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这篇谢泳209说，太值得好好看了！！

（原转载者注：我想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会爱读这篇文字。史学实际就是人学，把这群知识分子素描出来，就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是这个时代的政治史。它的真实度可能超过历史学家抽象出来的历史）

1、 谢泳说：常遇到一些朋友，问我最近有什么好文章，我总是这样回答：好文章都在网上。

2、谢泳说：一般说来，凡是批评的声音，最后证明总是对的。

3、谢泳说：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

4、谢泳说：过去学美国历史，曾记住林肯说过的一句话："让民众了解事实，国家定会安然无恙。"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国新闻史上的一句名言，因为在美国人的理念中，民众有知情权。

5、谢泳说：宣传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厉害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这可说是对宣传的最好解释。

6、谢泳说：这一百年间，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最能替老百姓说话？谁比较最能不计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的命运着想？我想了想，还是知识分子。

7、谢泳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主要标志，在这方面，大陆这五十年实在是乏善可陈。

8、谢泳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作家不是自由写作的群体，而是权力控制下的宣传力量。

9、谢泳说：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

10、谢泳说：不信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中国在五十年代顺利走上苏联道路，就是因为听不进知识分子的意见。

11、谢泳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政府犯错误是难免的，而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政府从来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举，这是很可怕的。

12、谢泳说：现代政治是不记仇的，尤其不记异己的仇。政治是有成败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败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人，政治的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对等的关系。

13、谢泳说：新政权让许多大学教授去参加了土地改革，这可以说是后来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许多大学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才与新政权妥协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时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当时参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孙毓棠、李广田、萧乾、胡世华、、贺麟、郑林庄、朱光潜、吴景超，都写过文章来检讨自己的过去。

14、谢泳说：对工农群众的简单认同，是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工农比知识分子强，其实这是非常荒唐的。

15、谢泳说：思想改造运动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16、谢泳说：从个人命运来说，黄万里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一生最有价值的思考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不过对悲剧英雄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是超越他们职业本身意义的，像吴祖光、马寅初和梁思成他们一样，他们的专业成就早晚会被超越，但他们的精神可以成为永恒的财富。

17、谢泳说：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却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设中，历史证明梁思成是对的，但老北京还是消失了。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对的，但三门峡水库还是建起来了。马寅初提出要计划生育，但中国的人口还是激增了。

18、谢泳说：中国历史的吊诡处在于：对者出局。这已成为基本的潜规则。因为专业声望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有决定作用，所以黄万里不可能成为两院院士，不可能居于他所在专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19、谢泳说：作为一个水利科学家，黄万里专业声望的最后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败来证明，这是多么大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在黄万里一生中，还上演了不止一次。

20、谢泳说：一九四九年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改朝换代，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北大校长，而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却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淹淹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21、谢泳说：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1948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22、谢泳说：李宗恩先生是一个科学家，一九四七年他出长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这所一向由美国人主管的医学院的首任中国院长，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竟被发配到了云南昆明，没过了几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里。想想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悲愤。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少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一个新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

23、谢泳说：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1949年以后，胡先骕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继续他的生物学研究，那年他五十五岁，还是一个科学家最好的年龄。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骕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就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独立的科学思想，在一个新时代里，他最终很难和他所处的时代达成平衡，他是中国生物学界少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但在一个一切以政治为首要标准的时代里，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骕就因为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而最终没有成为学部委员。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胡先骕于1972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他由原来所住的一所约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迁到了一所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的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24、谢泳说：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心酸。

25、谢泳说：董时进是一个始终让我不能忘怀的知识分子。历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董时进对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很有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他认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总是要好一些。这个简单的常识，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要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悲惨命运中才想清楚。

26、谢泳说：董时进有一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 “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 “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27、谢泳说：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1973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1949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63岁。

28、谢泳说：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新中国成立，65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他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年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另一种典型。

29、 谢泳说：吴恩裕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是抗战以后才学成归来的，40年代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像他的同辈朋友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一样，他们在40岁以后，已经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了，想来真是痛心。吴恩裕还做了红学研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什么都不能干了。
30、谢泳说：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整个50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61、谢泳说：我常常想，沈从文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其实早已死去，不死的是他的小说。常风先生和我提到沈从文常是叹息，对于他不写小说，常先生口中总是一句话：太可惜，太可惜。现在想来来，常先生的叹息声中，是对一个天才命运的无奈，更是对一个时代没有让一个天才作家继续写下去的感慨。
62、谢泳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63、谢泳说：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使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来，也使这位从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莱了。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64、谢泳说：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40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对于曹禺40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 晚辈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65、谢泳说：冯友兰一生可说的事非常多，他的经历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中可以说是最丰富的。他一生的特点，有人评论说是太接近于权贵。成亦在此，败亦在此，他过于在意自己在一个时代里的地位，他有时候是不看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而硬要让自己处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觉退于边缘的意识，他给人们的印象就不是现在这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冯友兰没有树立起自己的独立性，他一生多变，这个变可以理解为他不断追求新东西，但对任何成年人来说，多变一是出于自保，一是出于不甘退居边缘。冯友兰对领袖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领袖对冯友兰其实并不是真心敬重，要是真心敬重，文革中冯友兰也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了，旧时的领袖倒是真心敬重他，但他却不念旧好，单就个人之间的友情而言，冯友兰的那些作法也有点过头，甚至是自做多情了。

66、谢泳说：冯友兰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67、 谢泳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幻。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

68、 谢泳说：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1957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微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69、谢泳说：在四十年代，晚胡适他们那一代的青年学人中，最为老辈学者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看好的两个学者，一个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个就是出身清华的杨联陞。杨联陞、何柄棣、徐高阮他们，先后去了美国和台湾，大体上是过着学者的生活。杨联陞是幸运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运最好，也不过就是后来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来了，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到当年同在哈佛读书的周、杨二人不同的人生命运，我们该做何感想呢？

70、谢泳说：周一良对自己中年的否定，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评价，他晚年多次对陈寅恪的怀念，正寄托着他心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独立性，悲剧早晚会降临，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周一良的经历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来是学者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71、谢泳说：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72、谢泳说：周一良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

73、谢泳说：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74、谢泳说：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官员如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

75、谢泳说：从科学家的角度讲，我也以为邓稼先、朱光亚他们是不幸的，他们俩和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杨、李在美国研究科学，邓、朱在中国研究军火，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工作没有价值，但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我总以为他们有点遗憾。

