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长袁贵仁：绝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高校(等10篇)
教育部长袁贵仁：绝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高校
中共教育部长禁西方教材 教授们满头雾水
北大法学院教授沈岿三问袁贵仁
格瓦：一个大学教授请教教育部长的五个问题
公民建议全国人大罢免袁贵仁教育部长
胡少江：中国大学的再意识形态化
高校意识形态战现杀气 社科院专家吁拔钉子
郭学明：关于西方的价值观
致教育部袁贵仁部长：中国打算重新闭关锁国了吗？
教育部长袁贵仁：绝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高校（略）
北大法学院教授沈岿三问袁贵仁
（呼吁袁部长正面回答，否则请让懂法懂教育的人来管教育吧）
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2015-01-31
北大教授沈岿三问袁贵仁部长：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大力倡导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之际，您在1月29日的讲话却令人大惑不解。
第一，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众所周知，近两个世纪前游荡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跨洋过海”来到中国后，才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教育，也是源于西方，影响中国的。西学东渐的例子数不胜数，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划出“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分界线？
第二，如何区分“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和“反思党曾经走过的弯路、揭露黑暗现实”？没有任何政党，敢于宣布自己是从不会也永远不会犯错，也没有任何社会，无论是姓“社”还是姓“资”，敢于宣称自己是没有任何黑暗面的社会。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给出“攻击”与“反思”、“抹黑”与“揭露黑暗”的区别标准？
第三，如何让您领导的教育部贯彻执行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如果您本人对以上两个问题已有明显易懂的答案，还请您适时发表另外一次讲话；如果您本人尚无明确答案，还请您以后谨言慎行，因为您所领导的教育部，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宪法第19条），关系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宪法第20条），关系到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宪法第47条），归根结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您如果轻言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稍有不慎，就会存在触犯宪法、法律的可能性。
格瓦：一个大学教授请教教育部长的五个问题
格瓦 发布于《凯迪社区》2015-1-30
今天早上起来，就读到袁部长的重要讲话，“三条底线，四个绝不”掷地有声。加上前一阶段辽宁和宁波同志南北呼应对全体大学教师的要求，我觉得需要在寒假期间认真学习，加强领会，千万不要一开学就捅了篓子，到时候不光是砸了自己的饭碗，还连累了我们学院和学校的领导。但是毛主席它老人家说的好，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我一旦想认真学习起来，就有了好多问题。不知道向谁去问，只能在这里公开求援，时不待我，盼袁部长尽早回复。
第一：法律和道德是平行的两条线吗？根据过去我受的教育，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说，守住了道德标准，最起码是不能干违法的事情。就好比二楼永远是需要一楼在下面垫底，不能要求人上了二楼的同时不能上一楼。所以，既然要求我们大家伙守住道德底线，是不是就不必再讲法律底线了？因为这是重复要求。
第二：道德底线在哪里？法律的底线我是知道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摆在那里，各种法律条文也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图书馆里都找得到。最重要的，一旦这个底线出现了模糊和理解问题，我知道由谁来解释：那就是全国人大。我也知道一旦触碰了这个底线，谁会上门来纠错：警察叔叔和法官大人。
但是道德在哪里？由谁颁布道德标准？由谁来解释？由谁来惩罚触碰道德底线的人？我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由红卫兵和造反派来执行道德解释权和惩罚权，现在呢？
第三：我是德国波恩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我念书的波恩大学南向五十公里是卡尔马克思的故乡，北向五十公里是恩格斯的故乡。那里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现阶段在中国传播的很多思想都来自于西方，包括被毛主席本土化了的共产主义。所以，用“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这样的口气说话，是不是要我们从此开始只能教授四书五经了？您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东方价值观念远远落后于西方价值观念，我非常担心我会不会就此失业。
第四：各种违反宪法法律和诽谤党的领导的言论，当然不能在课堂上讲，但是能不能再课下讲？我觉得不可以讲！诽谤领导的话不能讲，诽谤群众的话能不能讲？我觉得也不可以讲！既然无论课上课下，无论领导群众，违法诽谤的事情都不可以说，都不可以做，为啥袁部长只强调了课上不可以讲诽谤领导的底线呢？这样的讲话出自教育部长之口，非常容易给大学老师一种错觉，就是领导诽谤不得群众尽可诽谤，上课违法不得下课任由违法。那样的话，岂非天下大乱？
而且，“绝不”的讲法之后，应该有一个“一旦……就会……”的惩罚机制。违法乱纪由纪委和法院管着呢，教育部是准备把对教师的惩罚权从纪委和法院接手过来呢？还是准备设立教育警察来监管教师的言论，为纪委和法院行使惩罚权提供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机制，我觉得这样的绝不很可能被人嗤之以鼻，形同虚设。
第五：绝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我同样非常赞成。但是问题是什么是牢骚的定义？如何判定一个言论是批评还是建议还是牢骚还是泄愤？又是由谁来判定这个言论？大家都知道，文革时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是由一小撮后来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认定的，结果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还未能在群众中肃清文革余孽。现在您又提出不能发牢骚，这个牢骚的界定恐怕比当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还难，您说您打算什么时候公布这个细则，好让我们遵守执行？下学期我们学校3月2号就开学。请您抓紧点！
公民建议全国人大罢免袁贵仁教育部长
红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两天前参加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红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并对当下红国高校教育发表高见。
