，而径以“史权”两字称之。（见柳贻征《述实录例》，《国史馆馆刊》第二卷第一期，1949年，页1－9。）虽然过去有人怀疑过《春秋》究竟能不能发挥“乱臣贼子惧”的功用，但史实俱在，是无法否认的。让我举一个后世的例子为证。《晋书》卷82<孙盛传>云：

《晋阳秋》（按“阳”字即“春”字，因避讳而改）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

可见桓温多么怕《晋阳秋》的“词直而理正”，以至要通过孙盛的儿子，以灭其一门为威胁。这个桓温不是别人，他留下了一句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晋书》卷98桓温传）可见他嘴上虽说“遗臭万载”也足以自豪，心里还是怕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为了维护《春秋》的褒贬传统，曾对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反复质疑。黄先生早年在密歇根大学写明代运河的博士论文时，我恰好赶上做他的论文指导人。论文完成后，我又介绍他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继续作研究，写成了《明代的税制》一书。甚至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也是由我一力推荐的。我和他的关系很深，不能不说几句话。黄先生比我年长十几岁，他是军人出身，三十多岁才在美国上大学，勤苦奋斗，著述不辍，是一位极可敬佩的学人。他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最初坚持以“师礼”待我，但我坚决拒绝，因为在西方担任论文指导的名义只是一形式，即使有所商榷，也是彼此都有进益。我引戴震不肯接受段玉裁、姚鼐为弟子的话，主张不妨“交相师”。他不得已而让步，但仍引傅君剑赠胡适句：“文章风义友兼师”。因此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师友之间”。但是他对中国史的看法和我颇有不同。这在西方是十分正常的事，我们之间也并未因之而减少互相间的尊重，一直到他逝世前都是如此。

黄先生是研究经济史出身，他的《明代的税制》引用了《明实录》中大量的统计数字。这是他“数目字管理”说的来源。他大概又受到法国《年鉴》派的社会经济史的影响，重视长期性的结构，这样便形成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的观点。所以他的看法是有坚强根据的，绝非兴到乱说。这一点我必须为他辩护。但西方史学早已进入多元化的阶段，不再有统一的史观。多元并存是正常的现象，而且恰恰显出史学界的活力。经济史家与传统派史家的争论更是屡见不鲜。十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经济计量史学家（cliometrician）佛格尔（Robert W. Fogel）和英国传统巨擘厄尔顿（G. R. Elton）的激烈辩论曾经轰动一时。佛格尔引用大量统计数字研究美国南方黑奴，其结论曾引起不断的争议，他并因此而获得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佛氏是反对在史学中表达个人观点和价值判断的，厄氏则持相反的意见。但理性争论的结果则是双方都做出必要的让步，也更理解对方持论的根据。（可看他们两人合着的《Which Road to the Past?》，Yale Univeristy Press, 1983）黄仁宇的论点接近佛格尔，这是由于他们研究的对象相同所致。

最后，我愿意指出，西方虽然没有《春秋》褒贬的史学传统，但西方史学史上所谓“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主流在实证主义、甚至科学主义的笼罩之下，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处理人文现象，各式各样的决定论主导着史学家的思路，不承认个人有真正的“自由”，个人与“物质分子”（molecule）完全相等。在这种认知之下，道德判断自然无从谈起。但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的史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想把史学变作自然科学同类的东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西方史学家，特别是犹太籍的，写到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使用的语言恰恰符合《春秋》笔法。五十年代以来，不少有慧见的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已突破了决定论的牢笼，坦率地指出：在历史寻找所谓“规律”或“因果律”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努力过去不曾成功，现在没有成功，将来也不会成功。伯林（Isaiah Berlin）在五十年代初所写的<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那篇长文，尤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方史学传统的褒贬（“praise and blame”）语言又在他的笔下复活了。由于诠释派人类学进入了史学领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所谓“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荒谬划分，许多史学家今天已从追寻“规律”转为追寻“意义”。孔子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话于是又获得了现代的诠释。

1993年哈佛大学俄国史大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刊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俄国》（《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一书，他在书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着这一场空前的灾难，史学家是不是应该还是保持冷静，像科学家面对着自然现象一样，不动一丝感情？他所给予的答案是彻底否定的。他先引一位19世纪德国史学家的话：“我认为写史必须带着愤怒和热情”；再引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上的话：“对于应该愤怒的事情而不发怒的人，我们只能以愚人视之”。派普斯最后更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面论证：拒绝对历史事件下判断其实也是根据一套道德价值的系统。沉默等于承认一切发生过的事情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对的。这是为历史上所以胜利者做辩解的一种说辞。（页509-510）毛泽东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时，有下面这一段有趣的对话：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见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收在《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页336）

斯大林最后一句话是所有共产党人都接受的“公理”。这条“公理”在西方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名言：“凡存在，即合理”（“Whatever is right”）；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陈亮（1143-1194）的观点也可以与之相印证：“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试问：如果我们真的拥抱这一“公理”，真、善、美一切价值还能在人间找得到一隙存在的余地吗？

我特别引派普斯《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俄国》和单先生《毛泽东执政春秋》相印证，因为这两部书恰好遥相呼应。无论就政权的性质、历史过程的悲惨、或主要人物的残忍而言，这两部书都是处处相称的。派氏全书终于这段历史的“道德涵义”（“moral implications”）正相当于单先生的“春秋”。派氏引康德“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经典之论，又引波普尔（Karl R. Popper）的名言：“每一个人只有为自己可选择的志业而牺牲的权利，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鼓励别人为一个理想而牺牲。”康德和波普尔不也是单先生最欣赏的哲人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于此见之。

读了派普斯这些议论，单先生也许会感到“吾道不孤”吧！

2000年11月14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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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第一篇导论：暴力与政权

本篇主要谈毛泽东政权的暴力背景以及毛泽东本人的执政概况。

毛及其党人在暴力夺取政权过程中，不只是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同时也相对弱化了各民主党派；致使他们在执政后，既没有像样的政敌，也没有象样的盟友，即他们身边已不存在任何能够有效制约他们的政治力量，故而易于为所欲为。

毛在其执政过程中，虽很少受到执政党外不同政见者的制约，却不断遭遇执政党内不同意见者的抵制─除毛以外几乎所有新中国领导人都先后不一且程度不一地抵制过他。可是，毛虽不断遭遇这些抵制，却总能粉碎这些抵制─上述抵制者都被他逐一整治，或被整怕，或被整倒，或被整死。

毛在执政后，未能实现由社会革命者角色向社会建设者角色转变，仍保持激进且躁动的行为倾向，不能耐心从事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总爱搞运动，故使治下人民深陷贫困和饱受折腾。

本篇比较分析了毛泽东与亚里士多德下述思想：毛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亚则指出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

他们分别揭示了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所涵盖的两个显然有别却又密切相关的部分：毛重在揭示这一问题的前半部份，亚重在揭示这一问题的后半部份。

然而，他们在研究时间与课题逻辑上是相互错位的：后人毛泽东做了前半截子文章，前人亚里士多德做了后半截子文章。这后半截子文章就后人来看，有历史局限性，应予以补做。

第二篇建设：大跃进与庐山会议

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搞经济建设，最终搞出了“大跃进”；二是搞政治运动，最终搞出了“文化大革命”。

毛搞经济建设，总的说来是“左倾”的：

一方面，急躁冒进，其头脑一再发热，其举措一再过激，以致搞出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另一方面，讳疾忌医，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意见者，将邓子恢等人蔑称是“小脚女人”，将周恩来等人指责为离右派“大概50米远“，将彭德怀等人─执政党中品质最纯且骨头最硬的一拨人─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结果，“大跃进”搞成了“大灾难”：

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倒退到建国初期水平以下；

全国人口损失数千万，相当于整个中华民族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人员伤亡总数。

本篇重点论述了“庐山会议”。

彭德怀庐山谏言既对事又对人：

对事，涉及大跃进错误的范围、程度和性质；

对人，涉及毛泽东个人的责任、能力和作风。

彭对事对人批评，既有准确性一面，也有严厉性一面；显示出他在中共高层中，比一部份人明智，比一部份人勇敢。

为响应彭德怀批评，毛宣布：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际为：人若犯他一，他必犯人十─谈事，一团漆黑；谈人，一无是处。

首先设陷，抛出彭信，使之成为会议焦点，诱同情者和反对者表态；

继而反击，既作讲话又写批语，对彭等大加批判─政治批判、思想批判、历史批判；

最后收网，开中央全会作结论，将彭等打为叛臣─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在毛批彭言论中，最有谈论内容并最显谈者心性的话题，莫过于清算彭历史旧账：如说彭自加盟革命后，关键时候大都动摇，或犯左倾错误或犯右倾错误；如说彭与他关系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毛如此算账，过于精明，以致弄巧成拙，即在贬损彭德怀的历史同时也殃及他自身的历史。

毛泽东庐山整人之举是很有些特点的。

从政治现象层面上看，这整人之举采用了一些格调不高但颇为实用的方法：

其一，翻箱倒柜肆揭老底，此时整彭德怀如此，后来整刘少奇也如此；

其二，东拉西扯一概否定，同志战友说翻脸就翻脸，一翻脸就翻到全盘否定地步。

从文化传统层面上看，这整人之举承袭了许多旧时统治者在整治政敌和驾驭臣民时常采用的方法：

其一，机会主义方法，即对手段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

其二，伦理主义方法，即对人格的攻击是大行其道的；

其三，除悍禁暴、催阳折刚的方法，即对治下臣民的性格类型是有所选择的─选择柔弱而排斥刚强。

在这个执政党中，敢于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者，唯彭德怀将军一人。彭无疑是中共高层里最为刚勇的人，故也是毛泽东主席最难容忍的人。彭要保持自己有话直说的一贯作风，毛要确立自己说一不二的独断权威，两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1959年庐山会议，则为这一冲突提供了时间、空间以及人事机缘。

第三篇转折：七千人大会与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毛泽东先是低头退却，继又昂首进击，从而完成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转变：由主要搞经济建设转变为主要搞阶级斗争，由做“第一件大事”转变为做“第二件大事”。

在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承认自己应对执政党中央这几年所犯错误负领导责任，显示了他已从经济战线上被迫退却的态势。

对于毛的退却，许多中央大员表现出好意与戒心参半的态度：既为他遮遮掩掩，好让其走人了事；又对他旁敲侧击，以劝其好自为之。

刘少奇对1959年庐山会议作出“明升暗降”解释：对彭德怀个人批判明显升温，对会议总体评价暗中降低，淡化了会议的路线斗争意义而凸显了其间的政治倾轧性质。

在秋天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大讲政治，大讲党内阶级斗争，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提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显示了他又在政治战线上主动进击的态势。

毛之所以大讲政治，因为，他不是各行各业专家，却想在各行各业中享有充分发言权，于是扬长避短：不讲专业，即自己知之不多的地方；而讲政治，即自己能说上许多话的方面。这种扬长避短实属“抢戏”，政治家抢专门家的戏，政治领导抢行业领导的戏。

毛之所以大讲党内阶级斗争，因为，党内分歧本属我长你短之争，故吵起来应按规矩行事，应以博奕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则属你死我活之争，故斗起来能够不择手段，能以狡诈方式取胜。当毛把党内不同意见者宣布为阶级敌人时，便意味着他在与这些人冲突时，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置这些人于绝境。

本篇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出剖析。

就这个理论自身内容看，其间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更为基本些：

它无疑抓住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很有可能转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当今世界来看，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它也无疑搞出了许多不真实的东西，如将毛执政时期定性为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就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定性来龙不清且去脉不明：作为其起始点的“资本主义”是虚设的，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发展得像模像样，毛却像模像样地描述它，并像模像样地同它作殊死斗争以防止它“复辟”；作为其归宿点的“共产主义”是驳杂的，其间既有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也有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痕迹。

就这个理论实践结果看，它所坚持的东西比它所反对的东西更不如人意些：

它所反对的，只是毛自以为是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编织起来的。

它所坚持的，只是毛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折腾出来的，其经济是贫穷的，其政治是专制的，其思想文化是愚昧的。

第四篇革命：四清运动反帝反修文艺批判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创意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执政党中央为指导运动先后颁发《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等一系列文件。运动最初从经济问题入手，如城市“五反”主要反经济犯罪，农村“四清”主要清财务问题；最终落实为政治问题，即打击“资本主义势力”，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随着运动深入进行，毛泽东对刘少奇越发不满：一是不满后者对运动的定性，即认为运动主要矛盾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而是“四清”与“四不清”矛盾；二是不满后者搞运动的方式，即打击面过宽，打击力过重。后来，毛将刘这两点概括为“形左实右”。

就实际情况看，不是刘存心想整出这么多“四不清”干部，而是这个体制本身就造出这么多“四不清”干部；不是刘个人要搞“扎根串连”、要搞过火斗争，而是这个体制本身提供不出其它方法。刘此时搞“四清”遭遇了这一体制性困境。毛后来搞“文革”也遭遇了这一体制性困境。

由于受个人视野和历史机遇限制，毛的国际作为不及他的国内作为。不过，他的外交举措仍有可说之处，既有杰作也有败笔：

其一，常能在国际政治角逐中打出一些好牌，如积极争取国际中间势力；却不能就世界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如仍坚持现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并对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折映出他的一种畸变的“幸存者心理”）。

其二，重视与美苏两大国的外交，先是合纵苏联以反“美帝”，后又连横美国以防“苏修”；但缺乏对两大国国情的了解，如向世界宣布苏联已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技术上超过了美国和欧洲，如向尼克松亲属承认自己很难理解“水门事件”。

其三，能够维护主权，在对外交往中没有订立过城下之盟，没有丧失过民族尊严─毛一直深怀民族主义情结；但难以深交朋友，开始时凡与他好得就像亲兄弟似的朋友，到头来几乎都与他吵得就像不共戴天的仇人─毛未能给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建立起较确定的目标序列。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会刺向外部强敌也会刺向内部苛政。

在一党专政体制中，选拔官吏的过程往往是择劣的过程。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频频批评文艺界已跌到修正主义边缘，指责文艺舞台“推陈出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国死人”，“外国死人”，致使许多文艺作品及其作者遭受批判。

毛对文艺界的批评与指责，就其描述层面来说是有些根据的，就其解释层面来说是相当苍白的，就其评价层面来说是过于严厉的。

中共党人以其自身在建国前所承受的苦难和在建国后所制造的苦难，为新中国文艺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可是，新中国文艺界在毛泽东治下，既创制不出反映前一苦难的文化精品，也创制不出反映后一苦难的文化精品。

毛没有因此自惭形秽，反倒由此迁怒他人，抱怨文艺界。不过，抱怨者最应该被抱怨。

第五篇文化大革命（上）

毛泽东为发动“文革”而从批判《海瑞罢官》入手，无疑是找到了一个能够大加发挥的话题：

这是一个说起来很像有那么回事的话题，即不只是炮制出一些虚构的东西，而且也抓住了一些非虚构的东西，一些与当时中国政治实情很相似的东西─就《海》剧解读意义而言。

这也是一个可引发其它许多话题的话题，即能迅速激化中共高层原本就隐有的许多重大分歧，如关于怎样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分歧、关于怎样看待庐山会议问题分歧，并使它们发生“共振”效应。

毛发动“文革”的主要意图，是要解决执政党领导权问题。这一点在《5.16通知》中获得较明确的表述，即要“清洗”那些“混进”党政军里和文化界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毛运作“文革”的基本方法，是要搞群众运动。这一点在《十六条》中获得较系统的阐述，即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进行“大鸣大放”，“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群众运动先锋是红卫兵。《5.16通知》发表，掀起了第一波红卫兵运动，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大中城市里的部份大中学校。《十六条》发表，掀起了第二波红卫兵运动，其影响已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扫四旧”把整个国家都翻箱倒柜一遍，“大串连”使千百万青年学生作热分子运动。红卫兵运动狂飙骤起且波澜壮阔，最为狂躁也最显真情。

搞个人迷信与搞群众运动相辅相成。林彪宣称：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搞毛的个人迷信，就是要树毛的“绝对权威”─毛在发动“文革”时最为需要的一种资源。

本篇对毛的“绝对权威”作出剖析。

这一绝对权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高政治权威，即“伟大领袖”身份，二是最高精神权威，即 “伟大导师”身份。

然而，这两种权威的品性是不同质的，犹如熊掌与鱼翅不同质一样；这两种权威的承担者也是不同类的，正如秦始皇与孔夫子不同类一样。

1949年后，毛的最高政治权威者的地位无庸置疑，毛的最高精神权威者的地位则大为可疑：就其思想层面来说，其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被他自己于1962年后遗弃了，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则被其党人于1978年后否定了；就其道德层面来说，其执政风貌可说是宁可我负天下而不可天下负我。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或者说政统与道统是相对分离的，从而能够避免出现因政治权威系统崩溃而连带其它权威系统一并崩溃的局面。

在毛的新中国里，包括思想权威和道德权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精神权威都被置于某种政治权威─某种很容易出乱子政治权威之下，即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一个很容易破损的篮子里。这种覆盖一切权威的权威，无事则罢，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殃及整个社会，“倾篮之下，安有完卵？”

第六篇文化大革命（下）

毛泽东原想在1967年里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果在许多年里都结束不了这场革命，以致搞成毛公不亡则文革不息之势。

在毛原先设想中，这场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整“走资派”，主要方法是搞“群众运动”；但在运动进行过程中，这一目的与这一方法在相互关系上发生如下变化：

其一，发生相互逆转，方法获得剧烈膨胀乃至吞噬了目的，并使自身上升为目的，群众运动本身成了高于一切的东西，成了“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最为强调的东西。

其二，发生相互冲突，目的是要打倒某些政敌，方法则在制造出更多的政敌，而要再打倒这些新增加的政敌，就还得使用那个能够制造出更多政敌的方法，犹如面多了掺水，水多了掺面，面又多了再掺水……

在文革前期，毛还能将他所要打击的对象和所要依靠的力量搞得大致清楚：

他所要打击的对象是刘少奇集团；

他所要依靠的力量包括中央文革集团、林彪集团和周恩来集团（前两个集团属不稳定力量，主要为毛做鼓动群众造反的事，后一个集团属稳定性力量，主要为毛做维系国家秩序的事）。

然而，当打倒“刘邓陶”后，毛开始将他所要打击的对象搞不清楚了；又当反击“二月逆流”后，毛又开始将他所要依靠的力量搞不清楚了。他先斗自家营垒外的人，斗得举目无敌；再转过身整自家营垒内的人，整得举目无亲：

先整陈毅、谭震林这些中共元老；

继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秀；

再整林彪、陈伯达这些老部下、老亲信；

后既批“四人帮”又批“右倾翻案风”。

1967年2月，在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上，“三老四帅”联袂发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指责他们乱党、乱政、乱军。其中，谭震林发了最大的火，陈毅讲了最重的话，致使毛震怒不已，发起批判运动，严整“二月逆流”。

就在周恩来集团遭到沉重打击时，中央文革集团和林彪集团获得急剧扩张，致使毛的政治营垒发生倾斜，其稳定性方面急剧坍塌，其不稳定方面极度摇摆，并危及毛自身安全。

中央文革集团及其追随者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最终搞出“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局面。造反派既矛头向上，揪斗各种权威人物，冲击各种权力机关；又相互攻击，先搞文斗，后搞武斗，致使整个国家处于失控中。

于是，毛又转身打压造反集团：

动用野战军平息各地武斗，揪出“王关戚集团”，大抓“五一六分子”；

派出“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将大学生分遣基层，将中学生下放农村。

林彪集团也越发膨胀起来，最终在中共九大上进入顶峰状态。林本人被以《党章》形式确定为毛主席接班人。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委员人数上，超过中央文革集团，接近周恩来集团；在政治运作能量上，比中央文革集团更有实权─握着“枪杆子”，比周恩来集团更具声势─有着“左派”形象。

然而，林彪集团仍不满足于此，他们还想：一要实际号令全军，二要通过《宪法》形式获得国家主席权力。

他们的这些企图，触犯了毛的权力禁忌，并招致他的强力反弹：

先是烧掉“林副统帅第一个号令”，警告先斩后奏者；

继则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整倒陈伯达；

后又砍出“程咬金三板斧”，重在打压林手下几员大将；

接着“游说”南方，话锋直指林本人；

终使这一集团作背水一战并一败涂地。

林无疑是一个把毛看透的人，并是一个有着军人脾性的人、一个情急便拔刀相向的人。

若从法统上说，他最后举动当属犯上作乱，有些类似古时臣子“弒君”之举。

若从情理上说，他铤而走险则属迫不得已，即出于自保、出于对毛的恐惧。

若从道义上说，则在这谋杀者与被谋杀者之间分不出绝对优劣来。这个谋杀者确有图谋不轨问题，这个被谋杀者也有滥施苛政或滥整无辜问题。

毛曾合法地整死许多不应该整死的人，

林则不合法地谋杀一个早该退位的人。

林彪事件后，毛的工作重心不断发生摇摆：一会儿落在试图恢复国家生活秩序的努力上，一会儿又落在设法维护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努力上。

与此相应，他的用人倾向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会儿倚重老干部集团而打压中央文革集团，一会儿又倚重中央文革集团而打压老干部集团。

如此摇摆与变化大致经历了两个周期：

其一，先是倚重由周恩来领衔的老干部集团，来收拾林彪逃亡后的烂摊子；继又借重中央文革集团，来批判周的“右倾回潮”。

其二，复又倚重由邓小平领衔的老干部集团，来“整顿”各行各业，以求“安定团结”，并“将国民经济搞上去”；再又借重中央文革集团，来反击邓的“右倾翻案风”。

尾声

1976年9月9日零时刚过，毛泽东在被告知他还有救后，便面露喜色地离开了人世。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毛鼓动“大跃进”的话，也可说是他自注其一生的话。

在如何评价毛泽东问题上，执政党存有“投鼠忌器”心态。然而，历史是严肃的：

已经发生的事情尤其那些意义重大的事情，是难以长期掩盖下去的；

本该否定的东西尤其那些破坏人的基本权利的东西，也是难以长期维护下去的。

我们民族有着十分发达的历史意识，不仅能搞清这几十年的历史，而且能从中获取教益，如复苏作为一个伟大民族所应有的耻辱感，进而有可能借以重获那种汉耻于秦而后或唐耻于隋而后的兴盛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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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

单少杰

第一篇导论：暴力与政权

引言

1893年，毛泽东诞生于湘潭韶山。这一年是旧历癸巳年，即“蛇年”。不过，毛似乎不属“蛇”而属“龙”。

56年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操着一口湖南土腔宣告一个新国家诞生了。余音缭绕之际，隆隆炮队碾压过长安街面，滚滚人潮翻涌在金水桥前。

正是以这一年为界，中共党史被分成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两大阶段。百年中国也就有了“解放前”与“解放后”两个世界。

