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如前所述，在文革前期高层权力斗争格局中，毛所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务系统诸大员；他所启用的突击力量，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他们直接操纵各种官方传媒和各种造反组织，既通过体制性方式，又通过非体制性方式——也是更有效的方式，去打击毛授意他们去打击的对象）；他所凭籍的依托力量，是以林彪和叶剑英为代表的军队系统诸大员；他所藉助的后勤保障力量，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国务院系统诸大员。

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时，上述格局基本未变。这可以从此次会议人事安排上看出：

将国家主席刘少奇从中央常委排名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补进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名列第五位、第七位；将军队元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人补进中央政治局，占新补者总数一半。另外在此前数月（1966年1月），毛还同意将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四元帅提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补进中央常委会，名列第十。

另外，还将地方大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补进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紧排在毛、林、周之后，名列第四。

在这些人事安排中有两点得注意：一、军队高级将领在文革前期有降有升。降者如罗瑞卿大将和贺龙元帅，升者如上述陈、刘、徐、聂、叶五位帅，其中叶剑英在数月内连获四分要职，即中央军委副主席（1966.1.8）、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5.23）、中央军委秘书长（1966.5.23）、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8.12）。

从总体上看，升的面要大于降的面，基本上照顾到全军的各个方面，以及历史上形成的除“一野”外的各个山头，而不只是照顾到林彪的“四野”山头。由此可以看出，老人家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非常注意做军队方面的工作，以争取行伍中人的支持。

二、周恩来总理在文革期间获得更大职权。相对于其它中央一线大员来说，周受冲击最少，其权力范围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因接管许多“靠边站”大员的工作而得以扩展。

虽然周多受极左势力困扰（也曾为他们拥戴），但他也常使这一势力受挫。事实上他是这一势力屡屡想予撼动却又最难撼动的实权人物。

虽然周仍在党内招路第三，但此时二号人物林彪在抓权方面不如先前二号人物刘少奇，故而给他留下较多的权力空间。林毕竟军人出身，对诸多政务之事既缺乏兴趣、也缺乏经验，再加上身体多病、性格孤僻、常年深居简出，故不得不在许多方面让权他人。

由这两点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很注意争取盟友，甚至能够为此做出妥协。例如，毛曾经严厉批评过由周恩来副手李富春经管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斥之为北京的两个“独立王国”之一（另一“独立王国”是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但此时又同意将李补入执政党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常委会。这表明他为了孤立和打击刘少倚的党务系统，而不惜向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作出让步。

毛所作出的这些努力是得到回报的。他之所以能将文化大革命的开场搞得那样轰轰烈烈，固然与他发挥了他的个人魅力有关，但也与他得到了他的许多下属一主要是军委领导人和国务院领导人一大力协助有关。

可是，到了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上述高层权力斗争格局便被逐步打破。由于会议将刘少奇等人力图控制群众运动的一系列做法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故而在两个向度上为造反派开了可以“打倒一切”的绿灯：

一是向后，可以清算一切。因为，在中共政治术语中，所谓“路线性错误”也就是全局性错误，因此，若要“彻底批判”某一错误路线，就必须触动与它有关的一切人和一切事。

二是向前，可以冲击一切。因为，凡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是应予“彻底批判”的。这实际上是给群众运动解除了一切约束，使其不可避免地朝着“打倒一切”的方向发展。上述高层权力格局的各个方面都将受到它的冲击，无一能幸免。

1966年10月18日，即中央工作会议正在举行之际，北京街头响起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清华大学校园里也贴出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

12月25日，清华大学蒯大富组织5,000人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并将他们誓言打倒刘邓的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城墙上。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此后，刘与邓便被淹没在举国一片“打倒”声中了。就在党务系统中的当权派横遭冲击时，国务院系统中的当权派也陷入厄境。

这两个系统的关系本来就十分密切。其间的界线是相对而言的，甚至是相当模糊的，有许多相互交叉处。例如，薄一波若从历史渊源关系上看，与彭真、安子文等同属刘少奇的北方局系统，若从现任工作关系上看，又与李富舂、陈毅等同属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又如，邓小平在历史上与刘少奇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现任书记处总书记的工作则他与后者捆绑在一起，同进同出，最后同遭贬黜。再如，文革初期工作组的工作主要由党务系统具体负责，但工作组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国务院各部委。

起先，国务院系统中的一些当权派因参加工作组而受到造反派追究。例如，北京地质学院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四进地质部，揪斗该部副部长邹家尤，控诉他在任地院工作组组长期间镇压学生运动。

又如，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也以相似理由屡屡揪斗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

不久，国务院系统中的多数当权派因本部门工作而受到造反派冲击，一是批判他们多年来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二是批判他们在当前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之际妄图用抓生产来压革命。国务院的所有副总理和各部部长都被贴上了大字报，都受到了冲击。

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军队开始受到冲击。

10月下旬，一些军事院校造反学生冲进国防科委大楼，从底层冲到顶层。11月上旬，又有军校学生冲进国防部大院，冲上总参谋部大楼。

北京已无军事禁区了。

11月13日、11月29日，陈毅、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两次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学生，并作了旨在稳定军队的讲话。随即，造反派便将批判陈、叶的大字报、大标语贴到了大街上。此后，这些共和国元帅们的名字便频频与“打倒”、“炮轰”、“声讨”等字眼连在一起了。陈毅还获得一个“老右”称号。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其《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中，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口号。于是，全国各地掀起“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等一批高级将领先后遭到揪斗。

1966年12月，主张一切都可以冲击的中央文革小组自身也受到冲击。

北京林学院学生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等大字报，后又在天安门前两侧观礼台上贴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大标语。清华大学校园内也出现“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等大字报。北京大学署名“虎山行”的大字报宣称：“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由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校的一批老红卫兵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也在西直门城楼上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他们撒传单、贴标语、说“江青太狂了”，说“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这后面半句话的矛头显然已不仅仅是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是指向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了，指向老人家本人以及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58-162。〕面对群众运动的冲击，上述高层权力结构四个方面都作出自己的回应。

中央文革小组方面作出回应最快也最严厉。他们迅即将针对他们的冲击行动定性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十二月黑风”，并责成公安机关逮捕那些公开反对他们的人。

党务系统方面的领导人，大都被冲击得焦头烂额，已很难作出回应，只有刚从地方大员升任中央大员的陶铸最初还能够替这一系统的人和事说一些话。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同时兼任中宣部部长，以替代彭真和陆定一。

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又—补进中央常委会，排名第四，位居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前，成为党务系统方面的最高职务者。

最初，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抱积极态度。但随着运动打击面不断扩大，尤其扩大到像刘少倚、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时，他就持保留态度了。

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会前江青做陶铸工作，要他打头阵，向刘邓发难，但被他婉拒。在几次生活会议上，都只有陶铸和周恩来“从头到尾没有发言”。〔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郑笑枫等，《陶铸传》（中国青年社，1992年），页358。〕他在被打倒前数日，即1966年12月28日，还在中宣部说了这样的话：“刘、邓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47。〕陶是性情中人。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与中央文革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批评他不该保他的老同事王任重时，这位写过《松树的风格》一书而被誉为青年导师的人被激怒了：“这个样子，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条。”〔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郑笑枫等，《陶铸传》，（中国青年社，1992年），页350。〕陶铸不愿“落井下石”的结果，是自己也落到了井里，并承受了雨点般的石头。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时宣布：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随即，“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口号声，响彻北京，传遍全国。

1月8日，毛泽东亲作批判陶铸指示：“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上的照片和电视里都有邓小平的镜头，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在中南局宣傅毛泽东思想都是假的，没有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昵！”〔毛泽东，《对批判陶铸的指示（1967.1.8）》，《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484。〕

毛泽东一言九鼎。陶铸被正式打倒，一夜之间，由红线人物排名第四突变为黑帮排名第三。用其遗孀曾志的话来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妇孺老幼，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6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郑笑枫等，《陶铸传》（中国青年社，1992年），页359-360。〕面对由群众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国务院系统领导人和军委系统领导人也都作出回应。由于他们的处境相对说来要比党务系统领导人的处境好些，故而他们的回应更有力些，并且是一次不成再来一次，直至将毛本人激怒而把他们重重打压下去为止。

国务院系统分管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在1966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召开的工交企业座谈会上，全盘否定由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反对在工交企业中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他们还拟出一个与中央文革小组意见正相反对的文件，即《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亦称《十五条》）。

新文件要求工交企业应结合原四清运动部署来搞文化大革命，应分批分期进行，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八小时生产。

中央军委系统的多数领导人，都反对在军队中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反对乱冲军事机关、乱揪军队干部。他们还敢于直接表明自己这一态度，并为此不惜冲撞为毛泽东所宠爱的中央文革小组，以致于这一小组组长陈伯达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范硕等，《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1967年1月20日，在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就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抄家一事，先是徐向前元帅猛拍桌子，继是叶剑英元帅猛拍桌子，前者拍砸了茶杯盖，后者拍折了手掌骨。老将军们如此狂怒，竟将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陈伯达等人震慑住了，使他们哑然失语。会后陈伯达传给叶剑英一个电话留言，说自己安眠药吃多了，并申明将自己说过的“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那句话收回来。〔范硕等，《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1月2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元帅，在数次求见林彪而不获答复的情况下，坐车直闯林彪住地，当面向后者提出要搞几条规定以稳淀军队。林彪虽自文革爆发以来一直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但此次连连点头，同意这位不速之客的意见。据徐向前事后分析，“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盘算，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账，对他不利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29。〕林彪当即口述命令，经秘书记录整理成文，再经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小组联席讨论，定为七条，又经在京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增加一条，最后报请毛泽东批准，遂成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全军。此命令对军队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限制性规定，用了许多“不”字，如不允许乱抓人、乱抄家，不允许戴高帽、挂黑脾、游街、罚跪，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得擅离职守，不要外出串联等等。〔《中央军委命令（1967.1.28）》，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26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27-831；范硕等，《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5-586。〕国务院系统领导人制定了旨在稳定工交企业的《十五条》，由周恩来、陶铸、谷牧面呈毛泽东，当即为后者否定（1966.11.22）。时隔两个月，军委系统领导人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八条命令》，由林彪、徐向前面呈毛泽东，则当场获后者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1967.1.28）林彪也当场致辞答谢：“主席，您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29。〕

尽管国务院系统领导人进言和军委系统领导人进言在毛那里获得不同反响——由此可见后者对这两方面人的倚重和顾忌是有所不同的，但两大系统领导人都面临相同形势——各种矛盾正在激化，尤其是以1967年1月“上海风暴”为发端的夺权运动正在使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并且，他们大多还未被正式打倒，故都还负有维系国家秩序的责任，还拥有能为此事说话的机会。于是，他们联起手来作出他们理应作出的回应。

这就有了所谓“二月逆流”一幕。

【74】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这是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1966.7.8）中的一句话，后成为一句名言。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反复诵读它，用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文化大革命后的研究者也频频引述它，用以探寻这位老人家何以要发动这场革命的思想脉络。〔王年一先生曾把载有这句话的据说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比作“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之一；王着，《大动乱的年代》第1篇，第1章。〕就字面看，这句话大而化之，有点类似“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样的话，无论是什么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拿来说一说。就内里看，这句话特有所指：说话者所要“大乱”的天下，指的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大员掌有许多实权的天下；说话者所要“大治”的天下，指的是他本人能够再度统揽大权以及能够实施他的诸多共产主义空想的天下。

因此，毛设想中的这个由“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更替权力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实际发展过程也显示了这一点：先是1966年秋冬如火如茶的造反运动，继是1967年1月狂风骤起的夺权运动。

从当时形势来看，毛泽东之所以支持这一夺权运动，除要解决领导权归属问题外，还有一层用意，就是试图恢复社会秩序，即不仅要将许多权力从执行刘少奇路线的人手里夺回到忠于他本人路线的人手里，而且要运用这夺回来的权力大治他的天下。

老人家毕竟是党、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下最终还是由他个人说了算。因此，他鼓励造反是有一定限度的，即只能去反那些不听他话的人，而不能反到他自己头上来，只能去乱政敌的部署，而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上演的仍是那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老戏。

当群众运动不仅打倒了毛本人想打倒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当权派、而且打倒了毛未曾想打倒的许多当权派时，当这一运动不仅搞乱了毛的政敌的部署、而且搞乱了毛自己的天下时，他就不会再放任这种局势没完没了地发展下去，而要设法控制它，赋予它一定秩序。

若要做到这一点，毛就必须重建权力系统。这种重建权力系统的过程，也就是所谓“夺权”的过程。

那么，要让哪些人来夺权呢？

用毛的话说：一是“革命干部的代表”，代表着能够对刘邓路线反戈一击的党政系统干部；二是“军队的代表”，代表着能够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军队系统干部；三是“革命群众的代表”，代表着造反派组织以及从背后操纵他们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三方面的人，构成一种被称作是“三结合”的权力系统，以替代原有的权力系统。〔《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蕈报》的社论，《革命委员会好》（1968年3月30日）。〕

那么，要夺哪些人的权力呢？

在高层内要夺什么人的权力，毛心里很清楚，即要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务系统诸大员的权力、以及与他们联系密切的一部分政务大员（如薄一波）和一部分军方大员（如贺龙、罗瑞卿）的权力。这一任务到1967年初就已大体上完成了。

可是，在高层以下要夺什么人的权，他就不清楚了，也不可能很清楚，只是十分笼统地说要夺各地各部门的“走资派”的权。

至于他心目中所设想的“走资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就过去而言，指的是那些与刘邓路线关系密切的领导干部；二是就当下而言，指的是那些敢于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干部。

至于在各地各部门中，哪些领导干部与刘邓路线关系密切，哪些领导干部敢于抗拒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就不可能搞得一一清楚了，而只能藉助手下人——当时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各地各部门的造反派——来进行确认并予以打倒。

然而，毛所使用的这些手下人，大多是靠造反起家的，大多是靠批斗领导干部而使自己获得显赫地位的。因此，他们的切身利益就在于打倒领导干部，并尽可能多地打倒领导干部。结果，他们把毛本要打倒的与刘邓路线关系密切的当权派，扩大为所有执行过刘邓路线的当权派；把毛本要打倒的敢于抗拒文化大革命的当权派，扩大为所有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当权派。

这实际上是要打倒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原因十分简单：其一，刘少奇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多年，与此相应，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大都听命过他，或说大都执行过他的路线；其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既显现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景象，又生出了许多背情悖理的事端，使得大多数人不理解，至于那些首当其冲的各级领导干部就更感困惑了。

因此，与“夺权运动”相伴随着的，便是“打倒一切”。各地区各部门乃至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被造反派打落了乌纱帽。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除了黑龙江省的潘复生外，其余者不是被打倒，就是被勒令“靠边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还被认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此会议结束数月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当作“走资派”来批斗，其中许多人被戴上了高帽子游街，被罚跪广庭大众面前，挨打，挨骂，蒙受各种羞辱。

与“打倒一切”相伴随着的，便是“天下大乱”。在大多数地方，旧的权力机构已被冲跨，新的权力系统还很难建立起来，从而出现了权力真空状况，或说是无政府状况。当时，全国所有省一级党政机关都先后发生夺权运动，但只有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五省市的夺权运动得到中央的迅速认可，〔上海市1月6日夺权，《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夺权者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写了由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以示认可；山西省1月14日夺权，《人民日报》，1月25日发表认可性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贵州省1月25日夺权，《人民日报》2月1日发表认可性社论《西南的春雷》；黑龙江省1月31日夺权，《人民日报》2月2日发表认可性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山东省2月3日夺权，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认可性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另外2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夺权运动全都处于难产状况，其权力系统大部瘫痪，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各地夺权运动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也给执政党中央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并因此而激化了其间业已存在的许多矛盾。

前文已指出，毛泽东在执政党高层内，主要夺党务系统诸大员的权力，而对于政务系统和军队系统的许多领导人不仅不予夺权，反而多有倚重。

权力与责任一致。既然这两个系统的许多领导人仍拥有相当大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仍负有相应的责任：政务系统大员仍负有行使政府基本职能的责任，军队系统大员仍负有完成国防战备任务的责任。

因此，他们对于眼前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的形势不能无动于衷。

另外，这些大员们除了负有职权上的责任外，还负有为许多已被打成“走资派”的人鸣不平的道义——勿宁说是一种情义。

迢些尙在台上的人与那些已落台下的人，多有密切关系，或是在长期工作中建立的业务合作关系，或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袍泽故旧关系。

国务院分管财政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与各省市主管经济事务的负责人，就有过许多“条条”上的业务关系。他们每年都要数度见面，或核查本年度工作完成情况，或商讨下年度计划安排问题；平时还保持经常性电话联系、作请示，或予指示。长期如此合作，自然会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理解且相互照应的关系。

“文革”爆发不久，大多数省里的干部或被“揪出来”，或被“靠边站”，而身居中央的李先念虽处境也不太好，但还能够说上一些话。

这种情形对于后者不免有一种道义上的压力：本来大家一起做事；如今其它人因做了大家一起做的事而受到打击，我能够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吗？

在后来的怀仁堂会议上，李先念虽不是主角，但也站起来说话了，抱怨造反派整老干部太过，并坦言自己曾为此数度落泪。

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以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与华东地区一些省市负责人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不显、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等，曾长期在一起打江山，同属一个“山头”：第一次国共战争时，同属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南方游击队；抗日战争时，同属新四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同属华东军区或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他们之间的关系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可以说是一种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如今，老部下们纷纷落难台下，有的竟被造反派强行揪走，生死不明；而老首长陈毅、谭震林还能频频出席中央会议，还有一些发言权。这对后者来说有一个紧迫的选择：若要明付保身，只需闭上嘴巴；若要念及袍泽之情，就得开口说话。

陈与谭本来就属那种既重感情又爱说话的人，为党中两门“大炮”，此次也不例外，只是结果有些特别了：前者口角生风，大会讲，小会讲，滔滔不绝且愤愤不平，以致留下话把，让造反派变出一个《陈毅黑话集》；后者口无遮拦，为老部下陈丕显被造反派扣留事而虎啸怀仁堂，成了“二月逆流黑干将”。

【75】

1967年2月，在几次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上，几位国务院副总理与几位中央军委副主席——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联袂发难中央文革小组，指责后者鼓动造反派乱党、乱政、乱军。

随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人，将此事定性为“二月逆流”；再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将此事称之为“二月抗争”。

据当事人之一聂荣臻回忆，双方分歧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要不要党的领导；

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

三、要不要稳定蕈队。

这些分歧自文革开始就已出现，到怀仁堂会议时达到高潮。〔《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页669。〕当时，执政党中央面临两方面难题：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步履艰难，但必须要进行下去，老人家意志一向是不可违逆的；一方面，国家基本生活秩序屡遭破坏，但还得要维持下去，至少还得要管一管生产，这个天下毕竟是属于自己的。

并且，这两方面问题很难兼容，强调前者就要破坏后者，强调后者则会触犯前者。于是，如何处理两者关系又成为一个难题，一个更为棘手且更为迫切的难题。

于是，中央政治局自2月8日起，每两三天便召开一次碰头会，以协商处理上述难题。碰头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有两方面人参加，一方是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几位中央军委副主席，一方是负责文化大革命具体事务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可是，这两个方面人或因政治倾向不同或因情感倾向不同而更难相容。碰头会一开就是对抗会，就是吵架会。两相比较，还是副总理们和老将军们这一方脾气发得大些，桌子也拍得响些。

在2月14日会议上，叶剑英将军质问对方：“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还质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7-588；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页64-65。〕叶剑英后一段话颇有反驳力。按正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说法，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建立政权的一个重要经验，就在于它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巴黎公社之所以最后陷于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就在于它缺少一个较为成熟的政党；因此，无产阶级政权要依靠政党，要依靠军队。如今，陈伯达等人一方面支持造反、支持夺权，乱党、乱军；另一方面又大谈“巴黎公社原则”，甚至把上海造反派所夺取的权力机构命名为“上海公社”。叶话无疑是在嘲讽陈伯达：你身为党中大秀才，怎么连巴黎公社常识都弄不清楚？

后者似是感到此话分量，窘然作答：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08。〕

14日会议上，徐向前将军也拍案相问：“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而且他还质问：“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32；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页65。〕在2月16日会议上，双方又发生冲突，仍是一方气盛一方势弱。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方面的人，怒气冲冲，吼声如雷，“大闹怀仁堂”。

中央文革小组方面的人，基本处于守势，辩解要多于发难，低头记录要多于抬头发话。值此，“二月逆流”或“二月正流”达到了它的高潮。

谭震林副总理与陈毅副总理是此次会议主角，前者发了最大的火，后者讲了最重的话。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就向张春桥提出，要保陈丕显。张说，这要同群众商量。谭当即打断他的话，火气冲冲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敎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其它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

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说着便站起来，收起文件，拿着衣服，就要离开会场，同时留下话：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劝他不要走。陈毅也劝他不要走，“要在这里边斗争！”谭停住脚步转身道：“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李先念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

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面泪！”李先念说：“我也哭过三次。”〔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页65-69；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08-211。〕

会后，谭震林仍觉话未说完，又上书毛泽东和林彪，继续倾吐心中不快：“这是我第三次反击。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还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

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

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也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

……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

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布尔日，《谭震林写信痛斥江青一伙》，《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页28；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407-408。〕这些话今天读来，仍能使人强烈感受到说话者那种锤胸跺脚、指天骂地的狂怒来。

在中共党内生活中，谭震林有两大特点：一是敢担当、敢讲话，素有“谭老板”称号。此次，他发的就是他的那个“老板”脾气，竞说要造当时直接隶属于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反，甚至将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比做“武则天”。

二是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属毛的老班底。谭在怀仁堂上说：“我从并岗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对毛主席！”他说的是实话。

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是“毛派”，并因此而受到当时左倾中央的歧视。

后来，他也一直是毛的铁杆拥护者，以致谁与毛的意见不同，他就和谁急。1959年庐山会议，他为维护毛以及毛所发动的“大跃进”，不惜与他多年交好的黄克诚拍案大吵，甚至不惜将他一向敬重的彭老总比做是后脑有反骨的“魏延”。〔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82-183。〕然而，这场文化大革命伤透了他的心，并因此而伤害了他与毛的关系。他虽未直接责怪毛，但已将毛全力支持的群众造反运动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说得一无是处，并说着就要拿衣服走人，还嚷着“我不干了，不跟了！”其怨愤情绪已波及到他那位老上级了。尤其他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等于在说这一次党又犯了路线错误，并且是最严重的路线错误。如此说法显然已将毛泽东主席置于难卸其责境地，同时也为说话者本人自掘陷井。

当出席会议者向毛汇报到谭拿衣服要走人那段情景时，老人家冷冷地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随即，谭老板就被抛出来了，写有“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的大标语贴遍全国各地。

