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不多见的批评）
金庸人不如文
——且看金庸華美的文筆之下，那個猥瑣自私的靈魂
目錄
一、人不如文
二、金庸的三次婚姻
三、破碎的做官夢
四、與中共反目
五、向大陸獻媚
六、屢換陣營，名利雙收
七、梁羽生眼中的金庸
八、貽禍後世
九、不堪品行
一、人不如文
作爲武俠作家中的第一高手，金庸的十五部大作給我們帶來了太多的享受，他在人們心中的形象也自然而然地高大了起來，即使在如今這個武俠小說已然沒落的時代，仍然有很多人對金庸非常崇仰，以文判人，無理由地便將其視做道德楷模、正義化身。而在這撮人裏面，也有從前的我。
然而，作爲一個思想成熟的人，理應能夠從偏執的個人崇拜之中超脫而出，明白所謂的“文如其人”，根本就是瞎扯淡。在這個世界上，文章裏大義凜然、俠骨仁心，可現實中卻陰私齷齪、豬狗不如的卑劣文人，可以說比比皆是。小說寫得好，不表示作者人品好。欣賞某人的作品，也未必就要欽仰其個人，更不必像個無腦奴才一樣，盲目去效仿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甚至將其每句話都當成金科玉律，深信不疑。舉一個不太貼切的例子，如果汪精衛、吳三桂的小說寫得比金庸還棒，難道我們也要去崇拜追隨他們麽？
有人說：“距離産生美”。我認爲這句話很有道理。從某種意義上看，正是因爲有距離，不瞭解，只看到某人光鮮的一面，比較盲目，人們才會去欣賞崇拜；若是看清了這個人的方方面面，瞭解了那些不可告人的陰暗卑污，怕是就連看也不想再看一眼了。誇讚褒揚金庸小說的文章如今已然汗牛充棟，嘉許其德高望重、品行俱佳的也不在少數，筆者便不再锦上添花。在本文中者試圖給大家展示金庸的另一面，讓大家對此人有一個更加全面客觀的認識。也讓大家看看，在查先生情深意重、義氣幹雲、感動了無數讀者的文字下面，龜縮著怎樣一個蒼白、自私、孱弱、渺小的靈魂；更讓大家看清楚，在這樣一個文采翩翩的作家的文格底下，能夠掩藏一個何等背信棄義、貪婪無止的人格。
二、金庸的三次婚姻
金庸一生共有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爲了維繫婚姻，不惜背井離鄉，跟著他來到香港。然而成婚沒幾年，權欲熏心的金庸便不顧髮妻的強烈反對，將其送回大陸的娘家，自己則跑到北京，欲诌M身之階，二人因此離異。
金庸的第二次婚姻是與英倫大學新聞系的才女朱玫締結。在《明報》創刊之初那段最困難的日子裏，這個能幹的女子幫著他將事業撐了起來，自兼唯一的記者，變賣首飾度過難關……經過夫妻二人多年的艱辛奮鬥，金庸的武俠小說漸漸名動天下，《明報》王國也從無人問津變得如日方中，金庸有了錢，有了名聲，有了社會地位。就在朱玫正準備喘口氣，和丈夫一道享受一下生活的樂趣之時，查先生對這個與自己攜手達30年，陪著自己歷經坎坷的老妻失去了興趣，這個50多歲的老男人瀟灑地抛妻棄子，將一個連國中都沒讀完的16歲的小女孩兒攬入懷中。
還在爲《明報》辛勤工作，盡心竭力爲金庸的事業添磚加瓦的朱玫在接到金庸的離婚申請後，如同五雷轟頂，這個50多歲的可憐女人無法接受如此突兀的噩耗，身心徹底垮了。18歲的兒子見到母親的慘狀後，苦苦哀求父親回心轉意，遭到拒絕後，絕望地跳樓自盡。然而這用生命做出的勸諫和懇求，卻根本挽不回父親臨老入花叢的欲望。在金庸看來，擁有足夠金錢和社會地位的自己，理應摟著一個青春豐澤的肉體享受餘年，和年老色衰的糟糠之妻繼續過下去，那根本就是糟蹋自己。
朱玫始終沒能從這次打擊中恢復過來，悲觀抑鬱的情緒令她在幾年後就死於癌症。在她離世的時候，孤孤單單，身邊沒有一個親人，醫院甚至連死亡通知書都不知該發往何處。就在此時，查先生正陪著自己的小嬌妻愜意愉快地環遊世界，盡情地享受著他那燦爛光輝的嶄新人生。
