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程乃珊 中国配音网 2015-10-02 
2005年夏，我买到了一本书。苏秀，我心仪多年的配音演员，以八十高龄写成《我的配音生涯》。书名直白朴素，连封面设计都是无花无俏，却亲切又真实地，将我领回我的少女时代。
我的家在陕西北路、南京西路转角，周围是一圈的电影院：平安，美琪，新华，艺术剧场（即兰心大戏院），还有金门（后改为少儿剧场）。所以我从上初中开始，就会独自一人看电影。那应该是1957、1958年的时候。当时国产片也不少，然而多是说教，我不爱看，也从不去看。可电影院没少跑。而且每个月买电影排片表（3分钱一张），简直是我当时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因为我十多二十岁的时候，可正是译制片的流金岁月。
说来那时没有好莱坞电影，但经常有“意大利电影周”、“法国电影周”，还有“埃及电影周”和“阿根廷电影周”等等。去年我参加埃及驻沪领馆的一个酒会，和他们的文化领事闲聊，我说你们埃及有个著名的女演员法登·哈玛玛，我在中学时代已迷上她的电影《我们美好的日子》、《山谷中的战斗》……一时，埃及领馆官员们十分惊喜：这位上海作家知道法登·哈玛玛！他们不知道，早在50年代后期，上海就公映过如《忠诚》等埃及电影，而且《忠诚》在上海受欢迎之盛况，可谓空前，老一代观众应该记忆犹新。
现在好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常常有种误解，以为上海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是一片单一的色彩。他们错了。回想我的青少年时代，虽然没有好莱坞，没有电视，也没有可乐和爆米花，但是一样阳光灿烂。
我们有译制片啊。当时国门紧闭，“左”调日高，是译制片为我的青少年时代打开一扇窗：让我看到涅瓦河边难忘的“白夜”；塞纳河边古道热肠的的士司机，将被“没有留下地址”的男人抛弃了的未婚妈妈收留下来……
我父母都是影迷。他们虽然是看好莱坞电影长大的，那年月照样被译制片的魅力深深吸引。星期天，他们常带着我和哥哥去看译制片。《罗马十一点》和《偷自行车的人》是我记忆中的最初，未谙人世的心灵为之震撼，也从此迷上了电影。也是从那时起，我似乎更愿意一个人看电影。因为越来越厌烦爸爸妈妈一次次地问：“看得懂？”他们眼中，我就是个十来岁的小囡，只不过怕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才“顺带”出来看电影。他们再也想不到，在黑压压的电影院里，我悄悄地成长着。
现在回想，译制片和阅读，是我成长时期的两大维生素。特别是译制片，当年有不少改编自世界名著，如《白夜》《白痴》《偷东西的喜鹊》……以强烈的光影画面和音乐，富有哲理和睿智的对白，充满异国情调的神韵，深入浅出地教我阅读人生。
印象最深的是《偷自行车的人》，这部片子摄于二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它的故事今天忆起，仍有一股苦涩。意大利作为战败国，生活贫困，民不聊生。失业工人里西好容易找到一个贴广告的工作，做这个工作必须得有一辆自行车。他们夫妇想方设法把当掉的自行车赎了回来，可是上班的第一天车就被偷了。他和儿子万般无奈，就去偷别人的车，反而被当作了偷车贼。它表达的思想，超越了时空。去年年底我出访意大利，走在比萨一条僻静的小巷中，看见一辆自行车静静地倚在那里，恍惚之际，又想起这部经典之作。这辆仿佛被遗弃在时空寂寞角落的自行车，莫非就是那对父子所苦苦寻找的？
我似乎很早就感受了细节的魅力，至今仍记得众多电影感人的细节，它们多数来自译制片。这很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路子。事实上，青少年时代译制片对我的影响，已融入我的血液中，深深反映在今天我的创作中。我的中篇小说《穷街》写于1984年，但起这个名字，是由于我中学时代看过的一部保加利亚同名电影。故事内容我已不大记得，但依稀记得一条有如上海弹格路那样的小街，蜿蜒曲折。满街晾着衣物，还有嬉闹的孩子们在晾衣架间穿来窜去，虽然贫穷却充满生活的情趣。好像是讲二战时的故事，我还记得影片结尾：女主角在晾被单，雪白的单被后，映出她美丽的剪影，远征的情人回来了，挪开她放在凳子上的洗衣盆坐下，默默隔着被单望着他朝思暮想的倩影，她撩开被单要拿衣盆，不意见到他……故事戛然而止。多么美的结尾！
