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民之口？）

从坊间盛传的“九号文件”到气势汹汹的“8·19”，从三所高校在党刊集体表态到《辽宁日报》揭发的高校存在的“呲必中国”现象，从高校自由派教师接连“出事”到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守田因不当言论被拘留，中国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战役在中南海的“枪声”中，已然开始从口舌之争走向硝烟弥漫的实战。这一“变化”最为显著的表征，即是所谓自由民主派痛失阵地。在主流舆论场，自由派的声音基本消失殆尽；而在网络舆论场，虽然每次重大事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声，但是存活的可能性和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

 在中共高层看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习近平看来，自由派已然成了“不爱国”甚至“卖国”、“抹黑中国”的核心群体。他们所追求的宪政、民主，不过是敲打执政者的工具和筹码，在当局呼吁传播正能量、引导民众如何爱国的当下，自由派着实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在高校范围内，这种现象体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高校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阵地，无疑是“争取下一代”的最有效平台，而且有些人文领域的课程，将不可避免地谈及敏感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另一方面，高校教授虽然因诸多不上台面的“丑闻”沦为“叫兽”、“砖家”，但是相较于其他职业，在社会中依然保有着较高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比如伊力哈木·土赫提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之所以能拥有众多拥趸进行群体性分裂国家的行径，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自身的教师身份以及学生群体更为原生态的“可塑性”。

 自由派由盛转衰全面失声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习近平上台至今的两年时间里，针对自由派的动作不可谓不频密。十八大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宪政论战因《红旗文稿》一篇奇文点燃，网络场域的宪政派讨论一时间热闹非凡。有人批驳主流媒体的理论匮乏，有人反诘中国特色背后的一党专制底色，有人对比中西方的宪政意义和实质……虽然满屏尽是“不爱国”的声音，但是因为喉舌媒体也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故而当局也表现出了充足的宽容度，并未采取强硬措施降低“枪口”。后续地，随着习近平上台后不仅数次鲜明地“右转”，让宪政派顿感春天不再遥远，比如纪念宪法颁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台不足一个月循着邓公之路南巡，派改革先锋胡德平执行秘密使命……

然好景不长，着急又紧张的习近平既是年轻版的邓小平，因其钟情于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敢于推开一扇门；也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因其坚定地认为要想保持身为世界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永不变色”，那么必须将意识形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进行到底，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需要调整思路，从口头上的警告和你死我活走向真刀真枪的实干。《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亦即坊间简化了的“9号文件”，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盛传于高校的“七不讲”，与此一脉相承的“8·19”讲话，大抵都是循着这一思路展开。至于从口头警告走向实战，现实例证俯拾即是，比如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王功权先后身陷囹圄，网络意见领袖李承鹏、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先后因不当言论无奈出国求存，宪政旗手贺卫方以及同为北大教授的张千帆长期处于被监视状态，至于自由派茅于轼则早已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遭数轮封杀。就近的，则是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王守田因不当言论被拘留，虽然公众无从得知其不当言论具体为何，但从其所授课程——宪法学来推测，显然与宪政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另据可靠消息透露，时下被红色文化研究会等旁征博引用来反驳敌对势力的“吃饭砸锅”论，其实最早源于习近平10月初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次批示。习近平在批示中表示，对于内地那些反对声音，“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习近平所谓的“这类人”，更多指向的是发出反对声音的自由派。而自由派由盛而衰，也大抵是循着习近平的意旨展开。体现在高校领域，即是社科院作为中共重要智囊“出产地”遭遇中纪委点名批评，指出的四大问题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危险；以及中央连续下发文件夺取高校这一意识形态最大变量，如《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更早之前，还有教育部、中组部及中宣部联合印发的一份呼吁加强对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概而言之，时下在中国各个场域掀起的意识形态战役，主轴即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发表的精神内核并无二致的讲话。具体到执行层面怎么做，是单纯地口头警示还是将“害群之马”悉数法办，恐怕并非习主观愿望的直接表达和外溢。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自由民主派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向来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对现实政治的“干扰”程度也微乎其微。鉴于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中国自由派阵营的思想基调只有自由民主——专制极权的对立，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不愿意承认，国家除了这种分类并导致对立外，还有考虑问题的其他维度和中间地带，比如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单位，比如地缘政治的考虑是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是超于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他们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习惯了以扣帽子、抡棍子的形式刷存在感。

 此外，高层针对意识形态的动作不论为何，在自由派看来均是高压管制以及维持一党执政的伎俩，也想当然地忽略了意识形态作为根本性和全局性工作的必要性。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籍徳裔哲学家马尔库塞就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因为，技术已经成为了“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随着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即整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由此可见，不论中外，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都是存在的，而绝非自由派看来的“中国特色”。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会少了点“外国的月亮总是圆的”之类的臆想和偏见。

 自由派之外，占有绝对主动权的中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紧张兮兮，也让原本简单的问题一再复杂化。时下，中共当局深感忧虑的是，自由派偏离爱国轨道越来越远。《辽宁日报》之所以在头版发布公告并利用整版刊发公开信，即起源于一位大学生的留言，“不知从何时起，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了时尚，我们一个老师，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案例教学时，负面的例子全是中国。”国平后续的跟进，以及《光明日报》对“自干五”（注：全称为自带干粮的五毛）的褒奖，也都围绕“说中国好话还是坏话”展开。然而，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向来不是两条不可相交的平行线。爱国与否，也不能单纯地以说什么来评判之。如果执政者足够聪明，那么应该成为化解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紧张关系的推动者，而非扮演让这种关系更为紧张的直接推手。何况，从“你一言我一语”到鸦雀无声，其背后的政治布局确也不免令人担忧：“高压锅”太久，有朝一日会否引发更大的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