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胡锦涛是勃列日涅夫的中国版

勃列日涅夫本人其实也是制度的牺牲品：“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似性而言，胡锦涛简直就是勃列日涅夫在异国他乡的“转世灵童”。在共产党国家的统治者中，再也找不到勃列日涅夫与胡锦涛这样一对如此近似的“孪生兄弟”。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了非常可怕的说空话的传统。发表演讲，往往讲得很好也很正确，但讲的话多半空洞无物。替他起草讲话稿的人具有歪曲任何好主张的特殊本领。

———布尔拉茨基《评勃列日涅夫时代》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六一”儿童节前夕，胡锦涛前往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考察，除了节日问候和表达对少儿工作者的敬意外，还与儿童们玩起击鼓传花的游戏。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六月一日围绕胡锦涛考察东城区少年宫之事发表了题为《在祖国阳光哺育下快乐生活健康成长》的文章，随后在其官网“人民网”（胡锦涛曾透露，这是他“必看”的网站）的头条位置予以全文刊载。凤凰网转引新华网的消息后，不仅将标题定为“胡锦涛考察少年宫与儿童玩击鼓传花”，还置于大头条位置。“击鼓传花”几个大字尤其显眼，还在正文中特意用黑体字将有关击鼓传花游戏的段落标注出来。凤凰网的这一标题设置，引来其他媒体疯狂转载，包括新浪网、腾讯网、网易、搜狐等。

胡锦涛跟孩子一起玩游戏，本来只是平淡无奇的一句“起居注”，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却因为“击鼓传花”这个成语备受瞩目。“击鼓传花”不单单是一个孩子的游戏，而且成为一个颇具政治交接意味的代名词。此前，被外界传为习近平重用的智囊、且与刘源等军方太子党高官关系密切的张木生，曾“痛心疾首”地说过：“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但是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是不点名地批评胡锦涛素餐尸位。虽然张木生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思路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但他以“击鼓传花”这个成语讽喻胡温政权的不作为、误把“停滞”作“稳定”，倒是十分贴切。就像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十八年，让苏联不可遏止地走向衰亡一样，胡锦涛统治中国十年，让中国失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契机。所以，胡锦涛不仅是中共的亡党党魁，更是中国的千古罪人。

“小市民”当国必定误国

苏联崩溃的首要责任，并不在最后一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身上，如同明朝灭亡不能单单责怪末代之君崇祯皇帝。当戈尔巴乔夫毅然决定改革时，已为时晚矣。苏联这艘大船早已千疮百孔，戈尔巴乔夫纵有万丈雄心，亦无力回天。苏联崩溃的最大的责任，当归咎于勃列日涅夫身上，如同明朝灭亡的病根当追溯到万历朝——历史学家黄仁宇将目光定格在“万历十五年”，千头万绪，在此纠结。

勃列日涅夫执政长达十八年之久，最后死在其宝座上。其对内政策为：重用党工、军工企业和克格勃等利益集团，任由腐败肆虐，以“完善”取代“改革”，残酷打压民主人士，压制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掀起个人崇拜狂潮；其对外政策为：因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换取外汇，自以为财大气粗，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大肆“输出革命”，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穷兵黩武，发动侵略战争。勃列日涅夫之内政外交均逆流而动，使得苏联病入膏肓，沦为摇摇欲坠、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

长期为苏联领导人提供政治、外交方面咨询意见的学者阿尔巴托夫，在回忆录中对勃列日涅夫有这样的评价：“勃列日涅夫的家庭成员以及他周围的人，强烈地表现和反映出小市民的气质、小市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甚至小市民的某些‘天性本能’。”从契诃夫到左琴科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曾俏皮尖刻地嘲讽过“套中人”、“苏维埃职员”式的市侩，这些小说人物就是勃列日涅夫之“前世今生”。

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之辈，文化水平不高，不爱学习，思想上与理论上保守僵化，性格软弱，特别爱好虚荣与阿谀奉承。他阅读的惟一一本杂志是《马戏》。严肃电影很少有看完的时候，剧院则从来没有去过。勃列日涅夫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他最大的一个弱点是，对新生事物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他缺乏基本的经济知识，要准确地说出一个经济术语会很困难。他作报告的一贯风格是：“四平八稳，既无高潮，也无水平，无聊乏味，一本正经。”

