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生活）
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歷史记忆
作者 | 廖信忠 来源 | 壹库社
廖信忠，1977年出生於臺湾，现居大陆。著有《我们臺湾这些年》《我们臺湾这些年2》《臺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
抗战胜利70周年，北京办大阅兵；在国军方面，也举办多场军力展示及小规模阅兵；北京邀请抗战老兵参加阅兵，国军也要颁抗战纪念勋章给老兵，不限在臺湾大陆都可申请；北京说共產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国军说自己打了数场大规模惨烈战役。
小时候家楼下有位独臂老头，我那时候只知道那是以前空袭时被炸断的，有次我很不识相地问：“是日本人炸的喔？”我记得他只是默默笑，什么都没说，我心裡想，日本人太可恶了，空袭臺湾。
有一天，学校教到“日据时代”，我脑子突然“轰！”一声，对啊！日据时代，臺湾是日本的土地日本人干嘛空袭臺湾；接著，对我来说更惨忍的事实是，空袭臺湾是美国人干的，可是，美国在抗战时不是我们的盟友吗？为什么要空袭臺湾？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二战末期，日本跟臺湾一样是几乎天天被美国轰炸机空袭。原来老人说以前躲空袭不是躲日本飞机，而是躲美国飞机，啥！竟然连国军都空袭过臺湾，我知道这些事后，心裡异常痛苦，沮丧了好一阵子。
两岸政府在抗战70周年的议题上互争话语权。而臺湾社会上，有一群人却在纪念臺北大空袭70周年，那场空袭中有3000人死亡。
一次抗战胜利纪念，不同地区，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族群浮现了不同的记忆。
1895年，甲午战争清朝战败，臺湾被割让给日本，从此，臺湾与大陆就走上两条不同的路，渐行渐远。
清政府在北方打输了甲午战争，结果在东南边本来八竿子不相干的小岛臺湾命运就此改变，当清政府决定割让臺湾，对臺湾人来说是无可奈何的弃子命运。
日本殖民统治臺湾五十年，五十年，半个世纪，好几代人，对臺湾的影响肯定无法抹去。
臺湾做为日本“南进基地”，日本在掠夺臺湾资源之餘，也不遗餘力得建设臺湾；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接连打败中国俄国，挤身帝国主义列强，臺湾做为日本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当时欧洲各老牌帝国主义列强都在看日本的能耐，日本也有不服输的理由；臺湾成为日本许多新技术实验的地方，什么新的方法经常是先拿到臺湾试一试；没有人能否认，臺湾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就是在日据时代完成。
在日本殖民统治臺湾同时，大陆发生哪些事：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国民革命、北伐、中原大战、对日抗战，战争，接著战争，似乎是永无止尽的战争，战乱烟硝几十年没停过，相较之下，除了太平洋战争末期经常遭空袭外，臺湾人过著较和平的日子，臺湾人过著自己的日子，基本不关心大陆发生什麼事。
我又发现另一件让我震惊的事，当时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1931年到1938年，也就是918事变的那一年，到对日抗战的隔年，在臺北设有总领事馆。揭开这些以前我不知道的歷史时，年纪还不大的我感到混乱，我如饥似渴想去知道“为什麼？”我看到当时中国人要到“日本国臺北州”需要办签证，臺湾人到大陆，也要向臺北中国领事馆办签证；每年的十月十日双十节，臺北总领事馆举办双十酒会，请在臺北的各国使节及侨民参加，日本总督府也会派人祝贺；直到1938年，总领事馆因撤侨事宜与日本总督府不断交涉，最后租了第三国轮船撤侨，降旗，闭馆。
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歷史记忆
民国22年(1933)国府外交部发的护照，前往”友邦”日本国臺湾臺北州
为什麼？这种疑问在我心中越来越大，臺湾人在那些年到底是那裡人？这让我彻底混乱在精神方面，日本殖民者首要的当然是抹去臺湾人脑子裡自认是中国人的观念。
