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2013年5月2日,在波士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演讲稿
演讲人:周志兴(共识网和《领导者》杂志创办人)
主持人:麦克法夸尔(图左,《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作者)
我想说明一点,我的这个演讲,尽量不用大道理和深奥的理论语言,尽量讲历史和事实。
一、要点:左和右,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看现在,要从历史着手,看到渊源。
说渊源,先从现在说起。
中共十八大之后,接着是三月份的两会,习近平占有了中国三个最有权力的和影响力的位置: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投向他,而其实许多人都还不太了解他。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当然也包括美国人,更是如此。
而中国,在当今世界上,不是一个可以小看的力量,就人口来说,是世界第一大国,就经济总量来说,是世界第二,而且,在看得到的未来,例如说2020年,也许是世界第一。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由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很多人说,是个专制国家,这样的国家,极大的特点是能够统一号令,利用国家的力量,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可以调动起来,做一件事情,甚至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在这样强大的力量面前,全世界都会为之震撼。
所以,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而习近平上台后,面临的是什么呢?
当然他面临的有让他高兴的事情,例如,中国共产党还在牢牢地掌握着军队和政权;政府还是非常的富有;经济还在飞速的增长;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等等。但是,也有使他忧心忡忡的事情,例如:党内的贪腐现象的日益严重;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由此带来的执政党的威信降低的问题;还有人们对于改变现状的强烈的愿望。
改变现状,就是朝哪里走。
起码有两条路摆在面前,左边一条,右边一条。
中共领导在最近曾经说过,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又要向前走,到底选择那一条?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中国有不少成语形容左右,我们可以选择三个,一个是褒义的,叫做左右逢源;一个是贬义的,叫左右为难;一个中性一点,叫左右开弓。
我看,着三个词用在习近平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他希望左右逢源,所以在左右开弓,但是还是在左右为难。
今天,我们讲的,正是在前进的路上,中国遇到的左右之争。
说今天的左右,还是要追溯一下历史。
在上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从那时开始,很多人在为争取民主和宪政努力。可以说,在那个时期,社会精英是呈现左倾化的。他们希望改变中国,很多有钱人的孩子,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投身到革命的道路。我们知道,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许多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都是富家子弟,他们都是受到左倾思潮影响的人。
这种左的思潮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那场文化大革命,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像那种惨烈,左的思潮,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表演机会。例如破四旧,立四新,不但打烂了私有财产的观念,还杀了许多所谓的黑五类。而立四新荒唐到把美国使馆前面的马路也改名为反帝路,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当然,还有不许化妆,不许穿漂亮衣服,那时,全中国的颜色主要就是蓝绿黑灰几种。
还有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所谓三忠于四无限,等等,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左派掌权的国家。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左倾发展到极致后,也有很多的危害,例如几次左倾错误,使得中国共产党一度到了全部覆灭的边缘,而因为左倾而误杀的自己人,更是数不胜数。
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掌权以后的一次时间长范围大的左倾运动,造成的损失除了经济上的,还有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很多中国传统的值得延续的观念和品质中断了,造成了断裂。例如,诚信,现在的中国,信用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
