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他们做毒打对象毫无疑问是最上层的决定

　          1966年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一群群红卫兵，手拿小红书，来到北京市文联的大院里。 作家们被集中。红卫兵用铜扣皮带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打去。

　　作家们接着被塞进大卡车，运到曾是孔庙的首都图书馆。那里集中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道具，红卫兵用它们点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几十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按倒跪在火堆旁，对他们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尽。

　　打人的地点、火烧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经过事先策画安排，用来代表“旧文化”。受害者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迄今为止被官方尊为“人民艺术家”，拿他们做毒打对象毫无疑问是最上层的决定，松散结合起来的少年红卫兵只是打手。

　　为了使这天的暴行顺利进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八·二三”后，红卫兵暴行在全国升级，“抄家”开始。当局把牺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负责人，就要专管“民主党派”的“统战部”，把非党知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儿子做领袖的红卫兵组织。

　　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警察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中共统治下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右派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人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 谢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