76、谢泳说：王实味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终不要他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这个，有一种思想就够了。不要个性，不要独立思考，只要服从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还想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不适应了。王实味是最典型的，还有高长虹，还有萧军。他们都是些不受延安欢迎的人。

77、谢泳说：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作为同时代3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现象。这几位哲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78、谢泳说：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79、谢泳说：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80、谢泳说：钱锺书先生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了。他不是一个有意要做隐士的人，而是现实让他太失望，到最后他连说一说的兴趣都没有了。沈从文先生在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沈先生是一个弱者，但他临终的这句话却是强音。

81、谢泳说：像钱锺书先生一样，王力先生后来也是一个不再多说话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沉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可耻时代的控诉，但那样的屈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长时期的这样生活，有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82、谢泳说：在同时代的朋友中，费孝通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烈。

83、谢泳说：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1957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幸。

84、谢泳说：贾植芳先生曾说过大约是这样意思的一段话，从创造社、太阳社到左联直到四九年以后，可以说从来都是窝里斗，斗到最后就是五五年的胡风集团，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成为右派，就是文革时期周扬那样的结局。新月社成员也不是没有矛盾，他们也为一些问题争吵过，但新月作家就没有个人恩怨，他们一生都是朋友。

85、谢泳说：对延安知识分子，要稍加定义：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倾教授和左倾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是“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肖军、高长虹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平衡，所以也不应当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

86、谢泳说：1949年以后，主要活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由于这个时代对于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不放心，但一时又没有更多新的知识分子来满足时代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速成的时期，作家也不例外。

87、谢泳说：大体上可以说，左翼作家在婚姻的责任感上，一般来说是比较不负责的。在左翼知识分子和左翼革命者的婚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的婚姻对象常常在同伴中转移，而同伴之间并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左翼作家间婚姻对象的变换，常常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他们很快能把失败的婚姻用更高的革命热情抚平，虽然彼此的婚姻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左翼革命者之间产生情敌的现象一般来说并不严重。

88、谢泳说：萧军虽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种见风就转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为此受到过主流政治领袖的批评，最后出走延安，他和那里达不成平衡。在当年左翼作家中，与鲁迅关系好而还有独立思想的人，一个是胡风，还有一个就是萧军，他们才可以看成是鲁迅的传人，可惜到了后来他们的命运都不好。

89、谢泳说：当时对萧军的批判，方式和方法都是从延安过来的，主要特点是把文艺思想等同于政治思想，而且预设自己绝对正确，不许被批评的一方还手，除了这些以外，还对批判的对象进行组织处理。

90、谢泳说：丁玲不会想到她早年对萧军的批判，过不了几年就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没有能力对延安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大家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生活，自以为找到了真理，其实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最后与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对象同归于尽，甚至结局常常更惨，这不是因果报应的循环，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所内含的必然逻辑。

91、谢泳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早已是世人公认的。四九年以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像鲁迅、郁达夫、施蜇存、沈从文、巴金、张爱玲、老舍、茅盾、丁玲、钱钟书、无名氏、路翎等许多优秀的小说家，还有更多优秀的诗人。但这些人的成就，都是四九年以前完成的，他们在四九以后要么不能再从事文学写作，像沈从文，要么虽然还能从事文学写作，但已完全没有了自由写作的心态和自由写作的精神，最典型的就是老舍。他在四九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虽然和新时代达成了平衡，但他最终的命运却是投湖自尽。

92、谢泳说：早年左翼文人留下来的文学作品，现在评价，不如新月文人的文学作品更有生命力，因为新月文人的写作精神是自由的，而左翼文人的写作却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丁玲是一个典型。她到了延安以后，经过一点曲折，最终为延安文化所化，而成了一个在新时代为延安文化所驯服的作家。她不但自已失去了自由写作精神，而且还要用那种精神来领导文学，她在五十年代主办中央文学讲习所，以延安文化为基本思想，试图为新时代造就一代新作家，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就是这些人的天下。

93、谢泳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几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特别耐人寻味，他们是周扬、冯雪峰、胡风、丁玲。他们四人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终还是带着恩怨离开了世界。他们的命运又和两个伟人有关，一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是文化旗手鲁迅。

94、谢泳说：在关于冯雪峰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人们，因为以冯的资历和与毛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另外一种感觉，研究冯的思想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1949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说是很高。1954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

95、谢泳说：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是政治批判不断，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先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后又有“批判胡适思想”，直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了五七年就是反右运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过去的自由作家已由中心退到边缘，延安作家不但进到了中心，而且十分活跃。思想必须改造，自由职业开始变为单位工作，自由写作所依赖的新闻和出版制度已不存在，报纸杂志和出版已由私营转为垄断，绝对不许个人染指，专制时代在思想和文化上所具有的标志性特征，可以说已经完全具备了。

96、谢泳说：中国文学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坏来自于对作家自由写作精神的压制和打击，这是一个坏时代，坏时代不说能说绝对产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苏联就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还有东欧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作家，但在这五十年中，中国没有那样的作家。中国作家在自由写作精神的养成和自觉上，不如前苏联和东欧的作家，这不是作家的错，而是制度的错。就文学成就而言，在这五十年当中，人们没有什么特别留恋的文学作品，人们还是怀念过去，怀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这是陈寅恪一九三零年写的一句诗，用它概括这五十年来作家的处境，我以为是最恰当的。

97、谢泳说：现在文学界对于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评价是不高的，我以为这个判断不是没有原因。这五十年我们不但没有出现大师级的作家，而且把现成的大师级作家一个一个给耽误了，这是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因为我们说不出这五十年谁是大师。没有创作自由，肯定就不会有大师，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过去。
98、谢泳说：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进步不了，因为作家们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没有自由的心灵，不是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而是他们太知道他们该写什么了。

99、谢泳说：很少有出版社再对十七年的文学作品发生兴趣了。那十七年没有好作品，也就没有好作家，这话是很伤人的，但也是很沉痛的，不是作家们不好，而是他们没有赶上写作的好时候。

100、谢泳说：胡风事件的起源与林默涵和何其芳有直接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的文章刺激了胡风，《文艺报》1953年第2号和第3号上，先后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他们在中宣部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成的，文章可能是奉命的（据林默涵回忆，写这两篇文章有周恩来的意思），但文章的作者没有对被批判的胡风保持起码的尊重。

101、谢泳说：毛泽东把胡风和他的朋友称为“胡风反党集团”，由此引发了全国展开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这次运动不同于此前发生过的镇反运动，因为那个运动指向相对明确，而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是一个在运动指向上含糊的政治运动，所以搞得人人自危，因为按中共的逻辑，人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这次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普遍成立所谓的“五人小组”，他们的权力不但超越地方一般党组织，而且超越公检法组织，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

