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21208 论打左灯向右拐 辛子陵 網文 ——复高越农先生 辛子陵 越农先生： 对您提出的问题，我分两部分答复：第一是关于179号决议有无的问题；第二是我对十八大精神的理解。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和中共北京市纪委争论一年半了。附去四个文件，阅后可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需要补充的是，像北京纪委这样高级别的机关，请权威人物或部门出面澄清一下有无179号文件，本是易如反掌，但他们的特殊要求是把“有”说成“无”，政治局委员或中央机关是绝不跟他们趟这个浑水的；连市纪委本身也不敢写个“经向中央查证没有179号文件”的证明，书记签名，盖上纪委大印交给我；就用两个处长出面跟我打口水仗。小孩打架打败了，都知道说：“你等着，我回家叫我大哥去！”两位处长打了败仗硬挺着也不把大哥叫出来，自有他们的苦衷。支持我的网友固然很多，想一砖拍死我的也不乏其人，有毛左也有个别高官。179号决议是针对“重庆模式”，反对“弃邓归毛”，反对向毛时代复辟倒退的。乌有之乡的头头能和薄书记直接说上话，只要薄说一句“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有个179号决议！”打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幡来，这场争论早就有了结果。但他们经过反复调查，无奈宣告：179号决议是出口转内销。当然这也是一个结果。 我坚信中央政治局有个179号决议。我坚持我在接受高伐林先生采访时说过的每一句话。这篇谈话经过当时的权威机关也是现在的权威机关的认可，在网上流传一阵后，正式在香港《新史记》第二期发表，现已收入《辛子陵上书政治局》一书，2012年8月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在今年香港国际书展热销。 习近平主持了十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和党章的修改。文件有他的思想和观点，但还要体现“元老院”的思想和观点，有些令人遗憾的观点和字句，不能由习近平负责。正确的东西他会坚持和贯彻，错误的东西他会在实践中纠正。 我在《新史记》发表的谈话中强调： “取消毛泽东思想由习近平提出，特别值得重视。习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举重若轻，一举挣脱了束缚自己、也束缚党和全国人民的绳索，这反映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走向。没有严厉的、高调的政治语言，没有大叫大嚷，平和得像个装集装箱的单子，只注明某一种货物不准进入集装箱。就这样，把几代领导人想办没敢办的事情办成了。他不贪不色，一身正气，关键时刻会有勇气、有办法解决中国的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他可能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中共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 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思想要经历一个“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过程，这是形势使然。在未来十年中，习近平肯定会领导党和人民重新评毛，突破三七开的框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肯定会在习近平时代进入历史博物馆。请朋友们拭目以待。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开始读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也是一愣，怎么会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理解这件事？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属于中国人的智慧：打左灯向右拐。 有一个政治笑话，说三位大师赛车，齐奥塞斯库打左灯向左拐，车毁人亡；戈尔巴乔夫打右灯向右拐，车毁人在；邓小平打左灯向右拐，车在人在。这个“车”指的是共产党的政权。邓小平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取消了毛的最爱－人民公社，召回了毛的最恨－资本家。毛左气得跺脚，但无法反对。从此，打左灯向右拐，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三代人的领导艺术。外国观察家和中国的善良百姓要看懂这个故事，这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严格地说，打左灯向右拐的发明权应当归于华国锋。“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粉碎四人帮”是打左灯向右拐的经典案例。他举起左手，下令修建纪念堂，把毛的遗体装入水晶棺供奉起来，右手秘密下令逮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左灯越亮，右拐的幅度越大。 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一个决定，在两年内将毛泽东的遗体从北京运回韶山下葬。韶山的毛陵工程已经动工。这个决定虽没有公布，但有消息走漏，毛左躁动不安了。10月22日《贵州日报》报道：中央办公厅决定在毛主席纪念堂设立韶山、井冈山、遵义和延安四个厅，陈列反映其革命生涯中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山水主题书画，以冲淡移棺下葬的传闻。二年后，将用几张山水画换走水晶棺和毛尸，这样做毛派可以接受，批毛派也满意。前者是打左灯，后者是向右拐。社会将平静对待毛泽东移棺下葬问题。 新华社2012年10月23日报道， 10月22日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了中央委员会将向十八大提交的报告初稿和党章修正案，并决定将这两份根据会议讨论意见修改的文稿提交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七中全会。 