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玫：《巴赫－哥德堡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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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对是我采访生涯中与被访者距离最近、几乎不用赶路的一次。我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做访问教授，住半山上柏立基学院(Robert Black College)19室；朱晓玫到港大开钢琴独奏会，住51室。这几天，多在学院早餐时见到她，打招呼。她总是在餐桌上匆匆扒拉几口，又赶去练琴了。这位定居巴黎的华裔钢琴家，离开中国大陆35年后，第一次回祖国巡演。“一国两制”的香港，是她的首站。
约她星期一在柏立基学院早餐，是在小说家陈冠中、于奇夫妇为晓玫的接风晚宴上敲定的。晓玫与于奇是相知20多年的好友。那天午后，晓玫身着几乎成为她个人标记的一袭黑衫，缓缓上台，一个90度深鞠躬，转身、弯着腰，双手调整琴凳的高度，坐定，开始她每天必作的功课—— “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一首30多年间她已在琴键上敲击过上万遍的巴赫名曲。
早晨7点45分，朱晓玫穿过学院的月洞门回廊，准时出现在餐厅。她身着褐色的休闲衫，显得疲累、缺睡的样子，步子有些沉重，走向餐桌。我问她休息得如何。她摇摇头说，没睡好。
这是间有些老派英式风格的学院餐室：赭红色木地板，长餐桌。天色还早，餐室里只有朱晓玫、我和前后落脚的她的法国助手米歇尔。窗外，林间有飞鸟唧唧鸣叫，掠过柏立基学院蓝色的琉璃瓦顶。晨晖中，孕育温润的光泽。
1949年生于上海，晓玫是红色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她65岁。在巴黎、伦敦、纽约、柏林，任何一个国际音乐都市，乐迷对晓玫的印象是她的低调、普通。除了琴键上的巴赫音符，她不露痕迹地生活。有一次，她在演出前去音乐厅练琴，进门时被保安人员挡住，告诉她，早上菲佣已经来过，不用再打扫了。她倒不以为辱。除了她的琴声，别的并不重要。她梳着这年头早受冷落的的同花头，过耳的短发，前额是流海，留有三十多年前中国国门初开时的印记。
我和她都点了份中式早餐。她走去自助餐台，取了杯橙汁，坐下。我用大陆最通用且不会出错的称呼，叫她“朱老师”。
我说，如此漫长的等待。你对回中国演出，好像一直很犹豫。为什么？你担心大陆的听众不能欣赏你？
“是的。太担心了！我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理解了外国音乐。不过，最近很多中国的乐迷让我感动。他们不是专业音乐人，根本不知道朱晓玫是谁，但就喜欢我的CD，觉得我的东西不同，在网上到处找。”
前一天，港大独奏会上，最后是对话环节。主持对话的港大音乐系主任问她，为何要等30多年，才有这次故乡演出行？她答说，她已不再年轻，也不知道还能弹多久，不想再等。她说：“文革时，我们那代人没有书读，没有音乐，几乎十年中国没有学校。我想为我们这代人出口气，争口气。”说罢的那一瞬，听得出，她哽咽了。
我问她，你很怕回国吗？
“很怕！因为我从小出身不好，整天受批判，整天写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场恶梦。那时，我12岁。有一次，我被关进一间小屋子，关了三天，让我自我检查。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很残酷。”
晓玫低着头，慢慢喝粥。完全没有料及，我们的谈话会如此快速地滑入她最不堪回首的那段人生。我扯开话题：你在巴黎演奏，也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感觉吗？
“也有。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台下的听众都是来审判我的。”
你为何只开很少的演奏会？
她转向坐在邻座的米歇尔，她的义工助手，也是她自传的捉刀者，一部有关晓玫的纪录片编导。她用法语向他核实了几个词。
