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绍昌

我的正式“工作”始于外事翻译。至今将近半个世纪。

记得那是1950年夏天，我才19岁，刚念完圣约翰大学医科2年级。此时世界青年代表团即将访问上海。这是解放后上海第一次接待数量较多的外宾。上海市政府对此甚为重视，由当时的外事处长黄华负责，成立接待办公室，下设翻译组，分为英文、法文两个小组。由于上海解放不久，缺乏外事人才，英文翻译就立即由市府从上海两所美国教会大学即圣约翰和沪江的英文系毕业生中挑选。法文翻译则调法国教会大学震旦和法商电车公司。

我记得英文小组有圣约翰的王娴真、林无畏和沪江的王宏洛、王祖美等，全都是女的。而只有我是例外，是一个男的医科学生。我想我之所以“中选”也许和我的中学是教会学校（圣芳济）有关。

我们英文小组顾问是沪江大学的彭望荃教授。她约有50岁，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美国留学生，学问极好，慈祥亲切，就像我们这批年轻人的妈妈。遗憾的是她早就在文革期间去世了。我们的第一件工作是把一批约有30万字左右的有关上海历史、政治、经济的资料译成英文。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项任务。

资料翻译完成后世界青年代表团抵沪。我被派陪同英国代表内特尔登作口译，陪他参观、访问、出席欢迎会、座谈会……等到翻译任务结束，英文系的毕业生就被留在市府外事处。（后来只有林无畏在外事处一直干到退休。王宏洛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当了英语教师。王祖美是女高音，成了专业演员。）外事处的同志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我觉得当翻译很不自由，特别是在陪外宾吃饭的时候，人家宾主愉快地交谈，而我得经常放下筷子或刀叉替他们翻译，太辛苦了。何况我当时少年气盛，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是受范仲淹的影响：“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因此又回到了圣约翰去念医科，告别了译坛。谁知这不是永别而只是暂别。当然，这是长长的一别，待到重作冯妇（是个典故，表示重操旧业的意思）时我已是半百老翁矣。

1954年圣约翰大学医科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1954年我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而被分配在附属瑞金医院工作。先是做外科医生。1958年在抢救成功钢铁工人邱财康以后瑞金医院成立了烧伤科，我就专治烧伤病人了。由住院医生而主治医生而主任医生，20年来虽然工作很累而待遇很低，但治愈了许多危重病人，在医学科学上也略有贡献，故曾两次上北京受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接见并合影。在行医期间，我也搞一些翻译。不过那只是译译医学文章，以供教学和科研之用，范围很窄，工作量也不大。

“文革”后期我突遭厄运，身陷囹圄，五载铁窗，几乎丢了性命。

待1980年5月我出狱时，已是将近知命之年，头上还戴着一顶“刑满释放分子”的帽子。瑞金医院拒绝接受我。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工作。其时也，我这个“分子”又兼“无业游民”，妻离子散，无以为生，日子很不好过。真所谓“茕茕子立，形影相吊，引颈四望，无枝可依。”我很少上街。偶尔上街，也是低头而行，“破帽遮颜过闹市”，极不愿见到熟人，因为有的熟人即使与我狭路相逢，也会转过头去，装作不认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至此方有深切的体会。

却是天无绝人之路，是年9月，上海外国语学院由于“文革”10年而致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故登报招聘英语高年级教师。我为生计所迫，不自量力地鼓起勇气报名应试。应聘者须经过笔试、口试。考试那天，我迟到了一个小时，盖因学校远，而我又坐错了车。到了那儿一看，倒抽一口冷气，两间梯形教室里坐满了三百名正在埋头疾书的应聘者。我的心情，犹如老童生应乡试，好不胆战心惊。拿到试卷，是要求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英文，不得用词典。好在这篇文章幼时念过，对原文理解尚不致有误。我就重新提起放下多年的译笔，硬着头皮将之匆匆译完交卷。下午则是将一篇英文的文学评论译成中文。中午休息时，我端着饭盒躲在角落里悄悄地吃饭。其他人都在热烈交谈，因为他们不是外语专业的老同学，便是教外语的同行。回家的路上自忖，被录用的希望极小。别的应聘者基本上都是英语老师，大多是教中学的，也有少数是大学教师，只有我是个医生。

在家中干等了一个星期，忽然收到书面通知，说是笔试及格了，让我过两天去口试。真是喜出望外，不胜雀跃之至。口试时到了上外，得知笔试及格者共16名。主试者是裘劭恒教授。裘劭恒教授一上来就用英语问我：“你本来是个医生，怎么会来应聘英语教师？”我也就以英语回答，滔滔不绝地谈自己坎坷的经历。按规定是每人口试10分钟，我却一口气谈了20多分钟。他们听得出了神，也忘了打断我。后来秦小孟教授一看手表，说：“够了，够了。你回家去等着吧。”这次口试我自己觉得很有把握，因为自幼就有英语口语的环境。谁知在家中足足等了10天，却音讯全无。我想这准是“政审不及格”，怎么可能录用我呢？别再痴心妄想了，还是随便找一份差事混口饭吃吃吧。