外国媒体注意到，新华社的报道里没有提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提到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 认为马列毛将被抛弃。此前关于十八大召开的时间和关于薄熙来双开的新闻报道中，也罕见地将毛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提法排除在外。及至新党章公布，他们发现党章中并没有去掉毛泽东思想，显示盛传的中共去毛化成空，感到惶惑和失望。这是不懂得中国打左灯向右拐的政治。 深谙中国政治的阮铭先生（曾是胡耀邦的文胆，流亡后有《邓小平帝国》问世）读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在台湾撰文指出：这是“指导思想”的根本修正。 阮铭说：“胡锦涛报告难免陈腔滥调，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类老套，那是祖宗的牌位，邓小平所谓‘老祖宗丢不得！’事实上毛的‘阶级斗争为纲’、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的‘三个代表’，有谁当回事？ “胡锦涛报告的重心，作为‘指导思想’载入党章的，是‘科学发展观’。他强调‘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这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制定的反自由化、反人权、特权资本垄断市场，造成贪渎腐败、资源浪费、生态破坏、贫富悬殊、民怨迭起的反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修正。” 至于为什么还要写上那些“陈腔烂调”，我理解完全是一种打左灯的策略。我们设想一下，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如果“去毛增胡”（即去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添上“科学发展观” ）会怎么样？挺薄派和毛左会掀起滔天巨浪声讨胡锦涛，甚至推翻胡温，废黜习李，找到十八大重新大洗牌的借口，拥立薄熙来作为毛泽东的正宗传人。说薄熙来和他的支持者准备政变，不是空穴来风。不仅乌有之乡，可怕的是党内有一个强大的挺薄派，他们如果与社会上的毛派联手，巧妙地把广大民众对贪污腐败、权力世袭、两极分化、失地拆迁等等激起的仇恨转化为对改革开放的仇恨，引爆这座活火山，是有足够的当量炸毁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一朝回归毛泽东的。几十个城市保钓反日游行挺薄派拿出统一印制的毛像是个预演，说明他们在准备着，只要有借口，就会打出“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来。新党章保留毛泽东思想，就使挺薄派失去了组织群众闹事的旗帜和口号，光为薄熙来鸣不平是搅不起大浪的。不打一下左灯，十八大会有难以预料的不测事件，140万军警拱卫京师不完全是神经衰弱。 我的理解，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的做法是逐渐淡化，最后完全取消。179号决议多个“毛泽东思想不列入”，不列入是淡化，是逐步取消，可能被毛左找借口闹事的地方，一定要“列入”，要提全。总的趋向是淡化的范围在逐渐扩大，连十八大会场主题横幅，都被淡化成“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沿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神主牌，不管“中国特色”的事情了。 打左灯向右拐作为策略是有用的，也是有效的。但作为战略是不会成功的，最终要失败的。企图把打左灯向右拐上升为长期坚持的战略，上升为一种制度，一种模式，政治上左，经济上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坚持改革开放；政治上搞共产主义，经济上搞资本主义，更是想入非非。论者常以新加坡作为“政左经右”成功地坚持一党专政的榜样。2011年大选，新加坡突破一党制，冒出了六个反对党，工人党以54.71%的得票率，击败了以李光耀（被称为“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 ）为精神领袖、长期一党独大的人民行动党，历史性地获得了阿裕尼选区的胜利。新加坡是个5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在一个选区取得胜利等于我们在一个省取得胜利。新加坡的一党专政也在向多党制和民主宪政演变。 新党章打共产主义左灯，是想占领理想信仰的制高点，掩盖和保护现实的丑恶。总纲中继续写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属于大忽悠。据《动向》披露，中共修改党章前做过调查，发现九成中央委员和纪委委员亲属已经移民海外。中组部长李源潮在政治局会上说：“简直无法接受调查结果，但必须要接受这个沉痛的事实，这个局面是严酷、耻辱的。”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国省部级以上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以上。中美两个调查统计资料，互为印证，确凿无疑。1989年六四后陈云曾说：（在干部路线上）看来还是用我们的子弟可靠，他们不会挖我们的祖坟。23年过去，看来不能指望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儿孙接共产主义的班了，他们在父母的教育和资助下主动“和平演变”，投靠资本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只能“忽悠”无力走出国门的工农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子弟破私立公，多做奉献，少拿报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了”。像这样的打左灯，不仅不能占领理想信仰的制高点，增强党的凝聚力，反而会涣散党心人心，对党只能起加速瓦解的作用。要人不疑，必先自信。你中央委员都不信共产主义了，叫党员和老百姓信，一个堂而皇之的政党，竟然公开设局行骗。 