“是我对自己没信心。我在中国国内受的教育，最大的残缺，是缺乏信心。我不相信自己。这很痛苦。每次演出前，我对自己就有100个疑问。演出后，还是在想，为什么我这个没弹好，那个没弹好。这种过分的缺乏自信，就变成心理上的残疾人。”
餐厅渐渐喧闹起来。柏立基学院，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专为远道而来的各国客座教授、学者和到访者而设的临时宿舍。近八点半，学者们开始露面，前来向早餐报到。餐厅的玻璃门前，有个朴素的中式回廊。回廊中间，落一个小庭院。阳伞下，三两花园椅桌，伴着四、五棵斜蛮生长的老树，向不高的天空，伸出枝丫的手指。
难道她对艺术的苛求、自责与完美主义，竟源于当年毛泽东时代那种忏悔式的自我批评？
“大家都这样。从小，我们没有自我表扬的，都是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这跟国外的教育很不一样。那个年代，在中国，你总是在想，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我第一次听闻朱晓玫的名字，是在伦敦，那是十多年前。一位懂音乐的友人说，有位女钢琴家，上海出生，旅居巴黎多年，在塞纳河畔过着隐者的孤独生活。独身的她，躲在音乐后面，只与巴赫为伴。她的成名作，就是此次首次中国巡演的曲目——“哥德堡变奏曲”。
晓枚对自己近乎苛刻，很少答应开独奏音乐会，且不愿选规模大的音乐厅。这次在港大，她担心音乐厅太大，曾提出只卖中间的座位。在法国与欧洲，她每有演出，有的场次的票提前半年售罄。演出后，她的粉丝几乎每次都全场起立，向她和她琴键下的巴赫致敬。在巴赫墓前的那场演出，她是用琴声为一位先人扫墓祭奠。中国人习惯在墓前跟逝去的长辈说几句话，得说出声来。她用的是音符。那天，是长达5、6分钟的掌声与全场起立。她把送她的一束花，放在巴赫墓前，久久躹躬。
我对她说，港大独奏会那天，我遇见几位她的中学同学，还有他们送的硕大花篮，题签上写着“晓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同学贺”。CD签名仪式上，我看到她与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拥抱，不多言语，眼中都见泪光。我猜是她的老同学。当时，一位男子指了指花篮，对我说，他就是晓玫的老同学。
“我知道有几位同学会来，没料想来了那么多。一个坐了轮椅，残废了。他原来学声乐的。没想到他会来。他已瘫痪，手也不能鼓掌，路不能走了。文革中，他的出身很好，但是他跟我们这些狗崽子泡在一起，也不去造反。我印象很深。”
晓玫将两丸药片放在桌上，像是维他命片。她用力把片剂掰成几小块，放入水杯中，等到化匀了，才慢慢吞下。晓玫说，这些中学同学，快50年没见面了。再度相逢时，已过去半个世纪。
我问，当年的老同学中，还有多少人在从事音乐？她摇了摇头，有些落寞与无奈。她说，寥寥无几。
“我们这代人，受的苦难太多，又去了农村。当时，我妹妹才13岁，她去了北大荒。那里的田埂非常长。出工时，队长把午饭放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尽头。谁先到达田头终点，谁有饭吃。你要是干得不快，就没吃的了。她晚上从没脱过衣服睡觉，都是裹着大衣睡。太冷了！最惨的是，我们这代人没文化，没书念。那时候，想听到一张唱片，要跑上几十里路寻找。七十年代初，我拿到一盘录音。是贝多芬的交响乐。转录时，我碰错了键，全都消掉了。我嚎啕大哭，好像死了人，所有人都吓坏了。抹掉的音乐，永远回不来了。”
晓玫指了指我的碗，粥要凉了。她侧身，请米歇尔帮个忙，帮她拿些水果。
我问她，为什么喜欢上巴赫？跟你的个人境遇有关吗？
“肯定有关系。因为东跑西颠，生活没有着落。在美国的几年，我换了35个住处。一个人，没有家，就没有安定感。这个安全感，得从音乐里头来找。”
朱晓玫经常说起这段故事：八十年代初，初到美国，她寄宿在一个美国人家庭。每天听到她死命练琴，家里人觉得心烦。他们说，你能不能少弹一点，我们都是有工作、要上班的人。“但是，我发现，只要我弹巴赫的曲子，他们就不说我。”
八十年代初，在美国的那几年，晓玫最是煎熬。她当过保姆，看孩子，做过清洁工，还帮人做过菜。只要那里有架钢琴，能让她练琴就成。后来，她搬到了一个宁静的小村落。临近1985年，美国的生活动荡无度。她想去巴黎闯一闯。村里的美国邻居听说了，都劝她别去法国。说到此，晓玫瞄了一眼她的法国助手，说：“我的美国邻居说，法国，糟糕的地方。你又不懂法文！待这儿。别走！”