爲了一己之私，令妻兒相繼在痛苦絕望的情緒中殞命，對於這樣的人間慘劇，好色涼薄的“金大俠”竟然絲毫不以爲意，還在訪談中洋洋自得地說什麽“男人嘛，總是比較浪漫”，顯然對自己花心搞外遇傷害家人毫無愧意，其品操實在令人齒冷，根本就是一頭斯文禽獸。將其所作所爲，與他筆下那些感情真摯的人物形象一相對照，真真構成一種滑稽荒誕的尖銳諷刺。
三、破碎的做官夢
儘管有著出色的文筆，但金庸卻並不甘於做一名尋常的作家，身具強烈爲官欲的他醉心於功名，對政治極感興趣。1949年11月，大陸和臺灣對香港的鐵路資産展開激烈爭奪，金庸將其視爲千古良機，不辭辛苦地寫了一篇長文——《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産權》，在《大公報》上發表，文中鼎力支援中共，試圖爲自己谋求进身之阶。就在這次政治投機之後不久，查良鏞便抛棄髮妻，辭去工作，於1950年雄心勃勃地趕赴北京，求見自己的好友——時任周恩來秘書的喬冠華，試圖在其舉薦下進入外交部任職，並以此爲階走上從政道路。然而他一廂情願的美夢很快便徹底破滅，喬冠華用一句“一個受過國民黨教育的地主後代，恐怕很難會被吸納”拒絕了他，金庸最後只能黯然返港。
四、與中共反目
在北京飽受冷落之後，從政夢碎的金庸只好另谋出路，他一面寄心于武侠小說創作，同時又開創了《明報》。此時的金庸對大陸的態度已然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開始頻頻在報紙和小說中攻擊這個自己曾經削尖腦袋想要投靠的政權。此舉一方面是基於查先生對奉行“出身論”，因而直接斷送了自己在大陸政壇發展可能的大陸政治模式的不滿和怨恨，另一方面則是因爲他父親的遭遇。在那個年代，作爲一位擁田3600畝、租戶上百戶的超級大地主，金庸的生父查樞卿自然難逃一死。在得知父親被人民政府槍決之後，查先生對大陸的紅色政權該是何等怨恨，我們並不太難想象。
金庸對大陸政權的敵視愈演愈烈，最終甚至對整個大陸的政治都持以否定態度，很快便從曾經身處的左翼陣營中破門而出，反戈一擊，而《明報》正是他與左派思潮爭論的主要平臺。在“1962年逃亡潮報道”事件上，金庸與左翼陣營吵得不可開交，1964年時又因反對中國研究原子彈而與左翼報紙激烈筆戰，最終徹底走到了舊日陣營的對立面。
1967年，“文革”開始波及香港，大規模的工潮和遊行隨之出現，當年曾經全力支援大陸的金庸此次態度明朗地站在了港府一邊，並積極發表了多篇文章加以反對，因此遭到了左派的憎恨，成爲香港毛左眼中的“十大漢奸”之一，而且還高踞榜首，並榮獲了“最佳漢奸狗膽豺狼鏞”、“系一隻反骨陰濕惡狗”等美譽，說他“反共反華”、“親英崇美”，《明報》也被本朝列爲“反動報刊”，嚴加封禁。隨著衝突不斷升級，《明報》報社被衝擊破壞，金庸本人也被香港左派列爲暗殺名單的前六人之一，更幸福地收到了免費的饋贈——郵包炸彈。最後，查先生不得不遠避新加坡。
鑒於自身的遭遇，金庸憤怒地執起手中的筆，用他最犀利的武器——武俠小說來宣泄心底的憤怒，其武俠作品中的冷諷暗喻越來越辛辣尖刻，對大陸的政治和那個大搞個人崇拜的領袖百般譏刺。在他于文革開始之後所創作的小說中，每有涉及“東、左、毛、紅、朱”等字眼者，都必然會賦予灰暗的色彩，如朱長齡，如毛東珠（豬），如左冷禪。這既是出於一種“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妒嫉心態，又取決於他個人對大陸政治的觀感。
五、向大陸獻媚
由於長期和大陸唱反調，彼此間爭得你死我活，加上其作品中蘊涵著的那些政治寓意比較深刻，金庸的武俠小說一直被大陸所封禁，羅湖海關的檢察人員一度會盤問每個過境者是否私攜了金庸小說。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金庸的骨氣也在逐年下滑——爲了打開大陸市場，多賺些鈔票，與中共作對半生，早就已經徹底撕破臉皮的他臨到老來，居然又一次向大陸權要低了頭。