他显然底气很足，有的放矢，一二三四，说得头头是道。
在“玩味”袁部长的高论前，我们不妨先听听百年前中华民国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是如何谈论中国高校教育的？
蔡元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
蔡元培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同时代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这么说的：“欲养成健全之个人，则独立不移之精神，筋血充实之体格，思考精确之头脑，皆为至要。三者不具，虽有爱国道德等训练，终亦归诸无用而已矣。”
清华校长梅贻琦同样如此说：“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放眼海外，美国教育部前副部长苏珊：“学生必须要具有文化意识、了解各国不同的文化，了解国际事务和全球的动态。对21世纪来讲，道德意识和公民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英国教育大臣麦克尔•戈夫阁：“学校要鼓励学术自由，让学者们自己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我们本应以史为鉴，也可向他国取经。
但在2015年1月29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发表的言论却是：我们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
若蔡元培和梅贻琦泉下有知，难道不会为此感到痛心疾首？他们明明在大道上指了方向，铺了石砖，后人却偏偏再次踏上歧路。
当别人家的教育部长强调学校要鼓励学术自由，我们的教育部长却要求教授对课堂言论进行自我审查。
从百年前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到今日袁贵仁的“决不允许”，我们离正常的教育究竟有多远？是不是越来越远？
斯文扫地为哪般？原来朝中有贵人。
袁部长，难道你没有看到，每年几十万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正是对你和朝中贵人的失败教育的判决书。
贵仁啊，你有什么权利阻止我们的孩子接受外界的信息？你凭什么认为你们指定的思想就一定是最优秀的？你凭什么让我们的子女必须接受你们指定的书本？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们的孩子是白痴吗？我们家长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吗？我们掏钱上学是让你们这帮狗屎洗脑吗？这些质疑针针见血，贵仁就是想将我们的孩子兽化成驯服的牛马，将他们的孩子打造成驯服牛羊的贵人。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西方去接受人的教育，而强迫我们的孩子接受非人的教育。
公民建议全国人大罢免袁贵仁教育部长职务
（已有150人签名）
教师强奸学生他不发言，官员强奸学生他不发言，孩子上不起学他不发言，应试教育毒害学生他不发言，教学楼垮塌他不发言，学校分等级他不发言，学生刚要接触先进的理念，他出来发言了，说要杜绝西方价值观进入课堂，明目张胆地拒绝西方文明，把马克思主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巡回法院制度、廉政监督机制……这些来源于西方的哲学、文学、法学、体制，欲拒之门外，这哪像教育部长的言论！
袁贵仁先生对西方价值观在中国引进、运用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常识性事实于不顾（包括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市场化并与国际接轨，中国现代文化物化中西方价值观的到处体现），说高校不能将西方价值观的教材引入学校，这合情理吗？袁贵仁部长一方面享受西方文明价值的成果，另一方面又不让西方文明价值传播，而且治理国家的教育事业乏善可陈，许多丑恶及虚假东西在教育系统中长期存在，致使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送子女出国留学。袁贵仁作为一国教育部长，已经失去我们公民的信任。
宪法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因此，公民可以运用建议权，呼吁人大罢免某位不称职不像话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宗旨。袁贵仁缺乏作为一国教育部长的应有的逻辑概念、人文素养、博大胸怀及管理能力。公民建议全国人大罢免袁贵仁的教育部部长职务行为合法合理合情。
同意上述建议的继续联署签名，编辑姓名，地域，职业，发短信到15306822789。
沉默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因为好人每一次的退让，都是在降低恶人做恶的成本；每一次的沉默，都是在扩大谎言的范畴；每一次的冷漠，都是在增加行恶的机会；每一次的默许，都是在助长暴力的发生；每一次的回避，都是在创造苦难的轮回；每一次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都是在纵容更大的伤害。
恶有多大，沉默就有多可怕。这一切像美国一个纪念屠杀犹太人的纪念碑上写的那样：“当初他们（纳粹）杀某党党员时，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党员；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讨袁檄：袁贵仁者，红国教育部长也。民以高位试其力，其无一策以兴教，近年来，幼童被屠、贫子失学、幼女被侵、教师欠薪，种种教育乱象，既是党国之恶政，亦是袁氏之无能！近日，其又放出“高论”，曰西学原版不可入校园。此言一出，震惊四座，臭熏八方，今日之世界，凡举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化科技，无不交流日频，沟通益增！科技由之而创新；社会由之而进步；经济由之而繁荣；国家由之而强盛！此猿妄图以马教红论之迷信，阻思想于国门之外，残学术于校园之内，以今时全球化之背景，竟重扯党八股之破旗，由此看来，此猿岂止无能，简直无德！此等无德无能之辈，岂可久居朝堂窃居高位，天下仁人志士绝不答应！吾辈当戮力扫红，齐心倒猿！袁氏丑獠，速速虚位认错，以谢万民；引咎辞职，以谢天下！殷鉴不远，就在夏后之世；左孽罪重，尤显改开之年，莫谓言之不预！布衣尉二O一五年元月
中国大学的再意识形态化
胡少江 发表于2015年02月03日
昨天，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召集座谈会，贯彻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教育行政部门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的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袁贵仁的讲话，是中国当局开始推动”大学教育的再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动员。
中国的大学曾经完全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喉舌，丧失了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正当功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执政党意识形态破产之后，校园曾经一度出现思想解放的盎然春意。但是，中国的执政党一直为丧失在大学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地位耿耿于怀，一直对深受师生欢迎的西方思想抱有敌意。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再意识形态化已经成为一种”教育新常态”。