就在我已完全绝望之时，第二天接到一只传呼电话。是一个陌生人打来的，说的北方口音。他说：“我们是上外，你录取了。”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听不明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他：“你找我有什么事呀？”他又说：“我是上海外语学院人事处的。你口试及格，被录取了。恭喜你。请你明天上午就来人事处报到。我姓黄，你直接来找我好了。”真是天降福音，使我绝处逢生，我激动得几乎掉下泪来。

一到上外人事处，那位董老师告诉我，口试及格者有3人，我这个49岁的“半老头”是最“年轻”的，其他两位均已年近花甲，分别是沪江和燕京两所教会大学英文系毕业的。董老师立即给我办了录用手续，发给我上外的红校微，这红校徽在当时是很吃香的。然后带我到英语系见系主任章振邦教授。章教授满面笑容地欢迎我，接着就说：“我们决定请你教高年级的英语精读课。有一个班的任课教师突然病倒了，急须找人代课，你就辛苦一下吧。请你后天就上课。”我一听慌了，立即推辞说：“我从没教过外语，怎么能一上来就教职高年级？至少也得让我先学习一阶段吧。”我说这话绝非谦虚之词。非不为也，乃不能也。章教授笑着鼓励我说：“你能行。我们知道的。今明两天你去旁听一下别的老师的课，到后天就可以讲课了。”从此，我手中的手术刀换成了粉笔。我的生命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我这个“刑满释放分子”怎么会被破格录用的？在我的头脑中一直是一个谜。直到3年后在我的错案得到纠正的时候，上外的人事处长王益康才告诉我：“当时三百多名应聘者中你的考分最高，可是你头上却有一顶‘帽子’。 在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有过激烈争论。让一个‘刑满释放分子’登上大学教师教席，国内尚无先例。最后是由王季愚院长毅然亲自拍板的。”此事《文汇报》立即予以报道，称赞上外领导有胆有识，敢于录用一个“分子”为大学教师。此文一出，引起很大震动，多数人均认为这是重视知识分子的大好事。但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下，也有对之大加挞伐的。王益康说：“当时我们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可大呢。”使我痛心的是，王季愚这位可敬的革命老人和外语界前辈不幸在1981年就离开了我们。

做了外语教师，鸭子被赶上了架。讲课时心里虚得很。只能从图书馆里借了不少英美经典著作来读。年龄大了，记性和悟性远不如年轻进，就挑灯夜战，拿出当年读医科时背解剖书的劲儿，拼命往脑袋里灌。上海科教电影厂听说上外有个原是医生的外语教师，就来找我把科教片译成英文。我译了一些，其中有的在国际上得了金奖。我毛遂自荐地给英文的《中国日报》写文章，尚受欢迎。后来编辑部也常约我写一些有关上海科技进展的专稿。上海电视台国际部也来找我将记录片和专题片译成英文。出版社也来约我译小说。我变得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只恨时间不够用。

1985年，在执教近5年之时，我被评为副教授。《文汇报》资深记者郑重得悉此事后认为有新闻价值，就采访了我，写了一篇特稿，题为《从医学专家到外语教授》，文中谈了我年轻时在医学上的成就、文革中苦难的经历和以后的种种变化。郑重的文笔好，文章写得很感动人。刊出的那天早晨，我6时半就离家坐校车来校上课，尚未看到报纸。当我8时走进课堂给国际新闻研究生班上课时，全班同学热烈鼓掌欢迎我。我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待见到他们的课桌上摊着《文汇报》，我才明白了。我还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同情我，鼓励我，使我深受鼓舞。

1988年上海电视台译制科长黄其对我说：“我这里有一部美国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鹰冠庄园》，很好看的。你愿意译吗？”我说：“让我试试看吧。”就动手译了起来。此剧情节曲折，跌宕起伏，冲突尖锐，悬念不断，演员阵容又甚坚强。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对白精炼而流畅，幽默而含蓄。翻译起来极为过瘾。电视剧在上视“海外影视”栏目一播出，收视率极高。许多亲友纷纷打电话来问我：“翻译《鹰冠庄园》的那个钱绍昌是你吗？”触“电”的影响大矣哉。尽管在此以前我已译过不少文章和小说，但其读者量怎能与电视观众相比？至少《中国日报》上的文章是用的我的英文署名QIAN SHAOCHANG 是何许人也？我顿时成了“影视新朽”——新进入影视界的老朽！自此片约不断，我已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老牛的牛鼻子给牵住了，身不由已，只能向前。

由《鹰冠庄园》而《大饭店》，而《钻石》，而《蒙特卡罗》，而《成长的烦恼》，而《冷暖人间》，而《根》，而《浮华世家》，而《迷人的香水》，而《荆棘鸟》，而《卡萨布兰卡》……10年来共翻译了600余部（集）影视片。其中《成长的烦恼》、《根》、《荆棘鸟》等先后获全国电视译制片一等奖。与此同时我还将一百余部（集）国产片译成英文，也有一些在国际上得了金奖。由于我个人经历之独特，各种媒体常加以介绍。朋友们说我是“老来红”，也有的说我“因祸得福”、“你搞外语比做医生好”，我只好对他们好心的评语报之以苦笑，心里却想的是一句古话：“得失寸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