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严兄於二○○○年进入“立法院”，除了认真问政外，还能在休会期间，公馀之暇，花了近叁年的时间，亲自一字一句地将他饶富传奇的大半生，以流畅的笔触、细腻的情感，作完整、平实的铺陈，一共写了十四万字，的确令人钦佩。我知道，他一直是个很用功的人，但要在那麽忙碌的工作行程和紧张的生活节奏中，静下心来写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其实我很早就听闻过他不寻常的身世，以及围绕在它周边的故事；但是孝严兄从未主动向我道及，我也不曾以此相询，我能体会出这种特殊境遇在他内心形成的难处，我也更尊重他个人的私隐。

我曾和孝严兄一起工作多年，当我有机会提携他的时候，我只看重他的能力，不曾去考量、也不会去管他是谁的孩子。在长期从旁的观察当中，我注意到他一直有股“宁静的力量”，在他温和、沉稳的外表下，总蕴涵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强劲力道和坚持。我曾当面称许他是不可多得的“实践者”（doer），而不是一般所常见口若悬河却不能起而行的“空想家”（thinker）。

我很高兴他在书中，把工作的重要经验，以及在其他党、政职务上，所处理过的若干事项，作详尽的叙述和记录，一方面存真，另方面也可以带给後人一些宝贵的启发。

世人对孝严兄成长的过程，一直感到好奇，而社会上的各种传言又莫衷一是；过去十来年里，更有不少穿凿附会的书籍和文章大量涌现，但它们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均受到严重的质疑。孝严兄以目前唯一在世的当事人身份，就此出书，委实难能可贵，并且亲自执笔细心撰写，正是一本在大家渴望当中能读到最权威的著作了。书中有甚多我未曾与闻有关他心路历程的种种，读後难不令人动容。

他虽为蒋家之後，却在“蒋家门外”长大，一路上经历了无数常人难以体会的挣扎和奋发；他所依的，就是那股我无以名之，只能称之为“宁静的力量”，最後他终能藉以在职场上走出属於自己的一片天。他对“为什麽需要”以及“如何”完成“认祖归宗”的前因後果和它的整个历程，在书里作了详实的交代，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被其中的点点滴滴所感动。

《蒋家门外的孩子》，不管从社会的期待，或是要了解某部分蒋家家族史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孝严兄成书之後，特来看我索序，我欣然应允，以示祝贺与推荐之意。

（连战先生现为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

马英九先生序

孝严兄以三年的时间，将其不平凡的一生，“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出自自己的手”，亲笔写成自传《蒋家门外的孩子》一书，嘱英九作序，乃得先睹为快，并借以了解孝严兄面对命运、奋斗向上的事迹。

孝严兄以其流畅优雅的文笔，撰为本书，于叙情处，令人低回；于叙事处，使人神往；由于其经历宏富，观察深入，更有足供吾人参考学习者。

孝严兄把这本书献给蒋经国先生，并说“许许多多的事情，就只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才奋力而为。”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此之谓乎？

（马英九先生现为中国国民党主席）

王金平先生序

俗语说：“人在公门好修行”，担任“立法院”院长这么多年，要是有人问我，哪一件事算是绝无仅有，最使自己感到别具意义，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说，那就是在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午，为章孝严认祖归宗的实质完成举办了庆祝茶会，从此我们要称呼他正确的姓名：蒋孝严。我们很多人分享孝严兄的喜悦，对于我个人来说，能做这件事更是快慰平生。

说起孝严兄的认祖归宗路，真是漫长而奇绝。说漫长，它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到二○○四年，前后长达四十六年；说奇绝，他们兄弟俩必须为了不让归宗之事增加任何人的困扰或心理负担而费尽心力，两兄弟“对几乎不可思议的身世转折，除了必须不露声色地去面对周遭，在人生道途上，更要隐忍不能说出自己是蒋家人”的困窘，真是情何以堪啊！然而，孝严兄的艰苦卓绝，终究完成了归宗大事，这种孝行实在是太高贵了。

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虽然孝严兄时时吞咽着“叫父亲太沉重”的苦水，不曾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见到自己的父亲，不曾像一般人一样能够时时得到来自父亲的指引，然而，作为经国先生的儿子，孝严兄不断设法从经国先生所有的公开谈话及著述中去体认父亲的志事，并用来自勉，以期克绍箕裘，“只有付出，对目标决不放弃”，正是经国先生一生志业的写照，这一点我们用来对照孝严兄的行动，我们可以说孝严兄做到了“无忝尔所生”的大孝境界。

记得清朝金兰生在《格言联璧》中说：“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功。”孝严兄在开始懂事的青春期受到了十多年清苦生活的磨砺；而家世的不便更是给他带来长期的精神折磨，如果不够坚强，早就被他自己击垮，然而，孝严兄以积极态度逆流而上，以“沉着、耐心，不好高骛远；积极、果断，不投机取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承接每一阶段的挑战，终于在一定领域里，成就了不靠显赫家世，却令人刮目相看的“社会形象”，这不只是可贵，更是难能！

有不堪回首的岁月，才会有可堪告慰的人生。从不可能中找出可能，是孝严兄从不凡的身世中体验出来的行事风格。孝严兄曾在“立法院”中推动两岸“包机直航”就是一种典型的“无中生有”，从不可能中找出可能的实例，我深为同仁中能有这么一位拥有几十年行政经验，再加上以相当的耐力，使一项有助于两岸民生的大事，终致成功感到骄傲。

《蒋家门外的孩子》是孝严兄为父亲经国先生而写的书，全篇十二章，道尽了孝严兄归返家门的艰辛，其中多少的无奈，多少的血泪，多少的苦心孤诣，孝严兄一字一划出于自己之手，真情流露，想必在他写时是一行一泪，竟叫我们读来也一页一泪，它的发行必然会感动千千万万的读者，我们为同时代的人能够读到一本好书庆幸。

孝严兄嘱我为序，我不敢当，就当是先阅读的人向尚未阅读的人做个介绍吧！

（王金平先生为中国国民党原副主席）

钱复先生序

老同事蒋孝严兄以他手着《蒋家门外的孩子》一书嘱撰序文。我看到他的自序“为父亲而写”，不禁想起经国先生已离开我们十八年多。这些年台湾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每当此时，我经常会想：如果经国先生还在，是否会如此？