在鄧小平執掌大權之後，金庸幾乎每天都會細讀“新華社”電訊，對大陸政治異常關心，還在《明報》上大贊鄧小平治國有方，對其“三落三起”的傳奇經歷大表欽佩，更在社評中大力主張由鄧小平出任國家主席，還在記者面前幾次大贊鄧小平：“我一直很欽佩他的風骨，這樣剛強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俠小說中描寫的英雄人物……”
1981年春，自覺已鋪墊足夠的金庸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出，想要訪問內地，並請求謁見鄧小平。對金庸小說頗爲喜愛的鄧接見了他，二人相談甚歡。回到香港後，金庸在記者面前幾次說道：“我相信中國大陸，目前沒有別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我相信中國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對國家、人民有利。”並且馬上給鄧小平寄去了一套《金庸全集》。當他聽說王震很喜歡他的武俠小說之後，也馬上寄了一箱到北京。
金庸的謙卑姿態很快便獲得了回報。大陸之行後不久，他的小說便在內地開禁，銷量立時激增數十倍，金錢滾滾而來，名聲也陡然大噪，被遠超之前數量的讀者所熟知。很快，我朝又給他爹平了反，其中正誤姑且不論，只是如此無原則的厚此薄彼，又讓那些當年遠比查樞卿擁田更少，卻同樣已然身在九泉之下，卻大部分不得平反的中小地主們情何以堪？
六、屢換陣營，名利雙收
金庸與我朝敵對多年，對我黨更是積怨甚深，後來竟能一反常態，主動靠攏，邀寵獻媚，表現實在令人大跌眼鏡。在謁見大陸高層時，照片上的金庸一臉諛態，滿臉的皺紋中都彌漫著一股奴才相，不僅只字不提之前的觀念對立、矛盾衝突，就連那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竟然也能一笑而罷，當真是一位能屈能伸的大英雄、大豪傑。
由於其朝三暮四的表現，查良鏞常被人譏笑爲“機會主義者”、“左搖右擺的牆頭草”。很多人不明白，金庸之前既然已經功成名就，譽滿海內，家資巨億，又何必爲這區區五鬥米去折腰？其實對於一名華語作家而言，什麽香港、臺灣、新加坡之類的市場都是小打小鬧，進入擁有數億人口的大陸，才是真正的王道，因此金庸的這種迫切心態其實並不太難理解。更何況，除了小說的銷量和聲名之外，金庸靠近大陸，還能得到更大的收益。1986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金庸充任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專題小組的負責人，帶頭設計未來香港的政制模式。不過作爲大陸官方的喉舌，他的這次政治表現並不得人心，與中共官員溝通後提出的方案遭到了港人鋪天蓋地的反對，金庸趕忙在《明報》上撰寫社評解釋，卻引發了更大的不滿，數十名學生遊行示威，火燒《明報》和經影印放大的社評，指責金庸“歪曲事實，斷章取義”。當年12月，草委主任擴大會議在廣州舉行，會議中通過了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引得群情洶湧，抗議的呼聲一浪高於一浪。金庸爲了平息金庸爲了平息众怒，抛出洋洋洒洒的万言文章，在《明報》上連載12天，卻仍然得不到大家的諒解。
七、梁羽生眼中的金庸