最后，我接受先生的批评意见，179号决议绝不意味着“重新评毛这件天大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我这话不周密，词不达意。想说的意思是胡锦涛用这种形式完成了邓小平的嘱托。揭露批判毛泽东的罪错，基本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恐怕得几十年的时间。希望先生如椽巨笔为中华民族走出毛泽东阴影多做贡献。 与朋友谈心，提供一个理解中国政治的思路，不是内部消息，也说不上科学解释，如先生认为荒谬，付之一笑作罢。北京市纪委不准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如获先生认同，请广而告之朋友们。 顺祝冬安 辛子陵2012.12.1 附件一：高越农先生来信 附件二：备忘录 附件三：2011年5月7日《中国日报》截图和说明 附件四：辛子陵再致郭金龙 附件一 谈谈179号决议 高越农2012-11-25 辛子陵先生在今年3月17日（辛注：是2月27日）在病榻会见铁流时有一篇长长的对话。后来披露在网上。见附。 对于此记录稿，我信以为真。他说到：“201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胡锦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编号（179）号，又称（170179）号，是指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9）号议案。该议案由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共同提出，内容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据悉，当会议宣布一致通过（179）号决议案时，全体政治局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这个决议的作出，是民间重新评毛的推动。在中上层干部中，在知识界，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必须排除这个障碍，已经形成了共识。
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议案由习近平提出特别值得重视。习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举重若轻，一举挣脱了束缚自己，也束缚党和全国人民的绳索，这反映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走向，他不贪不色，一身正气，关键时刻会有勇气与权贵资产阶级切割，他可能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179）号决议，没有严厉的、高调的政治语言，没有大叫大嚷，平和的像个装集装箱的单子，注明某一种货物不准进入集装箱。就这样，把几代领导人想办没敢办的事情办成了。
此次政治局会议，未闻有弃权和投反对票者，就是说薄熙来也投了赞成票。在重庆旗幡如林的唱红中，唯独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条。乃父薄一波留下的遗嘱是重新评毛。刘华清去年临终时建议撤销毛主席纪念堂。老一代革命家对毛的认识已渐趋一致。年轻一代的政治家想利用毛泽东影响的回光返照提高自己，从根本上就错了。
这个179号决议，有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划时代意义。这是胡锦涛执政以来最大的亮点。中共在政治上、在理论上、在传统上完成了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切割，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拨乱反正。走了这一步，中共就能够甩掉历史包袱，由僵化走向新生，脱胎换骨地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民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在我们这些老党员等着重新评毛开始的时候，重新评毛这件天大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关于党的文件，毛泽东思想不列入。
关于政府文件，毛泽东思想不列入。
关于宣传教育文件，毛泽东思想不列入。
……
删繁就简三秋树，简洁，干脆，不留尾巴，没什么一分为二的说教，没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拖泥带水。回过头来看锦涛同志，简直是举重若轻。在九龙治水的情况下，他能带领这个班子做出这么个决议来，实属不易。到了去年国庆社论，毛派找不到毛泽东思想了，大吵大闹了一阵。”对于此179号决议，我信以为真。 我在以上两个“信以为真”的基础上，写过表达不同意见的文章，论点只有一个：不提或不列入毛泽东思想并不等于批判了毛泽东思想，绝不意味着“重新评毛这件天大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现在，18大已经开过了，18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是明明白白的，毋庸置疑的。显然，其基调与辛子陵所披露的179号决议大相径庭。 我只好在以下两个假定里选择一个：一、两个“信以为真”里至少有一个不能够相信：或者记录稿是杜撰的，或者辛子陵偏听偏信了一些小道消息；二、两个“信以为真”没有错。2010年党中央的确做出过179号决议，两年以后看，179号决议‘害处’日益暴露，必须悬崖勒马，予以废止。 简言之，是辛子陵这边出了差错呢，还是党中央这边有所“与时俱进”呢？ 谁能够为我以及广大辛子陵的‘粉丝’释疑解惑？唯有“系铃人”自己。 这不仅关系到辛子陵披露的179号决议是否可信的问题，还牵扯到他所披露的很多内部消息是否可信的问题。 附件二 备忘录 中共北京市纪委李 锋处长 国防大学政治部刘德伟处长： 有些事当面不好讲，一讲就撕破脸了。我不认为你们有意整我，我也不是故意刁难你们两个年轻领导。你们办案子要的是政绩，一有私心就可能牺牲当事人。现在我就面临被你们牺牲的危险。这要从5月20日我给市纪委的请示信说起。信的要点是： 2011年5月19日上午10时30分市纪委李锋处长、国防大学政治部纪检处刘德伟处长与我进行第四次谈话。 刘德伟处长告知：“以后不要再提179号决议（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没有那个事。”