陈毅就在劝说谭震林不要走留下来作斗争时，也说了一段话，一段不太长但能深深触痛毛泽东的话。话的大意如下：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了修正主义吗？〔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10；《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609；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页67。〕就笔者所见，国内有关“二月逆流”文献在谈到陈毅这段讲话时多是语焉不详：或只提到陈讲了话，但回避陈讲了哪些话；或虽列数陈讲了哪些话，但回避陈话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也是最能触痛毛泽东的涵义。

陈毅这段话几乎是直接了当地说，毛泽东总爱重用那些拥护自己“最起劲”的人，可那些人到头来竟变成了或将变成反对他的人。

他先是用过去完成时态叙述，即“历史不是证明了”：谁反对毛主席——这里明指刘少奇等人（刘等此时已被公开打倒）；继是用将来进行时态叙述，即“将来还要看”：谁反对毛主席——这里暗指林彪（数月前陈毅曾在家宴上向他的几个老部下谈道：“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陈毅传》，页600-601。〕）。

再是用斯大林生前重用赫鲁晓夫身后却为赫鲁晓夫否定这一教训，进一步影射毛泽东用人路线。可是，许多文献在评述陈毅这一讲话时，对于非常清晰的近乎白描的第一点反倒避而不谈；对于不那么直截了当的具有影射性质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却谈得很清楚，还加括号注明这是“指林彪”的。

这或许是为尊者讳，不愿谈一个受尊敬的“老革命家”在讽谏本党主席的同时也殃及了另一些“老革命家”。然而，这里避讳的是“二月逆流”的一个关节点，一个最终把毛泽东激怒起来进而改变整个事态进程的关节点。

【76】

陈毅在中共高层里属于有胸襟气度者。他说上述那些话，主要不是针对此时已经落难的刘少奇等人，而是藉此，一来表示他对毛泽东用人路线的不满，二来倾吐他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怨。这两点均触到毛心中最敏感处。

毛泽东在用人方面，特别是在用人搞内部整肃方面，总爱重用那些非常顺从自己且又非常严待他人的人。在江西打“AB团”时，他重用李韶九，结果搞了扩大化，冤杀红军将土无数。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他又重用康生以及刘少奇等人，结果也搞了扩大化，整出“特务”一万五千人。

李韶九和康生属坏人，已有定论。刘少奇不能说是坏人，但其工作方式方法有许多问题，尤其在处理人问题上偏于严厉，或说偏“左”。刘这一问题在他后来参与领导“土改”、“反右”、“四清”等运动时都有所表现，甚至在他刚被卷入“文革”时也有所表现。延安整风扩大化错误固然与康生有很大关系，似也与刘少奇等人有很大关系，更与重用他们的毛泽东有很大关系。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毛三赴中共中央党校道歉，承认自己应对此事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75-281。〕在延安整风中还有一个不大为硏究者重视的现象：就当时中共高层来说，参与整人的人，相对说来战功不大，甚至战功全无；而被整治的人，除留苏派外，大多战功卓著。

陈毅在述话中提到的那几个在延安“最起劲”拥护毛的人，除邓小平外，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出身，准确地说是曾由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北方局系统出身，故都不属军中元勋。另外，陈毅此时不便提到的正坐在台前的康生也不属军中元勋。

就刘少奇个人来说，虽革命资历很老，但军事生涯不长。他参加过长征，但职务仅为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属军团长彭德怀和军团政委杨尙昆的下级，任期只有数月；此后还任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属下的地方工作部部长，任期也是数月。还任过新四军政委，但真正在职期也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参加过新四军的皖东根据地和苏北根据地的创建活动，但一般不直接插手军事指挥工作，而主要是过问政治路线方面问题，如批评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过于屈从国民政府，而主张新四军不受蒋介石节制，放开手脚壮大自身力量，尽可能多地夺取蒋军韩德勤部地盘，以建本党根据地。〔叶飞，《少奇同志与新四军》，《缅怀刘少奇》（中夬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05-113。〕他后被调回延安总部工作，1943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位居朱德之后、周恩来之前（周由第一副主席降为第三副主席），1944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名列毛泽东之后、朱德之前。

邓小平军事生涯要比刘少奇等人丰富些。他曾参与红七军创建活动，曾担任八路军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政委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单暨西南军区政委等要职。不过，他主要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故在战功上不能与刘伯承等老帅相提并论。

在被整者中，既有当时代为行使八路军总指挥实权的彭德怀，也有当时代理新四军军长职务的陈毅。即是说，当时中共两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军事长官均属挨整对象。

刘少奇本人，既参与组织华北座谈会，整了彭将军的风；又支持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搞出“黄花塘事件”，整了陈将军的风。〔《陈毅传》，页283-288、491-496。〕不过，此饶氏后来反戈一击，又与高岗连手整他的前上司刘少奇。

中共声言“枪杆子出政权”，故而对其军人多有依时。中共又强调“党指挥枪”，故而又对其军人多有约束，尤其是对那些能征惯战的悍将型军人多有约束。

因为，这些军人有英勇无畏之气槪，又多有桀骜不驯之脾性，既不畏惧外部的强敌，也不畏惧自家的领导特别是那些长于耍笔杆子的领导，甚至不畏惧那个当政委出身的毛主席。因此，为了保证党保证毛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需要在适当时候整肃一下这些军人。延安整风则提供了这一机会。

那么，起用什么样的人来从事这种整肃活动呢？

若起用军人来做此事，将会遭遇袍泽之情这一难以逾越的障碍。

若让陈赓去向彭老总放放炮，或让叶飞去向陈老总提提意见，问题都不大；但若让陈叶二人分别组织一帮人去斗各自老首长，似不大可能。

毛泽东将目光落到了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多是出自中共地下党组织，或说出自中共北方局系统，故与军队没有多少历史瓜葛；他们本身也具有某些适合于做此项工作的素质，他们曾长期在“白色恐怖”中作地下斗争，其中一些人还坐过大牢，经受严刑拷打而不改革命意志，故在其性格中也有较硬朗的一面，并不十分怯于那些剽勇强悍的军人；他们曾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故在对人的揣摹和对事的筹划上都颇为老道，甚至能够为了某种需要而搞出一些深文周纳、强加于人的东西，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为了维护毛泽东，竟能板起面孔硬说彭德怀将军“里通外国”、“搞非法组织活动”。

毛泽东起用这些人还能获得其它方面益处：一是可以在自己与那些资深军人（如彭德怀、朱德等）〕和那些有军人背景的资深党人（如任弼时、周恩来等）之间，建起一个缓冲层，从而使自己在与这些实力派人物打交道时，能有一个较大的回旋余地。

二是可以充分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因为，把这些战功不多的人提拔到那些战功卓著的人之上或安排到能够有效监控后者的岗位上。

既使他们能深深感到党主席对自己的重用，故十分效忠后者，如陈毅嘲讽的，这些人先前根本没见过主席，可到了延安后“最起劲”拥护主席。

又使他们能深深感到周围人对自己的压力，感到那些身经百战者正用一种审视且不服的眼光注视着自己一言一行、故而做起事来十分谨慎，十分勤勉，并很注意搞好同一部分军人关系。刘少奇在担纲“中央一线”时，谨言慎行，一日工作常达十六小时，并很尊重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以及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罗瑞卿大将。

然而，党毕竟崛起于暴力革命，是靠枪杆子安身立命并打出一片天地的，故其军人功劳最大。按情理说，贡献应与权利一致；但实际上，许多战功赫赫的人竟要屈尊于一些战功平平的人之下，并事无巨细地接受他们的领导。显然，前者心里不会感到十分平衡，其中一些人还会将他们心中不平以某种方式表露出来。

建国初期，曾有高岗和饶漱石连手反对刘少奇事件。在高饶提出的许多条反对理由中，有一条是所谓“军党论”，即认为这个党本来是军队创造的，其大部分骨干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如今却让非军队系统出身的刘少奇等人占去过多权力，“红区”党有被“白区”党取代之势。

高饶的人品均有问题，并且他们所搞的“倒刘”活动也有可议之处，比如人们可以把他们这种私下串连以反对其它同志的做法说成是阴谋活动。当然，他们也可以为自己作出辩护，比如可以援引长征初期毛泽东私下串连王稼祥、张闻天以反对当时执掌大权的博古、李德的做法来模拟自己的做法。

高饶的反刘举动确有问题，但其间反映出来的情绪有一定代表性。

在建国初期六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不仅东北的高岗和华东的饶漱石不服刘少奇，而且西北的彭德怀和中南的林彪（此二人在中共战功榜上为数一数二人物）也都不怎么高看刘少奇等人。所以，当彭德怀被打倒时，毛泽东翻出旧账：“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高饶联盟实际上是“高彭联盟”或“彭高联盟”；〔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17，328。〕当林彪被批判后，邓小平也翻出旧账：高岗“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93。〕

中共高层里的人特别是那些挨过整的人，大都心里清楚，延安整风扩大化错误固然与刘少奇、康生等人有关，但根子不出在这些人身上，而出在那个对他们大加重用的人身上。

陈毅在怀仁堂翻老账时，虽字面上是在奚落刘少奇等人，但骨子里是在警诫老人家：你过去搞延安整风用错了人，如今搞文化大革命又用错了人，用了那些先是拥护你继是反对你的人，即十分类似赫鲁晓夫的人。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冲着毛泽东大吼：你在延安操了我40天的娘（指1945年华北座谈会整彭约40天），我在庐山就不能操你20天的娘（指庐山会议前期反“左”约20天）？彭的话粗了点，但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想法：我在延安挨整就是你主的事。

另外，彭的骂娘话还透出他的这样一些心态：一是对那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党老大存有不服之心，即这个党不能只许你来整治别人而不许别人来批评你，你能整别人，别人也能整你。这是以讲粗话的形式坦露了彭德怀要与毛泽东平等相待的心迹。

这是一个无所畏惧的革命党人所应具有的心理素质，也是中共党内许多从不讲粗话的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等最为匮乏的心理素质——挑战毛泽东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

二是对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整人现象存有怨愤之心，以致将它称为“操娘”，置于国骂肆虐之下。

延安整风运动，无论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还是对于中共党组织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把毛泽东确立为中共的绝对领导者，使他在党内拥有几乎可以支配一切的权力，故而既可将他的许多长处尽其可能地表现出来，施惠他所领导的党，也可将他的许多弱点无以复加地表现出来，贻害他所统治的国家。

就当时来看，延安整风运动过于突出毛泽东个人不能说全无意义。

此举至少适应了当时中共在全面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时的需要，即需要有一面人格化旗帜来统一党内各个山头、各种主张，真正做到“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从而有效集结自己的所有力量用以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

就长远来看，这种做法隐有相当大的负面意义：其一，混淆了革命党的性质，而将它染上浓厚的封建宗法团体色彩。一个凌驾于全党同志之上的党主席，俨然如旧式会党中的党老大或掌门人：他可以监控所有党人，而自身不受任何监督；他可以对所有犯错误党人施以严厉家法，而自己不论犯小错误还是犯大错误都不受任何制裁。这就使得中共组织具有许多不光明性质。

其二，混淆了事非上的标准，而将它定位在党主席个人身上。自延安整风运动始，中共党内逐渐形成一种看法，认为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毛主席的欲求就是本党最大利益所在。显然，这种看法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把毛确认为一个绝对客观且绝对公正的人。可是，这个前提很难成立，因为，一个乐于做一个唯我独尊的人，无疑有人格方面的缺陷；而一个旨在维护一个唯我独尊的人的体制，则能把他在人格方面的缺陷腐蚀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相对说来，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影响显现较早，很快显现在那面于1949年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上。延安整风运动的消极影响并非一开始就十分突出，而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凸显出来，最终极度凸显在这场乱党乱军乱国的文化大革命中。

不管后人怎么看，毛泽东本人无疑将延安整风运动视为他平生一大杰作，并对之呵护有加，只准其党人称好，不准其党人说坏。延安整风运动的负面意义遂成中共党内禁忌。

可如今，陈毅在怀仁堂上将它提出来，揭了短还不够，还要挖苦一下。这不只摸了老虎屁股，还摸了老虎虎须。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

据常事人王力回忆：“我注意到，汇报前面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405-406。〕

18日夜，毛泽东紧急召集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等开会，说了许多怒气冲冲的话：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一二三，97%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

毛泽东最后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此事，并说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退场。〔趟峻防、纪希晨，《“二月逆流”——中国：1967年纪事》（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页223-224；《陈毅传》，页283-288，页491-496，页610-611；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409-410。〕说是提议，实已不容商量了。

政治局奉命行事，自2月25日至3月18日，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严厉整肃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指责他们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违心检讨，痛责自己种种不是。

3月18日凌晨，最后一次“政治生活会”结束。陈毅对身边秘书感慨道：真是巧合，四十一年前今天，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时隔四十一年后，我又挨批判。〔《陈毅传》，页611。〕不过，这两个3月18日对于陈毅来说，还是有些不同，前者只有失败，后者不仅有失败，而且有屈辱。这种屈辱不仅在于君子蒙受小人的百般奚落，而且在于君子良知遭遇君子嘴巴的公然背叛。这怎能不让陈老将军黯然神伤。

【77】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3。〕这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篇文章中的第一句话，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尊奉的一个政治信条。他无论在党外打老蒋，打日本人，还是在党内斗王明、斗张国焘，都能够把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搞得清清楚楚。

不过，他晚年搞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另一番景象：在文革前期，他还能将他要打击的对象是谁和所要依靠的力量又是谁这些问题搞得大致清楚；当打倒了“刘、邓、陶”后，他开始将“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问题搞不清楚了；又当反击了“二月逆流”后，他又开始将“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问题搞不清楚了。

老人家先斗自家营垒外的人，斗得举目无敌，又转过身来整自家营垒内的人，整得举目无亲：先是整陈毅、谭震林这些中共元老；继又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秀；再又整林彪、陈伯达这些老部下、老亲信；再后仍是，此时打压一下这拨人，彼时打压一下那拨人，既批“四人帮”，又批“右倾翻案风”。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反“二月逆流”是一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毛还可勉强地说，运动正按照其预定部署向前发展着；在此之后，他完全就是摸着石头下河了，他已不能预料自己将会摸到什么东西、将会摸向什么地方。

1968年10月，林彪在中共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主席原定在1967年的3、4月分要见到文化大革命的眉目，但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致使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聂荣臻回忆录》，下册，页858。〕

林这段话无疑有许多可议之处。比如，他可以说那些掀起“二月逆流”的人应对文化大革命陷入困境负责，别人也可以说那些反击“二月逆流”的人应对此事负责。不过，林话倒也说出一个事实：自“二月逆流”事件——既包括那些“发难”事件，也包括那些“反击”事件——后，文化大革命前景已变得十分不明朗了，已不可能获得令发动者本人感到满意的结局了。

毛泽东为发动文革而组建的政治营垒包括三个集团：其一，中央文革小组。这主要是一个秀才集团，其间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以陈伯达为代表的北京帮，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二是以江青为代表的上海帮，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其二，林彪集团。这主要是一个军人集团，其主要成员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林彪办公室主任亦是林彪夫人叶群。这些军人均出身于曾由林彪统领的“四野”即“东北野战军”。

其三，周恩来集团。这主要是一个元老集团，在周恩来以下有所谓“三老”、“四帅”。前者包括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皆为国务院副总理。后者包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皆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前者中的李富春被周恩来指定为副总理小组组长，负责协调各方面工作，后来，因此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后者中的陈毅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外交工作，是一个常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之间走动的人，后来因此被冠名为“二月逆流”的“联络员”。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页859-860。〕就这三个集团相互关系看，他们一方面因毛泽东召集而坐到一张桌子前来，另一方面又因不同背景和不同欲求而各成系统，时而相互援手，时而相互争斗。例如，中央文革小组与林彪集团既为整周恩来集团而结成同盟，又因向毛泽东争宠而相持不下。又如，周恩来集团与林彪集团，在是否要制止造反派搞乱军队这一问题上有共同点，并协力制定出“军委八条”；但在由谁控制以及怎样控制军队这些问题上又存在严重分歧，以致林彪声言要批“带枪的刘邓路线”，要揪“带枪走资派”。

就这三个集团与毛泽东关系看，他们既有听从老人家指挥的一面，也有试图按照自身欲求行事的一面。他们的欲求与毛的意图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在如何对待老干部问题上，周集团与毛有分歧；在是否要打倒一切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与毛的本意也不尽相同。

毛泽东在处理自己与这些集团关系时，也相应采取两方面举措：一方面予以重用，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予以控制，以防止他们尾大不掉。

就毛对这些集团的控制来说，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对他们耳提面命，直接予以督导：二是使他们相互制衡，间接予以操纵。

相对说来，后一种控制方式更有效些。好比在一架天平上，若把所有重物都置于一边的话，那么，为了获得平衡，就需用等量砝码置于另一边：反之，若把许多重物分置于两边的话，那么，为了保持平衡，只需用少许砝码或置于这一边或置于那一边。

这种分而治之方式，是史上许多专制君主常常采用的或不得不采用的统治术。他实行独裁统治时常常遭遇一个人应对许多人的局面，故不堪其重、不堪其烦。他们若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得设法将这些人分离开来，并使他们相互抵牾而处于僵持不下犹态，从而使得自己或超然其外以静观其变，或插手其间以力促其变，并且所用之力向左向右都收决胜之效，是大是小均在随意之间。

这种统治方式尤为适合毛泽东需要。此公执政，既要总揽党、政、军大权，又要过着优哉优哉生活——随心所欲地博览群书且随心所欲地饮食男女，常常穿着睡袍治理天下——至穿着睡袍出席陈毅元帅的隆重葬礼。对于他这种类型的执政者来说，最适意的执政方式自是那种无须事必躬亲却能事半功倍的分而治之方式。

在毛所组建的文革营垒中，中央文革集团和林彪集团主要做鼓动群众起来造反的事，属不稳定力量；周恩来集团则主要做维系社会基本秩序的事，属稳定性力量。

在这个营垒中，有两个集团激进，有一个集团稳健，有两个集团四处动乱，有一个集团四下安抚。前两个集团由于受到最高执政者较多关照，故势头强劲，后一个集团由于老成持重并握有许多实权，故能对前两个集团予以制约，故能使整个营垒保持一定平衡。

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打破了这种平衡，周恩来集团遭到沉重打击，中央文革集团和林彪集团则获得迅速扩张，致使毛的政治营垒发生极度倾斜，其稳定性方面急剧坍塌，其不稳定方面极度摇摆，并危及毛自身安全。

周恩来集团大部成员因受批判而靠边站，以致许多政府工作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中央文革集团则到处鼓动打、砸、抢，以致将“文化大革命”弄到天怒人怨的地步。林彪集团则乘势抢占军中实地，排除异己，安插亲信，真心想把解放军变成一支如他们所说的“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军队，并几乎做到了这一点。

这个军队已有相当大一部分不姓“毛”而姓“林”了。这一集团遂成老人家执政数十年所遇到的对其权力乃至生命最具有威胁性的政治力量。

于是，毛又转过身来打压这两个集团，先是揪出中央文革集团中的“王关戚”，抓了许多“5·16分子”，继又连锅端掉林彪集团。好在他此前打压周恩来集团时留有余地，只是严厉批判“三老四帅”，而未彻底打倒他们，仍将他们留在营垒中，当然只是将他们留在营垒中的边角处，罚他们站在那里，听任其他集团的人朝之讪笑，做鬼脸，吐口水。

毛一方面发起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另一方面邀请这一逆流主要当事人于当年4月30日到家中开所谓“团结会”，还允准他们公开出席“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来还允准他们中除谭震林以外的所有人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第九届代表大会，并让这些人作为“右派代表”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毛这样做似是出于这样一些考虑：其一，周恩来集团主要成员在怀仁堂上举动并无大错。毛本人在作中共十二中全会闭幕讲话时也承认了这一点：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人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页859。〕当然，毛做出这种怀柔的姿态是有前提的，即那些当事人必须先做出臣服的姿态，认错的检查。事实上，也正是这个中共十二中全会整“二月逆流”整得最凶。据当事人聂荣臻回忆：会议组织者将他们这些人精心安排在几个大组中进行围斗，“大搞逼供信”。林彪还在他的大会讲话中将“二月逆流”定性为：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它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聂荣臻回忆录》，下册，页856-859。〕在此情势下，“二月逆流”当事人在事发一年八个月后又痛做了一次检查。作为回应，毛泽东则以不知实情且超然事外的口气将他们犯错误的事轻描淡写一番。他的“恩威并重”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周恩来集团自身分量很重。他们是元老派，是中共历史上形成的许多重要“山头”的代表人物，也是实权派，是仍在台上的党政军负责人。若要打倒他们，就会在他们的一大批老部下中激起不满情绪，在他们的主管领域里造成失控局面。

这些人可以说是毛泽东多年整人整剩下来的最后一拨中共元老。

若再将他们整倒的话，就会使中共党组织应了“洪洞县里无好人”这句戏言，不仅这个党的革命历史说不清楚，而且毛自己的革命生涯也说不清楚！似是带着一帮子“坏人”浴血奋战数十年。

其三，这一集团仍可被毛用来搞政治平衡，用来钳制另外两个集团，遏制他们过于扩张的势头。后来事实发展也显示了这一点：该集团先是助毛打压中央文革集团中的“北京帮”，继又助毛平息“林彪事件”，收拾残破的局面。

78

中央文革小组及其追随者，是一个新兴的权力集团、一个靠造反起家的权力集团。不过，他们所造的这个反隐有一个矛盾：造反的始作俑者，是执政党主席毛泽东；造反的主要对象，就体制来说，属于执政党自家的权力系统，就人事来说，多为毛泽东本人的老部下。就毛泽东方面说，本是想改变既有权力体制中的某些部分，而不想触动其中的根本点，本是想清洗既有干部队伍中的一小撮人，而不想打倒其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后者可以教训一下，但不要一棍子打死，可以“烧一烧”，但不要“烧焦”。

就反派方面说，则很难把握好这个度：若不积极造反，若不豁出去造反，就不能取悦于毛，就不能获得他的重用；但若将这个反造得忘乎所以，造得有失分寸，就会获罪于毛，就会在自己好不容易爬到一定高度后又被他反手一巴掌打落下去。事实上，绝大多数造反派都把握不好这个度，都是造反造过了头，都是开场轰轰烈烈收场凄凄惨惨。一直能从1966年火红到1976年的造反英雄是十分罕见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绞杀中，老干部的幸免率很低，造反派的幸免率也很低甚至更低。老干部还有所谓“重新解放”的可能，即在被打入“牛棚”后还会复出的可能。造反派就没有这样的可能，一旦失势就很难再起于东山。

造反派们之所以把握不好这两个限度，有两方面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或是因他们多有野心，希望得到的东西要多于毛打算给他们的东西；或是因他们过于单纯，搞不清楚哪些东西是毛要他们反的，哪些东西是毛不要他们反的，哪些东西是毛撒开手来的，哪些东西是毛紧握不放的。

就客观方面说，他们的身边有一种狂热的氛围，促使他们争做革命派，争用最激烈的言论和行动来攀比谁最革命；他们的面前也确有一片诱人的空间（刘少奇集团面临崩溃而将留下一整块权力空间，周恩来集团面临重创而将让出一部分权力空间），诱使他们去为此而大展手脚。