102、谢泳说：胡风事件发生时，在权力中心几乎没有人同情胡风。因为当时负责胡风事件的具体部门中的领导都是胡风的对立面，在中宣部的周扬、林默涵、胡绳和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人邵荃麟、刘伯羽、何其芳等人，基本上都是早年批判过胡风文艺思想的人。

103、谢泳说：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以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他们基本上承担的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在具体执行中，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因为这种东西已成为一种文化，深刻地沉淀在从政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心中，所以他们处在权力中心的时候，都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旦被权力抛弃，面临的是比他们当年所面对的弱者更为悲惨的结局。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罗瑞卿、陆定一（特别是他妻子严慰冰的遭遇）、周扬、乔冠华、章汉夫、邵荃麟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延安文化里没有对政治斗争中弱者的同情，因而使所有参预斗争的人，没有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他们的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104、谢泳说：同是左翼知识分子，周扬与胡风、冯雪峰之间始终关系紧张，而鲁迅却对胡风和冯雪峰最有好感。同是延安知识分子，周扬和丁玲的关系几成水火？他和胡乔木的最后关系，都可以解读出丰富的历史内容。

105、谢泳说：历史著作的叙事风格，1949年以后有一个大的变化，大体可以称之为“联共布党史的”风格，它的实质就是自说自话，对于历史事实缺乏起码的尊重，一切服从意识形态的要求。

106、谢泳说：从1949年后，我们评价往日历史有一个荒唐的逻辑，那就是不顾及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而一味地以党派的立场，以是否同一个将要夺取政权的政党所持的理论一致为基本的判断尺度，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的，即给予高度评价，反之即斥之为反动、倒退、不现实等等。这种对历史的态度长时期以来混淆了许多理论问题，也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无知和轻信，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有深入阅读原始材料的耐心和勇气，许多被误解了的历史不知还要被遗忘多少时日。

107、谢泳说：傅斯年的史学观，简单说就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108、谢泳说：我们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证据，还是胡适当年的老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

109、谢泳说：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本来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因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再做出更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由于早年的训练还是受史料学派的影响，所以他们早年的研究还可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稍后的吴晗、尹达、吴泽等学者，早年也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他们后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以后，他们的学术研究是退步了；到了他们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华岗、胡华、胡绳、何干之、刘大年、张如心等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很少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110、谢泳说：对于傅斯年和史料学派的批判，使四九年以后成长的史学研究者当中很难出现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史学家，因为训练不足或者说曾经误入歧途，他们已经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得多，四九年以年，中国并不是没有史学方面的青年才俊，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制约，那些颇具文史才华的青年才俊，都在学术上走过弯路。像李泽厚、李希凡、蓝翎、冯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姚文元、余秋雨，他们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学者的。

中国现代史学的道路是曲折的，绕了五十载，还得回到傅斯年，这是很让人感慨的。

111、谢泳说：胡适这个人了不起，他是一个能在热情中保持理性的知识分子，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

112、谢泳说：胡适，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代表，还是中国道德的代表。说胡适是那一时代自由主义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话，他确是一个能够担当起那个时代重任的人。他在四十年代对时局做出的许多判断，五十年以后，应该说他是一个富有远见的人。

113、谢泳说：胡适这个人的价值，我们今天已经看得比过去清楚了，进入下一个世纪，我们就更需要读懂胡适了。为什么呢？因为胡适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趋势，这是很不容易的。胡适是一个没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么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一个看法，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这是何等境界！他是一个胸怀非常坦荡的人，知人论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说话，多为持平之论。

114、谢泳说：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文章简洁明快，是用平常话讲大道理的人。他的思想有开放性，他的方法有科学性。他的文章又最平易近人，是那种可以学，也能学的文章。过去语文教材里不选胡适的文章，最大的损失还不是在文章的做法和文风的变化上，而是我们失去了像胡适那样想问题、看问题、做学问的方法。

115、谢泳说：胡适是平和的，但决不是没有原则，胡适是平常的，但却是远大的。胡适自己说过，他一生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让他学会了怀疑，杜威让他不相信一切没有根据的东西。他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他是一个一生倡导要有健全个人主义的人。他说过：“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总是要让青年人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

116、谢泳说：1952年11月，胡适到台湾讲学，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胡适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这些事，都是需要勇气的。胡适敢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劝毛泽东不要连任党主席的。

117、谢泳说：胡适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最不喜欢唱高调，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过去语文教材里不选胡适的文章，无论是对做文章还是做人，都是大损失。不了解胡适，也可以说，就是不了解现代中国，所以我们应当读一点胡适。

118、谢泳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我们可以说，凡是早年听了胡适的话或者诚心要像胡适那样研究学术的人，多数都在学术上做出了较大的成就。而早年没有听胡的话的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像吴晗、王瑶、赵俪生等人，到了晚年结帐，他们对学术的贡献大体上赶不上那些走了胡适的路的那些学者，比如杨联陞、何柄棣和殷海光。

119、谢泳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的道德。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我们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就以在同道当中作一个测量的话，我们还是得承认，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评价，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一个人一生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

120、谢泳说：红卫兵文章的文风，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鲁迅，这是一个事实判断。

121、谢泳说：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

我感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122、谢泳说：在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再穷苦的地方，再没有文化的人，都保持了对读书人的敬重。但这个传统后来被破坏了。从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到后来的学生批判老师，最后发展到文革时的学生打老师，可以说这个好传统已被彻底抛弃了，这非常可惜。在一个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的社会里，预示着很多危险。

123、谢泳说：对鲁迅是绝对肯定，而对胡适又是绝对的否定。这样一种简单的评价历史的逻辑，影响了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对历史人物的态度，长久强化这样的知识，形成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的盲目信任。

124、谢泳说：当年批判胡风的人，很快都成了中国文学界的主要领导人，而胡风却还迟迟去不了北京。从精神气质上说，三十年代从左联过来的人，最有鲁迅风格的应该说是胡风，新时代把鲁迅抬到了几乎是神的地位，但恰恰把在精神上最能保持鲁迅风骨的胡风给排斥了。

125、谢泳说：由于父亲是个右派，所以想要了解反右情况，在当年众多右派中，最感兴趣的是储安平，因为他是中国言论界的代表，以办刊始，又以办刊终。又储安平开始进入西南联大的资料，由关注一个人，一本杂志到一所大学，想从言论自由到大学独立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

