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是如何变为“老不信”的 作者：石城吴2011-11-24 发布于：博客中国 摘要:政府要获得民众的信任，首先自己要信任民众。政府不信任民众，不为民众办好事，把屁股坐歪了，甚至对民众搞“阳谋”和“钓鱼执法”，政府就没有公信力，就丧失威信，老百姓自然就变成“老不信”。 《人民日报》9月8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专家及媒体 ，成“老不信”》（以下简称《老不信》；11月3日又以该报评论部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 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的评论（以下简称《基石》）。11月9日，上海市委党校的上官文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靠大量“说教”唤醒的政治信任或是脆弱的》的文章。 前两篇文章尽管有些不痛不痒，欲言又止，但至少是说了一些实话，都承认中国目前存在着“信任危机”，上官的文章则称为“政治信任的缺损”。《老不信》认为“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专家及媒体， 成‘老不信’”。这些文章至少不是用“莺歌燕舞、流水潺潺”来自欺欺人，故而值得一读。 “信任危机”比当年的非典来势还要凶猛，它像水银泻地一样任意流淌，无孔不入。老百姓由“不相信政府、专家及媒体”，蔓延到方方面面。不仅老百姓对政府“老不信”，而且人与人之间也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谁都怕“沾包”，宁肯失去了道德的底线而不去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曾经长期存在于老百姓之间的古道热肠、守望相助的行为规范，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见义而不勇为，见死而不救助，见难而不施援手，也就成为不足为奇的常态了。 老百姓对政府、媒体、专家不信任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上官文瑞说：“有人甚至认为，政府失去公众信任后，说真话、做好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种情形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定会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承认目前中国存在着对政府、媒体、专家的信任危机，认为这种情形不能任其发展下去，通过上文似乎透露出官方在这方面与民众有了一些基本的共识。不过即使如此，这也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问题的根子在于政府对老百姓也是“老不信” 老百姓从当年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今天变成了对政府“老不信”，这是怎么变成的？ 上述三篇文章虽然不同程度地说了一点，但都浅尝辄止。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个问题不弄弄清楚，是无法重构政府公信力的，“老不信”也难以还原到老百姓。《基石》说“群众的不满，往往源于分配不公、利益受损，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多肇始于此”。《老不信》也谈到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是由于政府“与民争利，从而引发民众不满”。“分配不公”、“与民争利”，确实与“引发民众不满”，并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绝非只是“近年来”才突然出现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政府对老百姓总是“老不信”由来已久，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肝胆相照”，是说共处的双方彼此要赤诚相待。“肝”与“胆”要“相照”，而不能“单相思”。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士农工商对党和领袖是发自肺腑的“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党和领袖对民众的地位、价值口头上也是评价非常高的。毛泽东在1955年就说过“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然而在实际上，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对民众就“老不信”了。 首先不相信的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 先说1957年的“阳谋”和“引蛇出洞”。 当时毛泽东表面上非常“诚恳”地要知识分子和长期“荣辱与共”的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而暗地里却把他们看做“蛇”，要把他们“引出洞”灭掉。毛泽东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从整风到反右，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到六月份立即变了调子称：“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本报（指《人民日报》，这是毛泽东为该报代写的一篇社论，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从这里可以知道，这是毛泽东实施“阳谋”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从毛泽东的“有罪推定”可以知道，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徐铸成……，以及大大小小55万“右派”（加上明里不戴帽子暗中“内控”的右派，实际数字远远不止这些，最少也有百万之众），早就已经被毛泽东看作是“敌人”了。 20多年后，历史终于证明反右运动是一出视人权如草芥，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精英极大摧残的政治悲剧，开创了有罪推定和以言定罪大规模肆虐的恶劣先例。55万“右派”虽然在30多年前被“改正”，然而至今为了“对尊者讳”，始终不敢承认反右的严重错误，自欺欺人地用“扩大化”来掩盖，把55万中的6名“种子选手”留下来不予“改正”，以说明“扩大化”论调的“正确性”。