中国大学的再意识形态化具有三个提点。第一是体现领袖意志。中央媒体在这次会议的报道中，编造出所谓大学师生们”对党的领导衷心拥护，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分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这种对习近平进行的吹捧旨在为大学教育体现领袖意志进行合法性铺垫。
沿袭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做法，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将采取具体措施来传播中国政治领导人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这也就是所谓的”三进”指令：”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这表明，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将不遗余力地利用公共资源来、利用大学的讲台强制推行习近平所提倡的意识形态。
我相信，要做到让习近平的讲话”进教材”和”进课堂”是不难办到的，只需要教育部门和大学当局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强制推行。至于能否做到让那些根本没有思想价值和缺乏逻辑力量的意识形态真正做到”进头脑”，这则需要另当别论。中外历史证明，对青少年人强制性地灌输政治领导人的言论根本不会达到灌输者的目的，只会进一步增加被灌输者的反感。
中国大学再意识形态化的第二个特征是通过行政命令来进一步强化对大学教学内容的管制，它具体体现在”四不”的指令上：”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四不”的目的是防范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在大学课堂的传播，杜绝任何使中国领导人所推崇的意识形态相形见绌的思想和言论。这一点与历史上帝王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学”的做法颇为相似。真理越辩越明，只有在与不同观点的激烈辩论中，一种思想才能真正体现它的生命力。那种害怕辩论，需要用行政手段来”保驾护航”的意识形态或理论，常常浅薄荒谬，不堪一击。
中国大学再意识形态化的第三个特征是恢复和加强中国校园的思想警察制度。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如果必须采用行政手段来推行，如果必须靠铲除其他竞争意识形态来维持存在，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必然具有反人性的本质特性。如此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不会受欢迎，无法长期的存在，更遑论发展。在这种政府和领袖为一方，人民与人性为另一方的搏斗中，思想警察必然出场。
大学的思想警察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大学的宣传思想工作人员，他们有党团干部和专职学生辅导员；二是各类政治课的教员，他们有着教师的身份，却干着思想警察的工作。这些人只有对领导人的政治服从，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学问。袁贵仁在讲话中明确表明了对此类人员的支持和加强。可以预见，这类思想警察将会在中国大学的校园里成为教师和学生思想的监督者。（自由亚洲电台）
高校意识形态战现杀气 社科院专家吁拔钉子
随着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1月29日在教育部会议上宣称“绝不能让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这场有关高校意识形态的舆论激战便愈发不可收拾。针对以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人为代表的舆论批评，有社科院专家2月3日在求是网刊出杀气腾腾的文章，称应严惩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知大V，“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坚决打击一切在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的言行”。
这篇题为《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的文章，署名为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文章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本是职责所在的讲话在互联网上遭到攻击，个别高校教师和社会上的公知大V甚至联合起来围攻。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这些参与围攻者近年来屡次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并且没有得到应有惩处，才使得其越来越肆无忌惮。因此，要真正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才能真正惩恶扬善，迎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崭新春天。
文章指责“某大学法学院教授一篇三问袁贵仁的博文故意通过混淆‘西方价值观念’这个本来有明确而又具体含义的概念等手段来故意曲解、歪解甚至攻击，并很快在微博、微信上广为流传。而个别新浪实名认证微博的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法学、政治学教授也进一步煽风点火，制造了思想混乱。”
虽然并未直接点名，但此前，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沈岿向袁贵仁提出三问。一是，西学东渐的例子数不胜数，“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划出“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分界线？”二是，没有任何政党敢于宣布自己是从不会也永远不会犯错，也没有任何社会，无论是姓社还是姓资，敢于宣称自己是没有任何黑暗面的社会。“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给出‘攻击’与‘反思’、‘抹黑’与‘揭露黑暗’的区别标准？”三是，“如何让您领导的教育部贯彻执行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
朱继东在文章中称，社会上的一些公知大V也纷纷加入围攻的行列，并指责这次围攻表面上看是针对袁贵仁的言论，实际上则是对中央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示威和反击，是某些人对中央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不满的又一次借机发力。
谈及如何改变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屡屡遭到围攻的局面，朱继东在文章中称，最重要的就是要对于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的言行要进行严厉惩处，并且要敢于出重拳、拔钉子。正是有关部门某些人的不作为等原因，导致这些参与围攻者越来越嚣张。因此，有关部门一定要严厉查处这些人或势力，抓几个反面典型予以严惩。同时，要站在坚决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的高度，严厉打击其代理人、代言人。
而朱继东的文章一出，立刻又引发的舆论的又一轮喧嚣。其中，曾被中共机关报在高校宣传工作问题上点名批评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2月3日在个人微博上发文回击，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这场舆论激战还远没有停歇。贺卫方称：“吓唬谁？社科院学者就这等水平？严厉惩处、拔钉子、坚决打击…你以为你是谁？教育部长不能批评？批评就是围攻？乖乖，好吓人呢！你知道宪法说人民是国家主人么？你懂得宪法35条规定言论自由权利么？宪法还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批评的权利。别说部长，再高的官也要接受公民监督！”（多维网）