126、谢泳说：我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过，右派都是有本事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右派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观察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特别是反右这一段，我最大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最好的出局。

127、谢泳说：中国政府对反右运动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一方面对这个运动基本做了否定评价，但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正视历史事实。这种态度导致许多右派改正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人，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采取有意回避态度，比如朱镕基、费孝通、王蒙以及一些高校校长，在正式履历中，一般不提自己的右派经历。这种现象说明，在中国社会现实中，虽然右派获得了改正，但右派正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我认为这与两个事实有关，一是反右运动的具体当事人邓小平本人，对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深刻的忏悔，虽然在主观上承认了这一运动的完全错误，但在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改变对原来右派的认识和评价。二是1976年后， 中国政治生活虽然发生了变化，它的重要领导人也多次变更，具体政策时有改变，但基本意识形态并没有转换，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们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在中共几任总书记中，真正对反右运动有深刻认识的只有胡耀邦一人。

128、谢泳说：早年负责反右运动的领导人，并没有因为主流意识形态部分改变了对反右运动的评价而成为这一历史的责任承担者，他们依然占居中国社会的主要领导地位。这种“我打你右派，我给你改正”的事实，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对反右运动的基本判断，除了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右派基本获得了正面评价外，越往社会下层，右派的真实社会形象，并没有发生完全的改变。

从全国范围内观察，右派改正后，他们的政治地位并没有显著变化，除了朱镕基、费孝通、王蒙、钟佩璋等少数右派能回到主流政治中心外，右派基本还是一个边缘群体。由反右运动造成的“精英淘汰”事实，大体还发生作用。

129、谢泳说：精英淘汰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人才流动的主要机制，它的发生与时代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建立时，它的主要领导层，以造反起家的人为多，凡造反成功以后，必然论功行赏。在这个机制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以造反为自己主要才能的，但在一个没有反可造的时代里，这些人的才能就发挥不出来，这是其一。其二是在和平时代里，造反的才能已退到第二位，所以观察中国历次政治运动，总是没有才能的人在整有才能的人，而没有才能的人通常都居于高位。

130、谢泳说：1957年罗隆基是一个大右派，那场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五十五万知识分子的右派命运，二十年后，这场运动被做了适当的保留后予以否定，那个保留就是五十五万右派中只有六个人没有获得正式改正，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林希翎。对于这几个没有改正的大右派，官方采取了一种低调的处理方式，虽然没有给这几个大右派公开平反，但在具体的处理上还是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

131、谢泳说：对活跃的《观察》撰稿人来说，1957年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劫难，一方面执著的自由主义信念使他们不会在专业之外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国民党时期放言论政的经历，加上对引蛇出洞卑鄙伎俩的轻信，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结局再坏能坏到哪里？总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吧？然而他们过于轻信别人了，将要到来的灾难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到了1966年，《观察》撰稿人中的许多人像傅雷、储安平、潘光旦、曾昭抡等就已先后离世了。如果再将没有列在《观察》撰稿人名单中，但给《观察》写过文章的浦熙修、彭子冈、徐中玉、邵燕祥等人的结局统计在内，就更能见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命运了。

132、谢泳说：1957年夏天，《观察》撰稿人中有很多被打成了「右派」，其比例是相当高的。费孝通在1957年反右开始的时候，写了〈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虽然文章已远不如《观察》时期的生动鲜活、大胆直言，但他也难逃「右派」的命运。储安平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倒是仍能见出他的一贯性格，其命运也就最为悲惨。萧干写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结果也可想而知。

133、谢泳说：吴祖光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戏剧家，但吴先生的另一面，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多了，那就是吴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1957年，吴先生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

134、谢泳说：刘文典是中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先后任教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1927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有一次发生了学潮，恰好蒋介石在安庆，就召见了刘文典，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严惩肇事者，刘文典当面顶撞，说他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并以情况复杂为理由，不肯惩办学生。蒋骂刘文典是老封建、学阀，刘也毫不客气，当面骂蒋是新军阀，蒋大发雷霆，让卫士把刘文典抓起来，并扬言要枪毙他，此事在当时的教育界震动很大，安庆大中学生还举行了示威，后经蔡元培力保，才将他释放。这样的事情在旧大学里也不鲜见，它可以从两面分析，一是权利多少还有制约，二是教授还没有失去尊严，三是社会还有正义之声，一个人的气节也是社会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同时共存相互发生作用，如果教授的气节没有社会正义的声援，慢慢也就没有气节了。

135、谢泳说：吴景超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写了《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一文，吴景超和他同时代许多知名大学教授一样，违心地对胡适进行了泼污水式的批判，文章可能都是在政治压力之下所写的，吴景超说：“胡适，过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敌人。我要坚决与胡适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不达到最后的胜利，决不罢休。”当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1949年以后，那些可以和过去简单告别，完全和新时代妥协的学者，多数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倒是那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学者，妥协起来就比较难，梁漱溟和陈寅恪是比较典型的，这其中有思想的因素，可能也有年龄和人格的因素，当时年龄较轻的学者更容易和新时代达成平衡。

136、谢泳说：梅贻琦这个人很了不起，他虽然是工科出身，但却很具人文气质，他在大陆和台湾做了几乎一生清华大学的校长，深受不同时期师生的爱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梅先生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颂，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名话是1938年梅先生在成都的清华中学说的：“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梅先生在执长清华的时间里，想尽一切办法延揽高水平的教授来清华执教，而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总是设法加以保护，对一个大学校长来说，还有什么比爱教授和爱学生更可贵的品质呢？

137、谢泳说：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他就要说明：“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虽然是大师的风格，常人难以企及，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当时讲课自由、自由讲课在大学里是受到普遍推崇的。

138、谢泳说：过去的大学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那时西南联大三青团的负责人是陈雪屏，他就劝闻一多说：你这两年喜欢公开讲话，加入了国民党，讲话就更自由了，成了自己人，更可以随便讲话了。再说入了党，生活上也会有所帮助。同时陈雪屏还让孙毓棠劝闻一多加入国民党，但闻一多都拒绝了。闻一多当时和孙毓棠在一个家住，后因为孙毓棠加入了国民党（他的理由是入了党骂国民党就不会被怀疑了），闻一多知道后就不和孙毓棠在一起住了。可见那时的教授都不把入党当成一件光荣的事，在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加入任何党派，都觉得是不应当的。

139、谢泳说：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啊……

140、谢泳说：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后来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个性的时候。

