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韓秀，當代作家。原名趙韞慧，英文名Teresa Buczacki。1946年生於美國紐約曼哈頓，兩歲時被母親送回中國。1964年從北大附中高中畢業後不久，下鄉到山西省曲沃縣林城公社林城大隊務農。1967年轉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四十八團五連避難。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元月到美國，定居弗吉尼亞州。韓秀曾先後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和約翰•霍普金斯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文與中國文學。20世紀90年代初，她加入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和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曾兩度（4年）擔任華文作家協會會長。她迄今已發表了包括小說、散文、傳記、評論等體裁在內的30本著作，曾獲紐約第4屆萬人傑新聞文化獎、台北第24屆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下面是去年她用中文寫成的在中國當知青的那段富於傳奇色彩的回憶文章。 一 我的父親是一位美國的軍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這一段時間裡，擔任美國駐華使館的陸軍武官。那時候國民政府設立在陪都重慶，美國大使館自然也設在重慶。父親在重慶住了兩年，在盟軍丟失了緬甸、滇緬公路被日本人切斷、中國人民抗戰最艱苦的時期，他擔任的工作是保證美國的援華戰略物資的“駝峰”運輸、協助中國政府裝備和訓練中國遠征軍、重新打開滇緬公路、從日本人手裡奪回東南亞。所以，說到底兒，我的父親在中國期間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父親在重慶也認識了我的母親——一位中國姑娘。1945年，日本投降，“二戰”結束，我的父親帶着我的母親離開了中國，返回美國紐約。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頓。當時父親正駐節新西蘭，他趕回曼哈頓，看到了我，然後返回新西蘭。 我在一歲半的時候被我母親託付給一對美國青年，他們帶我搭乘一艘美國軍艦，漂洋過海來到了政權更替中的中國。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遠親趙清閣女士。直到1978年我重回美國之後才知道，我是在父親不知道的情形下被送走的。當父親聽說他唯一的女兒被送走的消息趕回華盛頓的時候，我已經抵達上海了。父親1968年過世，在我的一生中，我與他竟然只有出生時的那一面之緣，那是深深地無法言傳的傷痛，永遠無法癒合。 我是跟着外婆長大的。外婆是無錫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後，外婆便考進國民政府的統計部作了一位公務員。政權易幟，外婆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遷的機會。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來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個小三合院安安靜靜地住了下來。我嬰兒時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婦人，所以我開口學話便是日文。在船上與那對善良的美國夫婦在一起，只有英文，丟掉了日文。與外婆在一起，學了一口無錫話，又丟了英文。到了北京，學了一口純正的北京話，雖然聽得懂無錫話、上海話，卻說不利落了。後來，住過無數地方，學習過各種不同的語言，北京話卻跟了我一輩子，無論如何，難捨難分。 外婆是一位極聰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護好她自己就是保護了我。所以，她留在家裡，靠修繕書籍謀生。做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斷句，然後需要修補書籍的工具與技巧。外婆告訴我，她從小就跟着她母親修補舊書，那是一項傳了若干代的技藝，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裡的這套工具還是她出嫁的時候外曾祖母給她壓在箱底的呢。於是，從外婆那裡我學到了“藝不壓身”這樣一條人生路途當中應當謹記的道理。 其中的一些書在交還給中國書店之前，成了我的啟蒙課本。我四歲發蒙，讀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講句老實話，對我來講，中國古典文學、哲學實在是一種最為堅強的精神支柱。它們在我最沒有指望的日子裡讓我守住了內心深處的那一塊淨土，真正非同小可。 少年時還有一些際遇也很有意思。前面談到的趙清閣女士，我喚她“清閣姨”。趙清閣女士與老舍先生是青年時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們說，舒慶春寫劇本完全是趙清閣推動的結果。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搬到了乾麵胡同，我就讀的學校在燈市口，從燈市西口到乃茲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這一帶。清閣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將信揣在懷裡，來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澆花兒，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兒地從花葉子底下遞過去了。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帶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這樣一種憂傷而溫柔的柏拉圖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動着我。 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讀者”。他身邊有許多人，無論那故事是否好笑，他們都會逢迎地笑。我卻不然，我是誠實的。聽到好笑的故事，我會笑個不停；聽到難過的故事，我會大哭；聽到沒有意思的故事，我沒有反應。就這樣，我成為舒先生最好的聽眾。他常說：“這孩子聽了會哭會笑的故事，我才會寫下來。”那時候，我學到了一個重要的道理：作者將一本書寫完，並不等於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這部作品的人是讀者。 