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韩秀，当代作家。原名赵韫慧，英文名Teresa Buczacki。1946年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两岁时被母亲送回中国。1964年从北大附中高中毕业后不久，下乡到山西省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务农。1967年转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避难。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元月到美国，定居弗吉尼亚州。韩秀曾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文与中国文学。20世纪90年代初，她加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和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曾两度（4年）担任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她迄今已发表了包括小说、散文、传记、评论等体裁在内的30本著作，曾获纽约第4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台北第24届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下面是去年她用中文写成的在中国当知青的那段富于传奇色彩的回忆文章。 一 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在盟军丢失了缅甸、滇缅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担任的工作是保证美国的援华战略物资的“驼峰”运输、协助中国政府装备和训练中国远征军、重新打开滇缅公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东南亚。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一位中国姑娘。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顿。当时父亲正驻节新西兰，他赶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新西兰。 我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托付给一对美国青年，他们带我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远亲赵清阁女士。直到1978年我重回美国之后才知道，我是在父亲不知道的情形下被送走的。当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了。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地无法言传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我是跟着外婆长大的。外婆是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作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婴儿时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学了一口无锡话，又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虽然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家里，靠修缮书籍谋生。做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她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外曾祖母给她压在箱底的呢。于是，从外婆那里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成了我的启蒙课本。我四岁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 少年时还有一些际遇也很有意思。前面谈到的赵清阁女士，我唤她“清阁姨”。赵清阁女士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们说，舒庆春写剧本完全是赵清阁推动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搬到了干面胡同，我就读的学校在灯市口，从灯市西口到乃兹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这一带。清阁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将信揣在怀里，来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浇花儿，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儿地从花叶子底下递过去了。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带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这样一种忧伤而温柔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动着我。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读者”。他身边有许多人，无论那故事是否好笑，他们都会逢迎地笑。我却不然，我是诚实的。听到好笑的故事，我会笑个不停；听到难过的故事，我会大哭；听到没有意思的故事，我没有反应。就这样，我成为舒先生最好的听众。他常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会写下来。”那时候，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 二 在外婆的身边虽然有着一些喜欢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龄人中间，我却是非常孤单的。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头发鬈曲，我比同龄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紧的是，连孩子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美帝”。于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老是被单摆浮搁着，连座位都是单独的，小学、初中、高中，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最后一排。 我知道，在这里，我是一个外人，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处境使得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跟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我自幼对专制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抗拒，对人为的愚昧有着强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时代的状况，我还是一个“靶子”。当年的中国的反美情绪多么激烈啊。但是，“美帝”毕竟远在天边，够不着，而眼前这个“美帝”的后代收拾起来多么方便，要圆则圆要扁则扁！ 三 我的功课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学毕业，保送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保送北大附中。1964年毕业的时候还获得优良奖章。但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城市里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我参加了高考，50位被精选出来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场。但是，只有4名进入大学，其余纷纷落榜，完全是因为成分问题。数学老师不识时务跑到招生委员会去打听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将我的卷子丢给他。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封条，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数学老师难过得很，倒是我心平气和。我知道，这长长远远的辛苦之路，这就要开始走啦。 44个“出身极不好”的学生，来自40所学校。这些学生又都是各校的学习尖子，也就是“白专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的：这些学生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叛自己的出身，脱胎换骨，在农村扎下根来，变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这些学生正好男女各半，看来彭真甚至希望这些学生就这么配成了对，日后就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永远地留在农村啦！ 我和23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另外20位则到了侯马公社白店大队。 四 我们到了林城，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这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棉麦之乡，富裕是富裕，劳动却是非常苦重的。两季麦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种杂粮，种与收早已不只是春秋两季，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单是棉花种植一项就有无数活计半点不能马虎。间苗整枝打叶杀虫除杂草还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这两项最是要命。本来，知青们的工具都是放在仓库里。很快地，大家都明白了工作利落能够省不知多少力气的真理，铁锹、锄头、镰刀、花柴钳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头，好好看管，精心保养。我自己的铁锹镰刀都磨得飞快，夜深人静在月光下闪出刀光剑气。 地里的活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傍晚收工后，我带着两手血泡，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伤好之后，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 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12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居然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五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道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我想，那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 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教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 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纸供应，我连夜将纸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画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画地在白纸做成的册子里画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托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 几个月下来，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那时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彭真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他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也随之成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 最早听到这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师卢秉文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卢秉文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当时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后来，我在新疆还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 六 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 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时，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素来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经过几年的磨砺，我的双手已经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对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再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呆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 当我登上西行列车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团的生活环境是那样地残酷，人际关系是那样地险恶。我甚至无从想象，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30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后来的许多暗夜里，我常常刻骨地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怀想过在麦香中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漫长逝水湮没了的如歌的日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