经国先生在他生命的後半，可以说完全奉献给社会、党和民众。只要是对於叁者有利的事，他一定毅然决然全力以赴。我有机会长时间地近距离观察经国先生，认定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或家人考量过。他自奉极薄，一件衬衫、夹克可以穿到袖子起毛，还舍不得丢。一部老别克公务用车多年不换。他有几套比较穿得出来的西装，是接见外宾时才用。他重视检，厌恶奢华浪费，也影响了周边的部属。

孝严兄的新著一方面纪念先人，一方面也将自己成长过程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加以叙述。阅读本书深感有血有泪。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我认为这本书带给读者两项重要的启示：一、希望是属於“乐观进取而有自信的人”；二、“冤冤相报只会造成仇恨的扩大和衍生”，宽恕的爱是正确的方向。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这两项启示是极为宝贵的。

（钱复先生现为国太慈善基金会董事长）

书评：一本为父亲而写的书

他的祖父是蒋介石，父亲是蒋经国，而母亲章亚若却死于非命，他和孪生兄弟章孝慈驻足在蒋家门外达半个世纪之久……蒋孝严奇特的身世曾引起了世人的好奇和各种猜测，美国两大著名报纸《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都曾以显著篇幅进行了长篇报道。加以国内外其他媒体对他父母恋情、他母亲离奇死亡、他和章孝慈这对孪生兄弟生活经历的各种版本的叙述，使得他及他母亲似乎始终被一层神秘的面纱所笼罩，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不少穿凿附会的书籍和文章大量涌现，使事情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今天，蒋孝严先生历时三年，用流畅的笔触、细腻的情感，写成了《蒋家门外的孩子》一书。在书中，他亲笔一字一句地将他饶富传奇的大半生，作了一个真实、完整的陈述，这是目前能读到的最权威的版本。蒋孝严表示，他要以虔敬的心用这本书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在书中，作者深情地回忆了他和章孝慈早年充满艰辛的成长岁月、追忆了父亲蒋经国先生和母亲章亚若女士的深沉而炽烈的情感、记录了他充满崎岖和波折的认祖归宗之路以及独力打拼的从政经历。

他还披露了他与蒋家的恩怨纠葛及与同父异母兄弟孝武、孝章等人的手足情深等内容。书中许多内幕首次由当事人自己披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是父亲手下的亲信杀害了母亲！”

对于其母章亚若在桂林神秘猝死的真相，蒋孝严在书中有相当具历史价值的陈述：“我确定母亲是被谋害的，主谋就在赣州‘专员公署’，父亲身边的人，且深受经国先生器重和绝对的信任。”蒋孝严形容自己，道出这句话时没有怨恨，仿佛内心长期受禁锢的枷锁突然松脱，更能带着宽容与原谅的心情看待这件事。蒋孝严表示，为了了解母亲如谜一般的死因，他长期以来做了认真仔细的搜寻与访查，大舅妈纪琛、外婆周锦华，以及诸多亲戚和相关当事人都曾透露给他许多线索，经他不断查证当事人的说法，结果几乎全部吻合，“案发后将经国在赣州身边的亲信黄中美、高理文、桂昌德等均被调离，担任闲职。” 他怀疑当年母亲的密友桂辉（桂昌德）曾参与杀害母亲的阴谋，并坚信此事和他的父亲蒋经国、祖父蒋介石无关。他确信母亲是为了守住一份属于她生命全部的爱情而丧生，但事隔六十年，他心中复仇的怒火已经熄灭。

走过崎岖归宗路

蒋孝严在书中还讲述了自己从“章孝严”到“蒋孝严”、从“蒋家门外的孩子”到认祖归宗的坎坷经历。蒋孝严认为此书取名为《蒋家门外的孩子》实在非常贴切，因为一个孩子在家门外驻足，无法进门，是很悲哀的事，而他却在蒋家门外一站就是60多年，光敲门就花了46年。

蒋孝严兄弟俩在外祖母的抚养下艰辛成长，体验过饥寒交迫的坎坷人生，但最让他受折磨的是无法认祖归宗。他说，最初知道自己是被迫从母姓时，确有强烈的被羞辱感，要争回父姓又似乎只能在梦里追求。一个人要走过“认祖、归宗”的道路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已属极度不幸，在路途当中，还要饱受歧视和打压，内心更备受煎熬。

但经过65年的等待、折磨、苦涩和沉默，蒋孝严终于凭自己的努力堂堂正正地跨入了蒋家大门。那一刻，蒋孝严想必是完成了母亲最大的心愿，抚平了父亲最大的心痛。

正如蒋孝严先生自己所说的：“每一页都有血，每一字都是泪！”作者在书中倾注了很多情感。从章孝严到蒋孝严，这个“蒋家门外的孩子”有太多话要说：“一个感人的故事，未必是真实的，但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事人在书桌前自述时，必会受到感动。”蒋孝严花了3年时间，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故事。他说，在写作过程中，他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沉思许久，直到妻子呼唤他，他才从回忆中回到现实。他内心的挣扎与煎熬，其实已非一般人所能想像。正因为作者是用泪水、用真情在写作，相信每一位阅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为书中的点点滴滴而动容甚或落泪！

蒋孝严在书中还提到了2000年他担任国民党秘书长，李登辉和宋楚瑜不和，前者低估对手，后者误判情势，导致国民党内斗及“连宋配”破局等内幕。

自序：为父亲而写

这本书得以问世，和美国两大报的资深记者有关。一位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驻亚洲地区主任布瑞薛（Keith Bradsher），另一位是《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驻亚洲地区主任德密克（Barbara Demick），他们分别於二○○二年底及二○○叁年初来台，对我进行专访。

我和他们素昧平生，只因我从二○○二年下半年起，以“立法委员”身份推动“春节台商包机”，前往北京多次，几经斡旋，终能协商成功，突破两岸五十年的僵局，引起国际媒体关注，CNN驻亚洲资深记者齐迈可（Mike Chinoy）亦曾专程到台北进行访问。《纽约时报》更对我在二○○○年八月及二○○一年四月，专程携眷到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和广西桂林市，分别祭祖和扫墓的行踪，有浓厚兴趣，於是与我办公室联系，要求面访。德密克旋从香港来台两趟，和我做了叁次深谈，并派该报专业摄影师，极度审慎地由我陪同到桃园头寮经国先生陵寝照了许多照片。

该报於二○○叁年元月十一日，在A四版以极大篇幅做人物报道，标题很醒目：“TAIWAN LAWMAKERS SKILL MAY BE HEREDITARY”。当天台北时间清晨五点多，《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傅建中一见到该篇报道，就打电话来，把我从梦中惊醒，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孝严兄，不得了，《纽约时报》以如此显的版面和篇幅，并且以专题方式报道老兄，这是几百万都买不到的。台湾政治人物当中，你还是第一人！”