19世纪末的臺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后来的东京市长，认为臺湾人拥有中国人的一切陋习，他总结成三样：怕死、爱钱、好面子，其实就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后藤新平说：“粗野幼稚的当地人民无法理解民权思想，日本国内的文明刑法、民法在臺湾不能通用。所以，在臺湾以实施建立在‘当地传统习惯’基础上的法制为宜”。一方面，用严厉的法制来治理臺湾，一方面又利用“怕死、爱钱、好面子”的特性，常常给予一些小恩小惠。当然，这一切的最终意图，都是要把臺湾人在精神上改造得跟日本人一模一样。
来臺湾的日本人，除了官僚、军人，还有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在1920年的臺北街头，甚至有日籍的人力车伕，如果你到臺湾东部花莲，还可以找到当年的移民开拓村。经歷过被割让易主的那代人，逐渐老去没力再做反抗，新一代的臺湾人，在日本教育，日本邻居、日本老师、日本员警、日本同事、日本政府的相对和环境下成长起来，对祖国大陆的概念日渐模糊。
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歷史记忆 电影《赛德克‧巴莱》一段对话，再过二十年，族裡的下一代都变日本人了
日本人为臺湾带来“质”的改变，至於精神思想方面，日本人认为臺湾人是殖民地人民，如果吸收太多先进思潮，民智大开则不利於管理；所以你会看到，就算是高等教育，日本人也只让臺湾人读理工医类，不太允许臺湾人读政法科，在“纯种”日本人面前，臺湾人毕竟是“二等国民”，日子儘管要过，社会当然也越来越进步，毕竟过得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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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赛德克‧巴莱》讨论日本带来的”文明”到底是什麼，几乎是日据史观争论的核心
李登辉日前说“70年前，日本和臺湾『同为一国』”，也是说出了事实，绝大多数臺湾人的确没有参加对日抗战，可是臺湾人有抗日，儘管半世纪来这块岛上不同族群都曾有反抗，或武或文，但都不成气候，后继无力，很快就被捻平；但有很多热血的年轻知识份子，心向祖国，他们想办尽办法到中国留学，对日抗战爆发后，他们参军，参加游击队，甚至还参与了共產革命。
这就產生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样是日本殖民地，为什麼战后几十年臺湾的反日情绪就不如韩国来得高，甚至有些”亲日”？
很有趣的一件事是，臺湾人前一刻还在听天皇的玉音放送痛哭流涕，下一刻忽然就意识到自己才是胜利的那一方，欢欣鼓舞得迎接祖国来接收。
我经常在思考两个问题：其一，如果1895割让的不是臺湾，假如是山东、或许是江浙、福建，这些地方的居民会有什麼样的歷史记忆？对日本会有什麼看法？现在一般大陆批评臺湾“亲日”、“媚日”的声音，会不会同样用在形容这些地方上。
其二，臺湾从1895年后就不太知道大陆发生些什麼事，不知道什麼是共產党，也不知道什麼是国共斗争，突然之间就被捲进了内战，如果当年接收臺湾的是一“完整”的中国，而不是马上进入内战的中国，现在这些难解的问题是不是都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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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悲情城市》光復初期的臺湾知识份子嚮往模仿祖国的一切，在这段裡，侯孝贤特别安排他们跟著唱流亡三部曲，但是唱跑调
国军来台，臺湾人倒真的是万人空巷在欢迎，但很遗憾的，当时臺湾人很快得对国府来台接受者失望：比如说，看到跟乞丐一样的国军；看到贪污无能的官僚等等，对比站在一旁的受降缴械日军，对以前日本人的严谨，那是一种多大的心理落差。
国府接收臺湾后不久，社会就很明显的退步，很多人认为，日本人掠夺臺湾资源，但还懂得永续经营来投资；但国民政府对臺湾的态度却是杀鸡取卵，把臺湾的资源通通送到大陆去支援内战，这导致了金融混乱与物价飞涨。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国府人员的行为及素质百姓都看在眼裡，远远比不上以前日本人，一句当时的流行语“狗去猪来”：日本狗，中国猪，狗还会看家，猪只是吃、拉、睡，大官大贪污，小官小贪污。那种失落感有多大？
