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程乃珊 中國配音網 2015-10-02 
2005年夏，我買到了一本書。蘇秀，我心儀多年的配音演員，以八十高齡寫成《我的配音生涯》。書名直白樸素，連封面設計都是無花無俏，卻親切又真實地，將我領回我的少女時代。
我的家在陝西北路、南京西路轉角，周圍是一圈的電影院：平安，美琪，新華，藝術劇場（即蘭心大戲院），還有金門（後改為少兒劇場）。所以我從上初中開始，就會獨自一人看電影。那應該是1957、1958年的時候。當時國產片也不少，然而多是說教，我不愛看，也從不去看。可電影院沒少跑。而且每個月買電影排片表（3分錢一張），簡直是我當時生活中的頭等大事。
因為我十多二十歲的時候，可正是譯製片的流金歲月。
說來那時沒有好萊塢電影，但經常有“意大利電影周”、“法國電影周”，還有“埃及電影周”和“阿根廷電影周”等等。去年我參加埃及駐滬領館的一個酒會，和他們的文化領事閒聊，我說你們埃及有個著名的女演員法登·哈瑪瑪，我在中學時代已迷上她的電影《我們美好的日子》、《山谷中的戰鬥》……一時，埃及領館官員們十分驚喜：這位上海作家知道法登·哈瑪瑪！他們不知道，早在50年代後期，上海就公映過如《忠誠》等埃及電影，而且《忠誠》在上海受歡迎之盛況，可謂空前，老一代觀眾應該記憶猶新。
現在好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常常有種誤解，以為上海從解放後到改革開放前，是一片單一的色彩。他們錯了。回想我的青少年時代，雖然沒有好萊塢，沒有電視，也沒有可樂和爆米花，但是一樣陽光燦爛。
我們有譯製片啊。當時國門緊閉，“左”調日高，是譯製片為我的青少年時代打開一扇窗：讓我看到涅瓦河邊難忘的“白夜”；塞納河邊古道熱腸的的士司機，將被“沒有留下地址”的男人拋棄了的未婚媽媽收留下來……
我父母都是影迷。他們雖然是看好萊塢電影長大的，那年月照樣被譯製片的魅力深深吸引。星期天，他們常帶着我和哥哥去看譯製片。《羅馬十一點》和《偷自行車的人》是我記憶中的最初，未諳人世的心靈為之震撼，也從此迷上了電影。也是從那時起，我似乎更願意一個人看電影。因為越來越厭煩爸爸媽媽一次次地問：“看得懂？”他們眼中，我就是個十來歲的小囡，只不過怕我一個人呆在家裡，才“順帶”出來看電影。他們再也想不到，在黑壓壓的電影院裡，我悄悄地成長着。
現在回想，譯製片和閱讀，是我成長時期的兩大維生素。特別是譯製片，當年有不少改編自世界名著，如《白夜》《白痴》《偷東西的喜鵲》……以強烈的光影畫面和音樂，富有哲理和睿智的對白，充滿異國情調的神韻，深入淺出地教我閱讀人生。
印象最深的是《偷自行車的人》，這部片子攝於二戰勝利的第二年——1946年，它的故事今天憶起，仍有一股苦澀。意大利作為戰敗國，生活貧困，民不聊生。失業工人里西好容易找到一個貼廣告的工作，做這個工作必須得有一輛自行車。他們夫婦想方設法把當掉的自行車贖了回來，可是上班的第一天車就被偷了。他和兒子萬般無奈，就去偷別人的車，反而被當作了偷車賊。它表達的思想，超越了時空。去年年底我出訪意大利，走在比薩一條僻靜的小巷中，看見一輛自行車靜靜地倚在那裡，恍惚之際，又想起這部經典之作。這輛仿佛被遺棄在時空寂寞角落的自行車，莫非就是那對父子所苦苦尋找的？
我似乎很早就感受了細節的魅力，至今仍記得眾多電影感人的細節，它們多數來自譯製片。這很影響了我後來的寫作路子。事實上，青少年時代譯製片對我的影響，已融入我的血液中，深深反映在今天我的創作中。我的中篇小說《窮街》寫於1984年，但起這個名字，是由於我中學時代看過的一部保加利亞同名電影。故事內容我已不大記得，但依稀記得一條有如上海彈格路那樣的小街，蜿蜒曲折。滿街晾着衣物，還有嬉鬧的孩子們在晾衣架間穿來竄去，雖然貧窮卻充滿生活的情趣。好像是講二戰時的故事，我還記得影片結尾：女主角在晾被單，雪白的單被後，映出她美麗的剪影，遠征的情人回來了，挪開她放在凳子上的洗衣盆坐下，默默隔着被單望着他朝思暮想的倩影，她撩開被單要拿衣盆，不意見到他……故事戛然而止。多麼美的結尾！
