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令想到杨沫女儿之死

其实这个案子跟七十年代杨沫女儿被害案性质相同：明知道凶手是谁（刘秉义），但因有人包庇，就是不能定案！根本不是技术上没有办法！纪元跟我讲过，刑事案件，从理论上讲没有破不了的案！·关键是想不想破！

杨沫不是大度，而是无可奈何！正在倒霉呢，没人做主。只得忍气吞声，看她后来的日记，对女儿被害非常痛苦又极为愤懑但又毫无办法，杨沫为人不招人喜欢，有心里性格等方面的严重缺陷，但她女儿被害并凶手逍遥法外还是令人同情的。至于朱令被投毒，真凶逍遥法外就极为令人愤怒了！政府混蛋到家，完全不作为，黑幕重重，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2004年11月<开放>杂志发表杨沫之子老鬼的文章，指控当红歌唱家刘秉义曾是杀人嫌疑犯。文章全文如下：

老鬼：杀人嫌疑犯刘秉义再度走红

有一个杀人嫌疑犯，是个唱歌的，很有名，他与我姐姐之死有直接关系。

我们家从来不看他的演出，电视里一有他的镜头马上换台。有关他的消息，一概不听。在我们家里，他成了活死尸，已消失了二十九年。

最近，因为写东西，上网要查他的一些情况，看后不禁大吃一惊。

由於我们家的不闻不问，竭力想把他忘记，他的名气急剧膨胀，四处出头露面，频频上电视，上春节联欢会，上各种文艺演出活动。

比如，今年一月十九日到二十日，在民族宫大剧院，有他唱《我为祖国献石油》；

今年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一日，在民族宫大剧院，有他唱《我为祖国献石油》；

今年国庆节，九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在民族宫大剧院，第一个就是他唱《我为祖国献石油》。

更让我吃惊的是，这样一个杀人嫌疑犯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我瞠目结舌。

中国的新鲜事太多了，其是无奇不有。

姐姐小胖（马豁然）是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日遇害的，年仅二十九岁，到现在已经二十九年。

姐姐小胖与刘秉义的婚外情

她遇害时，我还在内蒙古兵团。对她的情况一点不了解。直到我回北京后，父母才向我讲了前后经过。并告诉我杀人嫌犯是唱歌的刘秉义，小胖死后不久就给抓了起来。

我姐姐文革中从外语学院毕业，分到徐州，结婚后有一子。但不久即离婚，於一九七三年调回北京，分到了石景山区金顶山中学教英文。小胖不安心在这个条件很差的中学当老师。她想调动工作，可教育口缺人，很难调出来。她喜欢唱歌，想通过唱歌，考进文工团，就拼命地练发声，天天早上都在家里「鬼哭狼嚎」地练。母亲（按：作家杨沫）对她这样做表示怀疑，认为她岁数有些太大，小胖却说朱逢博就是大学毕业后才转学声乐的。她先拜了两三位女老师，都是比较有名的歌唱家。后来，母亲把刘秉义介绍给她。刘秉义曾演过《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认识母亲。

小胖很快就崇拜上刘秉义，尽管刘只比她大十岁，还称他为「刘叔叔」。在与朋友聊天时，张口闭口都是刘秉义。小胖还劝说母亲支援了她一笔钱，买了架钢琴，这样刘秉义就可以来家里教她。尽管刘秉义已有老婆，小胖却全然不顾，不断地向刘秉义进攻。两人来往密切，关系迅速升温，很快就发生了关系。

小胖多次劝刘秉义离婚。刘却以种种藉口搪塞。推说有困难，暂时离不了。

他那时候很有名，他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深深博得江青的喜爱。据说，多次接见他，夸他的声音好。他珍惜自己的名誉，他跟小胖来往不敢公开，鬼鬼祟祟地背著老婆，害怕离婚会带来严重后果。

渐渐地，他开始有点想往后缩。

於是小胖对他产生不满，在争吵之时，小胖说了一些威胁他的话。如：你不离婚，我就把这事桶到你的单位，让你身败名裂。甚至还说：我要像毒蛇一样死死地缠著你，让你没有好下场。

刘访美前夕小胖突然死於家中

小胖跟刘秉义有了关系后，已流产几次。

与此同时，刘秉义被选中为中国艺术团访美成员，正准备去美国访问，已经在民族官进行出国前的集训。时一九七五年中美刚刚接触，去美国的机会非常难得，万人所盼。刘秉义自然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可是小胖还三天两头找他，不断地给他打电话，催他离婚……

於是，一月二十一日，小胖突然死亡，致死原因是喝了大量的安眠酮。

两天后家里才在小胖的屋发现她躺在床上，蒙头盖著被子，只露些头发，嘴角微笑，流著口水。第二天，市公安局十三处的人来家里勘查现场。

我大姐回忆起小胖说，她最近跟刘秉义吵了架，刘秉义有家里的大门钥匙，遂向公安局反映，再根据小胖的日记，马处长亲口对我母亲表示：马豁然是他杀。

小胖解剖后，发现肚里还有一个三个月的胎儿。

当在大会上把刘秉义抓起来的时候，寒冬腊月，他满头大汗。

一九七五年初，这个消息，在北京轰动一时。社会上流传了很多小道消息。

有的说我姐姐作风不好；有的说我姐姐腐蚀样板团革命演员。

所以，父母悲痛之余，还很紧张，不敢催公安局太紧。因为知道刘秉义是江青的大红人，怕催紧了，得罪了江青，招来大祸。

三年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我母亲在给文化部长黄镇的一封信中说：「一九七五年，我的小女儿马豁然被中央乐团──江青的红人刘秉义谋杀惨死，但浩亮却反说是我叫女儿去腐蚀样板团。」