而来台的大陆人士，见到臺湾社会又是什麼感觉呢？大陆刚打完抗战，把有血海深仇的侵略者日本人打跑了，结果一来臺湾，见到处处日本味，当然会觉得不顺眼，进而便会產生排斥而看不起，批评臺湾人都受到“奴化”、是“皇民”……
这些形容词有没有很熟悉？日本人统治臺湾之初也称臺湾人为“清国奴”，现在好不容易回到祖国怀抱，竟然又同样被自己人祖国同胞称为“奴”。
日据五十年，臺湾一方面受殖民政权的压迫，一方面祖国又认为臺湾实质是日本领土，得不到祖国大陆的支持，在殖民主与祖国间同遭歧视与排挤。曾被|《亚洲週刊》列为中文小说百强第23名，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就是在讲这些事：一位日据时代的臺湾知识份子一心嚮往祖国，他在日本饱受欺压，好不容易等到光復，到大陆后又不被认为是中国人而受到歧视误解，歷经一连串打击，后来他慢慢认知错乱，最后发疯悲剧收场。
你以为“亚细亚的孤儿”是罗大佑唱的那首歌，指泰北孤军吗？不是，那是指臺湾。统治管理臺湾这块土地的政权来来去去，西班牙人来了，荷兰人来了，明郑来了，清朝来了，日本人来了，最后国民党来了；你说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自己有选择权吗？不管谁来，咬著牙还不是要生活下去。
有人说，最有资格自称“臺湾人”的，是臺湾的原住民高山族。我问了一个原住民朋友“1945年对你们来说代表些什麼”，他开玩笑回答“又被殖民一次”。
“臺湾人受日本人奴化深”的观念在当时大陆来台人士眼裡是种主流，你会看到包括后来228事件，全面爆发冲突后，官方仍以此为理由来解释事变发生的主因。
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歷史记忆
电影《悲情城市》同一批知识份子在228事件后的愤怒
被认为是“台独教父”的彭明敏，在他的自传《自由的滋味》裡，提到他的知识份子父亲，在228事件后的痛苦「父亲....彻底幻灭了，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或理会中国的公共事务了，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像彭明敏的父亲，经歷过五十年前臺湾被割让那代人，见到前二十年各地起义反抗日本，有国仇家恨的那批人，都有这种情绪，更别说这五十年间出生“想像”祖国的那批人，可以说，国民党亲自摧毁了即使在日本统治之下，心还嚮往祖国的那批知识有影响力台籍知识份子。
1949年，国民党带了150万人到臺湾，这个本来只有600万人的小岛，一下增加了四分之一的人口，臺湾成了“復兴基地”、“反共的跳板”，从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切为反攻大陆作准备。
儘管在军事上蒋介石相当依赖前日本军官团组成的“白团”，在地缘政治上也与同为东亚岛链的日本走得亲近，但在教育方面，国民党在臺湾实施与政治相结合的教育相当成功，一方面诉求反攻，另方面讲求仇日，以致於很长一段时间，日据五十年这段歷史不存在臺湾史当中，臺湾从刘铭传建省、《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之后就消失了，然后下次出现，就是臺湾光復，中间五十年，臺湾在干嘛？像我这样的70年代生人，以为也在革命北伐抗战，等於将发生在大陆的这五十年间歷史，直接移植到臺湾五十年一样。
前不久我去听了一场座谈会，有位老人谈他们在敌佔区下某县城的生活，他说得挺平淡，他们家经营油行，有一天日本人突然来了，可是依然是每天早上开店，黄昏关店，有时到他地进货，翻过几座山要防土匪，过年依然吃年夜饭放鞭炮，除了出入城门要被日本兵检查外，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这时就有一中年男子跳起来破口大駡“汉奸走狗”，言下之意，就是你为什麼你苟且偷生？为什麼没有起来反抗？为什麼你没有跟著逃到大后方？
也许敌占下的生活被认为政治不正确，并不光彩所以避而不提，在大陆，对抗战的歷史研究，经常也都是在战场，在大后方，在敌后作战上，却很少听说过敌占之下人民生活状态，也许敌佔区太大，每个地方的经验都不同，可是不能否认，即使受到再大的压迫，再大的苦难，即使苟延残喘，“生活”也是存在。