正是以这一年为界，一些人半生戎马、半生新贵，另一些人半生纵横捭阖民国官场、半生登高山兮望我大陆。

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前者，他从中国最贫瘠的地方，拉起了一支最强悍的队伍，打了一场最难打的战争，走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并最终走进了北京城。后者，他凭借新国家的力量，对抗美国，顶撞苏联，爆了核弹，发了卫星，但也引发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制造了殃及上亿人的大冤狱。

毛泽东做这两件大事功过如何？

前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评价道：

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做后一件大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

陆定一有六十余年共产党人生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管过全党宣传工作，有阅历，也有眼光。陆还长期在中央工作，受毛直接领导，对他既有就近观察的机会，又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该部长对该主席的评价，当属知根知底者言。

当然，陆公评说不可能价值中立，而多有政治倾向。他所谓“成就”即于中共有利，所谓“错误”即于中共有害。在他看来，毛做第一件大事之所以有功就在于使中共较快地夺得天下，做第二件大事之所以有过就在于使中共差一点丢了江山。

对于毛所做的两件大事以及陆所作的相关评价，人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毛夺取政权与毛执掌政权有何联系？

其“大功”对其“大过”有何影响？

在其夺权业绩与其执政业绩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反相关关系？

这种反相关关系可表述为，暴力革命越成功，和平经营就越有可能遭致失败；或暴力革命胜利得越彻底，就越有可能给由暴力做成的政权带来较难治愈的后遗症。

这些问题均可被提升为一个更一般亦更基本的问题：

暴力与政权关系究竟如何？

【1】

谈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似不能不提这两个人：

一是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二是亚里士多德─阐述了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的思想。

很可能在许多人看来，这两个人风马牛不相及，既有着时间与空间上的巨大跨度：一是今人，一是古人，一是中国人，一是外国人；也有着职业与性格上的显着差别：一是政治家，一是学问家；一是不亦乐乎于和天地斗、和人鬼斗，一是不亦乐乎于漫步花园、逍遥讲学。

不过，他们也有相似地方，即都对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有兴趣，并都在这方面有建树。其中一人本身就是一位马背君主，凭借暴力打出了一个血染的中国。另外一人自己未能亲临疆场，却做过一位马背君主的先生，目睹了这个被称做亚历山大大帝的学生如何暴兴又如何速衰的过程，还研究过许多希腊城邦因暴力而兴因暴力而衰的历史，留下了一部《政治学》。

他们分别从自身角度揭示了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所涵盖的两个显然有别且又密切相关的方面：一个着重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前半部份，即暴力可以打出政权来；另一个则着重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后半部份，即用暴力打出的政权容易衰败。两者着重点不同，但可前后连接，有很强的相关性。当然，这种相关性主要是解释意义上的。

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搞得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在这期间，年青的中共犯了一个毛泽东称之为“书生主观的错误”，即只做民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不重视建立自身武装，结果导致了国共分裂后的严重局面：拿枪杆子的国民党把不拿枪杆子的共产党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惨痛的失败使中共领导人终于明白过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共产党的枪杆子，就没有共产党的发言权。于是，他们来到武汉，于1927年8月7日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做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决定。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湖南辣子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义无反顾地表达了他不留中央当“书生”而去下面做“土匪”的决心。(1)

“八七”会议后，毛说干就干，策划秋收暴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红色政权，一干就是二十二年。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枪杆子与政权间所能有的最直接的联系，既可看到其间质的联系，即有红色武装就有红色政权，也可看到其间量的联系，即有多少杆枪就有多大地盘：

当他有了“红四军”数千杆枪时，便割据绵延数县的湘赣边界；

当他有了“红一方面军”数万人马时，便建起纵横数十县的中央根据地；

当他有了数十万“八路军”、“新四军”时，便与老蒋、鬼子三分天下；

当他最终有了数百万“解放军”时，便一举夺下中国大陆，并使自己做了紫禁城里的新主子。

与毛泽东不同，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一个学者型人物，先在阿卡德米学园当柏拉图的学生，后到马其顿王宫任亚历山大王子的先生，再后又开吕克昂学园做逍遥学派的宗师，一生大多数时间都立于静僻之处冷观世事变化。

他在考察希腊城邦政治时，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依仗武功的城邦，仅仅适合于战争生活，一旦实现霸权而停止战斗，就会迅速衰落下去。在和平的年代里，他们就像一把尘封的锈剑。”(2)

他以斯巴达为例，指出其国家目标是十分可疑的：

“整个体制都只是为战争服务的，以保证他们能够克敌致胜。因此，只要战争仍在继续，斯巴达人就能保持优势。可是，当他们一旦取得战争胜利，便立刻开始衰落下去。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享用闲暇的时光，不懂得如何处理战争以外的事，除了能征善战外，别无所长。”(3)

他们“在战争中，在辛劳中，显示出很好的质量，但到了和平时，到了闲暇时，就堕落下去，就显示出某些最卑劣的奴隶质量。”(4)

他还具体地陈述了斯巴达的种种弊端(5)：

在外交上，它常常以一种硬梆梆的缺乏弹性的外交姿态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致使“所有邻邦”，如“阿尔卡斯人，麦西尼亚人，阿卡地亚人都与其长期为敌”，致使自己长期处于严峻的国际压力之下。

在经济上，它的财产制度导致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它的赋税政策又致使国库空虚，结果“国家日渐贪困，私家则日趋贪婪。”

在政治上，它仍保留着长老院组织，可是，“智能犹如身体，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弱的”；并且，“身为长老的人在处理公务时常常是徇私舞弊的”。尽管斯巴达也有监察制度，但监察官员们大都对城邦普通公民“太严厉”而对自身“太放纵”了。

在社会风气上，许多斯巴达人好奢侈，好贪婪，尤其好淫乱─亚里士多德正是据此得出“一切好战的民族往往好色”的结论，并且好伪善─一面发誓要遵守严格的斯巴达律，一面又“偷偷地违反法律而去寻求感官的快乐。”

亚里士多德还考察了所谓“第三种僭主政体”。(6)这也是一种源于暴力的权力体制，其间既有靠着雇佣军力量上台的僭主，也有靠着武装民众力量上台的僭主。后者多曾是平民领袖，故很容易窃用民众的力量。

这些僭主们一旦执掌大权，就实行个人独裁制，任意践踏城邦公民的各种权利。“其统治的目的只服从于他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及他统治下的人民的利益”。亚里士多德不无厌恶地称这种政体为“暴力的统治”，是“世上一切自由人所不能忍受的暴政”。这种暴政也大多不能长寿。

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和“第三种僭主政体”的这些论述，似是言犹未尽的，甚至是含沙射影的，即在明说这两种暴力政权的同时，又影射另一种暴力政权。

就在亚里士多德主持吕克昂学园期间，亚历山大正率领他的马其顿军团东讨西伐、南征北战，硬是打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军威、打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先生似乎不看重弟子这些赫赫武功，在其著述中不仅不提这个大帝国的事情，反而专拣历史上那些崛起与马其顿相类似而结局均不好的政体来大加阐释。这很像是在借古讽今：明说斯巴达，暗指马其顿；明斥僭主，暗讽亚帝。先生似是想以古为鉴地告诫学生，刀剑兴国的事，开场戏好看，收场戏就难说了。

历史似也公平，既给弟子提供了表演盘马弯弓的机会，也给先生提供了显示远见卓识的实例。亚历山大一去世，他用暴力打出的帝国也随之衰落下来，很快分裂为三，即安提柯王朝、塞留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在漫漫历史星空中，亚历山大帝国就像一道闪电，虽耀眼夺目，却转瞬即逝。这恰好印证了亚历山大老师的思想。

尽管先生与弟子有很大差别，一个贬斥暴政，一个推行强权；但师徒二人也有许多联系，一个把暴力与政权的关系说得头头是道，另一个则把弓马打天下的事情做得样样实在。先生说了，弟子做了。先生既可用写出的文字来予以论证，也可借教出的弟子来加以验证。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这部书无疑是他的一篇杰作，而亚历山大这个弟子何尝不也是他的一篇杰作。

注解：

(1)参见《“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改数据》第14册，第1─12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本，1334a；商务中文本1965年版，第392页；伦敦英文本1912年版，第230页。

(3)同(2)，贝克尔，1271b；商务，第91页；伦敦，第56页。

(4)同(2)，贝克尔，1334a；商务，第394页；伦敦，第231页。

(5)同(2)，第二卷，第九章。

(6)同(2)，第四卷，第十章。

【2】

若对毛泽东与亚里士多德作进一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在研究课题与研究时间上是相互错位的：

后人毛泽东做了前半截子文章──暴力可以夺取政权；

前人亚里士多德做了后半截子文章──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

一般说来，后人续做前人文章要好做些。他可以站在前人之上而比前人看到更远更多的东西，既可看到前人已经说过的东西在后来的实践中是怎样验证的，又可看到前人从未说过的东西在后来的现实中是怎样发生的。

反之，若让前人续做后人文章就勉为其难了。亚里士多德可以一般地推论在其之后的一些戎马帝国将会衰落下去，但无法具体地说明它们究竟是怎样衰落的，比如，无法具体地说明毛泽东的枪杆子政权究竟是怎样衰落的。他一不知有“红色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事，二不知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也就很难接着毛的话往下说了。

显然，要续做毛泽东的那个“前半截子文章”，就不能全靠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后半截子文章”，还要一靠后面人来加以补做──因为他们看到了亚氏看不到的现代东西，二靠中国人来加以补做──因为他们拥有着对其故土文化的亲身感触。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暴力更替政权的事件，都发生在亚里士多德视野之外，或在其生年之后，或虽在其生年之前，但在古希腊之外。其间，有的事件能够为他的学说所解释，从而印证他作为大思想家所具有的那种超越时空的思维力；有的事件则不能被他的理论所涵盖，从而显示他作为古希腊人所具有的那种无法避免的局限性。比如，依据他的学说来解释中国历史，有些事能够说个大概，有些事就很难说清楚了。

中国人搞政权方面的斗争，讲的是实力，而最重要的实力就是暴力，就是军队力量。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新兴朝代不是依仗暴力而平定天下的，没有哪一个开国皇帝不是靠着军队而黄袍加身的。朝廷里最重要的政事叫军国大事。

后来的毛泽东，也是先获最高军权，后获最高党权乃至最高公职的，并至死都不让出军委主席一职。

在毛之后的邓小平，也是极为看重自己的军委主席身份的，迟至85岁才让出这一职务。他的属下感恩戴德地颂扬道：这位世纪伟人身体力行地为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这些颂扬者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他们的颂扬对象已经做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龄的军事统帅，创下前无古人并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记录。另外，此公就在退职前不久，还做了一件能上史册的大事──挥师进军没有敌军只有百姓的自家京城，枪声一片过长街。

人们因此而有理由说，一个国家的军权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与这个国家的文明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呈反相关关系：前者愈高后者愈低。

聪明的帝王有时也会请些儒士来讲讲王道，讲讲宽厚待民，讲讲仁义之师，但主要是讲给老百姓听的，讲给那些只知孔孟的书呆子听的。他经常提醒自己的是，不忘霸道，不忘严刑峻法，不忘威武之师，不忘军权才是自己安身立命、起家做皇上的根本。

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的思想，可设为大前提；又根据中国的王朝都是刀枪打天下、弓马夺江山的史实，可设为小前提；那么，依此我们能够推证出什么呢？结论似是：中国的王朝均为暴兴速衰，中国的皇帝就像走马灯样换个不停，中国的王位战争当是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这一结论能不能成立？或者说，这一推论的大前题能不能有效地运用于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很难用“是”或“不”来回答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确有过许多暴兴速衰的短命王朝。第一个建立在诸侯征战上的中央帝国（秦始皇的秦帝国），最后一个建立在农民起义上的北京政权（李自成的大顺国），以及“五朝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等，都是暴兴速衰的，长者不过几十年，短者仅存数十日。

中国历史上也确有过许多暴兴而不速衰的长命王朝。汉、唐、宋、明、清都存在了200年以上，其中两汉累计426年，两宋累计320年。东晋、北魏、西夏、辽、金都存在了100年以上，连最具暴力性质的元朝也存在了近100年。

可见，若就政权个数而言，中国封建王朝大多是暴兴速衰的，短命朝比长命朝要多得多，故与上述亚里士多德思想较为接近；若就总体时间而言，中国封建社会大都处在那些暴兴而不速衰的王朝的统治下，故又与上述亚里士多德思想相差甚远。

中国史上许多明智的开国君主在用暴力夺得天下后，便立刻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变好战爱斗为沉稳舒缓，变暴力行事为和平经营，遏制武将，重用文臣，薄赋轻徭，尽量不过多地折腾老百姓，以使他们能够休养生息，进而安居乐业。

在他们诸多开国举措中，最重要者是进行制度方面建设。他们处心积虑地组建各种权力机构，颁发各类法规律令，以使政府举措和百姓行为都能够规范化，以防止统治的随意化和被统治的无序化。

聪明的开国帝王深知自己的子孙生于荣华富贵中，不可能像自己那样具有从逆境中奋起的志向和能力，如果完全随着这些子孙的心意来行事的话，就有可能把朝政大事弄得混乱不堪，就有可能今日这样做、明日那样做，儿皇帝做这一套、孙皇帝做那一套。于是，他们未雨绸缪，为子孙立下种种规矩，以使他们的行为举止有所依循，而不任意妄为、害国害家害己。

他们这样做，实是把自己的过人才智凝结为法规律令留给子孙皇帝，换句话说，实是把自己在才智方面的优势基因以一种外在化形式遗传子孙皇帝。这好比要知道一块木料的长短，若无尺子的话，就只有最灵巧的木匠师傅才能估量出来；若有尺子的话，即便是最愚笨的木工徒弟也能测得准数。聪明的开国君主正如这灵巧的木匠师傅，其不肖子孙也如这愚笨的木工徒弟，而法规律令则如这把尺子─是这师傅做出来留给这徒弟的。

例如明朝，自成祖以降没有出过什么好皇帝，朱家龙椅上坐的多是平庸之辈或荒唐之徒，可朱家天下竟维持了二百多年，成为中国史上少有的几个长命王朝之一。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朝统治体制相当完备，以致于那些碌碌无为的皇帝也能靠着它坐住江山。明神宗十几年不理朝政，昏得可以，但其名下的国家机器竟还能够运转，尽管不时出些故障。

明朝制度的基本框架多是由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的。这位明太祖打下江山后，便忙于国家体制建设，先是承接先朝制度，后又对其作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在中央政府中，撤销中书省，抬升六大部，后又添设殿阁大学士制；在地方政府中，撤销行中书省，分权三司，即布政使司(行政)、按察使司(司法)、都指挥使司(军事)。他坐天下比打天下还忙还累，苦心经营数十年，终于建起一个严密且严酷的国家体系，集数千年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之大成。他终于为朱家王朝做成了一把很管用的尺子，并传了下去。其不肖子孙只要拿着它，就能大致地测度天下。

聪明的开国帝王还深知自己的子孙只是因血统而登基的，仅凭他们自身才德难以服众，难以使百姓和百官从心里敬畏他们。于是，他们又为子孙皇帝立下许多严酷刑法。

他们这样做，也是在搞他们的体外遗传，即把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斩将翦寇而平定天下的威严，以一种制度化形式遗传子孙皇帝。人们可以不敬畏当朝的庸君，但不能不惧怕先皇立下的王法。满清末年的臣民不会打心眼里去敬仰那位只有三岁的小皇帝，但不能不在乎那个能叫人掉脑袋的“大清律”。这时清王朝尽管已濒临崩溃，但仍能依照其“王法”砍了不知其数的人，砍的多是英雄好汉、仁人志士，多是敢于反对朝庭的人。

人们常常指责封建君主施行“人治”，即仅凭他们个人意志来进行统治。这种指责有些大而化之。中国史上确有一些皇帝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但大部份皇帝所作所为是受方方面面制约的。他们若是完全由着性子来行事，就会上违祖宗家法、下招大臣非议。明神宗不理朝政十几年，也被大臣们不时参劾了十几年。他曾屡屡想换太子，但均被大臣们以祖制不可违理由予以否决。这桩桩不顺心的事使他后来谈起朝政便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正由于受到许多限制，中国史上一些生性活泼的帝王常常羡慕宫外平常人家的生活。

上述明智的开国君主通过一系列举措尤其是建制方面的举措，较好地完成了由暴力创业向和平守成的转变，从而使其新兴帝国暴兴而不速衰。这就使得上述亚里士多德思想在他们这里失去了阐释力。

不过，在中国漫长历史上，也还有一些能够创业却难以守成的开国者。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

其一，打得江山后，不求进取，吃喝玩乐无不享用至极。他们还有一番道理：老子过去打天下流血流汗，现在坐江山自是要多吃多占。这实是一种盗寇心理：抢来的东西，就要尽情地消受。但抢的东西再多也有限量，坐吃也能山空。他们的江山坐不了多久。

其二，打得江山后，不改禀性，过去好勇斗狠，现在仍是爱与人斗、好与人争，过去爱破坏爱折腾，现在仍是逢物必破坏、遇事必折腾。他们是属猴的，猴气十足，屁股坐不住。打江山时坐不住，还有些道理，因为本来就没有属于他们的位子可坐；打下江山后仍是坐不住，就没有道理了，因为有自己的位子不坐而到处跑动，只会给自己添乱。他们的江山也坐不了多久。

这两类开国者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其行为方式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尤其是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建立起那种不论对统治者还是对被统治者均有约束力的制度，从而导致其国运暴兴速衰。这倒也印证了亚里士多德思想。

【3】

当我们把视角转到离我们最近的开国者身上时，便面临这样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上述思想对毛泽东所作所为有无阐释力呢？这两位研究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的古今大家且中外大家能否相互印证呢？

若粗线条地看，不难发现两者间有某些联系，发现前人对后人作了某些能被大致验证的预见。若较具体地看，则可看出两者间有巨大差别：年代相隔太久，地域相距太远；并且还是前人续做后人文章，其间的出入也就更多了。

毛泽东所执掌的政权，无疑是“暴兴”的，即通过暴力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硬打出来的。那么，它是不是“速衰”的呢？答案似是肯定的，这一政权也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衰落下去的。当老人家去世时，他的国家也随之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文件语）。

毛泽东就创业来说，可与中国史上一些较成功的开国君主相比；但就守成而言，恐怕要跌入其间较差的等级。他既做成平地高楼，又弄得大厦将倾。

1949年，毛泽东终于走完了千山万水，由西柏坡进驻北京城，并于群英簇拥中登上了天安门，可谓荣耀之至。

据其卫士回忆，当时，像柳亚子、李济深“这些民主革命的老前辈们见到毛泽东，都习惯做一个动作，竖起大拇指，轻轻晃动着夸耀毛泽东。那时听到的最多的话是‘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泽东比’……”(1)

说这些话的老先生们，大多是那个时代的所谓名士，大多有些傲骨，在历史上或有过不买袁世凯账的纪录，或有过不听蒋介石话的举动。他们过去不愿攀附权贵，如今也不会一下子变得很世故、很会巴结人。他们赞誉毛公当是发自内心的。

可问题是，他们说话时所站的位置恰好是毛泽东在事业上的转折点，他们只能看到其创业已经走过的路，而未能看到其守成将要走出的路。若只看到前者，确能使人产生敬畏感。因为，毛赢得的是，中国史上最大规模、最为艰辛的战争。但若再看到后者，再看上一些年，又将会使人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还能不能继续保持上述敬畏感？

若再看上七八年，看到几十万最爱说话的知识分子却被封住了嘴巴，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就会发出此主席真够厉害的感叹。因为，这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位蒋总裁也未曾做到的事。国民党执政时的耳根远不如它的后继者来得清静。当时，人们在大众传媒上还不时能看到鲁迅等痛骂论敌的文章，在大学课堂里也不时能听到李达等讲授马克思学说的声音。

若再看上十来年，看到几千万种粮食的农民却因没有粮食吃而被饿死，他们又会生出此主席确有罪过的想法。因为，这是他们在满清时期、民国时期、甚至日本侵华时期都未曾看到的人为性大饥荒。

若再看上一些年，看到那场殃及数万万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就会觉着此主席做得太过份了。因为，这不止是他们未曾经历的国耻国难，而且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国耻国难。

那么，毛泽东为何在“暴兴”后“速衰”？为何在执掌政权方面如此不成功？对此，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后半截子文章”似能提供某些解释性思路（就其抽象意义而言）。

亚氏在考察一些像斯巴达那样的尚武城邦的历史时，指出它们大都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即把它们的手段当做它们的目的。(2)

“人生包含不同的方面─勤劳与闲暇，战争与和平”，其中，“战争只应是导致和平的手段，勤劳只应是获得闲暇的手段”。人们进行残酷的战争本应是为了获得安定的生活，进行勤劳的工作也只应是为了享用优裕的时光，并最终使人们能在一种恬然自足的环境中从事理性思考即“沉思”（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能充份体现“智慧”这一人类的最高美德，故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我们一再申明的是享有优裕闲暇的时光是全部生活的目的。”

　可是，斯巴达的“立法家们以战争和克敌致胜为其政治制度的目的”，“整个国家制度都是以战争事务为其目的”，从而把本应作为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斯巴达人只重于战争训练，只长于好勇斗狠，结果使他们在战争胜利后不能适应和平的生活，长此以往也就不能保住自己通过暴力而获得的东西。

诚然，亚氏所说的人生内涵与后人所理解的人生内涵不尽相同，古希腊自由民享有闲暇的方式与现代公民享有闲暇的方式也有很大区别；但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后人借鉴的思想：在人生的追求中或在国家的崛起中，不应把人们所凭借的东西当作人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应把其奋斗的手段当作其奋斗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这一批评似也适用于毛泽东。后者崇尚斗争，以至于把它作为人生的一种追求。他曾说过一句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就把斗争当作他人生的一大快感，一种理想境界。他讲哲学也是大讲斗争性，认为斗争性贯穿于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是无条件的、绝对的。(3)世人也因此将他的哲学恰如其分地称作“斗争哲学”。

当处于强大敌人压迫下，当处于在野党地位上，毛强调斗争尚可理解。因为，不斗争则亡，不斗争则不能夺得政权。斗争在这里只是作为维护自己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只是作为实现自己权力目的的一种手段。

可是，当已经打败强大敌人乃至消灭他们人身存在时，当已经获得全国政权并且得到大多数人认可时，他还要斗、还要把斗争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业，就没有道理了。这时，他应该做的主要工作不是革命、不是与人相斗，而是建设、而是与自然打交道。

事实上，他执政后所革的命、所斗的人，大多是他不应该革的命、不应该斗的人。因此，这种斗争的实际意义，已不在于斗争什么对象，而在于斗争本身。于是，过程本身上升为目的，斗争成了“游戏”。一切游戏的特点，就在于目的即过程。