用打了6个“罪有应得”的“右派”，能掩盖55万个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如果真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不是沽名钓誉，现在把那6名“种子选手”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林希翎当年的“右派言论”拿出来晒晒，看看究竟有多少能称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毕竟是言论，而不是行为。以言定罪不仅不符合法律，也与领袖许诺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相悖。 这种“阳谋”，就是今天为人所不齿的“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即使是发表“右派言论”，也不能说是“违法活动”，“右派”、“左派”都不是法律概念）。“钓鱼执法”是恶吏政治摧毁公民道德的一种恶劣表现。 用“钓鱼执法”，把无辜民众打成“右派”，至今只做“改正”，而不作平反，不补发工资，不赔偿损失，更不承认错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怎么能建立起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1959年秋，反右过去才两年，由庐山会议反彭黄“反党集团”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倾运动”。这次运动的策略依然是“钓鱼执法”。“反右倾运动”开始时，是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发动党员和群众“向党交心”，要他们谈对“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看法。反右后，知识分子已成惊弓之鸟，谁还敢对党的政策说三道四？但即使采取“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也难逃“腹诽”之罪。另一方面各单位的党组织反反复复地做工作，信誓旦旦地宣传“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各级党组织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一些人就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方面谈出了自己在家乡的亲身经历，就土高炉炼钢、亩产十余万斤等浮夸、违反科学的问题谈出自己的看法。这些善良的人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再一次跌入“钓鱼执法”的陷阱，许多人挨了棍子，被抓了辫子，少数人还被戴上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种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甚至搞“阳谋”和“钓鱼执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并非自建国始。 在抗日战争年代，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吸引国统区的爱国青年奔赴根据地抗日，那时中共高层表现出一派襟怀坦白，虚怀若谷的大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等那些美好言词，都是在那时抛出的。然而，1937年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王实味，仅仅写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杂文，批评了延安的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和与抗日前线不协调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被莫须有地扣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等帽子。1947年被错误处决。丁玲、艾青、萧军等也岌岌可危。 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留美博士，水利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应任水利部长的哥哥傅作义之招，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条件和美好的前程回来为建设祖国效力，回国后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甘肃省水利厅总工程师。这位受到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总工程师仅仅是经过考察，对以张仲良为首的中共甘肃省委班子建立在大跃进狂热和违反科学的“引洮工程”提出不具备建设条件的正确意见，就被打成“极右”，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改，最后在不堪重负的劳动条件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下累饿而死。 陈琏，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小女儿。在抗日战争初期，她就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了共产党。几十年如一日，她对她献身的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忠诚不渝。可是，反右夺去了她的美好姻缘和摧残了她幸福的家庭，“文革”则夺去了她的生命。1967年11月19日，她从十一层高楼上跳了下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与自己廉洁正派，严于律己，爱国爱家的慈父决裂，从敌对的营垒走出来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但是依然没有获得党的信任。 如果读一下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写的（不是解放后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做过大修改的版本）那篇代表他真正思想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稿，对反右和反右倾的“阳谋”和“钓鱼执法”，对章伯钧、罗隆基、王实味、傅作恭、陈琏等人的遭遇，就会找到答案了。