战后新一代的臺湾人对中国歷史记得清清楚楚，却不知道那五十年间自己的家乡发生些什麼事，他们知道黄河长江流经的省份，却排不出臺湾由北到南的县市；他们跟著唱《长城谣》歌颂关外，可是不会唱母语的民谣。
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歷史记忆
吴念真的自传性电影《多桑》讲受日据教育的父亲，与战后出生受教育的子女在意识型态上的不同，闹出很多家庭纠纷
臺湾跟大陆这一百多年来，实质有联繫的只有1945到1949这短短四年间，绝大多数的民眾根本不足以瞭解大陆是什麼，这扇门就关上了，等到40年后这扇门又重新慢慢开啟时，臺湾人因为长期反攻大陆政治教育及宣传的影响，已经带著另一种有色角度好奇来看大陆。
我意并不在重述一次那些所谓臺湾“悲情”的歷史，事实上，臺湾人一大问题就是太常沉溺在自己所谓的悲情歷史当中，用太多感动自我的悲情往事作为排拒他群体的理由，觉得为什麼别人都不能理解臺湾人的想法。
从歷史的长河来看，这种悲情真不算什麼，任何时代，任何族群，群体，大到一个民族，都有类似的苦难歷史与记忆，不仅臺湾有，久远一点，以前犹太人有，近一点巴尔干诸民族也有，在亚洲，韩国的“苦海深仇”广为人知，大陆也有“百年国耻”颠沛流离的记忆，就算是发起战争的侵略者日本，被丢了两颗原子弹后到现在也有“被害者意识”，即使到了科技发达卫星已能飞出太阳系的现在，这样的“民族悲情”仍然不断持续发生，比如现在的非洲，现在的库德族。
但我不太爱提所谓“歷史长河”、“歷史巨轮”，因为“个人”的微小呐喊总在这些后人看做“风云”的豪迈叙事中被碾压，风一吹，烟消云灭，儘管这些“悲情”都是歷史上微不足道的一部份，真的不算什麼，可是没有人会愿意活那悲情的当下，因为不幸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会被“碾压”的那群人。
普法战争时期的法国歷史学家勒南（Ernest
Renan）发表过一篇名为《何谓民族》的知名演说「共同的苦难比起欢愉更能团结人民，对民族记忆来说，悲愤比胜利更有价值」
比悲情更可悲的是，明明大家都有类似的悲情，却又无法包容他者的悲情，假装不存在：犹太人亡国后远离他乡，千年来遭受歧视，遭有计画屠杀，本该是最能理解亡国之苦；复国之后，却同样迫害巴勒斯坦人，将他们赶出家园。上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不同的国家民族都能泪声俱下述说自己的悲情，不管你听那一方说，都很有道理都值得同情，他们彼此却又同样的手段去屠杀非我族类，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悲情并不意味著不同族群的人类可以相互理解，有时候反而变成族群间的零和。
臺湾意识强的人经常高喊“臺湾人出头天”，同样的，大陆也高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看似歷史脉络不同，却殊途同归，背后都是一连串苦难、屈辱的歷史条件所搭建而成的情感结构，臺湾被割让出去后无法切身体会什麼是“百年国耻”，从自身的立场只知道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来来去去，沉溺在自己的悲情裡；而大陆自然也难理解，为什麼臺湾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復兴冷感，那是因为臺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因为歷史原因，慢慢培养出对“政权”的不信任，转而对自由的追求，对多元化的守护。
如果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很遗憾，过去一百多年来，两岸并没有很多可以一同想像的载体。
回顾臺湾歷史，早期开拓移民，漳州人泉州人械斗不停，他们面对粤籍客家人时，才意识到自己是闽籍；闽粤移民遇到原住民时，才意识到自己是汉人；待日本佔领臺湾，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日本统治臺湾五十年间，臺湾人又意识到他们与日本本土人的不同；臺湾光復国民党来接受臺湾以后，让许多臺湾人彻底失望，寧愿相信以前日本人做得更好；1949年外省移民大量来台，臺湾人与外省人，从一开始冲突不断，经过了几十年，在这风雨飘摇的小岛上共同渡过不知多少外部而来的危机，大家都一样苦哈哈，待第二代，第三代人出生，省籍情结越来越淡。
