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锦鸡的故事

胡学常

1975年11月的一天，刚走出秦城监狱的周扬，冒了京城的严寒，乘公交车辗转来到东城北新桥的一处大杂院。在最后一间平房的门前，周扬驻足叩门，房门轻开，冯雪峰颤巍巍地出现在面前。短暂的沉默，然后是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是各自老泪纵横。仿佛是电影中的一幕。此时的冯雪峰已是癌症晚期，老冤家周扬的突然造访，让他很长时间无法平静。冤家走后不久，冯雪峰拿起笔，以他拿手的寓言体，写下一则关于两只锦鸡的故事。

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给一群麻雀看见了，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故事很简单，最后是作者跳出来对麻雀们说“不”：“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寓言里存留有鲁迅“战士与苍蝇”的寓意，也与毛泽东“昆鸡长笑老鹰非”的情韵相仿佛，只是冯雪峰特意凸显了战士与战士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度尽劫波情犹在，正是这种情谊温暖着冯雪峰走完最后一段人生之路。写下这则寓言不久，冯雪峰即在穷愁潦倒中离世，《锦鸡与麻雀》就成了他生命中的绝笔。

两只锦鸡，一对冤家。徐庆全先生的新作《周扬与冯雪峰》即是讲述这两只锦鸡这一对冤家的故事。这一对老冤家的故事实在太富于戏剧性。两人从相识到交恶，又在30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中陷入更为激烈的冲突；到了50年代，周扬得势而冯雪峰倒霉；到了“文革”，冯雪峰继续倒霉，而周扬也成了阶下之囚；新时期了，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死者长已矣，而生者周扬从苦难中熬出了觉悟，力求真实认真地活，也正因如此，周扬虽表面看去，仍属达官显贵，实际上则时乖命蹇，运交华盖。凭借细心而扎实的史料功夫，又注重将一切放在历史进程中来考量，徐庆全不仅能将两人的恩怨故事讲述得明晰好看，而且还能让读者从故事中体悟出更深的意味。

人们总爱将周扬比作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日丹诺夫，送给他一顶“文艺沙皇”的桂冠。从一定的角度看，周扬确也权倾一时，威震朝野，确也在许多整人事件中，充当了“打手”的角色。不唯在徐庆全书中所述的冯雪峰事件中，在胡风事件中，在丁玲、陈企霞事件中，乍看上去，也都可以看到周扬冲锋陷阵的巨大身影。但人们总会忘记，这是在前台。当然还有幕后。或者如同一艘劈波斩浪的航船，周扬站立船头，不可一世，做了一个“弄潮儿”；而人们也就将这“弄潮儿”看得分明，却看不见因而也就忘记了周扬的身后还有一位老船长，一个真正伟大的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说的乃是真实的事情。

具体到冯雪峰事件，批冯乃是最高领袖早已决定了的，只是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突破口。“两个小人物”突然窜了出来，突破口也就很快找到了，在“两个小人物”身上，集结了多个批判目标，批俞平伯，批胡适，也批冯雪峰，甚至抑郁中的胡风也忽然间发了力，懵懵懂懂地闯了进来，自然只会是“自投罗网”。“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是否先投给了《文艺报》，至今还是一个谜。但不管怎样，主编《文艺报》的冯雪峰被牵连进去，担负起“保护资产阶级思想”、“仇视马克思主义”的罪责。毛泽东先是精心修改了《文艺报》转载“小人物”文章时冯雪峰的“按语”，接着写下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通信》，又指令《人民日报》副主编袁水拍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的署名文章。袁文写成后，毛作了修改，“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这咄咄逼人的一句反问，正是毛特地加上去的。进攻的号令业已下达，周扬必须马上行动，一边布置召开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进行批判，一边组织文章公开炮轰冯雪峰及其《文艺报》。毛对整个批判过程一直是高度关注，在周扬他们组织的一篇批判文章上，毛多处作了批注，一一上纲上线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冯不得不写出检讨，毛阅过报上转载的检讨，颇不满意，同样下了许多批注，同样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其实冯已经很是上纲上线了，他说：“这是立场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这一句大约能令毛满意了，他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划了竖线，并批注曰：“应以此句去批判冯雪峰”。