60年代曾有一批反映二戰的東歐電影，《馬門教授》《羅密歐朱麗葉與黑暗》等等。我不記得是長影還是上海譯製廠的作品。其中好幾個細節我還記憶猶新。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馬》講的是幾個大學生亂塗墨索里尼肖像被告發後，最終遭槍斃。其中有場戲，一群大學生高呼口號表示對墨索里尼的反感，台詞為“墨索里尼，總是有理！”這句譏諷之語原語如何不得而知，但實在翻譯得太好了！還有部英國片《士兵的經歷》，男主角叫風來速，偏偏他老會感冒，就有這麼句對白：“你叫風來速，所以總會重傷風……”這樣幽默又顧及譯意和諧音的譯詞，足見翻譯者的功力！《羅密歐朱麗葉與黑暗》講的是一個青年把一個猶太女孩藏在家中的閣樓里，漸漸互生愛慕之心，其中有一場他替她洗頭的戲，拍得真美！
電影《第六縱隊》中，女主角堅稱，藍色代表幸福，男主角諷刺她：“……你兒子正在藍色的房間裡蓋着藍色的被子……”結果，恰恰是兒子殺害了母親。從此，在我的色彩世界裡，藍色成為一種相當複雜、含蓄、一言難盡的顏色；它看似很柔和，很恬美，但又包含着憂傷、期待等種種內涵。我後來的小說起名為“藍屋”，與《第六縱隊》給我留下的印象頗有關係。其實看那部片子的時候我只有十一二歲。
捷克電影《狼窟》給我印象也很深，特別有個細節：愛着自己養父的女主角，站在養父養母的結婚照前，反光將她的折影正好投在養母臉上，猛一看，新娘的臉就是朦朦朧朧的她自己的投影……這個細節真是匠心獨運。還有一個鏡頭，養女陪着養母通宵打撲克，幾個老太太都昏昏欲睡，輪到該她們出牌又不敢叫醒她們，養女只好怯怯地從她們手中抽出一張張牌，漫漫長夜中，三張打瞌睡的老婦的臉都由於拍攝角度而扭曲，令人感到恐怖之極……這場戲使養女那種孤獨、無助、淒涼的生活，一覽無餘，較之一般的拳打腳踢，更震撼觀眾的心。
久而久之，我不用看配音演員表，憑耳朵就能辨出他們的聲音：李梓的聲音甜美，趙慎之與蘇秀聲音的確很像，但相比之下，趙慎之的聲音似更嬌俏，蘇秀的音色更成熟；姚念貽的雍容華貴，我記得她在《奧賽羅》中配的苔絲德夢娜！我還很喜歡長春的配音演員向雋殊的聲音，接近女中音。印象中，上海譯製廠的當家花旦比長春的多。
男演員里自然首推邱岳峰，但對邱岳峰聲音的欣賞，是要有一個過程，需一定的生活資歷才會懂得。他的略帶沙啞的聲音，很有滄桑感，但絕對不華麗。他不屬小生型。年少時，並不懂得欣賞這樣的聲音。那會兒，我最喜歡長春的張玉昆的聲音。他的聲音深沉厚實，很有“靜靜的頓河”那種味道。還有陸英華的聲音。一出《心兒在歌唱》，女主角桑娜是李梓配的，男主角卡倫就是陸英華，趙慎之配第二女主角，一位女醫生。這是一部音樂片，卡倫是個盲人歌唱家，全片貫穿他不下十幾首插曲，而陸英華的聲音與他的歌聲一樣悅耳動聽。當時在我，已經影人合一。還是從蘇秀老師的書裡，才見到這位讓我心儀已久的聲音偶像陸英華的廬山真面目。
西班牙電影《影子部隊》，如果我沒有記錯，邱岳峰在其中配一位不得志的悲劇演員，為了生活被迫做建築工人，結果意外摔死。臨死前，他的一番辛酸獨白經過邱岳峰那充滿滄桑的、無比失落的嗓音，深深銘刻在我十四歲的心裡。“我是個演員，我表演過很多次死，……現在，我真的要死了。請你們為我鼓掌送行……”他的太太帶頭鼓起掌，一眾街坊鄰里守在他邊上，沉重地鼓起掌……我已淚水滿頰！從此，我開始懂得欣賞邱岳峰的聲音，他的聲音是古銅色的。從蘇秀老師的書裡看邱岳峰的遺容照片，仍是一臉華嚴——我很自然地聯想起《影子部隊》裡那位不得志的悲劇演員，臨終那一大段獨白。冥冥之中，那好像是專為邱岳峰設計的！但是邱岳峰比他幸運，在那樣一個時代，他仍有一方可以發揮他的才智、宣泄他內心的平台；邱岳峰也比他幸福，他身後有那麼多觀眾為他鼓掌。他離開我們二十多年了，但起碼有兩代觀眾，喜歡他的聲音，並且記住了他的聲音！
