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動胡適的他靜靜去世了 沒人再懂紅樓夢

2012年，5月31日凌晨，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在家中逝世，終年95歲。他的女兒宣布：按照父親遺願，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讓他安安靜靜地走。

關於周汝昌，著名學者劉再復是這樣評價的：周先生原來就是一個賈寶玉，一個賈寶玉式的赤子，一個賈寶玉式的嬰兒，一個賈寶玉式的痴人，一個“真真國”里的真真人。

這算是對周汝昌最好的評價，賈寶玉痴，周汝昌更痴，他說：“痴方能執著，方能鍥而不捨——方能無退，即不悔。”

意外的收穫

1947年，周汝昌還是個毛頭小子，燕京大學外語系的學生，卻意外地驚動了胡適。

事情是這樣，周汝昌的哥哥在家讀《紅樓夢》，剛好序言是胡適寫的，寫了一大巴拉就不說了，裡面還講了個秘密：在某本失傳的書裡，藏着一個天大秘密，但他一直找不到這本書。

哥哥就寫信給周汝昌，弟哇，胡適說某本書裡有個秘密，但他沒找不到，你去咱燕京大學的圖書館瞅瞅，看有沒有這本書，說不定就發達了。

事情就是這麼巧，周汝昌跑到圖書館一查，還真有，名字叫《懋齋詩鈔》，安安靜靜地躺在書架上，等待它的知音。

或許這就是上天註定，這輩子他註定要和《紅樓夢》結緣。拿到書的那一刻，周汝昌的手都有點發抖。

這本書裡真的藏着秘密，不是黃金圖、也不是葵花寶典，而是曹雪芹的身世，經過周汝昌的考證，曹雪芹生於1724年，死於1764，並把胡適的論證推翻，等於啪啪啪打了胡適一臉。

胡適量大，也是出了名的，看到文章，立馬寫信給這位毛頭小子，並稱呼先生：汝昌先生，你說的對，我很贊同，是我又“胡說”了！因為這事，胡適還將世上唯一的一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借給周汝昌看，兩人素未謀面。

周汝昌對《紅樓夢》是真愛，那時又沒得複印機，周汝昌就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和哥哥一起，把整本書給抄了下來，幾十萬字，抄得工工整整、一字不漏。

1949年，胡適離開大陸，也帶走了那本絕世孤本。整個大陸，就周汝昌的屋裡有本手抄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在古代，抄書是很多名人的讀書秘訣，蘇軾就把《史記》和《漢書》都抄過。但放到一個連書都不願意瞅的年代裡，抄書簡直就是個笑話，只有傻子才會幹。

但世界從來就不會虧待這樣痴情的傻子，周汝昌連夜抄的書，世界終會加倍獎勵。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沒有紙、沒有筆，他卻寫出了藏之深山的著作

1952年，周汝昌研究生還未畢業，就收到了四川華西大學的聘請，前往天府之國教英語，後來華西大學並進了四川大學，周汝昌被分配到了一個叫梅園的地方居住。

說是梅園，其實沒有梅，更談不上園。就是用竹竿、木板搭建起來的幾間棚屋，四處都是手指大的縫隙，大冬天的，外面有多冷，裡屋就有多冷。

當然，周汝昌可能沒感覺到，他還伏在窗前研究他的《紅樓夢》，就是這年的冬天，他整理完了那本著名的《紅樓夢新證》。

《新證》的最初稿是他花了幾年時間，一點一滴考證出來的，記錄在各式各樣的紙條上，然後用膠水一條一條的粘在一起，就像“百衲衣”，幾年下來，竟然寫了幾十萬字。

然後他得小心翼翼，一張一張，一條一條地抄錄在稿紙上。

撰稿用的筆是燕園好友送的一支金筆，有一天，他在幫老婆燒火做飯時，不小心將筆掉進火堆，燒壞了。無可奈何之中，周汝昌只好把筆尖綁在一根筷子上，寫幾個字沾一下墨水，再寫幾個字，花了一個冬天的時間，才算把稿子錄完。