然而，一定权力体制内的空间既是有限的也是有序的，因此，当某一集团过度扩张自身的空间时，就不仅会因侵蚀其它权力集团的空间而激起他们的强烈反弹；而且会因破坏整个权力系统的秩序而激起这个秩序的最高监控者的强烈反弹。

毛泽东毕竟是这个党这个国家的最高执政者，故须对其治下的许多人和许多事作出统筹安排，酌情让一定的人办一定的事，酌情给一定的人以一定的权，而不会允准手下人去无限制地扩张自己的事权。

他可以让中央文革小组去抓文化大革命的事权，但不会让他们去抓国务院的事权、去抓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外交要务，至少眼下不会让他们去这样做。他心里清楚，这些人是做不了这些事的。

周恩来深知毛的想法故而敢向毛曾支持的造反派发出警告：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不能夺，政权中的外交、财政、公安的权不能夺。

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不能把党政发号施令的大权都夺过去，要有界限。〔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11-215。〕毛泽东所支持的造反和夺权是有限度的。反可以反别人，但不能反到他自己头上来，不能反到正由他直接监控着的国家中枢权力。造反派可以夺各省市的权力，但不能未经毛的允准而夺中央的权力。中央大权的举废予夺必须由他本人来拍板决定。他只准夺由刘少奇领衔的党务系统大权，不准夺军委系统的大权和国务院系统的大权。

他虽支持中央文革小组及其追随者去夺刘的党务系统大权，但又对这个新兴的还未成熟的权力集团不大放心，故授权周恩来从旁或予协助或予钳制。这就使得后者既总理政府各部门工作，又襄理中央文革小组所管诸多事务，频频出席各种“文革”会议，领衔接见或参与接见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既给以鼓励，又给以告诫。周公成了“文革”中最为忙累的人，同时也成了除毛公外最有实权的人。

毛不仅要亲自圈定夺权的对象，而且要亲自过问夺权的步骤。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夺下刘少奇亲信彭真等人的权力，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夺下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的权力，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又把刘少奇邓小平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都是严格按照他的部署进行的。

然而，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在打倒陶铸问题上，未能很好地尊重毛的这一权威。当天陈伯达和江青在接见中南地区造反派时，径自点名批判当时还在台上工作的陶铸。结果，“打倒中国最大保皇派陶铸”的口号，迅即响遍全国，毛主席司令部第四号人物，一夜之间变成刘邓路线第三号人物。诚然，在此之前，毛本人已经对陶怀有不满，已想将他逐出中央（参见本书第73节）；换句话说，若没有摸到毛本人的真实意图，陈、江等人再有胆子也不敢做出这等大事来。可问题是，在毛本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具体安排时，陈、江等人就将此谢捅出来了，并代为办理了。这显然是对毛的权威的冒犯，属越轨行为，故要受到惩罚。

2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此事，发了火，讲了一些很重的话：〔叶永烈，《陈伯达传》，页376-377，396。〕“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老人家还抱怨道：“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从毛这一抱怨中可以看出，他非常看重自己对执政党中央的监控权，十分在意其间重大问题是否向他本人报告。任何人，不论是过去的刘少奇还是此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都不能无视他的这一权力；若有越权者，不论是重臣还是宠臣，都要受到他的严厉惩处。

他除了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狠批陈江二人外，还责成中央文革小组再开专门会议批评二人。此会于2月14日举行。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批评，使周恩来集团成员受到鼓舞，使他们半是趁着主席的气头半是顺着自己的性子，也起而痛说这些人倒行逆施，并越说越上火，以致说成“大闹怀仁堂”之势。因此可以说，毛泽东2月10日的讲话以及中央文革小组2月14日的批评会，是“三老四帅”2月14日和2月16日发难政治局碰头会的一个重要诱因。

不过，这个诱因是误导性的，即误导这些人也跟在毛的后面去敲打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可他们刚一这样做就遭到毛反身一记重击，随即又遭到他们曾敲打过的那些人反身肆意敲打，竟被打得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些人没有搞清楚——或在思想上搞清楚但在行动上把持不住——这样一个问题：在毛泽东的党里，毛本人及其宠臣的错误，只能由毛自己来批评、来纠正，而其它人批不得、纠不得。毛很难容忍有人显得比他更正确、更高明。

此前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他先批“左”的，可当彭德怀等人也来批“左”时，他就不能容忍了，一怒之下打出一个“反党军事俱乐部”。

此后在1975年中，也是他先批“四人帮”的，先使用“四人帮”这个说法的，可当邓小平等人也来批这些人时，他也不能容忍了，痛斥后者肆刮“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打压中央文革小组半途而废，致使这一集团及其追随者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最终搞成“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局面。他们以往按毛泽东旨意造反，如今除了按主席旨意造反外，还按自己意愿造反。他们主要事业就是造反，就是不停顿地造反，不停顿地揪斗各种权威人物，不停顿地冲击各种权力机关，并在此过程中无限制地使用任何手段。

1967年7月18日，中南海造反派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抄家和批斗。他们强迫刘在一片声讨声中“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同时在另处批斗了王光美，事后还将他们夫妇俩隔离监管起来。8月5日，造反派再次批斗刘少奇夫妇，“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将刘打得鼻青眼肿、腰不能伸直。最不近人情的是，造反派还让他们的孩子（均未成年）到场观看。无论对于台上正受着各种凌辱的父母来说，还是对于台下正睁着惊恐眼睛的儿女来说，都是精神酷刑。〔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卷，页27-31。〕就在这同一天同一个中南海里，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也都受到羞辱性批斗。陶铸因其不屈服而被打得头部血肿。

而7月19日，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开始批斗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将军，将他打倒地下七次，打断肋骨两根，打得不省人事。仅隔一周时间，自7月26日起，北京造反派先后六次将彭德怀将军拉到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七次将他游街示众。在此过程中，“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此时他还有两根肋骨处于骨折状态。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游斗”中几度昏迷。〔《彭德怀传》，页720-726。〕周恩来集团中的“三老四帅”均遭“炮轰”，有的还被抄家。尤其是爱说话的陈毅屡屡被造反派勒令检查，却总是过不了关，总是处在造反派围追堵截中，常常需要周恩来亲自保驾才能脱身。周恩来本人也未能幸免“炮轰”，先是被怀疑在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即曾在上海报纸上登过“反共启事”；〔《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1967.5.19，1968.1.16）》、《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的真相》、《“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枓》第25册，页468-480。〕继又遭到“首都5·16兵团”点名批判，被指控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毛泽东的可耻叛徒”，等等。批周的传单撒到了北京的大街上。

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成了造反派所要冲击的首选目标，即使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也不能幸免。1967年夏，数十万红卫兵围攻中南海这一国家脏腑之地，要求交出“窝藏”在里面的刘少奇，不达目的就在红墙下安营扎寨数十天，天天都用高音喇叭向里面播送他们的“严正声明”和“最后通谍”，其间不时冲击大门，致使门卫频频告急。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与林彪集团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常权派”的口号。于是，全国各地的军事单位又成为造反派的冲击目标。凡为造反派不满的军事首长，都被扣上“陈再道式人物”（陈因“7·20事件”而被解除武汉军区司令员职务）的帽子，营房被闯入，武器被抢劫，人员亦受伤害。

冲了内政机关，又冲外交机关。第一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和第二外国语学院造反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请自来的常客，或静坐门前示威，或径直闯入办公大楼试图捉拿该部部长予以批斗。不久，北京造反学生又将冲击范围扩大到外国驻华机构，竟于1967年8月22日一把火烧掉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造反派们在冲击各种权威人物和各种权力机关同时，又相互打起派仗来。先是文斗，开辩论会，贴大字报，口诛笔伐。继是武斗，除原子弹和飞机外，各种武器都施展开来，一时间，枪声大作，炮声隆隆。四川省武斗已打到万人规模，广西省武斗则打出野外运动战、城市攻坚战、以及抢劫援越军列的铁路战等各种战例。整个国家处于失控中。

文化大革命搞到这个地步，毛泽东也坐不住了，也感到“天下大乱了”、感到有必要采取措施以恢复秩序。他毕竟坐拥这个天下，他鼓动造反派所反的东西，说到底是一个仍由他本人最后说了算的权力体制。因此，他支持造反派是有限度的，是会在后者超过限度时转而打压他们的。

为了平息武斗，他动用野战军来对付各地武装起来的造反派。野战军本是国家武装力量中一支随时准备打仗的部队，是解放军的精华。

毛此前不准该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使之成了整个军队乃至整个国家中唯一一支还未被这场运动搞乱的有组织力量，成了他此时最后一支还可动用的预备力量。

几十个番号的野战军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迅速从各战备营房开至各武斗场所，首先隔离冲突双方，随后收缴各派武器，很快就平息了大部分地区的武斗，并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各造反的仲裁者乃至领导者的角色，接着又将后者挤到所在地区的权力边缘位置。各个地方政府一时间都成了军政府。草绿色最夺目。

为了追究天下大乱责任，毛又向中央文革小组开刀，先是切出王力、关锋，后又切出戚本禹，打出一个“王关戚反党渠团”。毛非常不满这些秀才以文乱军，不满他们在《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抢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1967.8.1）》，《红旗》，1967年第12期。〕一字千钧地批道：“还我长城”。他还非常不满王力发表支持外交部造反派夺本部部长大权的讲话，怒不可遏地斥之为“大大大毒草”。随后，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北京帮”除陈伯达外的所有人，都被打倒，都被送至秦城监狱收押。至于陈本人也仅是侥幸过关，并不再为老人家重用了。〔叶永烈，《陈伯达传》，页428-449。〕

毛还允准大抓所谓“5·16分子”，并同意将他们与“王关戚”联系起来，都归在“极左思潮”名下。1967年6月14日，“首都红卫兵5·16兵团”正式成立，其规模不大，仅在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商学院等高校中有少数成员，但其口号引人注目，竟高呼“打倒周恩来”。

他们是造反派中的造反派，激进派中的激进派。他们此时所要打倒的周恩来，已是中共高层中唯一未受冲击的稳健派人物，故代表着这个高层中最后一点稳定性力量，或代表着这个国家中最后一点残存秩序。

因此，若再打倒周公，“天下大乱”将乱上加乱，整个局面将不堪收拾。

显然，这一局面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他很快作出反应，拿激进派开刀，在上层拿“王关戚”开刀，在下层则拿这个小组织开刀，并要由此开出一个大口子来。自当年8月起，北京方面开始打击这一组织，打击的力度越打越重，由批判到逮捕，由责令检查到刑讯逼供；打击的范围也越打越大，由该组织成员扩大到其它造反团体成员，由北京一个地区扩大到全国各个地区；打击的时间也越打越长，一直打到毛泽东逝世后才不了了之。有趣的是，在抓“5·16分子”这一问题上，不同的政治集团却表现出相似的政治态度来，都表示要坚决予以打击。

本来，这个激进派就与中央文革集团以及林彪集团有密切联系：他们的上层代表人物就属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口号也曾是林彪亲口喊过的。如今，他们却遭到这两个集团大张旗鼓的讨伐：江青向人们说，为了清查“5·16”，她三天没有睡觉了；林彪告诫人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页292-293。〕林、江等人之所以如此绝情，说到底是想以攻为守，是想通过对先前盟友的背弃与打击来洗刷自己和解脱自己。

对于这个激进派，周恩来集团尤其是周恩来本人于公于私都是深恶痛绝的，故都是要予以打击的。至于这位老成持重者是怎样实施打击的，尙须作进一步硏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那些曾搅得他心神不宁的造反尖子大都在反“5·16”运动中被整治下去，或被送进监狱，或被送去办“学习班”，痛作检查，饱受批判。

为了彻底解决大中学生大打派仗问题，毛泽东向学校派出“工宣队”和“军宣队”，想用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力量来整肃这些已令他很为失望且十分厌倦的“革命小将”。

1968年7月28日，他亲自出面召见并训斥“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土、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是实行军管；二是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是斗批走；四是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纵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1968.7.28）》，《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153-154。〕至此，大中学生造反活动已接近尾声，其政治影响力已无足轻重。不久，他们连学校也呆不下去了。大学生先被下放农场劳动，后被分遣各企事业单位做基层工作。中学生则被下放农村劳动，由文革骄子变成文革弃儿。老人家对他们已是眼不见心不烦，在后来许多年里，除了偶而过问一下如复李庆霖信外，就再也不提起这些当年曾誓死保卫他的“红卫兵”了。

后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三届”，即应于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城镇初高中生。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群体，即所谓“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的成长期与毛泽东的执政期大体重合，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因此而多受后者影响。他们读书不多，经历不少，曲曲折折。童年和少年时，他们经历了大饥荒，饿过肚子，学过雷锋。少年和青年时，他们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先是在毛主席发出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下，积极投身红卫兵运动；后又在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半是自愿半是无奈地从城市来到农村，来到中国社会发展最落后地方接受再教育。

这些来自城里的孩子，过去曾被告知，世界上还有2/3的劳动人民在受苦受难，他们大都生活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今亲眼看到，就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竟还有这么一大批衣衫滥褛的劳动者以及这么低矮的茅屋和这么昏暗的油灯，而自己正生活在这一切之中。

如此再教育，使他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并使他们拥有了一段曲折的人生，使他们日后能不时地撩起衣裳让人们看看“蹉跎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痕”。

79

在文革左派联盟中，继中央文革集团之后，林彪集团也因过度扩张而招致毛泽东打压。相对说来，老人家打压前者要容易些，打压后者则难得多。

前者是一个秀才集团，并且是一个角色错位的秀才集团。他们本是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做了横冲直闯的事，做了毛所说的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事。他们除了会说说写写造一些声势外，别无所长。因此，老人家用起他们来没有什么顾忌，打发他们走也不觉有什么后怕。

后者是一个军人集团，其中不乏身经百战者。他们出身背景相近：资深军人大多出自“四野”——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武装力量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军队；少壮军人大多属于空军——新中国国防力量中在现代化程度上与外军相对差距最小的一个军种。他们不轻易服输，被逼得太急就会铤而走险；他们多属同一山头，很容易形成有组织的反叛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直接掌握武器，拥有实实在在的杀伤力。

因此，毛泽东为打压他们必须用相当大的力气，并要冒相当大的风险。

林彪集团扩张过程有两个阶段：是谋求对整个军队的实际控制权，以中共第九届代表大会为其成功标志；二是谋求国家主席权力，以中共第九届二中全会为其失败标志。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顶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但在很长时间里，因自己处于半修养状况而不得不让其它人掌有较多实权。当时中共军队较有实权者为罗瑞卿大将与贺龙元帅。前者一身兼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后者主持军委常务工作。

文革爆发前后，林彪与毛泽东联袂整倒了罗瑞卿与贺龙。林也因此增强了他在军中的地位，成了全军乃至全党全国的“副统帅”。不过，林彪此时所掌军权仍然有限，既有毛泽东君临其上，又有诸将帅钳制身旁。

此时在中共高层军界，一方面，林彪获得提升；另一方面，其它诸帅，除了被打倒者（彭德怀和贺龙）和靠边站者（朱德》外，也都获得提升：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帅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兼任颇具实权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徐以及聂荣臻进入中央政治局。另外，军委属下最重要军职即总参谋长职，也由聂荣臻老部下杨成武上将代理。这后一方面将帅大都属于周恩来集团，与林彪分享着中共高层军权，并因此而对后者有相当大的制衡力。

显然，这种权力格局是由毛泽东安排的，是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如前文所述，毛搞这场革命是以军队为依托力量的，而这个军队是由不同“山头”组成的。因此，他要依靠这个军队，就应尽可能广泛地照顾到它的各个山头的利益，尤其要安排好它的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在发动文革时所需要的支持力量，至少是象征性的支持力量。

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红军的主要山头有四个：红一、二、四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解放军的主要山头有五个：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以及华北野战军（后一部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一部划入第二野战军建制）。

到了文革初期，除了“一野”的司令员彭德怀以及“一野”前身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贺龙外，其它四个野战军的司令员，即“一野”的刘伯承、“二野”的陈毅、“四野”的林彪、华北的聂荣臻，以及“二野”前身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均获晋级性安排。

毛泽东通过此举安抚了军中大部分山头，并藉此向国人显示军队大多数将领是与他站在一起的。另外，他把军权交与林彪集团与周恩来集团分享，也有利于他对军界上层实行分而治之，使他们能够相互钳制。

可是，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打破了上述权力格局。陈、叶、徐、聂四帅均遭批判，另外朱德、刘伯承早已不管军队（一个赋闲多时，一个重病在床），于是乎整个中共上层军界就只剩下一颗帅星在那里闪闪发光。林彪身边已无与他旗鼓相当或相差不远的军中元戎了。

林彪在助毛整肃了那些与他分庭抗礼的帅级人物后，又寻机整肃了许多不怎么听他话的将级人物，并以此来警诫全军。

1967年夏，林藉“7·20事件”之机积极参与整肃地方军区大员，整倒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人。陈曾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以及后来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1968年3月，林彪又积极参与整肃北京军界大员，整倒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第一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杨、傅均来自华北野战军即所谓“晋察冀山头”，为聂荣臻元帅老部下。余立金出身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后一直在新四军以及主要是由新四军发展而成的第三野战军中负责军事教育工作，属陈毅元帅老部下。

杨成武也曾是林彪老部下。第一次国共战争时期，杨先后任过红一军团的二师四团政委和一师师长，林彪任该军团的军团长，故两人过从甚密。杨在许多年后写了《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一文，追忆了他与林这一段交往。抗战爆发不久后，杨就不再归林指挥，而长期跟随聂荣臻转战晋察冀。文革爆发后，杨与“四帅”较接近，而与林彪保持一定距离，用后者话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荣臻回忆录》，页850。〕遂被林视为异己。

“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进入军委办事组，也都成了中共军队领导层核心成员，就连刚参军的林彪之子林立果也获得可在空军里调动一切的权力。至此，在北京最高军事权力机构中，除军委主席一职外，其它较有实权的岗位大都归林彪集团所有，解放军几成“林家军”。

不过，林彪在用人问题上有严重缺陷，他是一个握有重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身体多病的人，不能亲自过问许多事务，故需要有一批能够代他行使权力的人；他又是一个猜忌心重的人，不大相信外人，故能够代他行使权力的人仅限十分熟悉且十分信任的人；他还是一个性格孤傲的人，不喜四下走动，不爱拉拉扯扯，故他十分熟悉且十分信任的人只能是跟随他征战多年的老部下。

可是，他在战争年代仅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不像彭德怀那样指挥过中共所有山头的部队，而只指挥过中共众多山头中的一个山头的部队，只掌握过中共武装总体力量中的一个分支力量，如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红一方面军中的第一军团、抗日战争时八路军中的第115师，以及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解放军中的第四野战军，故跟随他征战多年的老部下仅为中共众多将领中的一小部分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人中，又有一些较杰出者，如黄克诚（曾为四野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后为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华（曾为四野第七纵队司令、第15兵团司令，后为志愿军第一副司令以及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曾为四野第6纵队司令，第15兵团副司令，后为志愿军副司令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长）等四野名将，早在1950年代末就因彭德怀案而遭贬谪，故不能为林所倚重。

由于上述一系列原因，林晚年在使用人问题上，既很难募得贤人、难诚服众人。林在文革中最为倚重的四个老部下，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虽都有些资历和战功，但都算不上全军的拔尖者。

四人中，衔上将者仅黄一人，余皆中将，而全军仅衔上将者就有五十七人。他们甚至算不上“四野”的拔尖者。若论资历，他们中无人能比上黄克诚与谭政；若论战功，他们中也无人能比上邓华与洪学智。

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主力兵团——解放军第13兵团——曾有临阵换将一幕，即中共中央军委在该部出征前把由邓华领衔的解放军第15兵团部与由黄永胜领衔的解放军第13兵团部进行对调。换将理由很简单，就是邓比黄更有指挥作战能力。邓后来果不负其命，成了这个世纪少数几个能将美军打得没脾气的统帅级或准统帅级人物之一。

邓华与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建立了十分亲密的袍泽情谊，后也因此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到株连，被整得声泪俱下。十分巧合，此次具体负责整治邓华的人，正是当初临阵换将换下来的黄永胜。军中荣耀已从战场换到会场，以迎合政治领导取人。中共军队一些将领越来越变得像政客了，并形成风气，影响深远。

林彪把军中许多大权交与他的老部下，致使“四野”风头太劲，同时激起其它“诸野”心中不平。“四野”有骁将，“一、二、三野”也有悍将。如陈锡联（曾为“二野”的主力纵队“二纵”的司令，后为解放军炮步司令）和许世友（曾为“三野”的主力纵队“九纵”的司令以及山东兵团司令，后为南京军区司令）等，都是名震全军的猛将军，自是不服黄永胜一干人。

他们不服也为毛泽东所用。毛后来正是藉助其它“诸野”的力量来打击林彪集团的，其中尤为藉重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曾任“二野”6纵17旅旅长）、张才千（曾任“二野”中原独立旅旅长）等将领的力量。有趣的是，这几位将领在历史上都属于出自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都不是毛的嫡系。

毛的老部队为出自井冈山的红一方面军。该方面军中最为善战的将领，也可以说是中共全军中最为善战的将领，当数红二军团长彭德怀和红一军团长林彪。建国后，先是前者被毛打倒，继是后者因被毛猜忌而出逃遇难，另外他们许多老部下如黄克诚、谭政、黄永胜等也被连带整倒。毛到晚年时已将井冈山的人整得差不多了，故转而依重其它山头的人，其中许多人出自大别山，做过毛的老对头张国焘的老部下。

上述林彪用人情况在中共非军队系统中也能见到。一个地方长官一旦升任全国长官，就大肆提拔自己先前主政过的那个地方的干部，从而造成一种很不协调的局面：权力是全国性的，用人却是地方化的，或是有严重地方化倾向的。其结果既难以广揽人才，又难以诚服众人，往往使用一个人就会得罪一批人，就会被大家指责为搞帮派。

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林彪被以《党章》形式确立为毛主席接班人；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叶群均被安排进中央政治局。军人集团遂成政客集团，军权遂加党权。

若从人数上看，这个集团加上正日益接近他们的陈伯达，刚好占21人制政治局的三分之一，超过中央文革集团，而与元老集团相当。

若从政治运作上看，这一集团比前一集团更有实权——握着“枪杆子”，比后一集团更具声势——有着“左派”形象，至少当时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是反“二月逆流”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

值此，林彪集团进入了全盛期。然而，这一集团并不满足这些成果，还想获得更多东西。

其一，他们已在形式上获得许多军事指挥权，但还想在实际中运作这些权力，藉用聂荣凑的话说，还需要“预演”一下，看看“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聂荣臻回忆录》，页862。〕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其主要内容为：抓紧反坦克武器生产，组织战时指挥部并进入临战状态，要求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严密注视中苏边境形势。18日，黄永胜等人将此号令下达全军，致使整个国家武装力量闻风而动，迅即进入指定状况。19日，林彪以电话记录并急件传阅方式将此号令报告毛泽东。林这是打着“副统帅”的牌子来行使三军统帅的权力，并对毛先斩后奏。