縱觀金庸的一生表現，我們不難看出，此人無疑是一個毫無原則、唯利是圖的實用主義者。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金庸竭力嘲諷、反對中國研究原子彈，因此而取悅了港英政府，即將倒斃的《明報》起死回生。到了60年代，金庸因大肆抨擊中共而被邀訪臺灣，又在媒體面前吹捧其教育部長，將這個把“南京大屠殺”修改掉的傢夥說成是尊重事實的人傑，因而得到了蔣氏父子的歡心，打開了臺灣市場。到了八十年代，在發現自己的作品有機會進入大陸之後，查老又與他一直痛駡的大陸政府好得如同蜜裏調油……在上個世紀下半葉，臺灣、大陸、香港、港英等數方勢力間矛盾重重，衝突尖銳，金庸卻能夠遊走其間，處處得名獲利，手腕之高明實在令人又敬又佩，比之韋小寶也不遑多讓。金庸能夠塑造出那樣的經典人物，實在並非幸致。爲了賣書和獲取名利，金庸後半生搖來擺去，四處投奔，毫無堅持，這點遭致了很多人的鄙視，其中便包括他曾經的好友、同爲武俠小說大師的梁羽生。2006年，梁羽生在接受採訪時，曾談及自己與金庸的關係：“我們的友情是過去的，儘管不滅。他是國士，我是隱士。他奔走海峽兩岸，我爲他祝賀，但我不是這塊材料。”又說：“我的想法也可以轉變。就像我說過的，‘凡說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爲金庸是經常變動的，有50年代的金庸，有60年代的金庸，有80年代的金庸，也有現在的金庸。”
上面這段話雖然含蓄隱晦，但細細一讀，仍然不難看出，曾與金庸同列“三劍客”，後來卻與之反目的梁羽生，對於金庸的操守是何等地鄙夷。梁自稱“隱士”，稱金爲“國士”，說自己“不是這塊材料”，是暗諷金庸太功利，與各家政府走得太近。說他“奔走海峽兩岸”，是在指責金庸缺乏操守。說金庸“經常變動”，在四個時代中各有一個金庸，則是譏刺他在不同年代中的表現迥然大異，是一條“變色龍”。
八、貽禍後世
上面所提及的金庸的種種缺點，不過是他個人的私德問題，貽害並不太大。查良鏞真正的歷史罪責，是他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將自己的小說當成歪曲歷史、坑蒙群众的工具，利用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撒谎骗世，行止之間，文人的清高正直和知識份子應具的基本操守均蕩然無存，根本就是文化界的恥辱。
爲了一己私心，金庸竟公然在自己的作品中美化漢奸，吹捧滿清，醜化漢人政權，這不僅僅是他個人道德淪喪、诚信缺失的问题淪，更具有了極大的社會負面效應，可以說是遺毒無窮。如果廣大讀者在他影響之下，都對範文程、洪承疇、吳三桂等人叛國投敵的這種行爲理解包容，甚至將其視作爲了百姓安樂而抛棄落後政權的義舉，個個都歡天喜地等著異族入主後進行民族融合，之後共同步入幸福生活，那從此人心乖謬，忠義不存，日後再逢國難，還有誰會爲國家死戰沙場？
事實上，金庸的作品已經在事實上給了華夏的脊梁重重一擊。在不知不覺間，大批讀過金作的國人的氣節和抵禦外侮的堅執之心，都已經遭到了或多或少的磨蝕，之後還不斷有人正在加入被毒害的行列，這實在是一件令人萬分憂心的事兒。
金庸對滿清的偏袒和對歷史的歪曲引起了很多正直之士的不滿，對他知根知底的武俠宗匠梁羽生就曾在“金庸梁羽生合論”一文中對他進行了譴責，指責他“正邪不分”、“是非混淆”、“改變了侵略與被侵略的本質”、“改變是非敵我的標準”、“模糊了敵我觀念”，將其作品說成是“不分大是大非，以致減弱了藝術感染力的例子”。還質疑他“是否要借聚賢莊中的酒杯，以燒自己胸中的塊壘？”最終更諄諄告誡：“抵抗侵略，決不能歸咎於狹隘的民族觀念。”並奉勸迷途未遠的金庸早日回頭。
梁羽生的話雖然還算客氣，用的也只是勸誡的口吻，但字字句句，都是在指責金庸是僞中華，以中華之名，行滿獨之實，只是說得比較委婉罷了。性情明快的李敖對金庸的評價則要尖刻得多：“只有無知的人才看他的書，他在我看來只是一泡狗屎！”
在筆者眼中，金庸的人品雖劣，但小說寫得還是相當不錯地，李敖的話未免有些偏頗。我們不能因爲金庸的小說寫得好，就主觀認爲他的人品也好；同理，也不應該因人廢文，輕易就否定金作的娛樂價值。賞其文，鄙其人，如是就好。
