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叶企荪：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 晚景凄惨

“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的尊号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封赠的，更不是官方可以‘御赐’的，应该具有无可争辩的世界性成果，并且为学术界权威人士的一致认可。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科学奖的李政道博士无疑是一位‘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家’。他如此评价自己的老师：叶老师才是真正的“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那么李博士的评价依据何在？

叶企荪（1898~1977年）出生于上海。其父是前清举人，曾赴日考察教育事业，为时半年。1914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叶企荪于1913年进入清华学校。叶的少年时代讷于言、慎于行，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1915年在清华同学中发起组织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开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演讲。“范围极广，如天演学说、苹果选种、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废物利用，等等”。该团体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在那种青翠欲滴的朝气里，充盈着中国大学里刚刚起步的青年们的勃勃生机。

叶于1918年毕业后即出国留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教授。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在系主任和院长的岗位上，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王竹溪、等知名学者。此外，在理学院其它系还聘请了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等位。总计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是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或科学院的院士。

中央电视台女记者柴静在她的随笔“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一文中这样描述这位大科学家、教育家：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他认为：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此外，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36年任会长。他是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于1948年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第二年，他刚满30岁时即当选为评议员。便锐意进行改革，实行教授治校。后来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钱学森就是那个时候受业于叶企孙。他最了解了那段历史。因此不难推断：他最应该知道：教育的规律是什么？钱学森临终前的那一问，肯定有他自己的答案。也可以说此问是他的回头一望，当然也是他的、整个国家的世纪之问。

1952年实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物理系被取消，叶企荪被分配到（在中共政权下，教授没有选择学校应聘的自由，只能像毫无生命的物资一样被‘分配’）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据其学生岑超南先生的回忆，在北大期间，又聘请了国内著名教授施汝为、潘孝硕以及刚从美国回来的李荫远及向仁生等位教授为本科生开课。

叶企荪在物理学上重要研究成果有两项：一、早年和W·杜安、H·H·帕尔默合作，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得出当时用X射线测定h值的最高的精确度。这一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才23岁。许多大学生在课堂上经常听到“普朗克常数”这个名词。须知：量子力学是物理科学的前沿学科，而普朗克常数又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叶企孙先生这项研究成果的意义不言而喻。二、他是我国研究磁学的第一人，他开创了高压磁化的正确方法，把压强从200多个大气压提高到12000大气压，取得了不同于前人的新成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新途径。这是本世纪20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因而受到世界各国科学界的普遍重视。

此外，他在教书育人方面也是成绩卓著。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从他的门下走出了79位院士，桃李满天下，应非虚言。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周培源、邓稼先、陈省身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华罗庚曾受到他的提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半数以上曾是他的学生，因而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的称号，对于叶企孙来说，无疑是当之无愧。因为他是中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他对中国物理学研究、理科研究、教育事业乃至世界物理科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叶教授并不是躲在象牙塔中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能够坐言起行、勇于实践的专家。叶先生曾亲自为冀中等抗日根据地搜购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并直接支持自己的学生参加抗战，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兵工建设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为抗日战争伟大事业奉献青春和热血。其中还有他一手培养并送到根据地的阎裕昌，在1942年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获，这位不屈的清华学子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拖着游街，依然破口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他用乱刀劈死。

叶先生还有一位学生叫熊大缜，曾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在中共御用文人们胡乱编造的电影《地雷战》里，几个“思想觉悟特别高”的农民就可以“捣鼓”出来地雷，甚至造成侵华日军大量伤亡。长期以来，无数观众对此情节经常津津乐道；于是以讹传讹、积非成是。在这部电影里根本就看不到爱国学生们的身影。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这部电影和其它许多御用宣传片一样，纯粹是向壁虚构之作。真正的地雷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历史的真相是：在抗战初期，正是这位叶企孙教授最器重的学生熊大缜出于爱国热情立刻投笔从戎，参加了吕正操将军所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熊先生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来叶企孙教授又派一批清华师生和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军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叶先生本人还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冀中供应抗日部队。当时有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在深入抗日根据地考察，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叶企孙教授甚至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抗日军队技术上的难题，后被劝阻。据其学生回忆：“叶先生在天津从事那些活动所冒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比去冀中的风险还大。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毅然站出来了。”