因为在中共尚未完成“建党伟业”的1925年，毛就把“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列入“反动派知识阶级”；被毛视为“中产阶级”的“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资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份，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 半个多世纪来，对知识分子（除了1957年被毛称作“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为数极少的深受恩宠的一些人以外）如此的不信任，这难道不是促成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老不信”的重要原因吗？。 也不不相信农民 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对农民是不是就信任呢？ 当年被毛泽东称作半无产阶级的有半自耕农、半益农（解放后称作中农、贫下中农）、贫农。那时毛认为贫农“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下中农“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即中农）而不及贫农”，但毛都把他们作为革命依靠和团结的对象。事实也的确如此。贫下中农不仅不畏亲人流血牺牲的危险“十送红军”，而且用滚滚小车把从嘴巴里抠下的粒粒粮食送上前线；用担架、门板从前线救下伤员。没有他们的丰功伟绩，毛泽东是无法在1949年9月21日满怀激情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十年后，大跃进狂热导致的“亩产数万斤”，甚至“十余万斤”的神话，引发了对农民粮食的高征购。其严重的后果是农民的口粮大幅度锐减，无法维持生存的需要，致使广大农村出现大面积的浮肿现象，饿死人的现象也日趋严重。当高指标的粮食征购任务执行受阻时，则荒谬地认为农民“瞒产私分”，并把它上纲到“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高度。为了惩治“瞒产私分”，各地捆绑、吊打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等违法乱纪的事件累累发生且不断扩大。据多方面可靠资料的分析，大跃进中因口粮被征购而饿死的农民约三千万人以上。即使按官方的公开出版物大大缩小了的数字，饿死的也有一千多万人。 战争年代，农民“十送红军”、“车轮滚滚”，为了革命，为了支前，家都可以不要，儿子都可以不要，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怎么一下就会“瞒产私分”呢？这么看待他们是信任他们吗？退一万步说，即使真的出现大面积的“瞒产私分”，难道党和政府不应该先从自身去找找原因吗？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没多久，持续了三、四年的“四清运动”，打着“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子”的旗号，把几亿农民折腾得苦不堪言。老大妈卖几个自养的鸡蛋，也被视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至于在农村打人、捆绑、批斗等侵犯人权的行为层出不穷。在湖南常德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在粉碎了“四人帮”两年后的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18户农民，仅仅出于摆脱贫困，能过上温饱日子的目的，并且首先想到和在按有血手印的“大包干协议书”上写的是：“收下粮食后，首先交给国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然后才是“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些真正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情怀，纯朴憨厚的庄家人，行的是利国利民、光明磊落之举，竟然要“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从事“地下工作”！ “大包干协议书”上那40个字——“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读后尤其使人感到无限悲凉。如果小岗村的农户与党和政府有着“十送红军”和“车轮滚滚”时鱼水般的关系，彼此肝胆相照，会想到“蹲班房”？会想到要“托孤”吗？ 农民从改革开放给他们曾经带来的一些生活改善没多久，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推进城市化”的紧锣密鼓，在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农民的共同参与下，“双赢”的只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而利益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失地农民。据官方保守的估计，这一群体的数字达到4000万户以上。湖南衡东县白莲镇白莲村农民的19.3亩地被收购后，开发商获得收益850万，政府获得收益620万，而农民只获得47万，开发商、政府收益分别是农民收益的18倍和13倍。 失地农民成了“三无”和”六失“人群——种田无地、就业无路、保障无门；失地、失业、失屋、失保、失教、失身（份）。 资产阶级不仅拥有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做他们的代言人，为他们摇羽毛扇和鼓噪呐喊，而且他们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有强大的话语权（在“两会”中资产亿万的富豪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有38名之多），而农民的全国人大代表只有3名，占全国人大代表总数的0.1%）。大伙说说，对农民是信任还是不信任？ 是“领导阶级”？还是弱势群体？ 中国的工人阶级自建国之日起，就被称为“领导阶级”，白纸黑字至今在宪法中还历历在目。 在长达数十年的所谓“合理的低工资”制下，“领导阶级”中的绝大部分人也仅仅只能维持温饱而已，没有任何“余钱剩米”。尤其是所谓“集体所有制”的工人，创造的利润与国企一样全部上交国家（按照道理，既然是“集体所有制”，应该对工人进行分红，可是那个年代谁敢提这个，吃了豹子胆了？）而工资、福利和社会地位他们比国企工人又差了一截。住房，政府更是不管。那个年代，如果给工人搞一点物质奖励（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三瓜两枣完全不屑一顾），就被认为是“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如果中国的工人阶级被三瓜两枣的蝇头小利“刺激”了一下就变“修”了，还有什么资格做“领导阶级”？