1953年秋，周汝昌收到了郵件的包裹單，他清楚地記得，那天是9月5日。周汝昌還破天荒地雇了輛“洋車”，就為了快點趕到總局。

拿到包裹，他就等不及地拆開，那一刻，周汝昌眼前亮了，他的《紅樓夢新證》出版了，那一片又一片的紙條，終於變成了一頁又一頁的新書。

周汝昌沒想到是，就是這樣一本學術書，竟然火了，一連三版，印了一萬七千多冊。在那個時代，簡直驚人。鄧拓還告訴他，連毛澤東都看了這本書，還十分讚賞。

整個外文系的師生也驚呆了，你不是教英語的嘛，怎麼研究起《紅樓夢》來了，最後的情況是，整個外文系，幾乎人手一編。

正是這本書，讓周汝昌從一個普通的大學教員變成了全國矚目的紅學專家。有一次，他去圖書館查書，圖書館館長對他說：

“你的大著，圖書館一次買了十部！十部！”還怕自己的四川口音太重，“十”、“四”不分，一邊說一邊用手指交叉指劃。

也只有這份痴情，才能讓一個人在如此艱苦卓絕的環境中，仍然保有那份初心，發憤忘食，樂以忘優。就像他說的，痴方能執着，方能鍥而不捨——方能無退，即不悔。

痴的人最容易撞到更痴的人，兩個痴的人撞到一起，總能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因為這本書，周汝昌被人民出版社的聶紺弩看上了，還專門向中央宣傳部申請要人，再由中宣部向四川大學要人。四川大學不想放人，跟周汝昌說，汝昌呀，我們給你晉升副教授，你就別走了。

川大不放人，中宣部就催人，一次不行催兩次，兩次不行催三次。

最後校長實在頂不住壓力了，再不放人，就是不服從中央命令了，組織原則不能壞呀，放吧放吧。就這樣，周汝昌從天府之國來了到了帝都，進入了國家級出版社。

聶老對周汝昌是真欣賞，有人打趣周汝昌道：“你耳朵壞了，但有聶公為你的知音，他的姓氏是三個耳（未簡化前，聶字作聶），其中必有妙理。”

一次，周汝昌和老婆在大街上壓馬路，遇到了聶老，正好是中午，聶老就跟着周汝昌走，這明顯是要蹭飯吃的節奏。

然而，周汝昌的家卻是一貧如洗，他低聲問妻子，家裡還有什麼吃的嗎？妻子說，啥也沒有了。

聶紺弩看到了兩人難為的表情。笑着說了句：“我去找張友鸞……”轉身就走了。

若說痴情，沈從文也算一個，對文學痴情，對美人也痴情，《紅樓夢》裡有詩又有美女，自然對《紅樓夢》也痴情。　建國後的沈從文壓力太大，怕惹麻煩，就不再寫小說了，改行研究古董和服裝。沈從文說，我研究古董還不行，總沒人攻擊我了吧。

