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殿奎：亲历秦城监狱监管岁月 发布时间:2012-01-21 作者:黄卫  “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新中国157项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工程之一。高级别、高规格、高待遇，使得秦城监狱成为特殊监管的别名。而一部顺序记录下来的／发生在秦城监狱的故事，则成为历史的特殊佐证。
78岁的何殿奎住在北京市金融街旁一个老旧而安静的小区里。这里跟金融街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个世界。 何殿奎离休前是秦城监狱监管处的处长，在秦城监狱及其前身功德林监狱担任监管员近40年。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阅尽了中国政坛高层人物的起伏面孔。 “我有这么个思想。这些老干部怎么能犯了罪呢？这我有怀疑。为什么产生怀疑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怀疑。‘青岛案’那么多干部被抓，都错了；‘广东案’更大，一二百人，都错了；五几年，内部肃反，弄来弄去又错了一批。对这些老干部，必须要保护好，服务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何殿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编者注：“青岛案”即1955年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内奸嫌疑”案；“广东案”即1951年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等人的“特务”案，皆系重大冤假错案，已平反）
近来，他跟公安部的另一位（离休干部）汪春耀开始合写一些回忆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监狱提审犯人，跟他相识。用汪春耀的话说：他们这些小人物，脑子里装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记忆力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数字，从他嘴里出来，不用思考，不用回忆
独立卫生间、地毯和鱼翅 何殿奎永远记得这个日子：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落成的第一天。从那天起，他就在那里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才离开。 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由4栋3层青砖小楼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后来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写道，其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那是1980年，作为预审员的他就住在秦城监狱的监房里办公。每间监房都有独立卫生间，带脚踏式冲水的抽水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仅仅是条件最一般的201监区。秦城的四座小楼，内部结构都不一样。204监区，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监房约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床是沙发床。伙食标准是按部长级待遇，到东华门“高干供应点”采购。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两菜一汤，饭后有一个苹果。苹果是刚从冷库里拉来的，放在稻糠里保鲜，拉来时那苹果都冒着气儿。还给他们发固体饮料，一盒12块，一块能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两种。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难时期都一样。
给他们做饭的则是专门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就是在那里，何殿奎第一次见识了鱼翅。他以为那是粉丝，刘家雄告诉他，是鱼翅，就是鲨鱼的鳍。只有刘家雄一个人会发海参、鱼翅这些东西。
每天，都由何殿奎给他们送饭。每人一个四层的饭盒，分别装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冬天用棉罩保温。每个饭盒的颜色都不同，以示区分。一共15份。
这些重量级犯人是从功德林监狱的“特监”迁来的。1956年7月，功德林设立了一个专管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把这些人从不同监区集中起来管理，何殿奎是监管员。“特监”一共8个人：原来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 帆、从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 泊、《人民文学》编委胡 风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级干部。
秦城监狱建好后，这些人全部迁入204监区，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几位“青岛案”主犯也从别处迁来，一共15位。