然而，这种“游戏”并不好玩，相反很是残酷。五十年代“反右”，斗了几十万知识分子，后来又给其中99％的人宣布平反，说是搞过火了。六十年代“文革”，又斗了几百万老干部，后来又把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宣布解放，又说是搞过火了。这是反反复复以一种十分严肃的态度做着一些颠三倒四的事情，很像是一种“游戏”、一种幽默，一种全然黑色的幽默。没有几个人能就此笑得出来，即使有笑，也笑得毛骨悚然。不过，老人家倒有可能从中感到生活的充实，进而达到他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

这一“游戏”本质上是整人的，并且是大规模整人的。由于处在执政者的地位上，毛与人相斗实是强者对弱者的随意处置，即对后者可以采用包括批判、羞辱、关押、刑讯、枪决在内的任何手段。又由于具有被神化的个人权威，毛的任何整人举措都能获得广泛的响应，甚至能搞成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他不斗则已，一斗即整；不整则已，一整便动之于天下。

毛泽东“斗”了一生，也“乐”了一生；只是乐了一人，苦了众生。他前半生斗了许多确想伤害他的人，斗得多少有些情理；后半生则斗了许多不想伤害也无法伤害他的人，甚至斗了许多相信他并支持他的人，斗了许多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斗得就大谬不然了。

亚里士多德还从正面考察了一些像梭伦那样的执政者的政绩，指出他们突出的贡献，就在于积极制定各项法律制度，并严格依据法律进行统治。因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是衡量事物是否合乎正义的尺度”，“法律的统治优于个人的统治”。反之，“让某一个人来统治，就会使政治带上兽性的成份，因为他的欲望有时会支配他，他的情感会影响他，即便是最贤达的人也在所难免。而法律恰恰能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4)

亚里士多德对梭伦等的这一赞誉，似也能反衬出毛泽东的一些问题来。毛执政后未能很好地实现由社会革命者角色向社会建设者角色转变，不注重制度化建设，而总想不停顿地变革。他也曾搞过一些制度化东西，但随后又去破坏它们。他总是在“破”，不只是破前人的规矩，也破自家的规矩。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既要变革旧世界已有过的东西，也要变革新社会刚建立的东西，比如，要砸烂“公检法”，要打破各项规章制度对革命群众的“管卡压”。

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不守规矩。据其卫士回忆，他过的日子常常不是大家都过的一天24小时，而是根据其特殊生活习惯安排的一天28小时，即所谓“毛泽东的一天”。(5)他散步常常不走现成路，而是踏石踩草想往那儿走就往那儿走。他的身上似有一种天然的反成规反秩序的倾向。

毛泽东这种行为方式，正如他自嘲的那样─“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比较适合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但不适合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注解：

(1)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2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卷，第14章；第八卷，第三章。

(3)毛泽东《矛盾论》第五节，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315─321页。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二卷，第十二章，1273b─1274a，第三卷，第十六章，1287a─b。

(5)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17页。

【4】

关于毛泽东“暴兴”政权何以“速衰”问题，除了可借鉴前人思路来予以阐释外，更应立足于这一政权自身运作过程来加以阐发。

毛泽东政权可以说是一个很少受制约的政权，既很少受外部政治力量制约，又很少受内部政治因素制约，故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想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政权，并因此而做了许多说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的事情。对毛本人来说，似乎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不敢干的事。

一个执政党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外在制约力，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公然要赶其下台的政敌，即体制外的各种反对派组织；二是唠唠叨叨要分享其权力的盟友，即联合政府中的各个小兄弟党团。毛泽东的执政党也有这样的政敌和这样的盟友。不过，这对它来说，两者都构不成重大威胁，都形不成有效制约力。

先就政敌方面情况来看。

其一，在这一政权“暴兴”过程中，其执政党的老政敌即蒋介石国民党被清理得比较干净，已不可能对它形成有效制约力。

由于采取的是暴力革命的手段，凭借的是能够射杀生命的枪杆子，毛泽东在获得政权同时，就不只是把政敌赶下台去，而且把他们中的大部份人消灭了，从肉体上清除了。剩下者，能跑的被赶出了大陆，或退守在海外孤岛或流落到异国他乡；不能跑的则被打入了社会底层，或在几年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补杀，或长期被戴上“四类份子”帽子接受监管，每逢政治运动都要被拉出来批斗一番，故已不可能再堂而皇之地爬起来制约这个新兴的政权。

其二，在这一政权“暴兴”起来后，其执政党的新政敌即各种新生反对派组织，都夭折于初创时期，没有一个能发展成全国性组织、能达到大政党水平，故都不可能对它形成有效制约力。

毛泽东政权将任何独立于它的政治组织，不论它们是否采取和平表达方式，都视为非法团体或反动组织，都予以严厉惩处，都通常要将其首要者处以极刑。在共和国的严刑峻法中，“反革命组织罪”是一切罪中之最。

这是把国民党曾用以处置自己的方法拿过来再用以处置别人。国民党过去怎样对待共产党，共产党今天也怎样对待它的反对派组织。这似是应了毛常爱说的那句老话：对待反动派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实是“以张三之道还治李四之身”。中共执政前的对手与其执政后的对手是不同的，分属张三李四两类人。前者是世仇，曾杀共产党无数，可谓血债累累。后者是新生反对者，未伤害过执政党，没有历史积怨。如今执政党不分前者后者，一律予以彻底封杀。

事实上，这一政权不仅深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而且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境地。以往国民党只是在共产党发展到相当大规模、几乎与它并驾齐驱时才公然反目，大打出手。如今毛泽东政权就不会等到它的反对派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再动手，而是当其一露萌芽就予以铲除。建国数十年来，没有哪一个反对党组织能够发展到共产党当年与国民党分裂时(1927年)的水平，甚至达不到它最初与国民党合作时(1924年)的水平。换句话说，没有哪一个反对党组织能够发展到使执政党感到受其制约的水平。

也正因此，人们可以说现代中国大陆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现代中国大陆执政党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讲宽容，讲多党和平竞争，最忌一党专政。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讲尊重对手，承认对手也享有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故所追求的成功是以公平竞争为前提的成功。比如，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较多的听众，只是因为他们比对手表达得好，而不是因为他们捂住了对手的嘴巴。可是在毛泽东及其继承者那里，还没有人没干过捂别人嘴巴这类丑事。

从这里可看出，毛泽东搞政治的心胸是十分狭隘的。他拥有的就不准别人再拥有，他做过的就不准别人再做一遍。他是搞小组织起家的，先搞小组织，继搞大团体，最后搞成执政党，故深谙政治组织的运作技巧，深知政治组织所可能蕴藏的巨大能量。为此，他很钟爱他的党，并引以为自豪，称之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1)；但不能容忍别人也来发展组织，也来以组织力量与他分庭抗礼。

先秦时，墨子听说有一个叫骆滑厘的人很“好勇”，便去询问究竟。骆勇士答道：我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勇士，就一定赶去把他杀了。墨先生听后不禁感叹：天下人莫不是扬其所好、抑其所恶，可骆某如此行事怎么能说是“好勇”呢？只能说是“恶勇”。（《墨子"耕柱》）即是说，这个所谓的“勇士”，并不真正崇尚勇敢，而是十分厌恶勇敢；这种所谓的“勇”建立在对勇的否定上，故是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勇，一种不能容忍勇的勇。

老人家与骆勇士很有些相似。他善于经营组织，但不容忍别人也来经营组织。他颇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容忍别人也来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盛赞他的党人能够英勇不屈，但不容忍他的对手也能够威武不屈。国民党的刽子手还允许一些临刑的共产党员高呼革命口号，但毛泽东的执法队决不让那些临刑的不屈者说出一个字来，为此，竟去割其喉管（张志新，辽宁，1974年）、缝其嘴唇（史云峰，长春，1976年）、用竹签穿连其下颚与舌头（李九莲，江西，1977年）(2)。在他这里，缺少的是尊重对手的君子气度，缺少的是惺惺惜惺惺的勇者情怀。

总之，毛泽东政权不论在其“暴兴”过程中，还是在其“暴兴”起来后，都把其政敌──不论作为“历史反革命”的老国民党，还是作为“现行反革命”的新反对派组织─清理得比较干净，从而使它在几十年里从未受到过来自这方面的有效制约。

注解：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33页。

(2)参见张书绅：《正气歌》，载《鸭绿江》1979年第五期；参见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72页。

【5】

上述情况连带出一个问题：这种缺乏反对党制约的政治统治将有什么样的历史后果呢？若辟开民族整体利益视角，仅就执政党自身利益来说，这种政治统治有利也有弊，但最终弊大于利，即促使其由“暴兴”向“速衰”转变。

同事相告：北京街头有位卖冰棍的老太太，闲来无事与路人聊天，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能耐多了，像现在这样的腐败，搁在老蒋身上早就让他垮了，搁在老共身上什么事也没有，江山照样坐，腐败还有着搞罗。”老人家出语不凡，三言两语就把我们的问题给答出了一多半，即揭示了这种政治统治既较稳定又易腐败的两重性质。

人们会问，为什么这样的腐败能让老蒋垮台而奈何老共不得呢？道理似很简单：因为，老蒋身旁有一个强大的虎视眈眈的共产党，所以他不能犯严重错误，否则就会被取而代之，事实发展也正是如此；老共身边则不存在任何能够赶它下台的反对党，不存在任何有份量的独立政治势力，所以它即便犯了很大错误，也很难被逐出统治者的位子。

然而，没有强大的反对党，在短时间内确能给执政者带来某种政治稳定，但长此以往就会给执政者带来难于克服的腐败倾向。前者可视其利处，如老太太所说的“有能耐”，即腐而不垮。后者则是其弊端，如老太太所说的“腐败还有得着搞罗”，即腐而不治。两者相比，后者更根本些，因为它是不可遏制的，是最终决定执政党命运的。

这种难于克服的腐败倾向至少有两方面表现：

其一，由于缺乏反对党制约而导致执政党在施政举措上为所欲为。

孟德斯鸠曾从权力结构关系角度指出，那种不受其它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的权力。同理，我们也可从政党互动关系角度指出，那种不受其它政党制约的政党，也是一种什么样的错误都能犯的政党。

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为了防止自己妄自尊大、任意妄为，就应该把自己置于某些压力之下、置于某种警钟长鸣而不敢懈怠的氛围之中。这其间最有效的压力，当是来自那些时刻想把执政党拉下来而使自己坐上去的反对党。试想你身边有一个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扑过来的家伙在那儿跃跃欲试，你还敢打盹吗？试想你周围有一些心怀敌意到处寻找你弱点的对手在那儿探头探脑，你还敢随便犯错误吗？尤其是还敢一个劲地犯同样错误吗？

一个政党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常提到的斯巴达人，四面受敌，却不设城墙，从而把自己置于一种危境、一种稍有不慎便有灭顶之灾的危境。这就迫使他们时时刻刻保持着高度的紧张，保持着临战的状态。警觉的眼睛、出鞘的刀剑是斯巴达人最好的城墙，并使他们一度称雄希腊。尽管斯巴达人崇尚暴力且好于征战的举动不为亚里士多德肯定，但他们这种置危境而自强的精神倒可以为后人借鉴。

因此，有反对党制约对执政党来说并非是件坏事，反倒能迫使后者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必须小心谨慎、克尽厥职，尤其能迫使后者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必须承受那种“一着不赢，全盘即输”的压力。咄咄逼人的政敌不会让你拥有许多次犯错误的机会，只要抓住你的一两个大错误就足以将你赶下台去。在此情势下，执政者们还敢骄矜、还敢懈怠？还敢像毛泽东那样玩儿似地把偌大个国家拿在手里翻来覆去？

毛泽东政权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反对党，也就没有上述那种压力。它的老政敌被解放军消灭了，它的新政敌被公安机关取缔了。它似乎有了一个无人来颠覆的铁打的江山。不过，这种情况对它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没有压力，也就不严格要求自己了；没有监督，也就不必去循规蹈矩了；没有畏惧，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铁打的江山也就有了许多铁打的错误。

由于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能够取代自己，毛泽东也就不在乎屡犯错误，甚至不在乎屡犯大错误。像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人为大饥荒，像导致整个民族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搁在任何民主国家里都会使执政者下台，因为反对党要追究它灭绝人类罪和灭绝文化罪；但在毛的国家里丝毫不影响他的统治地位，因为其治下根本不存在能够借此发难的政治势力。

令人十分诧异，执政者们把常犯大错误说成是“交学费”，吃一堑长一智，坏事变好事。他们竟能在烟波浩淼的汉语词海中找出这么个好词来。天底下最划算的事情莫过于送孩子上学堂，交一些学费，长许多见识，并因而有了很好前程。依照这词，执政党犯大错误也就被说成是在做最划算的事情。另外，既然是交学费，就不会只交一次，今年交，明年交，只要孩子在学堂就得年年交。换作执政党的话，今年犯错误，明年犯错误，只要老子在台上就得年年犯错误。不过，从长远来看，执政党因犯大错误而交出的东西，不是什么学费，而是人心，而是自家政治生命。

其二，由于缺乏党派竞争而导致执政党在运作能力上急剧退化。

在生物发展过程中，当来自环境方面的某种生存压力开始减弱乃至消失时，生物体中原先具有的那种用以应付这种压力的生存能力也会相应发生退化。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人的体力劳动逐渐为脑力劳动所替代时，人的体能也在发生变化，如更容易患高血压、心脏病和肥胖症等。

不过，人并非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方面的变化。比如，面对上述劳动方式的变化，许多人积极从事体育运动，甚至参加体育比赛，有意识地向自己的体能施加压力，要求自身必须具备较大的承负力量和较快的运动速度。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人们通过艰苦锻炼而予以适应，进而维持乃至增进自己的体能。

同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反对党完全消失时，执政党身上原先具有的那种应付政治挑战的生存能力也会随之发生退化。消除政敌与弱化自身抗衡政敌的能力，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那种完全排斥政治异己力量的一党专政体制，表面看是便宜了执政党，实际上是宠坏了执政党，弱化了执政党执掌国家权力的能力。

若要防止政治生存能力退化，执政党就必须把自己放在与反对党持续竞争的位置上，放在后者不断给予的压力下。这就像上述为了防止体能退化而把身体投入到体育运动中以承受各种生理压力一样。一个最切近例证，就是台湾执政党一方面因开放党禁而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也因开放党禁而获得相应的承受能力。国民党已今非昔比。

然而，在毛泽东的国家里，执政党不屑于同反对党进行政治竞争，也根本不允许有这种竞争发生。长此以往，执政党也就渐渐不知什么叫反对意见、什么叫政治压力了，故而变得骄傲自大、我行我素了。可是在中国人的话里，骄傲一词总是与退步一词连在一起的。执政者愈是自以为是，其执政能力愈是退化。

执政者们渐渐变得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起来了。他们说得很好，做得却很一般，甚至很有问题。

由于没有政敌能够有效地督察他们的施政方式，故使得他们喜欢许诺、喜欢讲大话。由于又没有政敌能够有效地诘难他们的施政方案，故又使得他们爱把自己的许诺和大话编成童话般的东西。例如，他们曾作过这样一些很能打动人的许诺：

─大约50到70年左右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50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1955年毛泽东语）(1)

─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1957年毛泽东语）(2)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这里主要是钢。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1958年毛泽东语）(3)

─争取五年内实现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用语）

几乎每一次所谓“继往开来”的大会，总有那么几句老话：过去，缺点是次要的，成绩是主要的；未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诚然，人们不应一概而论地反对许诺、反对用美好的希望来振奋精神，但人们必须反对轻率的许诺、反对许诺者在许诺应该兑现时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说过的样子。其实，人的一些许诺真要是没有兑现的话，也不都是什么了不得或过不去的事，因为天底下的事有易也有难，不是样样都能说到做到。问题是许诺者不论做成了还是没做成他所许诺的事，总得给他所许诺的人一个交代、一个认认真真的说法。

志过大、眼过高，也就显得才过疏、手过低了。毛泽东号召亿万农民多产粮食，可自己并不清楚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粮，有意无意地诱发了一颗颗亩产万斤粮的“卫星”。他又号召全国人民大办钢铁，可自己也并不清楚那些土制小平炉小高炉究竟有什么样的技术参数，结果与其口号相伴生的是千百万吨钢渣铁渣。他想搞“大跃进”运动，却不具备现代生产知识，同时又没有反对党来泼他的冷水，来敲打他、奚落他。这就使他越发自以为是且一意孤行起来了，最终把“大跃进”搞成了大衰退。

改革开放后，第二代执政者也同样由于缺乏制约和竞争而表现出某些志大才疏的质量来。他们关于改革的设想大多属原则性的、口号性的，很少附有较具体、较精当的实施方案。并且，他们的许多改革设想并不是自己原创的，而是取之于他人的，仅是对老百性已有的改革愿望以及改革实践的一种顺应和认可。例如，作为中国改革第一步的土地承包制，就是由农民自己创设的，而那些领导者们只是在当时没有反对在事后予以肯定而已。

他们被称作“设计师”，其实在许多方面倒像是“拉拉队”加“督战队”。他们先是拄着拐杖，敲着地面，大声吆喝着别人朝前跑、加油跑，至于别人怎样跑、采取什么具体方法，那是他们的事。“拉拉队”管不了这些问题。他们后来发现这些人跑得不如他们的意，跑得或“左”或“右”，便抡起拐杖，抽打在奔跑者的屁股上，责怪他胡跑一气。“督战队”不能不显示威严。你们跑得好，是因为我督导有方，功劳在我；跑得不好，是因为你们不听话，过失在你们。我是大权独揽且责任不负。

不过，话说回来，要求那些八九十岁的“设计师”们志也大才也大，要求他们既能把握大方向又能制定具体策略，似是过于严厉了，似是缺乏对于耄耋老人的同情心。

因为，年纪很大的人有可能是最有权力的人，这是历史造成的；但不可能是最有才能的人，这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的。傍晚六七点钟的太阳总不会比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更有朝气，也不会比中午十二点钟的太阳更显辉煌。否则的话，就是在对抗自然法则了，就是在嘲笑我们这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如今成了一个只是在天将黑时才显出迷人景色的夕阳民族。

问题是，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这样累着这些老人呢？尤其是我们这个有着尊老传统的民族为什么要这样不照顾这些老人家呢？为什么要让他们东颠西跑指手划脚而不回家赡养天年呢？

这原因恐怕还是出在体制上，出在一党专政上。由于没有真正的政治竞争，没有能取代他们的政敌，故使得这些老人们能够顺理成章地占着位子不让。由于又没有真正的制度约束，没有能管着他们的法规，故又使得这些老人们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运作国家机器，并因此而使政权行为蒙上浓厚的老人色彩：言语嘟嘟囔囔，举止哆哆嗦嗦，说不清楚，做不稳当。

没有反对党的威胁，执政者的位子总是好坐的。中国史上那些至高无上的龙椅中，安坐过许许多多老态龙钟的人，以及许许多多由老人们抱上去的无知寡能、呆头傻脑的人。

这种因缺乏党派竞争而导致统治能力退化的情况，突出地表现在执政者的一些经济作为中和一些政治作为中。

例如，在搞大规模经济建设上，常常是虎头蛇尾，形成了一种姑且叫做“打摆子”的模式：先是发热，高烧四十度，大干赶上，上速度，上规模，恨不得马上实现共产主义，马上实现现代化；接下来便是发冷，浑身打冷战、大砍骤减，减规模、减速度，项目上了半拉就扔了，房子盖了半截就停了。

1958─1961年的“大跃进”，开始时说有多热就有多热，什么口号也敢喊，什么指标也敢订；三年后说有多冷就有多冷，人口少了数千万，财产丢了上千亿，整个经济非但没有“大跃进”，反而大跌落，一跌跌到十年前的水平上。

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仍未能完全摆脱这种“打摆子”模式。温差较大的“摆子”至少发作了三次：八四年发热，八五年发冷；八八年躁动，八九年寒颤；九二年又膨胀，九三年再紧缩。

这就像走路不是用眼睛、用脑子来看着走、想着走，而是通过撞在树上、跌到地下觉着疼了再调整方向接着走。这种通过疼痛感来调整方向的走路方式，有些类似软件动物仅根据触摸感而做出蠕动的前行方式，显现了一种不怎么高级的生存能力。

又如，在处理突发性政治事件上，毛的执政党也常常手忙脚乱，缺乏应变能力；常常将小事闹大，将大事闹砸，将动嘴动舌的事闹成动棍动棒的事乃至动枪动弹的事。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以言论开始而以棍棒结束。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则更进一层，以畅所欲言开幕，以枪弹横飞收场，老百姓死伤无数，长安街血迹斑斑。前者是在毛活着的时候发生的，是按其旨意予以处理的。后者是在毛故去多年但他所创设的那种不受制约的国家机器仍在运转的情况下发生的，是由与他权力角色相仿的那种说一不二的政治老人拍板敲定的。后者闹得规模更大，其间所显示出的政治应变能力也更难让人恭维。

若撇开政治倾向不说、仅就应变能力而言，此时执政者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只做了早年许克祥三下五除二就干成的事情。一九二七年，为镇压以工会农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并用砍刀梭标半武装起来的长沙工农群众，许克祥只用了一个团的湘军。一九八九年，为弹压既无组织又无武装的北京市民，掌权者竟调动十几个番号的野战军，乘装甲车入城，用自动枪开路。

这是尽用天下雄兵对付一方城市一群百姓，本无足以称道，却被事主说成是威武之师的壮举。说者不觉颜面发烧，听者倒是满脸通红了。俗话说，天底下最怕两种人：一是不要命的；二是不要脸的。“八九风波”同时成全了这两种人。

再说对付老百姓，通常只要动用一般武装力量，便绰绰有余了，可是这次一开始就动用像三十八军这样的王牌军，似是滥用军力。

此三十八军的老底子可追溯到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由彭德怀统领的红三军团，彭军团向以善打硬仗着称。抗日战争时，该部隶属八路军主力师115师，是其基干部队。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该部隶属由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是其“第一主力”。朝鲜战争时，该部又因其战场表现而被彭老总呼之为“万岁军”。这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堪称中共武装力量的精华。

一般来说，善用兵者不轻易动用主力部队，如林彪在辽沈战役打锦州时，就将三十八军（时称第一纵队）留置高桥待命，以作战役预备队，打算用在最后关头。又如彭德怀在朝鲜战争转入僵持阶段时，便将三十八军撤到后方休整，以作战略预备队，也打算用在最后关头。

可是，1989年的主事者一开始就用上了王牌军，并用它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如同打牌一开始就把“大老王”打出去，并打得不守章法。这是在用王牌军打烂仗，打有损军威的仗。处理“八九风波”的领导人主要是部队政治工作者出身，而非军队统帅出身，故多从政治功利情况考虑，而不能像彭德怀、林彪那样多从军队自身情况考虑，不能像他们那样慎用军队主力，爱惜王牌军荣誉。