尔后是“反右运动”，冯雪峰既已被最高领袖定性，当然也就在劫难逃，周扬他们照例不过是忠实执行罢了。至于周扬与冯雪峰之间的个人恩怨，可能在其间产生一些作用，但可以肯定，它不会是决定性的。

毛下决心批判冯雪峰，更不可能是出于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而是出于一种纯之又纯的革命思想。这样一种思想必然愈益趋向激进，因为思想的纯粹没有限度，故而思想的激进也就不能有限度。如此愈趋激进的思想进程，实质上也就是不断进行思想斗争的过程，它需要不断地发现目标，确立靶子，然后以类似于敌我矛盾的斗争模式来完成内部阵营的思想纯粹化。20世纪中国左翼文艺史上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内部清洗，遵循的正是这样一种斗争逻辑。这又涉及到左翼文艺阵营的分层，一般而言，左翼阵营可以分作极左、左、中和右等四个层级。始终坚守纯之又纯革命思想的很小的一批人，可视作“极左”（或最激进）；在思想的纯粹性上稍有放松或稍具灵活性的，可名之曰“左”，周扬者流庶几近之；再次之，是中间派，如茅盾；再次之，是左翼的“右”，胡风、冯雪峰、丁玲者流可划入此列。

当革命政权尚未建立之时，因为大敌当前，需要团结和争取力量，这四个层级还能勉强相处；待到政权建立，革命也就踏上了愈趋激进的不归路。起初的斗争目标自然是左翼的“右”，因它业已沦为最危险的“敌人”，于是，左翼的“左”领了“极左”的指令，自身也乐意配合，开始批判或清洗左翼的“右”，像周扬他们批判或清洗胡风、丁玲和冯雪峰等即是；尔后是左翼的“极左”清洗左翼的“左”，如“文革”中江青之流清洗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及其他一大批文艺领导者；只有极少数的中间派不曾遭受大的清洗，茅盾就是这样。

每一次斗争胜利，均可将“敌人”名之曰“右派”，冯雪峰这样的“右派”自不必说，便是周扬这样的“左”在遭致江青们清洗时，也被抛进“右”的行列。实际上，随着思想斗争的日趋激进化，整个左翼阵营，唯有“极左”是“左”的，因而也是革命的，其他皆是“右派”或“反革命”。如此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周扬的“敌人”胡风或冯雪峰，与江青的“敌人”周扬，在江青之流看来，已经不存在任何质的差别，皆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是“右派”。更有趣的是，后来清洗“四人帮”，“凡是派”主政的那两年，“深入揭批‘四人帮’”之时，江青集团居然也被打入了“右”的行列，于是，姚文元骂周扬是“反革命的两面派”，“凡是派”下的揭批者也大骂“四人帮”是“反革命的两面派”。

如此，神圣的革命也就形同儿戏，成为一场闹剧，确切地说，成了一场富于喜剧色彩的大悲剧。周扬和冯雪峰的故事，也就不得不戏剧化，他们全部的恩怨情仇，他们势力的消长，他们的浮沉，也都是业已注定了的。直到他们两人同归于尽，甚至江青之流也下了地狱，这一切才能有一个了断。

一样和不一样——读《周扬与冯雪峰》

刘仰东

我知道周扬和冯雪峰，是在70年代前期，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周扬作为“四条汉子”之一关在秦城监狱，冯雪峰戴着“右派”的帽子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讨伐他们的文字铺天盖地，“四条汉子”还入了我们的课本。也就是说，他们在我或我们这一代人的第一印象中，都不是好人。多年后，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和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他们先后还原为正面的社会形象，两人的名字也频频见于书报，只是冯雪峰和许多人一样，并没能等到自己昭雪的这一天，就在1976年的年初含冤病故了。