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放风是严格隔开的。绝对避免见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编号。
唯一知道他们身份的，除了领导，只有204监区的管理员何殿奎一个人。
贴身监护潘汉年 何殿奎跟这份专门看管大人物的特殊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潘汉年。 1955年4月3日，他被从功德林的丁字号监区紧急抽调去监管潘汉年。领导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轻肯干：他才23岁，但十来岁到延安，20岁入党，已经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记得太清楚了，因为潘汉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队都不是那里的，是专门从北京市摩托连调来的一个排。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个人。岗是双岗，监房门口一道，监区门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谁都不能进去。
潘汉年刚来的那十几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间里，24小时贴身监护。
那些天，潘汉年几乎每天被带去“谈话”。他出入都要戒严，如临大敌。
谈话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审讯室，而是会议室，坐在沙发上谈。主持谈话的先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何殿奎在旁边端茶倒水。
秦城的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有严格区分。前者即预审员，只处理案情；后者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潘汉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击了审讯开始头几天的过程。
谈话很“平稳”，但并不顺利。潘汉年就是不开口。僵持了几天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来谈，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你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谈。
潘汉年被捕时是来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作为饶漱石的下属，潘汉年自知难逃干系，主动写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那件事，结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铁证”。
不久，“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犯相继入狱。
何殿奎记得，潘汉年的编号是64，袁 殊65，扬 帆66，饶漱石最特殊，0105，全监狱独一无二。他至今不解其奥妙。
谈起对潘汉年这位情报界传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说他个子不高，胖胖的，不爱说话，“很稳重的一个人”，从来看不出他情绪上的变化。他生活很有规律，晚饭后会在床上闭目打坐一个小时。刚看到这奇景，哨兵以为他死掉了，还曾跑去报告何殿奎。潘汉年在狱中写过一篇小说，写一个拉洋车的人，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监区的犯人陆续释放。潘汉年就安置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区，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顾。那段时间，他生活比较愉快，常去南边的水库钓鱼，去附近的小汤山镇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说有笑。但这样的日子随着文革的到来彻底结束了。
“我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
文革开始后不久，扬 帆、饶漱石、潘汉年等再次入狱。 潘汉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经不是文革前的那个秦城。 “旧公检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造反派称为“修正主 义”“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1967年11月，秦城 被军管。原来的监管干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何殿奎就此离开了秦城，一别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调回来。他是第一批回来的两个人之一。
秦城已经面目迥异了。因为“走资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盖了两栋4层红砖小楼，编号为205和206。监狱的名称也换成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七大队”。