二 在外婆的身邊雖然有着一些喜歡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齡人中間，我卻是非常孤單的。我有一張外國人的臉，頭髮鬈曲，我比同齡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緊的是，連孩子們都知道，我的父親是“美帝”。於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沒有我的份兒。我老是被單擺浮擱着，連座位都是單獨的，小學、初中、高中，一個人孤獨地坐在最後一排。 我知道，在這裡，我是一個外人，永遠是一個外人。這種處境使得我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跟大多數同齡人相比，我自幼對專制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着來自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抗拒，對人為的愚昧有着強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時代的狀況，我還是一個“靶子”。當年的中國的反美情緒多麼激烈啊。但是，“美帝”畢竟遠在天邊，夠不着，而眼前這個“美帝”的後代收拾起來多麼方便，要圓則圓要扁則扁！ 三 我的功課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學畢業，保送女十二中，初中畢業保送北大附中。1964年畢業的時候還獲得優良獎章。但是，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農村重新劃分階級成分，城市裡階級鬥爭的弦也繃得很緊。我參加了高考，50位被精選出來的考生集中在一個考場。但是，只有4名進入大學，其餘紛紛落榜，完全是因為成分問題。數學老師不識時務跑到招生委員會去打聽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將我的卷子丟給他。卷子根本沒有看，上面貼了封條，蓋了一個章“此生不宜錄取”。數學老師難過得很，倒是我心平氣和。我知道，這長長遠遠的辛苦之路，這就要開始走啦。 44個“出身極不好”的學生，來自40所學校。這些學生又都是各校的學習尖子，也就是“白專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盤是這樣子的：這些學生到了農村，向貧下中農學習，背叛自己的出身，脫胎換骨，在農村紮下根來，變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農民！這些學生正好男女各半，看來彭真甚至希望這些學生就這麼配成了對，日後就在農村安家、生兒育女，永遠地留在農村啦！ 我和23位學生以及一位帶隊幹部來到山西曲沃縣林城公社林城大隊，另外20位則到了侯馬公社白店大隊。 四 我們到了林城，住進了一個挺寬敞的三合院，這地方本來是大隊的倉庫。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行李被褥各自安頓在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頭，擱些飯碗之類的零碎東西，臉盆腳盆放在床下，這就是每個知青的那點屬於他們自己的天地了。東房是灶間和倉庫。開始的一些日子，大隊派了一位貧農為我們掌廚。沒多久，知青們輪流幫廚，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棉麥之鄉，富裕是富裕，勞動卻是非常苦重的。兩季麥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種雜糧，種與收早已不只是春秋兩季，農忙時節起五更睡半夜是尋常事。單是棉花種植一項就有無數活計半點不能馬虎。間苗整枝打葉殺蟲除雜草還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這兩項最是要命。本來，知青們的工具都是放在倉庫里。很快地，大家都明白了工作利落能夠省不知多少力氣的真理，鐵鍬、鋤頭、鐮刀、花柴鉗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頭，好好看管，精心保養。我自己的鐵鍬鐮刀都磨得飛快，夜深人靜在月光下閃出刀光劍氣。 地里的活相當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斷成了兩截。傍晚收工後，我帶着兩手血泡，坐在女社員家的炕頭兒上，由着裹着小腳的大娘用一根在燭火上燒過的針穿透，擠出血水，再從一個小瓶子裡挖出些油膏塗抹在傷處，我便覺得好多了。年輕的女子們還教我用一條家織布裹住手掌。傷好之後，手掌上留下厚厚的繭子，我干起活兒來就更利落了。 1977年，我為了回到美國去，與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員有長時間的非常深入的對話。“你母親起了關鍵的誤導作用，她曾經向組織上反映，你需要認真的思想改造。”這位工作人員非常清晰地告訴了我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經被檢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適合重體力勞動。但是，那時候我已經在山西和新疆勞動了整整12年，老傷加新傷，註定了我將與劇烈的疼痛共度餘生。 來林城之前我連扣子都沒有縫過，很快地，我學會了拆洗棉衣、縫縫補補，然後，我學會了做鞋。我請外婆將鞋底放在信紙背面畫下來。1983年我從美國到駐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腳上居然還穿着我做的布鞋，很舊了，卻還很跟腳。外婆笑眯眯地說：“新鞋沒有舊鞋舒服。”那時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們，滿心都是感激。 五 老實說，林城的人們待我是很厚道的，我的膚色、我的長相、我的複雜的背景都沒有成為農民與我之間的隔閡。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隊梁書記看我毫無心機地無日無夜地苦幹，再加上一口純正的北京腔，就讓我晚上在廣播站給社員們念新聞。1965年推廣漢語拼音，在農村展開掃盲運動，我兩天之內便熟練了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掃盲學習班”教課，還主動“送字上門”。婦女們家務繁重，晚上沒法子出門念書，我就走進她們的家，坐在她們的炕頭兒上，手把手地教她們。婦女們對識字這件事的渴望讓我感動不已。 在這個親密的活動里，我又發現了農村女青年對毛衣的熱愛。女知青領口袖口露出的鵝黃、粉紫、天藍每每吸引着農家少女羨慕的目光，於是在送字上門的同時，我開始教她們織毛衣。沒有多久，挑着擔子走鄉串戶的貨郎們都知道毛衣針有了市場，曲沃縣和侯馬市供銷合作社的腈綸毛線也銷售一空。農家女青年開始走進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為了學習新的針法。