在权力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能根据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参数去地理解现实主义。那就是：领袖的权力并不取决于其治下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政策赢得民心的程度以及良好的舆论反应，而首先取决于他的实力——真正的、无情的、有形的强制力。所以，他一开始被看作“过渡人物”，却不动声色地逐一战胜诸多表面上比他更强的对手，并将最高权力紧紧捏在手中，直到死去。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苏联复杂的内政与外交难题有自知之明。根据其助理亚历山德罗夫的见证，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对他说：“我担任过的所有职务中，最好的还是党的州委书记的职务。而在这里，在克里姆林宫，是通过放在你桌子上的文件去看世界。”那么，这样一个平庸者，是如何成为苏联的最高统治者的呢？阿尔巴托夫提出“勃列日涅夫现象”之概念，他认为，“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人，居然被历史进程，被当时实行的政治机制推上他很不称职的职位上去”，这表明苏联的人才选拔机制失效和出轨了。

在曾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雅科夫列夫眼中：“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时期历史上的一名闹剧丑角。他学问不大，而且好记仇，他除了几乎能准确嗅出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自己的敌手的本能外，没有其他才能。”雅科夫列夫指出，是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的社会思维的局限性和他们历史性的傲慢，以及在意识形态和理论原则上的政治盲目性，把党带上了自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是制度的牺牲品：“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

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似性而言，胡锦涛简直就是勃列日涅夫在异国他乡的“转世灵童”。在共产党国家的统治者中，再也找不到勃列日涅夫与胡锦涛这样一对如此近似的“孪生兄弟”。胡锦涛出身于一个徽商家庭，曾祖一代经营的“胡源泰”是江苏泰州二十五家有名的茶商之一。到了其父胡静之一代，战乱中的生意已不如以往，只能勉强维持。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推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变相剥夺工商业主的私有财产，“胡源泰”被并入泰州供销合作社，胡静之由老板变成职工，每月领取十元薪水。虽然不属于中共镇压的“敌对阶级”，但作为灰头土脸的“前小业主”，胡静之在其五十九岁短暂的人生中，战战兢兢，谨言慎行，方得以避祸幸存。自幼在此种家庭成长，胡锦涛身上深深烙下了精于算计、察言观色的“小市民”气质。

青年时代，胡锦涛在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进入仕途以后，又长期在共青团系统任职，一直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政工干部。用赵紫阳的话来说，胡锦涛是“我们这个党培养出来的听话的干部”。虽然胡锦涛也曾独当一面，担任过贵州、西藏的封疆大吏，但从未做出显著的政绩来。在中共的人才筛选机制中，不犯错误就是最大的成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锦涛前任的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在贵州振兴经济的成就让胡锦涛望尘莫及。朱厚泽升任中宣部长之后，却遭受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命运，未能尽其材，郁郁而终。胡锦涛却青云直上，终于熬到了党魁的位置上。胡锦涛的成功，从反面证明，平庸是在官场步步攀升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胡锦涛始终站在“政治正确”一边。“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继续保留毛的旗帜，将“四项基本原则”设定为改革不可触动之“楚河汉界”，使得即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狂飙突进的年代里，意识形态上仍然是“宁左勿右”。胡耀邦和赵紫阳两届总书记试图挣脱这一“紧箍咒”，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胡锦涛对前车之鉴看得一清二楚，一上台就到河北西柏坡这个毛泽东进入北京之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朝圣，以强化自己接班人身份之合法性。换言之，他深知，仅仅拥有邓小平钦点为江泽民之后的储君身份还不够，还需要得到“毛爷爷”的祝福。从胡锦涛迫不及待地上山拜庙的举动便可看出，他是毛左的“模具”打造出来的“活标本”。