据说那些主事者们善于打牌，可此次牌打得不怎么样，牌技不高，牌风不正，最后连牌桌也掀翻了。人家和你讲道理，你却大打出手。不论人家讲得怎样，只要你一动粗手就输了理。这表明你：或是不敢讲道理，理亏得很，即“德”有问题；或是讲不好道理，理拙的很，即“才”有问题。

执政党曾经是一支很富有献身精神、很富有战斗力的队伍，出过许多英烈、有过许多胜利；如今则变得有些德寡才薄了，其间假公济私者比比皆是、平庸无能者处处可见。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有国民党对它制约，有各种政治势力与它竞争，故使它不得不竭尽全力行事。后来暴力革命替它清除了老的政敌，暴力统治又替它取缔了新的政敌，故使它处于一种既无强敌对之制约又无强敌与之竞争的境地，进而使其生存能力渐趋退化。

这就像那些土豆一样，在气候寒冷的北方长得硕大而多有光泽，移栽到气候温暖的南方反而长得瘦小而多有疤痕，并且一代不如一代。

注解：

(1)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2)引自：同(1)，第105页。

(3)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9─700、702页。

【6】

毛泽东政权既然不能获得政敌方面的有效制约，那么能否获得盟友方面的有效制约呢？政敌不能给予，盟友能否补偿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政敌即所谓各种“反动势力”不能制约它，盟友即所谓各个“民主党派”也不能制约它。

当然其间也有不同；前者一开始就被判为非法存在，被严禁在政治上乱说乱动；后者一开始则被邀请来参与政事，被允许对执政党评头论足。人们从前者境遇中，可看到统治者明正典刑；从后者境遇中，则可看到老朋友言而无信。对于毛泽东来说，让民主党派来监督自己，不过是讲讲而已间或笑笑而已的事。

如果说毛泽东一上台就跟老朋友翻脸，似是冤枉了他。据其卫士回忆，毛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对骑过的马、使过的茶缸都有些感情，都不轻易更换。对马对茶缸尚且如此，对人尤其对那些曾冒着“通匪”罪名帮过自己的人就更应如此了。事实上，他刚进北京时是很善待老友的，说了许多不忘旧情的话，做了许多善解人意的事，与他们缠缠绵绵地过了一段政治蜜月时期。

1950年6月，毛泽东在政协一大二次会议上说了一段颇使老朋友感到舒心的话：“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1)他是在告诉老朋友，我毛泽东不会不给你们饭吃，也不会不给你们事做。

当时，毛和他的党的确为老朋友们安排了许多重要职务。在中央政府人选中，民主人士约占三份之一；其中有三位民主人士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有十四位民主人士担任政务院委员和副总理，有二十六位民主人士担任二十一个部的部长和副部长。

然而，毛对老朋友的还情、对民主党派的礼让，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不会允许这些民主党派掌握过多过重的政治权力，以致影响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会容忍这种政治蜜月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以致压抑自己原本就好争吵的政治秉性。

大多数民主人士被安排在政治协商会议中。这个会议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一度具有最高权力机关性质，曾制定出国家临时宪章─《共同纲领》，曾组建起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中央人民政府；但到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便逐渐退为荣誉性咨议机构，其成员不再拥有政治拍板权，仅享有在国家举行重大礼仪活动时荣坐前排的权利，有时也可对政府举措发一些议论，但这些议论不能发到执政者的心痛处。

至于那些进入政府权力机关的民主人士，多数任副职，如任副主席、副总理、副部长等职；少数任正职，如任教育部长、水利部长、轻工业部长等职。在这个一党专政体制中，每个单位的行政首长都没有“党委书记”大，并且每个单位的下属部门头头也大多是“党员干部”。因此，那些民主人士出身的行政领导在行使职权时，总是要谦恭且小声地与书记商量，总是要客气且轻声地向部属咨询；每逢单位党组织开会决定重大事情时，或只能若有所失地徘徊门外，或只能寡言少语地列席会议。

那么，在这个由共产党最后说了算的国家里，民主党派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团？究竟能做什么样的事情、能有什么样的作为？

这涉及到民主党派的政治定位问题和运作方式问题。

对于这些民主党派，人们很难直接肯定它是什么，但可以直接说它不是什么，进而间接确认它是什么。从总体上看，这些民主党派既不完全是体制外的反对派，也不真正是体制内的实权派，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并兼有两者部分性质的政治派别。

毛泽东一方面说：“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一方面又说：“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2)

对于执政党来说，民主党派既不是陌生人，也不是家里人，而是远房的亲戚；因而既不能拒之门外，又不愿予以厚待，远不得，近不得，很不好相处。如果只是站在门口寒暄寒暄，主人倒不反对，但客人就不高兴了，大老远地跑来只能站在那里空着肚子说空话，总不免有些难看。如果真要迎到屋里给吃给喝，客人倒很满意，可主人就不自在了，辛辛苦苦挣来的或用血用命换来的家当让别人消受总不免有些心疼。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很是热情，隔三差五总要聚一聚，什么好听的话儿都能说出来，什么好看的东西都能端出来，有时还搭送点贵重礼品，如搭送了三顶“国家副主席”帽子和两顶“政务院副总理”帽子。

可是，相处时间一长，两者关系就起了变化，有了许多矛盾。大家总不能老是欢坐在那里推杯换盏尽说些相见恨晚的话，总得要站起身来忙着做事过日子；而要过日子就难免有磕锅碰碗、烧咸了煮淡了的是是非非，就难免有干多干少、你肥了我瘦了的恩恩怨怨。客人方面，可能会抱怨主人有些薄气，没有尽做主人的义务，如1953年梁漱溟就曾牢骚满腹地抱怨毛泽东缺少当大家长的“雅量”，听不得不同意见。主人方面，也可能会埋怨客人有些过份，没有守做客人的规矩。如1957年执政党就曾火冒三丈地斥责一些民主党派居然想在别人屋檐下搞什么“轮流坐庄”，不晓得自己站在哪里、同谁在说话。

不过，双方一旦闹起矛盾来，各自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实力的不对称自是导致结局的不对称。客人方面仅仅对主人所做的事表示不满，并仅仅用言辞来表示这种不满，即所谓“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主人方面则不仅对客人所做的事表示不满，如把“向党提意见”看做“向党进攻”；而且对客人在屋里的存在表示不满，即要把他们吆喝出屋、扫地出门，或下放基层、或送去“劳改”。

客人只是向主人提提意见、闹闹情绪。主人则是对客人极不耐烦、大加发作、拍桌子摔板凳、抽耳光踢屁股。五三年批梁漱溟，可看作是毛泽东对个别民主人士的不耐烦和大发作。五七年反右派，可看作是毛泽东对整个民主党派的不耐烦和大发作。

于是乎，昔日的老朋友、远房的亲戚，曾经被热情迎进门、此时又被冷脸送出门。他们本是去看朋友或走亲戚的，小住一下无妨，久住下去就不妥当了，就要讨人家嫌弃了。

当然，事情不是绝对的，真要想久住下去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些远房的亲戚必须放下客人的架子，脱下袍子，挽上袖子，做起诸如端茶倒水之类的事来。大户人家总得要有一些能够跑前跑后张罗门面的人。问题是人和人不一样。有一些人确有这方面的才能和耐性，干得十分出彩，并一干数十年。每逢主人家举行重大礼仪活动，人们总能看到他们恭恭敬敬地站在最显眼处，打躬作揖，唱喏问安，抬头见笑，低首有礼，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另一些人就没有这做伙计的天赋了，不会打躬作揖，不会道喜问安，说话不分场合，行事不看脸色。大户人家的房前屋后厅里堂外容不了这后一种人，自是要请其走人的。

民主党派作为远房亲戚而客居执政党家里这一隐喻，包含两个清晰度不同的层面：一是实质上的利害关系，非常清晰，主客分明，乃至主仆分明；二是表面上的应酬关系，不甚清晰，主客间称兄道弟，互比一家，主人好客地说请把我的府第当作你的家，客人也知趣地说人在贵府里犹如身在自家中。

正因为有了这两个层次，也就有了两者间相互遮掩相互混淆的可能。事实也是如此，第二层次关系常常遮掩了第一层次关系，那些客客气气应酬话常常使人们不能清晰地区分主与客、内与外，从而生出许多困惑。

例如，人们很难理解毛泽东对民主人士怎么能够说翻脸就翻脸，一下子从客客气气变为怒气冲冲。这种不理解实是执迷于第二层次应酬关系，即主人应该善待客人；而没有看破第一层次实质关系，即客人毕竟是客人，住久了而又放不下架子做仆人，致使主人腻了且又忍了许久，于是乎，不发作则已，一发作就不可收拾了。

又如，人们很难理解某些民主人士好心好意给执政者提意见反被泼了一盆凉水，从头泼到脚，从外凉到里。这种不理解也是执迷于第二层关系而失之于第一层关系，只是觉着老弟好意忠告老兄，老兄则应礼遇老弟；而没看到老弟虽是老弟，但只是远房的表老弟，来到此家打个下手混碗饭吃就不错了，却还不知足，还要反客为主，就这屋子里的事情指手划脚起来，开始时主人碍于礼面谦让了一下，而他居然当真，越说越起劲，说到末了能有他好果子吃？

注解：

(1)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417页。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9页。

【7】

总体上看，民主党派的政治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言论运作方式；与此相应，民主党派的人员公务职守，也大都被安排在“言官”位置上。大多数进入“政协”的民主人士，主要从事咨议性工作。另一些担任政府行政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也主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参与议论本部门工作。

我们已经指出民主党派不是什么：不是政权外的“反对派”，也不是政权内的“实权派”。我们还要指出它是什么：它是一种介于“反对派”与“实权派”之间的“言论派”，持言论而立世。

那么，民主党派的言论究竟有多大价值、有何种意义？具体地说，有何种预期意义？有何种实际意义？

关于预期意义，可分别从民主党派和执政党两方面看。

民主党派对自己言论参政的预期，往低处说，即从党派私交上说，想通过发议论方式，来帮助老朋友管好这个大国家；往高处说，即从民族大义上说，不管什么人执政，只要造福人民就褒之，只要为害人民就贬之，有错必究，不平则鸣。民主党派很想通过他们的言论来影响新中国的政治。

执政党把民主党派置于言官地位也有所预期，也有低处着眼高处着想两层预期，一为“还情”，二为“纳谏”。

中共打天下时，曾得到过民主党派大力协助，欠了他们许多情份。

1920年，毛泽东卖掉大衣买了一张车票来到上海，最初在洗衣店当伙计，洗洗涮涮，收入甚微。就在此人一贫如“洗”之际，前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领衔为湖南青年团体筹到二万块大洋，交由毛转递。这可能是他从记事到此时所看到的最大一笔款子。

1938年，八路军前与日军作战而消耗甚多，后有老蒋克扣而补充甚少。就在该军十分困窘之际，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冒着老蒋要追究的风险，一次性批给八路军100万发子弹和25万颗手榴弹。这可能是中共自建军到此时所获得的最大一笔军火。

1945年，中共参加重庆谈判是捏着一把汗的。首先，谈判的实力不如对方。当时在中国发言权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枪杆子的多少，而中共军队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地位。其次，谈判的桌子摆在人家地盘上。对方能够严密监控会议进程，随时都有可能置己方于尴尬境地。窘迫的中共急切需要其它政治势力支持，以抗衡正处于鼎盛期的国民党。

结果，它如愿地得到了这种支持。老蒋把老毛看作是想来讨便宜的匪党头子，民主党派则把他当作是前来谈和平的光荣使者，尽管后者已做好种种打的准备。他们倾巢出动地为他迎来送往，使之倍感荣耀。他们还为中共出谋划策，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先生与毛泽东私下商议，以自己名义发表文章来说出后者很想说却不便说的话，使得毛大为感激，赞其“老成谋国”。

这些民主人士很清楚，好记仇的蒋先生正用冷冷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做的这一切，迟早要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第二年秋冬之际，国军攻占共军在关内所拥有的最后一座大城市张家口，国民党旋即召开“国大”，遂将绝大多数民主党派逐出国家议事机关，此后还让特务们不时找找这些失业政治家的麻烦。

不管后人怎么说，不管中共党史怎么写，民主党派曾在毛泽东很需要帮助时帮助了他，既给了他一些实惠，又给了他很大面子，并为此而付出一定代价。

1949年，中共一坐上执政者位子，就要对老朋友做出回报。蒋先生把这些人逐出“国大”，使他们成了政治盲流；毛先生则把这些人请进“政协”，让他们一有饭可吃、二有话可说、三有荣誉可享，以还他们一些旧情。

不过，毛泽东设置言官的预期还不止于此。他毕竟属政治家，很有功利感，不仅想借此还上旧有情份，而且想借此获取现时好处，希望这些言官们能够对新生政权有所贡献，提出一些建国良策。毛泽东待客，不只是尽情份，还想从客人身上索取于己有益的东西。只要做客人的掌握好分寸，在身份上不能反客为主，在言辞上不能过于激烈，尤其碰上气度不大的主人就更不能自以为是地说话；那么，做主人的还是愿意听一听客人的意见，尝试一下纳谏的好处。

自唐贞观以降，凡想做一番事业的统治者，总要附庸风雅一下李世民的纳谏之举。毛泽东也不例外，也曾表现出这一雅兴来。他熟读史书，知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古训，知晓太宗皇帝“常保三镜”的故事，(1)不会不明白一个政权若想少犯错误，就需要倾听不同的声音，尤其要倾听批评的声音。为此，他作了这样的承诺：

“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2)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3)

“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4)

显然，毛泽东最初是想广开言路以资其政的，尽管他最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既不能用他先前的良好愿望来开脱他后来的实际错误，像现在许多官样文章所说的那样；也不能完全反过来说，说他原本就没有丝毫诚意。

注解：

(1)“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卷七十一。

(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4页。

(3)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

(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9页。

【8】

对于民主党派以言论参政的方式，不论他们自己还是执政党都从各自角度表示了良好的愿望。那么，这种愿望如何进入实际过程、如何获得实际意义呢？

一般说来，言论参政方式有两种：一是参议政府举措前的决策，二是评说政府举措后的得失。就民主党派的政治实践看，前一种方式很难实行，后一种方式很受限制。

执政党做重大决策的基本程序是，先关起门来想、关起门来议，由毛泽东脑袋到常委会、到政治局、再到中央全会；等想好了、议好了，再告知民主党派，做征询意见状。实质上是我说了算，形式上是我与你协商。

1954年前，先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后经“全国政协”议论通过。1954年后，先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后经“全国人大”鼓掌通过，再让“全国政协”附议赞成。此时“政协”已由二等表决机构降为三等表决机构，不仅察颜观色于“中共中央”，而且随声附和于“全国人大”。于是乎，这些身着西装革履、长袍大褂的“政协委员”们，也跟着那些身着军装工农服、一身短打扮的“人大代表”们一起，频频举手，阵阵欢呼。

毛泽东执政二十几年，作过这样一些重大决策：

一、1950年决定出兵朝鲜。这是有关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定位的重大决策，即决定新中国武装对抗“美帝国主义”、并坚决倒向苏联阵营。

二、1955年决定加快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是有关新中国在社会制度上如何定性的重大决策，即决定新中国由容忍民族资本主义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迅速过渡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阶段”。

三、决定搞“大跃进”。这是毛泽东在经济实践上所作出的最重大决策，其后果也最严重。

四、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在政治实践上所作出的最重大决策，其影响也最深远。

对于这些重大决策，民主党派是很难参议上的。

关于出兵朝鲜决策，不要说是民主党派人士，就是执政党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未能参议上。它是先由毛泽东下决心后由十几个政治局委员附议而作出的。

关于加快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决策，毛泽东曾作过一个说明：“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1)

这是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是对自家人讲的私房话，道出了执政党做此决策的真实意图，即要抽掉民主党派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进而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显然，执政党不会让民主党派预知这一决策，而民主党派也不会真心赞成或积极参议这一极大损害他们自身利益的决策。

至于后两个重大决策，由于都发生在将民主党派发言权剥夺殆尽的“反右运动”后，因而也都不存在让他们来参议的可能性。过去执政党做决策还在形式上向民主党派打个招呼，此时连这形式也不需要了。像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连执政党副主席也是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能预知，至于民主党派就更不能说上话了。

关于民主党派言论参政第二个方面，即评说政府举措后的得失，由于是发事后议论，因而与事前参议相比，虽在认识上容易些，但在政治上更有风险些，更不讨人喜欢些。事前参议只是告诫人家将会生病，事后议论则是硬揭人家已有伤疤。执政者们常常不理睬前者，但很想惩罚后者。

1953年9月，梁漱溟先生对执政党在农业方面的举措提出善意且委婉的批评，但不能容于毛泽东，结果被封上了嘴巴，很爱说话的人在二十余年间不能说话。

1954年7月，胡风先生向执政党中央提交一份报告，谈了自己对新中国文艺工作的看法以及自己受排挤的境况。报告既不否定党的根本路线，只对党的某些政策提出异见；也不攻击党的最高领导，只对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表示不满。结果胡风引火烧身。1955年1月，执政党中央将胡风意见定性为反党文艺思想，并发动全国知识界予以批判；5月，执政党中央又将胡风与其支持者由“文艺上的小集团”升格为“反革命集团”，并将胡风本人捕入狱中；6月，执政党中央抛出由毛泽东作序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案遂成铁案。1965年，胡风在坐了十年牢后被假释出狱；1969年，胡风被加判无期徒刑，再次被关押，服刑近十年；1980年，胡风获不彻底平反；1988年，胡风在去世三年后获彻底平反。

严格说来，胡风不属于民主党派，而是中共老党员、鲁迅先生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因此，执政党惩处胡风也可以说是在杀鸡吓猴，有意无意地告诉民主党派，若冒犯本党威仪，即便自家兄弟也要严惩不贷，至于你们这些远房表兄弟就更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了。

可是，民主党派仍不接受告诫，仍要说出自己想说的话。1957年春夏之际，他们也言辞激烈地批评起执政党来，结果也招致后者强烈反弹。先后有数十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另外还有更多知识份子因此而失语。过去，只是个别民主人士因言获罪；如今，则是整个民主党派在言论上全军覆没。此后，他们就由好说者变为无话者、由善谈者变为讷言者，他们原被允许使用的言论参政手段，虽还能在一些礼仪性场合被提起，但已是名存实亡了。

许多被打成右派的民主人士，事前不是不清楚他们的言论是要捅马蜂窝的，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要让那些妄自尊大的执政者们不得开心颜。这里体现了一种文化传统，即许多中国优秀知识份子所遵循的“士志于道”传统。他们积极入世、关心时势，但由于处在最高决策圈外，很难介入到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事前参议中，故只能较多地关注它的实施情况，并不留情面地予以评说。于是，针砭时政、臧否人物成了他们常有的一种作为，同时，被贬谪、被迫害也成了他们常有的一种境遇。

实际上，中共最初也是由知识份子团体发展起来的，中共第一批党员几乎都是知识份子，既有当大学教授的大知识份子，也有当小学教员的小知识份子。他们也都秉承“士志于道”传统，也都敢于仗义直言、指点江山。

不过，他们也有不同于其它知识份子的地方，比如：

─不自命清高，不故作高雅，很少有文人身上常有的那种酸腐气，往往能脱下长袍，穿起草鞋，深入社会下层，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进而发起工农运动。

─不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只是用言论批评政敌，还能够用暴力夺取政权。

─不守承诺，不亲同类，夺得政权后就容不得别人批评自己，尤其容不得其它知识份子批评自己，以致完全剥夺后者的发言权。

他们与后者曾属同一营垒，对后者知根知底，故而不斗则已，一斗则斗到要害处。他们知道后者靠发言论来吃政治饭，便封其嘴巴，叫其无法过政治日子。

知识份子的一个社会角色特征，就是关心社会、针砭时弊。中国知识份子尤为如此，并且是两千年一直如此。毛泽东彻底封杀知识份子言论，实是在施行一条自秦皇以来前所未有的知识份子政策。

这一政策不仅使得知识份子干不了自己很想干的事，而且迫使他们干了自己不想干的事，如强制性改造知识份子思想，让他们没完没了地学习那些假大空的东西，再三再四地书写那些扭曲灵魂的东西。其中一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处境尤为恶劣，三天一检查，五天一汇报，举手打自己耳光，张口骂自己坏蛋。这样的羞辱恐怕只有历史上满族强迫汉人剃发留辫的羞辱才能与之相比。

执政党改造知识份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诱迫知识份子背靠背地相互揭发。本来，诋毁思想同仁或出卖政治盟友，最不适合知识份子的性情，也最能折煞知识份子的气节，至少最违逆知识份子好标榜的东西。可是，那些搞运动的“工作组”、“学习班”、“清查办”，最提倡这种打政治小报告的做法。长此以往，极大地败坏了中国知识份子的士风，同时也使执政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拥有了一支规模空前的告密者队伍。

毛如此做法，实是对中国士文化传统的一种反叛。他最初受教于且受惠于这种传统，最终又竭力贬损这种传统，给了它未曾有过的伤害和羞辱。

毛如此做法，也是对他自己历史的一种反叛。打江山时，他最爱讲“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至把它看作是中共“三大作风”之一(2)；坐江山时，他最匮乏“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致老虎屁股摸不得。快胜利时，他告诫同志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3)；可胜利后，他对战友，对属下，对朋友，尤其对那些敢于直言的民主人士，既不谦虚谨慎，也不戒骄戒躁，常常是一触即跳。这里仍以梁漱溟案为例。

1953年9月9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邀请梁漱溟发言。

9月11日，梁漱溟应邀发言，以比较委婉的方式谈了执政党在农村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发言就事论事。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府扩大会议上回应梁漱溟发言，以不点名但听众都知说谁的方式谈道，“有人竟班门弄斧”，居然在中共面前谈论农民问题，“笑话”！谈话已就事论人了。

9月13日，梁漱溟与毛泽东短时会面，陈述委曲，说自己本无恶意。毛则咬定梁反对“总路线”，只是不自觉或不承认而已。

9月16日至18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再次发言，继续陈述委曲，并要求毛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与会议期间多次插话，内容近乎对梁漱溟破口大骂：(4)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

“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吗？”

“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一大堆吓人的帽子，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人们从这里不难发现，十几年后的“红卫兵”是从哪里学会“大批判”的。

此后，梁先生就不再说什么了，毛先生却不想就此罢休。1955年5月，毛泽东发起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运动，要从屋子里闹到屋子外了。这一次，他不打算给对方发言机会了，尽管他曾许诺对方可以为自己辩护；也不打算由自己来说什么了，只挥了一下手，各路人马群情激昂，都来批判这个孤立无援的老书生了。

此时此境，不知梁先生有没有想起他曾说国民党的一句话：“士有气节必摧之”；如果想起，又不知梁先生还想不想再说点什么……

不过，我们知道梁先生三十年后说的话。(5)此时，他已年届九秩，他的那位怒气冲冲的老朋友已故去多年。在回顾那桩公案时，梁先生并没有对曾经恶待他的人报以恶语，反而作了自责，说“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言下之意，是由他梁漱溟把事情闹大的。这是高姿态，是生者替故人担责任。不过，这也像是羊给虎担责任，说自己虽是被吃者，但也有引诱吃者张开嘴巴的责任。