這是真正的城鄉交流，這種交流帶來的和樂融融完全超越了階級成分帶來的隔閡，階級鬥爭的風雨完全消失在繽紛的色彩之中。我想，那一段時間，女知青們的心裡都充溢着短暫的快樂。 能夠教成人，當然也能教小孩子，這是梁書記的邏輯。1966年初，我開始在林城小學教書，有時候還到鄰近的香邑“示範教學”。 這種學校要求老師具有十項全能，因為整個學校只有一位老師，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孩子們都擠在一個教室里，叫做“複式教學”。除語文、算術之外，體育、唱歌、圖畫等課程也都由這位老師一手包辦。 有一度，鄉間橫格練習簿缺貨，供銷社只有大張白紙供應，我連夜將紙裁成練習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訂書的本事，將紙張裝訂成線裝書的模樣，內頁硬是用鉛筆畫出整齊的橫線。第二天，拿到新的練習簿的學生大為興奮，甚至主動請纓，在完成課業之後，幫助我製作新的練習簿。後來我發現，許多家長都參加了這個工程，男女老少一筆一畫地在白紙做成的冊子裡畫着整齊的橫線。我受到的震動是很大的，農民對他們的子女們寄託着厚望，農民對知識懷着渴求。 幾個月下來，我跟我的學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親戚來訪，孩子們會驕傲地告訴人家：“咱村的老師是從北京來的！”那時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這裡存活，我可以和鄉間的孩子們、和這裡的人們廝守一輩子，而且我樂意在這裡度過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樂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暫。“文革”開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親的照片等等都被紅衛兵拿出去展覽。彭真一夜之間成了“走資派”，他當年將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鄉的“一攬子計劃”也隨之成為“陰謀”。紅衛兵們叫囂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們揪出來！ 最早聽到這風聲的是勞動模範王德合，我曾經幫他整理過改良玉米品種的實驗報告。這時候他還是縣長，他找到我，要我“遠走高飛”，要我走得“越遠越好”。正在縣裡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師盧秉文給我提供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新建農三師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經從上海被發配到那裡。盧秉文說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說。你在這裡肯定是第一個靶子，武鬥高潮無理可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什麼都慢半拍，等到他們那邊弄清你的來龍去脈，武鬥高潮興許已經過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後再說。” 事實證明，這一切都不是杞人憂天。當時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縣長給我開了“支邊建設”的證明之後，第二天就被勒令靠邊站了；梁書記為我開了戶口證明之後也馬上被剝奪了一切身為基層支部書記的權力。後來，我在新疆還聽說，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紅衛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為他的父親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我是在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逃離山西的。 六 對於我的離去，知青們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見，也許他們想到新疆就頭皮發麻。鄉親們卻都感覺到“文革”這股風不善，都催我趕快動身。隨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們給我烤的鍋盔，我在天寒地凍中上路了。 車到大同，我買了另外一張車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時，外婆已經被掃地出門，住在一間小屋裡，房內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都是從我原來的屋子裡搬來的。地中央一個蜂窩煤爐子，燒飯取暖全靠它。我從包袱里掏出鍋盔放在爐板上，掏出我為外婆做的一雙新布鞋，雙手捧到老人面前。素來泰山壓頂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淚縱橫，“正是念書的歲數，卻學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說，書是可以自己念的，什麼樣的高壓也擋不住我尋找書籍。 經過幾年的磨礪，我的雙手已經布滿了老繭，我的雙臂結實有力。我對外婆說，山西的鄉親們教會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藝，再苦的環境，我也能夠活下去。這個時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後的一個重大的人生目標就是活下去，絕不把屍體留在戈壁灘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瘋狂的，一片“紅海洋”，一片“打倒”與“砸爛”之聲。我在外婆身邊呆了兩天半。外地人來北京三天必須報臨時戶口，我沒有報戶口的路條，我只有一紙“支邊建設”的證明。我必須快快離去，雖然我對外婆的處境十二分擔心。 當我登上西行列車的時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團的生活環境是那樣地殘酷，人際關係是那樣地險惡。我甚至無從想象，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國30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歲月。後來的許多暗夜裡，我常常刻骨地懷想過林城男女老少親切的笑臉，懷想過在麥香中揮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漫長逝水湮沒了的如歌的日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