可见，母亲当时除了悲痛，还相当的恐惧，相当的提心吊胆。

果然，刘秉义仗著江青的厚爱，死不承认。一切作案的构成要件都承认了，就是最后结论不承认。他说，他要是公安局的，也认为他是最大的嫌疑人，但就不是他。

几个重要疑点：

1、小胖死的那天晚上，他去了我们家，是小胖生前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2、那晚上，他何时离开我们家，离开后又去了哪儿，都找不出证明人（不排除是眼看著小胖睡过去，并确认停止呼吸后，精心消除了一切犯罪痕迹，早上才走）

3、放安眠药的玻璃杯上没有他的指纹，但他可以带著手套往里放药。

4、他有一个人在屋，往杯子里放药的机会----小胖会上厕所，会到我父亲的房间接电话，会去厨房打水。

5、小胖死后，所盖被子极平，两只鞋排列整齐，这不符合她的生活习惯，似是有人整理过。

6、特别是小胖嘴角挂著微笑，无任何痛苦表情，不是自杀的样子。分明是在刘秉义的呵护下，甜蜜地进入了梦乡。

江青特地送刘秉义军大衣

刘秉义在关押期间，江青还特地托人给刘秉义迭了一件军大衣。这件事，看守所的干警们都知道。江青虽然一句话没有说，但此举意义重大。市公安局对此案开始百般谨慎小心，生怕证据不足，惹怒了中央首长。

这件大衣对刘秉义是个极大鼓舞和支持。他信心倍增，士气大增，死不认账。

他绞尽脑汁，希图说明，他们吵了架，小胖一时想不开，喝药自杀。虽然小胖自杀的可能仅仅是万分之一，刘秉义就抓住这万分之一的可能，为自己辩解。

在那个年代，如果他是个普通农民，早给定罪枪毙了。但他是江青的大红人，著名的歌唱家，抓起来后江青又托人专门给他送了一件军大衣，公安局怎么敢轻易地给他定个杀人罪？尽管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他，却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而迟迟不敢定。

这个案子就搁置下来。我的父母也不敢向公安局表示不满。

一年半后，江青虽然给抓了起来，但是刘秉义已挺过了这最关键的一年半。经过了多次与公安人员的交锋，他已编圆满了一套说法，稳住了阵脚。

於是，此案一年一年地往后拖。

一九七九年七月颁布了刑法和刑诉法之后，刘秉义说心脏不好，多次要求保外就医。又拖了一段后，大约一九八O年左右，北京市公安局以时间久远，证据不足，批准出狱。他在狱中共关了五年。

可以说，江青救了刘秉义一条命。

为掩饰自己畏惧江青的怯懦和办案的无能，以后市公安局的个别人竟也散布我姐姐是自杀的论调。

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小胖是不会自杀的。她是个怕死怕疼的人。她多次公开说：好死不如赖活著。她要忙调动工作，她积极练唱歌，想考进文艺团体；她思念自己的小儿子。她才二十九岁，身心健康，没有任何精神疾病和抑郁症。

    小胖的好友赵玉娥被杀死斩首之后，她曾对很多人说过：太可怕了，我可别是这样的下场！所有认识小胖，了解她的人，都不相信她会自杀。

长久以来，一想到小胖的冤死，想到谋杀他的凶犯逍遥法外，我们全家心里上就笼罩著一层阴影。我们拒绝一切有关这个杀人嫌犯的消息。

万没想到刘当了两届政协委员

《我为祖国献石油》一歌，诞生於一九七四年。它能让很多五十岁以上的人回忆起文革前的那段岁月，有一种亲切感。但对我们家来说，一听这首歌却十分的刺耳。因为这首歌是杀人嫌犯的代表唱。恨屋及乌，我们都不喜欢这首歌。它让我们想起了杀人嫌犯的虚伪和狡诈，让我们想起了冤死的姐姐。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歌唱家都销声匿迹，唯刘秉义还能出来唱歌，靠著这首歌，风靡全国，并深受江青的赏识，仅凭这，也让我们讨厌听这首歌。

这些年来，我一直闭门隐居，集中精力写自己的东西。从不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对那些歌星甚少注意。所以，孤陋寡闻，对此人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刘秉义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而且还是两届，让我万万没有料到。

再也克制不住了，不得不为冤死的姐姐说几句话。不得不再提一提二十九年前发生在我们家的这个案子。

小胖为了刘秉义，变卖了白己所有值钱的衣物。为刘秉义买这买那，她死后，柜里空荡荡的。小胖是有错误，不该破坏别人的家庭，但她没有死罪。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社会，谁坏谁提拔，谁坏谁吃吞，可能有些绝对。但杀人嫌犯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整天上电视，上舞台，上人大会堂，红极一时，不得不让人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