从实际效果看，梁先生自责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显示了他的儒雅襟怀；另一方面，也把毛置于一种尴尬境地，既强烈地反衬出后者的偏狭器量，也使后者的生前恃才傲物的强者形象褪色为死后受人宽恕的弱者面目。

批判梁漱溟时，毛泽东正值六十周岁。孔夫子云：“六十而耳顺”，说他到了六十岁时，就能够听得进任何意见了。毛泽东主席则六十而气盛，批评不得，顶撞不得，声音高，脾气大，把同是六十岁的梁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毛先生在史上怕是坐不上千秋圣贤的位子了，尽管他很喜欢人们叫他“导师”。(6)

刚坐江山时，毛泽东屡屡表示要倾听各种意见，要学习先人“兼听则明”。可是到头来，他有唐太宗雅兴，却无唐太宗雅量，听不得批评意见，容不得骨鲠之士，致使下属不敢禀实情，友人不敢说实话。老人家在史上怕是也坐不上开国明君的位子了，尽管他还有些看不起“唐宗宋祖”，讥之“稍逊风骚”（毛泽东《沁园春"雪》）。

注解：

(1)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7页。

(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095页。

(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440页。

(4)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7─115页。

(5)《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七章。

(6)参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13─14页。

【9】

上述可见，民主党派只是扮演了一种客居他家但住久了就要降为家仆的政治角色，只是运用了一种评头论足但说重了就要受到惩罚的言论手段。接下来问题是，民主党派何以要扮演如此角色？何以要运用如此手段？

进一步追索使我们又回到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上。民主党派之所以有如此境遇，就在于他们所依附着的这一政权是由暴力夺取的。这种夺权方式对夺权后的党派关系造成两方面影响：

其一，造成权力分享上的不平衡。凭借暴力登台的执政党自是享有绝大部分权力，没有暴力业绩的民主党派只能落座在权力舞台的边缘上或角落里。

其二，造成政治心态上的不平衡。执政党因自己有着曾过关斩将屡建功勋的经历，而对民主党派表现出较大的优越感；民主党派则因自己有着曾畏枪惧炮常显文弱的记录，而对执政党表现出较多的谦卑感。

关于前一方面影响较容易理解。中国有句老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政权创建也是如此，做出多少努力，也就获得多少权力。如果政权是用暴力做成的，那么，投入多少暴力，也就获取多少权力；或说，流出多少鲜血、损失多少生命，也就握有多大权柄、拥有多大权势。

中共从其建党到其夺权，先后投入四次全国性战争。其中两次与国民党连手出击：一是北伐战争，二是抗日战争。它在前者中仅起偏师作用，只有少量军队；在后者中支撑半壁河山，游击华北华中。另外两次与国民党大打出手：一是土地战争，二是解放战争。前者打成星星之火四起之形势，后者打到数百万军队决输赢之规模。

在这些战争中，中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损失，流了不知多少血，死了不知多少人。

如“大革命”失败时，“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1)，余者仅为四份之一。

如“长征”结束时，“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2)，余者仅为八份之一。1934年初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八万人马仅渡三万，余者大部尸横江畔，致使湘水变色，如落晚霞。

中共在上述两个历史时期的损失，除了可从总量上统计外，还可从结构上看，即可看到这些损失给中共日后发展带来结构性失衡。

例如，在大革命失败时，中共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大部被捕杀。

中共最初是一个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有着较高素质：

其一，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诵读过孔子孟子，受到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较厚重的人格底蕴；

其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留学过东洋西洋，感受过现代文明的气息，有着较开阔的眼界；

其三，他们都亲身经历过“五四”前后思想解放时期─即中国百年来新闻检查最少故而思想言论最为活跃时期，有着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较敏锐的思想辨别力。

然而，1927年的屠刀就首先要砍他们的脑袋，并也确实砍了他们中许许多多人的脑袋。

这种人员损失给中共组织带来结构性恶果，使它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缺乏那种老资格的、高质量的知识分子党员，尤其缺乏那种与毛泽东旗鼓相当、既能有效帮助他又能有效制约他的知识分子。

又如，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最优秀的基层干部几乎被打光。

在战争中，下级军官比高级军官更缺少保护、比普通士兵更负有责任，常被要求带领属下士兵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其伤亡率较高。尤其当战争十分惨烈、下级军官又十分勇敢时，其伤亡率就更高了。红军长征时总是处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中，其头常被打烂，其尾常被截断，因而军中那些勇于举着驳壳枪领着战士向前冲、向后打的连排长们就很难存活下来。

这种人员损失也给中共军队带来结构性恶果，使它在其后来的将官阶梯中出现一个相对薄弱的层次，即在1955年被授衔为少将者中名将很少。

这个党里能够从20年代活到1949年的元勋，大都是幸存者，大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彭德怀闹“平江起义”时的十几位亲密战友，也是红三军团初创时的中坚份子，在不到七年时间里全部牺牲。彭的参谋长邓萍就是其间最后牺牲的一位，殉于1935年2月遵义城下。彭的两个胞弟全遭杀害，留下一群孤儿。毛泽东兄弟三人，两死一生；其元配夫人所生三子，一死一疯一丢失。

这个党屡屡说，她的党旗、她的军旗、她的国旗，都是用鲜血染红的。这个比喻是恰如其分的。这个党的领袖做诗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七律"到韶山》）这个感叹是发自真情的。

就在共产党浴血奋战时，民主党派有何作为？赞成不赞成使用暴力？流没流血？

不能说民主党派全然反对使用暴力，但可以说他们不热心于使用暴力，至少不热心于由他们自己来使用暴力。这其间有一变化过程。

当国共两党在谈判桌上争执而没有结果时，当国共两军在战场上相持而未分胜负时，民主党派屡屡发表和平宣言，反对战争，反对暴，既反对国民党动武，也反对共产党用兵：

“民盟是个没有武力的政党，民盟绝对相信无论当权或在野的政党拥有武力，国家不会有和平，更永远不能走上民主的正轨……民盟始终是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努力调解国共两党间的武力冲突。”(3)

本同盟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身从未利用武力，并坚持各政党均应放弃其武力”。(4)

此时中国很是热闹，既有玩命打架的，也有好心劝架的。不过，架是要打下去的，劝是不起作用的。劝者纵有善意，但会劳而无功。这犹如一只羊向两条争抢肉食的老虎念叨素食的好处一样，自是白费口舌，并会危及自身。就近现代中国来看，和平固然好，但不现实。现实是不拿刀枪的政治力量总要受到武装起来的政治势力的压迫与羞辱，一部民主党派史可以说是文人政治不断遭受武人政治欺侮的历史。

当国民党最终撕破脸皮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5)，当共产党最终强大起来以至把老对手揍得快趴下时，许多民主党派开始改变他们原先想当和事佬的“第三者”立场，明确支持中共进行武装夺权斗争。

他们宣称：中共的奋斗史“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并高呼：“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6)

他们说要“彻底消灭”，即是赞成大动干戈。不过，他们这个口号是在国共双方炮火都打不到的英租界香港喊出来的。他们还只是站在拳击场外喝彩别人的拳头，还没有也不准备亲身下场亮出自己的拳头。

也不能说民主党派从未流过血，但可以说他们只流了很少的血。

民盟常常诉说他们为中国民主事业付出很大代价：报纸被查封，组织被破坏，人员被迫害；常常提到他们有“四烈士”：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斌丞。其中陶虽不是被暗杀死的，但也是上了黑名单的，并是为局势忧愁而病逝的。

他们说的这些话都是实话，他们说的这些烈士也都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然而，就付出代价而言，他们无法与中共相比。后者仅在第二次国共战争中就伤亡了152万人。(7)对此，他们自己也予以承认：“中国人民得到解放，拿枪杆的战士们，尽力最多”。(8)

毛泽东的党正因其出力最大流血最多而能够在新政权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民主党派则因其暴力业绩平平而只能在新政权中居于很次要的位置，即只能被前者任意领导而不能对前者予以有效制约的位置。在这里，权力的分享依据投入与回报相对应的原则，投入多少暴力就获得多大权力，犹如创办公司，投入多少启动金就获得多大控股权。

民主党派只因做了一些辅助性工作就被接纳到新政权中，似应明白，自己只打了半票就上了别人车子，既得着便宜就不好再对这车子说三道四了。

注解：

(1)(2)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39、740页。

(3)引自《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在南京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决保持第三者地位的声明（1946.11.25）》，载《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249页。

(4)引自《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1946.7.22）》，载同(3)，第206页。

(5)《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947.10.27）》，载同(3)，第360页。

(6)引自《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1948.1.19）》，载同(3)，第374-378页。

(7)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第607页。

(8)引自《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在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词（1949.7.2）》，载同(3)，第558页。

【10】

暴力夺权的方式，不仅能使暴力施行者在权力分享上优先那些曾退避刀剑的盟友，而且能使他们在政治心态上震慑这些盟友。这后一方面影响常常不为人们重视。

暴力绞杀虽然残酷，但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力，激发人的勇猛精神和聪明才智。因为，不勇猛则败、则亡，不聪明则落入圈套、则陷入十面埋伏。中国历史上最有丈夫气魄的君主大都起于疆场，如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中国历史上最为实用的谋略大都出于战例，如从“瞒天过海”到“走为上”的三十六计。

暴力绞杀当属最严峻的生存竞争。能从中获胜者，自然是强者，尽管未必是善者。暴力绞杀能干净利索地淘汰弱者以选择强者，持续且剧烈的暴力绞杀则能更进一步地淘汰一般强者以选择最强者。无庸置疑，历经长期战争而获取胜利的毛泽东及其战友当属这强中之强者。

对于这类强者，人们常存有一层怯意，特别是那些与这类强者虽属同一营垒却未下场搏击的盟友，除有怯意外，还有愧意，还有谦卑感。在这类强者与这些盟友之间存有一种不平衡的心态关系，即俯临轻慢与仰视臣服的心态关系。

公元前207年，秦围赵于巨鹿，楚欲相救。楚卿子冠军宋义奉命率军西援，行至安阳，屯兵避战，裹足不前达四十六日。楚将项羽怒而斩杀宋义，被拥立为上将军，旋即引兵西渡，“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接而九战九胜，大破秦军。

楚兵虽是孤军作战，但非孤军临敌。就在战场四周，还有其它十几路诸侯援军。他们先楚军而到，屯于壁寨。当楚秦大战时，他们无一敢出壁助战，只是“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战毕，众诸侯受项羽召见，“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为属焉。”（司马迁《史记》卷十七）

项羽正是通过这种惊心动魄的暴力绞杀，既击败敌兵，又威震盟友；既使前者溃亡，又使后者臣服。掩卷而思，中共红色暴力似也如此，既使八百万国民党军队灰飞烟灭，也使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心悦诚服。

毛泽东1949年进京，也是一身征尘，八面威风。那些赶来晋见的民主人士，虽不是“入辕门”而“膝行”，但多有诚惶诚恐状。在这位有着魁伟身形的古都新君面前，诸公最常做的动作是“竖起大拇指”，最爱用的字眼是“真伟大”。

不过，在一些人那里，这种心悦诚服很快就变成心有余悸了，钦佩之余，惶恐又生。民主人士多为读书之人，虽文弱却有心数，虽安份却很敏感。他们很快就能通过那张挂得满中国都可见的领袖画像，感受到画上人的那种君临天下、无所不在的威严；很快就能透过那张安宁祥和且少有浓须的银盆大脸，感受到慈面人的那种说一不二、难容异己的霸气。

他们既敬重又畏惧这位比老蒋更强大更有手段的执政者，故采取了一种比以往更小心更少有作为的政治态度。

在老蒋专政时期，他们多少还能保持一些政治独立性，还能发出一些自己想说而执政党不想听的声音，如在由国民党主持的会议上直接批评政府，如在民办的报纸上公开讥讽权贵。中国民主同盟曾经隔三差五，不是发文告，就是答记者问，发难国民党，奚落委员长，忙得不亦乐乎。

到了毛公当家时，他们就逐渐失去政治独立性。尤其到了五七年后，他们已不可能发表独立意见、不可能公开批评执政党及其毛泽东主席，尽管此党此主席可批可评东西越来越多、几成大错误常有小错误不断之势。

他们中虽有一些仍敢直言者，但多遭不测，轻者挨批，重者被抓，并累及三代。其亲属们每每在填写政审表格中的“家庭关系”或“重要社会关系”的栏目时，都久久不能下笔，可又不能不下笔，不能不写上那个会给他们带来恶运的至爱亲人的名字，并注明他所戴政治帽子的称谓，是“右派份子”还是其它什么“份子”。

当然，他们中也不乏有精明乖巧者。这些人识时务，晓利害，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处世方式，言不敢大气，行不敢独为，观风向说话，听号召做事。他们以住多是生性高傲不愿嫁人的政治老处女，如今变得也要委身他人了。

不过，这些出阁者已是旧日黄花，嫁到他人家自是难获宠爱，多数时间被弃之一旁，只是在逢年过节或遇重大礼仪性活动时，才被从布满尘灰的后院里呼唤出来，打扮一番，呈花枝招展状，摆设在共和国礼堂中，供人观瞻，以显示此当家者不是孤家寡人，还有三房四室，并相敬相爱，共享家政。

这些民主人士如此恭敬执政者，执政者又如何看待这些民主人士呢？令恭敬者沮丧的是，受恭敬者仅从高堂之上投下轻蔑的一瞥。

虽然毛公与某些民主人士有些私交，但他对作为整体的民主党派以及作为整体的知识份子(民主党派的主要成分)，是不抱好感且不予高看的。他认为，民主党派是软弱的动摇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既支持革命又害怕革命，在社会主义时期“既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因而需要执政党来对其“既团结又斗争”。他认为，知识份子不过是“皮上的毛”，没有独立性，只有依附性，其中大多数人都有着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因而需要执政党来对其进行“思想改造”。

可毛自己的世界观也需要好好改造，用他自己的党在他死后做决议的话来说，其间有着许多“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1)。这种封建性东西比起他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来，要落后得多、卑劣得多。尽管如此，他仍要去改造人家、整肃人家，少则整个几十万，多则整上几百万，即便整过了、整错了，也毫无悔疚之意。老人家拿民主党派拿知识份子很不吃劲，有时完全不当一回事。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何如此对待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

有一种较流行的解释：毛青年时曾在北京大学谋到一个图书馆小职员差事，每天跑前跑后地为那些名牌教授、正牌学生，登名记号、拿书取报，有时还不免受到一些冷落和歧视，于是在内心深处埋下了嫉恨种子。因此可以说，他晚年实行的知识份子政策，是对于他早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回应，是抚平他早年心灵创伤的一种举动。

连境外学者也持此看法：“看来，毛没有忘记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冷遇。这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机会就把知识份子置于他们应在的位置。”这位西方学者还多少有些戏谑地称毛是一位“半知识份子”。(2)

这就把毛晚年做出的那些不善待知识份子举动，看作缘于他早年萌生的某种阴暗心理，即嫉恨那些有着显赫科班背景的知识份子的心理，从而把他描绘成一个心胸狭窄、得志便猖狂的小人。这显然是文人的说法，是文人爱听爱传的说法。笔者留意到，一些颇有学历者议论毛议到高兴处，常会复述这一说法。这样说或许能使文人较容易地实现自己对毛的精神胜利，尤其能使那些在毛生前备受羞辱的文人较容易地在毛死后慰藉自己、娱悦自己。

不过，这种说法终究有些勉强。我们固然不能排除毛曾有嫉妒知识份子的内心情结，但可以说这不是他屡屡整肃知识份子的主要原因。一个简单事实，就是他身上可以骄傲的东西比起一般知识份子来要多得多，故没有许多必要去劳心伤神地琢磨后者、设陷后者，以恢复自己的内心平衡。

古人韩信，早年落魄乡中，受过胯下之辱；后来辅佐刘邦，因功受封楚王。他在荣归故里时，并未报复曾迫他钻裆者，反而称之“壮士”，赏官“中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二)赫赫楚王已犯不着与小民斗气，率千军者岂容不下一区区中尉。

古人如此，今人似也如此。1918年时的毛泽东不过尔尔，仅为一个学历不高、阅历不深的小知识份子。数十年后的毛泽东就不同凡响了，已是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词坛高手、文苑俊才。昔为寒士，今为豪士。此时他还会嫉妒谁？还会用上许多心思去倒腾那些小肚鸡肠事？

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毛主动打招呼：黄先生，我们早已见过面了。黄迷惑不解。毛爽言道：二十多年前的一天，先生发表演讲，高台宏论，就在下面众多听者中有一个叫毛泽东的人。黄先生不认得他，他倒把黄先生记住了。

1938年，梁漱溟先生访问延安。毛也主动打招呼：梁先生，我们是见过面的，不知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是民国七年(1918年)的事了。先生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我总是给您开大门。(3)

毛泽东不善待知识份子，很难说是出于某种嫉恨的情结，相反倒有可能出于一种轻蔑的心态，一种小处还客气大处便瞧不起的心态。他对于知识份子，与其说嫉贤妒能，勿宁说恃才傲物。

毛泽东晚年曾对身边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古人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接着他又解释道：“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4)

老人家说话时行将就木，快走到人生尽头，故说出来的话当属其平生经验。另外，老人家说话对象是其女服务员，一是在地位上与心智上低他许多而不对他造成任何心理压力，二是与他朝夕相处而亲近随和，故使他谈起话来少有顾忌且多显真情。

毛说话不多，三言两语，但已把自己的“秀才”观说出个大概来，其见解其语气都颇合他的那种不同寻常的经历和个性。

“五"四”以来，中国政坛上的知识分子，能言善辩者不少，舞文弄墨者不少；但实有成就者很少，改天换地者更少。1919年，一大批慷慨陈词者走上北平市街头；1949年，很少有原“五四”运动参与者因建功立业而登上天安门城楼。

究其原因，还正应了老人家说的那几句话。他们中的许多人，说是要唤起民众，却不愿深入工农；说是要反对暴政，却不愿拿起枪杆；结社议政，略有起色，纷争即起；组团参政，稍有进展，内讧又生。

不止是党外有这种情况，就是党内也有这种情况。要说读中国书，谈文化理论，陈独秀先生要比当年毛泽东强得多；要说读外国书，背马列本本，王明也要比当年毛泽东强得多。可是，两者都是言论有余，实干不足。结果，一个对中共蒙受“一战”失败（四分实力去其三）负主要责任，另一个对中共遭受“二战”失败（八分实力去其七）负重要责任。

“五四运动”七十年后的“八九民运”，似也有着内讧过多的问题，似也应了那位已去世多年的政治老人所说的那番话。

当然，毛不会看不起一切“秀才”。他自己就是“秀才”，他的许多同事也是“秀才”。不过，他们这些“秀才”不同于传统的“秀才”，不同于那些造反三年、三十年乃至三百年也不成的“秀才”。

他们说得多，做得也多，既动嘴，也动手，脱去长衫穿草鞋，扔掉斯文进绿林，用毛的话说，为了挽救革命，不惜“担任土匪工作”。

尽管毛泽东未必真心喜欢农家生活，曾千方百计要离开韶山冲到大地方去；但他为了革命需要，又心甘情愿地重返农村，并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尽管毛泽东未必真心喜欢玩枪弄炮，曾当了五个月大兵就退出军队；但他为了生存需要，竟兴趣昂然地搞起武装斗争，并颇有心得地写出多篇军事大作。

尽管毛泽东的党也有许多私斗与内讧，但他和他的同事们总是尽可能地强调组织纪律性，尽可能地设法将私斗控制在公斗之下，将内讧控制在不致于造成组织破裂的限度之内，并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几十年下来，那些儒雅秀才与这些绿林秀才各有什么结局呢？

四十年代末，国统区里搞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打出一幅非常醒目且朗朗上口的标语：“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标语虽只提到教授，但能反映出大部分民主党派及其知识分子的现实境况与真实心态：其内容是合乎事实的，他们越要争民主越争不到民主，越想吃饱饭越吃不到饱饭；其语气是不胜悲哀的，他们发出的只是弱者的一种喊疼叫痛的号啕声，只是被捉弄者的一种牢骚满腹的抱怨声。

就在这同时，山那边的秀才们正高唱着他们的军歌：“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正统领着自己的队伍，锐不可挡地从高山峻岭之上冲下来，从穷乡僻壤之中杀出来，越冲越猛，越杀越强，渐成铺天盖地、倒海翻江之势。

此刻的毛泽东，正晃晃悠悠地骑在马上，不无得意地告诉世人，陕北的小米好养人罗。

很难想象，这位马背君主会嫉妒那些于“越教越瘦”中等待他去“解放”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同时不难想象，这位政治老人在谈到“秀才造反三百年不成”时的那副似笑非笑的神态。

注解：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67页。

(2)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200，199页。

(3)参见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4)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86页。

【11】

既然毛泽东政权从其外部不能得到有效制约，既不能得到政敌方面的有效制约，也不能得到盟友方面的有效制约。那么，这个政权从其内部能不能得到某种补偿、能不能做到“堤外损失堤内补”？即能不能通过它自己来制约它自己？

这一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

其一，这一政权有没有自我制约力？

如果有的话，

其二，这一自我制约力能起到何种作用？

纵观新中国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政权的确有过某种自我制约力。这种自我制约力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一、对执政党中的普通党员的制约；

二、对执政党中的领导干部的制约；

三、对执政党中的最高领袖的制约。

关于第一层面的制约效果，较为明显。多数党员群众安份守己，是“党的驯服工具”，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前一说法出自国家主席刘少奇，反映的是党对下层成员的要求，后一说法出自普通战士雷锋，反映的是下层党员对党的态度。

关于第二层面的制约效果，也不难看到。许多党员干部官运曲折，既有过发号施令的历史，也有过被“整风”作检讨的记录；既有过前呼后拥的风光，也有过“戴高帽游大街”的耻辱。

关于第三层面的制约效果，则较为复杂。

首先，就毛泽东的个人态度看，是两重的：

一方面，他号召全党同志都要自觉接受党的制约；

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不愿接受这种制约，听不进话，容不得人。1953年，他批评刘少奇、杨尚昆不经过他允许乱发文件(1)；1965年，他自己却背着党中央乱发姚文元文章，以致搞乱了党和国家。

其次，就毛泽东的实际境况看，也是两重的：

一方面，他确实受到了这种制约。他在执政二十七年里遭遇过各种阻力。其中，最强劲的阻力，不是来自执政党外的民主人士，而是出自执政党内的异己力量。对付前者，老人家只要玩玩“阳谋”即可打发了事；对付后者，老人家就要处心积虑、倾其全力了。搞一场“反右运动”以整肃党外民主人士，用不了一个夏季便铸成铁案；搞一场“文化大革命”以打击党内异己力量，虽历经十个春秋还未决胜负。

