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未见具名的深刻政评）

“六四后遗症”与中共体制的僵化

要理解“温家宝现象”，不能就温论温，或就胡温论胡温，而必须深入中共的体制背景与现实困境。自“六四”事件、苏东巨变之后，中共高层即陷入深度恐惧之中：不仅是对未来“清算”的恐惧，而且是对任何国内外变局、动荡乃至一切“政治事件”的恐惧。当然，这也是对“深化改革”的恐惧。这种恐惧已深入骨髓，呈现为“集体无意识”。这使得政坛上、官场上充斥着大量的数不清的“政左经右型”人物，也使得黑恶化的政治短期行为盛行不衰。在“六四后遗症”的症状之下，贪腐谋私、甚至画地为牢各自为政，都已经算不得“出格”，但欲对官僚体系动大手术、对政治体制作真改革，却必定是“出格”的和众所难从的。因为那会让所有的掌权人物——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们——都感到风险来临，都有可能让他们同时失去政治上虚幻的安全感和利益上真实的保护网。

当然，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岂止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正在静悄悄地经历着深刻的分化与蜕变。中共政体的条块系统早已不复如旧，除了军事和宣传这两个“口”仍保持着自上而下的“条”的外观，党务（人事组织）、政法、纪检，尤其行政与财经系统（即温家宝所在的系统）则至多只剩下半个“条”，其众多的神经末梢已大部被“块块”所侵蚀。“政令不出中南海”业已成为制度性常态。而各个“条”的最高端也并非都能够“有机统一”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比如说，李长春或郭伯雄固然可以不买温家宝的帐，习近平或周永康也未必一定就买胡锦涛的帐。而另一方面，每个大权在握的人若想要自己坐得稳，他也就必须让其他大权在握者都能坐得稳。中共虽仍然拥有一套“集权”或“独裁”体制的正式建构，但它的实际功能已经大为衰减，而且无人敢于去触犯这套正在衰变的体制，不可能对其愈来愈大的系统张力予以主动的消除、对其愈来愈多的功能障碍进行全面的修复。在当前的格局下，这是极不可行的，因为条与条、条与块之间只有相安才能无事，也只有无事才能相安。

在僵化而又脆弱的现行体制之中，官场便形成了以权谋私易、以权谋国难的复杂困境。公忠体国者，或者“出类拔萃”者因容易惹起是非，必难觅用武之地。所以，无论是温家宝的右倾言行，还是薄熙来的毛左行径，均难以在当前政局中有所作为，遑论建功立业。与这些颇显异端的政坛人物相比，胡锦涛这种类型才是更顺应这个时代、更适宜这套体制的人物。中共掌权60年，胡锦涛是唯一真正接下班来的既定“接班人”，这不是偶然的，是僵化的体制呼唤着、维护着平庸的领袖。后“六四”时代的党国体制已不再需要那些有远见卓识或雄才大略之辈，最佳的领袖人选正是这样的人物：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有所不为。

然而，“温家宝现象”或“薄熙来风暴”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僵化的体制正在、或已经接近了它的“稳定”极限。右派与左派、官场与民间，均已对眼下这场基于恐惧的政治平衡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也许，只需有一些来自体制外部的冲击，僵局就将瓦解，而一场不可避免的动荡、或一场真正的政治变革，已经离我们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