何殿奎告诉记者，“秦城监狱”文革前并不叫这个名字，叫公安部预审局，对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文革军管时写报告，落款是“七大队”，总理看了说：“什么七大队，不是秦城监狱吗？”从此秦城监狱才叫开了。但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于正式文件，也没有挂牌，正式名称仍然叫公安部预审局（现在叫监狱管理局）。 何殿奎从“五七干校”回来后被分配到201监区。当时201关押了89名部局级干部。他是“负责人”之一，但是负不了责，上面有3个军管干部，他只能列席会议。
不久，秦城监狱出了一件大事。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上书毛泽东，揭露秦城监狱里生活待遇低劣的问题。1972年12月，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工作组进驻，整顿秦城监狱，并逐个找在押人员谈话，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何殿奎回来一看，老熟人不少。公安部8位部长，5个关在201。放风时看见他们，只能点点头。
潘汉年等也关在201。潘汉年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那几年，吃的是窝头白菜，见不到肉。
当时秦城监狱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贵，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关锋。即，1968年进来的第21、22、23号。这种编号法从文革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何殿奎说这三个人，王力很老练，一般比较讲道理；关锋精神失常了，经常骂街；戚本禹不大讲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个“闹监”的，经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邻不宁，还用手纸堵门上的玻璃观察孔，跟哨兵斗智。他还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
这时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迁到没人住的三楼，随他吵闹，随后打开外面的木门，只关里面的铁栅门，让他喂蚊子。戚本禹喊报告要找何殿奎，何让哨兵说“出差了”。三四天后再去，吃够了苦头的戚本禹终于愿意“谈谈”，从此基本上服管了。
秦城监狱最难管的人物
但戚本禹还不是最难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调到204监区，升任科长，专门负责管理“心眼太鬼”的头号难缠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整个秦城监狱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首，加上年龄又大，上面强调要绝对保证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满足其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他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看着他。他动不动就在监房里表演撞墙，搞得监狱上下越来越紧张。
何殿奎就是专门被调来啃这块硬骨头的。他首先搬到陈伯达旁边的监房中，近距离观察了一周，认定他的寻死只是作势而已。一天，陈伯达又要撞墙，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赶到后，叫哨兵放开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陈伯达不吭声了。
1976年，陈伯达又开始折腾起来。他称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着上厕所。何殿奎估计他是装的，就让王医生去跟他说，要再不起来锻炼，他的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陈伯达害怕了，问能不能拄个拐棍。何殿奎说可以。“不用请示，当场我就答应他了。”
何殿奎知道，陈伯达无非是想让上面注意他这个被遗忘的角落。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见报后，他重燃希望，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
但他等来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监狱。
何殿奎在204监区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为副处长，脱离了监管第一线。他离开的时候，陈伯达等已保外就医，“王、关、戚”也先后被释放。潘汉年病逝在湖南劳改林场，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感谢汪春耀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大力帮助。）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12152337.html） [佳作共赏] 秦城监狱：中国第一监狱探秘(图) 2010-11-23 秦城监狱：中国第一监狱探秘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秦城村西北。