郭学明：关于西方的价值观
郭学明 2015-1-31
1教育部长不允许学校传播西方价值观。当他下达这样的指示时，正穿着西服，系着领带，脚穿西式皮鞋，对着西式“麦克风”讲话。
2教育部这样的机构存在，小学中学大学的存在，现代教育体制和制度的存在，就是西方关于教育的价值观的实现。
难道教育部长准备取缔现代教育制度，取消教育部，取消小学中学大学，恢复私塾和科举制度吗？让孩子们背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赴京赶考，中举做官，骑马上轿？
3科学的价值观来自西方，曾经被东方精英视为“奇技淫巧”。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绝大多数是西方科学价值观的结果。
难道教育部长准备取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教育，只准传播占卜炼丹之术？难道要取缔西医学院，只准教授经络学说号脉之技？
4男女平等是西方价值观。东方的价值观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宫六院。
教育部长可是要恢复一夫多妻制？可是要恢复缠足？可是要恢复贞女牌坊烈女碑？可是要恢复殉葬制度？
5“人人生而平等”是西方最蛊惑人心的价值观。教育部长准备取缔它吗？那就复辟君臣制度，恢复三拜九叩，讲三纲，尤其要以领导为纲，下级要给上级请安，奴才要给主子磕头，一上班，女员工们给老板打万福，东方礼仪，尊卑分明，多有秩序呀。
6政党政治是地地道道的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产物。人类最早的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就是英国人捣鼓出来的。保守党、自由党、社会党、共和党、共产党，都是西方人的创造；党管军队、政治委员，党管媒体，政治宣传，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支部党委、中央委员，政治局，总书记，都不是东方的玩意，都是西方的舶来品。
教育部长是不是想禁止在学校传播任何党派的政治主张？如果是，还真不错。
7现代司法制度也是西方价值观的实现。教育部长是不是要关闭政法大学？进一步取消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还有律师。发挥东方的传统制度优势，衙门审案，大刑伺候，谁敢不招？破案率一定能达到百分之二百。
8现代经济制度，特别是市场经济，也是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教育部长不准传播西方价值观，各个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应当取缔。
我们准备回到男耕女织的时代吗？
9“人人平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治社会”等，都是源于西方的价值观，教育部长是不是要禁止传播这些已经写入了中国宪法的、中国人民正致力于早日实现的价值观？
10其实，西方价值观有好的，也有坏的；有善良的，也有邪恶的；有乌托邦的，也有能够实现的；有给人类带来幸福的，也有给人类带来灾难甚至浩劫的。有洛克和亚当•斯密，也有马克思和列宁；有凯恩斯，有哈耶克，也有拉斯基；有自由主义，也有社会主义，还有法西斯主义；有民主，也有专制，还有极权主义；有保障人权的，也有集中营大清洗柏林墙的；有契约文化，也有斗争哲学；有科学，有愚昧，也有野蛮；有西方尝到了甜头依然坚持的，也有尝到了苦头彻底抛弃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西方价值观，而在于要西方的哪一套价值观，好的还是恶的价值观，是少数人喜欢的还是普世大众喜欢的价值观
。
11以人为本，主权在民、自由、宪政、民主、人权、平等、法治、科学，这些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必须坚持并一定要实现，是必须传播而且要大力传播的价值观。
而专制那一套，无论是东方自产的还是西方舶来的，都是邪恶的害人的价值观，都应当被彻底抛弃。
致教育部袁贵仁部长：中国打算重新闭关锁国了吗？
早晨习惯性浏览正能量网站，欣喜地看到一条关于您的新闻豁然登上头条“袁贵仁：决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
听说您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因此一直以您以荣，小生也是哲学系出身，人类哲学的文明之光既照耀着您的脑门子，也照耀着小生的愣头皮，从苏格拉底到孔子，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康德的道德批判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起这些来，想必您与小生俱是心有戚戚乐在其中乎哉已矣，当然，以您的尊贵身份，小生唯有仰视的份儿，隔着巨大的身份落差向您学习、模仿并致敬！
您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课堂上学过西方哲学史吗？
我学过，而且学得挺具体，包括全部西方哲学家的原著选读和精读，老师要求我们读阿奎那的神学思想，因为那是唯物辩证法的起源，要求我们阅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因为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要求我们阅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因为那是现代公民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理论，要求我们阅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因为那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宪政思想读本，要求我们阅读罗尔斯的《正义论》，因为人人都需要公平与正义。这些书，您都没读过吗？如果您没读过，也没学过，那我对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敬仰真是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于是乎我也准备忘了它们，忏悔并自责，我想托释永信大师的关系找到周伯通前辈，练习他发明的左右互搏拳，据说他因此忘掉了九阳真经，听说您认识大师，经常和他讨论中国价值观的问题，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吗？我这样的人还有救吗，袁部长？
传播、讲授和批判的区别是什么呢？
老师在课堂上拿出一本书，把它的内容讲解给学生，这算传播呢，还是算讲授呢，或者干脆算批判呢？如果我们不学习西方价值观，我们怎么去批判它们的恶毒思想呢？是否北师大的哲学系老师上课时都是满嘴大字报腔调，一脸马克思主义老太太的严肃，说到带有西方价值观的哲学家思想时全部嗤之以鼻呢？比如讲到卢梭“人民把一部分权力让渡给政府”的观点时这样说：“这是纯粹放屁，人民有什么权利？政府凭什么接受？权利干吗要由人民让渡？政府难道不就是权力本身吗？说到天赋人权的西方价值观这样讲：“这是纯粹放屁，老百姓生来就是政府的人，政府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必须干什么，说他们有天生的权力就是鼓惑人心，他们唯一的权力就是无条件服从政府的权利！。是这样吗？要不您给大家现演一下如何？我估计全国大学课堂的讲师现在都懵了，不知道自己讲的课到底算传播呢还是算讲授呢？我想打算向您老学习几个招式，万一以后狠下心来不要个逼脸了，写出一篇不辜负这个时代的暖男文一举成名，去了大学课堂讲课前也要有个心理准备。
马克思主义哲学算不算西方价值观呢？
