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砸锅论背后的主权归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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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笑蜀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2015年07月15日

笑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中共建党94周年前夕，《人民日报》刊发署名“任理轩”即人民日报理论宣传部的系列评论，阐述中共新的指导思想即习近平的“四个全面”理论。其中一篇是6月25日发表的《认识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飞跃》，专论法治党治关系。文章强调“法治”即法大于权；但同时声称，党的领导贯彻于治国理政各方面，借“法治”削弱党的领导的想法说法，是痴心妄想、痴人说梦。

这是对党大法大之争的回应，试图一锤定音。

吃饭砸锅论颠覆传统意识形态

论战始于去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如果说三中全会决定的灵魂是“改革”，四中全会决定的灵魂则是“法治”。照通常理解，“法治”即是法律的统治，即法律最大。问题就来了，法律最大，党往哪摆？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已经强调：中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共的领导地位。这等于警告：法治必须推进，但法治不能动摇党权至上，党权至上的红线不得逾越。

但这难以服人。四中决定刚发布，宪法学者童之伟即表示，四中决定没有明确党权，也未讲明党权的行使程序，这是最令人失望之处。但失望的不只学术界，党内甚至党内高层也不平静，习近平后来不得不再次回应，今年5月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再度重申党权至上：“我们讲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都是违反宪法的，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同时措辞严厉地再度警告：党大法大的问题，“这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政治陷阱。”因为“既然党和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就不存在谁大谁小的问题。”

但不争论的时代毕竟过去了。试图终结争论的一道道“金牌”，都没能终结争论，反而如巨石击水，激起更大震荡。去年的党大法大之争未平，今年吃饭砸锅的喧嚣又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这回打头阵的是党内的极左翼。先是属于极左翼的党刊《红旗文稿》发表同样极左的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的文章，要求严惩批评党的党员，说他们“吃着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解放军报》随即响应，文章标题即是《决不能吃党的饭砸党的锅》。今年6月初，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的云南分社调研时，照搬《红旗文稿》的论调，警告媒体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决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中共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会强调党的领导。但不同时期，党的领导的涵义各有不同。传统所谓党的领导即毛时代的党的领导，是“一元化领导”，即“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此即储安平所称“党天下”。文革则是“党天下”的极致。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1980年代时任领导人赵紫阳对党的领导重新定义，从“领导一切”收缩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从没有边界到试图设定边界，这是一个进步。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赵紫阳甚至主张党政分开，而获全党认可。但“六四”事件之后，赵紫阳的主张尤其党政分开的主张被全盘否定，党天下卷土重来。

虽然卷土重来，但整个江泽民时代及胡锦涛时代，党天下多半属于只做不说的事。不止江、胡两代，过去时代从来如此，再怎么党天下，公开场合都绝不承认，因为名义上天下仍为人民所有，党只是“为人民服务”，决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天机”不能道破，当年储安平即因此获罪。吃饭砸锅之说之所以石破天惊，即在其肆无忌惮，第一次撕破了天下属于人民的面纱，赤裸裸地宣告天下皆党产，宣告中国就是跟林肯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相反，是党有、党治、党享。这对传统的党国意识形态极具颠覆性，必然在党内党外遭遇反击。

最具代表性的是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反击。他在FT中文网上发表文章，运用经济学原理阐述谁养活谁的道理，认为人民给政府纳税，政府则提供服务，不存在谁养活谁。他抨击少数官员不为纳税人服务，反而专门干涉纳税人自由，甚至侵犯纳税人的宪法权利，呼吁公民加以抵制，否则“任其存在下去，中国实现法治民主将遥遥无期。”如果说公众对四中全会决定一度有所期待，无非对其法治主张的期待，包括以法治约束党权的期待。但党大法大之争尤其后来的吃饭砸锅之说，等于宣告以法治约束党权的破产，令公众失望和愤怒。茅于轼的文章广为流传，显然切合了公众的心声。