141、谢泳说：1949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运动，如果不过分注意这些运动本身的政治原因，我们可以把这些政治运动大体看成是一种精英淘汰制。这些政治运动有几个特点：一是人格高尚的人最后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二是学生出身的人最后要败在工农出身的人手里；三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四是说真话的人最后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142、谢泳说：一九四九年前，无论北洋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从法理上观察，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过民间有办大学的权利、有办报纸的权利、有结社的权利和有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两个时期，都曾发生过暗杀新闻记者，如黄远庸、林白水、邵飘萍和史量才等，查封报纸和杂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构成这些民间活动的主要法律保障始终存在，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产生重大影响的报纸和杂志，如《申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观察》周刊等，同时有大批名报人的出现。可见民间社会的生机还是很旺盛的，私人可以办大学，而且办成了名校，如南开大学。教会也可以办大学，同样也办成了名校，如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的力量随处可见。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胡适又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可见政府还是有借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诚意。

143、谢泳说：傅斯年曾说过：“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他们生活的时代，社会还有空间，国家之外有民间社会，进退自如，傅斯年才有那样的感受。

144、 谢泳说：作为一种中间力量，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召开的庐山谈话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因为政府邀请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社会力量来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145、谢泳说：一九四九年以后，严格说，中国已不存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飘泊海外和退居港台以外，留下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政府的眼里已是改造的对象。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上，时代转换之际的一个特点是虽然从人数上说留下来的人多，但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却走了，台湾后来能走上宪政道路，与此有极大关系，这个传统经过殷海光他们的努力传了下来，北大的传统实际是到了台大，因为傅斯年本来就代理过北大的校长，台大后来的声望是北大的延续。而在中国大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被摧残殆尽。他们和政府之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政府对他们没有起码的尊重，只有一点功利性的利用，新政权建立以后，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只有极少数从事军工研究的人员得到了保护，如王淦昌、彭桓武和邓稼先。新政权是一个靠意识形态统治的政府，它的基本逻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新政权是一个全能政府，民间社会被完全窒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还在政府里谋生，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

146、谢泳说：从思想史角度观察，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最有研究意义的可能还是殷海光，他一生的思想基础在西南联大形成，要说西南联大的传统，可能在他身上更明显。西南联大为中国科学贡献了很多主要的科学家，它的学生中还有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无论教授和学生，他们个人的命运都非常坎坷。我统计过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中的右派，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所占比例相当高，而且越是优秀的越是右派。还有自杀的比例也很高。

147、谢泳说：看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不能因为个别领导人出于自己的私意对个别知识分子有过一点礼遇，就以为那是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就像毛泽东，当年对符定一、周谷城、章士钊、郭沫若和一些带有遗老性质的老辈文人，也有过一些尊敬。评价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是看那个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让知识分子感到心情舒畅，那个体制是否为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问题就不言而喻了。就以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几个知识分子来说，一九四九年时，他们不过都五十岁左右，但没有 一个人再能在他们的专业上更有成就，也没有一个人能发挥出他们在大学教育方面所有的才能，像当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当年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虽然都做了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们所具有管理大学的才能，没有一个派上了用场。而他们同时代的朋友梅贻琦和傅斯年，离开以后都在台湾另外成就了一番事业，现在台湾清华大学和她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梅贻琦一手创办起来的，而台湾大学则是在傅斯年手中才开始有了新气象。李宗恩当年的协和同事林可胜，到了美国，也在生理病理学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中国近一百年都和诺贝尔奖无缘，不是因为中国人聪明才智不够，更不是因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有什么偏见，完全是因为大陆的政治制度使有才华的人无用武之地，因为在极权制度下就是科学也不能获得发展，更不要说人文科学了。

148、谢泳说：吴宓在三十年代末期，曾对他的学生何柄棣说，中国晚近的历史，总是激进的革命的胜，而保守的渐进的败，但事后看，总是保守的渐进的更有价值。

149、谢泳说：当时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许多教授，都是留学欧美受过很好训练的专家，但新时代没有使用他们，过了不久，连社会学也取消了。如果五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多听他们的意见，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但恰恰是这些经济学家，在1957年以后，几乎都成了右派。

150、谢泳说：在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殷海光、储安平这两位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曾与胡适有过许多联系，但最终在思想和实践上，他们两位都与胡适有差异。而殷海光的命运和储安平的命运也完全不同，殷海光没有停止思想也没有停止奋斗，但储安平什么都做不成了。可不可以说，在对时代总体政治文化精神的判断上，殷海光在离开大陆时与胡适有同样的眼光，但到了台湾以后，殷海光却又重走了当年储安平的路。没有能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平衡。

151、谢泳说：1948年7月间，当外界风传国民政府要查封《观察》周刊时，储安平在当月出版的周刊上写了一篇《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得了！

152、谢泳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本来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这个群体在新政权建立以后，基本上已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因为四十年代他们选择了与新政权联合的道路，最后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选择留在大陆，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民主党派中获得了相应的位置。

153、谢泳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在1952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随后发生的清算胡适思想运动中，已经没有了四十年代和国民党抗争时的勇气。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脉最后没有被斩尽杀绝，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领袖人物最后没有选择留在大陆，像胡适、傅斯年和蒋梦麟等，他们的思想最后由殷海光继承下来。

154、谢泳说：中共对文学的管制有相当严密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以控制思想和言论为主要特点的。它的发生机制表现为因人废言，不管个人作品（包括翻译作品）的思想内容如何，只要个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异端，所有的作品自然就要被查禁。从文件后附录的“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 ”中可以看出，连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因为译者是胡风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并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这份文件的存在，说明五十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的产物。

155、谢泳说：看顾维钧的回忆录，多少知道了一点中国的近代外交。这样的书多看几本，一般就不会上历史教科书的当了，因为历史当事人的自述多数都有根据。多看这些人的书，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会增加一些免疫力，因为这些人最知道事情的原委，很少情绪化看问题。历史人物的脸谱化，曾是不负责的历史教科书根据某种要求塑造出来的。

156、谢泳说：对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所持的是这样一种看法：他总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没有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可以这样说，对于知识分子，他一直有成见，总是不信任他们。

157、谢泳说：反右在大学里造成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后，那个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终占据大学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还说得过去的人。

158、谢泳说：五十年代初期所有政治运动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证的。这些政治运动的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因为方式和手段都极为残酷，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是在一个恐怖氛围中。这样的生存环境，给人们，特别是给知识分子心理上带来极大压力。这是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基本前提。