你会发现，从1895到1945，半个世纪，从1949到现在，又是半个世纪多一些，每半个世纪都会两三代人出生，不管什麼时代出生的人，歷史都在他们所思所想当中留下烙印，并且凝聚形成了共同的歷史经验，要建构共同的歷史记忆，这并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每次是个漫长的建构过程。
两岸过去一百多年来没有共同的歷史经验，这并不代表未来不会有。幸运的是，这个时代是两岸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代，会有新的一代年轻人起来，他们没有太多的歷史恩怨包袱，没有太多的意识型态，相较上一代，也更讲求个人主义。
在习惯於集体叙事下，“个人主义”经常被认为是自私、离经判道，这种观点却忽略另一很重要的面向，毕竟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讲求“个人”不仅是诉求自己的观点，更进一步，也需要学习尊重不同的个体的想法，才能释放解压在“集体”中被压制的潜在矛盾；“个人”并不只是站在自己立场，更大的意义是，人终於有了他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选择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事物。
臺湾各族群间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生活”，政权再怎麼更迭，政治再怎麼纷乱，即使在悲情之下也要苟延残喘得生活下去，同样的，两岸在价值观、意识型态上差得太多，讲几句话不投机就吵了起来，可是大家都在生活，撇开政治这些上层建筑的事，你却能在那些最柴米油盐，最俗气的事中找到共鸣。
今年过年回臺湾，我妹妹全家从美国回来，我看到我四岁小姪在那噫噫呀呀唱歌跳舞，我听了好几次才听清楚他在唱些啥：小苹果！我大惊问我妹，你们住美国他怎麼会唱小苹果？我妹理所当然说，他们幼稚园同学很多都大陆去的，全家都在听小苹果，他听久了自然就也会唱。
过去臺湾人对大陆传过来的事，总是小心翼翼，电视中出现了大陆用语，这是文化统战！广告中出现简体字，这是文化入侵！对大陆文化娱乐领域的事物，充满戒心，可是一曲“小苹果”，几乎是一夕之间，佔领了臺湾的大街小巷，大家都在唱都在跳，臺湾人对这麼欢乐的歌曲毫无架招之力。
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歷史记忆
即使是臺湾号称最”绿”，被认为是”逢中必反”的民视，依然唱小苹果唱得挺开心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前各种文化交流团没做到，宋祖英、谭晶等人来臺湾演唱没做到，什麼四野后代合唱团来台演唱更成了笑柄，宏大的家国民族深情号召没起什麼做用，反而最让人看不上眼，登不上大雅之堂最俗气的“小苹果”不费吹嘘之力就做到了。
越是生活的事越能引起共鸣，如果几十年后，我们回忆起这几年，我们会说“那一年我也在唱小苹果”、“那一年我也在看兰陵王和甄繯传”，甚至心照不宣会心一笑说“那年除夕我也在等陈冠希的片子”，有这些共同的生活经验，那麼，属於两岸新一代人共同的歷史记忆，就慢慢被建构起来了。
我们都太沉溺在自己的歷史情绪当中，以致於忽略了对方也有苦难歷程。龙应台今年在香港书展的演讲中，提出跨越不同歷史记忆的「大倾听」时代，「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他的尊严」。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受苦故事，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战争经验，两岸有不同的歷史记忆，这些都值得尊重，需要放下成见来倾听彼此，只有倾听，我们开始学著宽容，并且走向和解；过去我们都太习惯於宏大的叙事，有时反而成为互不相容的情感框架，而只有我们承认“生活”，真正懂得尊重柴米油盐，从这出发，才会慢慢开始有共同的新故事。
如果21世纪真的是中国人的世纪，那并不仅是军力有多强，经济实力有多大，全世界都怕我们，我更盼望是倾听，包容及和解，成为一个典范，鼓舞世界上其他还在遭受苦难的人们与民族。
老话一句：不管未来走向何方，我们依然血浓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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