一笔一划出于己手

《洛杉矶时报》见到《纽约矶时报》的专访後，至为重视，於是指派德密克来台。由於当时大陆SARS横行，她只得自香港绕道汉城来台，和我做更深入的多次访谈。同年六月二十日她以“A Taiwanese Scions Story Is Full Of Twists”为题，在该报头版新闻版面，长篇报道了我奇特的身世。在采访过程中，她跟我说，美国人对我这类活生生、传奇性的遭遇，不仅会同情而且会着迷；她还和洛杉矶好莱坞几位有名的导演好友，提过我的故事，都认为是非常好的电影素材。她建议我多花些时间自己来写书，她说：“这比从政做到总统都还重要！”德密克女士的一番话，让我陷入沉思。看到她的报道之後，我便认真而严肃地拟定了亲自撰稿出书的计划。

花了叁年多的时间，我慎重地把这本书写好。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出自我自己的手。我是利用公馀之暇和“立法院”休会期间来执笔。二○○二年二月进到“立法院”後，我发觉“立法委员”的作息时间相当有弹性，和以前在“外交部”担任部次长时，那种压得透不过气的日程相较，截然不同，好像突然多出不少属於自己可以掌握的时间。从前就有写书的凳想，一直苦於无暇，现在像是一颗种子，见到一片肥沃的土壤，只要放在里面，一定会萌芽而结出果实来。美伦也鼓励我把自己不一样的成长过程做成记录。我理出好多本日记和重要的剪报与书籍，逐一翻阅之後，初步勾勒出了一个大纲；但真正投入撰写工作，是在二○○二年底和二○○叁年初，接受前面两位美国记者访问之後的事。

走过认祖归宗之路

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想到过，这本书对蒋家会不会有什麽负面影响？这当然不是我所愿见，但忠於事实的陈述，又是我写书的最低要求和原则，我只能要求自己忠实，不能要求所有人客观，就像画家呕心沥血地画出一幅美极了的旭日东升图，但看画的人，由於主观意念，可以很合理地把它当作夕阳西下来欣赏。《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两篇报道，对蒋家没有一个字批评，是我最欣慰的地方，也让我相信，这本书在整体上，对蒋家会是好的。

在写到和孝慈一起走过的艰困岁月及母亲遇害的片段时，曾无法止住泪水而数度停笔。我原本考虑过省略掉母亲非自然死亡的篇章，但整件事情追到後来，我发现它和父亲经国先生无涉，也与祖父“老总统”无关，我反而觉得更应当据实地把它公开出来，才能使父、祖不再因为这件悬案被毫无根据地臆测污名化。也许会有人不同意我所做的论断，但只要有人拿得出直接的反证，我会虚心地接受，并且以感激的心交由社会公评。

我确信母亲是为了守住一份属於她生命全部的崇高爱情而丧生，且前因後果的轮廓在我心中早已有数，但我已无复仇的怒火。事隔六十个寒暑，当年时空背景迥然不同，加以当时政治、社会价值观的错乱，我早已学会用宽恕之心来看待。

社会上对我和父亲经国先生、祖父母以及孝文、孝章、孝武、孝勇之间的关系和来往，有各自认定的版本和谈论，但缺少完整真实的全貌。我从当事人的角度，把我所经过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做诚实的记录，对外界想要知道实情的，会有帮助。只是在写作过程当中，如何下笔切入，用单独个别的叙述？或合并式的综论？我的确花了不少时间，才整理出现在的篇章架凳，让人能够一目了然，并且容易翻阅。

一个人要走过“认祖、归宗”的道路，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已属极度不幸；在路途当中，还要饱受歧视和打压，才真正激发人们的不平和同情。前面提到的美国两位记者相信，这是为什麽读者会对此故事产生强烈反响的缘故。最初知道自己是被迫从母姓时，确有强烈被羞辱感；要争回父姓，又似乎只能在梦里求。当我决心要让此梦成真，我知道，付出大的代价是必须的，而整个过程的崎岖和波折，便成了我这本书的轴线之一。在这一部分，我设法把心路历程和内心世界做一解析，对我的动机、坚持和周延的设想也做了说明。

许多人对孝慈和我都能从卑微的出身 “私生子”是够卑微的了，最後却也勉能晋身所谓“功成名就”之列，均投以奇异眼光，并窃窃私语，“蒋家馀荫”是否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关於这一点，我也做了反省。

献给父亲经国先生

从提笔写下这本书的第一个字开始，到点下最後一页的标点符号，一路上，父亲经国先生的影子一直在我脑中、在我眼前、在我身旁。多处我提到他，他是给我生命的父亲，也是有血有肉和七情六欲的人，我不会因为他不是神，而减弱了我对他的爱和崇拜。许许多多的事情，就只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才奋力而为。在我内心最最深处，我知道，也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才会写这本书。

爸爸，我爱您！

二○○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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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前的部分目录

蒋家门外

第一章遥遥归宗路·哀哀赤子心 1

第二章凄凉身世泪·浇灌上进心 30

第三章女婿是经国·岳母苦一生 37

第四章母亲的悲苦·坚贞的爱情 52

遗孤遣怀

第五章苦命同林鸟·孝慈折磨深 69

第六章同父异母缘·手足情意深 85

第七章祖父崩逝后·我奔丧兼程 111

第八章亲切蒋夫人·早悉桂林城 121

第九章梦里唤父亲·梦醒泪涔涔 137

逆流向上

第十章父亲猝然逝·榻边冷清清 151

第十一章栖台北“政坛”·叹冷暖假真 155

第十二章转战“立法院”·桥接两岸情 180

附录

蒋孝严诗选

章孝慈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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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门外

第一章遥遥归宗路·哀哀赤子心

江西南昌的章家和浙江奉化的蒋家，原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不会有交集的两条平行线。

从小到大，心中的蒋家就是那麽高不可攀，怎麽样都和它沾不上边。它主宰过全中国的命运，在国际上叱吒风云，不可一世。章家书香门第，却是寻常人家，每天挣活求温饱，从未奢求闻达；数代以还均与国事无涉，几与世事无争，只想在恬静中过活。日军侵华的战乱，章家开始东躲西藏、四处逃难。一九叁九年为避战祸，从南昌老家辗转南迁，到了相距五百公里之遥的赣州。