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反击乃至摧毁各种制约他的力量。政府总理反对他“冒进，他就斥其为“右倾”，并责令其在党代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损其威信。国家主席不按他办法行事，他就斥其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为之发起全国性批判运动，最终将其迫害至死。国防部长批评他好大喜功、小资产阶级狂热，他就将其先削去兵权、逐出中央，后打入牢中、关押至死；总参谋长不赞成搞“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不赞成用学《毛选》来代替军事训练，他就允准林彪等围攻此人，逼得此人跳楼摔折了腿……因此可以说，毛执政的历史就是他不断摧毁各种试图制约他的政治力量的历史。他既整文臣，又整武将，以致朝中无人敢犯颜直谏，以致自己无事不为所欲为。

就一个人来说，如果他在其成长过程中，既不让别人来管束自己，也不打算自己来约束自己；那么，他就是一个“浑小子”，为人做事，不守章法，不知节制；并将成为一个“坏小子”或“傻小子”，什么样的坏事或什么样的傻事都能做得出来；到头来免不了会落得个“倒霉小子”，自吞自咽这些坏事傻事。

就一个党或一个政权来说，如果它既拒绝外部制约力，又失去内部自制力；那么，它就是一个“浑党”或一个“浑政权”，盲人瞎马，胡闯乱撞，什么样的荒唐事都能做出来；最终要弄得天怒人怨，既害百姓，又损自身，国将不国，党将不党。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与其同事在刚建立政权时看得比较清楚。因为，他们刚看到一个缺乏自我约束力的政权（南京政府）是怎样崩溃的；并且，他们还知晓许多得了江山便忘乎所以的政权（如李自成大顺朝）是怎样败亡的。

建国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会议上，毛泽东不无忧虑地预测道：“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2)

针对这些将会出现的情况，毛泽东又未雨绸缪地向其党人提出要求：“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

会开完了，毛要上路了，要上北京去号令天下了。此时恰逢“春分”节气。他这趟路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老人家毕竟起于逆境，在长期苦斗中养成了遇事多虑的习惯，既会朝最好的方面去谋划，也会从最坏的方面去设想。他在即将夺取全国政权时，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总是在神采飞扬之余牵挂着一个人。这个人有着与他相似的开端，也是出于乡村、起于暴力；但也有着令他发怵的结局，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抵不上数十日的骄奢淫逸，到手的江山得而复失。此人就是李自成，就是毛泽东进京时最爱提起的人。

走前，他指着正准备行装的贴身卫士的脑袋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走时，他又告诫正准备上车的周恩来等同行大员：我们此次“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4)

这个党的其它领导人也对此有共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向在座的“穿黑衣服”或“穿黄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发出告诫：

“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之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笑声）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5)

关于执政党需要进行自我制约问题，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在建国初不仅发了许多议论，而且做了许多实事。

新政权诞生刚过一月，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其职责是：检查上自中央下至基层各级党组织及其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并给予处分；教育广大党员严格遵守党纪，认真执行党的决议和政府的法令。

　新政权诞生刚过半年，1950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鼓励人民群众公开地揭露和纠正执政党的缺点和错误，帮助执政党及其政府克服官僚主义，促进国家民主化。

这是想把大众传媒作为人民监督执政党的一种手段。这种监督手段按现时说法，属于“三权”之外的“第四权”─“新闻权”，即人民可以通过新闻舆论来监督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因此，中共在建国初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很有民主气息的。它坚持的是“言论自由”的主张，是“政治公开化”的主张。人们今天读起来不免感到惊异和惋惜。惊异的是，这个如今大讲“宣传舆论导向”的执政党，竟也说过如此开通的话；惋惜的是，这个屡屡需要“拨乱反正”的执政党，如果能自始至终地实行这个决定，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那么多或“右”或“左”的错误，那么多别人看得清而自己看不清的错误。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整风”三季，即于当年夏、秋、冬三季开展一次“整风运动”。其内容是，整执政党内功臣自居、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歪风，改善执政党同人民群众关系；其重点是，整各级领导机关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其方法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整风”刚停，“整党”又起。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党”三年，即在未来三年中“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党运动，对广大党员进行在执政情况下如何做合格共产党员教育，同时将一部分蜕化变质份子和阶级异已份子清除出党。运动于1954年基本结束。被开除出党者和被劝退出党者达65万人，占整党前中共党员总数八份之一。执政党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次大切除手术。

“整党”未完，“三反”又兴。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12月8日，中共中央再发指示，给运动定性加码，要求全党把“三反”看得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重要，并宣告中央惩治“三反份子”决心，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法办乃至枪毙。运动在1952年1月达到高潮，经过“揭发”、“处理”、“建设”三阶段，于1952年内基本结束。运动共打出“老虎”（贪污一千元以上者）十万余人，其中，逮捕九百余人，处决四十余人。在被处决人中，有两位执政党高干，一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一是原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两人都追随中共二十年，出生入死，堪称革命功臣，也都因贪污巨额公款而不容于刚进城的执政党。

因此，说这个执政党从未认识到自我制约的重要性，那是冤枉了人家。因为，他们曾反复念叨过李自成的教训，念叨过糖衣炮弹的害处。同样，说这个执政党从未做出过自我制约的实事来，那也是冤枉了人家。因为，他们也曾该抓的抓了，该判的判了，甚至该杀的也杀了，手起刀落，血溅自家衙门，一点都不含糊。

可是，这个执政党缺乏自我制约问题仍然存在着，甚至严重存在着；否则，它就不会做出那许多“浑事”来。那么，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出在执政党中的哪一个层次上？

显然，问题的症结不出在对广大基层党员的制约上。因为，他们大都能循规蹈矩，大都能服从管束，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并且，问题的症结也不出在对许多领导干部的制约上。因为，在传统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中，所有居于中间层次的人，虽能管束比他们层次低的人，但自身也受到比他们层次高的人的管束。他们既对下属指手划脚，又对上峰打拱作揖。如脾气很大的王震将军，向下面做报告，时有“胡子”模样，又拍桌子又骂娘，甚至摔坏麦克风；可到了彭德怀元帅面前，到了毛泽东主席面前，就不再“胡子”了，而是循规蹈距、约束有加。

问题的症结，既不出在低者，也不出在中者，只能出在高者，出在权力架构的顶层，出在那个能够俯临九州岛岛的金字塔塔尖上。

注解：

(1)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

(2)(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439─1440页。

(4)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123─124页。

(5)陈云《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12】

毛泽东制约他手下所有人，那么，他自身是否也受到制约？

前者陈述的是一个确定事实，后者追问的是这个确定事实的不确定前提。这一追问有些类似罗素的“剃头匠难题”：

在一乡村中，有一剃头匠宣告：他（Ａ）给此地所有不给自己剃头的人（ａ）剃头（即A被a所包含）。人们听后不免发问：你给不给自己剃头？于是，这位剃头匠陷入了一种难以说清的逻辑矛盾，说剃也不是，说不剃也不是。(1)

同理，如果毛以为他可以剃所有人的头、刮所有人的胡子，那么，人们也可以反问他，您老人家自己的头要不要剃、自己的胡子要不要刮？如果也要剃、也要刮，那么，由谁来剃、由谁来刮？

在罗素那里，有所谓能剃所有人头的人他自己的头剃不剃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有所谓能制约所有人的人他自身受不受制约的问题。前者属数论逻辑问题（集合论佯谬），后者属现实政治问题。这一现实政治问题既涉及该党理论宣传工作，也涉及该党施政运作情况。

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正式”选为中央主席，同时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此后，毛就被看作是党的旗帜、党的化身，进而又被看作是老百姓的大救星、新中国的红太阳。毛的耳旁响起一片“万岁”声。

在这一造神运动中，中共一些高级领导人竭尽全力来推波助澜，并因此而获得毛的欣赏和重用。自老人家领衔中央最高决策圈后，圈内凡能从排名较低处一跃而至排名第二位者，都是在宣传他个人方面有突出贡献者。前有刘少奇，后有林彪。

前者最早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看作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2)后者则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3)

前者宣称：“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4)后者则宣称：“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5)

前者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使之成为中共教义。后者则在大力宣传毛泽东同时，也使自己顺势挤进了《党章》，成为法定“接班人”。

前者宣传毛泽东个人还不太离谱，还同时强调：“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6)后者则把毛宣传得过于神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7)

即便老成持重的周恩来总理在谈到毛泽东时，也是诚惶诚恐、维护有加。不过，与上述两者不同，周公常常不是通过正面渲染来直接颂扬毛泽东，而是通过检讨自己来间接烘托毛泽东。这样既显得诚恳，又显得不过于奉承。据其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屡屡向同事们谈起他曾在历史上犯过反毛主席的错误，并表露出深深的自责感，结果常常弄得大家心情都不好受。这样谈的次数很多，“不下百次”，致使听者们都听腻了，躲避不及，于是请卫士转告他，为了使大家在一起轻松些，最好不要再反复提那些旧事了。(8)

可见，在这些大员们如此为毛大造声势情况下，再来谈要制约他、要剃他的头、要刮他的胡子，就有些不识时务了。你不憋足了“一万句话”，怎么敢顶撞他一句话？你不准备作“一百次”检讨，又怎么敢反对他一次？

这就在理论宣传上，把毛泽东摆在他可以制约全党而其自身不受制约的位置上，即摆在执政党自我制约之外的位置上，从而使执政党自我制约架构出现了一个漏洞，一个非同寻常的漏洞──漏掉了最不该漏掉的东西。这个架构拦住了许多条较小的鱼，却放走了一条最大的鱼。

因为，毛泽东不是执政党的普通人员，更不是共和国的普通公民，而是这个党、这个国家的特殊人物。他本人是一人专党，他的党又是一党专国，他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党、这个国家。党的安危系于他一身，国家的兴衰系于他一身。因此，在这个党、这个国家中，他最应该谨言慎行，最应该受到制约。

可是，这个最应受制约的人却被认定为最不受制约的人，这就使执政党陷入一种豪赌境地：党将所有赌资都交于他，他却可以无所顾忌地想怎么下注就怎么下注、想怎么出牌就怎么出牌。一人赢，全党皆赢；一人输，全党皆输。赢了，鲜花和颂词都必须献给他；输了，批评与处罚却不能加于他。到末了，他一转身就可走人，而他的同志们还走不了，还要硬着头皮面对他留下的烂牌残局，还要想方设法偿付他欠下的巨大赌债。

当我们再把目光从这个党的言论宣传层面投向它的施政运作层面时，当我们再在经验事实背景下审视上述“能制约一切人的人他自身受不受制约”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相互矛盾情况：

如果说毛泽东执政不受制约，那么，他为何每做一个重大抉择都要搞一次路线斗争？为何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整一次人？

如果说毛泽东执政受到制约，那么，他为何能够制造出那种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为何能够炮制出那种株连亿万人的大冤狱？

毛泽东的确受到过许多制约，故要常常搞起整人运动。毛泽东也的确摧毁了这些制约，故能接连制造巨大灾难。这种制约与反制约冲突，不断出现于老人家执政时期，并将这一时期划分出不同阶段来。

注解：

(1)如果他不给自己剃头（即是ａ），那么，根据他的先前宣告，他就应该给自己剃头（因为ａ应该被Ａ包含）；反之，如果他给自己剃头（即为非ａ），那么，根据他的先前宣告，他就不应该给自己剃头（因为非ａ不被Ａ包含）。

(2)刘少奇《论党》，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

(3)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4)引自：同(2)，第336页。

(5)《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25册，第123页。

(6)引自：同(2)，第319页。

(7)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同(5)，第23页。

(8)参见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330页。

【13】

　1976年春，毛泽东已是寿期无多了。正像人们在将要离开某个使其流连忘返的景地时常常要回首身后那条蜿蜒小路一样，老人家也在将要离开这个让其牵肠挂肚的世界时禁不住回首自己一生风雨历程，慨然而言：“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搞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对此持异议者甚少；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此拥护者不多，反对者不少。(1)

毛所说的这两件事，一是属打江山事，二是属坐江山事。在此，我们对前者不多加评论，对后者倒有些补充。

老人家坐江山二十七年，办了许多件事，其中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搞经济建设，最终搞出了“大跃进”；二是搞政治运动，最终搞出了“文化大革命”。就实际情况看，前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后者的重要性，以至可以说没有“大跃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不知毛为何只提后者不提前者。

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也想搞好经济建设，改变国家贫穷面貌，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他的这一愿望在他建国初的许多讲话中频频表露，意切言真。

毛有如此愿望，是合乎常理的。历史上大多数统治者就其本心来说，都希望治下臣民能够安居乐业。因为，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他们的日子也好过；反之，老百姓的日子十分困苦，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十分舒服，一是因为老百姓能够提供给国家的东西少了，二是因为喊冤叫屈的人乃至聚众闹事的人多了。毛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何况他本人就来自社会基层，能体察老百姓的疾苦和需求。

最初，毛泽东不仅有此良好愿望，而且做出显着成绩，使“新中国”的“新”字落到了实处：迅速完成战后经济恢复工作，使工厂开工，使商店开门，使曾像野马一样狂奔的物价上涨指数得到控制；迅速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打破封建土地关系，使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迅速建立一批大中型企业，形成国民经济骨干产业，使工业品产量成倍上升......可以说，五十年代上半期是历经沧桑的中国人民最感希望的时期。

随着毛的权威越来越膨胀，毛的身上也开始发生变化了：

他的脑袋开始发热了，有些想入非非了，先说要15年赶上英国、50年到70年赶上美国、50年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后说要“两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钢产）；

他的脾气也开始变坏了，有些容不得人了，容不得不同意见者，容不得敢讲真话者，1957年整了数十万“右派”知识分子，1959年又整了数百万“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此时毛泽东，权力极大，脑子不好，脾气又坏。他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后果就可想而知了。不久，老人家就把刚从旧的苦难中缓了一口气的中国老百姓又带入新的苦难中。

1958年，毛领着人民搞“大跃进”，结果饿死几千万人。以河南为例，该省抗日战争时曾有“水旱蝗汤”四害（洪水、旱灾、蝗虫以及扰民将军汤恩伯）之说，但这四害所造成的灾难远远赶不上“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仅信阳一个地区所饿死的人数就达百万人以上，超过该地区历史上任何一次饥荒所饿死的人数，甚至超过1938年6月黄河决口淹没豫皖苏3省40余县所淹死的人数。这时的整个国家经济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衰退，不是什么“10年赶上美国”，而是向后倒退10年。老人家执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彻底失败了。

“大跃进”失败后，毛的脑袋不发热了，甚至身体也因省着吃肉而缺少热量了；脾气也不太大了，竟能当众做一些自我批评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并承认，“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2)

在此次大会上，许多人都对中央乃至对毛本人提出了或直接或含蓄的批评，唯独林彪发了一通奇论，说了一番与众不同的话。他说我们虽然在物质上损失了，但在精神上收获了；并说我们之所以会犯错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3)

若从事实上看，林的这番言论纯属浑话，人都不在了，还谈什么精神收获？明明是按毛的话做才有这样的惨祸，却反过来说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是因为没听毛的话，一派胡言乱语，似是众人皆醒他独醉。

若就对毛心理揣测来说，林的这番言论相当准确，即把握了多数人均未把握的毛的真实想法，并因而得着多数人均未得着的个人实惠，似又是众人皆醉他独醒。

对于林的发言，毛当时就予以肯定，并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还是林彪讲话有水平，比你们这些人强。毛事后没有忘记这位讲话有水平的下级，对他宠爱有加，直至把他由党内第六号人物提拔为第二号人物，使他坐上了副统帅位子。

对于其它人的讲话，特别是对于那些隐有批评的讲话，毛当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耿耿于怀，并于数年后翻出这笔账，倒算批评者。刘少奇在六二年讲话中伤了毛的自尊心，到了六六年“文革”时就上了毛的大字报。后者在其《炮打司令部》中，正式提出“62年的右倾”问题，可说是“一报还一报”。不过，两者相报是不对称的，刘只含蓄地说毛也有工作失误，并继续维护其地位；毛则公开地说刘犯了路线错误，并决意要将他打倒。

“大跃进”后，中国权力舞台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毛泽东做了一定程度的退却，即退出国家权力的前台，坐了几年似冷非冷的板凳。

所谓“国家权力的前台”，即国家中心工作的直接领导权，理应由国家主席承担。当时的国家中心工作是由中共“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失败已表明此事是老人家胜任不了的。另外，国家主席帽子也已在二届人大上（1959.4）由毛泽东传给了刘少奇。“大跃进”的失败则使这一形式上的“传位”有了许多实际意义。

关于毛泽东作权力退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提及两点：一是缘于客观情势所迫，二是出自主观心理需求。

毛泽东闯了这么大祸，或许能够蒙蔽老百姓，或许能够在某种“舆论导向”下使他们相信这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但无法蒙蔽那些中央大员和封疆大吏。后者都亲眼看到老人家是如何发高烧的，又是如何发脾气的。其中许多人本身就受过他的感染，也发过类似的病，故有同病相识的真切体验。尽管林彪在那里发怪论，胡搅蛮缠地替毛作掩饰，但多数中央委员是心里明白的，明白前面那句话应反过来说，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此“人祸”的根子正是出自他们的那位既爱发烧又爱发脾气的老上级。刘少奇曾征询晋冀鲁豫四省首长看法，被征询者一致认为造成“大跃进”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4)显然，像毛这种十分敏感的政治家不会不清楚这些大员们的内心想法，故不得不在他们面前表示一点歉意，作出一些退让，退让到甘愿为他担担子的刘少奇的后面，做了所谓“二线人物”。

老人家自身也需要有一个心理调整时期。首先，需要从繁忙的政务中解脱出来，以松驰一下高度紧张的神经。其次，需要把自己折腾出来的烂摊子扔给别人，而使自己可以不直接面对那种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景象，以减缓一下内心深处的负疚感、羞耻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需要静下心来考虑许许多多问题，为下一轮政治较量积蓄思想能量。

关于毛泽东作权力退却的结果也是多方面的，这里也仅指出两点：一是积聚了新的政治怨气，二是筹划了新的政治举措。

毛由前台退到后台本来就是不得已的，就是有怨气的─这可以从他对林彪那通怪论的肯定中看出来。他的这种怨气在他退居后台时非但没有消解，反而越积越多。他后来重返权力前台，对“一线”上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不满意，说中央农村工作部“10年来没有做一件好事”(5)；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6)；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7)；说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两个“独立王国”(8)；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份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9)；说有不少党政军负责人已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老人家有如此积怨是毫不奇怪的。由于其后任者正是在他跌倒下的地方站起来的，正是把被他折腾休克的国民经济复苏过来的，因而会从两个方面触痛他：

其一，后任者所采用的方法不同于前任者曾使用的方法，正像救人于苏醒的方法不同于致人于昏迷的方法一样。两者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对立的，即后者对前者予以拨乱反正。这显然不会容于老人家的胸襟，不会使他感到自在。

其二，后任者所获得的成就反衬出前任者所遭受的失败，反衬出他搞经济建设时那副志大才疏的模样。这显然也会有损老人家的自尊心，也会叫他不得开心颜。

毛泽东在从权力前台退下来的几年中，主要筹划了两件事，两件有助于自己重返权力前台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忙着变更“八大”路线，力图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转到搞阶级斗争上──1962年9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理论；1963年开展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挖修正主义根子；1964年开展文艺界整风运动，批“封、资、修”；1965年1月发出《23条》，决定“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

第二件事，就是忙着寻找一种自下而上方式来整治那些党内“走资派”、那些“一线”上不合自己意的党政大员，结果找到了“群众运动”方式，找到了“文化大革命”方式，即通过发动群众来整治他们，通过“大字报、大辩论”来批判他们，以将他们整倒、批臭。

随着时间推移，上述两件事逐渐由小动作变为大举动，由次要方面升至主要方面；毛本人也由退却转为进击，由后台重返前台。

毛泽东是一个很有表现欲的政治家。他虽退居后台，却不甘寂寞，总想跳到前台来表演一番，用演艺界的话说，就是总想“抢戏”，抢其它角色的戏，尤其是抢前台主角的戏。不过，这是一种缺乏“戏德”的演技，一种让其它角色演不下去的演技。老人家正是以此演技而让当时居于国家权力舞台主角位置的刘少奇演不下去了，并最终让他也活不下去了。

毛泽东还是一个很有游击习气的政治家。他搞不好经济，便搞政治；在经济上失去发言权，便到政治上大喊大叫；在经济领域走投无路，便到政治领域另辟蹊径。值此，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游击司令的风采：在经济阵地上被打趴下了，便匍匐潜行到政治阵地上再爬起来冲杀回去；你打你的优势，我打我的优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此处玩不转，另处放把火。他1934年丢了江西，1935年再谋陕北；1958年搞砸了经济建设，1962年后又搞起一连串政治运动。

写至此处，笔者脑中闪现出一个词，一个曾被国民党军队用“老”了的词，叫“转进”。如抗日战争初期，该军从河北“转进”到河南，从淞沪“转进”到华中，最后从华中“转进”到大西南。再如第二次国共战争后期，该军又从东北“转进”到华北，从江北“转进”到江南，最后从大陆“转进”到台湾岛。

这个词用在“国军”那里很“虚”，即只“转”不“进”；但若用到毛泽东身上就有些“实”了，因为他既有“转”又有“进”：在经济上溃败，在政治上“进”击，左手打折了，右手又打出去了。

毛泽东在执政期间办了两件大事，既搞了“大跃进”，又搞了“文化大革命”。可是，他晚年在回顾自己一生所做大事时，不提前者，只提后者。后人不知他脑子里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但可就此提出一些设想：

──这是不是因为：前者已成败局，自己已不可能再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了；后者虽最终也成败局，但当时未分胜负，况且自己仍持主动进击态势；他本人又好大喜功、心高气傲，自是不愿提前者而愿提后者，愿提那些比较适合自己性情的东西。

──这是不是因为：不提前者的溃败，可使后者的动机显得更纯洁些，更理想主义化些。事实上就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即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结局不好，但动机是好的，是要反对官僚主义的。

我们不否认毛泽东曾是农民的儿子，曾有同情老百姓的感情，但也应看到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个不断进击的政治家，喜于争斗又好于积怨。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整老百姓所不满的人，更是要整他自己所怨恨的人。

注解：

(1)引自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载《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7日第五版。

(2)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24册，第1─12页。

(3)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410─411页；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45─1046页。

(4)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23页。

(5)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26页。

(6)毛泽东《对<戏剧报>的两次重要指示（1963.11）》，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95页。

(7)毛泽东《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1966.3.28─30）》，载同(6)，第405─406页。