恰巧《紅樓夢》裡就有很多古董，沈從文就寫了一本很厚很厚的《紅樓夢》考證，更恰巧的是，周沈二人對書裡妙玉用的一隻杯子產生了分歧。

沈從文是故宮搞文物的，名氣大，來頭也大，說妙玉用的杯子叫“點犀”，不叫“杏犀”，因為在從來沒有聽過有杏犀這種東西。

周汝昌不服，我找了好多好多的資料，上面的文字都顯示，是“杏”不是“點”，你總不能放着老曹的原文不要，而妄自串改吧，這不厚道。

於是兩人在報紙上打起了筆戰，周汝昌一篇，沈從文一篇，周汝昌再一篇，沈從文也再來一篇。周汝昌還要寫，報社的人跟他說，你別寫了，我們不發了不發了。

就因為一個杯子，引發了京城一場腥風血雨，可能是沈從文的名氣大，最後一篇是沈從文的，讓讀者以為，是沈從文贏了。

一日，上頭通知周汝昌到部里開會，屋子不大，來了不少人，最後來的，是一位老者，穿着深色中山服，夾着黑色真皮包，滿面春風，親切和藹，一看就大有來頭的那種。

一進門，老者就跑到周汝昌的面前，握着他的手說，你就汝昌吧，你好哇，汝昌，久聞大名啊，汝昌！

周汝昌一臉懵逼，我不認識你啊，老者說：我是從文吶，沈從文啊！

其實，沈從文比周汝昌大16歲，是全國知名作家，兩人還爭論過，沈從文可以完全居高臨下的，沈從文卻絲毫沒有芥蒂，更沒有架子。

周汝昌回憶說：“沈從文見了我表現的那種熱情親切的風度，說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長者，大度君子，沒有任何世俗常態小氣。這樣的學者，是真學者。我一直掛念。”

對我們來說，是“杏”還是“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後這種認真執著的精神，以及不計得失的胸襟，這才是真正的學者，真正的民國精神。

有的人會覺得，一個尼姑用的杯子叫啥重要嗎？你們無聊不無聊啊！那是因為你沒有真正喜歡一樣東西，當你喜歡一樣東西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忍受不了任何瑕疵，一定要把它打磨到最精緻、最完美！

周汝昌痴，要是他老婆也痴的話，這個家庭估計會有點難過。所幸，他的妻子不痴，不但不痴，還很厲害，反倒是保留了他的這份痴。

有位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子弟知道周汝昌會算命，陽明八卦、生辰八字都懂，就去找周汝昌，給了個生辰八字，也沒說是誰的，想請他幫忙算一算。

周汝昌一想，就算個八字嘛，也沒什麼，算就算。算完也還不錯，都是大富大貴、大吉大利的徵兆。

可就是這個人，1968年的時候被隔離審查了，還把這事給供出來了。算命不打緊，打緊的是你給誰算的命，那人夠狠，給的生辰是毛澤東的，但周汝昌根本不知道。

事情就嚴重了，給主席算命，這不是妄議國家領導人嘛，還是我們偉大而英明的毛主席，在那個時代，這問題挺大。

結果，周汝昌被揪了出來，“打倒周揚文藝黑線上的活標本周汝昌”的橫幅被拉到了周汝昌的門口，還在名字上面劃了三個紅紅的大×，然後拿去批鬥審查。

被審查了自然是要抄家的，造反派來到他的家裡，對他妻子說，周汝昌已經交代了，就看你還要不要隱瞞了。

周汝昌的妻子叫毛淑仁，她不懼，回敬道：他都已經交待了，你們還來問我幹什麼？

造反派：……

面對這麼厲害的女人，造反派也沒轍，來了兩次就不來了，但把家裡的東西抄了個乾淨，包括書信，以及一些珍貴的物品。

抄走之後，很多東西就下落不明了，尤其是貴重的東西，包括一口周汝昌十分喜歡的硯台。

周汝昌其實也沒什麼好交待的，這輩子就沒幹過什麼壞事，作為一個學者，更沒有什麼企圖，挖空心思，也寫不出啥什麼罪名。

審查完了就要外放，下去接受廣大勞動人民的再教育。出發的時間選得很刺，八月十五，中秋節，這是連節都不讓人過了。

領導覺着，教育你一個人不夠，你老婆也得再教育教育。就讓他老婆也一起跟着下鄉，而且是永不回來的那種，毛淑仁一口拒絕，堅決不走。

動員的人就說，你要不去，就扣周汝昌的工資，讓你沒錢吃飯，看你去還是不去。

毛淑仁說：工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給的。言外之意是，毛主席給的工資你也敢扣？你敢扣？你敢扣？