从未想到，章家一位纤弱的女子，会和蒋家第二代中的翘楚，不期而遇。他从苏联回国不久，雄心万丈地选定赣州作为培植政治势力和班底的根据地，既练兵又组训，励精图治，并打出响亮口号，要把它建设成全国的模；一夕之间，风起云涌，成了各地青年崇拜的偶像，各省前来投靠的精英络绎於途。

就在这个历史的偶然里，先母随家人迁徙到完全陌生的小城，意外地与一位英雄似的人物，编织起凄迷的爱情故事。蒋家和章家日後千丝万缕的纠葛，於焉开始。

从赣州到桂林，先父母共度两年多的美好时光，和其他年轻恋人一样，有对爱情的憧憬，也遇到现实生活中的难题和挫折，有欢笑有泪水，也有互诉衷情、私订终生的山盟海誓。

蒋章之恋觅结局

当身世不再是秘密，相关资料也逐渐散见两岸报道时，我决定设法去了解更多，尤其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期间先父母的交往情况，就算是偶尔风闻到一些蛛丝马迹，或是有人转述的传闻，我都侧耳倾听记录下来。

经国先生一九八八年过世後，我搜集到类似以“蒋经国与章亚若”为名的书刊甚多，及数十篇的记述文章，但是，有关赣州部分的描述，则多属重复转载或抄袭居多。虽然有价值的“新资料”有限，但仍有助於以抽丝剥茧和去芜存菁、相互对比的方式，清理出若干问题的脉络和细节。

整个赣州故事的过程和内容，知道最清楚的只有一个人王升。他曾以长辈身份代替父亲照顾过我们，对於六十年前的往事，他是分次向我们断断续续地叙述，在若干关键点上，却又刻意保持模糊。在他一九九叁年出版，由别人代笔的回忆录《王升与国民党》中，强调他如何受到经国先生的感召，从赣南乡下赶往赣州去投靠，并深受器重而不次拔擢，有知遇之恩等等。他追忆了无数在赣州的工作细节，但令我不解的是，却只字未提及先母，他们不仅是青干班的同班同学，且颇有私谊，坊间甚至盛传，先父和先母相识，他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一次王升很诚恳地向我和孝慈描述他所认识的先母，他说先母“美丽大方，气质不凡，工作积极，热心助人，毛笔字潇洒有力，抗日爱国情操高亢，多次投入救助伤患工作；领导力强，颇有男子气概，学习能力高，记忆力出众，平剧只要听过几遍，即可上口清唱。当时是班上的灵魂人物，同学们均以‘大姐’称之。”有一天他还特别强调，先父母是“真心相爱”，约定要“永相守”。既然王升对先母认识甚深并有私交，在回忆录里却只字不提，显得极不自然。

先母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下午猝逝，不及留下遗言。四十六个年头之後，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叁日下午，经国先生也是在一种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大量吐血後宣告不治，也未及交代後事。我在想，他们临终弥留那一刻，是不是都还同样惦念着那个相互约定但未能遂的心愿负责任地要两个孩子早日归宗？

“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

“孝严、孝慈要不要回到蒋家？”“孝严、孝慈能不能回到蒋家？”过去几十年在台湾社会里，确实引起了许多人的关心和好奇。不少人是发自内心的关切，也有的只是抱持看戏的心态。

“能不能回到蒋家？”我很早就认定，若无主动作为，这个问题将永远不会有结果！经国先生过世後，蒋家里面就更不会有人为这件事采取行动了！

自先母在桂林遇害数十年来，章家大小有多数的时间，过的是一种“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从来不敢张扬自己的身世。还记得在念初中时，听到二舅和外婆多次当面否认别人好奇的询问：“这对双胞胎是不是蒋家的骨肉？”他们回以极不自然的笑容，却明确地说：“不是，不是，……不要乱讲。”我不懂这些对话的意思，但一直忘不了挂在他们脸上那种尴尬的表情。外婆很痛苦地告知我们实情之後，还要我们把它藏在心里，不要对外走漏，她真的担心会进一步惹来杀身之祸。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敢承认，对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何等的痛苦；这种内心长期的煎熬，绝不是蒋家其他成员所能体会於万一的。

章家在新竹之所以过得那麽困顿，当然是有人为了要保诱经国先生及蒋家的声誉，使得章家大小无辜地做出了牺牲。经国先生一定交代过王升要妥善照顾远在新竹的章家，最初几年，王升确实尽了力，也办到了，但後来由於王升和二舅舅没相处好，全家一下子陷入难以置信的窘境。王升不会也不敢向经国先生报告那种穷困的实情，经国先生还以为他两个在新竹的孩子一直过着无忧无缺的生活；他更可能误以为，孝严、孝慈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所以也从未影响到心灵的平静。有许多事，他确实被部属隐瞒住了。

新竹的苦日子只是其中之一。当我和孝慈成年後，王升告诉我们，他叁不五时都会将近况向父亲报告。但王升一定未曾告诉父亲，我们念中学时就晓得自己身世，以及因它而带来心理上难调适的痛苦。设若父亲早就知道，我们十六七岁就揭开了这个密，而渴切盼望着父爱，他应当不忍心在我们各自成家之後还不安排会面。

为母亲讨回公道

在我们考虑“要不要回到蒋家”时，多少有些情绪和意气的成分。一九九二年，孝勇可能因为健康恶化，也可能因为经国先生过世对他打击太大，突然发觉自己置身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再有一呼百诺的能耐，在心理上不易调整，加上我和孝慈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各有长进，所以对我们“认祖归宗”之事，一反几年前的正面态度，竟向媒体说叁道四，令我和孝慈有无比的难堪和委屈，也激发了内心的反弹与不满，更让我们不能接受关於“回蒋家”这件事，可以由某一个特定的人或少数人不以事实为根据，而只依情绪来论断。受到这种外来的刺激，“回蒋家”反而成为我和孝慈生命中必须的坚持。尤其想到先母在蒋家的身份未明，为了讨回一点起码的公道，成了为母亲尽孝的一份责任和使命。

针对蒋家少数人排斥性的谈话，我和孝慈去看过王升，并且抱怨说：“我们向来没有求过蒋家什麽，今天经由各自的努力，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内阁’阁员，在任何家庭里面，都算得上是争气的孩子，为什麽只是为了母亲，想要还原本姓，却要受这麽多的屈辱？”

王升只有委婉安慰我们：“不必去理会这些，你们还是要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继续走自己的路。你们是蒋家之後，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它，也阻挡不了。”隔了两天，我也为这件事去看过《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董事长，他直截了当地说：“你去和蒋家少数几个人计较什麽？只有蒋家欠你们，你们又没有辜负蒋家，老天会还给你们一个公道的。”