其二，这一集团已经通过《党章》的形式获得“毛主席接班人”的名分，但还想通过《宪法》的形式获取“国家主席”的职务，并为此不惜与毛大唱反调。

1970年3月至8月间，毛泽东多次指示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并表示自己不宜再当国家主席。林彪集团则多次要求写上此节，并建议毛任此职。不仅吴法宪、陈伯达一再提出这一主张，而且林彪本人也数度出面阐释这一主张，认为“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21。〕

其间还发生一场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在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前这句话曾被写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毛审阅时未提异议。此后这句话又被写入“九大”政治报告讨论稿和新党章草案，毛审阅时则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划去。此次讨论《宪法》草案时，林彪集团坚持要将这三个副词写进去，张春桥等予以反对，于是前者指责后者“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在林彪集团关于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此职的提议中，前半句话是实话，是他们决意予以实现的；后半句话则有很大弹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幌子。若不设国家则罢，若设国家主席无非两种可能，如毛想任此职，则此职非毛莫属；如毛不想任此职，则此职非其接班人莫属。

就以往经验看，前一种可能似乎不存在。十八年前，毛就厌倦了当国家主席所必须做的那些繁文缛节的事情；文革以来，他更是天马行空，更是不愿接受任何约束；另外，他年事已高，不堪过多政务劳累，故若要他再做此事就是要他早死的话。

林彪明知道老人家不想做此事，却硬要设此职，显然是想让毛以外的某人去当此国家主席。其夫人叶群在与吴法宪私下交谈时谈出了这个某人：“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394；《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25-26。〕林竭力以毛的名义去订一份毛不想吃而他自己很想吃的饭菜，并希望毛在这分饭菜被端上来后因毫无食欲而顺手推给坐在旁边的他这个定饭者，任其享用。许多人不解，林彪已被定为毛的接班人，成了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为什么还要冒与毛作对的风险去谋求那个很不确定的国家主席职务呢？

就当时情况看，林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此时虽有第二号人物的名义，却无相应的实权。在党、政、军三权中，他虽已掌握较多的军权——最高军权不在其内，但只享有很少的党权和政权。因为，在执政党的党权方面，仍是大权独揽于毛本人，小权分散于诸多集团与诸多个人；在共和国的政权方面，仍是事无巨细地由周恩来经营着。

执政党高层三大集团中，周恩来集团树大根深，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像军队老帅请假这样的事，也是直接报周恩来批准，而无须由林彪点头；〔《聂荣臻回忆录》，页863。〕中央文革集团虽根底较浅，但直接依附老人家，也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林彪集团与其它两个集团仅呈三足鼎立之势，前者对于后两者来说并不具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如果林彪在获得毛主席接班人名分后又获得国家主席职务，那么，他的上述境况就会大为改观。他既可以按法统直接号令周恩来集团所控制的政务系统，也可以按法统直接插手中央文革集团所控制的文化教育系统。当时中共高层已在议论文化大革命结束问题。如果这场革命一旦结束，那么，中央文革集团所掌握的许多权力就应该按法统归还给政府方面，或者说归还到国家主席名下。

这就使得林彪集团，一方面在与中央文革集团关系上，一步加强它在实权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在与周恩来集团关系上，又能进一步加强它在声势方面和法统方面的优势。

林彪不是不知道他执意要设国家主席的风险有多大，但也估算过这个风险有可能带来的回报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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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团在上述军权方面和政权方面的扩张，不仅侵夺了其它集团的权力空间，而且触犯了毛泽东个人的权力禁忌：号令全军，是他到陕北后就从未放手过的权力；国家主席职务，是他在数年前一度放手别人而给他带来很大不便的权位。

老人家立即作出反弹。

据汪东兴回忆：毛在看了“林副统帅指示第一个号令”传阅件后，“一脸不高兴”地对汪说：“烧掉。”未等后者反应过来，他就自己划着火柴，烧了这个号令。接着，他还要烧装此文件的信封。汪急劝道：“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毛这才作罢。〔《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页14-15。〕毛在此未作任何批示，仅有划火柴举动，无言却再明白不过地告诉属下：他所拥有的这一军权不容他人染指，林彪号令作废。

1970年3月初，在京常委向在武汉的毛泽东请示：要不要在宪法修改草案中保留设国家主席一节。毛随即派汪东兴飞回北京传达其指示：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本人也不愿再当国家主席。

3月中旬，林彪让他的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建议毛当国家主席。毛王顾左右而言他，要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4月11日，林彪又通过秘书向政治局传达其意见，建议由毛兼任国家主席，并附言他本人不宜任国家副主席。次日，毛不再回避而直接批复：“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下旬，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并借古喻今：“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这已在暗示：那些要他当国家主席的人，用心可疑。

7月中旬，毛又作指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页18-26。〕8月23日，中共旭二中全会碰山召开。

林彪集团在会上置毛的反对于不顾，继续坚持他们的主张，并率先发言，试图改变会议进程。林彪在大会上讲，陈伯达、吴宪法、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在小会上讲，上下呼应且声色俱厉。他们还使除毛和林以外的所有与会者听了两遍林彪大会讲话录音，并抢发了反映他们意图的会议简报。

由此可看出这个军人集团很有些韧劲，很有些主动进击精神。不过，军人进击多为冒险，多为孤注一掷地企求成功，要么势如破竹，要么一败涂地。林彪此番举动也是在冒险，在向毛这个强人硬是讨要他不愿给的东西，已迈出了无法后撤的一步。

8月25日，毛在确认林彪集团意图后，决心予以反击，当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诸如收回会议简报、暂停分组讨论等一系列决定，给已滑出预定轨道的会议来了个急刹车。

他在会上甚为恼怒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转过脸对林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页28。〕这就把有关国家主席问题一下子讲到底了：要我当这个主席，我不接受，并视之为害我；要林当，我不准。

8月31日，毛在经过数日深思后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并印发全体与会者。这是一篇七百余字的文章，似是他文字生涯中最后一篇较完整的政论性文章。文章的文体仍属大字报体，其间的语义结构和标点符号都有些问题。文章的立意则是十分鲜明：揪出陈伯达，藉以打压整个林彪集团。

文章的话头是谈陈伯达的理论问题，指责他鼓吹天才论，“欺骗了不少同志”，并将这位中共大秀才，归类到“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中。

文章的重心是谈陈伯达的政治问题，从其历史谈到其现在：“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卅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卢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476。〕毛这些话定性很重，已在政治上将陈一棍子打死。老人家整人，要么不整，要整就整到底。

1971年3月24日，毛又就陈的问题写了一段话，又给陈扣了几顶大帽子：

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702。〕毛这些话有实亦有虚。陈在历史重大问题上，既有与毛配合不好的记录，也有与毛配合很好的表现。别的不论，仅拿他在文革前期表现来说，就是配合很好，并好得不能再好，以至于劳苦功高。

毛主持起草《5·16通知》——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权威性的文件，后被确定为这场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他领衔组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化大革命中最具权威性的机构，直接取代中央书记处，并一度取代中央政治局；他亲自掌管《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权威性的喉舌，发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陈伯达在中共党内，一无显赫战功，二无显着政绩，仅凭跟在毛后面做秘书、耍笔杆子而当上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执政党第四号人物——仅次于毛、林、周。这一简历本身就说明，他与毛在历史上配合很好的情况要远远多于配合不好的情况。他似是一双被毛穿了许多年直至穿坏了的鞋子。老人家在丢弃它时，嘴里只字不提它曾长年累月地为他踩污泥、蹚浑水，而只念叨着它曾在某个时候将他的脚磨出过几个泡泡来。

至于责怪陈伯达在庐山上“煽风点火”，倒能说得上，因为他的确煽动起许多与会者，其中包括毛最为亲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44-45。〕不过，指控这个秀才造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又责之过严：一是造出的势确有些大，但不像毛说的那样大；二是造势的人也不只是陈伯达，还有其它一些人。

毛也十分明了这后一点，并作了相应安排：先收拾陈秀才，再问罪诸将帅，“先搞狐狸，后搞豺狼”。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仍对庐山上发生的事“抓住不放”，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00。〕

所谓“打石头”，即批发一系列文件。“头一块石头”，是毛于1970年11月16日批发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以及他本人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和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毛于12月16日批发38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并责成北京军区召开批陈会议即“华北会议”（1970.12.22-1971.1.26）。“第三块石头”，是毛于1971年1月8日批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要求军队开展整风运动，进行“自我教育”。

另外，他还作了其它一些批示，例如，批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批1971年1月9日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批卷入陈案的刘子厚“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所谓“挖墙脚”，即改组北京军区。1971年1月24日，正是华北会议进行期问，中共中央决定，免去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李雪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职务（郑和李皆卷入陈案），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所谓“掺沙子”，即渗透军委办事组。1971年4月7日，毛派非林彪班底的纪登奎、张才千进入由黄永胜等人控制的这一军事要害机构，以增加它的透气性。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泽东乘专列巡视南方，依次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会见沿途地区负责人，向他们打招呼：“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不只是陈伯达有间题，其它人也有问题，“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老人家越来越直露且越来越频繁地谈到了林彪，谈到了“庐山这件事”的真正事主。庐山云雾正在散开。

他谈到那些人在庐山上，“先搞隐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未瞒着的两个人，一是陈伯达，一是林彪。未瞒者自是参与其事者。

他还谈到那些人发难庐山的“纲领”，就是鼓吹“天才论”和要求“设国家主席”。关于前者，他报怨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关于后者，他一针见血地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显然指他的那位“接班人”。

毛泽东还将“庐山这件事”，定性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并上纲为“路线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党已有五十年历史了，经历过“十次分裂活动”或“十次路线斗争”，此次再庐山上发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对『九大』路线”的活动，就是第十次分裂活动，与之斗争则为第十次路线斗争，只是眼下未做结论。

另外，老人家的谈锋还触及到林彪的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关于前者，他多次谈到，“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并讥之为“夫人专政”。关于后者，他说，将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害了他。〔《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554-557；《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85-176。〕

老人家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这个年青人也在揣摩着老人家，并最终作出要将他干掉的决定。这个决定本身就似乎是一个“超天才”的决定，一个在数万万人中唯有此人才作得出的决定。不过，从这个决定实施情况看，倒提印证了那位老人家对这个年轻人所作的断言，即实际上害了他。

81

毛泽东在庐山上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整倒了陈伯达；下山后又砍出“程咬金的三板斧”，重在打压林彪手下几员干将；接着“游说”南方，话锋直指这一集团主帅本人。他从山上追到山下，由干将问及主帅，已作出步步紧逼态势。

不过，老人家此次是在追逼一个军人集国，一个不轻易放弃抵抗的集团、一个被追急了就会掉头反扑的集团。其元老军人对于毛要他们公开低头认错一事，采取软磨态度。其少壮军人走得更远，竟密谋以非常规方式将毛除去。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要林彪集团一些成员作检讨，后者予以敷衍，既未在大会上作检讨，也未在小会上作检讨。林彪私下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这个检讨。”吴法宪在拖延一个月后方于9月29日向毛交上他的检讨书。叶群随后于10月12日向毛交上她的检讨书。

毛于10月14日在吴法宪检讨书上批道：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它宣讲员的意见。毛话意思是催要总参谋长黄永胜、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等人的检讨书。这几位将军仍是一拖再拖，一直拖到转年三月才交出他们的检讨书。

林彪逃亡后，毛泽东曾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留出10天时间，以观察他们能否主动揭发林彪并检讨自己。结果，四将军沉默以待，直至被拘押。〔《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的斗争》，页217-218。〕

在黄永胜等三月检讨后，这一集团仅剩主帅林彪一人未作悔过表示。不久，周恩来专程去北戴河林彪处传达毛泽东意见，希望后者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1971.4.15-29），并在会上作认错性表态。林予以拒绝。在建国后的中共高层里，林彪是唯一与毛泽东发生冲突而未作检讨的人。

197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焰火晚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照例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林彪此次一反常态，不像以往那样总要比毛早到一会，而是让毛等了他很久才闷闷不乐地走进场来，不向毛打招呼，甚至不看毛一眼，默然落在一旁。

林立果等少壮派认为：黄、吴、李、邱“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段话是林立果等人一次密谈要点，为林亲笔所记：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06。〕那么，他们自己又如何呢？若就结果来说，少壮派不比老总们好，也以失败告终；若从气魄上看，少壮派则比老总们大得多，竟想以取事政变方式将那位已红透了天的“伟人领袖”干掉。

他们这一策划活动有两个高峰期：一是在1971年3月下旬，二是在当年9月8日至12日期间。

在前一个高峰期，他们开了两个会议，拟了一个纪要。

旬初，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与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司令部秘书处副处长）等人密谋此事。

旬末，林立果又与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治委员》、王维国（空四军政治委员、驻地上海）、陈励耘（空五军政治委员，驻地杭州）、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驻地南京）等人密谋此事。此次密谋亦称“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驻防沪、杭、宁三地的王、陈、周三人：“四方”，即前述“三国”再加上他们的老首长江腾蛟。

在这两次会议之间，林立果等还拟出一份《“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谐音）。这分纪要属一揽子计划，涉及九个方面问题：1．可能性、2．必要性、3．基本条件、4．时机、5．力量、6．口号和纲领、7．实施要点、8．政策和策略、9．保密和纪律。〔《“571工程”纪要》，由林立果等人于1971年3月22日至24日间拟出，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附件》，于1972年1月14日下发全国。〕这九个部分可槪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实情，二是拟定对策。

前者包括对国家整体局势、本集团现实处境以及毛泽东个人执政方式的分析。后者包括对军事政变的时机，步骤和手段的拟定。相对而言，后者谈得较空，该集团不久便全军覆没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证明：前者谈得较实，谈出了这样一些实情：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为此，《纪要》提出口号：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

这些话当时是作为“反面材料”向下传达的，却在许多听传达者那里引起了共鸣。如那个“变相劳改”说法就为许多“知青”接受。

《纪要》中给听传达者留下最深印象的部分，要数《纪要》作者对于“B-52”（指毛泽东）的评论。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这些对毛的评论可说是入木三分。其中有许多话显然不是这些少壮军人自己能说出来的，而是他们将某些与毛相处较久并对毛了解颇深的人——很可能就是林彪——的话复述出来的。

据传，林彪生前曾向爱女豆豆坦露过他这方面的心迹。又据传，周恩来在林彪事发后曾对这位林家遗女特意关照：“小孩子家不要乱说！”

当然，大多数国人都不会希望这位林女士“乱说”，倒是十分真心希望她“实话实说”。这既是对历史对国家负责、也是对她林家负责——如果她能有这个机会的话。

后一个高峰期，林立果等作了许多谋划，但都未来得及实行。

9月5日夜，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通过电话将毛南巡讲话内容告知北京于新野。次日，周宇驰乘直升机将于新野电话记录材料送至北戴河林家父子处。

9月6日晨，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当面将毛南巡讲话内容，透露给正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在武汉访问的李作鹏。后者当即形成三点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页114-116。〕一、感觉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二、感觉“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三、感觉是对着林彪的。

当天，李作鹏在陪同外宾返回北京后便将刘丰所言告知黄永胜和邱会作。即晚，黄永胜又通过电话将李作鹏所言转告北戴河叶群。这一夜，无疑是林家的一个不眠之夜。

9月8日，林彪下达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晚，林立果将林彪手令出示于江腾蛟等人。江随即表态：“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当夜，他们议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用火焰喷射器或四〇火箭筒袭击毛的专列，二是用一〇〇高射炮平射毛的专列，三是让王维国趁毛接见时用手枪刺杀，但都议而未决。

9月9日，林立果等人继续策划。周宇驰提出在毛专列经过硕放铁路桥时予以爆炸方案。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提出在毛本人出席会议时予以劫持方案。

9月11日，林立果等人再度策划：第一步，由江腾蛟在上海组织谋杀活动，或用手枪、或用四〇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第二步，若江举不成，则由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在硕放组织炸桥活动，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第三步，若鲁举还不成，则由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派出强击机轰炸毛的专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页124-129。〕

当晚十点多钟，就在他们继续密谋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告毛泽东已离沪北上。

据汪东兴记述，毛的专列于当天午后13点12分启程，急速行驶，风弛电掣般地扑向北京。当王维国打电话时，列车已驶过了安徽蚌埠市，驶在了淮北平原上。〔《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的斗争》，页195-196。〕

此处离林立果等人所议论的第一谋杀处上海市已有六百公里之遥，离第二谋杀处硕放桥也有五百公里之远。可是，前一行动方案指挥者江腾蛟，后一行动方案指挥者鲁珉，都还在北京坐而论道。林彪集团已失去除掉毛泽东的机会，已失去自己的大势。

林立果在获知国电话内容后，当即跳了起来，下令进入一级战备；并向在场人员痛哭道：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其父林彪）交给的任务，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用什么向首长交代。

9月12日傍晚，周宇驰向有关人员宣布南撤计划：林彪等人于次日凌晨8时，由山海关机场乘机直飞广州；北京同党于次日晨7时至8时，由西郊机场乘机直飞广州；另派机先飞上海接载该地同党，再飞广州。周还通告后续行动计划：林彪抵达广州后，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实行武装割据，与北京政府形成南北朝局面；同时争取苏联等国援助，对北京方面构成南北夹击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页138-148。〕

9月12日晚7时左右，林立果乘坐256号专机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20时15分，飞机落地。21时左右，林立果抵达北戴河中央疗养院林彪处。林家随即进入异常紧张状态。

13日零时过后不久，林立果与其父其母以及随行人员仓促登机，强行起飞，轰然冲入茫茫夜空中。

按汪东兴说法，当晚11点半，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寒暄之间特意询问256号专机情况，并提出要亲自来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的电话引起林家的警觉与恐慌。林彪随即做出提前动身并改变原定航向的决定。〔《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的斗争》，页205-206。〕

256号专机升空后，先是向西飞行，在张家口地区上空转而向北飞行，很快飞出内蒙境外，最后因不明原因而坠毁在外蒙境内温都尔汗地区。机上8男1女全部遇难。

82

1949年后，中共党内最遭非议的政治集团，无疑要数林彪这一拨人了。左派不喜欢他们，右派也不喜欢他们。“文革”刚过半程，他们就被定性为“林陈反党集团”；“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又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而受到法律起诉，其残余骨干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从十六年到十八年不等。于是，这一集团一身而享有两大“殊荣”：既是在毛生前被打倒而在毛身后未获平反的仅有的两大集团之一，另一为高岗饶漱石集团。又是被自家政权按法律程序起诉的仅有的两大集团之一，另一为江青张春桥集团。

中国有句老话：“成者王侯败者寇”。

此话用在林彪身上最恰当不过：当他跃居党内第二号人物时，便被誉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和最亲密的战友，并受到千百万人一日数次祝福，祝—个老病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当他亡命温都尔汗后，顿时成了本党大奸大恶者，被说得一无是处。党中央下文件（中发【1972年】4号），指责他“叛党叛国，身败名裂，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许多老百姓在震惊之后，也痛诉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背后下毒手”，是一个十足的阴谋家、野心家。

中共中央还召开老干部座谈会，请一些党内元老也是林彪老同事来谈论林彪历史，以证明此人原本就不是一个好人。

于是，这些老同志们步履蹒跚地走进会场，同时也走进自己心中那些已尘封多年的角落里，做起翻箱倒柜的事来，结果也真翻出许多尙可拿出来用一用的东西。例如揭发此人：曾在某个时期里思想动摇（如南昌起义失败后一度自动离队），曾在某次作战中指挥有误（如1947年6月率部攻坚四平失败），曾对其他同志关心不够（如在井岗山时期不能善待同级党代表何挺颖），曾对友邻部队援手不力（如1936年春东征山西时不愿拨兵拨款给15军团），还曾怀揣一个小本本专记自己打了什么样的胜仗，……。

如此行事，似又在重复当年整彭德怀的一些做法。虽整的对象不同，一是为民请命者，一是为己争权者；但整的方式相似，即为了打倒并搞臭一个人，就不仅要把他宣布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且要把他描绘成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至少是一个历史可疑分子。无论是整彭德怀运动还是批林彪运动，都找了许多知根知底者（多为元勋级老干部）来揭他们的老底，来找他们的历史污点。

必领承认，这样做的成效很显着、很能损害一个人的名誉。

同时也应承认，这样做的格调很不高：其一，若存心找一个人的缺点，并且是找他一生的缺点，自是能找出许许多多来；同理，若存心找一个人的优点，尤其是找一个曾有过一系列重大建树的人的优点，也是能找出许许多多来；如今人们只谈及林的前一个方面，而不提他的后一个方面。

其二，在所找出来的缺点中，有一些较为严重，但也有许多纯属陈芝麻烂谷子，陈旧且琐碎，很难摆到台面上。比如说林用小本本记自己战功这件事，就很难说有什么大错，相反，倒可以说林彪颇具有军人荣誉感的一种表现。世上有哪一个军人不看重自己打胜仗的荣誉？又有哪一个军人不因铭记这种荣誉而获得激励以争取更大荣誉？

空军英雄王海击落击伤敌机九架战绩，除了他所在部队记得清清楚楚外，他本人也会记得清清楚楚，至于他用不用小本本记，则无关紧要。

其三，如此大揭林彪老底，正如中国老话说的“墙倒众人推”。揭老底者大多是林彪的老战友、老同事，所揭老底也大都是早已有的陈年事。林彪尙在台上时，大家都不提这些事，闷在心里；林彪跌落台下后，大家则纷纷谈起些事，并作积怨已深且一吐为快状。

后人即使不怀疑这些老同志所揭之事的真实性，也会觉着这件事——一些七、八十岁的白发苍苍者群起而愤愤数落往日尘烟中的一位二、三十岁的涉世不深者——本身显得气度不够。

当然，后人也能理解这些老者何以要这样做：一是林彪在过去尤其在文革期间整人太甚，致使许多受害者对他恨之入骨；二是毛泽东主席希望并要求他们这样做，希望并要求他们能够彻底划清与此人的界线，并能够将这条界线从现实里划到历史中，以表明他们不仅现在反对此人，而且过去一直记恨此人。

这种揭老底的做法，可以说是老人家搞党内斗争的一种模式，一种效用显着而品位不高的模式，整彭德怀如此，整刘少奇如此，整林彪仍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感到自己将要成为下一个被打倒者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人要抛他的历史材料，以将他说成是一个有严重历史问即有“自首分子”嫌疑的人。为此，他在最后一次接受开刀治疗时，迟迟不进手术室，长时间地待在卫生间里，又一次细细审读他写给中央用以证明自己历史清白的申辩材料，以防那种整人老戏在自己身上重演。〔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页352-354；周恩来，《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枓》，第25册，页468-480。〕这种“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评价方式，使得中共学界关于林彪问题研究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多是列数罪状而较少剖析成因。