……

幸好街道辦的人也站毛淑仁這一邊，悄悄地給她找了個事做，挖防空洞。單位來人了也找不到她。就這樣，毛淑仁憑一己之力，保全了在北京的家。

周汝昌一生痴迷紅學，家務事基本不管，讓他燒個火，他都能把唯一的金筆給弄火堆里了，這也是夠嗆的。也幸好有一個如此能幹的妻子，保全了他的這份痴與真心。

1983年，王扶林要拍《紅樓夢》。劇組成立的時候，只有3個人，可裡面的角色就有151個，錢又不多，怎麼辦，全國徵集，找草根演員，陳曉旭、歐陽奮強、鄧婕都是。這時演員有了，這麼大的工程，一定要請顧問。王扶林請了不少大咖過來，包括研究書畫的啟功，研究古董和服裝的沈從文，當然，肯定有研究《紅樓夢》的周汝昌。

87版《紅樓夢》一個特點地地方是，後面7集基本上拋棄了高鶚的續作，而是根據曹雪芹前80回的伏筆，結合多年的紅學研究成果，重新建構了一個新結局，還是悲劇。

其中，就大量參考了周汝昌的觀點。比如林黛玉其實愛錯了人，她要還淚的人應該是甄寶玉（真寶玉），而不是賈寶玉（假寶玉），某種程度上，周汝昌的理解，更接近曹雪芹。

《紅樓夢》開拍前，劇組還專門對演員們作了一年的培訓，請了很多學術大咖，給演員們上課，講解紅樓夢。

扮演薛寶釵的演員叫張莉，開拍“寶釵戲”，她還專門找到了周汝昌的電話，請教一些關於紅樓夢的問題。

周汝昌得知幾天后就要拍寶釵的戲，對她說，你明天來我家吧，我給你講。打電話的這天正好是除夕。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張莉騎着自行車就來到了周先生的家裡，兩人沒有一句客套話，一坐下來，周汝昌就從頭到尾地給她講解薛寶釵，足足講了好幾個小時。

一件事情的成功，總不是偶然造成的，這背後一定是有人默默地付出了無數的艱辛，之所以87版《紅樓夢》能成為大家眼中無法超越的經典，離不開這些痴情人的努力。沒有他們的痴情和付出，也就沒有這部經典的《紅樓夢》。

周汝昌青年時便有耳疾，助聽器帶了大輩子，後來又因為拼命工作，患上了嚴重的眼疾：雙眼黃斑部穿孔，視網膜脫落。雙眼近乎失明，只有右眼有0.01的視力。

每次看書，都得用放大鏡。每次寫東西，幾乎需要把臉貼到紙上去，所以他出來的字像核桃一樣大，甚至出現串行、疊加的現象。

即便這樣，也絲毫不能阻止他對《紅樓夢》的玩命研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書一本一本地出，也一步一步奠定了他在紅學史上的地位。

高陽說：“說起周汝昌，我跟他的考證結果正好相反，然而我不能不佩服他，搜羅之豐富，用力之勤，都不可及……當我三杯落肚，一支在手，忽然來談紅樓時，我真惦記他不知道今晚上吃些什麼東西？”

關於《紅樓夢》考證成就，有一種說法，胡適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算是開山祖師爺吧；而俞平伯接過胡適的旗幟，跑了很長的一段路。

到了周汝昌這裡，方是集大成。

當然他的地位還不止這個，胡適雖有考證的功夫，可藝術的嗅覺實在不敢恭維，寫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本新詩集，竟然被人嘲笑了近一百年。

胡適覺着，《紅樓夢》寫得真是太差勁、太垃圾了，比不上儒林外史，也比不上《海上花列傳》，甚至連《老殘遊記》都比不上，曹雪芹棺材板都快壓不住了

是周汝昌，把《紅樓夢》提高到了前無古人，後人來者的地位，“一部空前奇麗、石破天驚的偉著巨構”，曹雪芹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才。

　　劉再復說，周汝昌是曠世天才曹雪芹的曠世知音。真是一點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