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曾关押过满清要员、国民党将军、四人帮、成克杰等高级别的囚犯。 秦城监狱的前身是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原址在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故也称功德林监狱。这座监狱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建造的。 功德林监狱 1949年5月，华北社会部进驻北平并接管监狱，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当时接管的功德林即“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是不合格的。整个监狱从结构到设施都非常不合理，处处都是为摧残人犯而设置的，在这座监狱里没有放风场地，没有审讯室，也没有卫生设施，甚至连个说得过去的厕所都没有。每个监舍的面积还不足两平方米。为防止犯人逃跑，整个监狱的外形呈“八卦”型，每个八卦角是一栋监
房，全部是砖木结构，监舍的出口很少，每扇门都是设在“八卦”的角上而反锁着，地面铺的青砖，监舍阴暗潮湿，再加上年久失修，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当时，很多要犯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有的犯人身体虚弱，如果管理不好，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1954年以后，全国六个大区的战犯管理处撤销，全国除保留抚顺战犯管理所外，主要战犯多集中在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此外，在这里还收押了一些外籍犯和特殊犯人。因此，当时犯人的管理问题成了预审工作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而首先急需解决的就是监房拥挤和管理上区别对待的问题。 监舍工作是代表党和国家形象的，是讲政策的，讲人道主义的。而“功德林”的状况和条件远不能体现出这些，远远达不到党对犯人改造和管理工作的要求，这样的监狱是不能再维护下去了，因此确实需要建造一所能适应新中国公安工作和体现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现代化监狱。 新监狱选址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我们有许多困难和问题要去解决。特别是美蒋反动派还很猖狂，空投特务、潜伏特务的破坏活动时有发生。针对当时的形势，公安部的罗瑞卿部长亲自确定了建造新监狱的原则：监狱不要建在北京城里，离京城要远些，可以建在郊区或更远些的地方，甚至可以靠近山区、大同或蒙古等边远地带。 1955年秋，根据罗瑞卿部长的指示精神，公安部开始了新监狱的选址工作。经过大半年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工作人员终于发现了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秦城。此地位于北京西北远郊的昌平县境内，座落在燕山脚下，与十三陵相连。南面是天然温泉小汤山，东邻陶峪口水库，西面是四通八达的大汤山。此地远离城市，一面依山，人口稀少，地理环境适于犯人的改造和关押。虽然当时比较荒凉，遍地荒山野草，野狼出没，但自然环境还是比较好的。这里的交通也比较便利，几条公路通向北京城里和远近郊区。经过反复勘查和研究，认为此地建造监狱是很合适的，后经罗瑞卿部长拍板，决定将公安部的直属监狱建在秦城。并因地名而将这座监狱称为秦城监狱。 苏联援建 1958年，公安部组织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战犯到秦城农场劳动，劳动内容除真正的农场生产与建设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属于这个监狱及其周围环境的建设。据当事人回忆，他们当时看到的一个“正在施工”的工地，有着“很厚的围墙”，上面还架满“电网”；房子也修得“很讲究”。他们好奇地向带队的公安干部询问：“这是什么地方？”得到的回答是：“这里正在修建一所‘体育学院’”。当他们对工地高大的围墙和电网提出疑问时，有人又说：“这是很先进的‘体育学院’，是跟苏联人学的。” 当时的秦城监狱，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共盖有四幢带审讯室的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采取纯中国方式。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供放风用的空地。监室面积有二十平米左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室内还有电器洗衣功能，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机关。牢门是铁皮包的木门。房门的上方与厕所马桶齐腰部位都有“窥孔”，供哨兵对犯人24小时监视之用。 房内的常置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一尺左右的矮床。需要写“交待材料”时，才会由管理人员送进一张小学生式的单人课桌供使用。但也许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凳子是永远没有的，床铺就是犯人平日坐的地方。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了棱角，被打磨成圆形。