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为万维诸君鉴？）

刘亚伟:理性话语的缺失与语言暴力的泛滥

March 21, 2016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梁漱溟与胡适、陈独秀由于思想见解不同，三人之间的思想交锋是常事。一次，胡适发表《一年半的回顾》，文中说《努力》杂志一年多来的许多文章都不及“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 陈独秀则为文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的一线曙光！” 梁漱溟对此深有感触：“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这令我很难过”。

晚年，梁漱溟对儿子谈起这桩往事，感叹之余，谈到了应该以什么态度展开讨论与辩难，他认为这是首先须要辨明的问题。梁漱溟认为，“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在这一点上，彼此是“有同的一面”，即大家都是愿为社会进步尽力的。他又说：“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或者他们是我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

同时，梁漱溟又承认：“我们的确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但大家“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我并不要打倒胡适之、陈独秀而后我才得成功。”这种态度简要地说，或可用四个字概括：和而不同。

现在网络上的理性说理的声音比较微弱，充斥着各种挑衅性的言辞，谩骂诋毁、恶意诽谤的言论，说明与社会同构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还控制着大多数人们的思想，这也更加说明了思维方式转变的迫切性。

在中国，放言论政的人往往被贴上左派、右派、新左派、极左派、中左派、中右派等等五花八门的标签。有人曾问我，你是什么派？我说，过去有君子不党的说法，排球场上有自由人，我就算是个自由人吧！其实，大家拿出精力上网议论国事，不图名不图利，说明大家都是一派——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朝好的方面转变。意见分歧、观点冲突发生在如何转变，经由什么路径达至那个目标。

由于每个人所受教育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从事职业和经济状况不同等等，面对同一件事情，各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并且一般情况下都会很自然地认为自己的看法正确、最有道理、最符合客观实际，因而也最有代表性。如果遇到不同意见，发生争论是很正常的。

然而在很多时候，我发现这种争论会迅速演变成一场谩骂，或者干脆二话不说，直接破口大骂——我在某个网站上看到，一位博友在另一位博友的帖子后面，连续跟了骂声相同的十几贴——如谩骂还不能解气，就上升为约架。一次博友聚会，谈起某位网上名人的言论，席间有人很气愤，说这种人就该骂；有人不同意开骂，说骂他等于刺激他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有人反驳，那种人渣你还期望他会转变？……桌上的人分成两拨争论起来。这种情况很有代表性，也很是具有一种中国特色。

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有一段话，评论上个世纪20年代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试图垄断话语权，给我印象很深：“唯我独革、唯我最革、唯我真革。”这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历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派系斗争。在广场政治的巨大狂欢中，在为伟大事业共同献身的快感中，在誓死悍卫主义的崇高感里，有反对者和不同歧见的容身之地吗？

个人以为，今天泛滥的语言暴力不过是旧时代强制洗脑，推崇斗争哲学，倡行非白即黑、非友即敌的敌对思维的后遗症，以及自认为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的绝对主义思维的惯性效应而已。理性话语的缺失，语言暴力的泛滥肆虐，也许与“左”、“右”立场无关，而可能与双方所持的相同的思维方式直接相关。

有人忧虑地指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人都认为自己选择的路径，是唯一正确的路径。这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一个顽疾：不但不准别人走其他的路，还连别人想一想其他的路都不行。每个人都坚持要别人走自己选择的路，最终的结果，就是以暴力论输赢。

不改变这种状况及其背后的绝对主义思维，则无论是对话的开展还是共识的凝聚，似乎都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