159、谢泳说：从1949年后，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检讨自己，而且糟蹋自己的师长、朋友、前辈、自己的母校、自己供职的单位，这些文字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研究者在面对这些史料时，不应当取一种简单的态度，他们有责任辨析或以理解的心情分析出这些东西产生的历史环境，有必要指出这些出自知识分子笔下的文字，恰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

160、谢泳说：一九四九年以后，新政权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就存在了，新政权从一开始就对人文知识分子存有戒心，也许他们早已意识到那些人文知识分子由于专业的关系，至少在思想上对新政权是一种威胁。

161、谢泳说：肯定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他们的毛病是很多的。这一两年人们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优点多了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太悲惨了，为了恢复失去的传统，多说他们的一点好处，我以为并不过分。

162、谢泳说：中国老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差不多都是年近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对于过去的屈辱，他们已经不愿意多说，就是说出来，他们也觉得那些屈辱不是一时可以解脱的，我们看到许多老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许多年来多数都是以沉默的方式来度过他们晚年的。他们的沉默不是缺少勇气，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抗议，用一句大陆上常说的话说就是：“我不和你玩了”。

163、谢泳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是很喜欢说话的，但这些教授后来都不说话了。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外面的人都担心这下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说话的自由”了。那时胡适接受了一次曾虚白的访问，当曾虚白问到胡适这个问题时，胡适说，他们不是没有“说话的自由”，而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胡适的这个认识，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他指出了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先是不能“不说话”，到了后来就是有话也不说了。

164、谢泳说：我们看历史要从细节来看，对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我们不能只听它唱得那些高调。一个能让学者和文盲在一起共事而文盲还要主宰学者的时代，肯定是一个无耻的时代，此外没有什么别得解释。

165、谢泳说：《观察》周刊是一本给知识分子看的杂志，它的立场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它的态度是客观、公正、平等、容忍。我们已经五十多年没有一本这样的杂志了，在心智上我们受的损失太大，因为这本杂志是一个象征，它是让知识分子说话的，它是让大家说话的，它是让人民说话的。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不赞成它的立场，但你可以说你自己想要说的话。《观察》那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如此而已。它是知识分子自己办的，不花别人的钱，它是一本有理想的杂志，用储安平自己的话说，就是“想为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

166、谢泳说：知识分子不是没有缺点，不是没有毛病，傅斯年曾说过他们这些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徒有报国志，空洒泪千滴的事什么时候都有，知识分子想为国家出力，想让国家好，就是说一点话而已，这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不能一听到知识分子为国家着想，就以为他们有什么其它图谋。

167、谢泳说：陈独秀在狱中和他死了以后，最关心他、最让人感到还有人情的，不是他早年为之奋斗的那个集团中的人，而是和他走了另一条路的那些当年北大的同事，四四年他客死江津时，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党派各种团体都以不同的的方式对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虽然政见不同，但大家都承认陈先生是一位对中国社会有大影响的人物，比较起来，最没有人情味的，还是他早年为之献身的那个集团。有些事，看起来是偶然的，但这样的事一多了，就让人感到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人一“左”大概就很难再有人情味了。

168、谢泳说：赵俪生先生回忆说：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 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赵俪生先生对成仿吾这番话的评价是：“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个受降仪式吧？

169、谢泳说：看二十世纪最初的五十年里，尽管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中国读书人的良知和对国家的情感都没有丧失。那个五十年里，凡是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主的那些行业里，许多工作都做得很好。那时的教育，现在看来，不能说一点毛病没有，但大体上是好的，那时的国立和私立大学当中，都出现过非常优秀的学校；那时的新闻也很了不起，出现了一代让人怀念的报人和报纸，像当年的《大公报》和《观察》周刊，在那样的时代里，他们是尽了一个言论机关的责任的；像王芸生和储安平，他们当年对世界大势和国家前途的考虑，以他们现在留下来的文字论，是经得起时代淘洗的，他们在几乎所有大事的判断上，五十年以后再看，他们是对的。如对西安事变、对日本、对苏联、对美国、对内战和对国共两党的观察，他们的眼光是远大的。那样的时代没有完全剥夺个人的自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还有创造和智力活动的空间，所以我很赞成中国科普作家陶世龙先生的一个说法：“大量有价值的思想和文章出现在四九年以前。”文学也是如此。

170、谢泳说：50年代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向，留给人们许多困惑。我对这种转变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对许多人来说，也许不乏真诚的一面，但从整体看是因恐惧造成的。在50年代初，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希望转变，比如像梁漱溟，陈寅恪、周炳琳等人，就都有过抵制行为。但可惜的是像梁漱溟、周炳琳、陈寅恪那样的人太少，加之外力过于强大，这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无可奈何地屈从了，但内心并非彻底认同，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终于成了无奈的一群。对于朋友和学生对自己的批判，胡适多数予以谅解，因为他知道这是压力之下的结果。

171、谢泳说：如果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北京大学的校长，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声望，无党无派而经常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中国就有希望了。

172、谢泳说：中国的官员，从上到下，严格说，都不是选出来的，所以他们在信心上就没有足够的自信。为什么许多官员害怕自己从那个位置上下来呢？就是因为他们上去的时候本来就不是特别合理的，所以他们很知道自己的本事，他们那点本事，常常是依权力而来，是无根之本，无水之源。中国官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官越大越好做，我们眼见许多人，在小单位很扯淡，可以说什么也干不了，或者说干得并不怎么样，可一旦他们当上了大官，好象本事也就忽然大起来了，其实哪是这么回事呢？

173、谢泳说：当年留在大陆的史学家，论和胡适的交情，有3个人最深，或者说，这3个人胡适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一是吴晗，一是罗尔纲，还有就是顾颉刚，但3人中，只有吴晗没有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我个人理解，吴晗没有写，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态。

174、谢泳说：张奚若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专业是政治学，早年是很敢说话的人，后来虽然不大能说话了，但张先生的敢言还是很出名的，据说1949年后，张先生还劝过执政者不要好大喜功。可惜这样的话以后就不大能说了。

175、谢泳说：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张先生去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的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会场回顾昆明。下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的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人们经常说起张先生的这种士气，都很敬佩。但敬佩之余人们又不免多想，同样的张先生，后来又参加了人大，可他的士气哪里去了？可见一个书生的士气，也有它爆发的条件，前提是他从内心没有恐惧感，而且还有一点信任感，所以他才敢说，要是害了怕而失去了信任感，那也就只有禁若寒蝉了。