众所周知马老师出生在普鲁士，上学在柏林，老师是德国人，满脑门子黑格尔哲学，看书在英国，写作在欧洲，他爸他妈都是犹太人，信犹太教，他一辈子都没来过东方，到过中国。他这种情况和症状，是否不应该算受到西方价值观的严重影响呢？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李大钊同志说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东方，介绍给中国，是否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土生土长的东方价值观思想呢？请问马克思的东方哲学老师是谁？他学习过论语吗，他研究过庄子吗，他知道朱熹喜欢小脚女人吗？如果您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算是一种东方价值观，我必须再次向您的伟大致以最高敬礼，我终于明白什么叫指鹿为马了，这条成语是东方大政治家大思想家赵高同志创造的，您想必知道吧。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韩愈这种封建士大夫都明白的道理，想必贵为教育部长的您当然更是了然于胸。韩使用一定是您的座右偶像吧，他写《谏迎佛骨表》，一脸正义地反对佛教这种恶毒的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结果被皇帝狠揍一顿，差点翘辫子，他死之后，佛教在中国越来越没影响，终于中国消声匿迹了吧？现代各级政府领导都对佛教不屑一顾是吧？少林寺应该强拆了是吧？算了，我也不托您的关系找大师了，这样对您的影响不好。
中国历史几次闭关锁国，拒绝西方思想，拒绝贸易往来，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伟大盛世，雄鸡一唱天下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大家都明白您这是一片担心为党想，我代表我自己支持您，我发誓，我以后一定深受东方价值观影响，决不学习和传播西方恶毒思想，端正三观，反对恶俗，看到有人在大学课堂传播西方价值观及其思想的，一脚就把他踹下讲坛，鼓动学生踏上亿万之脚，把他彻底搞臭搞烂，一定要让红旗插遍全球每一个角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伟大的袁贵人文化之革命观，万岁！
附：
关于教育部部长儿子袁昕非法送审12套“袁氏教材”的详细举报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13年5月16日，教育部办公厅终于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3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二厅函【2013】13号文件，至此，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两个阶段的修订送审工作基本结束，这份原计划在2013年3月份之前就应该下发的文件为什么推迟2个多月才下发？下发的文件为什么又再一次规定2013年秋季不再重新选用审查通过的新教材而继续沿用2012年秋季教材版本？所有这一切都和这份文件附件1《2013年审定通过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学用书目录》中非法送审通过的12套“袁氏教材”有着极大的关联，且这12套非法送审的“袁氏教材”都是由一个叫袁昕的总编辑（北京出版社教材中心）统一总策划送审和运作通过审查的。
袁昕何许人也？为什么能让市场价值几十亿元、本无送审资格的12套“袁氏教材”顺利送交教育部审查且能全部整套一次通过审查？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得知：1978年12月出生的袁昕是现任教育部袁贵仁部长的亲生儿子，难怪他有这么大的非法操控能量。
一．副司长申继亮2011年7月会议确定：教材修订送审“只减不增”2001年6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1号《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颁发后，我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打破了：“一纲一本”的垄断局面，迎来了“一纲多本”的市场竞争格局，确定了教材编写需要实行的三个阶段：①立项和核准；②初审和试验；③审定（终审）。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阶段17个学科的18种课程标准（实验稿），自此，以后十数年依据各个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而编写的各学科实验教材在经过教育部立项核准程序和初审通过程序之后，陆续被全国各盛市、自治区下属的地市教材委员会选用试验。2011年6月27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了《关于召开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修订工作会议的通知》教基二司函【2011】18号文件，通知规定：2011年7月11日-12日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校长大厦召开实验教材修订工作会议，并规定参会人员为各学科实验教材主编和教材出版社负责人各1人参加会议，于是，已使用10年的各学科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修订送审工作正式启动。在2011年7月11日-12日的教材修订送审工作会议上，代表教育部做教材修订送审部署具体工作的基础教育二司申继亮副司长向全体与会人员做出了如下的承诺部署：
1.只修订送审义务教育数学、英语、日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音乐、美术、艺术、历史与社会、中学科学、体育与健康；
2.教材修订与送审时间为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由于领导要求2012年秋季起始年级（一年级和七年级）要使用修订后的新教材，因此，教材修订送审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11年7月至2012年1月。完成修订的学科和册次是：小学阶段的数学、音乐、美术、艺术、英语5个学科的前2册，体育与健康（教师用书）第一册。初中阶段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地理、历史与社会、外语（英语、日语、俄语）、音乐、美术、艺术11个学科的前2册和体育与健康的七年级全一册。上述学科及册次报送审查时间为2012年1月底。第二阶段：2012年2月-2012年11月。完成余下所有册次教材的修订工作。2012年12月报送审查。
3、本次教材修订送审只限于教育部印发的《2009年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学用书目录》（教基厅【2008】6号、《2010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变动部分）》（教基二厅函【2009】16号）、《2011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变动部分）》（教基二厅函【2010】20号）等共3年《教育部教学用书目录》文件中涉及的以上学科和年段、经过立项核准程序、初审通过程序且已经试验使用多年的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且申继亮副司长在大会上面向全体参会的教材出版社负责人和教材主编特别强调了本次教材修订送审不再接收2009年—2011年共3年《教育部教学用书目录》文件之外的任何单位的教材送审，即本次教材修订送审是“只减不增”（相对最近3年《教育部教学用书目录》中的教材而言）。
二、教育部文件明确规定：教材修订送审“只减不增”