这件事牵涉问题很大，有紧急情况请示报告。 《只有和毛切割 中共才能找回自信和光荣——辛子陵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拟在香港《新史纪》第2期发表，现正在印刷中。文中提到179号决议，有两段重要的话： 这个179号决议，有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划时代意义。这是胡锦涛执政以来最大的亮点。中共在政治上、在理论上、在传统上完成了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切割，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拨乱反正。走了这一步，中共就能够甩掉历史包袱，由僵化走向新生，脱胎换骨地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民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议案由习近平提出特别值得重视。习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举重若轻，一举挣脱了束缚自己，也束缚党和全国人民的绳索，这反映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走向，他不贪不色，一身正气，关键时刻会有勇气与权贵资产阶级切割，他可能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 这两段话的去留，建议报告锦涛、近平同志。请他们一言而决。如决定删掉，请领导机关尽快书面通知我，以便立告香港停机作技术处理。如维持不动，也不必通知我，从此后不和我再提此事就行了。 你们没按我的要求办，从回复之快，可能连市纪委也没有报告，下午4点30分，派军休所工作人员小叶，给我送来一封斩钉截铁的鸡毛信。全文如下： 宋科： 179号决议是政治谣言，传播这个谣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你必须立即停止在“新史记”或其他媒体网络中传播这个谣言，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你必须承担责任。 谈话组 2011年5月20日下午 这是一个随时准备赖账的答复。这一页纸，既没有机关印信，也没有负责人人的签名。既不负政治责任，也不负道义责任。谈话组是谁？是市纪委谈话组？是区纪委谈话组？还是军休所谈话组？半年以后，就谁也不认账，谁也说不清楚了。事情刚过48小时，如果我理解谈话组的主要成员是你们二位，不应该有异议吧？所处地位不同，你们代表组织，是鸡毛我也得当令箭执行。当日18时，我就向高伐林转达鸡毛信的内容。来往电邮内容如下： 伐林先生： 今日下午，干休所工作人员小叶送来一页纸，原文如下： 宋科： 179号决议是政治谣言，传播这个谣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你必须立即停止在“新史记”或其他媒体网络中传播这个谣言，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你必须承担责任。 谈话组 2011年5月20日下午 此文件没有机关印信，没有负责人签名，全文都是打字。我在目前的处境下，必须执行。专此告知。如来得及，最后一个问答删去；如已成书上市，由我承担责任，必不使贵社信誉经济受损。（此文勿公布，切切） 辛子陵 2011.5.20 18时 × × × × 辛子陵先生：
您好！
收到来信，知您一切尚好，非常欣慰。信中所提“删去最后一个问答”等要求，我们会照办，请放心。
有机会请随时来信，保持联络。
您多保重！
高伐林 5/20 按照党的组织纪律，我雷厉风行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鸡毛信。 晚上看新闻联播。李长春出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并讲话。他说： 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列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了。 你们可以拿上党章，去给李长春同志念四项基本原则，问问他为什么听信谣言，不提毛泽东思想了。在路人皆知中央有个“毛泽东思想不列入”的决议时，在毛左派经过反复核实，说消息来源是“出口转内销”时，你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但你们又知道，十八大以前这个决议不会公布。你们要打这个时间差，治我的“传播政治谣言罪”，给我个党纪处分。不服让我拿出中央文件来！我拿不出文件来就只好接受。你们就圆满交差了，落一个“拿下辛子陵，办案有水平”的好评。 你们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毛左真的能翻天。你们以铁腕手段坚决制止了宣传胡锦涛和习近平，到毛左新朝当然是“觉悟高、党性强”的表现，会得到提拔和重用。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但很小。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班子不可动摇，习近平在十八大顺利接班。那时候会有另一个（也可能还是你们）谈话组来审我：“你根据谁的指令将宣传胡锦涛和习近平同志的两段文字删去了？这篇文章已经在网上传开，中央没有说这样写不行，你擅自改动，在党和人民中制造了极大的混乱。”请问我将何以作答？我要是供出你们两位处长来，你们一变脸不认账，说：“我们不可能给你这样一封极不严肃的鸡毛信，有我们的签名盖章吗？是我们的笔迹吗？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态度不端正。”我这个老党员就被你们两位后起之秀当猴耍了。 为避免这个结局，特写这封信作为备忘录。请复印四份上交市纪委、中央纪委和锦涛、近平同志办公室存查备案。如果你们压下不报，坚持原来的办案思路处分我，指鹿为马，指是为非，指功为罪，我将公布这个备忘录，让中央从公开媒体知道这一切。勿谓言之不预。 此致 敬礼 被谈话人：宋科（辛子陵）签名 2011.5.23