职是之故，用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来考量，胡锦涛的上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八九屠杀之后，中共内部再也不可能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英才脱颖而出，中共需要的正是胡锦涛这样百无一用的“维持会会长”。胡锦涛掌权之后，“稳定压倒一切”是其念念不忘的口头禅。与勃列日涅夫一样，胡锦涛用“稳定”来掩饰“停滞”的真相，若无其事地重复着击鼓传花的动作，殊不知，“花”早已变成了“定时炸弹”。

“新阶级”垄断国家经济命脉

俄罗斯历史学家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掌权期间，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点。这个巨大的国家逐步地、连续不断地扩大了工业生产规模。自然资源（石油、黄金）被用于购买农产品，创造出一种能够克服逐步显现的经济危机的错觉。”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提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宏图大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确实部分地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零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均有大幅增长，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同期的美国。美苏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苏联有二十多种工业产品雄踞世界之首。苏联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在航天技术、核武器数量等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苏联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因而，在对外政策上，勃列日涅夫将赫鲁晓夫时期的“缓和战略”转换成咄咄逼人的“全球进攻性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勃列日涅夫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论，即“勃列日涅夫主义”，加大对小兄弟们的控制，甚至出兵捷克扼杀其政治改革。对其他亚非拉国家，则以“推进世界革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名煽风点火，四处插手。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已牢牢掌握了“历史主动权”，苏联的对手已被迫“大大退却”，世界史的每个角落无不在苏联的考虑之内。

然而，从巅峰跌入到低谷只是在转瞬之间。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的发展，不是依靠科技创新、管理进步和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而是获益于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数千亿“石油美元”对当时苏联渡过经济难关起了重要作用，但也让勃列日涅夫得意忘形，拒不改革。阿尔巴托夫指出：“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使我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许多宝贵时间。”研究苏联的中国学者马龙闪形容说，这笔钱就像雨后天空的彩虹一样，给苏联经济以虚幻的繁荣。待短暂的彩虹消逝，依然是飘散着片片乌云的天空。随着苏联经济、政治等领域结构性问题的日渐爆发，这个体制遂以一种不可改变的惯性走向衰亡。

勃列日涅夫垂拱而治，浑然不知末日将至。曾担任铁托副手的吉拉斯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写出《新阶级》一书，指出共产党掌权之后，形成“官僚阶级”、“新的特权阶级”，国家实行“特权官僚专制制度”，“与以往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在当时的苏联，党务、军工、克格勃等部门成为庞大的利益集团，垄断国家的经济命脉，左右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以勃列日涅夫为例，他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缺乏道德上最起码的要求，他的家人和亲信个个都过着连沙皇都自叹不如的奢华和堕落的生活。当时，苏联民众中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看见儿子丰富的汽车收藏后，担忧地说道：“噢，这些东西太漂亮了，我亲爱的儿子！不过，要是布尔什维克回来了，那该怎么办？”

如果说当年苏联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出口石油等资源的基础上，那么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则建立在对数亿奴隶劳工的残酷剥削和对能源的高消耗及对环境的大破坏的基础上。两者都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尤甚。当年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都存在财政收入短缺的问题，苏联的解决方法是征收高额的石油出口税，中国则是对内的土地财政。无论是石油还是土地，都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也难以从中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胡锦涛却对此毫无警惕，其志得意满的心态，跟当年的勃列日涅夫极为相似。中共中央对胡温执政十年的定调是“黄金十年”。二零一二年六月上旬，当局召开“科学发展，成就辉煌”为主题的宣传工作视频会议，随后中国主要媒体包括军队新闻单位展开了高调造势行动。七月五日，《人民日报》推出以“转型十年，中国理念”为主题的专题报道，其他媒体纷纷跟进。如果只看报纸电视上“形势大好”的报道，真还以为中国人生活在天堂里。胡锦涛还未交班，就匆匆忙忙为自己树碑立传，只差没有像魏忠贤那样四处兴建“生祠”。

中国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在一个势利的世界上，有钱就有话语权，胡锦涛多次应邀出席八国峰会、二十国峰会等国际会议，“谈笑皆权贵，往来无白丁”，似乎站在世界之巅峰。当年苏联的经济总量一度仅次于美国，今天中国也占据了世界老二的位置。当年苏联是惟一有实力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今天中国也俨然具备“与美共治”的本钱。与昔日蠢蠢欲动的勃列日涅夫一样，胡锦涛改变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在全球范围彰显中国的影响力。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胡锦涛主持开幕式，宣布在未来三年给予非洲两百亿美元贷款。相形之下，备受金融危机折磨的美国，财政上捉衿见肘，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援助亚非拉穷国。