铁丝、碎玻璃片、绳索甚至布条，以及易燃易爆物品……总之，一切可能被用来行凶、自杀、越狱的工具都在这里绝迹。 一般牢房内有一扇窗户，约有一平方米大，底层开在比一人加一只伸出的手还略高的墙面上，上层开在视线以上的位置。窗台向上倾斜，窗户向上向外开启，玻璃上涂有白色涂料。窗户共有三层：纱窗、铁栅和玻璃窗。通过向外开启的窗户，犯人看不到楼下院子里的情况，也看不到周围楼房的情况。但在有的地方可以望见远山和夕阳；大部分人可以看到一小块天空，在阴天的时候，那天空就如同一块有长方形井口的深井。但在高级囚室里，这样的窗户有两扇，且是磨砂玻璃。 在大约有三点五米的高高的天花板上，直接安有一个15瓦的灯泡。按照前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回忆，那模样就象一个“倒挂的小人头”，它的外面不仅罩着磨砂灯罩，罩外还有铁丝网罩，散发着暗淡的光。电灯的开关却在门外，由看守控制。 1967年，为适应“文革”中日益增多的犯人关押需要，监狱又仿照苏联工程师的设计，加盖了六幢监舍。排号顺延为戊、巳、庚、辛、壬、癸。与50年代所盖的四幢加在一起，正好凑足“十天干”。 新建的牢房为钢筋水泥结构，监室五至十平米不等，盥洗台和便池同处一室。便池是蹲式的，需自己用水冲洗。牢门为双层：外面的一层为铁门，里面的一层为木门。门上除安装了监视的窥孔外，下方还有一个四方形的活动小门，用以送水送饭。其余设置，规格与高级监舍大抵相同。 直属公安部十三局 按照公、检、法、司的分权规定，监狱应该隶属司法部，但秦城监狱是惟——座不隶属司法部的监狱。在行政建制上，秦城监狱自建成之日起，便隶属公安部十三局（监所管理局）。其关押的对象按不同的时期也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人来自敌对阵营，他们是国共内战时战败被俘的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随着逐批大赦，这部分人越来越少，到1975年最后一批离开为止，秦城监狱已经不再有战犯留存。 第二类人来自“革命阵营”的内部，他们被视为有通敌、叛变或重大国际背景的异己分子，或者某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如最早进入的有“胡风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文革中有“彭 真、刘 仁叛徒集团”主要成员；文革结束时的“林 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及中共建政以来历次党内斗争的被整肃对象。他们中党内职位最高的有中共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如王洪文、张春桥；行政职务最高者有政府副总理、部长、省长，如陆定一、彭真、薄一波等；军衔及军内职务最高的有大将、总参谋长，如黄永胜等。另外还有一批特殊人物，那就是位卑权重的中共党的领袖（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秘书族”，如陈伯达、师哲、李 锐、戚本禹和鲍 彤。从最低职位来说，至少也在处级以上。 在80年代的体制改革中，随着“法制”秩序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检、法系统也实行了体制改革。1983年6月，依照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拘留、预审，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改造的分工原则，公安部和司法部曾联合发出通知，将各地原来分别隶属司法、公安、农垦系统的监狱和劳改农场统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但秦城监狱又属例外。据解释，根据“对敌斗争需要”，公安部门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保留几个关押特务、间谍和其他要犯、知密犯的监狱。 根据在秦城监狱住过的人描述，秦城监狱背面依山，两侧是果园，前面是农田和鱼塘。监狱围墙高五米，有三重大铁门。根据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对监狱管理的要求，每栋监舍各有一个院落。 如果一个人进入秦城监狱，他在外面社会使用的名字便停止使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串数码组成的代号。数码分两个部分，前面的数字标志该人的入狱年份，以公元纪年表示。后面的数字表示该年份中入狱的序号。如“6901”，前两位数代表1969年，后两位数代表收监的顺序是该年度的第一人。 审讯与接见 秦城监狱的犯人在接受审讯时，会先接到看守的通知。然后，这名看守将他带出囚室，前往同一座楼内的审讯室。来到审讯室门前，看守即停止行进。他让犯人进去，然后必须把身后的门关上。 进入审讯室后，犯人被里面的人带到一张无靠背方凳前面。在犯人被允许坐下之前，提审员首先向他交代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文革期间，则代之以朗读对面墙上贴着的毛主席语录。其内容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等。 在犯人的对面，有个半圆形的“小平台”，台上有审讯桌，是由几张普通桌子拼接起来的，上面铺有白布色的桌布。审讯员和记录员分别坐在桌子的两边。根据戴 晴回忆，她所居住的高级监区的审讯室内，不仅铺有地毯，还装有室内空调器。 犯人接见家属的地方设在同一幢监舍的“接见室”中。那是一个被中间的一堵墙隔断的两个小房间，中间的墙上开有一个小窗口。在一般情况下，接见者和被接见者分处两室在窗口会面。犯人身后有管理人员监听。犯人家属送给犯人的东西必须在这里交给管理人员，在一本接见人送物单上登记。被审定为不能交给犯人的东西，在接见完立即责令带回。