蘇秀老師還提到一位潘康，他似專配小生。我至今還記得他，因為一段奇特的緣分——銅仁路上的綠屋，是我丈夫的外公家，我就是以這棟房子為藍本創作了小說《藍屋》。直到“文革”前，綠屋內仍常開家庭舞會。潘康酷愛跳舞，每次必到，當時在追求綠屋中最小的一位小姐（即我先生最小的阿姨）。據說他長得很帥氣，身材頎長，舞藝了得。後來不知怎麼沒了音訊。不久傳來消息，因為跳黑燈舞，他給捉進去了。其實當時所謂黑燈舞，只是光線柔和一點暗淡一點。潘康現在若還健在，應也有七十開外了。
那時候，一部片子上映後要是受到歡迎，它的主題曲立時會在影迷中傳唱。如蘇聯片《戀人曲》的主題曲，我至今還記得它的歌詞：“在童年時候我有個好朋友，黃黃的小臉光着雙腳跟我到處走……”《青年時代》的主題曲《母親》：“當年我的母親，一夜沒合上眼睛，繡了這條頭巾為我送行……”印度片《流浪者》的《拉茲之歌》，日本片《這裡有泉水》裡的《紅蜻蜓》……那就是我們這代人的流行曲，無論是旋律還是歌詞，都可以與今天的流行曲媲美。
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上海迎來了譯製片的第二個春天，因為第一代的功臣尚健在，雖經十多年的荒蕪，譯製片很快又回到我們生活中。十年浩劫後再聽到那些熟悉的伴我度過青少年時代的聲音，一剎那間，竟有隔世之感。這些親愛的聲音，別來無恙？我們的孩子也到了愛看電影的年紀，我們帶着孩子一起欣賞他們的聲音，告訴他們，這是爸爸媽媽和外公外婆爺爺奶奶曾經擁抱過的舊夢。他們的聲音一度在電影院裡沉寂，我們也有好久好久沒有去電影院，現在，我們帶着孩子，像回鄉一樣再回到他們的聲音中，當銀幕上再次出現那些熟悉的名字：邱岳峰、胡慶漢、畢克、尚華、李梓、蘇秀、趙慎之……我小聲地讀着他們的名字，並告訴我的女兒，這些名字，曾經那樣熱鬧又歡快地裝飾過我的花樣年華！
寫這篇小文的時候，恰逢電視裡在放《藝術人生》專訪童自榮，年輕的節目主持人說：他更願意看原聲原版片，看不懂可以看字幕。憨厚的童自榮一下無言以對，或者有很多話他不方便說，只是苦澀地一笑。那一笑，讓我難受了好久，不是為童自榮一個人，而是為整整兩代為譯製片貢獻青春的幕後英雄！
我總覺得，譯製片工作者就好比一個交響樂隊，將看不懂的五線譜的每一個音符，經過充分的消化後，注入他們的理解和情感，再現出來，而不只是機械地將這些音符從樂器中吹出來或彈出來。一支由出色的演奏家組成的樂隊，是我們精神上的靈媒，藉着他們，我們可以與幾百年前的音樂大師對話。配音藝術也如此，藉着他們的聲音，我們可以與不同膚色的人對話！
如今，這支精彩的樂隊，歷經了差不多一個甲子的風風雨雨，仿佛一場告別音樂會，演奏家們一個個熄了他們樂譜架前的燈，悄然離去，連指揮家也謝幕退去。曾經那樣華麗精彩的一台管弦樂就這樣慢慢隱淡下去，最後，甚至連獻給他們的掌聲都零零落落……對他們而言，實在太不公平了。
不過，我相信，能堅持在台下用掌聲送別那些難忘的聲音的，儘管聲音微弱，卻一定出自肺腑，是天涯知音。
我會永遠感謝那段迷戀譯製片的年月。
本文選自蘇秀主編《峰華畢敘》 題圖為程乃珊和派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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