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08 11:48:51

1．周恩来的“积极”、林彪的“被动”

　　林彪曾经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 　实际上确实如此。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揣测毛泽东的“圣意”后，推荐林彪为接班人，此后二者的关系由此变得非常之近。特别毛泽东当时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另一个是周恩来。但是当名单传到周手上时，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林彪就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对此，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多次给以解释：“从七大开始，每次斗争，都感到刘少奇没有多少马列主义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会，就决定了，刘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难道你能说主席包庇刘少奇吗？问题是要逐步认识的。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挂帅，就看出林彪同志思想水平高，认识水平高，就认识到林彪同志是正确的，能紧跟主席思想的。一九六五年大家逐步认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一九六六年就解决了，水到渠成，心服口服。”

　　后来邓颖超在庐山会议上曾经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争功似地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 　当然，当毛林反目之后，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颖超都对此再也不提。

　　表面上林彪是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章上明确记载的接班人，可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实权。文革中任何大小事项的决策权都在毛泽东，而执行权则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特别在文革初期，林彪看起来更像一个“橡皮图章”。无论是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是一月夺权之后在建立各地委员会的过程中，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远远大于林彪。

　　文革初期，林彪接连在8月18日，8月31日和9月15日对红卫兵讲话。这些讲话被国内党史论者“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从而导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发展，势如燎原。” 　周恩来在9月25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也承认“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 　吴法宪说：据我所知，林彪历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都是由中央文革代为起草的，林彪从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每次都是照稿宣读而已。

　　何蜀先生在在查阅大量有关“文化大革命”史料后认为：“现经常被用来当作批判靶子的一些『林彪讲话』，其实并不全是他自己的，大多是别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写好并经毛泽东审定后安排他去照着念的；讲话表达的也并非他的个人思想，而是表达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意图和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高层领导集体的思想。”

　　何蜀先生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史实来证明之：1966年8月31日，正值“红五类”红卫兵（或曰“血统论”红卫兵）制造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对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斗大加赞赏和鼓励。在接见之前，林彪审定别人为他起草的讲话稿时，在“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边，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审定时批示给林彪：“这样修改很好。” 　显然，这篇讲话基本上是别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代林彪起草的，林彪所加写的只有那么两句，其内容与前边的话的意思并无多大不同（等于是同义反复）。毛泽东认为“这样修改很好”，可以看作是对林彪的鼓励。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又作了讲话，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专门讲到了两种不同的“炮打司令部”，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些“牛鬼蛇神”企图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这篇讲话稿是接见前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宣部部长陶铸送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加写和改写，强调了不能容许“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这段话，对当时刚刚兴起的“炮打司令部”造反浪潮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次讲话中作这样的强调？这是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讲话并非林彪自己写的，代表的也并非林彪的个人意愿。因为反对“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显然不好用来当作林彪的“罪行”，一般文革史著作很少提及这段话。

　　何蜀先生则指出，关于9月15日接见时的讲话，还有一个细节不大为人注意。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第137页）的有关注释可知，在这次接见之前，陶铸曾将替周恩来起草好的讲话稿送周审定，周于14日将讲话稿送陶铸时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陶铸在将讲话稿送毛泽东审定时写道：“我意明天还是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即批示：“可以由两个人讲。”可见，当时的讲话，不仅稿子是由陶铸组织写作班子（当然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起草的，而且，由林彪一人讲还是由林彪与周恩来两人分别讲也是由毛泽东最后决定的。关于1966年国庆节庆祝大会（即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林彪讲话，有的文革史著作提到林彪和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习惯于从两人的讲话中各取所需，引出不同的句子，强调林主要讲造反，周主要讲纪律，或者说林的讲话是高调，周的讲话是低调，等等。其实，在了解了当时这些讲话出笼的内幕之后，这样说显然就不准确了。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周恩来不仅在同红卫兵时候讲话火气十足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具体的工作，林彪则是只讲讲话应付了事。

　　周恩来在8月5日清华万人大会上讲：“我这次来清华是老老实实做学生的，来学习的，也是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