由此看来，尽管领袖口头上一再声称“只有工人阶级最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但实际上并不信任他们。如果真正坚信“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怎么可能给他们发三瓜两枣就会变“修”了呢？为什么一个省部级高干工资是一个普通工人的10多倍（还不包括住房、用车、特供、服务人员、休养度假等非货币收入），就不怕变“修”呢？ 改革开放以后，不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了，物资也极大地丰富了，照理工人们的日子应该越来越好过了，然而一场所谓国企改制的厄运降临到中国千千万万国企工人的头上，使他们变成了新时代的“首陀罗”。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网》2008年9月3日所载《警惕国企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文称：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特别是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重组中，国有资产流失比较严重。2002年，国家审计署查出由于违规担保、投资和借款以及决策严重失误等原因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就高达72.3亿元。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是，近几年，‘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一年就是365个亿。某些人利用企业改革改制之机大量侵吞国有资产，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同时也造成‘民心资产’的流失，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在被扭曲了的所谓“国企改制”的恶浪下，数以千万计的“领导阶级”下岗、失业，用象征性的，微乎其微的几个子儿买断他们几十年的工龄，把他们从曾经为之献出青春和付出血汗建设起来的国有工厂中一脚踢出，沦落为社会的底层和弱势群体。 2009年7月在业内被称为“资源重组的经典之作”的私企建龙集团对国企吉林通化钢铁公司所实施的空手套白狼式的控股、并购、改制，激起通钢职工的愤怒，以致爆发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一事件成了不得人心的“国企改制”一个最好的注脚。 建龙集团派去的年薪300万（也有说是450万）新任通钢总经理陈国军在事件中被殴打致死。最终吉林省国资局不得不被迫撤销了出卖国家利益，引发工人强烈不满的建龙控股通钢方案。这一震惊中外的所谓国企改制事件，实际上是一种风行全国、早已“成熟”的劫掠模式。通钢在全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303位，在中国制造企业500强中，排名第163位。已具有700万吨钢生产能力，是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重点支持的钢铁企业。撤销了建龙控股通钢方案以后，通钢工人精神振奋，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不仅恢复了生产，而且就创造了钢铁单日产量的历史记录。 即使吉林省国资委和省政府的老爷们与私企老板没有任何猫腻，但只要他们对毛泽东的“只有工人阶级最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等大道理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认识，就不会做这种天怒人怨的恶行了。 这种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眼里哪有什么“领导阶级”，更谈不上对他们的信任了。反之，这样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又怎么不使老百姓变成“老不信”呢？ 通钢事件虽然过去二年多了，但对老百姓依然“老不信”的思维在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脑子里还是那么根深蒂固。存在决定意识。究其原因恐怕只能从屁股坐得不正得到解释。 几天前网上一条标题为“抗减薪六千工人齐上街，硬维稳近千警察抓打人”称：“2011年11月17日上午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某制鞋厂6000多名员工走上街头大游行，抗议工厂大幅减薪，前往镇政府讨说法，当局却出动近千防暴警察镇压，多名工人被警察打伤住院，19人被抓捕，直到下午4点才被释放”。 使用如此暴力“维稳”的镇政府，能让民众信任吗？其实一个小小的镇政府是不可能调动“近千防暴警察”来“维稳”的。这么大规模的动作，没有上级的上级的“虎符”或“令箭”是玩不转的。 这个素有“性都”“美誉”的城市如此的“维稳”，定能在海内外获得更大的知名度。 话又得说回到上面说过的那个话题，如果政府官员不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维护执政合法性的一张牌，而是脑子里还有那么一点点毛泽东思想，认为 “只有工人阶级最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还有点道理，退一万步说，至少把工人当“人”，就不会采取暴力“维稳”了。另一方面，合法维权的工人如果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话语权、表达权，也不会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了。 全国人大只有3名农民的代表，工人代表有几名？这似乎是一个“国防机密”。其实明眼人一清二楚，因为代表人数实在太少了，少到与“领导阶级”极不相称的地步，无法公之于众。农民代表3人，占2987名代表的0.1%。工人代表的人数，最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10人，即占全国人大代表总人数的0.3%左右。在全国两会，没有工人说话的份儿，是政府不信任工人呢，还是工人应该对政府“老不信”呢？ 政府要使公信力上升，要使“老不信”还原为老百姓，不能依靠“刚性维稳”，而是必须首先要信任民众，要把只相信党（很多地方政府和官员也并非是真正地“相信党”，而是只相信上级、相信顶头上司）的一条“根本的原理”，变为“相信群众……相信党”“两条根本的原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