(8)引自：同(5)，第604页。

(9)引自：同(5)，第533页。

【14】

毛泽东办这两件大事的过程又如何呢？简略地说，这些过程均为老人家不断受到制约且又不断打破制约的过程。

尽管在理论宣传上，毛被说成一贯正确并被置于一种能制约全党而自身不受制约的地位；但在执政实践上，他还是受到许多制约的。其中较有份量的制约大都来自他的身边，来自执政党最高层。

在由开国元勋组成的中共最高决策圈中，除毛本人外，几乎所有成员都先后作出努力来阻止毛为所欲为。其中，刚正者有之，如彭德怀；敦厚者有之，如朱德；老成者有之，如陈云；忍辱负重者有之，如周恩来……即便是因搞毛个人崇拜有功而先后被提升为“二号人物”的刘少奇和林彪也不例外。

前者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后，一度把他的顶头上司晾于他所主持的“一线”工作之外，常常使这位“二线人物”怨声不迭，愤怒不已。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向毛作出抗争，并为此而丢了性命，丢了那条曾在国民党追捕下九死一生的性命。这是他参加革命之初不曾料想的，更是他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之初不曾料想的。在由他出演的这幕历史剧中，前场是喜剧，后场是悲剧，全场则为黑色幽默剧。

后者林彪则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公开与毛唱对台戏，力倡设国家主席职，气得毛斥之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1)林此举，于私，可说是“抢班夺权”；于公，也可说是“维护国体”。国家主席职为国之大体，不能由着他老毛一个人想设就设，不想设就不设。会后，这位“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为了逃避可能要降于自己的“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571工程”纪要语）的恶运，准备与毛兵戎相见、性命相拚。所谓“制约”的事到了他这里就成了“制命”的事。这位崛起于疆场、成就于战火的中共名将，无疑有一股怒起抽刀、情急拚命的果敢精神。

这些中共高干对这位中共主席的制约，或说这些开国元勋对这位开国君主的制约，是一波一波的，呈“潮起潮落潮又起”之势。

就做“第一件大事”即搞经济建设来说，毛泽东至少受到这样一些制约：

其一，邓子恢及其中央农村工作部进言“农村合作化运动”不要搞得太快，“不要连滚带爬地往前进”，否则，“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越多。”(2)

其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联袂“反冒进”，声言“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3)，并表示要把上面的领导者的头脑“用冷水洗洗”(4)。

其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不约而同地直谏“大跃进”，斥其“浮夸”不实，讥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并以道理释之，以事实证之，诤言鲠骨，披肝沥胆。毛泽东遇上了本党中的人品最正且骨头最硬的一拨人。

再就做“第二件大事”即搞“文化大革命”来说，毛泽东也多次受阻：

其一，“文革”初期，有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有所谓“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黑干将”打先锋，后有所谓“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黑司令部”压阵脚，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懵懵懂懂的抵制，虽无法扭转它的根本方向，但能够干扰它的预定进程。

其二，“文革”高潮时，有所谓“二月逆流”：既有政府副总理摔皮包、怒吼中南海，又有军委副主席拍桌子、大闹怀仁堂，对这场越来越乱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接受。

其三，“文革”僵持时，有所谓“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即从毛身边的“文革左派阵营”内分出一彪人马倒戈反叛：先在庐山上明唱“天才论”，要的是国家主席的权；后在庐山下暗发“小舰队”，要的是毛泽东的命。

其四，“文革”后期，有所谓“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复出前发誓“永不翻案”，掌权后仍是“死不悔改”。在周恩来总理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在许多老干部和广大老百姓的期望下，再次出山的“邓大人”又来事了，又有些故态复萌了，频频顶撞“文革”左派，屡屡整顿“文革”秩序，竟当着老人家的面去做他非常不喜欢的事，或损他平生最感得意的功业，或揭他老来越发生疼的烂疤。

可见，这些对毛的制约力量不能不说是很强大的，其间包括除老人家外几乎所有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故最终置毛于众叛亲离、落孤陷寡的境地。并且，这些对毛的制约活动也不能不说是很频繁的，其间相隔长者不过五年、相隔短者不足一年，故形成对毛轮番抗争、节节堵击的态势。

然而，这些制约力量及其制约活动到头来都失败了，都被击破乃至被粉粹了。制约者在其制约对象面前，总是处于劣势，总是反受其制。可以这样说，在毛泽东办“大事”过程中，其主导方面不是他如何受到这一次次制约，而是他如何打破这一次次制约。这一方节节抵抗，那一方层层突破。

注解：

(1)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26卷，第476页。

(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42─345页。

(3)《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

(4)周恩来《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1956.2.8）》，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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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建设：大跃进与庐山会议

引言

毛泽东搞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用中共术语来说是“左倾”的，即他头脑里想要做的事超出了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并且，他还将他头脑里的这些想法见之于行动，硬是要去做那种不可为而为之的事。

由于他身为执政党主席，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故也能将他这不可而为之的事做出一番景象来。

在此过程中，老人家的头脑一再发热，举措一再“冒进”，以致搞出了“大跃进”，搞出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1)

与此同时，他还拒服退烧药，严惩为他开方送药的人，痛斥彭德怀的“万言书”，整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如此高烧不止且又讳疾忌医，结果只能是烧坏了头脑，搞乱了国家。“大跃进”搞了三年，国民经济倒退了十年，老百姓也饿死了几千万人。

毛泽东亲自执导的这场经济建设运动，以锣鼓喧天开幕，以饿殍遍地收场。

【15】

毛泽东打江山搞暴力革命是先从农村搞起来的；继而坐江山搞经济冒进也是先从农村搞起来的。他是农民的儿子，与农村有着天然的感情。过去他较多地依靠着农村，如今他又较多地关注着农村。

后者似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偿，但这种补偿到头来适得其反─他用的心越多，带来的灾难也越多，农民由战争时期出力最大的阶级变成了和平年代吃苦最多的阶级。平心而论，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是其始料不及的。

最初(1953年12月)，他赞成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可过了不到两年(1955年6月)，他就想加快这个速度，想让农民跑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想使农业合作社数目在半年内(1955年下半年)翻一番，由65万个增加到130万个。

他的新主张一经提出，就受到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抵制。后者提出这样几条反对理由：

其一，合作化速度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合，不应超越工业化所能提供的技术支持；

其二，已经成立的六十几万个合作社还存在许多问题；

其三，老区与新区发展不平衡，老区需要继续巩固，新区则要认真打基础，布点示范，训练干部；

其四，应吸取苏联和匈牙利搞合作化过急的教训；

因此，“办合作社要发展一段，巩固一段，不要连滚带爬地往前进；连滚带爬往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越多。”(2)

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从事农业方面工作，理应在其专业方面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可是，在这个党里以及在整个国家里，任何发言权都要服从于毛泽东的发言权，甚至事实的客观性也要屈从于他老人家的权威性。

1955年7月11日，毛泽东约见邓子恢等人，严厉地批评后者，说要用“大炮”轰其思想。

7月31日，毛泽东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不无嘲讽地斥责那些不同意见者，“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3)

8月26日，毛泽东批示：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电报，应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而不要写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这实是削去了农村工作部本应拥有的承上启下的职权。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为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争论做结论。毛泽东断言：邓子恢同志犯了“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4)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

毛泽东与邓子恢的争论暂时平息下去了，但留下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者，就是执政党主席如何对待党内不同意见、以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如果事情仅仅是毛泽东不采纳邓子恢意见，还不能说他有多大的错。因为，就常理而言，提出某种不同意见与反对这种不同意见，应该是对等的。你可以有此看法，我也可以有彼看法。不能说凡提不同意见就是正确的，就是开口七分理。另外，就权力机构关系而言，毛泽东领衔的党中央本就是邓子恢主管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上级机关，而后者只是前者的咨询部门与执行部门。后者上书前者与前者否决后者都是正常的，都是合乎程序的。

可问题是毛泽东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常常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具有敌对性质的政治主张，如把邓的思想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后又通过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把邓的主张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这就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提升为路线上的斗争─一种事关全局且不可调和的斗争。

数十年后，知情者薄一波为邓抱不平：“不用说子恢同志的主要意见是正确的，即使错误，也说不上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不宜提为路线错误。因为按照从苏联接过来的传统习惯，一项错误被宣布为路线错误，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那就毫无分析的余地，一切皆错，全盘否定。”(5)

他还指责邓子恢等人“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它”；“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不是什么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他还把由邓子恢领导的整个农村工作部说成是“促退部”，把该部如实反映情况斥之为“发谣风”。

并且，他还主持召开七届六中全会，发动全体中央委员来批判邓子恢等人的思想。与会者们先后作了二百多次批判性发言，纷纷声讨“小脚女人”，甚至给邓扣上了这样的帽子：“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等等。(6)

平心而论，毛泽东因言问罪这一执政手法，在处理邓子恢问题时还只是初见端倪，还没有做到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中所做到的那种程度上，至少还没有给邓子恢等人扣上反党集团的罪名。

不过，此事此人在十几年后还是被补批补罚了：　此事在1967年11月23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被斥为“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和“砍了二十万个合作社”的滔天罪行；此人则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摧毁了邓子恢等人的抵制后，毛泽东便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那么，搞的结果如何呢？具体地说老人家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农业合作化究竟给中国农民带来了什么呢？

当年秋后，毛泽东就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了第二年(1956年)四月，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初级形式合作化（初级社），十月，又有许多省市自治区农村实现了高级形式合作化（高级社），于是，数万万中国农民转眼之间就被老人家领着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是在不到五年的时间(1953-1957年)内，完成了原计划需要15年的时间(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任务。

速度如此，成效又如何呢？从全国农村实现合作化到毛泽东本人逝世这二十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获得改善，他们的人均粮食没有增加，他们的家庭副业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加以痛割。这期间，他们还经历了一个人为的大饥荒时期，还经历了许多酷烈的政治运动。因此可以说，这一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实为农民的贫困化和灾难化的过程。

毛泽东过世后，中国农民就起来另搞一套，说是搞所有制不变下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实是搞分田单干，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合作化”以前的状况。

历史似有些残酷：这位原本是农民的儿子竟强使农民原地踏步了二十年，但最终不能阻止他们一等到他离去就开步走，走上了那条他曾千方百计地挡着不让走的路，并把他远远地抛在身后，抛在一个很少有香火供奉的孤寂处。

注解：

(1)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54页。

(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十五章。

(3)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7.31）》，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页。

(4)引自：同(3)，第208页。

(5)引自：同(2)，第361页。

(6)以上引文均引自：同(2)。

【16】

据侍从人员回忆，毛泽东晚年经常生病，却不爱吃药，并常与医生闹别扭，有时还搞些恶作剧，作弄那些严格执行保健措施、勤勉为他服务的医生，以致连旁观者都看不过去。(1)

毛泽东的这种讳疾忌医的倔劲，不仅表现在养生保健上，而且表现在施政用权上，既不愿吃健体之药，也不愿吃为政之药。而他此时老已将至，体质和心智都不比以往，尤其他老是坐在那把八面来风的龙椅上，故很容易感冒发烧。易于染病却难于就医，这病也就愈染愈重了。

毛泽东1955年夏试图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还只是刚刚发烧，并很快被邓子恢发现病状，但他我行我素，不纳谏，不吃药。结果脑袋越烧越热，以致烧出一个波及整个国家的“冒进”热潮来：一是从生产关系变革方面“烧”到生产力发展速度上，二是从农业“烧”到工业、“烧”到商业、“烧”到其它各行各业。

在此情势下，1956-1967年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划被完全改写。原计划需要12年完成的任务如今被要求在3-5年内完成。按改写后的远景规划，到1967年时，钢产量为3000万吨，粮产量为10000万吨，棉产量为10000万担。后来结果是，1967年的钢为1000万吨，粮为4000万吨，棉为4000万担。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一规划也不可能实现。

1956年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也被大加改写。各项经济指针的增长幅度几乎都在两位数以上，如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增长70.6％。

当这些计划付诸实践时，很快就出现各种各样问题。例如，资金不足，材料短缺，进而导致开工不足。到了4月份，还未开工项目占应开工项目的1/5。又如，产品质量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甚至生产安全问题也日益严重。大多数煤矿的原煤含矸率都较1955年提高，原煤单位成本却超支4％，同时工伤死亡人数也增长15%。1956年始，《人民日报》发元旦社论，喊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数月下来，“多”与“快”，马马虎虎；“好”与“省”，大有问题。

就在毛泽东以及整个国家发烧之际，又有人出来开方送药。此次与先前不同：其一，送药者阵容更大，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领衔，有众多经济部门巨头如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参与；其二，开药者居然让发烧者退烧达一年之久，致使中国经济在1957年基本达到综合平衡。

直到1955年底，周恩来还在为毛泽东喝采，欢欣于社会主义的“建设高潮”，甚至埋怨自己怎么没能早一点发现“新大陆”。可是仅过一个月，他的眉头就开始皱起来。他接到了各种要求追加投资的报告，其追加量远远超过国家财政的承受力，即在国家财政增长9％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却要增长100％以上。这就好比一大帮饿汉要到一个升斗之家来“吃大户”，当家的能不焦急吗？

周恩来迅即向他所主管的经济部门提出“反冒进”任务，并和他的同事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连地大辐度压缩了三个不切实际的冒进计划：

其一，压缩1956年基建投资预算计划。通过所谓“二月促退会议”，把各地各部门报上来的投资计划从200亿元压到147亿元。后又通过所谓“剃一次平头”，把每一项目投资均减少5%，故使投资总额再由147亿元降至140亿元，并报经当年６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

其二，压缩第二个五年计划。“二五计划”草案原是在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下编制的，是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如他亲自把1962年计划钢产由1200万吨改写为1500万吨。显然，压缩这个计划是要冒风险的。国家计委憋了半年时间才勉勉强强地拿出修订方案。方案最初在一个月内被接连否定两次，最后经多方协调才磕磕碰碰地推出台来。修订者们将那些曾由毛本人钦定的高指标狠砍了几刀，例如，把1962年钢产指标由1500万吨砍为1050?1200万吨，把粮产指标由6400亿斤砍为5000亿斤，把棉产指标由7000万担砍为4800万担，砍的幅度均在20%以上。方案由当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批准通过。

其三，压缩1957年国民经济预算。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再次确认反“冒进”的方针，继续采取“退”和“慢”的步骤，提出“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策略。为此，国家计划部门将1957年预算作了大幅度削减，把各地各部门报上来的基建投资预算从243亿元削减为111亿元，削减幅度达54%，以致比上一年投资额度139.9亿元还要少20.6%，出现了负增长。1957年也因此成为建国以来少有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年。

周恩来等人紧接在毛泽东“反右倾”后而大搞“反冒进”，即便不能说是针锋相对，至少可以说是另有侧重，换言之，即便不能说是在反对毛泽东，至少可说是冷落了毛泽东，即把前者晾于一旁而另搞一套。

毛泽东反保守、反右倾的话音刚落，周恩来就起而说道：反保守，反右倾，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现在该批“左”了(2)。毛泽东仍在欣赏着“多、快、好、省”这一口号，周恩来却把它从由自己主持修订的“二五计划”中划掉，致使人们在一年多时间里不再提到它。

副总理陈云说的话更尖锐。周恩来反“冒进”还要考虑一下各方面平衡问题，讲究一点策略，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反“左”与反“右”连在一起说：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他尽管心里倾向后者而不满前者，但在面子上还要做到各打五十大板。陈云则顾虑少些，直截了当地议论道：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也就是“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3)他这已在说“宁右勿左”的话了。

事后看来，陈云说这些话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执政搞的多为“左”的东西，常常是一而“左”，再而“左”，“左”上加“左”。他在处分人时，也往往是对犯“右倾错误”者予以严厉打击，对犯“左倾错误”者则予以姑息迁就。长此以往，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宁左勿右”的风气。陈云反其道而唱出“宁右勿左”的调子，明确表示自己对“右”的偏爱，从而凸显了自己与党主席的分歧。

另外，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人大会议上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反对国家预算制订过程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从而把执政党高层内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歧半明半暗地捅到党外，告知全国。计委主任李富春当着毛泽东的面，说了“冲昏头脑”这一大不敬的话。经委主任薄一波也当着毛泽东的面，痛陈“冒进”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痛陈被后者不无戏谑地称为“薄一波十条”。

对于周恩来等人的这些举动，毛泽东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或者说，当前者在给发热的中国经济服下一副副退烧药和浇上一盆盆冷水时，后者在干什么？

据薄一波记述(4)，老人家当时对国际上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斯大林评价问题倾注了较多的精力，以至于对国内正在进行的“反冒进”采取一种保留态度，用其本人的话说，他那时主要是“防御”，搞了某种“妥协方案”。他虽未直接反击，但心存不快，留下了日后做文章的伏笔。

当1957年下半年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时，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态度也随之变化，由保留变为批判。

毛泽东批判“反冒进”，从1957年9-10月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发难，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做结论，历时八个月。其间还举行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会会都批“反冒进”。(5)

老人家给问题定性很重，将之上升为“政治问题”。他说“反冒进”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泄了六亿人的气，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离右派“大概50米远”；甚至说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而他刚把“反冒进”的人封为促退派。他两年前把邓子恢等讥讽为东摇西摆走路的“小脚女人”，现在又把周恩来等说成是慢慢爬行的“蜗牛”。

他对问题处理过严，以致不留情面。在“南宁会议”上，他把周恩来等人的报告同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一起作为反面材料发给大家，指责前者同后者一样，都犯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错误，只说一个生疮的指头而不谈其它九个健康的指头。他还摇着柯庆施的一篇满纸豪言壮语的文章，当众对周恩来说：你这当总理的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吗？周答写不出来。他又接着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另外，他还责成周恩来等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检讨。显然，作这种检讨是要讲许多违心话的，并且讲的都是自己贬损自己的话。这就使检讨者陷入一种非常窘迫的境况：一是难下笔，对着自己良心，怎么写？二是难开口，对着台下千百双眼睛，怎么说？

曾任周恩来政治秘书的范若愚，真实地记下了他的这位首长如何写检讨的一幕(6)：周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一句一顿；后来停顿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再后便是周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发愣，不说不写，恍恍惚惚，一副苦人儿相。

这的确令人同情，本来就是自己做得很多且又做得不错，至少没有太大的错，现在反要自己做检讨，当众认错，岂不冤枉。周公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但他又是一个极守纪律的人，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无错却强说有错，心中有数却强装无知。这太难为他了。

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痛说自己：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工作上多为“经验主义”，有时为“教条主义”，还有时为“两者的混和”……周自己给自己扣上了许多顶十分难看的大帽子，不免让人想起那句戏词：“老爷息怒，小的该死”。另外，陈云、薄一波和李先念也都在大会上作了痛责自己的检讨。

毛泽东指责“反冒进”是“尖锐地针对我”，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使“我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这是在以我划线地看待党内意见分歧，把异见看作异己，把不能认同自己的主张看作是蓄意反对自己的主张。

老人家又进一步指责国务院部门搞分散主义，“想把大权揽过去”，对中央实行“封锁”，不让其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这种指责是十分严厉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有着君权至上传统的国家里，说某人封锁中央、揽其大权，也就等于说他欺君罔上、图谋不轨。这可是大大的罪过。

被指责者之一薄一波在几十年后作了一个反驳：“尽管我们这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或部门有这样那样不周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要进行‘一种封锁’，不让中央‘参与设计’。凡是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都是经过政治局或书记处的。经济工作的业务量很大，是不可能事事都请毛主席过问的。显然，毛主席的批评是言重了。”(7)

对于薄一波的反驳，毛泽东已无从回应了。对于其间的是是非非，笔者也难知详尽。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在老人家的如此指责中，透出了他对权力归属问题极为敏感的心理，透出了他对自己手下握有实权者的猜忌心，以及对自己手中大权是否旁落的警戒心。

从对“反冒进”的批判中，老人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必须采取“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施政方式。

这个结论意味着他将要力排众议而完全按照自己意愿行事，意味着他将要推开众人而率然走上前台直接领导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作。他对此充满信心，并情不自禁地向人们宣布：

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了，我看是比哪一年都要冒得厉害。(8)

事实果然被他言中。1958年的确是一个“大冒进”的年份、一个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冒”得厉害的年份，或者说是一个“大高烧”的时期、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烧”得厉害的时期。

有病者即有医者，有高烧者即有送药者。可这一次，病生得重，药也须用得猛。这对两者都是一种考验：

医者有没有勇气开出这付猛药？

病者有没有决心服下这付猛药，愿不愿改一改自己身上的那个讳疾忌医的坏脾气？

注解：

(1)孟晓云口述，郭金荣撰写《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章。

(2)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4页。

(3)参见：同(2)，第555-556页。

(4)参见：同(2)，第635，641，559页。

(5)参见：同(2)，第24章，第25章；参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九、十、十一章。

(6)范若愚《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载《人物》1986年第一期。

(7)参见：同(2)，第651页。

(8)毛泽东在1958年2月18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本文引自：同(2)，第653页。

【17】

毛泽东所预言的“大冒进”，也就是后来的“大跃进”。这是他搞经济建设的代表作，是他坐江山后所办“第一件大事”的高潮部份。

“大跃进”自1958年狂飙骤起，到1961年不了了之，历时三年。

对于这三年，许多中年以上的大陆中国人至今还存有许多印象。这些印象有的是通过脑子里的某些画面保留下来的，也有的是通过肚子里的某些感受刻诸脏腑的。提起这三年，他们一方面会在脑中浮现许多轰轰烈烈的场景：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小高炉林立，大食堂烽起；另一方面又会在身上激起一种揪心搅腹的感受：一种天天喝稀饭、顿顿灌清汤后的饥饿感，一种五月不知肉味、三月不见油花后的暴馋感。几十年后许多人被问道对当年还有什么印象时，他们答得很干脆：没别的印象，就是饿﹗那个饿呀……这时整个国家都处在饥荒中，乡下人饿，城里人也饿，老百姓饿，当官者也饿，连毛泽东女儿也饿，只是大家饿的程度不同而已。

当时人们早上喊着口号去炼钢，晚上空着肚皮来上床，饥肠辘辘，辗转难眠，却又空醒床帏。白天里的热闹劲与夜晚中的困窘感，是一起保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的。此时婴儿出生率急剧跌落下来，整个人口呈负增长势。老人家好不尴尬，一方面在理论上批判马尔萨斯，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上为被批判者提供绝好论据。

“大跃进”者们，最初发誓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结果却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使整个民族陷入一场空前的灾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要唱高调子能唱到何种程度。与此相应，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些唱高调子者的跟头栽得有多重。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判“反冒进”，决心加快中国经济建设速度，并要求比苏联老大哥的速度还快些。(1)

时隔一个月，他就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把这个速度具体化了：“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2)

毛泽东在这里既一吐胸中豪气，又说得十分得体，只是说要赶上英国的钢产量，而没有说也要赶上苏联的速度，没有说我家的老二除了要赶上他家的老二外，还要赶上自家的老大，尽管后者也是他的一个非常真实且非常急切的想法。