　　周恩来在8月18日号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

　　8月27日周恩来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

　　在8月31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周恩来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工农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类似的讲话举不胜举。

　　鉴于当时历史情况，周恩来与林彪都要表态，但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不仅是口头上的拥护者，而且还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在以后的文革岁月里，周恩来堪称之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没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推动，毛泽东的任何疯狂举措都几乎难以推行。即使周如国内党史界认为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但实际上周是毫无保留地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方针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事实上，后人只能考证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周恩来的内心真正想法外人很难得知，所谓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也就只能是臆测了。相反，如果从周恩来对其亲属们的劝诫，则完全可以得出周恩来是非常自觉的投入到这场运动。文革发动之初，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曾经向周恩来诉苦，周恩来的回答则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共产党员要能经风雨。见世面。” 　无独有偶的是，周恩来亦曾经如此训示过其侄女周秉德。周恩来指责周秉德是为当时被批判的省委说话。

　　周恩来在1967年1月26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的斗争至今没有展开，学校将薄一波抓回来后没有示众，都斗争薄一波，但不揭发，薄一波领导财经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么多人批判，为什么现在批判不起来？抓彭、陆、罗、杨不怎么困难，为什么抓薄一波那么困难？今天工交口都在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几年，工交口成立党委，管各部党组，党委，部长。管得很深，为什么各部揭发得很少？”

　　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的会上说：“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像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张仲瀚随后即被关押入狱。3月28日周恩来接见安徽各界代表时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丁凯文先生就写过：被周恩来点名打倒的省级领导人还有广西的贺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东北局的顾卓新、喻屏等人。事实上，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打倒的人数量之多，一点不比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少，从周恩来文革期间的大量谈话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原领导人几乎全被打倒了。 　因此周恩来是对毛泽东文革路线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所有文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周从头至尾几乎都参与。这自然也包括毛泽东打倒众多原一线干部的策略。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角色决不是所谓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而已。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被逼自杀后，周在1967年1月14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却将阎定性为“叛徒”，周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周恩来同日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讲话时，周再次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

　　被称之为“大树参天护英华”和“殚精竭虑护英华”的周恩来，讲这种煽风点火的话绝非少，而是举不胜数。然而这些语言，在官方的周恩来传记，自然是一点都不会提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 　按照《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的说法，在文革中，毛泽东的很多决策，事先林彪都毫不知情，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杨成武也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 　高文谦先生甚至认为：“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周恩来绝非官方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所言：周恩来的确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但周“很不理解”，是“违心”和“被动”的，且设法纠正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

　　对于大串联，王力回忆说“大串联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由于这是毛坚持要做的事，周恩来也是坚决服从的。

　　但是由于外地学生来京是毛泽东一手制定的决策，虽然这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出了很大的难题，周恩来还是坚决执行服从的。至于具体的行动，毛泽东的八次接见红卫兵都是由周恩来精心策划安排，无论是组织、安排，还是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周恩来都严格把关，精心策划。 　第一次，周恩来安排在天安门由毛接见红卫兵，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结后周恩来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以后的七次每次接见之前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根据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的报道，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看，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则接见了250万。

　　而且正如上述，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中国级别最高的副总理，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务院的工作。林彪的影响力仅局限于军队，但就是如此，周恩来在有关军队的实际运作中，其作用远甚于林彪。周对军队事务极感兴趣，随着“文化大革命”展开，周密切地介入了解放军的所有主要决策。据林彪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说：“我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发生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说军委办事组〔他是其中的一位领导成员〕一共处理了1300多份文件，没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没有一件周总理没有亲自处理。”

　　自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陷入了造反夺权的动乱之中，毛泽东不得不派出解放军对全国实行大规模的军管，由此开始了“三支两军”。但是作为军队主管人物的林彪却基本上毫无作为，而是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的周恩来，不仅过问军队的部署调动、人员安排，且常常亲自发号施令，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在军队参与“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周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首先由周恩来在1月27日传达毛泽东21日的指示时：“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