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毛泽东为期不远 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会作出公正裁决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评述，言简意赅，乍一听，有些耸人听闻，但如果联系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次“大灾难”，使几千万人的血流成河；两次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从这一视角去看毛泽东其人，就不难理解叶永烈讲这些话的心态。只要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抱着“血溶于水”的感情，并且对毛氏暴政进行深沉的“反思”，就自然而然会认同叶永烈的这一观点。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没有‘八届十中全会’，或者毛泽东在1962年8月之前谢世，那么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将还会再高些。……

    “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虽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风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头，最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沦。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文中，一个是“如果……谢世”，另一个是“下地狱”，这两句话的内涵，只要细细捉摸，还是回味无穷的。

    他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的另一处又说：

          “刘少奇没有好死，毛泽东也没有好活。”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了！”

     “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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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在有关章节中对毛泽东有更全面的评述，现将这些评述汇集在一起，从中可以更加深刻认识毛泽东其人。而这些评语又都是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后得出来的。

 他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政治上，他认为：

 “毛泽东是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

 在思想作风与道德品质上，他认为：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恶劣的。”

 “他往往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高压、暴力的方式，对持不同意见者施予打击、斗争乃至铲除、杀害。”（指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搞的“肃反”。）

 “晚年的毛泽东，是卑微渺小、龌龊黯淡的。”

 “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指对周恩来）”

 “毛泽东将这套肮脏的手段来对待周恩来。……毛泽东对待周恩来何其残忍如斯！”

 “毛泽东的那种玩弄权术与阴谋诡计的手段，那种明知故犯、落井下石、威逼陷害的思想作风，都是十分丑陋的。”

 “毛泽东的这种心态与行为，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恶劣的政治品质！”

 “毛泽东的那种阴险狠辣、不择手段，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丑恶的行径之一。”

 “……连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过，一定要斗争到底。这股狠辣的劲头，也只有毛泽东才具备。”（指对周恩来）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独断专行，是毛泽东思想作风的一大恶劣的本色。他一生中所犯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千古劫难，全部都是与此有关。”

 “毛泽东的‘德’过于恶名昭著！”

 作者在评述毛泽东的一生处世哲学时，他在引述毛泽东自己讲的原话后（比如毛泽东说：

 “……一万年以后，也要斗”。毛泽东还说：“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就接着说：

“实际也是这样，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伴随了他那漫长的一生。”

 为了说明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作者从封存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中，挖掘出了迄今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手炮制的苏区根据地的大冤案。作者对这一冤案作了如下评述：

 “中央苏区三十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是一起毛泽东借用反AB团来铲除异己的政治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死在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二万人之多。（编者注：见司马长风《毛泽东与周恩来》）他们大都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与骨干力量。……”

 这一冤案为“尊者讳”，迄今没有公开平反。

 “此后，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策划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这一切源头，便是反AB团运动。”

 作者对延安的整风运动是这样评述的：

 “毛泽东为周恩来组织的批判斗争，不仅规模宏大、时间持久，而且气氛紧张而激烈。由于整风的第一号对象王明早就称病住院，躲避了批判斗争；因而第二号对象的周恩来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斗争的火力，其场面的激烈程度为整风运动的首见。而周恩来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的这条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给中国带来了贫穷、落后与苦难。毛泽东在世之时，没有人能够反对它，更没有人能结束它。听任其横行恣肆。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风运动之所赐。”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风，是因为通过这次运动，形成了毛泽东的统治模式。”

 “毛泽东由反教条主义的英雄，变为教条主义的俘虏；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而延安整风运动由一种思想教育运动变质为毛泽东打击党内外的不同声音的武器，成为毛泽东专制统治的工具，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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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叶永烈的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内的三本著作，十年前在国外出版，去年由远方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像上述那样对毛泽东的淋漓尽致的批判、揭露与无情的鞭笞，按传统的思维定势，他只能在国外度日，是难以在国内立足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叶永烈写的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长文。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现在政治上已放宽到像叶永烈那样的人，不但允许他在国内存在，而且还可以发表他的文章。这是一件大好事！

 这是否意味着让中国人民开始享受对当年暴政史的知情权！？果能如此，重新评价毛泽东已为期不远矣！

 《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毛泽东歧视知识分子是荒唐的

      在王若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论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评价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就是让农民改造他们。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1949年以前确实受过‘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这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但这是进步的思想，比毛泽东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也比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进步得多。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加以贬低，作为‘臭老九’加以歧视，是荒唐的。”

（引自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第231-232页）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卢祖品：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

     卢祖品在其《一九六八年》的题为《论“文革”之乱及杀人事件》的《后记》一文的第十节全文较长，论述了在1968年在全国普遍出现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惨案。现仅摘录其中的几段：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用心不专，办法不多，成绩不大，镇压反对派却极有心得。始终不相信知识分子，对‘自家人’尤其爱往死里整。

    “‘四类分子’在农村被管制的种种情状，构成中国农村一道特殊的风景。‘四类’后来增加‘右派’，成了‘五类’，都是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另类，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生命没有保障。……

    “暴徒既然不把‘五类’当人看，那么，也可以把另一些人不当人看。他们认为需要时，就把可以不当人看的人，例如为了图谋钱财，为了报私仇，像牲口一样加以杀害。……

    “……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那段日子，……听说在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戏院每天深夜都有批斗会，当场打死不少人（称之为‘牛鬼蛇神’），然后就用大卡车当作垃圾拉走了。……

    “有一天在大兴县发生一桩集体杀人事件。经后来查实是：头天晚上，这村里一口气杀了56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

    下面作者又列举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事例，从略。接着作者写道：

    “‘文革’因毛泽东而起，‘四人帮’倒台才结束。毛泽东因‘文革’而推出林彪、江青，把他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发挥到极致，把一条极‘左’路线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时期里的特殊现象，使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突然陷入集体无意识，作出了许多荒谬绝伦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从摧残文化开始，直接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来势汹汹，势如破竹。一切神圣的经典、权威，都得重新接受‘文革’炼狱般的考验。发生在上述各地的大屠杀，集中表现了‘文革’理论、路线、政策的全部荒谬性。

    “毛泽东发动并亲自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没有对这场灾难承担什么责任。

    “当然是极大的错误，但光说错误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是罪行，而且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从恶梦中醒来的民族，却非常大度地宽容了他的罪行。

    “所以，‘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这，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团。

    “罪恶未能清算，历史悄悄翻开了一页。

    “……至于杀人集团的主谋和凶手，从他们杀人的那一天起，就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编者注：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毛泽东能摆脱这个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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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