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与西氏相伴的恶魔波尔布特（之一 牛虻） 昨日凌晨，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在北京寓所，归西了！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有很少人知道——西哈努克曾经在中国世界革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了。恐怕更加少有的人知道，在西哈努克最后的政治生涯中，曾与一个恶魔相伴多年并差一点死在他的手中。这个恶魔是谁？——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是也！在这个恶魔执政期间，600万人口的柬埔寨，被他以“革命”的名义，杀掉了200万！其中就包括西哈努克家族中的数十口。失势前的波尔布特曾亲自下令将他的战友、柬共军事将领宋成全家11口被处决后的尸体用卡车碾碎! 一个600万人口小国，三年多时间，三分之一的生灵涂炭。残害、刑虐和杀戮成为社会常态，浩劫过去，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还是完整的。一个上台后并没有遭遇任何反抗的政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屠杀200万人，即使从动物学的角度来讲也太过份。这场在速度上超过斯大林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毛氏文化大革命，在野蛮程度上超过希特勒屠犹，在毁国毁民程度上超过卢旺达灭族，在被屠杀人数与国民人口相对值上更是创造了世界记录的大屠杀，是一次真正的人类灾难！对于中国它还意味着更多一重的苦难和羞辱——这场在“屠侨史”上也创造了世界纪录的浩劫中，三十万在柬中国侨民，在“消灭有钱人，消灭阶级”杀人风暴的呼啸声中，像牲口一样地被血腥宰杀！这些侨民不是别人而是华侨——是你我的骨肉同胞！ 今天，西哈努克归西了，波尔布特也早已见了阎王！但，恶魔统治下柬埔寨历史上的这血淋淋一页，不能轻易翻过！因为，不论是西氏，还是波氏，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业，都曾于中国人民“解放全中国、拯救全世界”的革命目标，是那样的紧密相连。今天，我们回顾柬共前领袖波尔布特的历史，仍然对我们国人重新审视过去，判定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老夫并非研究国际政治专业出身，本文中所列举的史实，均根据网上资料编辑所得，并非个人研究所为。但，若有某处触犯了当下的政治忌讳，惹得居住地检察机构也生控诉之心，老夫当负文责，决不缩头，亦不推诿! 下面我们开始正文，由于本文篇幅较长，我将分两次发表，请谅！ 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中国大地正值“左倾”思想极度猖獗阶段。那时的柬共领导人波尔布特的英名，在中国大地上可谓家喻户晓，路人皆知！据当年曾在北京万寿路西哈努克官邸工作的老人回忆，波尔布特作为一国共产党领袖，从柬埔寨根据地秘密回到北京官邸时，见到每一个服务人员都会握手拥抱，他在住所还同种树养花的工人们一同干活，与其他外宾完全不同。这种体现“劳动人民本色”的表象，给当时中国的许多领导人留下了极好印象。 中国革命依靠贫苦大众进行斗争的经历，使中国人也容易对国外的贫苦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认为越贫苦者就会越革命，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理解。“革命”的准确含义，是以代表新生产力的制度来代替旧的生产力。饥寒交迫者对旧有制度的确容易产生不满，易于参加革命，然而他们却不一定就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代表。遗憾的是，这个基本论点，直至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人才对此有了一些相对清楚的认识。 从各种材料看，波尔布特出身农村家庭。据说他有一个在王宫里服务的亲戚，因此能与普遍失学的穷家孩子不同，读完寺庙小学又到金边上中学，接着考上电工技校，1949年又以官费留学法国。在那里他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并于1951年加入法共。1953年回国进入革命组织，几年后就担任了最高领导。应该说，在法国波尔布特曾接触过现代文明，并与本国的落后面貌对比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他后来极为激进的变革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引发。不过从波尔布特回国后几十年的种种作为来看，更多地还是受到生长环境中落后性的影响，并带着寺院神学教育的某些神秘、虚幻特色的烙印。 国际上注意到波尔布特领导的组织，是在七十年代的印度支那抗美战争期间。不过令人困惑的是，这一组织名称长期不公开，西方只好自己加了一个俗称——“红色高棉”。 按照现代政党基本法则，公开自己的旗帜和纲领是存在发展的前提要求。即使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时，组织虽然秘密，却仍利用一切机会以出传单、街头宣传等方式阐明自己党的名称和斗争目标。否则，群众不了解自己，又怎能让他们拥护自己？波尔布特在这方面却是创造了一个世界性奇迹，不但进行夺权斗争时隐藏自己旗帜，甚至执政两年多也不宣布党名。至于国内广大百姓，长期只知道自己被一个神秘“组织”管理。 若是波尔布特始终不公开党名，倒也免得在世界范围败坏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名声。然而他本人却于1977年9月访问北京时，突然又向全世界公开了自己已成立17年的党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自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同属一个“理论基础”（毛泽东语）。 