例如，对于林彪集团试图谋杀毛泽东主席这件事，几乎所有为中共官方认可的相关文献都以谴责为主，或抨击他们大逆不道，或嘲讽他们自不量力。可是，对于他们为什么要铤而走险这一问题，那些文献多是语焉不详，常用诸如“抢班夺权”之类的话打发了事。

林彪并不属那种轻举妄动之辈，而是一个酷爱用脑的人，在执政党高层中可排入城府较深者之列。他之所以授意或同意部下去策划谋杀党主席之事，一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也一定能通过这种思考为自己这样做找出许多理由来。

至于他究竟怎么思考，究竟找出哪些理由，我们不可能知道得很详尽。不过，他在思考中所面临的基本事实，我们能大体知道；并且，他在分析这些基本事实时所遵循的常规思路，我们也能大体推论出来。

他所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毛泽东已把他自己与林彪集团的冲突定性为“路线斗争”，即有党以来“第十次路线斗争”。

这一定性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林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他不难考虑清楚的问题。他只须作一个最简单的归纳推理，就能大致推出这一问题的答案来。

经验个案一：毛执政后所搞的第一次路线斗争，亦即有党以来第七次路线斗争，是斗争“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斗争的结果是：高岗一次自杀未遂，二次自杀身亡；饶漱石在艇布开瞧籍后，随即因“发现”有“包庇反革命”问题而于1955年4月1日被逮捕审查，在被拘押十年后于1965年9月23日获假释，1967年被重新收监。林彪谋事时他仍被囚于狱中，后于1975年病死。

经验个案二：毛执政后所搞的第二次路线斗争，亦即有党以来第八次路线斗争，是斗争“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结果是：彭德怀1959年被打倒，1966年被造反派公开批斗，不久被正式收监审查，前后被审讯两百余次，常常被审上大半夜乃至十几个小时，多次被审得精神恍惚。林彪谋事时他仍在狱中度日如年，已不可能活着走出来了，除非毛死在他的前面。

经验个案三：毛执政后所搞的第三次路线斗争，亦即有党以来第九次路线斗争，是斗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结果是：刘少奇1966年被解除实权，1967年被隔离审查，1968年被中共中央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罪名而受到唾弃，1969年11月12日病死开封囚禁地。

这些经验个案都是林亲眼所见的，有些还是他亲身参与制造的。

据此，林不难得出结论：

自毛执政以来，所有被认为是错误路线头子的人均被置于死地，绝无例外。如今，林自己已被毛认作是建国以后第四次错误路线或有党以来第十次错误路线的头子，其本人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已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实际上，这一集团成员已把这一前景以非常清晰的方式描述出来了。《“571工程”纪要》明确指出：“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这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

诚然，毛在南巡中也说过一些要保林的话，后者也多半能获知前者说过这些话，但是，林不会很看重毛这些话，他不会不记起这样一些事：

其一，1959年8月1日，毛再庐山中央常委会上说，还让彭德怀“干”国防部长，可到了8月16日，他主持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彭德怀“调离”国防工作岗位。也正是在通过此决议后而于第二天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被任命为新国防部长。〔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55，355-358。〕

其二，1966年9月14日，毛在刘少奇检查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1966年10月25日，他又在中央工作会上说：错误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转年1月13日，他深夜召见刘少奇，没有批评，很客气，送其出门时还叮嘱道：“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卷，页7-15。〕后来事实表明，此次召见意义，仅仅在于老人家要向他的这位老同事作最后道别。

另外，林还多半能获知，毛在南巡中除了讲要保他林彪时话外，还讲了与此相反的的话：“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接着，他历数了自陈独秀以来所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说他们都未能改正错误。他还对后来向李作鹏通风报信的刘丰说：“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枓》，第26册，页554-557；《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93，104。〕林彪等人不仅清楚地知道毛最终要对他们做出什么事来，即要把他们打成机会主义路线分子：而且清楚地知道毛眼下要对他们做出什么事来，即要剥夺他们正执掌着的军权。

在南巡过程中，毛多次说到他在建国后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将军队事情交由别人管：先是让聂荣臻管；继是让彭德怀管，因为人家在朝鲜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行吗；后是让林彪管，但由于他身体不好而多是让贺龙、罗瑞卿管；再后是杨成武管；再后是黄永胜管，黄既是总参谋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他和军委办事组里的那几个人都参与了庐山那件事，到现在还不好好交代，“一字不提林彪”。

于是老人家作出决定：现在我要管军队事情了，我不相军队会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简言之，他要从黄永胜那里收回军权了。〔《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93-94，102，121，155-156，159。〕

前文曾谈到，林彪虽名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但实际掌握的权力仅限于军权；并且虽名为国防部长，但通常不直接行使军权，而由黄永胜等人代为行使军权。

因此，毛要夺黄的军权，就是要夺林的军权；而一旦失去军权，林彪及其同党就将在中共高层权力角逐中因一无所凭而任人践踏。

这个集团以往在爬升过程中，曾踩了许许多多人，并踩得很重，以致积怨很深。因此，当他们一旦失去权力依托时，就会遭遇人人喊打的局面，甚至遭遇那些曾被他们践踏过的人的践踏。

林彪等人还不仅知道老人家要夺他们的军权，而且知道老人家将在什么时间夺他们的军权。这个时间就是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举行期间。

这个会议已预定在毛由南方返回北京后立即召开。

毛此次南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召开这个会议而去做打招呼工作的。他一路上不断向沿途各省市负责人（大多是中央委员）表示，他已十分恼火林彪和黄永胜那些人了，已不能容忍他们再像以往那样执掌大权了。他想通过“游说”而使这些地方大员对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有思想准备，不至于对会上将发生的某些事感到太突然，不致于再像九届二中全会前期那样胡里胡涂跟在陈伯达后面乱跑。

林彪集团在获悉毛南巡讲话内容后，立刻就明白了老人家的意图，即他想在此会上收网了，想对他们这些人作组织处理了。林立果向同党宣布：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指四届人大），人大会议前要开三中全会，全会一开，林彪就不占优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页129，141。〕

于是，林彪集团面临两种抉择：

其一，消极地等待一系列事情发生：被剥夺军权，被公开批判，被抓起来一些人接受审讯。鉴于毛的专政机关在审讯政敌方面的高效性，可以肯定，这一集团曾密谋杀害毛的活动将很快被逼供出来。仅此一项就能定许多人死罪。

其二，积极地做出一些事来：与其坐以待毙，不若孤注一掷，抢先一步干掉那位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老人家，或许还能杀出一条生路来。不过，这要冒很大风险，稍有不慎，就会一败涂地。

林彪作了后一选择，作得相当果断。

他在9月6日这一天内，接连从两个不同渠道（广州顾同舟电话于新野和武汉刘丰面告李作鹏）获悉毛南巡讲话内容，仅隔一天，便于9月8日向林立果、周宇驰下达手令。林、周随即由北戴河飞赴北京，向同党宣布：林彪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页129。〕

应该说，林彪是一个把毛泽东看透的人，并且是一个有着军人脾性的人，一个情急便拔刀相向的人。可是，此次拔刀的结果，是断送了自己以及妻儿的性命，并留下了“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骂名。

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林彪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并因此而成了一个凡党人皆痛骂的贼寇式人物。这就使得他曾经作出的许多重人举动，特别是他最后作出的破釜沉舟举动，得不到较客观的评价。

值此文末，笔者再就他这最后举动说几句话：若从法统上说，当属犯上作乱，有些类似古时臣子“弒君”之举。

毛的地位是经党章国法确定的，毛已成为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人格化代表。不要说谋杀他，就是反对他，也属不可饶恕的叛逆性行为。

若从情理上说，则属迫不得已，即出于自保、出于对毛泽东的恐惧。只是军人的恐惧常常以铤而走险的方式表现出来，困兽犹斗。

若从道义上说，在这谋杀者与这被谋杀者之间分不出绝对的优劣。

这个谋杀者确有图谋不轨的问题，这个被谋杀者也有滥杀无辜、滥施苛政的问题。党让林彪坐上接班人的位子是它的一大失误，而让毛泽东坐在党老大的位子坐了那么久也是它的一大失误，或说是它的更大失误乃至最大失误。因此，人们可以较公允地说：毛公曾合法地整死许多不应该整死的人，林某则不合法地谋杀一个早该下台的人。

【83】

在这场林彪与毛泽东的角逐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前者无疑输得很惨，后者也没有因此而赢了什么。若就此角逐的最后几天看，毛是一个胜利者、一个颇有些走运的胜利者；单就此角逐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看，毛也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做了诸如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类蠢事的失败者。正是毛自己，先是积极地提拔林，使之坐大而拥有日后反叛的力量，后又急切地威逼林，陷之窘迫而萌发即刻反叛的念头。

在林彪事件中，毛泽东所遭遇的不是一般的失败，而是损失惨重且影响深远的失败。这一失败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状况，加速了他的生命衰老过程。这一失败也大量损耗了他的政治资源，降低了人们对他个人崇拜的热度、以及对文化大革命支持的热度，从而迫使他不得不调整自己在这场运动中的攻守态势。

老人家在经历林彪事件后大病一场，虽未一病不起，但已每况愈下，像“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这类曾专门用来描摹伟大领袖风采的亮词，已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有关他的报道中。

据知情者回忆，老人家次病重期间曾一度拒绝治疗。他肺部遭致严重感染，并引起心脏衰竭和全身浮肿。在经初步治疗未见好转情况下，此公突然宣布：“所有药都停了，谁要是再谈药的事，就给我滚。”他就这样硬挺了十天，直至生命垂危才接受治疗。〔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译本，页519-539：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页244-248。李为毛的专任保健医生，张为周的专任保健医生。两人都从各自角度记述了这件事。不过，前者记为1972年1月下旬前后发生的事，后者记为1971年11月中旬前后发生的事。〕

老人家这样做，或多或少可以看做一种自弃行为，其间透出些许心灰意懒的情绪，甚至是沮丧厌世的情绪，尽管持续时间不太长。

毛泽东在从林彪事件中挣扎起来后，主要忙两件事：一是试图恢复国家正常生活秩序，二是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声誉。

这两件事从政治进退上看均属守势运作，前者是依着大家的想法来行事，后者则捂着自己的伤疤不让揭。

毛后来将这种守势运作一直保持到其逝世时。尽管他在此期间也有过一些攻势举动，如“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但他的这些举动毕竟是以攻为守，即主要是为了惩罚那些已经碰了他的伤口的人，并以此警戒其它还没有碰但准备碰他的伤口的人。无庸置疑，遭遇林彪事件是毛在政治进退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攻势如潮；在此之后，他就抱残守缺了。

毛所要做的这两件事，虽都为守势运作，但在性质上完全不兼容：要想有效恢复国家生活秩序，就必须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要想坚持文化大革命方向，就无法改善国家政治经济形势。

这种对立性质，不仅存在于毛所要做的这些事之间，而且存在于他为此而所要用的那些人之间。他在恢复国家秩序方面，主要靠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集团；在维护文化大革命路线方面，主要靠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集团。前一集团中的人大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大都直接挨过后一集团的整治。后一集团中的人全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曾当面冲撞过前一集团中的许多人，甚至羞辱过他们。

两大集团互有怨恨，势同水火。

因此，让前一集团来恢复国家生活秩序，他们无论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都会想方设法地纠正后一集团的许多偏激做法；而让后一集团来看护文化大革命成果，他们自然会把防守的重点放在那些“老家伙”的身上。

毛泽东在做上述事和用上述人时所遭遇的困境，从根本上说缘于他自身的问题，缘于他一人而兼有两个相互对立身分的问题：—方面，他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故有责任维护这个国家的基本秩序；一方面，他又是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而这场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地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秩序。

毛泽东只要继续想做这个国家的执政者，就不可能完全放任国家生活的无序化，不可能完全消除政治上的稳健派，而常常会在国家形势乱到一定程度时急忙从幕后走出来，强调纪律，强调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重要性，常常会在执政党高层中有意识地保留一些趋于保守的人，保留一些能够在乱时替他看守政府或在治时替他恢复秩序的人。

然而，毛泽东只要继续坚持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就不可能彻底扭转这场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不可能彻底剔除那些到处煽风点火的人，而一定会在国家秩序迅速恢复过程中不时发出话来，要人们警惕右倾翻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定会在自己身边有意识地保留一些十分激进的人，保留一些因文化大革命而崛起故视这场革命为身家性命的人。

毛这后一用人倾向突出表现在他对江青的态度上。

据许多曾在毛身边工作过的人记述，老人家晚年相当厌恶他的这位末任妻子，以致不愿看到她。他曾三番五次地当着许多政治局委员面痛斥此妇人，说她“有野心”，“志大才疏”，“积怨甚多”，甚至提出要将她“撵出政治局”；但实际上从未将此妇人逐出中央高层，而一直将她留用（有时重用）到自己逝世时，并眼睁睁地看着她十分招摇地在政治局内充当中央文革集团首领。他也曾言辞激烈地警告江青及其同伙不要搞小帮派，但总是雷声大雨声小，始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取缔这个小帮派。

毛泽东之所以对江青采取这种压而不弃的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人为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并因此而被许多人看作是这场革命的一面旗帜。

文革前期，她先是积极参与打倒刘少奇的活动，既在高层会议上指着刘的鼻子严词责问，又在大专院校里鼓动红卫兵去揪“中国的赫鲁晓夫”；后又积极参与反对林彪的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最先向毛泽东揭发陈伯达等人的问题，故被毛认作是立有大功的人。

文革后期，她又为难周恩来、顶撞邓小平。在防备以这两人为代表的老干部集团有可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方面，就数她警惕性高且攻击性强，挑鼻子挑眼，胡搅蛮缠，搅得政治局开不好会议不成事，搅得众大员做起事来畏首畏尾，生怕又被她抓着什么辫子。

对于身为人夫的毛泽东来说，江青缺乏起码的做人教养，自是一件很令他烦恼的事情。可是，对于身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来说，江青敢吵敢闹、敢泼骂中央高层、敢与党内元勋争长论短，未尝不是一个可以被他大加利用的优点，即可以被他颇为有效地用于制衡党中显要，尤其用于制衡那种温文尔雅的党中显要，以肆无忌惮欺彬彬有礼，遂使后者陷于一种类似“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样的窘境。

事实上，他对周恩来就采取了这种以刁蛮克儒雅的制约方式，即把那位连他作为丈夫都不愿多见几面的难缠女人置于这位谦谦君子的近旁，任其隔三差五地向此公吵吵嚷嚷，有时还耍泼放赖；长此以往，既会有损他那端庄方正的形象，也会磨砺他那忍辱负重的耐性。诚然，周有时也会出现被磨砺得失去耐性的情况，虽未直接向江本人发作，但迁怒于自己手下人，向他们发一通莫名之火。〔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页249-256，257-261。〕不管怎么说，江青事实上已成了周恩来以及其它许多中央大员的克星，成了他们一想到她就头疼的人物，并因此而成了毛泽东的一块不可多得且难以舍弃的有用之材。

毛一人而兼有上述两种互不兼容的政治身分，却又无意放弃这两种身分中的任何一种，结果只能使其工作重心不断发生摇摆：一会儿落在试图恢复国家生活秩序的努力上，一会儿又落在设法维护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努力上。与此相应，其用人倾向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会儿倚重老干部集团而打压中央文革集团，一会儿又倚重中央文革集团而打压老干部集团。

这种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的摇摆，在从林彪事件爆发到毛泽东逝世这段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两个周期：其一，先是倚重由周恩来领衔的老干部集团，来收拾林彪逃亡后留下的烂摊子；继又藉重中央文革集团，来批判周的“右倾回潮”。

其二，复又倚重由邓小平领衔的老干部集团，来“整顿”各行各业，以求“安定团结”，并“将国民经济搞上去”；再又藉重中央文革集团，来反击邓的“右倾翻案风”。

老人家如此施政，恰似小顽童搭积木，搭搭拆拆，复又搭搭拆拆。

他总是忙个不停，并总是劳而无功。1976年9月，他终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可是，他所执政的这个国家的秩序仍是混乱不堪，他所发动的这场革命的前景更是凶多吉少。

【84】

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平息了林彪事件之后，就在后者的允准下抓起恢复国家秩序的工作。所抓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其中较突出者有两项：一是恢复生产秩序，二是落实干部政策。前者涉及全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后者涉及一大批下台老干部能否重新工作问题，都是他这个当总理的必须要为之操心的事。

1971年12月16日至1972年2月12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要求进一步批判林彪一伙人破坏经济建设的罪行，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会议提出重在整顿企业管理秩序的任务，要求各级企迅速恢复和健全一系列规章制度，如岗位责任制、质量检验制、经济核算制，等等。

1973年1月7日至3月30日，国务院又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继续批判林彪一伙人，批判他们破坏国家经济政策、反对抓生产、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会议提出重在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任务，决定大力加强农业，大幅度增加对农业投入；决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非生产性开支，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以及货币发行量。

1972年至1973年间，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数次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提出报告，要求进口国外成套设备，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均获批准。总共计划进口成套设备26套，所需资金43亿美元。

就单项说，最大者为武钢1米7轧机。就总量说，最多者为化学工业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厂。

进口这些成套设备有两方面意义，一是能够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尤其能够改善农产品短缺状况，如通过扩大化肥生产来增加农业产量，通过引进化纤工业以弥补棉花供应不足。二是利于破除闭关自守思想，进口外国先进设备本身就是承认自己在此方面落后于人，同时也表明自己愿意取人之长。

这后一方面意义，从今天角度看很一般，但就当时情况看已显得十分突出了。当时有一个医学代表团出国考察归来，准备做报告，但受到军代表警告：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结果他们不敢做这个可能会惹来麻烦的报告。同时还有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出国考察归来，不仅不敢做报告，而且不敢写报告，不敢谈人家的长处，更不敢谈自己的短处。周恩来对此批评道：这种“老大”的风气、这种“随便给人家戴高帽子”的风气不好。他明确表示，要“学外国长处”。〔周恩来，《要学外国的长处》，《周恩来选集》下卷，页474。〕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社论根据周恩来指示起草，并经他本人审阅定稿。社论意图很清楚，就是向全国表明中央有意让许多受冲击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为此，社论强调“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肯定那些“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不过，社论也坚守一些在当时不得逾越的界线，如坚持“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坚持认为这些老干部在文革前或文革中确实犯了错误，因而正告他们只有在“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的前提下，才能重新被使用。这实际上是对他们采取保留态度，只恢复工作，不恢复名誉，至少不完全恢复名誉。

显然，观种涉及许多权力人物进退的大事情，不可能由周恩来做主，而必须经毛泽东点头。事实上，也正是后者最先发出这一信号的。

早在1971年11月，他就对一些人说，不要再讲叶剑英他们搞“二月逆流”这件事了。翌年1月，他又出人意料地亲临陈毅追悼会，并当着许多人面评说亡者，称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

另外，毛还直接过问一些重要人物如邓小平的复出事宜。1972年8月3日，邓小平从流放地江西上书他的这位老首长，先是愤怒地谴责林彪的罪行，继之深刻地检讨自身的错误，并郑重地作出“永不翻案”的保证，最后表示自己身体还好，还能为党工作，希望主席能够予以考虑。〔邓小平这封信，不久便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材料广发全国，但到了邓执政后因信中多有自辱之词而被禁止刊行，以致许多大陆出版物一触及此事就作讳莫如深状。〕8月14日，毛读到此信，并写下批语，对此人作了一个总体性评价：“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按：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信的批语（1972.8.14）》，《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707-708。〕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同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同年12月，经毛泽东提议，邓又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另外，在教育和科学等领域，周恩来也作了许多旨在恢复秩序的努力。毛泽东曾于1968年7月21日发表指示，责成理工科大学“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为刊发《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所作的“编者按”。〕这一办学方针由于过分强调从实践中来，从而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如基础科学理论的教学与硏究不受重视，高校学生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等。

1972年7月，周恩来在与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谈话中指出“要把综合性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周恩来，《对周培源来信的批语暨注释》，《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枓》，第26册，页706-707；周培源，《“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人民日报》，1977年1月13日。〕同年9月，他又给中国科学院的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再次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硏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周恩来，《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1972.9.11）》，《周恩来选集》，下卷，页473。〕同年10月，他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博士时表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周恩来，《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1972.10.14）》，《周恩来选集》下卷，页473-474。〕随着恢复国家秩序工作逐步深入下去，周恩来开始谈起反“左”问题来了，开始由表入里地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症结来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快要走到他所能走到的极限处了。

1972年8、9月间，周责成《人民日报》社&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11月，他又在中联部和外交部关于外事工作要批判“极左思潮”报告上批语：“拟同意”。

不久，周的批“左”努力获得毛的否定性回应。

就《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写信表示赞成周总理批“极左”一事，老人家于12月17日表明自已态度。他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51。〕毛这一批右不批左精神迅速被传达全党全国。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一回应，就在于周恩来批“极左”批到了他的痛处：

其一，在中共政治术语里，所谓“左”或所谓“右”，指某种错误倾向，常发展成为错误路线；而路线错误非同一般错误，常常导致全局溃败。周恩来此次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做法都当作“极左”东西来批判，已是在有意无意地暗示着：这场由老人家搞起来的政治运动可能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其二，在中共政治运作中，像决定是批“左”还是批“右”这种涉及基本施政方向的大事，就只能由党主席来拍板，而不能由其它人来自作主张。周此次在未经毛允准情况下由自己来提出批“左”任务，当属越权行为，至少有着越权行事的嫌疑。

另外，周此次责成批左的《人民日报》，属于中央文革集团直接控制的单位，他在这一年里过问颇多的教育部门也是中央文革集团插手较多的领域。因此，周这些举措，可以看作是他所代表的老干部集团对中央文革集团的挤压。

这种情况是毛不愿看到的，至少是他不愿继续看下去的。

因为，前一集团本来就在实力上大大超过后一集团，如今又趁着恢复国家秩序机会进一步削弱后者，故对它形成压倒性优势。后一集团以往还可藉助林彪集团与前一集团抗衡，如今已无盟友援手，已呈独木难支势。如果任此局面发展下去，那么，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强者会因其过强而能够直接威胁他们的上司，弱者会因其过弱而难以承担守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任务，因此，无论出于搞分而治之权术的需要，还是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老人家都要制止这一局势的发展。

于是，毛的施政重心开始发生转移，由十分关注国家秩序能否得以恢复转向特别在意文化大革命是否受到贬损，由积极支持老干部集团转向大力扶持处于弱势的中央文革集团。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国务院计划工作批示：一、项目多了，计划工作至今没有走上正轨；二、搞计划要以地方省、市、自治区为主；三、要把协作槁起来，一旦有事好办；四、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

〔陈明显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页176。〕这四条批示均有批评性质，尤其最后一条批示属画龙点睛之笔，即明确指出国务院方面已犯了只抓生产不问政治的路线性错误。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很快又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出来。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向王洪文和张春桥谈起郭沫若及其《十批判书》，表示赞成郭的历史分期说，即把中国奴隶制社会与中国封建制社会分界期定在春秋与战国间；但反对郭书的尊孔反法观，批评郭书不该标榜孔子人本主义而大骂秦始皇，并指出国民党、林彪都尊孔反法。

