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與西氏相伴的惡魔波爾布特（之一 牛虻） 昨日凌晨，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在北京寓所，歸西了！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已經有很少人知道——西哈努克曾經在中國世界革命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了。恐怕更加少有的人知道，在西哈努克最後的政治生涯中，曾與一個惡魔相伴多年並差一點死在他的手中。這個惡魔是誰？——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波爾布特是也！在這個惡魔執政期間，600萬人口的柬埔寨，被他以“革命”的名義，殺掉了200萬！其中就包括西哈努克家族中的數十口。失勢前的波爾布特曾親自下令將他的戰友、柬共軍事將領宋成全家11口被處決後的屍體用卡車碾碎! 一個600萬人口小國，三年多時間，三分之一的生靈塗炭。殘害、刑虐和殺戮成為社會常態，浩劫過去，幾乎沒有一個家庭還是完整的。一個上台後並沒有遭遇任何反抗的政權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屠殺200萬人，即使從動物學的角度來講也太過份。這場在速度上超過斯大林肅反，在廣泛性上超過毛氏文化大革命，在野蠻程度上超過希特勒屠猶，在毀國毀民程度上超過盧旺達滅族，在被屠殺人數與國民人口相對值上更是創造了世界記錄的大屠殺，是一次真正的人類災難！對於中國它還意味着更多一重的苦難和羞辱——這場在“屠僑史”上也創造了世界紀錄的浩劫中，三十萬在柬中國僑民，在“消滅有錢人，消滅階級”殺人風暴的呼嘯聲中，像牲口一樣地被血腥宰殺！這些僑民不是別人而是華僑——是你我的骨肉同胞！ 今天，西哈努克歸西了，波爾布特也早已見了閻王！但，惡魔統治下柬埔寨歷史上的這血淋淋一頁，不能輕易翻過！因為，不論是西氏，還是波氏，他們的名字，他們的事業，都曾於中國人民“解放全中國、拯救全世界”的革命目標，是那樣的緊密相連。今天，我們回顧柬共前領袖波爾布特的歷史，仍然對我們國人重新審視過去，判定未來，有着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老夫並非研究國際政治專業出身，本文中所列舉的史實，均根據網上資料編輯所得，並非個人研究所為。但，若有某處觸犯了當下的政治忌諱，惹得居住地檢察機構也生控訴之心，老夫當負文責，決不縮頭，亦不推諉! 下面我們開始正文，由於本文篇幅較長，我將分兩次發表，請諒！ 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時期，中國大地正值“左傾”思想極度猖獗階段。那時的柬共領導人波爾布特的英名，在中國大地上可謂家喻戶曉，路人皆知！據當年曾在北京萬壽路西哈努克官邸工作的老人回憶，波爾布特作為一國共產黨領袖，從柬埔寨根據地秘密回到北京官邸時，見到每一個服務人員都會握手擁抱，他在住所還同種樹養花的工人們一同幹活，與其他外賓完全不同。這種體現“勞動人民本色”的表象，給當時中國的許多領導人留下了極好印象。 中國革命依靠貧苦大眾進行鬥爭的經歷，使中國人也容易對國外的貧苦人具有一種天然的同情。認為越貧苦者就會越革命，這其實是一種片面理解。“革命”的準確含義，是以代表新生產力的制度來代替舊的生產力。饑寒交迫者對舊有制度的確容易產生不滿，易於參加革命，然而他們卻不一定就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思想、先進文化的代表。遺憾的是，這個基本論點，直至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國人才對此有了一些相對清楚的認識。 從各種材料看，波爾布特出身農村家庭。據說他有一個在王宮裡服務的親戚，因此能與普遍失學的窮家孩子不同，讀完寺廟小學又到金邊上中學，接着考上電工技校，1949年又以官費留學法國。在那裡他接觸到了馬列主義，並於1951年加入法共。1953年回國進入革命組織，幾年後就擔任了最高領導。應該說，在法國波爾布特曾接觸過現代文明，並與本國的落後面貌對比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他後來極為激進的變革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引發。不過從波爾布特回國後幾十年的種種作為來看，更多地還是受到生長環境中落後性的影響，並帶着寺院神學教育的某些神秘、虛幻特色的烙印。 國際上注意到波爾布特領導的組織，是在七十年代的印度支那抗美戰爭期間。不過令人困惑的是，這一組織名稱長期不公開，西方只好自己加了一個俗稱——“紅色高棉”。 按照現代政黨基本法則，公開自己的旗幟和綱領是存在發展的前提要求。即使是當年中國共產黨處於地下狀態時，組織雖然秘密，卻仍利用一切機會以出傳單、街頭宣傳等方式闡明自己黨的名稱和鬥爭目標。否則，群眾不了解自己，又怎能讓他們擁護自己？波爾布特在這方面卻是創造了一個世界性奇蹟，不但進行奪權鬥爭時隱藏自己旗幟，甚至執政兩年多也不宣布黨名。至於國內廣大百姓，長期只知道自己被一個神秘“組織”管理。 若是波爾布特始終不公開黨名，倒也免得在世界範圍敗壞了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的名聲。然而他本人卻於1977年9月訪問北京時，突然又向全世界公開了自己已成立17年的黨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並自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與中國共產黨同屬一個“理論基礎”（毛澤東語）。 這個黨雖然以“工人階級先鋒隊”為標榜，內部組織和活動形式卻難以看到近代民主色彩，充滿了古老的秘密會黨特點。波爾布特雖有“總書記”職銜，但在柬共黨內卻被呼為“一號兄弟”，他的副手農謝為“二兄弟”，頗有幫會老大的氣味。黨內也沒有代表大會選舉和研究通過黨綱黨章之類活動，各級幹部都由指派產生。雖說最高領導有幾人是留法知識分子，而基層幹部卻大多數為文盲的貧農，黨內也不組織政治理論學習，只聽“書記大叔”從神秘渠道發布指令。 