对於要不要“归宗”，社会上尽管因思考角度不同，会有些微差异的看法，但是，对章孝严和章孝慈是经国先生之後的认定与接受，则无二致，毫不怀疑。当我和孝慈体察到这层障碍居然来自蒋家本身，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过挣扎，尤其体认到其中许多能否成事的因素不在我们掌控之中时，只能无奈地说：“对归宗的事，我们不急，一切顺其自然。”事实上，不是不急，只因为我们一点把握都没有。只要想到先母未能如愿地在生前走进蒋家门就含冤九泉，为人子的却还要对外说出不急着归宗，我们的心就在滴血。

对子孙的交代

随着经国先生的过世，蒋夫人隐居美国，蒋氏家族在台湾政坛上的影响日益式微。蒋家第叁代的壮丁，也在十年里急速凋零。在蒋家当权之时，我和孝慈都必须隐藏在暗处，从未与至高的权力和荣华富贵沾过边。

蒋家不再当权後，我们反而觉得应当是回到蒋家的时候，不是去问蒋家还能给我们什麽，而是问我们能继续给蒋家什麽。其他的暂且不说，就只要平顺地处理好上一代留下来的难题，应当就是为先人做了一桩重要的事。

就如外界所说，发生在蒋家叁代当中的各种故事多到不可胜书，其中更有不少的罗生门，一直以讹传讹地流传着。如果我对“蒋章之恋”，都不设法将它一层层不必要的神外纱揭开，或者畏首畏尾而不去面对现实、还原真相，先父母的故事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相关当事人的一一作古，加上好事之徒的绘声绘影或刻意扭曲，注定又会成为掉进黑洞里的另一件“罗生门”，有关实情将永难重见天日。

这个不幸的故事是由上一代起的头，在我还有能力影响到它後续发展的情节时，怎可逃避而不尽力让它能有相对圆满的收尾和结局！不要让它的破坏性，偏差地再延续到後代子孙。我们已经十分无辜地忍受了一辈子，我的下一代，没有任何理由，还要承接这种无比的残害；还有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也有责任让他们所面对的，将不再是前人恩怨所污染的一个环境。当我的子女被问到自己家族问题时，会很自然且不再有纠缠我一生的畏缩，能很骄傲地说：“我们是浙江奉化蒋家的後代。是父亲把我们带回到蒋家的！”

不论站在母亲的角度、父亲的立场，还是出于对子孙的交代，我别无选择，只有承担一切，排除万难，去走完这条十分崎岖的道路。

祭拜祠堂先认祖

台湾的蒋家，从来没有对我和孝慈开启过回家的大门，但是，在大陆家乡奉化溪口的蒋氏族长，却为我们敞开了一扇窗。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经国先生过世九年之後，我时任“外交部长”，意外接到浙江奉化溪口叁位蒋家族长蒋中伟、蒋宝祥及蒋嘉富的联名信函，诚挚邀请我带妻小去蒋家祠堂祭祖。信中强调，要认祖归宗便要先来祭祖。以当时我担任“部长”职务，要前往大陆，几不可能，因为台湾有不准政务官进入大陆的规定，而且严格执行。所以，那封信便被我锁进抽屉，不仅没有复函，连美伦我都未曾提及。

二○○○年叁月十八日台湾“大选”，民进党获胜。五月二十日国民党交出“政权”，对在台湾“执政”五十年之久的国民党而言，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局！我知道五月二十一日後，我和许多所谓“前朝要员”一样，将离开“政府”，回到民间。

自从一九六八年二十六岁通过“外交领事人员特考”进入“外交部”服务，到二○○○年五月二十日离开“政府”岗位，出任公职转眼共叁十二个寒暑。在这叁十二年的岁月，回头细数所经历的党政职务，项数之多，在岛内鲜有人能超过，依照派令先後次序包括了：“外交部”荐任科员、“驻美大使馆”叁等秘书、二等秘书、“外交部北美司”科长、“外交部”专门委员、“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主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外交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国国民党秘书长、“总统府” 秘书长、“总统府”资政等，多达十九项，若加上“民选国大代表”，一共有二十项之多，其中确有属“党政高层要职”在内。

二○○○年我办理退职时才五十八岁，以这个年龄若就“告老返乡”、“安享馀年”，未免太早了！我不会允许自己这麽做，面对新的未来，我勇敢而坚毅地做出了第二个生涯规划。

老和尚的预言

我回忆起一件很诡异的往事。在省立中坜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也就是一九五叁年的四、五月间，那时我和孝慈每天在新竹和中坜之间乘火车通勤。

有天放学，从中坜坐火车回到新竹，在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东门市场旁边的“东宁宫”，在这间香火鼎盛的庙门口，有一位看起来真是仙风道骨的老和尚，摆了一张算命看相的小摊子，我们无聊又好奇地走近摊位，想看看到底在搞什麽。那位老和尚，我记得是河北籍的，对他，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穿着一身白色道袍，脚上踏着一双黑色布鞋，个头和长相都很神似现在颇有名气的星云法师；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还蓄着一把银白胡须，看来多了一份神气。老和尚对我们两兄弟端详了一下，很热络地笑着说：“你们相貌不凡，要不要看看？”孝慈说：“我们没带钱。”老和尚说：“不要紧，让我替你们看看，我正好着没事，不收你们钱。来，把手伸过来。”

他先握住我的左手翻来覆去，看了几眼，然後，要我把手伸直，用一根竹尺量了两下，再细看手纹还念念有词。他声音宏亮地对我说了几句话：“你的命很好，你会做很大的官，但是要防小人。你年少时很坎坷，你的夫妻、子女缘都很厚。你做了官以後，还会参加选举……你的父母、兄弟缘很薄，你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贵人……”孝慈则不肯把手伸出去让他看，所以也没对他说什麽。他看出我们是学生，还鼓励我们说：“好好念书，你们一定会出头的。”他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和那白胡须，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像是昨天才发生似的。

他所说“你会先做官，然後还会参加竞选”这句话，当时我完全不懂，现在想起来倒真令人讶异。一九五○年代初期，台湾才刚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基层选举也才萌芽，一个和尚怎麽会对一个刚念初中的孩子说出有一天他会参加选举的话来？很难理解。老和尚还进一步说是在当官之後，才要去选举，叫我百思不解。他又怎麽知道台湾以後会有很多选举？几十年後台湾的民主又会是什麽样？五十个年头之後，一九九五年我被国民党指派到新竹市参选“国大”代表时，才悟出他当时何所指。二○○一年和二○○四年我又分别在台北市南、北两区参选“立法委员”，均高票当选，更豁然领会到那位老和尚的玄机和功力，“看相”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在。