然而，表面上风风光光的背后，是危机重重、民心尽失的现状。在官方报道中，以“光荣绽放的十年”、“多难兴邦的十年”、“人字大写的十年”等美不胜收的词语描述胡锦涛执政的十年。这是中共统治者自说自话，还是民众的共识与心声？有网友在微博上展开投票调查：“你认可《人民日报》的‘黄金十年’的说法吗？”结果，超过八成的网民投票表示，完全不认可这一说法。人们选择其他那些选项——“权贵的黄金十年”、“国企的黄金十年”、“军警的黄金十年”。大部分民众并未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政府横征暴敛，财政收入直线上升，却不能为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会安全方面的服务。中国民众的“痛苦指数”超过中国援助的许多非洲国家。

胡锦涛时代，腐败空前蔓延，像癌细胞一样遍布体制的每一个角落。今日中国的“新阶级”之穷奢极欲，让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官僚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赵紫阳定义的“权贵资本主义”阶层，正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和障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在“中国改革（二零一一）年会”上指出，中国当下已经形成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实际上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如今，上百万官员是“裸官”，胡锦涛至少“半裸”——据传，他的儿子及女儿都拥有外国护照或绿卡。连胡锦涛的子女对中国的未来都没有信心，都要将外国护照或绿卡当作护身符，“黄金十年”岂非自欺欺人？

对此，学者杨继绳直言，中国只有进行改革，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权力参与市场竞争，造成中国市场规律没有正常发挥作用。垄断性的行政体制，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这样就造成了社会不公。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形成了种种社会问题和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用权利来制衡权力。现在是威权政治加上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宪政民主政治加上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国才能走出困境。”杨继绳与胡锦涛同龄，当年与胡锦涛一样是中组部遴选的年轻干部。结果，胡锦涛中选，杨继绳落选。这是中共“优败劣胜”的人才选拨机制的又一明证。

政治警察横行霸道，异议运动前赴后继

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主义全面回潮，克格勃编制飞速膨胀。学者陆南泉在《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一书中指出，如果说赫鲁晓夫是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就是既不反斯大林又不反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把掌握权力看作目的本身，不想改变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因为没有这个体制就难以保证他的个人专权和特权。

在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上，勃列日涅夫时代仅次于斯大林时代。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中指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每一宗沾染上政治色彩的案件，都会像水银泄地一样，迅速传遍全国。通过党的委员会，传达到科研机构、院校、以及学院的社会科学教研室。“对于确定社会科学的状况而言，‘意识形态纪律’这个词语是最关键的。苏共中央明确告诉人们，不允许存在思想差异，社会科学的作用是重新圆满地诠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勃列日涅夫在政治生活中确立了新斯大林主义，也就是最严厉的思想控制和专政，对任何异端思想加以迫害，彻底提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使其能够与中央委员会并驾齐驱，而在许多情况下，其作用甚至超过中央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中，为‘意识形态’而斗争几乎成了主要工作之一。”思想颠覆罪名的设立和刑法第一百九十条的增补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直接干预的结果。一九六七年，克格勃强化了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中招募了两万五千名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百分之十五，并超过当年揭露出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两倍还多。大量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上，耗费在一场对本国人民，特别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人们开玩笑说：“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抗争苏维埃政权的人，而是苏维埃政权抗争的人。”勃列日涅夫最恶劣的做法，是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说成精神病患者，并强迫关进精神病院。