这个党虽然以“工人阶级先锋队”为标榜，内部组织和活动形式却难以看到近代民主色彩，充满了古老的秘密会党特点。波尔布特虽有“总书记”职衔，但在柬共党内却被呼为“一号兄弟”，他的副手农谢为“二兄弟”，颇有帮会老大的气味。党内也没有代表大会选举和研究通过党纲党章之类活动，各级干部都由指派产生。虽说最高领导有几人是留法知识分子，而基层干部却大多数为文盲的贫农，党内也不组织政治理论学习，只听“书记大叔”从神秘渠道发布指令。 在地下工作时这样做，或许还有情可原。夺取全国政权后，波尔布特等人仍病态似地疑神疑鬼，强调“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这种以“不让敌人弄清我们的真实情况”为借口，所实行的举世无双的神秘措施，同样也塞住了人民耳目。没有了公开化，实际上也就没有了民主化。待到公开党名后，马上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实行个人崇拜。波尔布特于一夜间，突然在世界舆论和柬埔寨百姓面前出现，其巨幅画像便迅速悬挂在全国所有公共场合，并被称为“书记大叔”、“党心”，或直接被呼为“组织”（“朕即国家”的翻版，“吾即党”!）。 波尔布特于六十年代中进入农村时，身边不过十几人、四支枪。（想起“沙家浜”抗日救国军胡司令所唱：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统共才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1970年美国策动朗诺集团以政变推翻了王国政府，西哈努克流亡北京并号召人民抗战，为波尔布特党提供了得以迅速发展的历史良机（在此点上，波氏是肯定感谢美国人的！）。在争取民族独立旗帜下，柬共与西哈努克等人联合，又得到中国、越南共产党的支援，武装人员曾发展到20万，党员也发展到4万，于1975年4月17日终于攻占金边掌握了政权。 从农村根据地起家占领城市后，这个神秘组织立即采取了一项“打扫干净”的惊人之举。当时金边有200万居民，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战时涌入首都的难民。红色高棉以美国飞机将要轰炸为名，将全部居民驱赶出城，只许随身带着细软。结果金边变成一座死城，三年后去看，多数房子还是人去楼空，收音机之类还留在屋内积满灰尘。 居民们徒步出城后，大都被分配到边远农村。沿途风餐露宿，患病者甚多又无医无药，路边遗尸枕藉。到达指定地点后，又解散家庭，按照成分、年龄、性别编组劳动，成分不好者被强迫自己动手建房以实行改造。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且不懂农村生活的城里人，包括大批过去经营商业的华侨，如同一下子被扔进地狱一般。 红色高棉当时也驱赶了金边的全部外国记者，对86个承认民柬政权的国家中只许12国派驻外交官，而且平时不得走出大使馆（只对中国、朝鲜两国特许），不得用电讯联络。如此封锁信息，使柬埔寨一时被西方新闻界称为“国际政治空间中的黑洞”。不过这种驱赶所有城市居民的做法还是传扬出去，很快引起世界震惊。 波尔布特把全体城市居民驱赶下乡时，正值中国“文革”期间大力开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高潮，当时四人帮控制下的主流媒体对波氏做法大为欣赏，高调宣传。不过真正掌握情况的周恩来还是感到红色高棉此举实在过头，曾于1975年6月在病中对来访的波氏，善意地表示过规劝：“你们把金边300万人搬到农村，国际上很多人就不理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要利用他们……考虑经济建设就必须考虑财政、金融、商业政策，否则血脉不通就很困难。全国解放后，总得办教育，搞科学研究……”当时的周恩来虽已卧病不起，但对柬埔寨共产党人的极端做法，却极为忧虑。 1975年10月，柬共代表乔森潘、英萨利来华邀请西哈努克回国。临行前，他们曾向重病中的毛泽东辞别，此时还充满晚年理想主义的伟大领袖大概也预感西哈努克一家归去会有不祥遭遇，因此专门嘱托英萨利告诉波尔布特，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她的两个儿子，不要强迫他们去干重体力劳动。据西哈努克后来一直充满感谢的回忆，这一嘱托在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波尔布特那里还是发挥了作用，因此才挽救了西哈努克夫人和两个幼子生命。但毛的嘱托，仍没能保护西哈努克其他家族成员，西氏家族大约仍有近百口人在这场浩劫中，未能幸免遇难。 当乔森藩、英萨利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时，重病中的周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想对你们提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 此时周恩来对国内极“左”政策的恶果已是痛楚在心，由于当时政治气候又不可能真正进行总结，不过他还是语意深长地对客人说：“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周恩来这段话表达的思想，在中国三年多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终于得到肯定，而在柬埔寨则根本不被理睬。其原因，从这时柬共下发的文件中就不难看出。波尔布特等人已向党内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那些缺乏我们这样成就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此时，尽管民柬将中国视为惟一外援，不过仍可看出波尔布特已经想后来居上，在施政上要超过苏俄的“军事共产制”及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这种心态，决定了波尔布特在极“左”方面，肯定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要像周恩来警告的那样“重蹈覆辙”，而且会——为祸更烈！（未完待续，明日发二） 2012/10/16 晨7时30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