直接接受民意挑战

一九九四年我从“外交部”政务次长，调升为“侨委会”委员长的第二年，遇到一九九五年“国民代表大会”改选。国民党大肆鼓吹提名政务官参选，一方面想提升国民党和“国大”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要让政务官有选举的历练，同时去多抢下几席“国代”的席次，所以在文宣上，把政务官的参选做为主打重点。根据规定，“国大”代表可以同时出任官员，“内阁”阁员若选上“国代”还可以续留原职。於是中央党部极力劝进年轻、形象好的政务官出马，但是到最後，却只有我和胡志强跳出来，我在新竹市，他在台中市；其他好几位颇为叫好的政务官，包括赵守博、王志刚、张昌邦等，都没有被党部说服去参选。就如外界预期一样，我和胡志强均轻易获胜。

新竹老和尚所说的话没错，我真的在“入阁”之後，身不由己地参加了选举。

一九九六年叁月二十叁日“国代选举”开票当天，在新竹市有实力的五位候选人当中，我拔得头筹；在十七万多张有效选票中我获得近七万票，比第二名民进党当选人蔡仁坚的叁万多票，快要多出一倍，较第叁名吕学樟的两万票多出叁倍多，得票率高达百分之叁十八点九七，为多席次“选举”所罕见，为全省各县市当选人之冠。当夜开票後，无数的群众拥进竞选总部道贺，挤得水不通。

这是我第一次体尝到拥抱群众的快乐。这是首次不需取决於长官的好恶或取舍，经由自己实力的展现和选票的肯定，而摘取到的甜美果实，它的滋味，和以往任何一个公职的布达，是截然不同的。经过这项激烈选战，我对民主的体认格外深刻。

第二次参加“民意代表”的选举，是在七年之後，二○○一年的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

拒当绿朝新贵

二○○○年“叁一八总统大选”国民党失败後，我内心很清楚，即将离开公职。该如何在往後的岁月里继续奋斗，让我跌入了深思和长考。四月中旬接连几天在书房整理资料时，不经意翻出已尘封数年的那封来自奉化溪口蒋家祠堂族长们的邀请函，再次细读，耳边像是听到了一个声音：“五月底卸下特任官的职务後，身份变得单纯，就可以前往大陆祭祖了，这是一个宿愿得偿的好时机！”

很少人知道二○○○年大选後，我曾有机会进到“新政府”任职，却被我婉谢了。那是在“五二○”李登辉卸任前，他办公室的主任苏志诚来电询问我有无意愿到海外出任“大使”或“代表”？当时有几个大国的人选均未派定，我可以挑选一个，决定後告诉他并由“新政府”派任等语。当时李登辉和阿扁关系至佳，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立即谢绝了他的传话和建议。因为我无法说服自己跳到民进党“政府”内担任“特任官”，我反对该党追求“台湾独立”的思维和它以创建“台湾共和国”为目标的党纲。“驻外使节”就是代表“元首”，等於是他的分身，理念相左，怎麽可能去执行任务？

参选“立委”继续打拼

由於参选过“国大”代表，又担任过党书长，操盘过无数次的大小选举，对於选举我不仅有心得，也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二○○一年底就有“立法委员”与各省辖县市长的选举，我的政治直觉告诉自己，在国民党不再“执政”的新环境中，要在政坛上继续有所作为，唯有参选一途。

我和新竹市的渊源很深，不仅从小在那里长大，连外婆的骨灰也供奉在市郊青草湖的灵隐寺。我和孝慈在台北有了自己家庭後，每年清明节都会带妻小前去烧香祭拜。在参选新竹市“国大”代表过程中，更与当地政商领袖建立起坚实、良好的关系。二○○○年四月初，我和美伦像往年一样，前往青草湖扫墓，顺道和几位当地颇具分量的熟朋友叙旧，其中曾在“国代”选举时大力支持我的好友吕柏镛，就建议我隔年到新竹市来选市长，举出许多理由，认为一定胜选。事後我和美伦商量，可以作为规划的选项。由於我客家话讲得很地道，那段时间也有居住在湖口和新埔的客家乡亲，当面要我参选新竹县长。新竹县议会主周清志，有次在他家餐叙时，还邀了几位新竹政界人士到场，也都直接劝我选县长，我只笑笑谢谢他们的好意。

“五二○”後，参选公职之心已定，只剩下“选项”问题。我是极端的审慎，不仅曾向王升、钱复、丁懋时、秦孝仪等前辈讨教，甚至星云和圣严两位大师我也去拜访请教过。他们各有看法，但鼓励我参加选举则颇一致。最後，让我选择参选台北市南区“立法委员”，还是几位媒体界的老友在餐会上给我的分析膘祜。

那年七月，我邀了几位熟识且有交情的新闻界老朋友，包括江春男、王健壮、徐璐、陈浩、廖福顺等人餐叙，在请教他们意见时，众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建议我选“立委”，而不要选县长或市长，若是直辖市长则另当别论云云。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以我过去的经历，担任过部长及书长，应当投入全国性层级的议题，来监督“政府”和影响政策，不必投身在琐碎的地方政治里。王健壮和陈浩特别强调，未来几年，“两岸关系”一定是台湾必须面对处理的重要课题，在政治议题的优先顺序上必定是居於首位，而这正是我可以根据过去的历练好好发挥的地方。他们还说，要选，就挑难的选，台北市南区，是全台湾“立委”选战中最激烈的选区，相较之下，若选新竹县市长，对我来说，太轻松了，要尝试能在困境中胜出，才有意义。我被他们说服了。

就在那年“五二○”，我很快速做了一“公”、一“私”的两个决定：一、参选台北市“立法委员”；二、前往浙江奉化祭祖，启动认祖归宗之旅。

踏上认祖之路

每当夜深人静，回首过往，心中时有一股化不开的感伤。

自出生起就比其他有亲爹亲娘的孩子，在生活上和心理上要来得不圆满和孤单得多，更不能去和蒋家其他几位同父异母兄弟相较。母亲早逝，又见不到父亲，由外婆和舅舅一手带大，几十年来生活上的辛苦，容易克服，但是，要如何在心理上去抗拒不公平的感受，才是真正的难处。除了要挣扎图存，更要去扭转起跑点上的劣势，还要有决心去把人生中许多不可能的变得可能。从小就自觉和同龄的孩子有许多不同想法，可能是恶劣境遇反而激发人早熟。