60年代曾有一批反映二战的东欧电影，《马门教授》《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等等。我不记得是长影还是上海译制厂的作品。其中好几个细节我还记忆犹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马》讲的是几个大学生乱涂墨索里尼肖像被告发后，最终遭枪毙。其中有场戏，一群大学生高呼口号表示对墨索里尼的反感，台词为“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这句讥讽之语原语如何不得而知，但实在翻译得太好了！还有部英国片《士兵的经历》，男主角叫风来速，偏偏他老会感冒，就有这么句对白：“你叫风来速，所以总会重伤风……”这样幽默又顾及译意和谐音的译词，足见翻译者的功力！《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讲的是一个青年把一个犹太女孩藏在家中的阁楼里，渐渐互生爱慕之心，其中有一场他替她洗头的戏，拍得真美！
电影《第六纵队》中，女主角坚称，蓝色代表幸福，男主角讽刺她：“……你儿子正在蓝色的房间里盖着蓝色的被子……”结果，恰恰是儿子杀害了母亲。从此，在我的色彩世界里，蓝色成为一种相当复杂、含蓄、一言难尽的颜色；它看似很柔和，很恬美，但又包含着忧伤、期待等种种内涵。我后来的小说起名为“蓝屋”，与《第六纵队》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有关系。其实看那部片子的时候我只有十一二岁。
捷克电影《狼窟》给我印象也很深，特别有个细节：爱着自己养父的女主角，站在养父养母的结婚照前，反光将她的折影正好投在养母脸上，猛一看，新娘的脸就是朦朦胧胧的她自己的投影……这个细节真是匠心独运。还有一个镜头，养女陪着养母通宵打扑克，几个老太太都昏昏欲睡，轮到该她们出牌又不敢叫醒她们，养女只好怯怯地从她们手中抽出一张张牌，漫漫长夜中，三张打瞌睡的老妇的脸都由于拍摄角度而扭曲，令人感到恐怖之极……这场戏使养女那种孤独、无助、凄凉的生活，一览无余，较之一般的拳打脚踢，更震撼观众的心。
久而久之，我不用看配音演员表，凭耳朵就能辨出他们的声音：李梓的声音甜美，赵慎之与苏秀声音的确很像，但相比之下，赵慎之的声音似更娇俏，苏秀的音色更成熟；姚念贻的雍容华贵，我记得她在《奥赛罗》中配的苔丝德梦娜！我还很喜欢长春的配音演员向隽殊的声音，接近女中音。印象中，上海译制厂的当家花旦比长春的多。
男演员里自然首推邱岳峰，但对邱岳峰声音的欣赏，是要有一个过程，需一定的生活资历才会懂得。他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很有沧桑感，但绝对不华丽。他不属小生型。年少时，并不懂得欣赏这样的声音。那会儿，我最喜欢长春的张玉昆的声音。他的声音深沉厚实，很有“静静的顿河”那种味道。还有陆英华的声音。一出《心儿在歌唱》，女主角桑娜是李梓配的，男主角卡伦就是陆英华，赵慎之配第二女主角，一位女医生。这是一部音乐片，卡伦是个盲人歌唱家，全片贯穿他不下十几首插曲，而陆英华的声音与他的歌声一样悦耳动听。当时在我，已经影人合一。还是从苏秀老师的书里，才见到这位让我心仪已久的声音偶像陆英华的庐山真面目。
西班牙电影《影子部队》，如果我没有记错，邱岳峰在其中配一位不得志的悲剧演员，为了生活被迫做建筑工人，结果意外摔死。临死前，他的一番辛酸独白经过邱岳峰那充满沧桑的、无比失落的嗓音，深深铭刻在我十四岁的心里。“我是个演员，我表演过很多次死，……现在，我真的要死了。请你们为我鼓掌送行……”他的太太带头鼓起掌，一众街坊邻里守在他边上，沉重地鼓起掌……我已泪水满颊！从此，我开始懂得欣赏邱岳峰的声音，他的声音是古铜色的。从苏秀老师的书里看邱岳峰的遗容照片，仍是一脸华严——我很自然地联想起《影子部队》里那位不得志的悲剧演员，临终那一大段独白。冥冥之中，那好像是专为邱岳峰设计的！但是邱岳峰比他幸运，在那样一个时代，他仍有一方可以发挥他的才智、宣泄他内心的平台；邱岳峰也比他幸福，他身后有那么多观众为他鼓掌。他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但起码有两代观众，喜欢他的声音，并且记住了他的声音！
