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动胡适的他静静去世了 没人再懂红楼梦

2012年，5月31日凌晨，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家中逝世，终年95岁。他的女儿宣布：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关于周汝昌，著名学者刘再复是这样评价的：周先生原来就是一个贾宝玉，一个贾宝玉式的赤子，一个贾宝玉式的婴儿，一个贾宝玉式的痴人，一个“真真国”里的真真人。

这算是对周汝昌最好的评价，贾宝玉痴，周汝昌更痴，他说：“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方能无退，即不悔。”

意外的收获

1947年，周汝昌还是个毛头小子，燕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却意外地惊动了胡适。

事情是这样，周汝昌的哥哥在家读《红楼梦》，刚好序言是胡适写的，写了一大巴拉就不说了，里面还讲了个秘密：在某本失传的书里，藏着一个天大秘密，但他一直找不到这本书。

哥哥就写信给周汝昌，弟哇，胡适说某本书里有个秘密，但他没找不到，你去咱燕京大学的图书馆瞅瞅，看有没有这本书，说不定就发达了。

事情就是这么巧，周汝昌跑到图书馆一查，还真有，名字叫《懋斋诗钞》，安安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等待它的知音。

或许这就是上天注定，这辈子他注定要和《红楼梦》结缘。拿到书的那一刻，周汝昌的手都有点发抖。

这本书里真的藏着秘密，不是黄金图、也不是葵花宝典，而是曹雪芹的身世，经过周汝昌的考证，曹雪芹生于1724年，死于1764，并把胡适的论证推翻，等于啪啪啪打了胡适一脸。

胡适量大，也是出了名的，看到文章，立马写信给这位毛头小子，并称呼先生：汝昌先生，你说的对，我很赞同，是我又“胡说”了！因为这事，胡适还将世上唯一的一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借给周汝昌看，两人素未谋面。

周汝昌对《红楼梦》是真爱，那时又没得复印机，周汝昌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和哥哥一起，把整本书给抄了下来，几十万字，抄得工工整整、一字不漏。

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也带走了那本绝世孤本。整个大陆，就周汝昌的屋里有本手抄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在古代，抄书是很多名人的读书秘诀，苏轼就把《史记》和《汉书》都抄过。但放到一个连书都不愿意瞅的年代里，抄书简直就是个笑话，只有傻子才会干。

但世界从来就不会亏待这样痴情的傻子，周汝昌连夜抄的书，世界终会加倍奖励。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没有纸、没有笔，他却写出了藏之深山的著作

1952年，周汝昌研究生还未毕业，就收到了四川华西大学的聘请，前往天府之国教英语，后来华西大学并进了四川大学，周汝昌被分配到了一个叫梅园的地方居住。

说是梅园，其实没有梅，更谈不上园。就是用竹竿、木板搭建起来的几间棚屋，四处都是手指大的缝隙，大冬天的，外面有多冷，里屋就有多冷。

当然，周汝昌可能没感觉到，他还伏在窗前研究他的《红楼梦》，就是这年的冬天，他整理完了那本著名的《红楼梦新证》。

《新证》的最初稿是他花了几年时间，一点一滴考证出来的，记录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然后用胶水一条一条的粘在一起，就像“百衲衣”，几年下来，竟然写了几十万字。

然后他得小心翼翼，一张一张，一条一条地抄录在稿纸上。

撰稿用的笔是燕园好友送的一支金笔，有一天，他在帮老婆烧火做饭时，不小心将笔掉进火堆，烧坏了。无可奈何之中，周汝昌只好把笔尖绑在一根筷子上，写几个字沾一下墨水，再写几个字，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才算把稿子录完。

1953年秋，周汝昌收到了邮件的包裹单，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是9月5日。周汝昌还破天荒地雇了辆“洋车”，就为了快点赶到总局。

拿到包裹，他就等不及地拆开，那一刻，周汝昌眼前亮了，他的《红楼梦新证》出版了，那一片又一片的纸条，终于变成了一页又一页的新书。

周汝昌没想到是，就是这样一本学术书，竟然火了，一连三版，印了一万七千多册。在那个时代，简直惊人。邓拓还告诉他，连毛泽东都看了这本书，还十分赞赏。

整个外文系的师生也惊呆了，你不是教英语的嘛，怎么研究起《红楼梦》来了，最后的情况是，整个外文系，几乎人手一编。

正是这本书，让周汝昌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员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红学专家。有一次，他去图书馆查书，图书馆馆长对他说：

“你的大著，图书馆一次买了十部！十部！”还怕自己的四川口音太重，“十”、“四”不分，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交叉指划。

也只有这份痴情，才能让一个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仍然保有那份初心，发愤忘食，乐以忘优。就像他说的，痴方能执着，方能锲而不舍——方能无退，即不悔。