176、谢泳说：清华在50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不仅是清华的损失，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在对清华的关注中，我不大留意这里有多少得意的官员，而关心的是有多少失意的人。

清华早年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许多思想家，而清华后来的衰落不是在技术上，是在思想上。

177、谢泳说：储安平编辑《观察》周刊的时候，也有许多苦衷。我们看《观察》周刊，或许以为他是无所顾忌，其实他也常有左右为难的时候，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政治留给他的空间还没有到了让他窒息的程度，所以他还能成就自己的事业。

178、谢泳说：1949年以后，许多对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批判运动，在最初都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开始的。这种“读者来信”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真实的读者来信，因为暗合了新意识形态的要求，而被利用；第二，这些“读者来信”已成为新意识形态发动群众运动的主要工具。它不是真实的“读者来信”，而是以“读者”的名义编造的。《文艺报》最早对胡风的批评就是以“王戟”和“苗穗”开始的。这两封“读者来信”的真正作者是当时《文艺报》的编者。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

179、谢泳说：学生以政治批判方式对待教师的行为，在以后的中国大学里成为一种新的学风，它在1958年以后的“批判厚古薄今”和“拔白旗”运动中达到了高峰。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意识形态建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基本都是这些运动的积极分子。

180、谢泳说：任鸿隽一生，特别注意科学方法对一个人的影响，他总是告诉青年人，不要轻信，要有怀疑态度，凡事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一想。看这本书时，我常常想，如果我们这辈人是看任鸿隽这样文章长大的，那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的文章都特别简单，这一点也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点，胡适、傅斯年他们都是这样，你不可能从他的文章中解释出歧义来，因为他的话都是最简单的。鲁迅的话就是因为歧义过多，才在“文革”中被人利用，而你要想利用胡适的话，任鸿隽他们的话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文章，你很难断章取义，为己所用。最简单的，常常就是最深刻的。

181、谢泳说：任鸿隽有一篇文章《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他说：“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搜索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这些话真是说得好，在民族主义高涨时，只要听这些前辈说几句简单话就可以了，用不着讲太多的道理。

182、谢泳说：早年中国的社会学家，很少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中国农村的情况，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对农民保持了十分的同情，但他们极少提出过用激烈的土改方式来改变当时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他们比较集中的一个看法是发展工业。

183、谢泳说：对于中国早期农村的社会结构，看来还是要多相信社会学家的调查和研究，而少信政治家的鼓动和夸大，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么简单，所以那些反映土改的小说，明显是夸大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差异，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如果一个地方始终处在绝对的对抗状态，那它维持的时间怎么会长久呢？

184、谢泳说：1957年夏天发生的“汉阳事件”，在八十年代中期已得到了平反。要知道，一件由正常的升学矛盾而最终导致三个正在壮年的中学教师被枪决，这不是一件小事，人命关天，世间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汉阳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死者长已唉，我们还活着的人，特别是新闻从业者，应当从这一事件中想到，一个没有现代新闻制度的时代，记者的笔是很容易杀人的。“汉阳事件”的事后分析证明，现代新闻制度比现代新闻记者更重要，有了现代新闻制度，才能有现代新闻记者，没有制度，光有记者的人格和良心也是靠不住的。五六十代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类型的反革命事件，可以说从大到小，基本都是错的，这样的事，在现代新闻制度下就很难发生。

185、谢泳说：每一次政治运动打击的具体对象，相对来说都是一个特定的精英阶层。镇反（包括之前进行的土改），主要打击了地方绅士；三反五反，主要打击了城市商业精英；反右，打击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四清”打击了中国农村新的地方精英。

186、谢泳说：当年因为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要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这样的话，这两位本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教授，就成了旧中国教授的楷模，政治家是只看见他们的结局，而忽略了他们的过去，闻一多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但闻一多是反对一切专制的，无论是老专制还是新专制，以闻一多的性格和思想论，如果他不倒在国民党的枪口下，等待他的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呢？我们不敢再往下想了，我们眼见着多少当年闻一多的同事和朋友，结果并不比他好。政治家喜欢的仅是他们反对那一个专制，而不喜欢他们反对一切专制。闻一多和朱自清都是道德、学问得兼的教授，可我们多少年来开没有真正明白怎样向他们学习，像鲁迅先生一样，朱先生和闻先生都是一直被肯定的知识分子，政治家要我们学得只是他们的一点，现在我们才明白，我们应该学得是他们的一生。

187、谢泳说：我们在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上好象容易走极端。中国开始现代化的时候，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一种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对这一部分人，我们过去总是从坏处想，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但事情常常不这样简单，那些当年来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成心想干坏事的。办教育的人，通常总是有良知的，无论哪里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总是从最坏处看他们。

188、谢泳说：储安平认为：“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这是储安平对历次学潮的基本评价。

189、谢泳说：1959年搞十大建筑的时候，顾准那时正在河南息县的干校里改造，他在当年的日记中就写过，他对上马那些工程非常反感。顾准是中国有名的财经专家，他知道那十大建筑是用什么样的钱盖起来的。那时仅河南一地处在生死线上的人已是相当之多，可以说已近于“白骨遍于野，千里无鸡鸣”了。所以顾准说过，他这一生决不进人民大会堂。因为他知道那十大建筑的钱本是可以用来救命的。

190、谢泳说：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别是1940年前后出身的人，决定他升迁的主要因素中“出身”和“成份”起过主要作用，特别是政治精英更为明显。

191、谢泳说：中国传统社会，本来是以伦理为主要特征。早年梁启超和梁漱溟他们就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而特别强调它的伦理化。伦理社会就是看重社会以和解为基本特点，而阶级社会则强调冲突和斗争。中国社会所以形成“出身”和“成份”为主要身份标志，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讲得非常明白，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冲突。

192、谢泳说：“出身”和“成份”，在中国社会里，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问题。中共党史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早期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基本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但奇怪的是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的领导者却特别看重“出身”和“成份”。“出身”和“成份”最后成为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导致中国社会长期不进步的主要原因。

193、谢泳说：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

194、谢泳说：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心理折射。

195、谢泳说：毛泽东观察事物的一个典型思维是，他认为无论什么群体，一般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好人，百分之十是有问题的，只要掌握了那百分之九十，事情就好办了。

196、谢泳说：陈嘉庚有一本书《新中国观感集》，书中有一节《毛主席为人》，讲到了陈伯达对毛主席的认识，陈嘉庚说：关于毛主席为人，陈伯达在北京告我，毛主席为人甚温和慈祥，善体贴人情，虚怀若谷，文学极好，所发表文章皆自手出，未有人增减一字。如果陈伯达晚年能看到他的这位同乡前辈的书，看到自己当时对他说过的那话，不知会作何感想？

