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虽紧跟四人帮,但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1977年2月,纪登奎讲过:华主席的英明领袖的地位确立了,汪东兴同志的地位也要确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吹捧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华主席的好战友,借以自固。然而,令纪登奎倍感失望的是,华主席显然不是英明领袖,所以,后来纪登奎开始逐渐的减少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接触,事实证明,这件事也是纪登奎后来相对获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后的拙劣表演,没有对他后来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纪登奎的恰恰是来自对方阵营的赵紫阳,赵紫阳和纪登奎早年曾经一起共事,关键的是,当年张春桥追究赵紫阳错误的时候,纪登奎看在当年的情面上给赵紫阳极力开脱,所以,当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丧失权力之后,赵紫阳向他伸来一把援手,以所谓的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为名,安排他在赵紫阳提议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在后来的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要比纪登奎强出来很多,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的镇压者吴德在1982年居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汪东兴同列,而陈锡联竟然两次当选中顾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员待遇,小平去世之后,陈锡联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以老部下身份回忆“邓政委的当年”。1999年陈锡联死后的规格和八十年代纪登奎的规格简直无法可比。据此可以看出,纪登奎在极左路线的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纪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东兴等人预言过:华主席没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镇不住局面。然而,这并没有挽救他的政治命运。根据纪登奎住院期间的一些身边医护人员反映,纪登奎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经常回首往事,脾气很坏,牢骚很多。用一人的话说:“他是自己把自己窝囊死的。”
纪登奎死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了一个普通的讣告,称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提及他的错误,也算是给这位一直心态极不平衡的前副总理和毛泽东的“老朋友”留了最后的一点颜面吧。
“双面狐”陈锡联
陈锡联这个人一直以来被党内称为“双面狐”,一方面是指他在战争年代是一副模样,在建国后期又是一副模样;另一方面是指他此时对某人这样,彼时对某人又是那样。为人相当圆滑、甚至可以说是狡猾。
陈锡联参军的时候还没枪高,一生最为露脸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的风云人物,其时,陈锡联才22岁。在我党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陈锡联可谓是居功甚伟,所以,年仅三十一岁的陈锡联荣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担负挺进中原的重任。陈锡联指挥战役时胆大心细,处理人际关系时小心谨慎。战友评价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军中很多名将多少都有脾气,而且,有的还是非常暴烈,一语不合,可能就张嘴骂人,至于牢骚满腹的更多,唯独陈锡联等部分人例外,陈锡联在听取上级领导布置工作的时候,除非是事关战局,否则绝少提出异议。因而,不论是上级如刘邓、还是平级如杜义德等都对陈锡联抱有相当好感。
一九五九年,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次年,宋任穷在恢复大行政区之后首度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是政工干部出身,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功可言,在非常讲究战功的年代里,这是一个缺陷。但是,陈锡联对同是上将军衔的宋任穷大加推崇,他对宋在二机部的所作所为高度评价,这让宋非常受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宋任穷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推荐了陈锡联接任他的军队职务。然而,好景不长,宋任穷很快被打倒,陈锡联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陈锡联已经攀附上了黄永胜和谢富治。
一九六六年之后,陈锡联官运亨通,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兼任沈阳部队一把手、辽宁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毛远新,以一名上将的名节居然不惜屈尊的侍奉一个年轻人,陈锡联的举动虽然不令人感冒,但是,实在受益不浅,他吹捧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惹火了黄永胜、吴法宪,但是,却是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事实证明,他卫护毛远新的功夫没有白下,他后来的政治行情的不断看涨说明他这一宝压对了。
解决林彪之后,陈锡联很快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此前,虽然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十人成员中没有陈锡联,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十大上,陈锡联被毛泽东再度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稍后,出任军委常委,主持国防工业工作,四届人大之后,陈锡联又成为副总理,当年谢富治的几样行头都给陈锡联套上了。
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陈锡联在四人帮不在场的情况下,多次表示对邓小平的尊重,他说:又能在政委的领导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和人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决策。显然,陈锡联的表现让小平感到满意,至少陈锡联没有像王力那样小人得志。然而,当陈锡联获悉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把持国务院、军委不满之后,陈锡联立刻投入到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和帮助先念同志端正态度的洪流中去了。
1976年后,毛泽东借口叶剑英“帮倒忙”,“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提升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一时成为军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了。但是,双面狐的陈锡联就此得罪了叶剑英。毛泽东死后不久,叶剑英不顾中央的文件尚未撤销,立刻出来会见外宾,表态自己仍然主管军队,军委办公厅在问及送文件的规格时,陈锡联苦笑的说:还是给叶帅先看吧。1973年之后,陈锡联秉承毛泽东的意思,整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大力清洗原来的部众,其中消除了郑维山、聂荣臻的双重势力,也因此得罪了聂荣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陈锡联的“西山事件”的出笼。在叶剑英等人的压力之下,陈锡联铤而走险,最后把宝压在了华国锋的身上,结果证明,他这次真的错了。