竹笼屉里的点心，凉了。剩下的那只叉烧包，已无刚出炉时的光泽。晓玫说，最后，她还是只身去了巴黎。她对巴黎的最早记忆，是母亲的法国香水。文革中，香水瓶砸了。母亲是个钢琴家，是她的启蒙老师，还是个画家。在国门禁闭的年代，母亲时常提起远方的罗浮宫。晓玫说，她想闯进巴黎这个梦。
你出国很早。1980年。还记得第一次出国的情景吗？
“记得，离开北京时，就是生离死别。走了，觉得不可能再回来了。那时，出国的人很少，也没有想到世上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现在出国，在地球上走来走去，就如同上公园一样。那时候，我等签证，从1978年一直等到1980年，等了两年。”
晓玫的眼神，有些迷离。1949年，共和国成立。父亲在上海开的那家诊所，维持不下去了，一家人只能北上，投奔在北平的姐姐。姐姐在那里开了一家电料行，没过几年，也公私合营了。父亲的头上，悬着“内定特务”的巨大阴影，封冻了全家人的希望。熬到1980年，虽说中国国门初开，光亮开始回到人间，晓玫还是一心要走。
“对我出国，我妈妈就是不说话。我曾被拒签多次。等我拿到签证的一刻，她一下子哭了。她说，你拿到签证了，我失去我女儿了，你一去不复返了。我坚决要走，当时，我对中国非常失望。我甚至想，即便游泳也得出去。”她当时已考进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是钢琴名家周广仁教授。她说，孩子们，去吧。你们都还年轻。
餐桌的一角，放着两张朱晓玫的CD，其中一张是刚出的“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今年六月，她应邀在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在巴赫的墓前演奏这首曲子。巴赫曾在那里担任乐长，长达20多年。此作品，作于巴赫的晚年，是他一生最重要、结构最恢弘的作品。全曲共30段变奏，加上前后两个主题。据说，1741年，一俄国驻德国的使节患上失眠症，要键琴演奏家哥德堡找他的老师巴赫写一些曲子，可供他失眠时演奏。这就是“哥德堡变奏曲”的来历。
为什么选了巴赫最难、最长的一部曲子？
“曲目长，在朋友家练琴的时间就能长一些。当时，每天我吃一个小橘子。一篮小橘子，10法郎。胡萝卜最便宜，加上米饭，好几箱方便面，就这么过日子。朋友们都担心我营养不良。好在老天爷有眼，我也没生病。每天就吃方便面，再打一个鸡蛋。”
为了不冷落她的助手，晓玫不时用英文、法文通报我们间谈话的进展。巴黎有恩于晓玫。在那里，她遇到第一个恩人，伊朗巴列维国王御医的女儿。她听了她的巴赫，她收留了晓玫，邀她住进家中。如同当年欧洲宫廷供养音乐家、艺人那样，她养了晓玫五年。
每天弹至少三、四个小时，你弹了三十多年的“哥德堡变奏曲”？每一次都有新的感验？
“弹琴，有时候感觉差一点，有时候感觉好一点。就像吃饭、喝水、睡觉一样，是生活自然的一部分。你并不觉得弹琴是件强迫的事情。”
聚光灯下的朱晓玫，比起餐桌上的她，更低调。看她出场，有些犹豫，像是被她的巴赫老师赶上了舞台。她谢幕，总是深深地鞠躬，面露歉意。你并不觉得她享受如雷的掌声与荣光。她只是老巴赫的仆人。老巴赫是晓玫的庇护所。经年累月地练琴，她的背已微微隆起。说话时，她很少用她那双弹琴的手，没有手势。
“巴赫，他非常平衡，非常深刻，非常高尚。生活中，那种高尚的东西，只有在音乐里找到。你想，以前在中国，完全不把你当作一个人，可随便把你关押起来，可随便把你杀掉。等到上大学时，就因为爸爸是内定特务，我上不了，姐姐也是。没有人信任你。巴赫的音乐里，你是一个人，平等的人。”
桌上，已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餐厅，已坐满。每张桌子，都有闲聊各自的故事。
当年的那架钢琴，还在吗？
“在。还在北京。父母去世后，就放在姐姐家里了。我母亲要我学钢琴。文革时，为了让我练琴，我母亲在严冬下披着厚厚的毛毯，在门外为我站岗。我最大的遗憾是，她从来没有听过我的独奏音乐会。每次回国看望父母，我嫌家里那架钢琴不好，不愿弹。没有心思。没那个心情。父母当时还住在北京的一个小破屋里，生活并无改善，也没有洗澡地方，很惨。那架琴，放在一个角落里，常年没调音了。回到北京，我不太想见人，自己躲起来，只陪着父母，不出去。我的自卑感，根深蒂固。”
你不是已经很成功了？
“我好的时候，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坏的时候，也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只能靠心理医生来解答了。”