国难当头，叶企孙教授挺身而出。但是，在另一场更惨烈的灾难中，智商过人的叶企孙却未能幸免。

熊大缜从军后不久，竟然被怀疑为“钻入革命队伍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并处决（当时弹药奇缺，所以是用石头砸死的）。此案定性为“特务”，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一律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

“文革”开始后，熊大缜特务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企孙，竟被诬为国民党中统在清华的头子，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根据地，刺探情报的。而他向抗日军民提供的技术援助，则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蓄意所为。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叶先生曾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对叶发出逮捕令（那时候的国务院、军委，乃至任何一个权力机构都有权‘逮捕’任何一个平民百姓，真是应了毛泽东那句名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迫其多次书写“笔供”，他只是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1969年11月，因为缺乏实质证据，北大当局（当时是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直接掌管北大）给他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叶企荪继续戴着“中统特务嫌疑”的帽子，受到歧视和监视。从此，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政府发给叶企孙每月50元生活费。1972年6月才恢复其教授待遇，也恢复了每月350元的工资，在北大中关村园给他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有一次，叶企孙在马路上遇上钱三强，钱过来打招呼，叶马上叫他离开，以免影响到他。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叶教授已是年逾70的老人，又是一介书生，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腰弯到了近乎90度，但仍然被迫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其情其景惨不忍睹。在超负荷的强迫劳动中，体力实在不支，因而屡屡受到责罚，处境非常狼狈。他的一位学生后来透露：“叶先生是活活饿死的。”刘克选、胡升华合着的《叶企荪的贡献与悲剧》一书中，曾描述先生的凄凉晚景：“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荪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悉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见到此情此景，铁石人也要伤心落泪！由于长年的运动折磨和营养缺乏，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到了最后疾病缠身，前列腺肥大，两脚肿胀，小便失禁。

叶企荪终身未婚，也就没有家人照顾。加上他是“特务案”，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更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来往。可谓孓然一身，贫病交迫。有时坐在一张旧藤椅里，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了此残生。

在他生命的尽头，昔日的学生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大意是：由于我的狂傲不羁，终于招来杀身之祸，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们也应该把我当作罪人看待，抛弃我吧。但平我平生的言行举止自己心里最清楚，应该可以追寻的。至于能不能被理解？我的本意，你们后人恐怕未必完全理解吧？）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叶企荪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光，借用古人的语言想表达什么？无疑是想通过古人的语言来宣泄自己多年积压在心的满腔悲愤和无限哀怨、无尽冤屈吧？

在贫病交迫、万众冷漠的晚景中，物理学一代大师度过了极其凄凉的余年，死于1977年1月13日。

历史这个东西“道是无情却有情”。叶企孙教授死后哀荣备至：1987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2月26日《人民日报》当即发表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199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校友在清华设立“叶企孙奖”。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提议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叶企孙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铜像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2000年，《中国科技的基石》（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忠实地记录下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传记里还详细揭示了叶企荪所谓“特务案”的真相。传记作者非常真诚地为叶企荪辩白，说他不是国民党的“特务”。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等五位物理学界前辈，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叶企荪）、吴有训、王淦昌物理学奖，其中叶企孙物理奖授予凝聚态物理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2010年12月7日，纪念叶企孙的同名话剧《叶企孙》在清华大学首演。

谨录叶先生的弟子张耀西的诗作为本章的结束语，同时也表达我们的悼念：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何罪之有？相煎甚急！

山河动容，松柏含悲。波涛呜咽，飞雪六月。

品格贤达，国人悉之。去邪尊正，国人能之。

功如泰山，国人敬之。君子之风，国人铭之。

呜呼！安息吧！敬爱的叶企孙先生！

【编者按：在‘文革’狂潮中，多少学术权威、大师都受到无缘无故的冲击和迫害，何止是一个叶企荪？‘文革’的迫害从规模上来说是群体性的、大规模的。从方式上来说则是空前残酷、野蛮的。‘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当时发布的命令件件俱在、昭昭可考，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文革’对打击目标和方法都是预先设定的、有计划进行的。他们还具体指导了在全国同时、同步地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和虐杀。‘文革’害死了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民。用国际法律术语来说，这叫做“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即“群体性灭绝罪”。‘文革’绝不仅仅是对个别人因弄错了而造成的什么‘冤案’。用‘冤案’二字来概括和描述叶企荪之死，显然是隔靴挠痒、没有抓住要害。】

清华大学树立叶企孙教授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