后来，由于一度对鲁迅的生平感兴趣，自然也对周扬和冯雪峰以及周冯之间的关系有了大概的认识，至今对两个口号之争、他们各自的经历以及两人关系的一些细节还留有清

晰的印象，因而得到徐庆全先生新近出版的《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这是一本新书，甚至自忖，这不是一本写给我这样的人看的书。而且，把两个具有类比意义的人物合在一起当话题作文章，本是学术研究中的老套路，如有名的《李白与杜甫》，等等，自这一点看，《周扬与冯雪峰》并不新鲜。再看目录，也无非是从两人的身世和经历说起，而两人的关系，而各自的命运和作为之类，衬以相关的历史背景或历史事件，力求从人物的角度考察社会的某个侧面，这也不新鲜。也就是说，这是一本看上去和很多著述路数相似之作。

然而，不然。及至当晚躺在床上翻了几页，就明白是自己错了，恍然有了一种“半瓶子醋瞎晃荡”的感觉。

评价一本书，先应该弄清楚它的来历——是怎样写出来的。《周扬与冯雪峰》尚在写作当中的时候，我和作者有一次闲谈，他告诉我，在着手现代文学史方面的研究之前，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一个字都没写。我问：那干点什么呢？答：读书，采访，收藏材料。这话当时不过一听了之，现在读了这本书，才领教了作者的这三项功夫。周扬与冯雪峰，是一个横跨几乎半个世纪的复杂话题，涉及太多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和事。包括他们本人在内的许多当事人，对两人漫长关系中恩怨是非，做过这样或那样的回顾。如我这样的读者，知道一点其中的轶事，其实不算什么。而要对这个话题作从头到尾、由表及里的彻底清理，则是一件费工夫和见功底的难事。这也正是《周扬与冯雪峰》的“新鲜”所在。对两人之间所有引人关注的浮在面上的事情，我们能在书里看到它的背景甚至背景的背景；对两人之间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事情，我们也能在书里看到大量的“揭密”（其他方面的资料搜集另说，仅从周巍峙在这本书的序言内提到的“他（作者）先后采访了几十位文艺界人士”，就可见一斑）；对两人关系中长期以来的“公、婆”之说，我们还能在书里看到客观的、深入的、充分的、准确的史证和评析。整体而言，它回答了这个话题下的几乎所有问题，环环相扣，无所不包，大则历史风云，细则日常琐事，都在作者的视线以内。这就让这本书在平常的套路中显示出不平常的一面——它应该能终结一个延续了几十年且争论纷纷的话题。古诗中所谓“看似平常实奇崛”，用来形容这本书，是并不为过的。至于作者究竟读了多少书，如何得到大量一手资料，则另是一个需要考证一番的问题。

视野的开阔到了极致，是《周扬与冯雪峰》这本书能立得住的关键所在，但这还不够。它是一本集结着作者的研究心血的书，既然是研究，就要有方法。作者是学古史出身，精通“钩沉”的门道，也养成了“钩沉”的习惯。他面前的研究对象，可以拿树作比喻，有主干和支干，支干上有很多枝杈，较粗的枝杈上又有很多较细的枝杈，较细的枝杈上还有很多更细的枝杈……作者有穷尽一切的精神，更有穷尽一切的办法。他用类似陈寅恪等先辈们的治史之法，来考察现当代文化史上的这棵大树，从树干到枝杈到末梢，一一观察、分辨、梳理，远因近果，皆在眼底，因此得来的成果，不是行内那些爱犯一叶障目式的毛病的“学问家”们所能企及的。