“15年赶上英国”，成了“大跃进”初期最响亮的口号，时时可闻其声，处处可见其字。即使许多年后，还能在内地一些老墙断壁上依稀看到这一口号的残迹。这一口号喊的时间不长，就不断被改口。口号前半部的数字被越改越小，以至被改为2年。

1958年初执政党中央在审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还基本上按“15年赶上英国”这个要求来考虑。尽管已有突破迹象，但还不过于出格。

１月南宁会议，还坚持第二个五年计划达到年产钢1500万吨，其中1958年钢产620万吨。

2月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周恩来仍宣称“二五计划”达到年产钢1500万吨，“三五计划”达到年产钢3000万吨，“四五计划”达到年产钢4500万吨。

3月成都会议，则提出争取“在比15年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其中，1958年计划钢产涨至700万吨。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又对一年多前八大一次会议已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作了大辐度修改。仅就1962年即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来看，钢产计划由1050-1200万吨涨至2500-3000万吨，增幅一倍以上；粮产计划也由5000亿斤涨至6000-7000亿斤；棉产计划则由4800万担涨至6500-7500万担。

冶金部提出钢产5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1972年计划钢产1.2亿吨。轻工业部提出造纸5年超英国。纺织部提出棉纱、棉布5年超美国。化工部也提出5年超美国。煤炭部则提出2年超英、10年赶美。

毛泽东本人也于欣喜之际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半年前他在莫斯科所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到此时就显得有些保守、有些小家子气了。

八大二次会议开后不久，共和国经济计划表上又呈热风劲吹、高潮迭起状。

6月7日，冶金部向党中央提出新指标，计划1962年钢产6000万吨，比八大二次会议已确认数高出整整一倍。6月21日，冶金部党组再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新计划，预测1962年钢产可望达到8000─9000万吨以上，又比两个星期前上报数高出2000万吨到3000万吨。在当时国务院各部委中，冶金部可算是最大的一个牛皮篓子，同时也是最为毛泽东主席看重的一个下属部门。该部部长所作的一个大话连天的报告，也被老人家颂之为“一首抒情诗”。

6月中旬，李富春代表计委、经委以及财政部上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更正式地提出“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其中，1962年钢产指标为6000万吨，1967年钢产指标为1亿吨以上。毛泽东欣然批道：“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

6月17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汇报年度计划，预计1958年钢产为900万吨，1959年为2000万吨或2000万吨以上。第二天，薄等又向毛泽东本人汇报，并再度修改指标，预计1958年钢产1000万吨，1959年为2500万吨。6月19日，毛泽东仍不满前一天议定的计划，提议再追加1958年计划，于是，钢产指标由1000万吨变为1100万吨（对外宣布为1070万吨）。

6月22日，毛泽东对上述修改计划作出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老人家还一时兴起，提笔将所批材料的题目也改了，将原先的《汇报提要》改为《两年超过英国》。(3)

本来老人家已在共和国经济计划书上跑开了六百里快马，但他还嫌这马跑得慢，还要对它甩起阵阵响鞭。不知这马还能够跑多快、跑多远？还有没有一个极限处？

仅隔两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8.17-30）又改写了各项计划：

关于1958年计划，毛亲自打电话，又给钢产指标追加50万吨，使之达到1150万吨，比1957年实际钢产535万吨增长115％左右。

关于1959年计划，钢产指标再增几百万吨，达到2700-3000万吨，比1958年指标增长一倍半以上；粮产指标则再增几千万斤，达到8000-10000万亿斤，比1958年指标增长三成。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62年计划：钢产指标为8000－10000万吨，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前一年1957年实际产量增加13.9至17.7倍；粮产指标为13000-15000亿斤，比1957年增加2.5至3.1倍。

北戴河会后不足三月，郑州会议（1958.11.２-10）又拟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纲要规定第15年即1972年钢产指标，不仅要在总量上超过英国，而且要在人均占有量上超过英国。当时预测1972年英国人均产钢量0.5吨，并预测1972年中国人口八亿。依此推算，该年中国钢产要达到4亿吨﹗

值此，人们终于看到那匹狂奔的快马跑到了它的极限处。

物极必反。年产钢铁4亿吨数字已超过了人的想象力。人们望着它不寒而栗，甚至始作俑者本人也开始摇起头来，不禁自己向自己发问：1972年搞4亿吨钢，有此可能吗？有此需要吗？画中的马画得太理想了，以至画者自己都不敢相信了。于是毛泽东提议，此纲要不公布“只在地下管道流通一下”。(4)

北戴河会议前有一插曲。赫鲁晓夫于7月底至8月初访华。毛泽东兴致冲冲地告诉客人：中国打算今年产钢1070万吨。客人听后没有表示出相应的兴致来，只是冷冷地答道：中国同志或许能够做到吧；说完他就不愿再谈下去了，显出一副很是怀疑且又敷衍了事的神情。这无疑使毛感到不是滋味，感到有点被轻视，同时也从反面激励他，激励他非要去做出来不可。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数度强调，要搞好钢的生产，就要有“铁的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对于那些完不成任务者，要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即“六条纪律”）。

毛公扬起秦皇之鞭要抽打他的跃进之马了，要把它从画面上抽打到地面上，从计划书中抽打到实际工作中。令他懊丧不已的是，这匹马在计划书中还跑得四蹄生风，一落到地面上就跑得不如人意了，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以至跑成废马一匹。

必须承认，大跃进之初，上上下下都还能攒着一股子劲，全国各地都还能看到热气腾腾的景象，跃进之马确有些意气风发的劲头。因为，在大跃进的设想中包含了一层良好的愿望，即要尽快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故而很能打动我们这个穷够了苦怕了的民族的心，很能激发起中国老百姓的热情来。

“大办钢铁”者熬得两眼通红而干劲不减，山上挖矿，风餐露宿；山下炼钢，夜以继日。

“大办农业”者只有农忙而无农闲，种完粮棉修水利，忙完庄稼忙副业，抽空还要烧上几炉铁、几炉钢。

然而，大跃进的设想说到底是不切实际的，老百姓一度拚命干的许多事情是违反经济法则的，因而不可能获得预想成果。

1958年钢产量，宣传上说有1108万吨，事实上只有800万吨可称之为钢，其余均是所谓的“土钢”，即不能当作钢来用的“钢”。1958年铁产量，也因全国各地都生起小高炉而骤增数千万吨，但同时也耗去国家财政补贴40亿元之多（占国家财政总收入十分之一）。小高炉冶炼本就属落后工艺，再加上由非专业的“广大群众”来操作，效益就可想而知了。平均每炼一吨铁就须补贴100元左右，生产成本是大高炉的三倍。

钢铁产量增长很快，但其质量下降更快。生钢的含硫量普遍过高，最高者能超出标准80倍，以致出现有钢铁而不敢造机器的事。冶金工业部报喜，机械工业部发愁。一机部赵尔陆部长摇着破钢烂铁吼道：我要这东西有什么用？能用它来造机器？赵部长后来带着几箱劣质钢铁上了庐山，打算向党中央毛主席陈述实情，但因老人家拒斥彭德怀谏言、禁谈大跃进过失，而不敢拿出来，隐忍而去。

大办钢铁的恶果还波及其它方面。1958年，中国农业风调雨顺，各种作物长势良好，但因大量农村劳力流向城市、流向钢铁工业而造成秋收人手不足，致使许多庄稼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这种情况再加上人民公社刮共产风、吃大锅饭等因素，很快就引发了1959年至1961年间的全国大饥荒。

1976年春，笔者曾去过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看到云岭村前后山上均为茅草漫坡，无一棵象样大树，不免诧异：地处江南深山区，时值阳春花三月，理应是满山丛林，满目青翠，可眼下是另一番景象。

向老乡打听后方知，原来这山上长满了樟树、杉树、栗树等，其中一些树君子长得有几人合抱那么粗。这就容易理解当年打游击出身的新四军为何要选此地来安置其总部。他们既擅长山林作战，又需要防空屏护，自是要选一林木茂密处以作地形依托。可到了1958年，那些曾经遮荫过叶挺军长的大树都被砍完了，都被砍去烧小高炉了。老乡看四下没人，悄悄地说，“这‘大跃进’真是大作孽﹗”

大跃进之“大”，主要在于声势之大；而声势之“大”，又主要在于计划指标之大、上报成绩之大。就上面而言，订计划，没有什么指标不敢订的；就下面来说，报成绩，也没有什么数字不敢报的。上上下下都搞出了许多“假大空”的东西。

就其原因看，出自领导，尤其出自毛泽东，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在上面好大喜功，我在下面则胡吹乱拍；你做计划搞指标跑马，我报成绩则搞数字爆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就其结果看，遗害社会，造成一种报喜不报忧、说大话吹大牛的风气，以至许多人在弄虚作假上互相攀比、你追我赶、争放“卫星”。

如放小麦亩产“卫星”：

1958年6月8日，河南遂平报2105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报2394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报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报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报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再报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报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报7320斤﹗

如放水稻亩产“卫星”：

6月26日，江西贵溪报2340斤，

7月22日，福建闽候报7275斤；

8月1日，湖北孝感报15000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报36900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报43075斤；

9月18日，广西环江竟报了130434斤﹗(6)

亩产13万斤稻谷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意味着这亩地里的每一平方丈土地都要长出一吨稻谷，或每一平方公尺土地都要长出一百公斤稻谷。这样的“卫星”不仅背离了事实，而且超过了人的想象力。真不知道当时那些人怎么能够把它说出来，且又怎么能够把它堂而皇之地刊于国家大报，公诸天下。如此荒唐事即便与古时“指鹿为马”相比，也难分伯仲，故十之八九要被后人笑它个一百年一千年。

在经济建设领域，毛泽东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战略家。他确有宏观上的想象能力，但缺乏微观上的实际操作能力；长于制作纲要，却疏于订立细则；心高，嘴阔，想大事，说大话，可具体做起来，就显得有些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了。他总爱由着性子干，不讲章法，结果顾此失彼，丢三拉四；造了声势，丢了实效；要了数量，丢了质量；办了钢铁，丢了其它。

因此，像他这样雄心有余而耐心不足的执政者，很需要有人替他做具体且繁琐的工作，尤其需要那些遇事多从困难处考虑故而多有补救办法的人，替他拾其遗漏，补其短缺“打圆场”揩屁股。很难想象，离开了周恩来等人，他毛泽东还能够干什么？还能够那样悠闲地“只管大事不管小事”，还能够那样有时间去翻弄一本本线装书，还能够那样出了纰漏有人兜着、护着？可他到头来似乎不领这些情，反而常常去责难这些人，奚落这些人，冷嘲周公，热讽陈云。

换句话说，毛泽东比较适合安坐后台就一些方向性问题运筹帷幄，而不大适合跳到前台就一些具体问题指手划脚。他应该尊重和信任他的下属，给他们一定的独立行事权而不横加干涉，可他常常反着来，常常跑到前面把正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挤于一旁而由自己来主持一切。搞农业合作化时，他狠批了直接经管此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然后亲自上阵掀起了所谓“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随后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他又狠批了总理、副总理、计委主任、经委主任和财政部长，接着自己挂帅搞起了所谓“大跃进”。可结果如何呢？“社会主义新高潮”搞成了一窝蜂，“大跃进”搞成了大折腾，计划搞成了笑话──可能要贻笑千年的笑话。

显然，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司令官，一个总爱和前线指挥官过不去的司令官。打江山时，他曾嘲笑：凡是蒋委员长亲自插手的仗总要损兵折将。轮到他坐江山时，人们也不难发现：凡是伟大领袖亲自过问的事总要劳民伤财。

注解：

(1)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3─474页。

(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第691-692页。

(3)引自：同(2)，第698-700页。

(4)引自：同(2)，第708-709页。

(5)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与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6)以上数字均见于同时期的中央以及各省市的大报。

【18】

1958年的中国，在搞“大跃进”的同时，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前者以生产力发展为主要内容，后者则以生产关系变革为主要内容。就后者而言，毛泽东即使不说是始作俑者，至少可说是出力最大的推波助澜者。

早在1955年，毛就有了“办大社”的念头(1)，后因受现实条件限制以及受邓子恢等人劝阻而搁置起来。

1958年春，毛又提出“小社并大社”问题，并发了相应文件。(2)

是年七月，陈伯达发表文章披露毛关于建立“大公社”的构想。(3)

八月上旬，老人家跑马中原，兴致勃勃地巡视了河北徐水、安国、河南新乡、山东历城等地的办大社情况，并于巡视中说了一句大白话：“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数日后，“人民公社好”这五个大字见诸报端，迅即成为惊天动地的口号，响遍全国。

当月下旬，北戴河会议作出决议，决定迅速在全国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数万万中国老农民一下子都变成了人民公社新“社员”。

人民公社既“大”又“公”。平均每个公社的规模相当于原来的二十八个半农业合作社那么大，拥有4500多农户。公社以公有制形式占有农村中的一切生产数据和部份生活数据；并按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方式分配消费数据，如以公共食堂方式向社员提供食物。

有些公社还向非本社人员提供食物，把烧好的大米饭抬于路口道旁，免费招待过往行人。这可乐坏了那些饥肠辘辘却又囊中羞涩的赶路人，一个个吃撑得躺在路边不思他往。吃饭不要钱的好事，曾是许多中国农民的梦想，以往只有在造反吃大户时才能做到，如今似乎只要办人民公社就可梦想成真了。

当听到安徽舒茶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这位原秋收起义领袖激动不已，并情不自禁地给这美好的图画再添上两笔：其一，既然该公社能做到吃饭不要钱，其它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做到；其二，既然现在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可以不要钱。(4)

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最风光的地方，要数老人家曾亲临关照过的河北省徐水县。８月4日，毛泽东视察该地；８月６日，中共中央派专人前去传达指示，要在此地搞共产主义试点；８月22日，中央协同省委、地委帮助县委搞出一个“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规定在1959年完成社会主义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争取在1963年进入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徐水县的人民公社很“大”，大到一县一社，即所谓“县社合一”，县长成了社长；也很“公”，公到对社员大包大揽，从吃饭穿衣到看病送葬统统包起来，即所谓“十五包”。上自县长下至勤杂工都不拿薪金拿津贴。县长或社长月贴８元，普通社员月贴２元。于是乎这些新社员们一手攥着一元钱，甩开步子直奔那“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共产主义。

正像“大跃进运动”因违反经济法则而成了一场大折腾一样，“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因超越现实条件而成了一场闹剧。

据当时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提供的报告，10月中旬其治下当阳县跑马乡的党委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11月７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８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一开完，大家就涌上街去拿商店里的东西，拿完了商店就去拿别人家里的东西。张三的鸡李四抓，甲队的菜乙队挖，最后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有一条还保留着，就是老婆还属于自己。不过，那位书记又就此补充道：这一条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还需要请示上级。(5)

可以想象，听了书记这番话，村里那帮光棍汉的心中该是怎样一种躁动。跑马乡里真是乱跑马，经跑过“共产”的坎，快要跑入“共妻”的门。

那个由中共中央直接抓的共产主义试点“徐水人民公社”，也是好景不长。县公社翻箱倒柜，东挪西借，好不容易筹到一笔款子来给全县社员发津贴买用品，但只维持两个月就维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变成了“空产主义”。

吃饭不要钱的事，今天有，过去也有，但情况完全不同。过去是老百姓造了地主老财的反，吃了他们的陈年粮；如今则是政府干部造了老百姓的孽，挖了他们的穷家底。

中共山东范县（现属河南）第一书记向全县共产主义积极份子大会作报告，畅谈该县向共产主义过渡规划，保证用三年时间做到：“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数日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朗朗上口的规划，颇感兴趣，举笔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只３年。也不要紧，３年完不成，顺延可也。”(6)

再让后人来看，老人家的“批示”也“很有意思”，甚至更有意思，偌大把年纪治理偌大个国家竟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般。不过，这样玩下去的结果不会让人觉着有意思。小孩子玩砸了他的过过家，顶多流两滴他自己的泪；而老人家玩砸了他的过过家，是要闯祸的，是要死人的，是要流许多老百姓的泪的。

注解：

(1)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第41篇，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7-258页。

(2)《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1958年4月8日。

(3)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载《红旗》1958年第4期。

(4)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5)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第754-755页。

(6)引自：同(4)，第160页。

【19】

毛泽东搞经济建设，不只是志大才疏，而且脾气也不好，容不得别人批评自己。大跃进前期，他好高骛远；大跃进后期，他又刚愎自用。不过，在这浮躁与这固执之间还有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即老人家作了一番自我检讨、自我纠正的时期。

毛毕竟是从艰难困境中走出来的，总还不至于完全糊涂。你说他好高骛远，可他也有过认真调查研究的记录；你说他刚愎自用，可他也有过主动纠正错误的举措。白天里他还兴致勃勃，大话连天；夜深时他又忧心忡忡，辗转难眠，甚至能把许多经管具体事务的下属从被窝中叫出来细细盘问。(1)

这个相对缓和时期，自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始，经武昌会议（11月21日至27日）、八届六中全会（11月28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海会议（3月25日至4月1日）、八届七中全会（4月2日至5日），到庐山会议前半期（7月2日至22日）止，前后八个半月。

在此期间，毛作了多次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谈话和批示。他说：“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5亿多农民的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2)

他还在不同场合指出：我们性子太急了，脑子也太热了，就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大跃进中存在着“冒险主义的错误”，开了海口，说了大话、作了空想，“务虚名而受实祸”；领导方面是有责任的，不仅下面作假我们相信，而且下面的许多假本身就是上面压出来的，即所谓“一吹二压三许愿”。

他反省道：“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客观经济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3)

“八个月纠左”在具体措施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降低钢铁指标，二是遏制“共产风”。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总理是一个事务主义者，面面俱到，但不会抓主要矛盾。如今他推开周，自己跑到前台来大抓主要矛盾，提出搞工业应该“以钢为纲”。结果人们很快就看到，紧接着“事务主义者”后，又出现了一个“钢铁强迫症者”。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脑筋里头就是钢了，糊里糊涂、昏昏沉沉而又睡不着，最后不得不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4)

于是，他主持召开的武昌会议把1959年钢铁指标，由2700-3000万吨压缩到1800-2200万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又将指标压低为1800-2000万吨，八届七中全会再将指标内降为1650万吨。接着，他又请刚被他批为“右倾”而受到冷落的陈云再度出山，并准其将指标压至1300万吨。

毛泽东承认，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混淆了两个界限：

其一，混淆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界限，具体表现是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对内搞穷富拉平，对外搞任意调拨，即所谓“一平二调”；

其二，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界限，打着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否定按劳分配，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为此，他批评徐水县书记“急急忙忙往前闯”，批评陈伯达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家，但实际表现得过“左”。

毛作这些批评显然是在解脱自己。“徐水人民公社”的问题，固然有县委书记跑得太快的责任，但也有党中央主席亲临督察并大加鼓励的责任。陈伯达文章固然“左倾”，但文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正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宣传毛本人关于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宏伟设想。但在毛对他们的批评中，看不到毛与他们有这些联系。

毛如此对待陈伯达正像他的另一个秘书田家英对他所作的评论：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5)

尽管老人家有点推卸责任，但他还是作了一些纠错的努力。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五个月后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逐步明确人民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承认经济差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承认商品生产的必要性。这些政策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多多少少遏制了一下正狂吹猛刮着的“共产风”的势头。

当时，对于毛泽东的自我检查和自我纠正，有满意者，也有不满意者。

满意者对此大加赞赏，如薄一波说：我们都钦佩毛主席驾驭全局的本领，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深，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比我们醒得早，转得快，抓得紧。(6)

薄公可说是一个善于把各个方面搞得很平衡的为官之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历史事件上，一方面对毛的问题揭得不少（本书就引述了他所提供的许多材料，笔者为此感谢他），另一方面又不忘颂扬毛的伟大之处。只是前者说得具体些，后者说得抽象些。

薄在处理其它一些重要人物关系时，也有类似情况。在其《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第833-835页，他称颂陈云同志工作极端细致，关键时刻能够拿出真知灼见。仅隔一页，即在第837-838页，他又称颂邓小平讲话鲜明果断，言简意赅，充满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唯物辩证思想，末了还加一句“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略知中共党史的人都很清楚，陈云在大跃进前后所起的正面作用是邓小平难以相比的，这也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所起的促进作用是陈云难以相比的一样。两者的上述作为，表现于不同时期。薄公轻轻抹去了这一时间差，而把它们放在相同时期里相提并论，并显得难分伯仲。

另外一些人则对毛所作的上述姿态不以为然，甚至十分不满。在他们看来，八个月的纠“左”很有局限性，既没有充份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质，也没有深入挖掘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持这种态度的人大都是执政党中的刚正不阿者，以彭德怀元帅为其代表。他们敢于犯颜直谏，敢于对毛泽东这艘政治巨舰作出强行拦截。

“大跃进”高潮后的毛泽东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

其一，能不能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

其二，能不能自己批评自己的错误；

其三，能不能容忍别人批评自己的错误。

做到前者，只需要敏锐；做到其次，除有敏锐外，还需要勇气；做到后者，则除有敏锐和勇气外，还需要雅量。

对于毛泽东来说，不缺敏锐，有时也不缺勇气，但最缺雅量。执政后的毛泽东成了一个“一触即跳者”，尽管他常常把这顶帽子套在别人头上。他可以自己来纠自己的“左”，但容不得别人来纠他的“左”。当彭德怀等直言“反左”时，他陡然变色，一改“反左”为“反右”，于是有了庐山政治风向急转、“反右倾”斗争骤起之事。

五十年代中的两场反右斗争有一相似之处，即都是先让畅所欲言、后再因言治罪。五七年夏天，先是示以诚意，鼓励大鸣大放；后又整治大鸣大放者。五九年庐山，先是开“神仙会”，鼓励提意见；后又问罪提意见者。

老人家脾气不好，很容易恼羞成怒，却又爱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故而害苦了那些城府不深且又好说话的人，使他们接二连三地在他面前栽跟斗，一栽就栽得一辈子或半辈子爬不起来。他还把自己的这种做法称之为“阳谋”，给本来就丰富多彩的中国语言又造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词。

不过，稍作思考就会发现这个词造得文理不通：阳光之下哪来的“谋”，老谋深算又何必示之于“阳”。实际上，“阳谋”这个词，往轻处说，是一种不觉羞愧的自嘲语：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到末了还要自我标榜一下；往重处说，是一种破罐破摔的刁蛮话：没错，我就是要算计你；并且，我还要堂而皇之地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的，你敢不服气吗？活脱脱一副恶猫戏鼠的模样。(7)

这不免使人想起作家王朔的那句名言：“我是××我怕谁﹗？”

注解：

(1)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15─816页。

(2)引自：同(1)，第813页。

(3)引自：同(1)，第819页。

(4)引自：同(1)，第808─815页。

(5)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45页。

(6)引自：同(1)，第823-824、817-818、808页。

(7)毛泽东：“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引自：同(5)，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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