最典型的例子是勃列日涅夫亲自指挥针对“国家的敌人”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斗争。一九七零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反苏分子”。他一开始想将其逮捕判刑，最后做出将其驱逐出境的决定。当《古拉格群岛》等巨著风靡西方时，他又指示克格勃出资在西方出版由索尔仁尼琴前妻撰写的攻击索尔仁尼琴的书籍，却收效甚微。一九七五年，萨哈罗夫获诺贝尔和平奖，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指示苏联所有报刊都发表文章诋毁此事。他命令苏联总检察院拘押萨哈罗夫，并将其流放到不对外国人开放的高尔基市，以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在克格勃的档案中，曾保存了一百零五卷索尔仁尼琴的材料和五百零五卷萨哈罗夫的材料。在苏联崩溃前夕，克格勃首脑下令销毁这些档案，并且“对销毁炉进行检查”。即便如此，勃列日涅夫迫害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丑角形象已定格在历史上。

与勃列日涅夫亦步亦趋，胡锦涛执政之后，下令设立高规格的马列学院，加强大、中、小学的政治洗脑课程。对学术界，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十年来可谓万马齐喑、谎言泛滥。胡锦涛时代的新闻封锁直追毛泽东时代。传统媒体已密不透风，中宣部仍时常敲打，二零一二年七月，为营造十八大前的“和谐”气氛，又整肃广州《新快报》和上海《东方早报》，让各大媒体噤若寒蝉。而面对波涛汹涌的互联网，胡锦涛投入巨资实施“金盾工程”，修建“网络长城”。他的儿子和女婿都曾参与其中，既是为老爸服务，又是自己埋头捞钱。

据胡锦涛身边的人士透露，胡锦涛平时基本不读书，每天只看枯燥乏味的《人民日报》，还装模作样地在上面圈圈点点、勾勾画画。订阅《人民日报》作为“政治任务”，摊派到各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实际上无人愿意阅读，很快被当作废纸卖掉。认真阅读《人民日报》的，全国上下大概只有胡锦涛一人，也算是胡锦涛“一个人的报纸”。从胡锦涛访问俄罗斯闹出“读过文学名著《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笑话就可看出，他对人类优秀的文明和文化何等疏离甚至仇恨。他不读书，也不许民众读书，不仅严密控制国内出版，甚至命令海关严查民众从港台带回的“禁书”。“禁书”名单不断扩张，甚至还未出版的书，就列入了查禁名单之中。

勃列日涅夫将异议人士的关进精神病院的做法，胡锦涛也拿来为其所用。被其强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异议人士多达数十位，北大医学院教授孙东东甚至说，上访者绝大多数都是精神病。在胡锦涛统治末期，政治警察（国保）处于失控状态，对维权人士大肆使用暴力，甚至威胁用车祸、活埋等方式消灭之，这一点连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克格勃都没有做到。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国安系统掌控的所谓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的文章《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未来五至于十年》，文章认为，西方国家“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这篇文章故意将中国内在的问题转换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扰，中国的异议人士被妖魔化为西方阻挠中国崛起的工具，“新黑五类”成为中国无法崛起的替罪羊。这正是胡锦涛一贯的思维模式。胡锦涛统治末期，暴力维稳发展到高潮的标志之一，是“六四”义士李旺阳的“被自杀”。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暴戾之气泛滥成灾，类似于明朝末年之“血海飘香”，即便是最冷静的知识精英都倾向于将暴力作为改变现状的选项。对此，胡锦涛难辞其咎。

勃列日涅夫将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视为敌人，尽管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并不将勃列日涅夫当作敌人。胡锦涛也将刘晓波视为敌人，尽管刘晓波并不将胡锦涛当作敌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胡锦涛恼羞成怒的种种表现，比勃列日涅夫更为卑劣下流：勃列日涅夫爱虚荣，好面子，还知道凡事不可做绝，所以，他允许萨哈罗夫的妻子出国治病，并且出席诺奖颁奖典礼、代夫领奖；胡锦涛则纯粹是地痞和流氓，一意孤行，全然不顾海内外排山倒海的负面评论，不仅监禁刘晓波，而且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非法软禁在家，使得诺奖颁奖典礼上出现百年未有之“空椅子”。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中国的未来属于刘晓波，而不属于胡锦涛，正如美国哲学家霍弗尔所说：“被抛弃的人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被建筑师丢掉的石头可以成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个没有持异见和不满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纪律、有礼貌、安宁与和谐的，但却没有一粒可以产生出伟大的未来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