8月5日，毛泽东又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69-470。〕毛泽东作这些谈话的对象，都是中央文革集团的成员。他们迅即打出“批林批孔”旗帜，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报刊竞相登载评法批儒文章，形形色色的人物——识字多的，识字不多的，甚至不识字的——都来批判孔夫子。

这些庞庞杂杂的批判言论槪括起来不过寥寥数语。

法家主张变革，故而是进步的，儒家反对变革，故而是保守的乃至反动的；这种儒法斗争延续了两千余年，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中；当前斗争焦点，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如何对待这场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许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对此，抱支持态度的人，就是革命派；反之，就是保守派，就是“现代儒家”，就应予以批判乃至打倒。

这一运动借用历史来比附现实，借批古人来暗讽今人，说是批判孔夫子，实为影射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仍在台上但不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集团。

相对其他行业，以教育部门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声势最大。第一篇重头评法批儒文章——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就是由大学教授杨荣国署名的。

第一个大型评法批儒活动——1973年9月8日至1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战线批判孔子座谈会，则是打起了整个教育界旗号的。此后，也是数学校中人写批判文章最多、开批判会最勤。

教育界批林批孔落到实处，就是批“右倾回潮”，就是把周恩来在1972年前后为恢复学校秩序所作的许多努力，说成是搞到退，说成是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以恢复旧教育制度。

中央文革集团还为此搞出一系列“事件”来。

1973年4月，国务院发出通告，本年度高校录取学生要进行文化课考试。6月底，辽宁省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在考试中，答不出许多题，却写了一封信，一封充满怨气的信。

在此信中，他抱怨这种考试让那群“不务正业”的“大学迷”给垄断了，抱怨这种考试对于他这位“负全面责任”的生产队长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整天忙于集体生产而无暇钻进自己小屋里去复习迎考。

中央文革集团立即抓住这件事做典型，大加渲染，藉以指责此次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

1972年12月12日、28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刊发《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都加上“编者按”。小学生叫黄帅，是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她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先由其亲属授撰写，后经刊发者刻意加工编排。

“日记”记述了这位小学生在学校里的一段经历：一次次地向一位很有问题的班主任老师提意见，又一次次地遭到后者打击报复。

“来信”将她与那位班主任老师之间的冲突，上升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与“旧教育制度的『师道尊严』”之间的斗争。

“编者按”十分严肃地指出：这个小学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流毒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很顽固，因此，要继续搞教育革命，“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毛泽东此次整治周恩来是内外有别的，在公开场合，搞指桑骂槐，即通过搞“批林批孔”来影射“周公”；在高层内部，就不大讲情面了，一是毛本人直接批评周主管的工作，二是发动政治局委员当面提周的意见。

1973年7月4日，毛在向王洪文和张春桥谈批林批孔问题时，还批评了由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也修正。”同年12月，毛在一次谈话中，又批评了由周恩来主持常务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以及由叶剑英主持常务工作的中央军委：“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69-471。〕

1973年11月，毛又以周恩来工作失误为由，责成政治局开会对他进行“帮助”，要大家向他提意见，找缺点错误，作诛心之论，最后还免不了要被“帮助”者作出检讨，痛责自己一番。于是，政治局关起门来一连开了许多天会。

会上的详情，不得而知。会下的反应，倒可以从周恩来保健医生回亿中看出一些来。

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迎面相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吧？！

不仅事主遭冷遇，而且连事主的随员也遭冷遇。

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互相目光接触而觉得尴尬。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

至于周本人，成天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吃饭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使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页310-314。〕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但一直关注会议进展，最后还对会议作了总体评价：“这次会开得好，很好”；江青两个说法不对，一说这事“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说周恩来“迫不及待”。〔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71。〕

从这一评价中，可以看出毛既要整周又要用周的态度，同时也可以看出会议中的批判调子已高到什么样的程度。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献词》，号召继续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并提出警告：“大事不讨论，埋头干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这几乎是在复述毛泽东批评外交部亦是批评周恩来的那段话。

1月18日，经毛泽东允准，中共中央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选编）作为本年1号文件批发全国。

1月25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京举行。会议主要发言者为迟群、谢静宜、江青。他（她）们拿着中共中央1号文件，大谈批林批孔运动的必要性，并数度以隐去姓名方式复述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的那些话。此次大会主持者为周恩来。

【85】

“批林批孔”的直接后果，就是全国性动乱再起。

许多学生再度以写大字报、搞大批判为主课。他们为张铁生、黄帅的“反潮流”精神所鼓舞，也起而批判“智育第一”、批判“师道尊严”，批得文化课上不了，批得老师们灰溜溜。本来已渐趋稳定的教育秩序，如今又陷入一片混乱中。

许多任务人也再度擅离工作岗位，重建造反组织，又打起派仗来。

其中一些人还走出厂门，搞跨行业跨地区串联，又像文革初期那样在社会上横冲直闯。还有一些工人已厌倦了这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不积极批林批孔，也不上班不工作。“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既成了那些“革命派”搞运动的理由，也成了这些“逍遥派”不劳动的借口。许多任务厂停工停产。

国家经济状况急剧恶化。1974年上半年，批林批孔运动进入了高潮期，工业生产水平则跌落到最低点。例如，煤炭生产比计划欠产835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6.2%；钢铁生产比计划欠产188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9.4%；化肥生产比计划欠产185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3.7%；铁路货运量比计划欠产2,100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2.5%。另外，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5亿元，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2.5亿元。

由于上半年欠账太多，致使整个1974年度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仅达到1.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为0.3%。在此之前，1973年度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为9.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为9.5%。纵观整个文化大革时期，就完成国民经济指标情况而言，除了大打派仗的1967年和1968年外，就数批林批孔的1974年差。

国家生活秩序再度趋于紊乱，不仅对老百姓不利，而且与毛本人作为国家执政者的角色义务相冲突，也使他不得安宁。于是，毛再度转移施政重心，又开始强调秩序，强调要抓经济生产，要搞安定团结；与此同时，又开始频频打压中央文革集团，并转而倚重老干部集团。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告诫参加运动者不要成立战斗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串联，不要打派仗，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5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告诫人们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95%的干部和95%的群众。通知还特别指出，在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时，要限定范围，不要搞扩大化。

7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强调恢复生产、恢复秩序，并措辞严厉地批驳“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等过激提法，责令所有擅离职守者——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其它人——都必须返回原工作岗位，否则停发工资，按旷工处理。

7月17日，毛泽东本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话了：“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他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他还由江说到江的党羽：“她算上海帮呢！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03。〕

毛这个批评很重。他指责江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可他自己这一次就给江戴了三顶大帽子：“帽子工厂”、“钢铁工厂”和“上海帮”。

不过，毛这个批评总体看来就像是一位长者训斥不争气晚辈一样，内里有恼怒，有失望，甚至有厌恶，但没有真要将她踢出去的意思。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190。〕

毛的这一指示成了四届人大的指导思想。从中可以看出，毛本人也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生出许多倦意来，也想搞安定团结了。在会议筹备期间，他对周恩来集团多有重托。当周恩来集团与江青集团发生争执时，他也是对前者多有支持而对后者多有批评。

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发生争执。江青挑起事端，并盛气凌人地逼邓小平表态。后者予以拒绝，拂袖而去。当晚，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议论此事，宣泄不满。

次日，王洪文密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告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新生事物不支持，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另有意见。他还反映，周恩来生病住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常常谈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去得较多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他还形容此时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对于王这番话，毛未作肯定性答复，反而规劝告状者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页92-100。〕

王洪文的告状内容大都属实，后来竟成了执政党检察机关起诉他的罪证材料。这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起诉以及审判他的人来说，都有些讽刺意味。

另外，王所告内容本属毛十分在意的事情，既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有朝中重臣在他离京时交往过密的问题，结果并未使他作出激烈反应。从中可以看出，老人家此时心态是急于恢复国家秩序并很不信赖中央文革集团。

江青并未就此罢休，仍设法影响毛对下届国家权力机关的人事安排。11月12日，她写信向毛推荐一批人。

毛当即批复：“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1月19日，江又写信向毛推荐自己。毛批道：“你的职务是硏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江又托人向毛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大为光火：“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10。〕中央文革集团所掌握的权力很有限，仅限于操持政治运动。他们在搞运动时可以呼风唤雨，可一到强调秩序时就没有多少发言权了，甚至其本身都成为整肃对象。他们若要改变这一窘况，就必须将自己的权限从搞运动方面扩展到其它方面，至少扩展到行政系统中去；眼下说来，就必须抓住召开人大重组政府之机，积极谋求国务院要职以及人大常委会要职。1974年江青集团对召开人大的企求与1970年林彪集团对召开人大的企求颇为相似。

然而，老人家很怀疑他们拥有从事政府方面工作的能力，并还在生着他们的气。于是有了上述情景：一方举起荐来没完没了，另一方发起火来越发越大。毛泽东责成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管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事实上是让周主持一切。因为，王无论在资望上还是在才具上都无法与周相抗衡。

毛泽东还提议让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事实上是让邓成为国中最有实权的人。因为，他这个主席向来不管日常工作，而那个总理也不管许多事务了。

周恩来1972年5月被发现患有膀胱癌，1974年6月住进医院，已无治愈可能。他手上那一大堆工作必须交给一个能够胜任的人。周推荐了邓。毛也选择了邓。

毛泽东在确立四届人大方针时，除了强调要安定团结外，还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承认这个国家还应该有经济方面夙求。

周恩来在向四届人大提出的《政府报告》中，再次重申三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任务：“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话音落下，人民大会堂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

四届人大后，邓小平代行周恩来职权，总理党政军日常工作。他所抓工作的主旨，就是试图恢复各行各业被文化大革命搞乱的秩序，名曰“全面整顿”。“整顿”的核心，是整顿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也是这个国家的各级权力机构，既整作风，即“软、懒、散”的作风；也整人，即在领导班子里搞“派性”的人。这些人多是“造反”起家，虽相互间有冲突，但大都肯定文化大革命，大都属于中央文革集团支持者。

邓小平提出，先是对这些人进行规劝，若规劝不成则坚决将他们清除出领导班子。他还提出，青年干部培养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来，不要一下子由基层提拔到高层。

与此同时，他还抓紧落实干部政策，责成有关部门尽快将那些一直被审查而又审查不出问题来的老干部解放出来，并将其中一些人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最关注的事情自然是权力问题。他抓领导班子整顿，也就是要对各级权力机构的权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削减造反派分额，加大老干部比重。

整顿经济生产。在四届人大闭幕后半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重点整顿了几个关键性行业，并取得显着成效。

1975年2月1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讨论当时国民经济最薄弱环节即铁路运输问题，并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铁道部在万里领导下，坚决执行这一决定，迅即改变全国铁路面貌，第二个月就将所有堵塞地段疏通，并创下全国日装车数历史最高纪录。

5月8日至29日和7月20日至8月4日，中央先后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和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分别讨论这两个行业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办法。会后经上下努力，很快就改善这两个行业的生产面貌。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数1975年春季到秋季这段时间经济形好。而整顿军队工作在1975年1月25日进行，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并谈了他本人对军队的看法，批评多而肯定少。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队整顿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军队整顿主要整五个方面问题：一是“肿”，人员超编，开支增大；二是“散”，派性严重，组织纪律性差；三是“骄”，盛气凌人，不尊重群众；四是“奢”，闹享受，闹待遇，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五是“惰”，革命意志衰退，不求进取，得过且过。〔邓小平，《军队要整顿》、《军队整顿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1-3，15-24。〕

调整文艺政策。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作了一个书面谈话，抱怨文艺界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批评一些人对待作家，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出神经衰弱症来；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要“逐步扩大文艺节目”。

7月25日，他亲自为电影《创业》解除禁令，并批评禁演者：“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来信的批语》，《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280；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19-520。〕稍后，他还将有关电影《海霞》争执批给政治局解决，听任邓小平等作出决定准予上映。当年，《诗刊》和《人民文学》均获复刊。

整顿还涉及科技领域和教育领域。胡耀邦主持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主要强调：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硏要走在前面；加强科硏专业队伍建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理论研究工作，鼓励学术交流和学体争鸣；承认差距，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提纲》在经邓小平认可后，报请毛泽东批复，未获允准。

教育部长周荣鑫频频发表讲话，抱怨这些年来教育革命有严重片面性：一讲教育，就全盘否定；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办学校，不提倡读书；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也不能当技术员或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

教育部属下杂志《教育革命通讯》也频频发表文章，强调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还是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毛泽东的确想搞“整顿”，不仅允准别人去搞，而且亲自过问其中一些事，如亲自过问文艺政策调整问题，甚至过问某些影片审查问题。

文艺界本属于文化大革命策源地，并一直由那个除了毛谁都敢骂的江青把持着。毛不亲自发话，其它人是不敢贸然触动这一领域的。

另外，老人家还阻止过中央文革集团打着“反经验主义”旗号来干扰整顿工作，4月23日，他在一个批示中，指责这些人不该只提反经验主义，不提反教条主义；并批评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263。〕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还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他又补充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45。〕毛泽东支持“整顿”是有前提的，即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

早在1974年底，他一方面授权周恩来组阁四届人大，另一方面授权张舂桥、姚文元负责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事宜。四届人大召开后，他仍是一方面支持邓小平抓“整顿”，另一方面支持张春桥等人抓“学习”。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毛在1974年底的一段谈话；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不同文章中的33条语录，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选编，以左证毛那段谈话。〔《毛泽东有关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编者按”发于篇首》，《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该理论大意如下：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搞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继续革命。

对于毛泽东这一用意，邓小平十分清楚。他在大力整顿国家各方面秩序的同时，不忘举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子，并作举得很高状。他提出全党工作要以毛主席三条指示为纲，第一条就是要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它两条分别是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12。〕

由他授意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也强调：“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在三项重要指示中占首要地位。”〔《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507-518。〕

尽管邓小平说，这三条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但实际上，它们是无法统一起来的，第一条是要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第二条和第三条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

邓小平若要切实有效地恢复国家秩序，就不能再搞继续革命，而应尽可能地纠正这场革命；可这样一来，就无法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只会招致提倡学习者对于恢复秩序者的不满和打压。

【86】

1975年秋，中国政坛风云突变。

毛泽东施政重心又一次发生转移，由支持邓小平搞“整顿”转为指责他搞“翻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其同事，分别于8月13日和10月13日向毛泽东写了两封揭发信，揭发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里的种种不良表现，尤其揭发两人因在中共十大上没有当成中央委员和在四届人大上没有当成国务院部长而公开抱怨中央。

迟和谢为中央文革集团在教育界代表，直接掌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刘信经邓小平转呈。

毛对此信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54。〕11月3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毛主席对刘信批示，表示中央支持迟群反对刘冰。随后，迟群倚恃中央支持，发动该校师生员工进行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名为大辩论，实为大批斗，一是批斗写信者本人，指责他们是“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撤销他们一切职务，并将他们送到校属农场监督劳动；二是追逼写信者后台，矛头直指教育部长周荣鑫和转呈此信的邓小平。

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集党政军领导机关百余名老干部开会，宣读《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有三：其一，确认刘信为诬告信；

其二，传达毛对刘信批语，并指出当前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其三，预先向与会者打招呼，通报毛与中央对此事态度，以免大家再犯错误。

稍后，中共中央又将这一讲话要点以通知形式，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委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负责人作了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309-310。〕12月14日，中共中央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转发全国大中小学党支部，供各校参照实行。

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至党内外群众，遍告全国老百姓。于是，又一场批判运动，先是在教育界，继是在其它各行业，迅速且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了。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泽东就这场运动作了一系列谈话。

从其谈话记录（由其侄儿毛远新整理）看，老人家的思绪有些不连贯了，话与话之间多有跳跃性，但谈话的要旨还是很清楚的，可槪括为两个方面：

一、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些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认为，文化大革命错误有两个：一为“打倒一切”、二为“全面内战”；但这两个错误不全是消极的：虽然打错了许多老同志，但“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二、批评邓小平以及许多老干部，指责他们错误对待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批评道：“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还分析许多老干部犯错误原因：其一，他们“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其二，“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要厉害。”〔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59-561；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页473-475。〕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成了这场运动的指导方针，即指明这场运动要坚守什么和反对什么：坚守文化大革命、坚守阶级斗争，反对翻文化大革命案、反对邓小平。这场运动也正因此而被命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命名不够简洁却能将此次运动所要反对的人和事一并凸显出来。

从毛上述谈话中，可看出他对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集团相当失望，并欲以打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又要回过头来倚重中央文革集团？又要重演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何用人那一幕？

答案似是介于肯定与否定之间。他会再次启用这一集团，启用他们去搞大批判，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重用这一集团。他对后者也已相当失望。他将这一集团不无戏谑地称之为“上海帮”或“四人帮”，言辞之中既有恼怒之情，又有鄙薄之意。

毛泽东在对邓小平集团和江青集团均感失望后，开始重用一种介乎于前两者之间的政治力晕。这第三种力量以华国锋为代表，主要人物有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汪东兴等。

这些人物与前两个集团，既有些联系也都有些区别，故而派别色彩不大鲜明。他们都有老干部背景，在文革前就担任较高职务，经营一方；在文革中也多是负责事务性工作，忙于维系被造反派屡屡破坏的社会秩序。因此，他们对老干部群体有亲身了解，与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同时他们也有一定行政工作能力，而不是像中央文革集团成员那样空喊口号、不做实事、还尽找麻烦，并因此而对后者心存戒律、羞与为伍。

他们都持拥护文化大革命态度。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受冲击的程度较轻，而获提拔的速度很快，或由地方官员一跃而为中央大员，或由部门负责人一跃而为国家领导人，都先后达到他们一生仕途的最高点。就个人情感来说，他们深受毛泽东的重用，故对毛感激涕零，并因此而对毛坚持要搞的这场革命抱着欣然认可的态度。

另外，这些人，无论在待人接物上，还是在政治权欲上，都显得比较低调。他们大都给人以“老好人”形象，性情随和，目光凝重，举止迟缓，公开露面时多是与其它政治局委员同进同出，一起登台亮相，又一起出场谢幕，而不像江青那样喜欢一个人跑到前台上指手划脚，并要求将所有灯光都打在自己身上。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城府很深，善于韬光养晦；而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比较实在，做事认真，不大会处心积虑地踩着别人往上爬，对同事和和气气，对领袖忠心耿耿，只是忠得有些愚信愚从。

这些人总体说来政治棱角不突出，待人接物不咄咄逼人，虽不能为两边的强硬派所喜欢，但能为居中的多数人所接受；更重要的是，他们既有行政工作经验又拥护文化大革命，故能为那位兼有国家执政者与文革发动者双重身分的老人家所信赖，正如他后来给华国锋写了的那句带有政治遗嘱性质的话：你办事，我放心。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毛主席提议，并经政治局通过，在周恩来逝世后，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一通知表明毛已将政务系统实权和军队系统实权一并交给了第三种政治力量。对于毛这一人事安排，另外两大政治力量都心有酸楚。上述两大职权，在邓小平集团看来，本就属于他们，此前不久还掌握在他们手里：在江青集团看来，应该交给他们，因为他们批邓最积极，反击右倾翻案风功劳最大。

不过，两者心态不完全一样：

邓集团此时正横遭批判，并且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横遭批判，故对自己被夺权解职事已有心理准备，不会太想不开，相反倒会在不幸中暗自庆幸，庆幸这些至关重要的权力没有落到自己的政治死敌“四人帮”的手中。

江集团此时正处在批判者位置上，正口诛笔伐老对手邓小平，一时间意气风发，大有主中国政局非其莫属之声势。可结果是，毛把从邓处夺下的权力，没有交给他们，而是交给批邓表现很一般的华国锋等人，故使他们深感不平，心怀妒意。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接管大权者同邓集团多有联系，对江集团多有反感乃至隐有敌意，故使他们越发不满，并心存忧虑。

2月3日，张春桥写了一篇“有感”，其怨愤之情跃然纸上：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361。〕所谓去年“一号文件”，指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即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所谓又一个“一号文件”，指上述中共中央关于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通知。

两个“一号文件”，令张春桥感到沮丧，但可以使研究者从中看出毛在此期间思想变化轨迹：从前一个文件里，可看出他试图在邓江两大集团之间搞平衡，分授不同要职，以使相互牵制；从后一个文件里，可看出他又想在邓江两大集团之外启用和强化另一种政治力量，想对中共高层权力框架作重大调整，挤压两端，提拉中部。

对于毛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执政党高层内没有也不敢有反对声，可是，中南海红墙外响起一片喧哗声。

1976年春，在中国许多城市里都爆发了群众自发性抗议活动。抗议活动主题，是悼念周恩来总理并反对江青等人。在此主题中，还隐有同情邓小平因搞整顿而获罪和抱怨老人家忠奸不分的政治倾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随即引发大规模群众性悼念活动。

最感人场景要数北京老百姓为周总理送灵一幕：数十万市民自发列队数十里长街，在隆冬寒风中默默伫立数小时，送遗体去，望骨灰归，黑花灵车驶过时，路边一片粼粼泪眼。

周生前口碑甚好。在当时老百姓心中，此公属执政党好官，清正廉洁，一心为国，不与江青那类人同道；可是好人多难，前者屡遭后者攻击，屡受后者恶气，前年“批林批孔”如此，眼下“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如此。所以，许多群众对周的悼念，既有表达对亡者哀思的一面，又有排遣对现实政治对江青等人不满的一面。

中央文革集团方面，对逝世者早有怨恨，对悼念者心存戒虑。

1月15日前，即规定悼念期内，他们指令宣传媒体尽量淡化此事，不专门组织全国性报道，不发有关群众自发举行悼念活动的消息，压缩刊登国外唁电的版面，不要因发悼念周恩来的消息，而影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报道。

1月14日，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前一天，据姚文元指令，《人民日报》在头条位置上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报道宣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磨不灭的光辉，砍不断的怀念——新华社记者对姚文元破坏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的控诉》，《人民日报》，1977年1月6日。〕1月15日后，中央文革集团一方面下令立即结束治丧活动报道，另一方面又通过他们直接控制的刊物发出一系列有损于周的报道：2月6日，内部刊物《参考资料》转载一篇海外文章，谈周恩来在1927年“4·12事件”中有叛变嫌疑。

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纪录锋新闻稿时’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4句题词全部删去。

3月25日，《文汇报》刊发一篇新闻稿《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写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等话，已近乎点名批判周恩来及邓小平了。

中央文革集团这些举动招致民间社会强烈反弹。自2月起，重庆、福州、武汉、贵阳、郑州、西安、太原、合肥、杭州、南京、北京等地先后出现群众性抗议活动，矛头直指中央文革集团。〔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篇第9章。〕4月以前，南京抗议活动最为激烈。许多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张贴标语。其中一条标语赫然写着：“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还有一些抗议者进入车站，用柏油和油漆在过往列车上涂写大标语，以将他们的愤怒传至远方。