（一）、2011年9月28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修订送审工作的通知》教基二厅函【2011】21号文件中第二条第2款教材修订的任务：依据2001年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课程标准编写的小学阶段的数学、音乐、美术、艺术、英语、体育与健康（教师用书）等6个学科和初中阶段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地理、历史与社会、外语（英语、日语、俄语）、音乐、美术、艺术、体育与健康等12个学科的教材（含五四学制教材）。德育、语文、历史和小学科学教材另作安排。英语学科以原审查通过的教材为准，不得更改使用起点和起始年级。第四条第（二）款教材送审需提交的材料包括：1.实验教材使用报告。主要包括实验教材的使用地区和累计总量、使用效果、存在的问题及分析等。2.整套教材修订方案。主要包括整套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修订目标、修订依据、拟修订哪些方面、修订后的基本架构与编写体例、质量保障措施、人员安排、时间进度等。3．送审教材修订说明。主要包括送审教材修订前后在教材内容与编排、难度、特色等方面的变化情况。由此可见，此次送审只是根据2001年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2001年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编写的、且初审通过的、2001年—2011年在全国市场上已使用10多年的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如送审报告中要提供实验教材的使用地区和累计总量、使用效果等）。
（二）、2012年10月22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了《关于第二批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材送审的通知》教基二司函【2012】114号第一条送审教材范围：1.小学阶段的数学、音乐、美术、艺术、英语、体育与健康（教师用书）6个学科除起始年级外的其余册次。2.初中阶段的数学、物理、生物、科学、地理、历史与社会、英语、日语、俄语、音乐、美术、艺术和体育与健康14个学科除起始年级外的其余册次。3.2012年4月审查结论为重新送审的教材。由上1、2、3可以看出，第二批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送审教材范围很明确，即第一批送审通过的除起始年级外的其余册次教材。或第一批送审结论为重新送审的教材，也就是说第一批没有送审的教材不能在第二批送审。
三、12套“袁氏教材”突破了教育部送审规定且全部整套通过审查2011年7月11日-12日教育部召开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修订送审工作会议时，北京出版社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均有派人参加（会议名单上有标注），因此，这两家单位也就肯定听到申继亮副司长在会上所说的本次教材修订送审的范围是前3年《教育部教学用书目录》上已有的且试用多年的实验教材，也肯定听到本次教材修订送审“只减不增”这一句话。这两家单位也更加明白他们的12套“袁氏教材”不在这次送审范围之内（因为不在最近3年《教育部教学用书目录》之内，所以无资格送审）。因此，在2012年1月的第一阶段送审时，迫于各教材出版社的监督压力，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申继亮副司长等少数官员没敢接受这12套根本没有送审资格的“袁氏教材”。因而，根据以上教育部第二批送审教材范围的要求，教育部袁贵仁部长的亲生儿子袁昕主导的12套“袁氏教材”根本不在第二批送审教材范围之内，因为这12套“袁氏教材”全部都是在教育部第二批教材送审过程中整套一次性通过审查，既不属于“除起始年级外的其余册次教材”，也不属于“2012年4月审查结论为重新送审的教材”，是属于运用地下非法手段、偷偷摸摸硬塞进去审查的非法送审教材。然而，这12套非法送审的“袁氏教材”不但获得了送审资格，而且还全部整套一次性通过审查后并很快（几天时间）被列入了2013年5月16日下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3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附件1《2013年审定通过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学用书目录》之中。袁贵仁部长的亲生儿子袁昕操控的12套“袁氏教材”均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编写，分别由4家出版社出版，具体如下：教材学科主编编写、出版单位书名册次2013年教育部教学用书目录中页码、行数数学王燕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一年级上册至六年级下册第4页第2行英语胡壮麟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一年级起点）一年级上册至六年级下册第5页第1行美术杨力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人民美术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一年级上册至六年级下册第9页第1行音乐敬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人民音乐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一年级上册至六年级下册第10页第5行体育罗希尧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体育与健康教师用书一年级至六年级各全一册第11页第5行数学王燕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七年级上册至九年级下册第12页第2行英语王蔷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七年级上册至八年级下册九年级全一册第13页第2行物理闫金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物理八年级全一册九年级全一册第14页第2行化学宋心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化学上、下册第14页第9行生物朱立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七年级上册至八年级下册第15页第5行美术杨力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人民美术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七年级上册至九年级下册第18页第10行音乐敬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人民音乐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七年级上册至九年级下册第20页第1行
四、非法送审的12套“袁氏教材”通过审查后的市场价值：教育部长儿子袁昕所主导的整套一次性通过审查后（没有经过立项核准、初审试验程序）的12套“袁氏教材”中，除了5套副科教材（小学音乐、美术、体育、初中音乐、美术）外，其它7套教材均为主科教材。按照一套主科教材2.5亿元、副科教材5000万元的市场价值行情，通过教育部审查（而且是终审）并被列入2013年《教育部教学用书目录》后的12套“袁氏教材”市场总价值为7X2.5+5X0.5=20亿元（人民币）。这仅仅是刚刚审查通过、刚刚列入2013年《教育部教学用书目录》（全国各地市教材选用委员会可以选用的标志）且全国还没有一本使用量的市场价值（即这12套“袁氏教材”对外出售的话，各教材出版社会争着花费20亿元买下这12套“袁氏教材”的全部著作权等一切权利）。如果以后年度袁昕再利用其老爸职权的影响，在全国“游说”数个以上省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使用这12套“袁氏教材”的话，按照市场占有率10-30%比率推算，则12套“袁氏教材”的市场价值将会再翻5至10倍以上即100亿元至200亿元以上了。
五、袁昕利用老爸教育部部长职权的影响力，迫使新教材重新选用时间推迟两年
