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反谁?!对“阶级敌人”就可以任辱任杀?!)
中共著名记者范长江自杀之谜 2017-1-6 00:10
范长江(右)与毛泽东在一起。(网络图片) 历史嘲弄了他们,他们恐怕至死也想不清,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其实,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那一刻起,悲剧的帷幕就已拉开,一切都不可避免。 在范长江的生命中,记者的身分和新闻事业几乎贯穿了他整个人生岁月。在中共当代新闻史上,有许多事情与他有直接关联,如他是第一个去中国大西北采访的记者、第一个在报纸上公开称呼中国工农红军为“红军”的人、第一个只身到苏区采访的记者等。同时,他还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要职。 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已成为中共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但是,如果要问范长江是如何去世的却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至今新闻界和学术界也一直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 吹鼓手变成苦劳力 范长江被专人监管 从确山县城往西20公里到瓦岗乡;再从瓦岗乡向南8公里,来到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的小村庄——芦庄,这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动乱的岁月“五七干校”所在地。 “五七干校”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在芦庄村的东北角,坐北朝南有四排青砖瓦房和一个南北朝向的食堂。除最南边的一排车库,因年久失修倒塌外,其他房子仍然存在。据史料显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当时全国各地“五七干校”诞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是1968年开始选址、建立的。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当时,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村还没有公路。这些人全部是用老解放车走确泌路到邢店河桥后,顺河道而下来到芦庄的。据说仅这五六十里路,整整走了一天的时间。 当时,和范长江一起到确山五七干校的老干部还有高昌瑞。由于是第一批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和劳动生产,晚上搞“斗私批修”活动。 与众不同的是,其他人员空闲时可以与周围群众接触,而范长江却受到专人监管,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者开批斗会。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也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虎落平原被犬欺 名记者遭大粪泼身 倪炳银,瓦岗乡芦庄村党支部书记,时任瓦岗公社芦庄大队会计。 40多年的基层经历,使倪炳银成为五七干校的见证人。这次采访中,倪炳银向记者提供了大量素材。他说,1969年春天来的500人全是北京的,其中就有范长江。因为范长江有专人监管,所以格外引人注意。当时,范长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偏黑,稍瘦,很朴素。当时他定的是“反革命”罪,他的名字基本上被“反革命分子”帽子所代替。 第一批到达五七干校的500人分为两班。一班是300人,搞劳动生产;另一班是200人,搞基建。范长江属于搞基建的,主要是建房子。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1969年8月份,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已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继续搬送砖头。 倪炳银告诉记者,当时五七干校有近千亩田地和近百亩果园、20亩菜地。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子。一担大粪有100多斤重,范长江没有干过这种活,且又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也不好,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批斗会上被拳打脚踢 在确山五七干校,范长江不但天天干苦活、脏活、累活,就是生活上也受到虐待和歧视。 今年70岁的芦庄村村民尚大福,是当年芦庄大队加工厂的工人,加工厂与五七干校一墙之隔。尚大福说,范长江除干苦活、脏活、累活外,主要是行动不自由,处处都有人跟着,有空就受批斗。就是每日三餐排队打饭,范长江也得排在最后边。其他人可以买肉吃,而范长江不能。当时,五七干校的饭菜经常不够吃,如果剩下的有了就给范长江一点差的饭菜吃,没有了就只好让他饿肚子。有时范长江就是排队排在前面了,也会被监管人员拉到最后面,同时还少不了挨骂、挨巴掌和拳头。 每到夏季,五七干校的人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也可以到群众家中聊天等自由活动,而范长江不能。 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的教材。范长江站在那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1970年10月22日晚,夜已经很深了,但像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批斗会还一直在持续…… 难耐巨大的压力 最终投井自杀 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导致范长江难耐巨大的压力,投井自杀。芦庄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 在范长江刚过完61岁生日后一周,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当时没有叫我一起去找,但听去找的人回来说,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 今年75岁的李长俊,当年是芦庄五七干校的一名看山人员,曾和范长江吃住在一起。他回忆说,“当时他要是想开一点,别背那么重的思想包袱,就不会走到投井自杀这一步。说不定以后平反后还能当更大的官。”对于这个曾在一起朝夕相处的陌生的“大官”的死,李长俊惋惜不已。“干校的人找来几个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李长俊说。 据说,当时只在阴沟里简单地挖了一个很浅的坑,两边用木板衬着,把尸体放下去,然后在尸体上盖了一块薄板子就封土了。中共新闻事业史上一位杰出代表范长江彻底离开了人间。而死去的范长江,被干校的人定性为畏罪自杀。就这样,一代新闻巨子以一个灰暗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和叹息。记者本想到范长江罹难的那口井去看一看,无奈那口井已经被附近的村民用土填上了。 1976年春天,范长江的后人到芦庄移坟。参与移坟的芦庄村村民倪大龙说,当时在加工厂喊了五六个人去移坟,每人给发了一双手套。范长江的后人还让每人喝了一大口酒,主要是怕有异味熏人。 由于坟埋在背阴沟里,土质非常松软,没几锹就挖出来了。打开塑料布后,人们都惊呆了!大家发现已故五六年的范长江腿上的大筋还连在骨头上。人们不禁潸然泪下! 1978年12月27日,范长江平反大会暨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等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1990年,中国记协设立了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 责任编辑:杨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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