我和作者年纪相仿，都是学的历史专业，与中文科班出身不搭界。作者在后记中说，当年是攒够了钱买下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并读过之后，“对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充满了兴趣”。这一点我也一样，我是1984年夏天买的这套《鲁迅全集》，但此前上大学的时候，就对鲁迅及与鲁迅有关的人物“充满了兴趣”，我曾几次从图书馆借阅《鲁迅日记》，看了不下二十遍。不一样的是，我的兴趣只限于人、事以及那个年代的生活氛围，作者是把它当成一个“梦”留存下来的（见“后记”）。这也就是他能写成这本书而我则望尘莫及的根本原因。

都是极左惹的祸——读《周扬与冯雪峰》有感

史义军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扬和冯雪峰无疑是两位具有重大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著名人物。他们在社会变革中崛起，成为文坛令人瞩目的弄潮儿和光辉的前躯；又在建国后相继被拉上政治祭坛，扮演了可悲而又可惜的角色。这种角色转换，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启人深思，正因为周扬和冯雪峰是这样两位著名而复杂、特殊的人物，我一直对他们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搜集了一些资料，想对他们加以系统的研究。遗憾的是，别的事总忙不完，这方面的研究至今没有来的急做。但高兴的是，读了徐庆全同志所著的《周扬与冯雪峰》后，又勾起了我对两位文坛先驱和那一段历史的兴趣。

徐庆全是我熟悉的朋友。这本《周扬与冯雪峰》，是他近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与已有的关于周扬和冯雪峰的著作相比，本书以周扬和冯雪峰的矛盾纠葛和身世浮沉为主线，对周扬、冯雪峰、鲁迅、胡风及“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主要人物的重要思想、活动、作了比较客观的叙述和评价，勾勒了他们人生发展的轨迹。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对有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对一些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的分析，不乏新意，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作者也是下了功夫的。从文字来看，也是简洁而清晰的。尽管书中有些地方还可以推敲，有些分析还有待于深化，有些提法还值得商榷，但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关于周扬和冯雪峰生平思想研究的可喜的新成果，是一本既有学术性又有一定可读性的好书。作为一名我的同龄人，对于这样一个复杂而困难的课题能作出这样的把握，写出这样的水平，很不容易。

关于周扬和冯雪峰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觉得还很不够。周扬与冯雪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上是两颗灿烂的明星，但现在关于他们的研究，特别是对冯雪峰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说到周扬和冯雪峰不能不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学运动，不能不提到五十年代的批胡风、反右，不能不提到那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不提到置身于历次运动中的那些历史人物，这一切书中都较为详细地涉及到了，而且有些资料还是第一次披露，可以说弥足珍贵。

读完此书，我有两点感想，一是尽管作者把当事人放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但对左的思想根源解释得还不充分；二是对当时的左翼作家内部的“宗派”情绪反应不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本书中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的悲剧都是极左惹的祸，不把这一切归到极左思潮上就无法解释那一幕幕的人间惨剧。

当时文坛的极“左”思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片面强调文学艺术与文艺活动的政治功能，忽视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二是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

“左联”本来是一个文艺组织，但在当时却成了一个政治团体。“左联”行政上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执委会。第一任执行会由鲁迅、郑伯奇、洪灵菲、田汉、冯乃超、夏衍、钱杏邨等７人组成。在党的组织领导方面，“左联”内设有党团，直接受文委领导。文委领导“左联”，主要通过“左联”执委会内的党组织，设一名党团书记。“左联”的第一任党团书记是潘汉年。