4月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抗议活动，随后发出电话通知，将此事定性为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分裂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责成地方当局迅速平息事态，并彻底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417。〕南京风未平，北京波又起。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自3月底后愈演愈烈，至4月4日清明节达到高潮。在这一天中，先后进入广场者达到两百万人次。前来悼念者，亦悲亦怒，既抬来花圈摆满广场，也带来愤慨顷泄纪念碑前。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小字报、讽剌诗，以间接或直接抨击那几个中央文革的人。〔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集体化名），《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有搞影射的。许多诗文影射江青为“妲己”、“武则天”、“白骨精”，还影射她与张春桥、姚文元为“三人十只眼，阴谋想夺权”（江与张均戴眼镜，一人四只眼）、“清江姚桥命不长”、“青春元凶滔天罪”（取一人一字）。

也有搞指名道姓的。有一篇《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多次提到江青，说她扭转批林批孔运动大方向，妄图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总理；说她污蔑文化大革命，妄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并披露1975年7月毛泽东曾严厉批评江青。

有些诗文在痛斥江青等人同时，还旁敲侧击老人家。有诗道：“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此处皇妃那拉氏自是指江青，此处皇帝佛朗哥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江的那位夫君。

还有诗道：“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林彪集国曾指责毛泽东为当代秦皇，毛本人也多次自比秦皇，故使得这个古代君王称谓与毛有了较多的象征性联系，指责秦皇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攻击毛。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问题。会议将这一群众性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立即清理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阻止群众继续前来举行悼念活动，向全国揭露敌人阴谋，追查政治谣言，抓反革命。毛泽东随即批准政治局上述决定。

4月5日凌晨，有关部门出动两百辆汽车将广场上大部分花圈运至八宝山销毁，并组织大批民兵、警察和军队封锁纪念碑四周，把守广场进出路口，其间还逮捕数名在场群众。4月5日白天，数十万市民再度进入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四下寻找抗议目标，扭打便衣特务，冲撞警卫战士，涌上人民大会堂台阶，围攻“联合指挥部”（官方负责清理广场部门）所在地，焚烧汽车，点燃建筑物。

这些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情，是毛泽东执政以来从未遇到的事情。他以往所遭遇的挑战，多是来自党内高层人物，如彭德怀、邓子恢、刘少奇、林彪等；而此次所遭遇的挑战，直接来自下层，来自普通群众。诚然，他1957年也遭遇过党外“右派”的挑战，但那时的“右派”主要是知识分子，而此时的“群众”包括各阶层人士，除有知识分子外，还有产业工人、一般干部以及前“红卫兵”等。

以往，老人家搞定了中央，也就搞定了全国；此次，他搞定了中央，却未能搞定南京、北京，未能搞定与自己住所仅隔墙的天安门广场。虽不能说广场上那些慷槪激昂者已明确反对毛本人，但可以说他们已明确反对毛的政治羽冀、反对他的夫人以及他的夫人所领衔的中央文革集团，并明确不满毛的政治举措、不满他所发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对于执政党来说，若要解决高层冲突比较好办，只要关起门来开会就可做到；但要平息大规模群众骚乱就不那么简单了，除开会外，还须采用其它办法。5日傍晚6时25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是由少数坏人蓄意制造的政治事件，其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其目的在于扭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方向；号召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立即行动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首都；告诫在场群众迅速离开，不要受坏人蒙蔽。吴德这一讲话实为最后通牒。

9时35分，大批警察、民兵和军队开入广场，挥舞皮带棍棒暴打仍留在广场守护花圈者。遭围殴者约有两、三百人。纪念碑四周地面血迹斑斑，天安门前渐趋平静。

4月6日，毛泽东在获知天安门广场事件被平定消息后，欣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继续评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83-584。〕同时，他责成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二、鉴于天安门广场事件和邓小平最近表现，撤销邓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两项决议，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次日在《人民日报》刊载。吴德广播讲话以及《人民日报》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也随同发表。

这一人事调整，可以说是毛一生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中的最后一个。设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职，是中共建制史上从未有过的，表明老人家已将华国锋正式确认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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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结束语

在平息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毛泽东无论就其事业来说还是就其生命来说，均呈强弩之末状。

尽管各种传媒仍在猛批右倾翻案风，但民间反响不大，至少不显热烈。老百姓们大都已被持续不断且颠三倒四的政治运动搞得疲惫不堪且拿不定主意了。他们对于眼下报纸广播所宣传的那些事，既没多大兴趣也不怎么相信，持不积极参与态度。毛泽东所搞起的这场群众性运动正在失去它的“群众性”意义。

大多数老百姓对于毛要他们搞的文化大革命，尽管已有倦意，但还无反心，还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这场革命，更没有用行动来结束这场革命，进而结束毛的政治统治。他们既不满现状，又不打算改变它，也就只好“熬日子”了，只好采取老百姓天然拥有的这一能应对一切或熬掉一切的生存方式。事实上，谁也熬不过老百姓，三皇五帝如此，毛泽东也如此，何况他这时已成枯油残灯，“熬”不了多久了。〔关于毛泽东最后日子，李志绥大夫在其《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作了详述，参见该书序，第88、89、90节（中译本），页1-28，583-598。〕5月11日，毛发生第一次心肌梗死，经抢救脱离危险，但病情继续恶化。他的咽喉已麻痹，完全不能吞咽食物和液体。5月30日，毛出现暂时昏厥。6月26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经抢救脱离危险，但此次心肌梗死范围过大，已无恢复可能。他的肺部和肾脏均有严重症状。7月28日凌晨三时，毛躺在病榻上感受到唐山大地震余波。9月2日，毛发生第三次心肌梗死，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心肌梗死。自此，他的全身机能均处于迅速衰竭中。毛本人似也感到大限在即，数度询问大夫：我还有救吗？大夫一再安慰：我们都有信心治好主席的病。9月9日零时过后不久，老人家抓住大夫的手，作了最后一次询问。他曾经想要得到什么就能到什么，此时又得到他想听到的答复，却未得到他想拥有的东西。他在被告知自己还有救后，顿时露出喜悦神情，随即便离开了人世。

毛泽东生前说过一句类似格言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所谓“卑贱者”，即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所谓“高贵者”，则是那些社会地位优越者，其生存状况与前者完全相反。

〔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5.18），《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0），页217-218。〕若严格地说，毛这句话有些大而化之。因为，“卑贱者”中有聪明人也有蠢人，“高贵者”中有蠢人也有聪明人，并且前者中的蠢人比例与后者中的聪明人比例都相当高。

毛自己提供了这方面例证。他1958年说出此话，本想鼓动全国老百姓搞“大跃进”，并贬斥那些不支持这一运动的人；结果在被他鼓动起来的人中人多为头脑蒙昧者，而在被他贬斥下去的人中不乏有头脑清醒者。

就毛执政多数时间来看，那些被称为“革命群众”并有“革命行动”的人，大都头脑发热，盲信盲从；而那些被打成“右派”或被打入“牛棚”的人，倒是比较冷静，比较有主见。然而，这两类人都是毛泽东治下的“卑贱者”，前者因愚蠢而卑贱，后者因聪明而卑贱。

若不那么严格地说，毛上述话也道出一些人情事理。卑贱者至少有一长处，就是做事比较谨慎。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制，故而没有多少可以骄傲的东西，相反倒有许多必须顾忌的地方。高贵者则高高在上，常常无所顾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以致干出许多蠢事来。

另外，在“卑贱者”中，有一些不安于现状者。他们虽生于困苦，但很想改变自身这一境况，即所谓“穷则思变”。他们既积极进取，又因长期在艰难生活中磨练而较能吃苦耐劳，故常有成就。

若从思想史上看，毛这句话很难说有多少原创性。早在一千多年前，高僧惠能就说过类似话：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

（意为最下等的人有最上等的智慧，最上等的人有可能被埋没了智慧。——《坛经·行由第一》）惠能本人出身寒微。其父籍贯范阳（今北京市附近），因获罪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一带），在惠能三岁时亡故，留下孤儿寡母。

惠能自幼未读书识字，稍长靠卖柴为生，廿四岁时经人指点，投于黄梅东禅寺，欲得道成佛。

五祖弘忍先是对他且讥且疑：“你这岭南“獦獠”（意为野蛮人），怎么能够成佛；继而留他做了八个月寺中杂役，每日劈柴舂米；最后向他密传袈裟，并命他即刻南归。”惠能一上路就受到许多欲夺袈裟者苦苦追逼，后来长期隐居深山，卅九岁时复出为僧，开坛讲经，凡卅七年，终成禅门大宗师，堪称中国佛教史上最聪明的和尙。

显然，惠高僧的这句话，尤其前半句话，可说是他本人经历的一个写照。那么，毛泽东的那句话，或前半句话或后半句话或整个一句话，是否也可说是他本人经历的一个写照？

答案似为肯定。

执政前的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卑贱者”，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当他在城里求学时，不过是一个刚从乡下来的年青人，长衫布鞋湘潭话；但他比那些城里人更了解中国农村，更了解中国最大人口群体的基本生存状况。

当他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时，不过是一个刚从外省专枓学校毕业的小职员，在前来借书的人中，他认识的教授比认识他的教授要多得多；但他比那些或着西装革履或着长袍马褂的名流学者们更相信学以致用的道理，更相信大学堂之外还有一片更大的天地。当他在与党内那些或留过苏或留过法的领导人一起讨论中国革命时，只能谈出一些“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间或讲一点《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水浒》里的典故；但他比那些吃过黑面包者或喝过洋墨水者更熟知中国国情，更善于持枪纵横九州岛大地。

尤为“卑贱”的是，他本人和他所归属的革命组织，被国民政府宣布为“匪首”和“匪党”，他的脑袋也多次被明码标价予以悬赏；他和他的党人在廿八年革命中，有廿六年处于劣势，常常被强敌围着打、追着跑，有一次竟被追着跑了两万五千里。

然而，毛所在的中共组织，特别是毛执掌最高权力时的中共组织，也有自己的许多长处，至少比当时的执政党更易于获取民心，更注意谨慎行事。毛和他的同事们十分关注下层人民，能够与他们同甘共苦，能够为他们仗义直言乃至拔刀相助，故而受他们衷心拥戴。毛和他的同事们由于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屡遭挫折，故而遇事多从困难方面考虑，并能拿出相应办法。

他们不轻谈决战，不指望一口吞下对手，而注重稳扎稳打，点点滴滴地积聚自己力量，并最终转弱为强。他们一旦获得优势地位，就会向对手发起穷追猛打攻势，而不给他们留下任何喘息机会。他们在艰苦创业的廿八年中，除了处于劣势的廿六年外，余下二年，一年与对手持平，再一年便将对手打翻在地，进而将诺大个国家一举拿下。

执政后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高贵者”，其高贵的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其人被颂之为“红太阳”，其话被奉之为“最高指示”。他几无遗漏地控制着他的臣民，并随心所欲地治理着他的国家，既享有了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所曾享有过的权威，又享有了他们未曾享有过的权威。

但此公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愚蠢的人，一个干出许多荒唐事的人，其荒唐的程度也是无与伦比的。他执政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出了“大跃进”；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搞出了“文化大革命”。前者的结果，是在无大规模战争、无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数千万人。事后，毛的宣传部门硬是将此“人祸”说成“天灾”，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后者的结果，使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并富有智慧的民族陷入极度疯狂中。其间，老人家还为之欢呼不已，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诚然，毛不应为这些运动负所有责任。因为，他搞这些运动都曾得到他的许多党人和许多老百姓的支持或认可，后者也应为此负有一部分责任，即负有参与这些坏事和纵容不良领袖的责任。

但是，人们有理由认为毛应该为这些运动负主要责任或决定性责任。最初，这些运动都是他力主发动的；后当这些运动露出败象并有人指出来时，又都是他坚持要搞下去的，并严惩讲实话者；再当这些运动完全失败时，又都是他迟迟不让收场的，并不准说出真相。

毛泽东在其党中在其国中几乎不受任何制约，其个性因此而获得最充分的发展，既能为那些传统人性论提供最有力的经验证据，即一种不受约束的人性究竟会成个什么样子；也能为那些传统环境论提供最有力的经验证据，即一个专断强横的制度究竟能把统治者变坏变蠢到何种程度。

不过，老人家除了有因其“高贵”而非常愚蠢的一面外，还有非常聪明的一面。他虽不能很好地成就他的事业，却能够有效地维系他的权力，能够富有谋略地操纵中共高层、进而控制整个国家。

他不只是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有效地维系他的权力，而且在犯了严重错误并带来巨大恶果的情况下仍能够有效地维系他的权力。“大跃进”惨败后，他竟被说成是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的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他仍能躺在病榻上监控着政治局里的一举一动，并能随其心意地决定着中央大员的升降去留。他哼哼呀呀说出的那些只能由其身边服务员依其口形变化而估猜出来的话，仍被全党全国奉为最高指示。

他甚至能够将自己曾拥有过的许多权烕由身前延缓到身后。他的政治继承人宣布，毛主席执政业绩“三七开”，三分过七分功，过不及功，功大于过，毛泽东仍应享有党和人民的尊敬。尽管执政党内也有人认为，毛三分功七分过，功不抵过，但其意见不入主流。

毛泽东执掌这个党有四十一年之久，执政这个国家也有廿七年之久。这个党这个国家的高层人士都做过他的部下，其中一些人还因受过他的宠爱而做过他的亲信。他们对他本人多是以敬畏心态来仰视，对他所做事情也尽量从善意方面去理解。并且，他们也深知此人对这个党的影响有多大，深知此人的荣誉关乎着这个党的荣誉，关乎着他的许多老部下的荣誉，故而深恐否定毛泽东也会连带地否定这个党否定他们自己。

1976年毛病重时，他的党人在如何处置其夫人江青问题上，有一种“投鼠忌器”的心态，担心若搞掉江青等人就会伤害他们的主席。

毛逝世后，党人在如何评价其本人功过问题上，也有一种“投鼠忌器”的心态，担心若搞清楚毛泽东问题就会危害他们的党、危害他们一直声言要为之奋斗的事业。

然而，历史是严肃的。

已经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也是难以长期掩盖下去的。

本该否定的东西，特别是那些破坏人的基木权利的东西，那些侵夺人的生命、摧毁人的尊严的东西，也是难以长期维护下去的。

而不该否定的东西，自是否定不了的。

这个党在执政前，出过像李大钊、夏明翰、江竹筠那样的人——他们追求理想、追求民族兴盛和社会公正。

这个党在执政后，出过像彭德怀、张志新、胡耀邦那样的人——他们坚守理想，坚守自己对这个党所曾作过的承诺以及这个党对人民所曾作过的承诺。人们可以不赞成他们所追求或所坚守的那些具体目标，但不能不敬重他们在这追求或这坚守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那种执着精神。

写至此处，笔者不禁生出一问：假使这些中共先烈们能够活着看到今日中国的景况，尤其是看到今日海峡两岸当局争执的景况，他们会有何种感受呢？他们的党曾经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推翻了那边的党，而那边的党如今又以民主自由为理由来拒绝他们的党所提出的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的要求，摆出一副你若不想学好我就不理睬你的架势来。

1940年代，延安政府在与重庆政府谈判中屡屡提出，你方若实现政治民主化，我方就称臣国民政府；你方若实现军队国家化，我方就交出武装力量，……。

1990年代，台北当局在向北京当局陈述他们的和平统一方案时，就几乎是在复述他们的谈判对手于五十年前已说过的那些话，……。

可谓，数十年河东，数十年河西，双方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面对这种角色语言倒置情况，活着的中共党人若有良知，就会羞愧无颜而抬不起头；牺牲的中共党人若有所知，当回泪眼相向而遗恨身后。

不过，这种情况在那些靠着不民主不自由或安坐高位或盗窃国库的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他们很轻松地回应对方：你们要我们放弃什么，我们根本不考虑；你们骂我们如何不是，我们毫不在乎。

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执政党，尤其是这两个执政党的老党魁蒋先生和毛先生，都做过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前者搞专制统治，杀共产党人杀得太多：后者也搞专制统治，整知识分子整自家党人整得也太多。在现代中国诸多党派中，就数中共最为多难、最为悲怆，其优秀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不是让蒋先生给杀掉了，让本党人尤其让毛先生给整倒了。

对此，国共两党内部都有一些人士能够予以反省。其代表人物，那边当推蒋经国，这边当推胡耀邦。蒋胡二人在1970、1980年代先后坐上国共两党党魁席位。他们政治信仰不同，权力地位也不尽相同——前者为蒋介石直接继承人，后者为毛泽东间接继承人而仅享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然而，他们执政心态相近，都深怀愧疚感。

他们都为本党以往所作所为而感到愧对治下人民，故将自己执政事业看作是在赎罪，是在还债，还本党积欠老百姓的债。经国先生开放党禁、开放舆论，还人民以应有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耀邦同志倾其心力平反冤假错案，还好人以清白，还天下以公道；又身体力行推动改革开放，还人民以应有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大陆人民这一权利在海峡对岸人民的生活景况的参照下显得尤为突出。胡耀邦此种心迹在其同事万里那里也有所表露。〔张广友、韩钢，《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页1-9。〕然而，在胡与万的党中，还有一些人抱着另外的心态：

其一，拒绝还债，不承认以往的累累欠帐，不支持今天的改革开放。

其二，虽做了一些还债的事，如赞成改革开放，却为此而要人民感恩于他们、歌功颂德于他们，硬是让自己以债务人的身分坐着债权人的位子，甚至效法前人，作伟大领袖状。

我们民族拥有数千年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文化，因此而拥有十分发达的历史意识。我们的人民拥有很多史趣史识。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知识分子大都爱听爱说史上掌故，并在这听与这说中显示出相当强的解读能力。

我们的历史学科在我们的所有人文学科中最显突出，最有学术水平。我们的历史学家已将过去两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搞得比较清楚，也会给这近几十年被遮遮掩掩的历史还以本来面目。我们民族的历史意识，除有搞清历史事实的欲求外，还有从中获取教益的欲求。以史为鉴已成为我们史学研究中的一种强势传统，尽管其间难免有因价值欲求过强而影响研究结论客观的情况。

就今天而言，我们民族能够从刚刚过去的历史中获得哪些教益呢？这是一个需要许多学者乃至整个民族共同努力才能予以充分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允许人们从不同视角给出不同答案的问题。这里仅指出，在我们民族有可能获得的许许多多教益中，有两点最重要，最能弥补我们民族现今最为匮乏的东西：

其一，通过认真反省这段历史而复苏一个伟大民族所应有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耻辱感。这也正是鲁迅先生曾苦心孤诣地做着的事。

我们应从心底，耻于我们曾做过的那些丑陋的事，更耻于我们还在做以及还会做我们曾做过的那些丑陋的事。我们将会因此而重获我们先人曾有过的那种“知耻者勇”的襟怀，并重现我们史上曾有过的那种最感耻辱亦是最显壮怀激烈的景象。

其二，通过认真反省这段历史，重获伟大民族所应有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荣誉感。

我们将再次发现，我们民族在有过那样一段百般屈辱的历史后仍保有不屈的精神，在有过那样一段遍体鳞伤的经历后仍拥有敢于裸露疤痕的勇气。我们将再次确信，那些以不择手段方式获取成功的人终究是卑劣的，而那些以光明磊落方式作出业绩的人终究是荣耀的，尤其是那些因其刚正而遭厄运的人终将享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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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

本文将对本书写作理念作出陈述。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一个很摆平又必须摆平的问题，即幸福与德行有可能相背离的问题：

一个有福的人未必是一个有德的人，有可能一生屡作恶事；一个有德的人必是一个有福的人，有可能一生历经苦难。

一个民族若要维护其社会公正，就必须设法在这德与这福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对那些有福而无德的人予以追究，对那些有德而无福的人予以补偿。

反之，若不作这种究和这种补偿，那些有福无德的人就会无所畏惧，那些有德无福的人就会深感失望。于是，这个民族就会出现价值失衡，只重视幸福而轻视德行；这个民族的许多成员就会在价值取向上，只重视个人私欲的满足而轻视社会公益的实现：只会为了幸福而放弃德行，即不怕作恶——因不受追究；不会为了德行而放弃幸福，即不愿行善——因没有补偿。

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将因失去社会公正而失去道德约束力，将因失去道德约束力而失去社会凝聚力，将因私欲横流而溃为一盘散沙。

（若要实现着种追究和这种补偿，就应有能承受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的承载系统，就应有能裁决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的裁判系统——从略。）

难各个民族如何实现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似是没有统一途径。

有些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教途径来实现的：让那些生前有福而无德的人死后“下地狱”，让那些生前有德而无福的人死后“上天堂”。这种途径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经典性表述。

我们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着史途径来实现的：让那些生前有福而无德的人死后留下骂名，即所谓“遗臭万年”，犹如家出“三世状元”的秦桧。

让那些生前有德而无福的人死后享有盛名，即所谓“流芳百世”，犹如生前“披麻带孝”的岳飞。

这种着史途径在“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句名言里得到经典性表述。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刘少奇子）、何家栋，《“中共资深新闻工作者”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第10版。〕从这里可看出，刘怕毛也怕史，甚至怕毛不及怕史，怕史更甚于怕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从“人相食”后，刘开始与毛分道扬镳了。

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1976.4.30），自己给自己作“盖棺定论”：“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夺取全国政权，“持异议的人甚少”；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参见本书第13节）

从这谈话的时间和这谈话的内容看，毛是在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可见，毛也是很在乎历史褒贬的，尽管他常爱摆出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架势：“和尙打伞”——无发（法）无天。

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话中自是含有这样一层意思：我刘少奇的是非功过不是由某人（比如老毛）说了算，而要由历史由后人来评定。彭德怀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申述材料，既是向中央申诉，也是向历史申诉——因为他已对那个奉老毛为神明的中央颇感失望了。他在生命垂危中，听到侄女悄声说他的那包材料被保存下来时，先是一愣，接着欣然地笑了。

显然，他笑在历史将还他以公道。事实也是如此：在现世中，毛把彭押上了批斗台；在历史中，彭则把毛钉上了耻辱柱；并且，这种反差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愈显强烈，一方愈显冤屈，一方愈显卑劣。

从彭与毛的冲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人物是要过历史关的，他们的较量是要从现世中延续到历史中的，是要在历史中决胜负的。可是，现代中国仍有一些权势人物似乎不明白这一点，自己还在台上时就迫不及待地自吹自擂，或是纵容属下为自己评功摆好。稍有史识者观其“行状”，不禁想吆喝一声：你急什么？

从彭与刘的寄望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学家是负有双重责任的，除了负有澄清史实的学术责任外，还负有辨明是非的道义责任。或者说，中国史学具有双重职能：

一是记录历史事实；二是维系人伦价值，故多有道德评价。

前一职能无疑是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一切史学都必须具有的智能，也是最基本的职能，后一职能则为中国史学所特别强调的职能。