1978年之后,陈锡联请假检讨,1979年分别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炮兵总部等地给陈锡联提意见,陈锡联到会检查,据说相当沉痛、深刻。当时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将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在会上客观的评价了陈锡联,指出了他的缺点的同时,也说他战功显赫,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而这番话的来由则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傅崇碧被贬沈阳军区时,陈锡联对傅崇碧的照顾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后陈锡联对他的关怀。
宋任穷复出以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陈锡联重投门下,所以,在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陈锡联恢复了和老领导小平等人的关系,1982年和1987年两度当选中顾委常委,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切待遇。特别是叶剑英去世之后,陈锡联抛头露面的机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得到了军委主要领导对他前半生的高度肯定,这在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小集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糊涂虫吴德
吴德是靠着工人运动起家的,而且,也一直在做白区工作,同时,他还是晋察冀的人,一身兼着几重身份。但是,主要的是他为人比较糊涂,所以,上边对他也不很防范,而且,吴德算是忠心耿耿的那种人,一旦得到命令就不顾一切的执行,宁左勿右。因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吴德有一些城市的工作经验,因而他对彭真、刘仁他们一直有着共同语言,在去平原省工作的时候,又是刘少奇亲自点将,所以,吴德和刘少奇他们的关系也保持的比较良好,特别是他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但是,在1966年打倒彭真、刘仁之后,毛泽东提议调任吴德出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其实,只要看一下毛泽东用人的准则就知道了,毛泽东一直是避免给外界留下用人喜欢清一色的印象的,特别是文革初起,他更是不想让人感觉这场风雨雷电的大革命只是为了夺回自己业已不太灵便的权力感,所以,他尽量使用了一批中间色彩相对浓厚的人物,像李雪峰、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但是,使用这些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一定要能够忠实的贯彻他的一系列部署,而一旦发现他们并不是得心应手的时候,立刻予以罢黜,比如九届二中会议上的李雪峰。
吴德在进入北京市委之后,江青曾经找他谈话,历数了他的成绩之后,郑重指出他的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吴德也是晋察冀的“山头”,而且,一直保持着和彭真等人的关系,所以,毛主席尽管对他吴德弃暇录用,但是,很多革命的小将对他仍然存有疑虑。江青对吴德的摊牌对吴德今后十几年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指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吴德为了表示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开始向左的方向急转。特别是对刘仁之死,吴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刘仁长年带手铐就是吴德的决定。而后,吴德在清洗所谓旧的北京市委的活动中异常出色,而且,他开始背着李雪峰直接向江青等人汇报北京市的动态。就此保住了自己改组之后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
吴德一生唯一的一次不糊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对林彪集团采取措施。这时候,吴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德说:“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当时,毛泽东也确实在准备在军队内部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手术,但是,一个一直从事地方工作的吴德居然能读懂毛泽东的内心的意图,很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高度的评价了吴德的这个意见,说吴德是“一鸣惊人”。
也果然是一鸣惊人,吴德在随后的十大上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市的一把手同时兼任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的一把手。成为名符其实的“直隶总督”。再后来,吴德竟然成为朱德的接班人,接管了一直让王洪文垂涎已久的人大中共党组书记的位置,可见,这一次难得不糊涂给吴德带来的无限的好处。吴德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在1973年11月的“帮助周恩来事件”和1976年四月的“四五事件”。1973年11月,在毛泽东授权之下,由纪登奎、江青、张春桥、吴德、陈锡联、姚文元、李德生、苏振华、李先念等人组成所谓的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吴德在小组成立的三个月中,“勤奋”的工作,就北京市的问题多次向周恩来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党内的周公”,想学习孔老二搞封建的“克己复礼”。最为主要的是他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同为小组成员的李先念,所以,后来吴德被江青他们称作扰乱了斗争对象和方向,受到了江青的当面斥责,而这一次斥责竟是吴德对四人帮产生反感的发仞。
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吴德被北京市民称作:“无德”,他秉承毛泽东等人的意图大肆逮捕群众,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以致于在后来批判吴德的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说:“吴德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简直可以编成一本书,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他这样的人继续盘踞在首都的领导岗位上其实和四人帮在位是一样的效果的。”
吴德自己深知他并不是四人帮心目中的亲信,所以,当华国锋和四人帮出现争端的时候,他毫无犹豫的站到了华国锋一边,坚决支持逮捕四人帮,而且,在整个行动中,他和吴忠都是非常卖力气的,这也多少给他后来的结局加了点分数。四人帮被捕之后,吴德再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他紧跟华国锋的结果是让自己很快的结束了政治生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吴德和汪东兴等人一道成为众矢之的,吴德被勒令请假检讨、退出会场,在他离开会场之后对于他的结论很快出笼,这位前北京市的一把手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被内定罢免了一切职务。陈云说,吴德同志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观念。言外之意就是糊涂虫一个。
1980年之后,国家的政治空气得以逐步好转,在十二大上,胡耀邦、万里提议吴德担任中顾委委员,认为他毕竟在抓捕四人帮的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提议获得通过。吴德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没有被一落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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