历史告诉我们,思想上的变化也存在一种物极必反,或者说矫枉过正。
因为左的思潮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危害,所以,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右的思潮开始占据上风。
我说的这个上风,主要是在知识精英的群体中,在媒体中。
中国的左右之争的源头,可以到历史中去寻找。从1980年到1996年,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16年,也有幸在中央档案馆看过不少的历史档案,确实有很多触目惊心的文字记载。
演讲现场听众,图前排左二系加藤嘉一
二、要点:左倾回潮的原因
如果说,经历了左的思潮影响,左已经成为人们所不欢迎不喜欢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又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共产党靠左倾思想掌权的思想传统,例如打土豪分田地的平均主义思想,例如藐视私有财产,藐视个人思想自由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根深蒂固。
二是文革后,没有彻底清算左倾思想。邓小平说到左,也就是说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当前主要是反左。而反思文革时,更多的是说当权派受了多少批斗,没有检讨普通老百姓受到的波及。以至于很多人提到文革,认为是对当权派的冲击,而现在的当权派的所作所为,比文革之前不知严重了多少倍!所以,很多人希望再来一次文革。
可以想见,再来一次文革,不知要比上一次惨烈多少倍。
三是现在贫富差别的日益加大。过去,尤其在文革中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并没有大的贫富差别,工资差不多,穿的差不多,连住房也差不多。而现在,因为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因为一部分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暴富起来了,因为税收政策的不合理,使得一般老百姓得到的没有全社会得到的平均值高,所以,引起了依然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强烈反对,所以,他们怀念毛泽东时期的那种社会主义,上学、看病、吃饭都便宜的生活,家家户户一样的贫穷。
这也是一种左派的土壤。
因为有了左的土壤,又有了还没有灭绝的左的种子,左翼力量生长起来就是不难的。
演讲现场
三、要点:左右之间的主要分水岭
左右之争主要表现在知识精英中。一般的普罗大众,更加关心的是生活水准的提高,如果我们把政治算在生活水准之外的话。
这里说的知识精英,要分为两部分。体制内和体制外。
说到体制,美国人很难理解,因为美国没有绝对的在野或者在朝,政党是轮替的,而中国,执政者是单一的,固定的,这样形成了所谓的体制。体制内,指的是掌权者,体制外,是掌权者之外。
我这里主要说体制外,因为他们表现的更为明显。
不是说体制内没有左右之争,而是体制内的人一般不会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在公开场合。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说而已。
但是,体制外的左右之争一定会影响到体制内。程度不同而已。
有的时候,体制内的人会用左一点的姿态来显示自己的立场,尽管也许他们实际上也不那么左。原因在前面说过,左比右好,在中国共产党内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左是方法,右是立场,立场错了,就成了敌人。
典型的例子是薄熙来。
2011年的九月,我受重庆市委之约请,到重庆和薄熙来有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后来,曾经有人撰文说,我是唯一一个和薄熙来当面辩论过的人。其实说不上辩论,只是我提了两个不同的观点,一是我问薄,当然很婉转,用美国有人问这样一种说辞,事实上我也是前一天刚刚从旧金山回国。我的问题是,重庆打黑据说打出了1000多亿,美国有人议论,这些钱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薄没有回应我。
第二个问题是,在唱红的问题上,没有必要如此意识形态化。
我说,我听了红歌会,很多不红,例如,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例如小提琴协奏《花儿与少年》,那为什么非要说是红歌呢?这样大规模地唱毛泽东,说要跟着毛泽东走,会让很多人因而会反对重庆所做的一切本来不错的事情。
这其实是左右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对待毛泽东的态度。
薄熙来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我们只能走毛泽东的道路。他说,按道理,我应当不喜欢毛,因为文革,我父亲挨整十几年,我也坐过监狱,但是,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告诉我们,只能走毛泽东的道路。当然,我也不那么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
最近我才听到有关人讲,会后,薄特别问到,这个姓周的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请他?