“党权至上”架空法治

其实，人民日报6月25日文章，是篇小心翼翼踩钢丝的文章，并非一边倒。固然要旗帜鲜明地捍卫所谓“党的领导”，反对以法治削弱党权。但更多篇幅还是讲法治，比如强调“现代社会是一个追求科学、民主、法治的社会，步入‘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强调“现代执政必须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是谁也绕不开的社会现实，谁也避不了的执政环境。”文章甚至借习近平四中全会上的讲话，警告全党：“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这等于暗示，法律不能大于党权只是就党的整体而言。但谁能代表党的整体？根据所谓民主集中制，当然只有党的最高层级才能代表。其他各级党组织，各级党的领导人，均不在此列。整体党权不受约束，局部党权应受限制。人民日报6月25日文章没有引用的另一段讲话中，习近平有更明确的表述：“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

这些细节，足见最高当局在党大法大问题上的尴尬与左右为难。但愤怒的公众没有耐心深究，不许借“法治”动摇党的领导这老调重弹，淹没了所有细节，只能给公众一边倒的感受。而公众这感受很难说就是错的。如果党权至上、党权不受约束只限党的最高层级，其他层级真的法大于权包括大于党权，相比现状也算一种进步。或许这正是所谓新权威主义的本意，即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威，不许到处是山头，遍地土皇帝。但问题是连这有限进步也做不到，因为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没有法律程序来落实。从党中央到村支部，各级党组织事实上都是无限权力，但同时都没有法人地位，因而都没有法律责任，不受法律约束。体制如此，则其他层级法大于权包括大于党权的承诺，不能不流于空谈。

人民日报6月25日文章断言，“党强则国家强民族强。”但公众的感受相反，党愈强则对法治的挤压愈甚，党愈强则对社会的挤压愈甚，党愈强则对权利的挤压愈甚。这种背景下强调党权至上，就不只是最高层级党权至上，而是所有层级都党权至上；随之膨胀的就不只是最高层级的党权，而是各级党权都随之膨胀，以至国企党委取代董事会成为决策中心，以至民营企业、社会组织普遍设立党组，大有重返毛时代党的一元化领导之势。但当下社会已经不是毛时代的社会，而愈来愈多元，愈来愈自主，愈来愈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党权至上不仅跟法治冲突，更不合时代潮流，必然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

所谓习近平新政，主要由十八大之后的两次中央全会推出。一是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尤其市场化改革；一是四中全会推出的法治。但这两大所谓新政近来愈来愈被架空：三中全会推出的市场化改革，正被“一带一路”战略架空：“一带一路”属于典型的举国体制和政府主导，没市场尤其没国内民营企业多少事。法治更被党权至上架空、被反宪政架空、被维稳架空。照此态势，所谓习近平新政还剩下什么？还能走多远？

逆向倒逼迫使意识形态倒退

这一切本不足怪。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来不曾发生，整个体制从来不曾走出专政的阴影。专政的特点不仅在于国家暴力不受约束，更在于政治主权的错位：名义上主权在民，譬如宪法第二条即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但实际上主权在党，所以又以宪法序言来宣示中共所谓领导地位，架空宪法第二条。所谓专政，更指政治主权的专有、专属即党有、党属。吃饭砸锅之说看似荒诞，但有实际运行的政治逻辑的强大支撑。

基于体制框架讨论法治与党治没有意义，一切都被专政锁定。要有出路，必须跳出体制框架。这点上可作比较的，是国民党的转型。

国民党转型之所以成功，不仅因为出了个蒋经国，也不仅因为特殊的国际和岛内情势，更得益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两蒋时代的国民党固然也是党国体制，也是革命党、列宁主义政党，以至两党往往被称作兄弟党。但两党的意识形态还是有重大差别的。国民党承认主权在民，承认普世价值和宪政的正当性。以此为前提，孙中山为国民党设计了权能区分即主权治权区分基础上的五权宪法，以及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政治演进蓝图，并为其继承人奉命唯谨。国民党因而可以走向政治开放，最终还权于民，而不可能设想千秋万代。蒋经国和后来李登辉推行的自由化与民主化改革，意识形态障碍不多。即意识形态的相对开放决定其体制的相对开放以及转型的相对平稳。