证据1、申继亮副司长代表教育部在2011年7月11日-12日启动的教材修订送审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说：2012年秋季全国各地起始年级重新选用修订后审查通过的新教材。然而直到2012年4月17日才从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2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二厅函【2012】9号文件中看到：经研究决定，2012年秋季学期各地仍沿用2011年所选定的教材版本，除特殊情况外，不得更换其他出版社出版的教材。这也就是说，2012年秋季不再选用新教材了，什么原因不选了呢？答案只有一个，拖延时间，让2012年不敢送审而在2013年非法送审通过的12套“袁氏教材”也能有充裕的教材推广时间分享这10年一遇的教材选用机会呗！随后1个月，各教材出版社通过电话从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获得确认以下信息：等第二阶段所有年级教材送审结束后，2013年秋季学期全国各地再重新选用修订后送审通过的新教材。这一次，各教材出版社认为教育部会说话算数——即2013年是10年一遇的教材推广选用的大选之年呢！然而，各教材出版社又再一次被袁昕操纵的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少数官员骗了一把。
证据2、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在2012年10月22日下发的《关于第二批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材送审的通知》教基二司函【2012】114号文件要求：2012年12月28日前送审第二批教材。按照教材送审时间进度惯例，最迟2013年3月中旬第二批教材送审结束且立即公布二个阶段全部送审通过的所有学科、所有年级教材的“教学用书目录”，则2013年秋季还至少有3个月（2013年3月-6月）的教材重新选用时间，然而，由于教育部部长儿子袁昕的非法操纵阻碍，本应在2013年3月中旬之前公布的教材修订审查通过的《教育部教学用书目录》又一次被人为推迟到5月16日才对外公布，也因而导致了推迟2个多月下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3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二厅函【2013】13号文件第3条：鉴于2013年用于教材选用时间不足，为保证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2013年秋季学期各地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教材版本。也就是说，2013年秋季重新选用新教材又泡汤了。由于教育部部长儿子袁昕的非法操控，10年一遇的教材选用机会及教材版本大洗牌的时间被从2012年推迟到2013年，再从2013年推迟到2014年，从而为教育部部长儿子袁昕所主导的、刚刚审定通过的12套非法送审的“袁氏教材”赢得了整整一周年的推广选用时间（如果2012年或2013年允许全国各地重新选用新教材，这12套在2013年5月16日刚刚审定通过且刚刚列入2013年《教育部教学用书目录》的“袁氏教材”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推广选用，而10年一遇选用教材的最好机会只能出现一年，新教材版本在2012年秋季或2013年秋季一旦选定，以后年度全国各地市教材选用委员会要想改选教材版本将会非常之难。因为改选任何一个学科的教材版本将会涉及该学科教材选用地区全体教师的教材培训、重新编写教案、所有教研活动的重新组织安排等等）。
证据3、就在所有教材出版社于2013年3月满怀期望地等待教育部下发2013年“教学用书目录”用于推广选用2013年秋季全国各地的新修订教材之时，各教材出版社之间即传出2013年教材可能又不再选用且继续沿用2012年版本的信息。因此，从2013年3月至5月整整2个月时间，各教材出版社对于2013年秋季为什么不重新选用新修订教材的真正理由一直不能理解，也有教材出版社猜想是不是有人操纵不让选？也有出版社曾猜想是人教社在操纵，因为全国现有中小学教材市场属于人教社最大，占全国市场的60%以上，保持现状是人教社的最大理想。当然，等到5月16日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3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二厅函【2013】13号文件后（网上有公布），所有教材出版社终于知道了新修订教材被推迟整整二年（从2012年推迟到2014年）才允许重新选用原因的幕后推手是北京出版社教材中心总编辑、现任教育部部长的儿子、35岁的官二代袁昕袁大公子。
证据4、根据教育部办公厅2011年9月28日下发的教基二厅函【2011】21号文件规定：第一阶段的教材送审截止时间为2012年1月31日，而正式下发第一阶段教材送审结果的文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2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二厅函【2012】9号的时间为2012年4月17日，即第一阶段教材送审截止日至结果文件下发日合计用时为76天。第二阶段的教材送审截止时间为2012年12月28日，比第一阶段送审截止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月零3天，按照第一阶段教材送审截止时间到公布结果所需76天的时间推算，则教育部下发第二阶段教材送审结果文件的最迟时间应该为2013年3月15日，如果此时下发第二阶段教材送审结果文件，则2013年秋季学期全国各地完全还有近3个月的时间重新选用新修订通过的教材。然而，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的第二阶段教材（含第一阶段送审通过审查的教材）送审结果的文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3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二厅函【2013】13号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16日。即第二阶段教材送审截止日到公布结果整整被人为操控推迟了2个月零一天。当然，此时再重新选用2013年秋季学期的新版本教材肯定是来不及了，只好在此推迟2个多月的文件中再一次规定沿用2012年度的教材版本了。
证据5、教育部办公厅2012年4月17日下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2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二厅函【2012】9号文件的主要内容除了规定2012年秋季学期全国各地不再重新选用新教材而是沿用2011年秋季教材版本之外，还用一个附件列出了《2012年秋季起始年级停止使用教材目录》（即第一阶段没有通过审查的教材），而没有对外公布各家教材出版社第一阶段通过审查的教材。基于教育部要求2013年秋季学期全国各地不再重新选用新教材这一相对于2012年秋季学期的同样规定，教育部办公厅2013年5月16日下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3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二厅函【2013】13号文件的附件目录也应该是公布《2013年秋季起始年级停止使用的教材目录》（即第二阶段没有通过审查的教材）。这是因为，既然2013年也不让重新选用新教材，则2013年就没有公布审定通过教材版本目录的必要，而留待2014年统一对外公布。但是，由于第二阶段教材送审时非法添加了12套审定通过的“袁氏教材”，所以，本次审定通过的新教材要提前一周年公布，否则，12套“袁氏教材”将在全国范围内无人知晓其已经全部终审通过审查，从而将无法赢得整整一周年推广选用的时间（2013年5月-2014年5月），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官方文件指出12套“袁氏教材”通过审查及列入任何年度的《教育部教学目录》，因此，全国各地市教材选用委员会将无法知晓、更无法将其列入备选对象。