周扬在晚年的回忆中说得更为直接：“当年的‘左联’成了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跟党一样的。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却专门谈政治。”（注：《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2期。）当时的“左联”领导人，实际上也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文艺上，而是热衷于组织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鼓动工人罢工等各种激进的政治活动。相反，谁要是热心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被说成是“作品主义”，谁要是热心想做作家，就被说成是“作家主义”，就会被视为“右倾”。（注：《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有的作家本人，也特别看重作为作家的政治个性。殷夫在论述文化工作与实际工作的关系时曾指出：“做文化运动的人，也即是参加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人”，并这样讥讽过那些不愿直接参加政治活动的作家：“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畏惧实际斗争，怕做艰苦的工作，便自动地投到文化运动的旗帜下去呐喊几声，自以为是既安全又革命的妙计。”（注：郑择魁等：《左联五烈士评传》，第405页。）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作家，表现得更为激进，他们主张，要把文学作为宣传革命的留声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声称“我们要战胜一切，我们要征服一切”，要掀起文学领域的新的革命，要是“五四”文学传统来一个彻底的脱胎换骨，要把文学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社会革命的时代大合唱中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求文学发挥政治作用，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完全不顾文学自身的特点，甚至将文学与政治等同视之，这又势必会影响文学自身的发展，甚至使一些作家陷入困惑。

正是在这种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有不少作家遭到了不应有的非议乃至批判。蒋光慈因《丽莎的哀怨》中流露了悲愤与消沉情绪，不仅遭到严厉批判，甚至被开除出“左联”。阳翰生在回忆录中谈及：“在这时期，我觉得有两件事做的有偏差，一件是因为郁达夫对徐志摩说‘我是个作家，不是个战士’，便把郁达夫除名，而我当时是主席，至今觉得负疚。还有一件，茅盾告假半年，专心写《子夜》，大家曾开会攻击他。”（注：《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第7页。））鲁迅也多次遭到攻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与敌人“调和”，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是“渗有毒汁”的“花边文学”。

《周扬与冯雪峰》也提到了来自苏联文艺界的“拉普”和日本文艺界的“纳普”等极“左”思潮的影响。正是与其影响有关，左翼文艺界一直存在着过分强调文艺作品的政治功利目的倾向，而无暇顾及艺术本身的探索。

遗憾的是，这种极“左”思潮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警惕。此后，在中国文艺界不时出现的许多争论中，往往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在建国之后，这种思潮竟愈演愈烈，批胡风，反右，一直发展到“文革”这般不可收拾的程度。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仅就文艺界而言，一次次的极“左”思潮，不能不说与“左联”时期形成的“左”的心理定势有着某种潜在的关联。

正是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关，在当时“左联”一些政治活动中，冒险主义曾一度极为盛行。这种冒险主义，不仅使一些作家内心衍生了对革命的疑虑，更为严重的是，直接导致了革命力量的无谓牺牲。据夏衍回忆：“一次在南京路飞行集会，闸北区委负责人布置了一二百人‘占领’山东路附近的一个‘慈善’机关，结果二十多人被捕”。（注：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9——180页）夏衍在回忆录中还谈到：那次南京路飞行集会活动中，他侥幸脱险后，在外滩碰到了李求实，“他就很气愤地对我说‘这样就等于把同志们主动送到巡捕房’，我听了很有同感，但是连‘我同意’这句话也不敢说。又如，有一次我所在的小组，晚上到三角地小菜场附近去写‘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标语，当时下雨路滑，同组的孔德沚（茅盾的夫人）不小心滑倒，弄得满身泥水，我们把她送回家去的时候，她发牢骚说‘连自己也保卫不住，还说什么保卫苏联’，我们还批评了她。我们这些人不都是知识分子吗？为什么会这样傻？一方面说当时组织纪律很严，而党内又缺乏民主生活，当时我们最怕被说成‘右倾’，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不也因为右倾而被开除出党了么？” （注：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9——180页）可见，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即使像夏衍这样坚贞的共产党人，对当时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也不是没有看法，只是由于担心受到指责，不敢表露而已。