但相比而言，中共的意识形态就麻烦太多了。历史上至少有两大麻烦。其一是江山理论，实质就是吴思的“血酬论”，换个现代马甲，叫做“历史的选择”。一经选择即千秋万代，意识形态具有封闭性，与政治转型缺乏接口。其二是中共代表人民当家作主。主权在民，主权不可让渡不可代表。但中共对主权治权不做区分，代表人民垄断主权和治权。这也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和独占性，同样缺乏与多元社会的接口。

历史上的旧债未了，进入新时代即市场化时代之后，中共意识形态又遇到新的麻烦。最大麻烦，即是道统对法统的绑架。毛时代道统法统皆集于毛一身，不容任何挑战。邓小平不具备毛泽东时的权威，法统上要跟元老们共享，道统上也难一言九鼎，不得不以“不争论”来对付。江胡时代更是权威流失，不仅对社会愈来愈失控，对体制内也愈来愈失控：一方面权贵集团和官僚体系愈来愈尾大不掉，以至常常政令不出中南海；另一方面，法统与道统越来越分离，法统愈来愈难以整合离心的道统，道统对法统的挑战和绑架反而愈演愈烈。

道统上的挑战主要来自极左翼。进入市场化时代之后，占据法统的寡头集团垄断巨大利益，代价则是渐失道统。邓力群等党内元老代表的部分旧权贵被从权力核心驱逐，利益格局上愈来愈边缘化的同时，道德优势和道德激情愈来愈强化。极度两极分化则为他们累积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尤其底层基础，让他们可以一呼百应，愈来愈拥有党内意识形态上的裁判权。这也是江、胡、习三代，党内极左翼在意识形态上一贯强势，屡屡向最高领导人叫板的底气所在。

从薄熙来主政重庆开始，极左翼更从体制边缘逐渐渗透体制核心，这一状况并未随着薄熙来的垮台有所改变，反而在习近平时代升级。中国社科院旗下“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及其微博ID“思想火炬”，常以“思想宪兵”自居，不仅与体制外的乌有之乡一同攻击自由派，对党内不同派系也多有敲打。6月初，“思想火炬”就痛斥黑龙江省委书记陆皓推荐的书有自由化倾向。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迎合极左翼党刊《红旗文稿》，也可以看做是“思想宪兵”的监督效应的体现。

这是一种逆向倒逼，即用传统的政治正确绑架全党尤其绑架党的领袖。其实不止极左翼，自80年代末胡耀邦、赵紫阳失败后，尤其经过苏东之变，党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反戈尔巴乔夫机制，以从道统上监控党的最高领导人，防止其把党引上自由化、民主化的“邪路”。历任最高领导人都不能不有所忌惮，上任后第一急务都是向党表示无限忠诚，绝不容丝毫犹疑，否则就有叛徒戈尔巴乔夫之嫌，留下致命后患。最高领导人道统上不能不一定程度受制于党内各派系尤其受制于极左翼，逆向倒逼因而容易生效。中共意识形态随之更封闭，更倒退。

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大法大之争尤其吃饭砸锅论，堪称逆向倒逼的经典之作。这场论战宣告党天下的绝对化和永久化，宣告不可能从无限党权转型到有限党权，宣告共产党不仅不许政权易手，而且绝不与社会分享权力，绝不容分权制衡。这其实也是宪政在中国成为敏感词的原因。

很多人觉得奇怪，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元素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既然二者相通，为何宪政会成为敏感词？问题在于，宪政要素不只是“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观，更是三权分立所代表的制衡机制。必须以分权制衡为基础，才能确保“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价值观的实现，这才是宪政的精髓，也才是当局最抵触的。所以宣传部门在抽象地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同时，毅然决然地把宪政划归“西方宪政”，而西方在中国官方语境中是众所周知的贬义词，等于把宪政扫进了垃圾桶。背后的逻辑是：“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可以有，但只能共产党来主导，而不能动摇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极左翼这么看，同时也是党内高层共识。这也是极左翼能够逆向倒逼成功的思想基础。

