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钱学森之问”？ 朝闻道集（13）(2012-04-20 10:06:21) 什么是“钱学森之问”？ 最简单最直接的界定：“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2005年钱学森面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出的感慨，成为中国教育亟待改革的标志之一，由此被称作“钱学森之问”。 具体说来，“钱学森之问”是若干段钱老的晚年言论的一个综合。他曾对温总理谈起他的忧虑：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老是说中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不对。模式不对是根本的不对。 2009年8月6日,在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他也曾多次说：一流学者都有繁重的任务在身，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是一项光荣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他们知识渊博，对科学都有成熟和特有的看法，他们讲课，会给学生以深刻的启发。 钱老自己也曾讲过一些小故事，也有别人讲的钱老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体现了他自己对“钱学森之问”的看法。 1、早在他在北京师大附中时，他的数学老师提倡创新，给学生考试打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出5道题，如果学生都答对了，但是解决的方法比较平淡那也只给80分。如果答对了4道,但是解决的方法非常有创新，那就给100分，还另外有奖励。 2、在科大，他的学生同样感受到了某种类似。“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 3、2008年，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致信钱学森，向钱老汇报中国科大50年办学成就，并请钱老就科大发展给予指示。钱学森回信说：“中国科大考虑的，应‘理工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今后还要进一步发展，走理工文相结合的道路，在理工科大学做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4、“要造就将才,更要培养帅才” “我们不但要造就科技将才，更要注重培养帅才”，这是钱学森经常说的一句话。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培养更多年轻人才，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人。 5、在钱先生的家里，有一个他非常喜爱的礼物——一个“神舟”号飞船的模型。那是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王永志就是被钱学森称为“很会逆向思维”的年轻人。1964年，30岁出头的他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的第二次发射。 王回忆说：“当时碰到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点燃料。我当时不这么认为，建议泄掉一部分燃料。后来我就找到钱老，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钱老听完后，把火箭总设计师找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如何求解“钱学森之问”？每年两会都是代表们热议的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明，上世纪80年代李家明参加政治学习时，曾听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大批的明白人”。 工作多年后，李家明才体会到“明白人”的重要性。“明白人”是“知道做一件事情后的效果跟自己最初的愿望、志向、最初定下的计划是否一致”的人。 李家明表示，希望大学能培养“明白人”，创造一种校园环境或者氛围，让同学们真正找到兴趣，学好与这兴趣相关的基础知识，最后在这个校园氛围内能够开窍，做一个“明白人”。学生毕业后，找到发挥其所学知识、仍是其兴趣所在的工作，一直努力做下去，避免因为工资高低等问题“折腾自己，也折腾别人”。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农业大学教授任正隆，任正隆提出了“三三四”理念，与李家明的“校园氛围”说不谋而合。他说，大学的质量取决于‘三三四’，即科学研究占三成，课堂教学三成，校园文化四成。 任正隆认为，过去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没有钱，所以把资金集中起来先办一些重点大学。现在是时候取消重点大学，把教育经费平均分给每个学校，办好每个学校，让每个中国人享受到同等的教育资源。 “办好每个学校不等于把每个学校建得一模一样”，在任正隆看来，获得同等教育经费后，每个学校的竞争力来源于“内功”。学校应该创造一种校园文化，让学生能努力钻研，能够忧国忧民，对国家、社会、他人负责任。 据说在几年前，全世界最权威的国际学生评测机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47万名中学生为样本，进行了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三项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名列榜首。当时，有外媒惊呼：“‘小皇帝’只是烟幕，中国的未来已不可抗拒。” 然而，拥有“一流”学生生源的中国高校却仍然在“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中徘徊不前。 ---------------------------- 我问钱学森 朝闻道集（14）(2012-04-22 11:39:22) 昨天写了“钱学森之问”；今天要写“我问钱学森”？ 其实这是一个虚拟命题，钱老已死多年，到哪儿去问？ 但这是笔者积累于胸三数十年的一个问题，如骨鲠在喉，块垒在胸，不吐不快，不问不行。 “我问钱学森”：大跃进时写的三篇文章是不是错误的？为什么死前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 钱老晚年享誉华夏，卫星之父，航天之父、科学泰斗...... ，此等盛誉，不绝于缕，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名至实归，盖棺论定了。 钱老晚年还提出了“钱学森之问”，可见钱老晚年脑子不糊涂，思考能力强，记忆力也不差到哪里去。 更由此可见，钱老晚年对国家前途、民族希望，仍然保持了炎黄子孙的拳拳赤子真情。 这一点我不怀疑，我们大家都不怀疑。 但是为什么对于四十多年前，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困惑，甚至不幸的那三篇文章竟然不发一辞？ 有人说：黑子一斑何掩一轮太阳之光辉。那三篇文章权当是钱老这颗太阳的一粒黑斑而已，可以渺小得忽略不计。 我说不然。钱老的光辉远不能拿太阳相比，而那三篇文章的错误也比黑子相对于太阳大得多得多。 有人说都是四十多年前的旧事，还提它干什么？ 我说虽说是旧事，但这是历史，是共和国真真切切的历史。 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又有那一个能忘了那三年的历史？ 而钱老的三篇文章是那三年中，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极响亮的所谓的“科学的声音”。 何况，不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何以重建当代科学家的道德良心。 又如何能真正理解钱老自己的话，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 不幸得很，钱老自己也是把小数点点错了，一篇错，两篇错，三篇文章篇篇错。结果“高产卫星”是放上去了，三千多万老百姓也饿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