附件三 在薄案中北京市纪委站在哪一边？ 高伐林先生： 久违了。您好。 2011年《新史记》第2期发表《只有和毛切割，中共才能找回自信和光荣 ——辛子陵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一文时，遭到中共北京市纪委李锋、国防大学政治部刘德伟的极力阻止和反对，他们实际上是反对宣传胡锦涛和习近平，有《备忘录》记录在案。 我不愿与两个青年干部结怨，我的态度是只要文章发表后他们不再纠缠不放，《备忘录》就不公开发表。但他们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就逼得我不得不发表《备忘录》了。 这个文件写于去年5月，那时正在传说薄熙来要调北京当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政治行情正在看涨，这是他们高调阻止宣传胡锦涛和习近平的背景。我不指名地点明了这一点，薄熙来事件揭盖子后的今天读起来觉得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2012年2月27日我和铁流有一个力挺胡锦涛的谈话，已在网上流传，并在香港《大事件》第9期发表，想先生已经看到。市纪委李锋、刘德伟3月15日找到家里与我谈话，提出严历批评，认为挺胡的谈话是完全错误的；并再次提出179号决议是政治谣言，没有“毛泽东思想不列入”的决议，说胡锦涛、习近平在这方面有什么功劳是没有根据的。 现转去《中国日报》2011年5月7日有关这一问题报道的影印件。《中国日报》是中国国家英文日报，创刊于1981年，全球发行50余万份。《中国日报》是国内外高端人士首选的中国英文媒体，是唯一有效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国外媒体转载率最高的中国报纸。这份影印件标志着，179号决议确实存在，市纪委再不能以组织的面目一手遮天了。 2012年3月31日《北京日报》公开刊登言论称：“‘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此举被世界舆论视为北京市委公然否定总书记的权威，为薄熙来张目。联系我的遭遇，我觉得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一脉相承的。北京市纪委继续抓住我不放，连支持胡锦涛的言论都不准讲，他们不去追查《北京日报》贬低总书记的言论，却要追查我的支持总书记的言论；4月14日，老党员、原贵州社科院副院长周成启千里迢迢来京看我，市纪委竟不许我们两个老党员见面，如此作为，我有理由问一句：市纪委是在执行哪个司令部的指示？ 建议在《新史记》将此信和附件一并发表。请酌。 辛子陵 2012.4.16 附件四 辛子陵再致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 中共北京市委郭金龙书记： 感谢您及时处理8月18日《辛子陵要求解除软禁》的申诉。纪委李锋于9月6日上午在刘德伟陪同下来青龙桥军休所与我谈话。现将这次谈话情况报告如下： （1） 李锋、刘德伟不敢正面回答在悉尼买豪宅的曾伟是不是曾庆红的儿子。我把他们逼到墙角，就叫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李锋期期艾艾、含含糊糊，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嘟嘟囔囔地说：“我还真不知道曾庆红有几个儿子。我代表组织跟你谈话，不需要知道曾庆红儿子的事情。”专案组2011年4月12日找我谈话，李锋和刘德伟唱二人转，严肃地、诚恳地代表组织告诉我“悉尼买房的曾伟不是曾庆红的儿子。”我那时把他们当作市纪委的代表来尊重。我认为北京市这么高级别的纪委弄清在悉尼买豪宅的曾伟是不是曾庆红的儿子，是很容易的，两位处长证言当然是可信的，靠得住的，即诚恳地认错检讨，并写成文字在香港《大事件杂志》第4期（见第182页）发表。”随后接到很多电话和电邮，用大量事实证明在悉尼买房的那个曾伟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我误导了世界媒体和读者，遂又写了《棕榈泉曾伟和葵阁墨曾伟》，在《明镜月刊》2011年九月号发表，向全世界舆论界改正刘德伟和李锋“代表组织”造成的混乱和错误。现在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清楚了，李锋、刘德伟装傻充愣耍流氓，好像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谈过这件事情。幸好每一步我都写成文字在媒体公布了，否则还真跟他们说不清楚了。他们这场表演完全失去了纪检干部应有的实事求是的品格，引起了我极大的鄙视。 （2） 关于179号决议，李锋说我提供的剪报截图不足为凭，怀疑是我伙同《中国日报》伪造的，后来他也觉得此说难以成立，又说那是台湾的《中国日报》。明眼人一看便知，那张剪报满篇是大陆通用的简体字，台湾的书报都是繁体字，怎么会是台湾《中国日报》呢！李锋说大陆《中国日报》只有英文版，没有纸质中文版。这话不错。但在英文版《中国日报》网页顶端点击“中文”二字，整个版面就变成了彩色中文版。《习近平提重大议案：取消毛泽东思想》那张截图就是这么影印下来的。究竟是辛子陵伙同《中国日报》向世界传播《习近平提重大议案：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谣言呢？还是李锋、刘德伟受某政治势力操纵，压制辛子陵在《新史记》发表谈话，反对宣传胡锦涛和习近平呢？《备忘录》记述的鸡毛信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原来我想原谅他们颟顸无知。现在他们改变思路，不再证伪179号决议本身，转而证伪《中国日报》中文版，这是虚晃一枪撤退，恰恰说明这里面的水很深。必须回到有没有179号决议上来，查清操纵他们的后台。 （3） 李锋声言2012年3月31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民大学副教授汪云生的文章“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之上”是正确的，社长梅宁华没有错误。梅没有降职，正变副是因为梅年龄大了，是正常的人事任免，大纪元的报道是造谣。让我学习汪云生那篇文章。坚持认为我的挺胡谈话 还是错误的。他说：“胡锦涛一贯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说：“照你说胡锦涛和薄熙来就一样了，还得唱红打黑。”他说“唱红打黑有什么错，今天我就打你的黑！”当着李锋、刘德伟和两个记录员的面，我高声插话：“你说要打我的黑，我给你记下了。”当场写在纸上。薄熙来雇佣吹捧“重庆模式”、“唱红打黑”的媒体和文人已被上面点名，网上曾公布200多位被薄收买的文人名单，而梅宁华榜上有名。李锋何来这么大的底气出来为梅宁华辩护，否定我的谈话肯定汪云生的文章，他对两文的评价代表不代表市纪委和市委？ 我是最早对薄熙来“唱红打黑”提出批评的人（参见附件。