苏秀老师还提到一位潘康，他似专配小生。我至今还记得他，因为一段奇特的缘分——铜仁路上的绿屋，是我丈夫的外公家，我就是以这栋房子为蓝本创作了小说《蓝屋》。直到“文革”前，绿屋内仍常开家庭舞会。潘康酷爱跳舞，每次必到，当时在追求绿屋中最小的一位小姐（即我先生最小的阿姨）。据说他长得很帅气，身材颀长，舞艺了得。后来不知怎么没了音讯。不久传来消息，因为跳黑灯舞，他给捉进去了。其实当时所谓黑灯舞，只是光线柔和一点暗淡一点。潘康现在若还健在，应也有七十开外了。
那时候，一部片子上映后要是受到欢迎，它的主题曲立时会在影迷中传唱。如苏联片《恋人曲》的主题曲，我至今还记得它的歌词：“在童年时候我有个好朋友，黄黄的小脸光着双脚跟我到处走……”《青年时代》的主题曲《母亲》：“当年我的母亲，一夜没合上眼睛，绣了这条头巾为我送行……”印度片《流浪者》的《拉兹之歌》，日本片《这里有泉水》里的《红蜻蜓》……那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流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可以与今天的流行曲媲美。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上海迎来了译制片的第二个春天，因为第一代的功臣尚健在，虽经十多年的荒芜，译制片很快又回到我们生活中。十年浩劫后再听到那些熟悉的伴我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声音，一刹那间，竟有隔世之感。这些亲爱的声音，别来无恙？我们的孩子也到了爱看电影的年纪，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欣赏他们的声音，告诉他们，这是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曾经拥抱过的旧梦。他们的声音一度在电影院里沉寂，我们也有好久好久没有去电影院，现在，我们带着孩子，像回乡一样再回到他们的声音中，当银幕上再次出现那些熟悉的名字：邱岳峰、胡庆汉、毕克、尚华、李梓、苏秀、赵慎之……我小声地读着他们的名字，并告诉我的女儿，这些名字，曾经那样热闹又欢快地装饰过我的花样年华！
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恰逢电视里在放《艺术人生》专访童自荣，年轻的节目主持人说：他更愿意看原声原版片，看不懂可以看字幕。憨厚的童自荣一下无言以对，或者有很多话他不方便说，只是苦涩地一笑。那一笑，让我难受了好久，不是为童自荣一个人，而是为整整两代为译制片贡献青春的幕后英雄！
我总觉得，译制片工作者就好比一个交响乐队，将看不懂的五线谱的每一个音符，经过充分的消化后，注入他们的理解和情感，再现出来，而不只是机械地将这些音符从乐器中吹出来或弹出来。一支由出色的演奏家组成的乐队，是我们精神上的灵媒，藉着他们，我们可以与几百年前的音乐大师对话。配音艺术也如此，藉着他们的声音，我们可以与不同肤色的人对话！
如今，这支精彩的乐队，历经了差不多一个甲子的风风雨雨，仿佛一场告别音乐会，演奏家们一个个熄了他们乐谱架前的灯，悄然离去，连指挥家也谢幕退去。曾经那样华丽精彩的一台管弦乐就这样慢慢隐淡下去，最后，甚至连献给他们的掌声都零零落落……对他们而言，实在太不公平了。
不过，我相信，能坚持在台下用掌声送别那些难忘的声音的，尽管声音微弱，却一定出自肺腑，是天涯知音。
我会永远感谢那段迷恋译制片的年月。
本文选自苏秀主编《峰华毕叙》 题图为程乃珊和派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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