与前一职能相比，后一职能有较多主观性。不过，这种主观性是相对的。比如上述道德评价，就当时来看，可说是一些人的主观判断；但就后世来看，则成了一种确已存在的历史现象，一种不可更改的客观现象，有些类似于波普尔（Karl R. Popper）所说的“世界三”（world3）。或者说，中国史学“双肩挑”：左边肩膀挑着史实；右边肩膀挑着公正，故多有人物褒贬。这右边房膀挑着的东西，有些类似其它民族多由宗教挑着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民族的历史所具有的与其它民族的宗教所具有的功能，在内涵上是相互交叉的：有不重合的部分，即一是记史一是敬神；有相重合的部分，即维系人伦价值。

一个有着道德感的人，自是一个有着内心敬畏感的人。反之，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一个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信仰者，自是一个缺乏道德感的人。至于人们内心具体敬畏什么则因人而异，既有人敬畏宗教性东西，如许多西方人敬畏上帝，也有人敬畏非宗教性东西，如许多中国人敬畏历史。前者的敬畏感由宗教意识维系，后者的敬畏感由历史意识维系。

从这也可以看出，前者的宗教意识与后者的历史意识，虽对象不同，但功能相近。

有一些中国学者（多为中青年学者）在比较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时，既发出叹息，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又发出呼吁：中国人应亲近宗教，应陶冶出宗教感来。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些偏颇，只看到中国人缺乏诚挚的宗教感，未看到中国人富有醇厚的历史感，即能在某些方面替代宗教感的历史感；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臣大差异，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着一些共性，即都有着内心敬畏感。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并已延续数千年了，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心底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只是这种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在今天变得有些淡薄了。（我们民族通过着史来维系社会公正这一途径，在不同社会层面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主流社会有正史，在民间社会有家谱、墓志、说唱……，——从略。）

根据上述看法，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其它许多看法，至少还可引伸出下面一些看法。

其一，传统中国史学兼容并蓄事实判断系统和价值判断系统——传统中国最为丰富的事实判断系统和传统中国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系统，因而拥有我们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

正因如此，我们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大可能拥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毁损历史亦是毁损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毁史者即祸国者，即国贼。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书指控那些毁损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人做出只有汪伪政权的人才会做出的事（参见本书第41节）。同理，那些肆意毁损和封杀“大跃进”史的人，那些肆意毁损和封杀“文革”史的人……也都属于这一类的人。

就学术方面来说，传统中国史学拥有传统中国最有水平的学术成果和最见功底的学术大师，或者说，传统中国最好的学术成果和最好的学术大师多与史学研究有关。

传统中国史学由于既拥有学术龙头地位又具有兼容并包性质，从而导致这样一种现象：传统中国的学术极致处与价值极致处是重迭在一起的，与此相应，国学大师的文章与道德是并称于当世的。

比如“章疯子”太炎先生，不仅做出顶级学问，而且坚守终极价值，即坚守我们民族价值系统中的那些最原则的东西，即那些属于“绝对命令”的东西，故而既是睿智之士，又是耿介之士乃至激愤之士。

反观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文学科之所以不出大师这一现象，就学者方面来说，既有学养不足的原因，也有人格猥琐的原因，即在为学做人上，似是太实际、太圆滑了，似是太会顺应各种政治形势、人会迎合各种权势人物了。

其二，当代中国社会风尙发生畸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人有意无意地忘却历史。

一些权势人物有意识地掩饰历史，不准谈“大跃进”，不准谈“文革”，不准谈“六四”，不准谈……以致某长官被人们戏称为“某八十”，即此人说了80个不准谈。过去许多当皇帝的人都不干涉史官事务，如今一些搞宣传的人却敢歪曲历史、封杀历史。他们嘴巴上整天说着要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总是在那里毁损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最精华的部分——尊重历史。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脸皮也太厚了。

许多普通民众无意识地遗忘历史，患了严重的“历史健忘症”和“被虐待狂症”，对于那些曾无情作践过他们的人和事，或抱着漠然的态度，或抱着感恩的心情。

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意识相对淡薄的民族中，历史感的匮乏直接导致道德感的丧失：许多人只考虑当下的利益，不考虑当下的行为对过去和将来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对过去和将来有什么义务关系；只知现在，不知过去和将来、不知历史和责任。

这种道德感的丧失最突出地表现为信用感的丧失：许多人为了抓住眼前的利益，既能够不履行自己在过去所作的承诺，也能够不实践自己对将来所作的承诺。

信用是在坚守承诺中实现的，坚守承诺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因此，信用是以历史为载体的，是有历史品格的。这就不难理解，传统中国商人之所以很讲信用，就在于他们深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故而多有历史感；同样不难理解，当代中国商界之所以缺乏信用，就在于此间几无文化几无历史。

信贷业不乏有“借钱不还钱”现象，或在应该还钱时不还钱，或在当初借钱时就没打算还钱。一些有着权势背景的企业和个人正是靠着“借钱不还”而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商场上也不乏有“一锤子买卖”和“假冒伪劣品”。前者只要“现在”而不管“过去”和“将来”，后者则连“现在”都具有虚拟性。

与经济领域有许多“借钱不还钱”现象相似，政治领域也有许多“讲话不算话”现象。在共和国宪法中，我们看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在执政者实践中，我们则看到了“阳谋”，看到了对所谓“反革命言论罪”和所谓“反革命组织罪”的严惩，看到了对所谓“颠覆XX罪”和所谓“加入XX罪”的严惩。

我们民族的发展正面临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形势，并正受到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制约。在与发达国家即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打交道时，我们常常遭遇对方充满狐疑的目光，以致一度在美国民意测验中被美国公众指认为最有敌意的国家。可是，这个美国恰恰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市场和中国海外人才的最大聚集地。

在发展现代新经济时，我们也遭遇信用不足问题。

现代新经济有两大杠杆，一是风险投资，一是知识创新，都是以高度信用为前提的。很难想象：在一个借钱不还现象屡有发生的国度里，有许多人敢作风险投资、敢作这种风险再加风险的投资；在一个盗版现象泛滥的国度里，还会有许多人愿作知识创新、愿作这种二年努力一日被盗的创新。中国已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

其三，笔者对黄仁宇先生关于中国史书“最大的通病，是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怎样读历史》）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

一是在描述层面上，与黄先生无多分歧，认为中国史书确有一些内容“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二是在评价层面上，与黄先生有些分歧，认为中国史书拥有这些内容未必是弊病，更谈不上是“最大的通病”；三是在解释层面上，就黄先生在大陆出版的几本着作来看，认为黄先生未能充分说明中国史书为什么会有这些内容，或中国史官为什么都要这样著述历史。

黄先生认为，作历史硏究应“极欲知道”历史现象“何以如是”（《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可是，黄先生在向我们指出中国史书的“最大的通病”时，未能让我们知道这一现象“何以如是”。历史本身是有不同层面的，既有技术层面，也有价值层面以及其它层面。与此相应，历史著述也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既可以从技术角度切入，如黄先生所强调的那种“大历史观”；也可以从价值角度以及其它角度切入，如《资治通鉴》中的“臣（司马）光曰”所作出的那些评述。

在此，我们不否定黄先生的大历史观，但否定黄先生对传统史观的否定。我们可以把历史设想为一个有着X轴、Y轴、Z轴的三维空间。将由X轴与Y轴所形成的面，设定为技术的面，即黄先生所强调的那种技术的面；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不断延伸的曲线，左端为“不可用数目字管理”，右端为“可以用数目字管理”，总体趋势趋于向上。将由Y轴与Z轴所形成的面，设定为价值的面，即中国史书所坚守的那种价值的面（或道德评价的面）；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不断震颤的线段，一会儿左端（有德）低落（无福）而右端（无德）高起（有福），一会儿左端（有德）高起（有福）而右端（无德）低落（无福），总体趋势趋于持平。

此外，我们还可以作其他连接，还可以看到其它层面。黄先生主张史书不应“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对于一般史学来说，属于适宜要求，因为学科分工要求历史学研究方式与伦理学研究方式应有所区别；但对于中国史学来说，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因为这好比是强求一个养母扔下她已照看多年的养子。

两千年来，中国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道德尤其是中国政治道德的监护人，或者说，中国道德尤其是中国政治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史学的被监护人。一旦脱离这个监护人，这个被监护人就可能由养子变成居无定所且行无定规的浪子，如现代中国那些无法无天的政治权势人物们。传统中国史书比较注重采写政治方面史料，既对之作如实记述，又对之作善恶褒贬，从而对那些政治权势人物至少形成两方面压力：一是成就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二是道德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品行卑劣的人，既使自己留下恶名，又使子孙蒙受耻辱。

事实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感较淡薄的民族里，能够让那些权势人物特别是那些权倾天下的至尊君主感到害怕的东西，也只有史书了。这一点可以从李世民与褚遂良关于史官应对天子“备记善恶”那段著名对话中看出。

在中国历史上，除少数起于乱世的草莽英雄外，大多数中国政治权势人物都曾熟读过史书，至少都曾在弱冠之前熟读过史书，都曾把读史作为自己的一门必修功课，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感到史书的分量。

对于他们来说，史书既是从事政务的教科书，故受其教化；又是人物操行的鉴定书，故受其震慑。

比较而言，中国史书对权势人物的制约力要大于对普通百姓的制约力，君主比人民更怕史，贵族比庶民更怕史。这不仅因为前者比后者受过更多的史书教育，而且因为前者中的许多人本身是要上史书的，是要受到历史严厉考核的，其生前拥有权势的打小与其死后受到严厉考核的程度成正比。现代中国一些权势人物，总想着要高升，要进中央委员会，要进政治局……不知是否想过，自己在成为国中权贵的同时，也上了历史考评的名单，即要接受后人非常严厉乃至苛刻的剖析和评断，并将因此而使自己的明亮面与龌龊面都展现在包括自己的子孙在内的世人面前，有可能像个君子，有可能像个小丑。

人和人不一样。有人不在乎这一点，只要活得好，哪管身后事，故而使用起权力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也有人很在乎这一点，很在乎自己身后是否被“掘墓鞭尸”，故而使用起权力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可以说，中国史上凡是有品味有教养的政治家，都很在乎自己身后事，如胡耀邦言：“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近闻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坦言：自己若能被后人称为“清官”就很满意了。）

传统中国史书正是以道德褒贬的笔法，用黄先生话说即“以道德的立场解说历史”的笔法，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将中国政治道德尤其是中国高层政治道德，维持在一个大致说得过去的水平之上，至少维持在毛泽东这一朝的水平之上。史书能在相当长时间里，使中国权势人物尤其是能上史书的中国权势人物，在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的同时受到较大的道德压力，至少在死后受到清算。史书拥有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这种作用常常是通过一个时间差——褒贬对象的生前与身后的时间差——来实现的。笔者注意到，黄先生在他的几本着作中都谈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或“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中国史书“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已讲解了两千年，无疑成了一种长期历史现象。按黄先生上述观点，似乎也应有了一种“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何况我们民族向来是很讲求实用的，既然能长时间做一件事，就一定认识到做这件事是有许多好处的。一个很实用的民族，不大可能长时间地并很努力地做着一件很无用的事情。

黄先生是学术前辈，学养丰厚。我读过他的书，受益颇多，本想就上述问题请教他，后知他已仙逝，不禁怅然。

本书书名中的“春秋”一词正是取其传统意义：一是记述历史，二是褒贬人物。这正是本书所信守的一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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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成书过程

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年。我觉得应写点东西，谈点我该谈的话，不过，当时只打算写一短文，只要能谈出我对此人的基本态度就可以了。

这年夏天，我写出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民主观”的文章，内有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前一部分题为《轻诺延安寡信北京》，当年即被北大学生拿去登在他们自办刊物《边缘》上，近年又被不相识者粘贴到互联网上。

就在我写作上述文章前后时间里，中国大陆兴起一股“毛泽东热”，并愈演愈烈，至年底达到高潮，处处可闻歌颂“伟大领袖”声，以致“红太阳颂”成了流行曲。

如此为毛大唱赞歌，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民族患有严重的“历史健忘症”——竟忘了自己刚刚经历的苦难以及谁是酿造这一苦难的主使者，或者说患有严重的“被虐待狂症”——竟以感恩的心态和愉悦的心情来怀念那位做贱过无数国人的施虐者。

我觉得还应写点东西，谈点更到位的话。

1993年底至1994年春，我写出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政权暴力背景”的文章，后将其中一部分独立为文，冠以篇名《暴力与政权——毛泽东与亚里斯多德合论》，托请友人辗转寄往纽约《知识分子》杂志。

承蒙总编梁恒先生厚爱，我这篇稿子能以五万余字篇幅一次性登在该刊1995年冬季号上。

写出这篇文章后，按原计划，我应立即转向其它方面硏究，或转向语言哲学与现代汉语分析硏究，或转向当代中国民风问题研究；但实际上，我已深陷毛泽东问题而不能自拔了，我已深感这一问题对我有着很大的挑战性，或说有着很大的诱惑性。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20世纪最为重要的人物，无疑是给中国这段历史划出最深痕迹的人物，不仅曾左右过他生前的中国，而且仍影响着他身后的中国。与此相应，对于他以及他所做的事，中国大陆40岁以上的人，数以亿计的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发言权，都能或多或少地说上话。因此，将这样一个人写进书中予以发表，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也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其意义大小与困难多少成正比。

于是，我怀着冲动并硬着头皮继续硏究毛泽东问题，历时几年，经过几个阶段：

自1993年底至1995年夏，写出本书第1、2、3篇，历时一年半；自1995年夏至1996年初，应同事所请为一《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撰写《总论》，历时半年多；自1996年初至1998年夏，写出本书第4、5、6篇，历时一年半；自1998年夏至1999年夏，通改全书两遍，删去许多万字，历时一年整。

这本书，最初由只想写一篇短文写起，结果欲罢不能，愈写愈多，并且欲速不达，愈写愈慢，不期然而写成今天这个摸样。

书成鸣谢

回首此书写作过程，心中除有这不期然而然之感外，还深怀感激之情，深深感那些给我以鼓励和帮助的人。

几年来，我虽是只身行走，但不感到十分孤单，因为一路上常遇扑面的乡音——这是友人给我的鼓励；几年来，我虽是长途跋涉，但不感到十分困乏，因为一路上常有歇息的驿站——这是友人给我的帮助。

感谢这乡音，感谢这驿站。

感谢李锐先生对本书的厚爱。

李先生早在1995年就披阅过本书前两篇稿子了，此后又陆陆续续（用他的话说“零零碎碎”》收阅余下稿子，其间还数次约见笔者予以指教，最后，尽管对本书一些提法有保留，但仍慨然应允为本书作序。

笔者十分珍视李锐先生所做出的这—切。

在研究毛泽东问题上，李先生无疑是一位前辈学者，并且是一位身分特殊的前辈学者。他做过毛的党人，亲身参与过毛的事业；做过毛的秘书，就近观察过毛的言行；还做过毛的囚徒，刻骨铭心地感受过毛的苟政。他对毛的硏究也正因此而可以说，是直接以他的人生经历为脚注的。

记得在1999年1月《方法》杂志座谈会上，听李先生谈起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要他切记的一个信条：做人不要趋炎附势！

显然，李先生后来做到了这一点。他在青年时曾为反对国民党专制而站在共产党一边，在中年时曾为反对大跃进蛮干而站在彭德怀一边，在老年时又曾为反对当局调动大军扑城而站在和平请愿学生一边。

他在这些紧要关头，都不趋炎附势，都站在民意方面，并且都站在弱势方面。他的人生轨迹，也正因此而多有亮点且多有曲折。

似乎可以说，在李先生那辈人中，政治人格健康者大都程度不一地蒙受过政治运动磨难；换言之，未受过政治运动磨难者大都或多或少地患有着政治人格障碍症。似乎他们只能在这政治运动磨难与这政治人格障碍之间作出选择。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

感谢余英时先生对本书的厚爱。

1980年代，笔者通过读《士与中国文化》而知余先生学贯中西，既理出西方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发展线索，也谈出中国的“士”的源流演变。书中考释“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两种质素：一是知识技能，能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如教育、科学、新闻等；二是社会良心，能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如自由、公正、理性等。这种知识分子，在西方产生于近代，以启蒙学派为发端；在中国产生于先秦，为孔墨诸子所彰显，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

1990年代，笔者又通过读余先生几篇文章而知余先生正是自己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或“士”：不仅精研学术，而且关注现实，“有勇气在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对于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直抒己见，致使自己一些论着在一些地方被列入禁书。

事实上，《士与中国文化》这一学术论着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知识分子”一词对于大陆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词，也是一个被搅得说有多乱就有多乱的词。

毛在世时，“知识分子”被说成是“附着在皮上的毛”，大都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需要改造思想。于是，“知识分子”成了这个国家的“贱民”或“老九”，其中大多数人都程度不一地挨过整，轻者受辱，重者送命或九死一生。

毛去世后，“知识分子”又被说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其“知识技能”方面受到肯定，其“社会良心”方面则是常常遭到冷遇。有关方面对于知识分子以独立立场评说国家大事的举动，大多是抱着斥责有加的态度，至少是抱着疑神疑鬼的态度，斥之为“精神污染”，疑之为“自由化”。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应与“工人阶级”一样，都属于给这个“国家”打工的人，只应该给这个“国家”打工做事，而不能对这个“国家”评头论足。于是，“知识分子”又成为一个角色特征不明的社会群体了，“士”似乎不“以天下为己任”了。

在这一背景下，余先生将《士与中国文化》直接出版于中国大陆，显然是要给此间已被搅得混乱不堪的“知识分子”槪念正本清源，并藉以表明自己在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上的价值取向。

可能有人会说，毛泽东等也强调知识分子应具备两种质素：一曰“红”，二曰“专”。诚然，这“专”类似于上述“知识技能”，但这“红”不同于上述“社会良心”。这“红”是有阶级性和党派性的，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上述“社会良心”则是超越特定经济阶级和特定政治集团的，是要为社会公共利益仗义执言的。

就余先生本人来说，虽严厉斥责毛独裁，却十分推崇马克思，将马克思与伏尔泰并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再就马克思本人来说，虽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却为无产阶级大声疾呼，成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感谢苗力田先生对本书的指教。

苗先生为古希腊研究权威陈康先生的学术传人，属于目前大陆已不多见的那类道德文章皆佳的老辈学者。他坚守书斋，曾主持翻译《亚里斯多德全集》，并关怀社会，曾为北京“那一日”守夜，默读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他对后学坦诚以待，慷慨予教，曾就本书写作提出过很有价值的学术意见。

我在思考毛泽东及其党人兴衰史时，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在他们夺权成功与他们执政失败之间似有一种反相关关系，即夺权越成功则执政越容易失败。

我向苗先生谈了这一看法。苗先生当即告诉我在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中就有近似思想，并建议我将此书认真读一读。他后来还送给了我一本他收藏多年的英文版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审阅了我根据他建议而写出的那些章节，并根据希腊文版校改了文中所引用的亚里斯多德有关论述。

感谢吴稼祥先生对本书的关心。

在现时中国大陆，以非官方立场研究毛泽东问题不是什么显学、什么显事，很少有人愿做这种很难上媒体的学问、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家都很忙、很实际。因此，我这些年来与外界少有联系，与许多老友已久未通音讯了。不过，我与稼祥倒是常有来往，常就许多问题交换看法。在写作此书过程中，我几乎每写一篇都要先请他过目，倾听其意见，每每有收益；另外，还常常蹭他的饭局，喝他的老酒，在他的房间里翻找“历史上的花生米”。

除了常与论诸多书中的问题外，稼祥还帮我做了许多书外的事情，例如，书成之前曾一度为我提供写作场所，以帮我克服居室拥挤的困难；书成之后又设法为我联系出版事宜，以使之能尽快问世。

感谢李慎之、王若水、田崇勤、何家栋、邵燕祥、包遵信、朱维民、谢幼田等先生曾就此书给笔者以指正和鼓励。

感谢何频先生和张芸女士为出版本书做了许许多多工作。

特别要感谢许许多多在此不宜提名的前辈与好友向笔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

本书无疑参考了和引证了许多先行著述。笔者已在前文注明对这些著述的借鉴，再于此处表示对这些著述的作者的谢意。在这些著述（包括毛泽东著述）中，有的为笔者赞成，故能从正面充实笔者的思想，有的不为笔者赞成，但能从反面激发笔者的思想。

在此，还感谢我的一位已故多年的老师——安事农先生。

安先生1920年代东渡日本，在有三千名中国留学生参加的统考中考进前一百名，获官费生资格，入东京帝国大学修农科，学成回国，先后担任苏北农校校长和南京几所大学教授；1950年代应聘为安徽省农业生物研究室主任，后替友人章伯钧说话，称批章者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结果被打成“右派”，一度被下放农村当农民，后又被调至林场当技工，月薪40元。

笔者1970年下放到安先生所在林场（安徽省新马桥五七干校林业队）当林工，很快就成了先生家的常客，成了先生家那几年唯一的常客。当时，我很想跟先生读点书，先生也很愿意教我点东西，先是教我农林方面知识，后又教我文史方面知识。如今，先生教的前一类知识我已记忆模糊了，先生教的后一类知识我还记得起一些来，例如：安先生在领读项羽本纪和刘邦本纪后讲了一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凡起于乱世的帝王都有些不择手段，都能够玩出许多下三滥的东西，如言而无信、过河拆桥；在他们身上，有豪气，也有痞气、流氓气。

安先生在谈到李林甫这个人时讲了一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杜绝言路（不让人说真话）的朝代，不是官场腐败就是政治黑暗；凡是杜绝言路的人，不是昏君暴君就是奸臣佞臣；几无例外。

安先生在谈到魏忠贤这个人时讲了一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大规模且有组织地整治知识分子的事，大都是宦官集团干的事，如后汉、后唐、后明的党争。换作今天话说，这种宦官集团就是那种有强烈窥阴癖倾向的特务集团，寡廉鲜耻，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故而在整人方面颇有手段、颇有效能。也正因为如此，这种特务集团很为那些品位不高的统治者所喜用。这些统治者大都是极端实用主义者，为了达到一定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许多卑劣手段。

……

坦率地说，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类话，只是感到话很特别，感到话中有话。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越发能理解这些话了，越发能领悟先生在说上述话时的那种凝重神情了。学生今天写出的这书中无疑有先生昨天播撒的种子。

最后，谨向我的父母表示我的愧疚之意和感激之情。在知道儿子写这本书后，老人家们就一直放心不下了。他们是过来人，见过风风雨雨，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事。他们不希望我做此事，但又不强阻我做此事，只是默默地站在我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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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版权信息

书名／毛泽东执政春秋

作者／单少杰

出版／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年12月29日

页码／640页

ISBN／9570823216

定价／380

类别／政史

制作信息

制作声明／尊重知识，尊重版权。请勿商业使用！

排版制作／龙之蚩蚩

排版样式／老牛样式 5.6 (2013-01-01)

制作版本／1.0

制作时间／2013年4月22日

更新时间／2013-04-22T20:58:03

制作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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