注：金庸在自己的小說中歪曲事實，蠱惑人心的詳情，筆者在“從金庸17年的小說創作生涯，看他的陰鶩虛僞和險惡用心”一文中已有詳述，此間便不再贅言，感興趣者可自行往觀。
九、不堪品行
金庸爲人虛僞好名，年青時曾在自己的文章裏不厭其煩地反復吹噓，說自己如何出身於名門大族，在訪談中更是幾乎每次都要故作親切地提到那個幾乎沒見過幾次面的遠房親戚——徐志摩是自己的表哥，攀附之態溢於言表。事實上，也只有像他這樣的極度虛榮之輩，才會爲了將自己塑造成愛國的世家大族子弟而多次扯謊，甚至公然在《鹿鼎記》中歪曲僞造歷史，將那個向清廷告密，引發“明史案”慘劇，導致血漫江南，最終還受到清廷重賞的祖先查繼佐吹捧成反清義士。
金庸一生沽名釣譽，江郎才盡後，爲了避免折損如日中天的聲名，便沈湎在過去的成就之中，再不思突破進取，寫新的小說，大好年華和滿腹才情皆被虛擲，實在令人扼腕。如果只是單純地固步自封，不過是個人選擇，別人原不該多加置喙，可偏偏他又不甘寂寞，時不時跳出來搞些噱頭，這就不免讓人覺得太過膚湣＝鹩鼓贻p時候還裝得道貌岸然，清高得如同不食人間煙火，然而到了晚年，或許是覺得年齡大了，時不我待，對虛名的渴望便開始大熾，再也顧不得虛飾僞裝，四處毛遂自薦，其虛僞和虛榮表現得尤爲明顯。他時而到浙大得個名譽頭銜，時而跑到華山搞個“華山論劍”，給自己“封禪”，時而又跑去少林寺，在一群庸人的追捧下當個“武林盟主”，過過幹癮……還多次在鎂光燈前，用貌似謙遜淡泊的語氣，暗暗地擡高自己，邀買虛名，所作所爲可以說俗不可耐。而就在這些低俗的舉止中，金庸也將自己的哗众取宠的浅薄之态暴露在了世人之前。
原先查先生還在浙大混了個客座教授，時不時講上幾節歷史課，濫竽充數一番，可自從那次因爲歷史知識太差，被學生噓下臺後，他與那三尺木桌也絕了緣，總算讓大家都松了口氣。失落的查先生近年來又有了新點子，把他那幾部寶貝小說改來改去，試圖重新吸引公众眼球，怎奈其年事已高，思维涩钝，青年時的才華和靈氣早已散盡，修校出的新版《金庸全集》也在一片叫駡聲中慘澹收場。聽聞老查近年來又在寫白話版的《中國通史》，筆者不禁憂心忡忡，思及查先生一貫具有的不诚实、恣意篡改历史等不良作派，對歷史觀即將遭到荼毒的下一代真是萬分同情。尤其是一想到明、清兩朝歷史即將被歪曲成的悲慘模樣，實是連呻吟歎息的力氣都沒有了。
在從政失敗後，金庸將後半生的主要精力放到了追逐財富之上，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91年時的個人財富已在“九十年代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中排行第64位，可以說十輩子打滾揮霍也花不完。然而其人生性慳吝，對《明報》旗下的編輯和記者們極其苛刻，從來不思厚待，以亦舒、林燕妮和他的交情，以及二人爲報社做出的貢獻，亦竭力盤剝，錙銖必較。亦舒屢次提出抗議，非但無果，反倒還遭其嘲笑。不過金庸可並非葛朗台那樣的守財奴，他自己，以及他那個比兒子還小的小嬌妻，整日揮金如土，生活奢靡，享盡富貴，著實令人羡慕。
文采絕世、人品不堪，如此極端的兩種特質竟能這般融洽地集于查先生一身，實在是令人感喟莫名，更讓很多人自此明白，“文如其人”不過是一句荒謬絕倫的屁話，並從此變得明智起來，這倒不失爲金庸對社會的積極貢獻之一，也算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了。
金庸的小說必然長傳於世，但金庸本人，可以休矣！
注：本文有部分內容脫胎于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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