党治法治之争当下正接近尾声。但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论战，反对派几乎没有自己的言论平台，他们大多被放逐，甚至其社交媒体上的私人空间，也往往被限制、被屏蔽。没有说服，只有压服。《人民日报》6月25日文章算是这场论战的压轴之作，当局形式上完胜。

但这可能是更大危机的起点。辛亥革命之起，很大程度起于清末的“皇族内阁”。正是皇族内阁之横空出世，激怒了全社会尤其是整个的立宪派。党大法大之争尤其吃饭砸锅之争，跟“皇族内阁”之出世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在把整个主流社会推向对立面。主权是专属的、排他的、非此即彼的。台湾和大陆互相承认治权但互不承认主权，就是这个道理。人民主权因而具有唯一性、至高性，不可让渡，不可代表。但在中国，主权归属恰恰长期混沌，名义上主权在民，实际上主权在党。这是中国所有问题中最重大的问题，所有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但这在过去一直被忽略，“党代表人民”天经地义不容置喙。通过党大法大之争尤其吃饭砸锅之争，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诚然，多数普通人可能依旧盲目，依旧对危机无感，但是政治上有资源的主流社会，则正在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将在未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一趋势已难逆转。

笔者曾出席《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新春联谊会，亲耳听到红二代出身的马小莉女士慷慨激昂的演讲，主题即为江山不能是集团私有，江山是人民的江山。这是主权在民的另类表述，跟《人民日报》6月25日文章显然不同调。可见既有极左翼的逆向倒逼，也有《炎黄春秋》杂志代表的正向倒逼。二者在体制内固然不对等，但《炎黄春秋》杂志因与主流社会的丰富联结，实际上影响更大，这也是其历经劫波而不倒的原因。极左翼的倒逼正在产生两种后果，一则逼迫体制愈来愈倒退和僵硬；一则愈来愈激怒主流社会，迫使体制内外的变革力量合流，他们共同推动的以主权在民为灵魂的民权运动愈来愈水涨船高。这场民权运动不是刻意打倒谁推翻谁，而是要让主权回归人民，创造无论谁执政都必受制于人民主权的制度环境。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这是晚年蒋经国的感叹，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演进的趋势。最大的趋势，则是多元、开放、分享、分众自治的环境已不适于主权在党，主权在党及其高度集权控制的利维坦模式，已经成了内置于体制的自我毁灭的基因。从主权在党到主权在民，潮流不可抗拒。当年蒋经国精准把握台湾的社会脉搏，承认“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果断地为台湾民主转型开闸，不仅给了国民党新的出路，更给所有国民党员敞开了自我救赎之路，让他们有机会投身变革洪流，至少免于政治上的报复，免于仇恨与清算，创造了台湾民主转型最小成本的传奇。

今天中共显然不具备国民党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弹性与开放性，很难如国民党平稳转型。但整体的瓶颈不应是局部尤其个人的瓶颈，局部尤其个人在这时代有太多自选项，这是8000万的共产党员需要面对的抉择。这不止攸关8000万共产党员的个人命运，也关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共产主义在中国固然早已破产，但极度两极分化，正义的严重缺失，普遍的底层苦难，注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仍有强大需求。当然它不能是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而必须是宪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未来中国仍有广阔市场，这是8000万共产党人真正应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国和平转型的一线希望所在。

毋庸讳言，未来即宪政时代，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肯定是竞争对手，但在现阶段，他们应是盟友，宪政应是他们共同的目标。胸怀宪政理想的中国公民，无分体制内外，也无分党内党外，都应该为着宪政并肩奋斗，即为着主权归位并肩奋斗。只有当主权归属问题真正解决，在宪政的共同平台上，所有政治流派、所有主义之间才可能良性竞争。那时中国政治才谈得上走上正轨，中国社会才谈得上走向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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