六、袁昕利用袁贵仁部长职权的影响力获取北京出版社教材中心总编辑职位（年薪50万元以上）2009年以前，袁贵仁为教育部副部长，其儿子袁昕在北京出版社教材中心并不担任领导职务，2009年袁贵仁担任正部长主持教育部工作后，其儿子袁昕立即升任北京出版社教材中心总编辑且专门负责教材编写与送审工作。本来教材中心是主任（相当于教材分社社长）负责制，由于袁昕的老爸是教育部长的职权关系，北京出版社领导只好改变规定，由总编辑负责教材中心所有事务了。据说，在北京出版社（又称北京出版集团），自从袁昕的老爸升任正部长之后，袁昕从此就无比的飞扬跋扈，上至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惧怕袁昕三分，且事事让着这位袁大公子。当然，集团的副总和中层领导更不在袁大公子眼里了。
七、12套“袁氏教材”非法送审蓄谋已久，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分管副司长申继亮滥用职权紧密配合12套“袁氏教材”的非法送审从教育部2011年7月11日-12日有关教材修订送审会议的正式名单中可以看到有北京出版社教材中心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多人参加，再结合2013年5月16日教育部公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3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二厅函【2013】13号文件附件1“教学用书目录”中非法送审通过的12套“袁氏教材”全部均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编写和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其中主要6套“袁氏教材”，这就足足可以充分说明这样3个道理：1、袁昕利用其老爸部长职权非法送审12套“袁氏教材”蓄谋已久，且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分管副司长申继亮滥用职权配合其非法送审教材；2、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副司长申继亮等少数官员滥用职权（拍袁昕老爸马屁）创造一切条件和机会配合及帮助袁昕送审12套“袁氏教材”及暗箱操作帮助这12套“袁氏教材”审查通过、列入2013年《教育部教学用书目录》以及修改教育部文件、拖延、推迟全国各地重新选用新教材2年。3、申继亮副司长在2008年11月到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担任主管教材送审的副司长之前，一直都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教授工作，这也可能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可以分到此次非法送审通过的12套“袁氏教材”中2个主要学科教材（初中英语和物理）的主要原因吧！
八、12套“袁氏教材”永远也绕不开无资格送审的理由如果12套“袁氏教材”非法送审及全部通过审查事件被举报或媒体曝光之后，相信教育部负责教材送审的副司长申继亮等少数官员为了开脱罪责肯定会找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说这12套“袁氏教材”有送审资格等等，那么至少还有3条永远也绕不开的无资格、不能送审的理由：
1、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进行二个阶段送审的教材均是经过立项核准程序和初审通过程序后在全国各地试验8至11年以上的实验教材，而12套“袁氏教材”没有经过教育部立项核准和初审通过程序，更没有在全国各地试用过1年时间，而是短时间“编好”后直接进入终审。这样审查通过的教材怎么能保证质量并作为2亿多中小学生上课用的课本呢？教育部主管教材送审的申继亮副司长难道不懂得这么一个基本的常识吗？
2、北京出版社教材中心总编辑是教育部现任部长袁贵仁的儿子，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第五条第六款、第七款的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准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不得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难道袁贵仁部长和教育部主管教材送审的申继亮副司长不知道袁昕总编辑是现任教育部部长的儿子而必须回避有关教材送审等事项吗？
3、退一万步说，假设教育部负责教材送审的申继亮副司长为了开脱责任辩解说，从2012年12月开始，国家教材编写送审的政策规定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不再需要经过教材编写的立项和核准以及教材的初审和试验这2个环节了，可以直接进入教材的审定（终审）环节。如果政策规定是这样的话，那么，至少最迟于2012年12月之前，教育部至少应该给所有教材出版社发布一个通知或在教育部官方网站或其它任何媒体公布这一教材送审政策的重大变动信息，以便让中国所有想投资教材编写及出版发行的任何出版单位和个人能和官二代袁昕一样——在同一时间起跑线上来分享这一教材送审政策重大变动信息带来的投资机会，从而做出是否也在2012年12月送审教材（至少全国83家教材出版社几乎家家都有已经编好且正在等待送审的各学科整套教材）的决定。然而，事实情况是，在2013年5月16日之前，83家教材出版社和其他中国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等（和12套“袁氏教材”相关的单位和个人除外）没有任何一家单位、任何一人知道这一教材送审政策的重大变动信息。
九、12套“袁氏教材”的严重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
1、2001年6月7日教育部令第11号《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以来，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审定管理程序为：①教材编写的立项和核准；②教材的初审与试验；③教材的审定。从2001年到2012年，全国83家教材出版社花费整整11周年以上的时间以及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的资金才完成了从教材立项核准、初审和试验2个不可缺少的、能充分保证教材使用质量的重要阶段。83家教材出版社在经过了这痛苦的、11年多的教材立项核准、初审试验的磨难之后，才迎来了11年之后最终教材的审定资格（终审）。而官二代袁昕袁大公子仅仅凭借其老爸是教育部现任部长的影响力关系，就可以操控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负责教材送审的少数官员，让其操控的12套“袁氏教材”免除对保证教材质量有重要影响的立项核准环节和初审试验环节，而直接进入教材终审这一最后环节。况且这12套“袁氏教材”还全部整套一次通过审查。不经过立项核准、初审和试验2个程序而直接匆忙进入终审程序的教材怎么能保证其使用质量呢？这可是供2亿多中国中小学生选用的课本啊！难道就因为是教育部部长的儿子就享有特权而不顾及教材的使用质量而任意送审教材吗？就可以不顾中国2亿多中小学生的教育质量而任意玩弄欺骗中国的2亿多中小学生吗？
最后请求：
1.希望中纪委立案调查袁昕利用其父亲为教育部部长的影响力操控送审12套“袁氏教材”且全部一次性通过审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和申继亮副司长等少数官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为；
2．希望立即取消非法送审且通过审查的12套“袁氏教材”资格；
3.追查12套“袁氏教材”非法送审且通过审查背后是否还存在其它非法交易行为。如以上举报事项在2014年4月12日之前没有回应和处理，举报人有权向所有网络媒体实名举报。
举报人：陈贝蒂
身份证号：421124198610012124
手机号：13807258777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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