到了高中，我即很清楚绝不允许自己庸庸碌碌过一生。在新竹的日子很苦，中央路上不会有邻居相信，那个清秀瘦小的孩子，有天会当上“部长”，还会出任中国国民党的书长。邻居到家里来串门子，向外婆当面夸奖我和孝慈说“您这两个外孙长得好聪明，气质很不一样”，外婆就显得十分开心。她多麽希望这两个孩子有一天能够有出息，让蒋家人看重。然而，在她过世时，我们大学都还没毕业，她没来得及看到我们日後的成长和成就。几十年前，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我在重重难关当中真能独力完成归宗。外婆和先母生前只敢有此期盼，心中有数，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二○○○年八月二十叁日，我踏上认祖之路。妻子美伦、子女蕙兰、蕙筠和万安，一家五口，加上孝慈遗孀赵申德及子女劲松和友菊，一行共八人，由好友程家瑞夫妇、李庆平等陪同，搭华航班机首途香港转飞上海，再驱车前往奉化溪口。

在决定前往前，我和美伦曾拜访了多位亲友长辈，听听他们的意见，还专程到大理街去探望过身体已不是很好的《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

二○○○年八月中，我和美伦一道去看纪老。纪老的书房不大，先走过一个简的客厅，旁边是间小小的餐厅，其陈设远没有想像中报业巨子应有的豪华或气派。几张旧沙发，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新书。房间采光充分，显得十分明亮，颇有生气，可以说窗明几净，简单素而书香四溢，让我觉得纪老在家居生活上，颇有经国先生的俭。

那天，他精神很不错，话锋也很健。当我请教他对我计划到溪口蒋家祠堂祭祖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说：“这当然是应该做的！”还补充说了一句话：“我十分敬佩经国先生，但是对他唯一不谅解的地方，就是没有把你和孝慈的事情处理好！”我忘不了他说这句话时的严肃表情。他不仅赞成我前往，还特地指派资深记者尹乃菁全程采访。抵达溪口祭祖的现场报道，《中国时报》在八月二十五日是以头版头条的方式处理。纪老对这件事的支持和重视，不言可谕。

行前看了方智怡

动身前往奉化之前，为求周延，我还说服了美伦，特地陪我去看了方智怡，她住在中山北路她姐姐家。我告诉方智怡我们动身的日期和大致的行程，包括到蒋家祠堂去祭祖，并且说明了这件事的缘由，以及几年前蒋家族长来函邀请我们前去的经过。

我和美伦用了最大的耐心和应有的礼貌，试图和她沟通，希望经过这种格外的努力，她能有所体谅，接纳我们表达的善意。然而，我们的诚意和力气，事後证明是白费了。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蒋家家务事不断在媒体上被炒作，只会令亲者痛而仇者快，这都是我想避免的。我从不怪她，我知道这些都是由於过去和孝勇之间的误会所致，我会以非常包容的心去设身地处地想，从不和她计较。但是她以蒋家媳妇的身份，蒋家并无血缘关系，却常在我和孝慈在认祖归宗的路上说叁道四，令外界有强烈的反感，但她自己却浑然不知。

同行的东吴法学院院长程家瑞，原本就和孝慈与我有数十年的交情，尤其和孝慈相交至深。孝慈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前往大陆，都是由家瑞陪同。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孝慈在北京因脑溢血昏迷在友谊宾馆的房间，第二天清晨就是他召饭店管理员破门而入的。我决定前往大陆，当然需要有人协助前置的安排，家瑞是不二人选。二○○○年四月，我就和家瑞多次谈到返乡祭祖的凳想，他十分赞同，愿为我先去探探路。我把奉化族长们写给我的信，影印了一份，请他带去溪口和北京，与相关的人当面商谈，尤其是关於进行祭祖的一些细节，要先商量好。

家瑞行前，曾来家里数趟，很快便确定了走访的路线：初步排定从台北经香港飞宁波，随即开车直奔奉化溪口，祭祖之後，返回宁波稍事停留，接着到上海，参加上百位台商朋友的祝贺餐会後，再转飞广西桂林，专程到先母坟前祭告後返台。

踏上先人出生地

八月二十叁日上午十时二十分，当我们搭华航六○叁班机飞香港转东方航空往宁波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天台北遇到“碧丽丝”台风来袭，华航起飞时间延误了近两小时，一定来不及到香港接上东方航空飞桂林；但是，当东方航空总经理接到台北电话，我们所搭华航班机已起飞，他硬是将东航班机在香港机坪上等了两个多小时，待我们抵港登机後才起飞。显然北京方面对这趟返乡祭祖之旅也给予关注，避免有任何差错。

一路上我心情非常平静，虽然思绪颇有起伏。一想到过去蒋章两家不为人知的情缘聚散，以及後来发生在章家叁代生活上的压抑和干扰，其辛酸实难言宣。我更必须让整件事尽早落幕，不再延续性地造成遗憾。孝慈过後，我已形单影只，那份责任便落在我一个人的肩头，唯有挺直腰扛下来。尽管我可以选择以逃避的心态不去碰触它，或继续用“顺其自然”四个字自我解嘲似地去搪塞、去躲闪，但这只是一种懦弱卸责的态度。我也可以自欺欺人地去梦想，有一天，总有一天，蒋家会主动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回家，但这毕竟是脱离现实的想法。见到孩子们一个个快要长大成人，要是仍然拖延不决，一旦年迈体衰无能为力时，我将永远愧对他们。若我在有生之年未能让子女得以昂首阔步地说自己是蒋家人，我会对不起外婆、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先父经国先生，更对不起子孙後代。

当我们一行抵达宁波机场，即受到当地政府非常礼遇的接待，用过午餐後，搭乘由市台办备妥的专车直奔奉化溪口，并由公安警察开道，所经高速路的交流道也做了交通管制，另外有好几位便衣公安随行保护。

当天下午叁点四十分抵达溪口，直接住进紧挨着剡溪旁边的武岭宾馆。宾馆周围景色宜人，青山绿水，尽入眼底。晚宴前，雨势稍歇，即与家人从宾馆漫步到剡溪边赏景，蒋家故厝“丰镐房”和经国先生住过的“小洋房”等建，就在剡溪另一旁。雨後初晴，空气清新，远近美景一览无遗，极似一幅山水画，令人心旷神怡。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先人出生地，睹物思人，抚今怀昔，感触何其良深。奉化溪口，山青水秀，气势不凡，予人超世脱俗之感，所谓地灵人杰，良有以也。只要亲临溪口，不管你相不相信风水，对於蒋家座落的地理景观，均会留下深刻印象。