当时，在左翼作家内部，宗派情绪也是十分严重的，突出表现在鲁迅、冯雪峰、胡风与周扬等人之间的冲突。“左联”成立之初，鲁迅、冯雪峰、胡风与周扬等人之间的关系原是密切的。胡风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之后，周扬曾亲自登门看望；鲁迅第一次见到胡风，也是周扬陪同前往的；胡风出任“左联”宣传部长，也是周扬提议的。有一段时间，按照约定，胡风常和周扬一起，到一家饭馆里边吃饭边向鲁迅汇报工作、征求意见，饭费每次都是由鲁迅抢着掏腰包。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鲁迅与周扬，冯雪峰与周扬，胡风与周扬之间的关系竟越来越僵，甚至发展到恶言相向、相互敌对的程度。“左联”成立不久，鲁迅即流露出对周扬的不信任态度，最后，竟发展到公开以讥讽的口吻称周扬等人为“四条汉子”。周扬也以不同的方式，多次表示出对鲁迅的不满。胡风与周扬之间的公开冲突，则是围绕“典型问题”的论争开始的。这本来是一次学术论争，但因双方早已存在芥蒂，竟逐渐发展为政治性的互相攻击：周扬指责胡风破坏“左联”团结，在搞宗派活动，跟南京国民党有关系；胡风则反过来控告周扬用党的权力压他，甚至用“转向”分子穆木天的挑拨诬陷来整他。1936年，“左联”解散前后，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冯雪峰、胡风与周扬等人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为了平息这场争论，达到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目的，茅盾与冯雪峰商量，请鲁迅先生出面，再写一篇文章，正面表示他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意见，同时也不排斥“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同意了，于是在病中口授、由冯雪峰笔录完成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篇文章。在文章中，鲁迅从大局出发，按茅盾、冯雪峰的正确意见，以诚恳的态度，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角度，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进行了明确解释。文章发表后，为了扩大影响，茅盾按冯雪峰的提议，又把文章送到了周扬主持的《文学界》月刊，希望再一次刊发。但出乎茅盾意料的是，编者竟造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登《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另一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虽然登了，却不仅故意排在后面，且加了一个800字的附记，表示不赞成鲁迅肯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仍在强调“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正统地位。由此可见双方分歧的严重，正如茅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深有感触地说过的：“从这里，我直觉地感到了宗派主义的顽固。”（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30页。）

当时左翼文坛上的这种宗派情绪，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与这些作家当时的人格特征与心理状态有关。当时的周扬，尚是一个年轻的书生，１９３２年重新入党后，担任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那时还不到25岁，显然还缺乏丰富的社会经验。加上当时的激进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使他对鲁迅这样的文坛宿将，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周扬后来说过，“左联”成立后，有些党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鲁迅的伟大。不知周扬是否意识到，这些“党的文艺工作者”自然包括他本人。从《周扬与冯雪峰》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年轻气盛的周扬对鲁迅有过的误解，也不难看出鲁迅当时的病态情绪，恰恰又处在一种不太冷静的时期。脾气越来越大，疑心也越来越重，甚至对于身边的许多朋友，也时常流露不满。孙伏园本是他看重的学生兼朋友，《莽原》是他支持的刊物，但1926年11月7日是，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具之一。”认为莽原社的人，对于他也“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攻击”。（《两地书》）他与林语堂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1934年，在一封信中，他曾建议林语堂不要再提倡幽默、性灵、小品文之类玩艺儿，希望能翻译一些英国文学名著。林语堂回信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因鲁迅长林14岁，鲁迅便认为林是讽刺他老了，所以才注重翻译。从此，在鲁迅眼里，林语堂就不再是“朋友”了。有一次，他们同在曹聚仁家作客，闲谈时，林谈起他在香港时的一件旧事：几个广东人在滔滔不绝地谈论时，林插上去同他们讲英语，把他们吓住了。鲁迅闻此，竟勃然动怒，站起来责问林：“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瞠目结舌，不知说什么是好。可见鲁迅当时过于敏感的心态。这样一种心态，当然更难容忍本来就关系紧张的周扬等人对他的责难，故而在那封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中，他竟措词严历地说：“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斥责周扬他们“大半不是正路人”，是“借革命以营私”，甚至说他“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这些情绪不无偏激的过头话，当然也只进一步加剧他与周扬等人之间的对立。