在地下工作時這樣做，或許還有情可原。奪取全國政權後，波爾布特等人仍病態似地疑神疑鬼，強調“秘密工作是一切的關鍵”。這種以“不讓敵人弄清我們的真實情況”為藉口，所實行的舉世無雙的神秘措施，同樣也塞住了人民耳目。沒有了公開化，實際上也就沒有了民主化。待到公開黨名後，馬上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實行個人崇拜。波爾布特於一夜間，突然在世界輿論和柬埔寨百姓面前出現，其巨幅畫像便迅速懸掛在全國所有公共場合，並被稱為“書記大叔”、“黨心”，或直接被呼為“組織”（“朕即國家”的翻版，“吾即黨”!）。 波爾布特於六十年代中進入農村時，身邊不過十幾人、四支槍。（想起“沙家浜”抗日救國軍胡司令所唱：想當初，老子的隊伍才開張，統共才有十幾個人來，七八條槍！）1970年美國策動朗諾集團以政變推翻了王國政府，西哈努克流亡北京並號召人民抗戰，為波爾布特黨提供了得以迅速發展的歷史良機（在此點上，波氏是肯定感謝美國人的！）。在爭取民族獨立旗幟下，柬共與西哈努克等人聯合，又得到中國、越南共產黨的支援，武裝人員曾發展到20萬，黨員也發展到4萬，於1975年4月17日終於攻占金邊掌握了政權。 從農村根據地起家占領城市後，這個神秘組織立即採取了一項“打掃乾淨”的驚人之舉。當時金邊有200萬居民，占當時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戰時湧入首都的難民。紅色高棉以美國飛機將要轟炸為名，將全部居民驅趕出城，只許隨身帶着細軟。結果金邊變成一座死城，三年後去看，多數房子還是人去樓空，收音機之類還留在屋內積滿灰塵。 居民們徒步出城後，大都被分配到邊遠農村。沿途風餐露宿，患病者甚多又無醫無藥，路邊遺屍枕藉。到達指定地點後，又解散家庭，按照成分、年齡、性別編組勞動，成分不好者被強迫自己動手建房以實行改造。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且不懂農村生活的城裡人，包括大批過去經營商業的華僑，如同一下子被扔進地獄一般。 紅色高棉當時也驅趕了金邊的全部外國記者，對86個承認民柬政權的國家中只許12國派駐外交官，而且平時不得走出大使館（只對中國、朝鮮兩國特許），不得用電訊聯絡。如此封鎖信息，使柬埔寨一時被西方新聞界稱為“國際政治空間中的黑洞”。不過這種驅趕所有城市居民的做法還是傳揚出去，很快引起世界震驚。 波爾布特把全體城市居民驅趕下鄉時，正值中國“文革”期間大力開展“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高潮，當時四人幫控制下的主流媒體對波氏做法大為欣賞，高調宣傳。不過真正掌握情況的周恩來還是感到紅色高棉此舉實在過頭，曾於1975年6月在病中對來訪的波氏，善意地表示過規勸：“你們把金邊300萬人搬到農村，國際上很多人就不理解。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還是要利用他們……考慮經濟建設就必須考慮財政、金融、商業政策，否則血脈不通就很困難。全國解放後，總得辦教育，搞科學研究……”當時的周恩來雖已臥病不起，但對柬埔寨共產黨人的極端做法，卻極為憂慮。 1975年10月，柬共代表喬森潘、英薩利來華邀請西哈努克回國。臨行前，他們曾向重病中的毛澤東辭別，此時還充滿晚年理想主義的偉大領袖大概也預感西哈努克一家歸去會有不祥遭遇，因此專門囑託英薩利告訴波爾布特，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她的兩個兒子，不要強迫他們去乾重體力勞動。據西哈努克後來一直充滿感謝的回憶，這一囑託在自稱是“毛澤東學生”的波爾布特那裡還是發揮了作用，因此才挽救了西哈努克夫人和兩個幼子生命。但毛的囑託，仍沒能保護西哈努克其他家族成員，西氏家族大約仍有近百口人在這場浩劫中，未能倖免遇難。 當喬森藩、英薩利到醫院向周恩來辭行時，重病中的周語重心長地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想對你們提點建議：不要企圖通過一個大躍進就想達到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你們一定要小心謹慎，在共產主義道路上穩步前進。你們的目標並不是要立即實現共產主義，而是逐漸向社會主義邁進。如果你們拋開謹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會給人民帶來災難。” 此時周恩來對國內極“左”政策的惡果已是痛楚在心，由於當時政治氣候又不可能真正進行總結，不過他還是語意深長地對客人說：“如果有人想通過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實現共產主義，而不顧人民的思想狀況及民族的現實，那肯定把人民和國家拖進災難的危險。我們中國犯過這樣的錯誤，我提醒你們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 周恩來這段話表達的思想，在中國三年多以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終於得到肯定，而在柬埔寨則根本不被理睬。其原因，從這時柬共下發的文件中就不難看出。波爾布特等人已向黨內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創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事實證明我們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可以對那些缺乏我們這樣成就的國家產生重大影響。” 此時，儘管民柬將中國視為惟一外援，不過仍可看出波爾布特已經想後來居上，在施政上要超過蘇俄的“軍事共產制”及中國的“大躍進”和“文革”。這種心態，決定了波爾布特在極“左”方面，肯定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僅要像周恩來警告的那樣“重蹈覆轍”，而且會——為禍更烈！（未完待續，明日發二） 2012/10/16 晨7時30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