197、谢泳说：我对美国一向具有好感，我认为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美国的主要努力是有进步意义的，虽然他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也曾经有过失误。

198、谢泳说：四十年代末，中国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出现了偏差，他们在理念上认同美国的几乎所有价值，但在美国的外交，特别是对中国的外交方面，很少有人保持冷静。许多历史要在事后看，从近代以来，你看美国对中国所做的一切，就能明白，凡是对美国的态度出现偏差时，最后吃亏的总是我们。

199、谢泳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反战的。这没有问题。问题是你面对的是什么人。美国总是先礼后兵，战争是不得已的选择。二战中有许多教训，这是人所共知的。人们要想到，有些长久的和平是以战争为代价的。有时候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在和平努力完全失败后，如何面对反文明的势力，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除了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遏止反文明的势力对文明社会的挑战，美国对伊的最后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美国的战争选择，最后在道义和责任上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们的最后选择，还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因为上帝没有能力让坏人回心转意，只把一种方式留给了美国。

200、谢泳说：只有在自己的国家里可以自由地反对自己的国家所要发动的战争，那才是真正的反战运动。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反战运动。只有民主国家才出现过真正的反战运动。在这方面，还是要推崇美国。

201、谢泳说：我发现, 过去的知识分子多讲民主的好处，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总讲民主的坏处，或者说，那时的知识分子喜欢讲民主的易处，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愿意讲民主的难处。张东荪那时也说过，你到乡下找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他又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才有的。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一说到民主，总是认为我们这里问题很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地大人多，教育水平低，人的素质差等等，比如王蒙就经常说民主的坏处。在民主问题上，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而只有责任说它的好处，这话听起来有些霸道，很不宽容似的，但这是知识分子的起码责任。民主有没有坏处，那是一望而知的问题。它有坏处，但它的坏处和没有民主的坏处不是一回事。而且没有见过民主好处的人，最好别说民主的坏处，因为它的那些坏处都是和好处相伴而来的，我们不说民主的好处，也就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

现在一说到民主和宪政这些东西，总有一些知识分子要出来说怪话，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一说选举，马上就是：“总统做皇帝，议员变猪仔”，一说分权，就是天下大乱等等。民主的有无，关键是一个诚意，你对它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期待，你也就不想它的好处了。好东西在哪里都好，那些经常说民主坏处的人可以继续说它的坏处，但要让人信服，还是要先说完民主的好处，那样才有说服力，一个在没有民主的地方生活的人，那里有资格说民主的坏处呢。

202、谢泳说：这一百年来最让中国人热心的事是民主，最让中国人寒心的也是民主。这件事让中国人追求了近一百年，不能说没有开花，但却很难说结出了什么果实。对于民主，现在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好东西，可好东西为什么不能让它在我们这里开花结果呢，最常见的理由是我们有我们的特殊处境，不能太快，得慢慢来，中国人教育水平低，一下子适应不了民主。如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持这种观点，很多官员更是认为民主说一说很好，但真要做起来就难了，所以，对于那些将民主挂在嘴边的人，他们总是不很看得上。

203、谢泳说：一个人对于民主应该充满敬意，对于官员来说，则要有诚意，这诚意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而是要对它有一种近乎迷恋似的情感。
204、谢泳说：你对民主没有诚意，不愿意让它生长，自然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但民主这东西，实际上不是一件说的事，而是一件做的事。说多少都没有用，因为民主是好是坏一望而知。

205、谢泳说：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是因为我从许多历史事实中发现这套东西第一合乎常识，第二合乎人情，没有什么神秘的。比如它认为要容纳异己，我以为这就比不容纳好；它认为要市场经济，我以为就比计划经济好；它认为民主比独裁好，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想法，还有人独立就比依附好。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它是说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温和的，它想让人多一点自由，多一点随便说话的地方。我是认同自由主义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按它的规则来为人处事，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一点。现在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实现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就说它不好，或者认为它是虚伪的，不现实的。这不对，我还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比自由主义更好的为人处事原则。

206、谢泳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因为经济上的适度开放和政治上的加紧控制，使整个社会文化呈现一种畸形状态，一面是经济上的发展，一面是政治上的控制，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已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 主要矛盾，由于政府目前还没有政治改革的诚意，所以对由于经济变化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政府虽然已经高度注意，但他们的注意过多用在强调社会稳定方面，所以目前我们还看不出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什么新的设想。

207、谢泳说：如果早些年还有人以为李敖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那么现在人们可以放弃这种评价了，李敖是一个怪物，是一个只有在专制社会中才能感到自己存在价值的人，也是一个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对手的人，如果这个对手始终存在，那李敖还有事干，他那些文章，也还有一些读者。

李敖年轻的时候其实没有好好念什么书，只是有一些歪才。他做学生的时候，几乎骂遍了自己的老师。他那时以追求自由和民主来为自己装点门面，当这些东西真正来了的时候，他倒又喜欢上专制了。

一个自认为一生都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学者，当民主和自由真正到来的时候，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如果他的理想是纯洁的，那么，他不应该因为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而感到失落。对于真正的民主斗士来说，民主和自由来临之时，他们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不能因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而使自己失去了往日斗士的风采，就转而向专制暗送秋波，不，是公开献媚了，这个样子的李敖，还配反什么专制？

李敖，你不是说你是五百年来写白话文最好的一个吗？那么你就用你的白话文把下面这句话改写一下吧：我是一个最不要面子的人。

208、谢泳说：我们的教育不是让人学会爱，而是要让人学会恨，那个年代，青少年的榜样是一个叫刘文学的少年，因为他从小就知道恨地主，对待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西方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博爱，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是仁爱，但到了后来，这些我们都不要了。五十年代以后，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表现最好的都是后来教育出来的，所谓积极分子，他们是最听话的人，你让我干好事我就干好事，你让我干坏事我就干坏事。到了文革，我们的教育后果就体现出来了，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学生打老师，学生逼得老师跳了楼。从这个结果上评价，又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是失败了。

209、谢泳说：我们在教育中犯下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不把真实告诉那些受教育的人，因为我们的教育不是一个说真话的教育，所以长期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分不清好坏的人了。所谓分不清好坏，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已经把一个人的思维训练成了只能用一个标准去判断事物，非此即彼。文革中学生打死老师、北京的中学里学生逼得老师自杀的事已不是一件两件。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