接见完必须有管理人员在“条子”上签字，否则不能走出秦城监狱的大门。 秦城监狱——复兴医院 在秦城监狱里，设有专门的医务室、“保健医生”和护士。他们负责治疗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地检查“高级犯人”的身体。内容有询问身体一般情况，量血压、数脉搏、抽取血样化验等各种项目。根据李敦白回忆，在监狱大楼旁边不远的地方，还设有一所小小的牙医诊所。它是一幢小型的石砖建筑。 但是，如果犯人遇到大病、疑难病，或需要动手术，监狱医生无法处理时，监狱就会把犯人送到指定医院。座落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的复兴医院，是公安部的职工医院，也是秦城监狱犯人的专用医院。但在那里住院的犯人，仍然是与世隔绝的。所以，那里，只是秦城监狱牢房的延长。 犯人在复兴医院的监狱病房同样设有铁门、有看守、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据陆定一回忆，他放风地点在医院大楼的楼顶上。犯人居住的单间病房约十平方米，内有一张床、一个马桶、一个自来水龙头和一个小水斗。窗户上装着毛玻璃，窗外装着铁栏杆。看守呆在一扇小门后面。小门的插闩同样是装在门外。 一部不可多得的“共和国逸史” 按理说，秦城监狱的生活单调乏味，千篇一律，几十年如一日。住在这里的活人如同行尸走肉，文人墨客应该没有什么可多着墨之处。但由于人性的丰富，由于中国政坛的风云诡诘，司法实践的性格多变，同时更由于犯人情况的千差万别，所以，在秦城监狱的围墙中，隐藏着无数精彩纷呈的故事。它们或是令人深长回味，或是督人拍案而起，或是催人涕泪交流，或是叫人捧腹大笑，总而言之，一部顺序记录下来的，发生在秦城监狱的故事，可故谓之“秦城春秋”。 秦城监狱关押名单： 满清要员：国民党战俘如：沈 醉、王陵基、曾扩情、徐远举、廖宗泽、王靖宇、孔庆桂等人； 四人帮成员：江 青、王洪文； 九一三事件成员：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江腾蛟、吴法宪等。 刘晓庆 2002年因为偷税等经济问题入狱； 张恩照 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受贿罪入狱； 成克杰受贿罪入狱，2000年9月14日被执行注射死刑； 陈希同 1998年因贪污案件入狱； 陈良宇刑期为其逮捕之日即2007年7月26日起，至2025年7月25日。现年62岁的陈良宇由此开始其在秦城监狱的漫长牢狱生涯。除非申请保外就医，否则陈良宇最早2016年出狱。 犯人按“级别”不同，享有“单独囚禁”与“集体囚禁”两种不同的待遇。伙食定量为32斤。每月的伙食费（按90年代物价水平）高级囚犯每人在120元左右；低级囚犯每人仅在30元左右，一日三餐（星期天与节假日只有两餐）由管理员统一送到各监室门前。在低级监区，犯人自己保管餐具，开饭时，通过一个离地面约一尺高的送饭窗口递送。正餐内容为“一菜一汤”。主食一般是米、面、杂粮搭配，菜是时兴最廉价的蔬菜，少有油水；汤则是名副其实的“涮锅水”。早饭是玉米面窝窝头与一块拇指大的咸菜疙瘩。在高级监区，则备有统一饭盒，不使用送饭窗口，而是开门配送。菜有两素一荤，每周一次配送牛奶、水果；特殊犯人或即将出狱的高级犯人则有更好的待遇。 在秦城监狱，犯人每天早上7点听哨音起床，晚上九点听哨音睡觉。平时不能躺在床上。被褥是薄薄的士兵用褥。低级囚室则用稻草垫铺。晚上睡觉不能熄灯，手不准放在被子里面，不准背对监视孔侧卧。否则，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叫醒，并受到训斥。此外，还有不准损坏公物，不准在墙上乱写乱划，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唱歌，不准背对监室的门之类的规定。总之，犯人一天24小时都必须处在看守的监视之下，如果你突然躲到墙角，从看守的视线中消失，看守立即会找来管理员，打开大门进屋查看。监狱每天对犯人供开水三次，每次一杯。发放的大瓷缸就是给他们储水用的。 由于秦城监狱关押“犯人”的级别、特殊地位，按照对“知密犯”实行隔离管理的规定，对犯人们实行单独放风制度。犯人初到秦城并不能立即享受放风待遇。如早期的胡风、文革中的王光美。犯人因常年晒不到太阳，身体严重缺钙，会出现佝偻、脱发、脱牙等症状。在有放风“资格”的人那里，一周一次到六次不等，每次20分钟或一小时不等。时间大概依天气和当时监狱人多人少，“风圈”周转情况而定。放风地点设在牢房外的一块平地上，一道长墙将平地隔为两半，墙两侧隔成小格，看守站在高高的中墙上，可以将两边格子里的情形一览无余。犯人被一个一个地单独带出来，一人一格，隔着高高地隔墙，谁也看不见别人。如果调度不当，一个犯人在甬道中碰上另一个犯人，其中一个就会被命令“面壁”回避…… 犯人在结束审讯后可以接触文字。例行的读物是一张《人民日报》，其次是经过审查的家属送来的公开出版的书籍。监狱的图书室供高级犯人使用。最早由战犯捐赠的书籍形成。内容大多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与学习的辅导材料。 居住在秦城监狱的犯人是没有“执行死刑的”。因为在1957年，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能杀错人。……第三条，消灭证据……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死刑实际上被废除。但这些“废物”还要利用，所以他们在写自己的检查外，还有义务接受“外调”。平时，除战犯接触过重体力劳动外，犯人在秦城监狱也有轻微的劳动，如做火柴盒，用麦秆编织做帽圈的麦草辫，还有如江青自己要求的“做布娃娃”。这类劳动一般在囚室内进行。 （http://blog.china50plus.com/blog/article_view.php?blog_id=2585&msg_id=95203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