胡风与周扬之间的隔阂，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他们均具年轻气盛的个性有关。胡风的耿直是有名的，喜欢与人争论，爱发表不同意见。“左联”时期，除了鲁迅之外，胡风几乎对谁都不肯买账，什么人的话都可以争论一番，特别是敢于经常当面反对周扬的意见。同样有着好胜心的周扬，又怎能不为之恼火。故而在二人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时，便免不了有些个人意气的成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确是由冯雪峰、胡风与鲁迅共同商量后提出的。本来商定，提出这一新的口号时，要解释清楚，只是为了弥补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在文学思想方面不清晰的不足，并不反对原来的口号，以免引起误解，造成纷争。但胡风在公开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却没有按照商量的初衷，而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叫人从文章的口气中感到“国防文学”的口号是错误的，要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取而代之。于是，终于引发了“鲁迅派”与“周扬派”之间围绕“两个口号”而展开的又一次大论战。

导致宗派情绪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左联”同仁之间的相互误解，加上个别人的从中挑拨。周扬与胡风之间的隔阂，一个直接原因是：1934年9月，被捕的“左联”盟员穆木天，登报悔过获释之后，竟向“左联”党团检举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在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胡风自然受到了包括周扬在内的一些人的怀疑，他们开始疏远胡风，并默许了他的辞职。此事的真相，据胡风的说法是：从日本回国后，他曾由别人介绍，在孙科创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负责翻译各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日文资料。参加“左联”时，他曾向书记处汇报过，得到过茅盾、周扬的同意。（注：参见戴光中：《胡风传》，第77页。）关于穆木天说胡风是“内奸”的问题，《周扬与冯雪峰》中讲得很清楚，胡风是不是“内奸”，是不难查清的。就在“内奸”事件之后，党中央特科曾委胡风以重任，让他担任了与鲁迅之间的联络员，这可以证明胡风的清白。但在“左联”内部，此事却作为疑案留了下来，使胡风一直处于被人误解中难以自拔。周扬等人对冯雪峰的不满，重要一点也是：误解冯雪峰作为党中央的特派员从陕北重返上海后，故意冷落他们，故意不及时与他们联系。关于此事《周扬与冯雪峰》中论述颇为详细。“盼星星盼月亮地盼了近一年，盼望中央能派人来领导我们，这个人终于盼到了，而且来的人又是我们的老战友那么他为什么不理睬我们？上海情况复杂，对我们这些人有怀疑么？那么他当过‘文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为什么不找他信得过的人，对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一下呢？当时我们这些人的凄苦和愤懑，实在是难以言喻的。” （注：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14——315页）而冯雪峰的说法是：到上海后，他是按中央指示的“先找鲁迅”，“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的原则行事的。故而见过鲁迅等人之后，“我请王学文约周扬同我见面谈话，是我到上海后二十天左右，却遭到周扬拒绝，说他不相信我，要我拿证件（党中央的介绍信）给他看，说我是假冒从陕北来的。” （注：戴光中：《胡风传》，第109页。）事实真相究竟如何，随着许多当事人的谢世，恐怕已很难彻底弄清了。但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由于周扬等人与鲁迅、胡风、冯雪峰之间早就存在纷争，故而有着“中央特派员”身份的冯雪峰来到上海，竟先与鲁迅等人见面，这自然会被周扬等人误解为仍是“宗派”情绪的表现。而对周扬等人，冯雪峰本来就有看法，何况一到上海，就听到了鲁迅的诉苦，这也不能不加剧冯雪峰对周扬等人的误解。

因为以上两个原因，加之，建国后令人琢磨不透的最高领袖的极左文艺方针，胡风、冯雪峰、周扬等在相互攻讦之后也相继被拉上了政治祭坛，就毫不奇怪了。这一部分是《周扬与冯雪峰》最为精彩的部分，让人读后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