痴的人最容易撞到更痴的人，两个痴的人撞到一起，总能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因为这本书，周汝昌被人民出版社的聂绀弩看上了，还专门向中央宣传部申请要人，再由中宣部向四川大学要人。四川大学不想放人，跟周汝昌说，汝昌呀，我们给你晋升副教授，你就别走了。

川大不放人，中宣部就催人，一次不行催两次，两次不行催三次。

最后校长实在顶不住压力了，再不放人，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组织原则不能坏呀，放吧放吧。就这样，周汝昌从天府之国来了到了帝都，进入了国家级出版社。

聂老对周汝昌是真欣赏，有人打趣周汝昌道：“你耳朵坏了，但有聂公为你的知音，他的姓氏是三个耳（未简化前，聂字作聶），其中必有妙理。”

一次，周汝昌和老婆在大街上压马路，遇到了聂老，正好是中午，聂老就跟着周汝昌走，这明显是要蹭饭吃的节奏。

然而，周汝昌的家却是一贫如洗，他低声问妻子，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妻子说，啥也没有了。

聂绀弩看到了两人难为的表情。笑着说了句：“我去找张友鸾……”转身就走了。

若说痴情，沈从文也算一个，对文学痴情，对美人也痴情，《红楼梦》里有诗又有美女，自然对《红楼梦》也痴情。　建国后的沈从文压力太大，怕惹麻烦，就不再写小说了，改行研究古董和服装。沈从文说，我研究古董还不行，总没人攻击我了吧。

恰巧《红楼梦》里就有很多古董，沈从文就写了一本很厚很厚的《红楼梦》考证，更恰巧的是，周沈二人对书里妙玉用的一只杯子产生了分歧。

沈从文是故宫搞文物的，名气大，来头也大，说妙玉用的杯子叫“点犀”，不叫“杏犀”，因为在从来没有听过有杏犀这种东西。

周汝昌不服，我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料，上面的文字都显示，是“杏”不是“点”，你总不能放着老曹的原文不要，而妄自串改吧，这不厚道。

于是两人在报纸上打起了笔战，周汝昌一篇，沈从文一篇，周汝昌再一篇，沈从文也再来一篇。周汝昌还要写，报社的人跟他说，你别写了，我们不发了不发了。

就因为一个杯子，引发了京城一场腥风血雨，可能是沈从文的名气大，最后一篇是沈从文的，让读者以为，是沈从文赢了。

一日，上头通知周汝昌到部里开会，屋子不大，来了不少人，最后来的，是一位老者，穿着深色中山服，夹着黑色真皮包，满面春风，亲切和蔼，一看就大有来头的那种。

一进门，老者就跑到周汝昌的面前，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汝昌吧，你好哇，汝昌，久闻大名啊，汝昌！

周汝昌一脸懵逼，我不认识你啊，老者说：我是从文呐，沈从文啊！

其实，沈从文比周汝昌大16岁，是全国知名作家，两人还争论过，沈从文可以完全居高临下的，沈从文却丝毫没有芥蒂，更没有架子。

周汝昌回忆说：“沈从文见了我表现的那种热情亲切的风度，说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长者，大度君子，没有任何世俗常态小气。这样的学者，是真学者。我一直挂念。”

对我们来说，是“杏”还是“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这种认真执著的精神，以及不计得失的胸襟，这才是真正的学者，真正的民国精神。

有的人会觉得，一个尼姑用的杯子叫啥重要吗？你们无聊不无聊啊！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喜欢一样东西，当你喜欢一样东西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忍受不了任何瑕疵，一定要把它打磨到最精致、最完美！

周汝昌痴，要是他老婆也痴的话，这个家庭估计会有点难过。所幸，他的妻子不痴，不但不痴，还很厉害，反倒是保留了他的这份痴。

有位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子弟知道周汝昌会算命，阳明八卦、生辰八字都懂，就去找周汝昌，给了个生辰八字，也没说是谁的，想请他帮忙算一算。

周汝昌一想，就算个八字嘛，也没什么，算就算。算完也还不错，都是大富大贵、大吉大利的征兆。

可就是这个人，1968年的时候被隔离审查了，还把这事给供出来了。算命不打紧，打紧的是你给谁算的命，那人够狠，给的生辰是毛泽东的，但周汝昌根本不知道。

事情就严重了，给主席算命，这不是妄议国家领导人嘛，还是我们伟大而英明的毛主席，在那个时代，这问题挺大。

结果，周汝昌被揪了出来，“打倒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周汝昌”的横幅被拉到了周汝昌的门口，还在名字上面划了三个红红的大×，然后拿去批斗审查。