这篇讲话在五柳村发表后，我就成了薄党串联谋反的障碍）。前市纪委办我的案子关键是要我噤声，不许批薄熙来，不许批毛左；也不许支持胡锦涛和习近平（用否认179号决议的手法）。找不到错误但长期拖着不结案，是为了等着薄熙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上台。那时候他们就全对，我就全错了。形势发展到今天，薄熙来被双开，乌有之乡的毛左作鸟兽散，李锋等还坚持原来的办案思路，必然要把自己‘办’到被告席上去。 （4） 最后李锋口含天宪，宣布对我六不准。我问他代表谁他不说。这是不是市纪委的授权？如是请发书面命令；如市纪委没有授权，请发正式文件宣布李锋的“六不准”非法无效。十八大临近，我不愿意搞什么大动作给中央添乱，也顾虑给您新上任的政绩抹黑，请您以市委书记的权威，首先给我进出营门的自由和会客的自由，本周内（10月12日以前）兑现。这样您就掌握了纠正这起错案的主动权。秦城监狱的犯人都允许亲友探视。4月14日，前贵州社科院副院长周成启千里迢迢来看我，李锋蛮横地不准见面，太过分了。 我直陈时弊，力主政治体制改革，一心救党，本无错误。我的专案组2011年3月29日成立，同年6月5日改为谈话组。同年9月5日我曾致信前纪委常委张同生说： 对我的审查谈话已持续了半年，近两个月没找我谈话。既然事已查清， 话已谈完，我没有政治错误，似不应继续对我软禁。回避见面，把我长期“挂 起来”不是办法。我在党内生活几十年，还是能受得了这点委屈的。你们不 想办成一件冤假错案，不想把一个忠心耿耿老党员打成“阶级敌人”，这从 变专案组为谈话组可以看出来。你们是奉命办案，执行公务。我对你们很理 解，不会得理不饶人。 李锋把我的通情达理看作是软弱可欺。我是军委任免的干部，他一个处级干部竟然对我行使“无期软禁”的处分，肯定违背市纪委改专案组为谈话组的初衷，既违背党章，又违犯宪法。我保留追究的权力。 现在我要请教的是，李锋这四条是不是代表市委、市纪委和您的意见？如果不是，他们必须检讨认错，赔礼道歉。我相信新的北京市委和市纪委能够纠正前任的错案，处理政治立场上偏向毛左、偏向薄熙来的纪检干部。特此汇报，并等候您的指示。 宋科（辛子陵） 2012年9月7日写，10月8日修改发出 抄报国防大学刘亚洲政委 ※ ※ ※ ※ 子陵按：本文是《辛子陵再致郭金龙》的附件。这篇讲话在五柳村发表后，戳痛了薄熙来在党政军文各界串联拉人的要害，我说：“薄熙来对毛所表现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肯定是作秀。但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要讨毛派的喜欢，争取毛派的选票。借助毛派为他造势，挟毛派以自重，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毛派要推举他当总书记，十八大起码要给他个常委当当，他大概是这么想的。如果年轻政治家们都去讨毛派的喜欢，挟毛派以自重，十八大毛派就可能夺权。我想奉劝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们，要一心一意搞改革开放，特别是要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脚踩两只船，为复辟毛时代留下退路。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此言一出，我立即成了薄熙来和毛派的政敌。2011年5月，乌有之乡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讨伐我和茅于轼的签名运动。据《明报》2011年6月16日报道： 大陆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指学者茅于轼、辛子陵“污蔑”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而发起的“公诉”连署，昨天截止。据称有全国29个省市5万人签名，公诉书昨天寄往全国人大和各省市人大。 今年4月26日，茅于轼在大陆多家网站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是大陆退伍军官辛子陵所著《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文中指毛泽东在位期间，大跃进饿死3000多万人，中共建政后因政治原因死亡达5000万人等等。 5月底，“乌有之乡”网站发起全国“公审”茅于轼、辛子陵，指二人为“卖国贼”，并发起联署。经半个月时间，全国29个省市，共5万馀人签名，其中包括原青海省长黄静波、原化工部长秦仲达、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等一批退休高官。“乌有之乡”负责人范景刚称，“希望人大对这一事件予以高度重视，并责成有关部门查处，来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形象”。 乌有之乡的毛左以前认为我是“官方学者”，给邓小平写过文章，是不敢动我的。恰在“动”我前的两个月，北京市纪委宣布辛子陵犯了政治错误，隔离审查，大大鼓舞了毛左的戾气。这是个巧合呢？还是薄熙来与北京市委某些人的默契？ 走出两个误区 ——2009年12月27日在朋友聚会时的讲话 辛子陵 我讲两点，第一是当前的政治形势；第二是我们怎么办？ 一、 讲一讲政治形势 据我观察，现在是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好的政治形势，国家面临向毛泽东王朝复辟倒退的严重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国六十年庆典游行中，不以中央意志为转移地搞出一个“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来，毛泽东画像还是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标准像。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极大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二是毛派公开在网上发布消息说，今年1月组建了“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制定《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号召“推翻现今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即胡温政权），造反有理！” 