左右之争主要围绕的还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在美国,所以我把这一点放在第二来说,就是对于美国的态度。
左派一般是反对美国的,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警察,是世界麻烦的制造者,而美国人所标榜的普世价值,是谎言,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常常到美国来,甚至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定居在这个他们说是不喜欢的国家。而右派一般是尊崇美国的,认为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中国的榜样,甚至不惜自称为带路党,意思是假如美国军队要打到中国来的话,他们会为美国人带路。这当然也是极而言之的话。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在美国留学或工作很多年的人回国后成了左派,他们列举美国的种种不是,而没有或很少到美国的人,却常常觉得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也许,很大程度是他们在美国生活久了,知道了美国社会的许多弊端,再就是有些人在美国受到过歧视甚至是不公正的待遇。
第三个,是对待文革的态度。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貌似解决了
1981年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很清楚: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现在又有不少的人在拥护文革,原因是他们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变质,需要再有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需要缩小贫富差别,还有那时所说的三大差别(工农、城乡、脑体)而文革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其实,中共在批判文革时,特别在影视作品中,犯了一个错误,过多渲染了官员受到的冲击,而没有充分说广大百姓也受到的损害,包括生活的,精神的折磨,以至于很多年轻人认为文革就是可以无法无天地整领导,可以为所欲为地做任何事情。他们盼着这一天。
第四个,是对待改革。
很多左派认为,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很好,无论从医保、教育、环境还是社会安全,而现在,环境问题严重,贪腐现象、贫富差别、医疗、教育、住房等等,问题成堆。得出的结论是改革错了。
而右派则认为,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还需要深化改革,或者说要重启改革。
当然,左右之间的分水岭还有许多,例如,对待六四,对待胡耀邦甚至邓小平的看法,等等。
其实,现在往往是没有特别的观点分歧的时候,按照人来划线成为了一种倾向,只要认定你是右派,那么,左派上来是一堆砖头,反之亦然。
而左右之间,想要坐在一起都有点难了,更不要说观点的讨论了。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坐在一起,哪怕是只混个脸熟。不求共识,先求认识。中国人是讲人情的,熟人的话就容易听进去一些。
我在北京郊区建了一个房子,起名叫共识堂,去年有两千人次去吃饭,今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千人次了,主要是三部分人,官员、学者和企业家,而左中右是覆盖这三部分人的。
简单的说,官产学、左中右都会在这里见面,一般讲,都能心平气和地讨论,听人家把话讲完。我的想法是,先别想着共识,先认识行不行?
发布时间:2013-05-15 10:43 作者:周志兴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27088次
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先生同演讲现场听众热情交流
四、要点:习李新政下的左右之争以及可能对下一步政治走向的影响
习近平上位后,发表了很多言论,有些是右派喜欢听的,例如,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也做了一些举动,例如第一站去了深圳,到莲花山向邓小平塑像献花等等;也说了一些右派不爱听的话,如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说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没有一个男儿。
不难看出,习总书记在左右之间做着艰难的平衡。
那么,对社会的左右之争有什么影响呢?
简单的说,大部分人还在观望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新君”到底在想什么,会走到哪里,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很多人从开始的满腔热情和幻想多多,慢慢的现实起来。
我这样看:社会上的左右之争,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习主席,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习主席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他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很多是这个年龄段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久前,我在上海约周瑞金先生吃饭,谈到这样一点,周瑞金先生说,他和胡锦涛是同龄人,受的教育差不多。我说,我和习主席是同龄人,早期的经历也差不多,其实,可以从中悟出许多道理来。
而习主席的最近的所作所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上的左右之争,大家也会揣摩新领导的真实想法。
总的说,大家都没有绝望,大家也没有了幻想,知道了,路还在一步一步走。
现在中国的知识精英,大致是这样几种心态:
有幻想的,占少数,认为新领导一下子就能如何如何。
绝望的,也是少数,认为中国没有希望了,就等着革命到来。
有希望,无绝望,占了大多数。