这次，是香港大学CMT团队的苦心相邀，促成了她35年后首次大陆巡演。“香港，介于中国和西方之间，我有点安全感。”她说。
但此时的香港，正值多事之秋。我还记得，她举办独奏音乐会那天，在通往百年校园李兆基会议中心的路上，不时可见支持“占中”的激情标语。观众席上，有的学生可能刚离开金钟“占中”露营地的小帐篷，赶来聆听巴赫。
答应港大之后，中国大陆的经纪人也闻风追来，搭上便车，遂有这次携巴赫返故土之行。
晓玫似乎很难摆脱那段痛苦记忆。1980年，她第一次出国。妈妈想卖掉家里这架罗宾逊钢琴，凑钱帮她买机票。“我都找好买主了。他们到家里拿琴的时候，我妈一下子哭了。她说，你要走了，钢琴也走了，我还怎么活？我说，不卖！不卖了！这是架英国钢琴。外公是跟英国做生意的，他带回这架钢琴，给我妈妈当陪嫁。”
我开玩笑说，其实，当下中国最受追捧的民族乐器，不是别的，就是钢琴。据说，大陆学钢琴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人。
晓玫将我的话，用法语翻译给米歇尔。他们大笑。她说：“学音乐，真得自己喜欢。要靠它去谋生，实在太难了！”
我问，你真觉得巴赫是一个佛教徒吗？那天的音乐会上，晓玫在对话时，提到了老子和佛教。
“我在跟听众开个玩笑。不过，我这么说，也有道理。巴赫有个名曲，就是《赋格的艺术》。他并没有写完。他的儿子说，是因为父亲病了才没有完成。但我有疑问。我觉得他是有意为之。”
你是说，中国古人讲的留白？
“这个留白的说法，有说服力。我一直有疑问，这个曲子，已经快到结尾。巴赫为什么不完成？他是个很严谨的作曲家，不会说停就停了？我觉得，巴赫有东方的哲学思想。”
如果巴赫老人坐在台下，听你的演奏，他会怎么说？
“我是中国人，不会说他很喜欢我。至少，我不会让他生气。”
你给了巴赫30多年的时间。见到他，想问他什么吗？
晓玫支吾了一会说：“我会对他说，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也不认识中国人。但我要告诉他，中国人热爱你的音乐。我一直想跟他说这句话。中国的人口，占了全世界的一半......”
我慌忙纠正她：“朱老师，中国人口没那么多！占四分之一！”我很怕她的中国人口数据，变成现实。即便是预言，也很可怕。
晓玫正完成小碟中余下的几片西瓜。对一个钢琴家来说，她的手显得偏小，手指也不修长或骨感。我问及她的作息，她回答说：“早上一起床，得活动手指，去试琴，然后就是午觉，睡得越多越好。睡觉，是唯一让我放松的事情。”
每天要练多少时间？
“每天不一样。若能练上5个钟头，我心里就踏实了。”
我想起音乐会上那部以晓玫为主角的纪录片，除了阿尔卑斯山的冬雪、莽莽黑森林与林涧山泉，还有个钢琴边上来去自由的黑猫。我曾问米歇尔，这部影片，拍了多长的素材。他说，成品的12倍。他自嘲说，剩下的影像素材，绝大部分是猫的活动记录。摄影机，架在钢琴前。拍到猫很容易。要晓玫合作，很难。
“我是想，万物有灵啊。猫要拍进去，不光是人，山水啊，要万物的和谐。”晓玫笑着辩解。
——你自家的猫？
“不是。邻居家的。我的家那么小，养不了猫。我对猫有些过敏，但我喜欢猫。猫不打搅人。而狗就是要吸引你的注意力。猫非常独立。我怕狗。”
这些年，她经常提起老子。她说，出国前，她从没听说过老子。小时候，我拼命弹琴，读西洋书。约翰克里斯多夫，我知道。中国的东西，却知道很少。到了巴黎，是法国人告诉我，你们中国有位伟大的哲学家。
“在国外生活，没有中国的东西，你会生活不下去的。”
这次回大陆巡演，要去济南、上海、北京、广州。其中，在老家上海，加演一场。她说，北京音乐厅那场，是义演。父亲生前有托付，要我支持“临终预瞩”这个倡议，是罗点点、陈小鲁几位发起的。
“最近，一直在想办义学的事情，中国孩子学钢琴，要化很多钱。有什么办法能让孩子们学琴，但不用靠钱堆出来。”
上海是老家，你答应加演一场。
“去上海演奏，感觉会很特别。我很想我妈妈，想去我们家当年的老屋看看，就在法国公园的后门，一个两三层的小楼。去上海演出，是我替我的妈妈还个愿。”
我说，我问完了。她起身道别，去练琴。几分钟后，她匆匆返回餐厅，取走她忘在餐桌上的房卡。我问她，朱老师，你有几个兄弟姐妹？你排行老几？
她边撤，边回头回答：“我们家，五姐妹。我排行，老三。这个问题，请一定不要问我妈妈！”
摘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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