推举薄熙来为总书记。 毛派选中薄熙来，是因为他到重庆走马上任，第一件大事是修了一个十层楼高的毛泽东塑像。 第二件大事是所谓“唱红歌”。叫群众大唱毛时代的歌曲，怀念毛，歌颂毛。当然，他也做了一些“扫黄打黑”关注民生的好事。这一来重庆的社会气氛就变了。毛派把重庆比作“延安”，据闻派三十多人秘密到重庆，筹备将于2010年召开的毛党十一大（他们不承认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段历史）。后来被重庆市主要领导人下令把这三十几个毛党骨干抓起来了。要说薄熙来对毛泽东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真心要回到毛时代去，那倒未必。他父亲因为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问题，被关了十年，他母亲上吊自杀了，他自己受家庭连累被劳教五年，改革开放才有出头之日。他对毛所表现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肯定是作秀。但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要讨毛派的喜欢，争取毛派的选票。借助毛派为他造势，挟毛派以自重，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毛派要推举他当总书记，十八大起码要给他个常委当当，他大概是这么想的。如果年轻政治家们都去讨毛派的喜欢，挟毛派以自重，十八大毛派就可能夺权。宣布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复辟了资本主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又取得了“伟大胜利”。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天方夜谭，不是不可能的。我想奉劝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们，要一心一意搞改革开放，特别是要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脚踩两只船，为复辟毛时代留下退路。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你们今天上主席台，明天就可能进监狱。不要以为“我当年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在我主政的地区为毛主席立过像”，毛派就放过你，把你“三结合”进去。文革开始，彭真为逃过劫难，连当年在延安他是第一个喊万岁的事都抖搂出来了，结果还是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十年。毛党的出现是党的一次公开分裂。 三是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把毛泽东的三大改造肯定、歌颂一番，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消灭私有制，没收资本主义企业，消灭资产阶级。结果在经济上引来的是“国进民退”的大潮。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中化、中粮等垄断国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无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对房地产、矿业、铝业、奶业等普通竞争性行业摆开了“全覆盖”收编的架势。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记者说：“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大家看，从政治到经济，是不是一个全面复辟的形势！ 二、我们怎么办？我们能做点什么？ 我和李锐老、谢韬老多次谈到，我们七老八十，写文章、讲话，招来毛派的攻击辱骂，有时还有中央的误解，所为何来？后来我们理出了一个头绪，发了一个宏愿：就是要协助中央把中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误区中领出来，从共产主义理论的误区中领出来。只有走出这两个误区，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复辟倒退的危机，走上恩格斯指示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一个富裕公平，官员廉洁，社会和谐的社会。 这话听起来有点大，其实也不大。旅游有导游，购物有导购。我们没有别的优势，一把年纪，阅尽沧桑，做个历史的向导还是合格的。 在座的多是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也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大家认同我们这个宏愿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紧跟过毛泽东，崇拜过，奋斗过，失败过，彷徨过，吃过苦，受过罪，甚至受过处分，坐过监狱。我们有切肤之痛，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错在哪儿，怎么错的。知道哪些错误是不能重复，不能犯第二次的。把我们经历的真实历史，告诉下两代人，把他们从两个误区中领出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前天圣诞节，香港出了我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中共兴亡忧思录》。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走出两个误区。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基础变了，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变。还是坚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上面讲的复辟倒退的逆流，是从这里发源的。是坚持“左”的意识形态的结果。“左”的理论掌握了“左”的群众，就变成了颠覆国家的“左”的物质力量。意识形态领域必须要有一个深刻的变革。 