被审查了自然是要抄家的，造反派来到他的家里，对他妻子说，周汝昌已经交代了，就看你还要不要隐瞒了。

周汝昌的妻子叫毛淑仁，她不惧，回敬道：他都已经交待了，你们还来问我干什么？

造反派：……

面对这么厉害的女人，造反派也没辙，来了两次就不来了，但把家里的东西抄了个干净，包括书信，以及一些珍贵的物品。

抄走之后，很多东西就下落不明了，尤其是贵重的东西，包括一口周汝昌十分喜欢的砚台。

周汝昌其实也没什么好交待的，这辈子就没干过什么坏事，作为一个学者，更没有什么企图，挖空心思，也写不出啥什么罪名。

审查完了就要外放，下去接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再教育。出发的时间选得很刺，八月十五，中秋节，这是连节都不让人过了。

领导觉着，教育你一个人不够，你老婆也得再教育教育。就让他老婆也一起跟着下乡，而且是永不回来的那种，毛淑仁一口拒绝，坚决不走。

动员的人就说，你要不去，就扣周汝昌的工资，让你没钱吃饭，看你去还是不去。

毛淑仁说：工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的。言外之意是，毛主席给的工资你也敢扣？你敢扣？你敢扣？

……

幸好街道办的人也站毛淑仁这一边，悄悄地给她找了个事做，挖防空洞。单位来人了也找不到她。就这样，毛淑仁凭一己之力，保全了在北京的家。

周汝昌一生痴迷红学，家务事基本不管，让他烧个火，他都能把唯一的金笔给弄火堆里了，这也是够呛的。也幸好有一个如此能干的妻子，保全了他的这份痴与真心。

1983年，王扶林要拍《红楼梦》。剧组成立的时候，只有3个人，可里面的角色就有151个，钱又不多，怎么办，全国征集，找草根演员，陈晓旭、欧阳奋强、邓婕都是。这时演员有了，这么大的工程，一定要请顾问。王扶林请了不少大咖过来，包括研究书画的启功，研究古董和服装的沈从文，当然，肯定有研究《红楼梦》的周汝昌。

87版《红楼梦》一个特点地地方是，后面7集基本上抛弃了高鹗的续作，而是根据曹雪芹前80回的伏笔，结合多年的红学研究成果，重新建构了一个新结局，还是悲剧。

其中，就大量参考了周汝昌的观点。比如林黛玉其实爱错了人，她要还泪的人应该是甄宝玉（真宝玉），而不是贾宝玉（假宝玉），某种程度上，周汝昌的理解，更接近曹雪芹。

《红楼梦》开拍前，剧组还专门对演员们作了一年的培训，请了很多学术大咖，给演员们上课，讲解红楼梦。

扮演薛宝钗的演员叫张莉，开拍“宝钗戏”，她还专门找到了周汝昌的电话，请教一些关于红楼梦的问题。

周汝昌得知几天后就要拍宝钗的戏，对她说，你明天来我家吧，我给你讲。打电话的这天正好是除夕。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张莉骑着自行车就来到了周先生的家里，两人没有一句客套话，一坐下来，周汝昌就从头到尾地给她讲解薛宝钗，足足讲了好几个小时。

一件事情的成功，总不是偶然造成的，这背后一定是有人默默地付出了无数的艰辛，之所以87版《红楼梦》能成为大家眼中无法超越的经典，离不开这些痴情人的努力。没有他们的痴情和付出，也就没有这部经典的《红楼梦》。

周汝昌青年时便有耳疾，助听器带了大辈子，后来又因为拼命工作，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双眼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双眼近乎失明，只有右眼有0.01的视力。

每次看书，都得用放大镜。每次写东西，几乎需要把脸贴到纸上去，所以他出来的字像核桃一样大，甚至出现串行、叠加的现象。

即便这样，也丝毫不能阻止他对《红楼梦》的玩命研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书一本一本地出，也一步一步奠定了他在红学史上的地位。

高阳说：“说起周汝昌，我跟他的考证结果正好相反，然而我不能不佩服他，搜罗之丰富，用力之勤，都不可及……当我三杯落肚，一支在手，忽然来谈红楼时，我真惦记他不知道今晚上吃些什么东西？”

关于《红楼梦》考证成就，有一种说法，胡适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算是开山祖师爷吧；而俞平伯接过胡适的旗帜，跑了很长的一段路。

到了周汝昌这里，方是集大成。

当然他的地位还不止这个，胡适虽有考证的功夫，可艺术的嗅觉实在不敢恭维，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集，竟然被人嘲笑了近一百年。

胡适觉着，《红楼梦》写得真是太差劲、太垃圾了，比不上儒林外史，也比不上《海上花列传》，甚至连《老残游记》都比不上，曹雪芹棺材板都快压不住了

是周汝昌，把《红楼梦》提高到了前无古人，后人来者的地位，“一部空前奇丽、石破天惊的伟著巨构”，曹雪芹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

　　刘再复说，周汝昌是旷世天才曹雪芹的旷世知音。真是一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