在北京,很多外国媒体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对习李体制怎么看?我的回答是,有希望,有不足,要给时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长久的历史,大一统和专制统治的时间这样长,一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大的变化,因为贪图快步走而乱了阵脚,酿成大乱,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我的原则是三不,不幻想,不绝望,不放弃。
至于目前仍在继续的左右之争,我认为不是大问题,各种意见都有渠道发表出来,是好事。而新的领导能够在初期兼顾左右两种意见,也是好事。
我认为,各种意见各种观点都能发表,表现了社会的进步,希望不要动用强制手段来压制某些人或某些观点,这将是中国的执政者需要认真把握的。
这方面,我们看到了进步。
在左右思潮斗争下,中国下一步可能的走向,既不可能走向极左,也不可能走向极右,还是中国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说的,像开汽车,左一下,右一下。而我判断,政治上、舆论导向上,将相对稳固,变化较小,而经济上,将加大改革力度。在执政党的党风建设上,反腐、整党、抓作风改变,将会是一个时期内的重点。
我揣摩,用治标来争取治本的时间,是领导们最近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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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点:知识精英的问题
左右之争,有很多是观点之争,但是,也有许多不是因为观点,而是因为人。
A、在中国,很多精英是脱离实际的,也是脱离底层群众,他们往往满足于在书斋里做学问,说的话,写的文章老百姓看不懂,自然也没有影响力。
B、有不少的精英听不得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动不动给别人扣上一个脑残的观点,互相之间轻视、敌视,甚至坐在一起的可能性都越来越少。
记得2011年我到重庆,一位在社科院工作的学者领导对薄熙来说:薄书记啊,我做过研究,全世界的民主制度,中国的最好,我可以和任何人辩论。在饭桌上,他对我说,右派的问题就是不能面对现实。我和某某写了文章,指名要十个右派学者辩论,他们谁都不敢。回到北京,我问有的右派学者,你们为什么不敢和他辩论?那学者一笑,那脑残,谁和他辩论!左派的问题就是不能面对现实。
其实,左右派能够坐在一起,能够互相听进去对方的话,才是达成共识的前提。
我在北京常常组织聚会,邀集左中右官产学在一起,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效果很好。我说,不能做到观点相近,起码做到关系相近。
C、和政府官员渐行渐远。有些学者,他们看到了官场的弊端和官员的问题,他们看不起官员,所以,有意无意地和官员保持距离,甚至是敌对关系。要我看,官员中集中了大量的精英,他们的想法和社会上的精英有很多相同之处,无非是因为位置问题,不能够畅所欲言。而他们有个长处是必须看到的,就是他们是具体的操作者,有的时候,他们的操作是遇到挫折后总结出来的。
在我家的聚会中,不难见到这种现象:学者慷慨激昂,说政府哪些哪些做的不对,应当如何如何,这时,看到官员淡淡一笑,说,你说的这些,我们早就想到了,也试过,如何如何不能操作。学者就会说,原来如此。
就是说,社会上的精英不但要深入基层,接触群众,也要和官员保持联系,汲取营养。
当然,有些时候,官员也是轻视学者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D、没有实际操作能力。很多精英没有实际操作能力,只会纸上谈兵。这个就不细说了。
E、责任感和纪律性的缺乏,很多精英,尤其是右派精英,缺乏组织纪律性和责任感,这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这一点右派会尤其明显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右派学者学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然是自由主义,当然组织纪律性差些,为自己想得多些,而责任感也会差些。
我做媒体,约稿时遇到过一些右派学者,常常是一拖再拖拿不到稿子,最后甚至电话也打不通了,再见面时他们也不脸红,很坦然。
记得前年,北京有几次小规模的聚会,类似“茉莉花革命”,我曾经在一个饭局上做过测试,问:大家赞成他们的活动吗?大家都举手,赞成。我再问,你们会去参加吗?大家一致表示,不会。
当然,不是绝对的,有很多精英也是有责任心有组织纪律性的,而且,并不是这些缺点会在同一个或者同一批人身上体现。
F、不懂得策略和战略。这个问题也是很突出的,这个策略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说话的策略。有一次,我在深圳见到几个律师,给他们看了我的《领导者》杂志,其中一位翻了翻说:不过瘾。我问他,你要怎么过瘾呢?你说,是说十句话别人一句都听不进去好呢,还是你说五句话,别人能听见三句好呢?当然是后者。
有些人,总想把话说绝,总想说的激烈,有棱角,忽视了对方的接受能力。我有时看共识网上被删掉的稿子,常常会觉得可惜,很好的观点,很棒的文采,只是因为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爆粗口或者是激烈的指责,影响了文章的传播。
其实,我不是一般地反对所有激烈的文章。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这样的文字,但是,要掌握好度,也要分别不同的人。做自己的角色,这最重要。
中国处在变革期,也可以说在十字路口。左右两边都想把车拉到自己一边,也在试图影响决策层,所以,左右之间还会有长期的争论,谁战胜谁还未知,但是,这本身是进步,想当年,要求是统一思想的。但是,想强调的是,要全面看左右之争,这个全面,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而且在观点对立中,常常还有相同的东西。
这些,要浸淫其中才能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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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05-14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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