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明明是在发展资本主义，但能干不能说，这是潜规则。2003年，年轻创业者陆煜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煜章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说1956年对私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就没有资本家了，你这个写着资本家字样的牌子挂出去，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明明是荒谬透顶，他说的却是义正词严。法院一审判决工商局胜诉。僵化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阻碍着党的路线政策与人民的沟通。 今年春夏出现一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主流媒体一面倒批判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连在一起的。在主流媒体上，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遂被一剑封喉。 毛邓去世以后，结束了英雄政治时代，进入常人政治时代。这些领导人要我们像当年崇拜毛邓那样崇拜他们，不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一言九鼎的份量。现在国家前进方向，就像恩格斯说的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各派力量相互抵消后的方向，才是改革开放的实际走向。 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直指胡温，要打倒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回击毛派，一不要动军队，二不要动警察，只要叫出版社出两本书就行了，一本是《墓碑》，一本是《千秋功罪毛泽东》。把这两本书在城乡新华书店一摆，全民评毛就开始了。中央决议可以后作。毛派的大多数，所谓新左派，是不了解历史真相的青年，把毛时代的真相源源本本地告诉他们，这是打退复辟倒退逆流的最好的办法。 改革开放中的问题要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解决，退回毛泽东时代，绝对是死路。二十年票证经济，饿死37558000人，我们这些老同志，想到这些往事就不寒而栗，惨然一叹。毛泽东实践的那一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人的数字，杨尚昆记在一个专用的本子上，前四川政协主席廖伯康向尚昆汇报四川饿死人情况时在中央办公厅见过。这是一个最低数字，我引用饿死人的资料时就低不就高。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4000万以上。据尚昆讲，中央得不到各省饿死人的真实数据，问民政局（管社会救济），问公安厅（管户口），都隐瞒缩小数字，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给毛主席抹黑，要影响省委书记和省长仕途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呢？2900多万，不到3000万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我们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隐瞒灾情成了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前些日子，高调纪念主川时饿死1000万百姓的李井泉诞辰100周年，又树立了一个说假话的样板。所以，在我们的体制下，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 我们坚决反对毛派的政治主张，但对毛派要采取团结的政策。权贵资本主义派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弄得不好，党和国家要亡在他们手里。我主张毛党的人一个也不要抓，抓了要赶紧放掉；不要用毛泽东的办法处理反对派，他就是分出去重新组党，也要允许，体现党内民主。因为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反对两极分化，代表部分弱势群体的声音，与党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让他们作为党内的一个派系正确发挥作用，有助于廉政建设和公平分配；也可以考虑让他们单独组党（当然他得承认民主宪政，坚持“造反有理”不行），本是同根生，并不比你执政党矮半截，可以在民主体制框架内真正发挥反对党的作用。歪打正着，就此成就中国特色的多党制，可能使坏事变成好事。据我观察，改革派实处于弱势，支持改革开放，我们义不容辞，要拿起笔来，要开口讲话，特别是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改变那个平行四边形的力量对比。 （注：此文收入《放言救党论国是》一书，2010年7月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参加了该年国际书展。） 王永成学长：我曾经对你说过: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辛子陵的文章;他的理论观点,思维方法,战略策略等等,都是比较精明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如:<论打左灯,向右拐>.,对毛左派的深刻认识和斗争策略，特别在重庆唱红高潮时刻以及关键时号召大家挺胡锦涛（与铁流谈话），对胡认识是比较客观，比较正确的。他的许多救党理论也是可取的，看问题不能一刀切，要两分法，更不能钻牛角尖。对179文件事实证明是事实，两年内迁尸，是高明的策略。党章还提主义思想，也是必要的。18大报告中不少陈词滥调，也是应该的。面对十几亿人口，八千多万党员，不惨一些沙子还行吗？太纯太净必将出乱子！这些都是政治家的基本策略，你骂他狗皮膏药，两面派。。。都可以。总之，18大是进步很大的，很有希望的。我们虽然无能为力，但可以拭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