当地政府特别安排我在晚宴前，和专程前来代表蒋家族人表示欢迎的五位族长晤面，一位年长的是祖父“周”字辈（“先总统”蒋公依家谱取名“蒋周泰”），有两位则是父亲“国”字辈的代表，另外两位是同辈“孝”字辈的代表。这五位蒋家人，都是农民和小百姓，穿着言谈都很实，文化水平不高，望着他们晒得黝黑和饱经风霜的面庞，我至为感慨，历史无情与世事无常，全写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

蒋氏族人夹道欢迎

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偕美伦、子女及申德的子女两家人，同往溪口蒋公故居“报本堂”拜祭，并到先人墓前扫墓，受到蒋氏族人和一般民众夹道欢迎，热闹之程度，可谓空前。根据《中国时报》随行记者尹乃菁二十五日报道：“虽然从昨天章孝严抵达开始，大雨持续下着，可是今天一大早，就有人守在蒋氏故居前，等着章孝严祭祖。有一位自称蒋家族人的老先生，清晨六点就来了，大批人围在蒋氏祠堂前，议论纷纷。他们对蒋经国和章亚若的故事都挺熟悉，谈到章孝严回乡祭祖，好几个人都操着宁波口音说‘早该回来了！’……近百位聚在蒋氏故居外的民众把道路都占满了，过往车辆必须猛按喇叭才能开出一条路来，……好不容易等到章孝严抵达，大家挤着凑上前来和章孝严握手，抢着对章孝严说：‘经国先生是我堂舅’、‘我也是孝字辈的’，人太多，还有人抱怨公安把章孝严包围得太紧，章孝严只能匆匆招呼；每到一站，总有人指指点点说他长得很像蒋经国。”

从尹乃菁现场生动的叙述，可以看出那天早上人群的沸腾，也更清楚反映，溪口老家众多族长及族人们热烈欢迎我回到蒋家的真情。“蒋家”是所有蒋氏家族的统称，得到他们的肯定才十分重要。

当天清晨七点叁十分，我们就从武岭宾馆出发前往“丰镐房”。随行公安说，那边早就挤满包括蒋家族人在内的数百位民众，天不亮就守候在大门口两边，争相一睹远从台湾回来的蒋经国的儿子。当地居民在几天前已把这消息传得火热。抵达大门後，我们好不容易才挤出层层人群，待进到“报本堂”正式祭祀仪式开始时，已八点多。原本以为大陆经过“文革”，有关传统祭祀仪式已付之阙如，令人意外的，相关祭品准备得很完备，祭礼也一板一眼，丝毫不。我代表家人向列祖列宗灵位上香行礼之外，并宣读亲自撰写的祭文。

随後率家人行叁跪九叩礼，情绪颇为激动，全家在泪水中完成认祖祭礼。祭祖之後，冒着风雨前往祖母毛太夫人、曾祖母王太夫人、曾祖父肃庵公及伯祖父介卿公等先人墓前叩拜。随後抽空到经国先生住过的“小洋房”参观，那块因毛太夫人惨遭日机炸死，由经国先生亲笔手书的“以血洗血”四个大字的石碑，就立放在客厅，任何人都会直接感受到经国先生当时的悲愤。

走回武岭宾馆的路上，就有不少纯的民众聚在一起很亲切向我挥手，并大声地喊：“蒋先生你好！”

妈，我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

我想到先母，应当尽快去向她祭告。

直飞桂林要到上海搭机，於是安排在上海停留一晚，并接受一百多位颇有份量的台商朋友在波特曼饭店的贺宴。这是一场充满情感、十分温馨的餐会，让我和家人深深体会到有那麽多原本沉默的大众，会适时站出来，对我归宗的决定以行动表示支持。那晚许多在场朋友直呼我为“蒋孝严”。我在致谢词时，受到现场气氛影响，曾数度哽咽而热泪盈眶，难以自已。当说到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叫自己的爸爸、爷爷，我却要等到快六十岁，才能在公开场合说自己的父亲是谁、祖父是谁，眼泪就流了出来，这种苦楚，只有孝慈可以体会，而他今天却已不在世，终其一生，心愿未了，这是何其残忍的事。

我告诉在场的朋友，我这麽做，不期盼什麽，也没有什麽要求，更不会寄望未来从蒋家分享到什麽，只是想单纯地完成父母亲的遗愿，也帮助过世的孝慈和他的子女做一些事。说到这里，我早已抽泣难言，站在台上停顿良久……

第一次到桂林扫墓，是一九九四年孝慈在北京重病，我专程南下祈求先母保佑孝慈的时候，既焦虑又悲伤。此次携妻小从溪口前来，内心更是无比悲怆。我带着妻小跪在亲母墓前叩首，告诉母亲我已前往蒋家祠堂祭拜祖先，要母亲在天之灵安息。我落着泪跟先母说：“妈，我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

方良过後才归宗

二○○○年九月五日结束奉化溪口“认祖归宗”实质层面之旅，返回台北後，即着手另一法律层面的工作身份证“父母栏”之更正。

一九四四年五月，外婆带着我和孝慈，从江西万安到贵州铜仁县，去投靠当县长的儿子章浩若和长媳纪琛，一住就是两年。在铜仁期间，外婆和舅舅灵机一动，想出掩护我和孝慈身份的一个万全妙法（事先并获得经国先生的同意），就是对外宣称：这对双胞胎是刚从外地前来履新的县长章浩若和夫人纪琛的两个儿子。真是天衣无缝、无人怀疑。从此，原来的蒋姓便以章姓取代，学名从蒋孝严改成了章孝严。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在新竹市报户口时，父亲栏填的便是“章浩若”，母亲栏写的是“纪琛”，这一错就是一甲子。

一九五七年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本姓蒋的时候，已在高中念书，立即联想到自己身份证上很重要的栏别，却是不实的登载，但也只能随它去。有好多年，别人问到有关“章浩若”的事，我还要编造一些有的没的故事敷衍一番，甚至念到了大学，我还都不敢去想哪一天我一定有本事去把它更正过来，尽管一直存有这个念头。

八十年代初期，由於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媒体有所报道，我的动向也逐渐开始引起外界注意，对我奇特的身世更是好奇，而私下有了议论；当我听到这些谈论，只能装傻从不做直接回应。

有次《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傅建中刻意当面问我是哪一省人，说是浙江人不妥，说是江西人也不宜，我只有答复：“我出生在广西桂林。”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後，我和经国先生有血缘关系这桩事，慢慢在台北传开，几乎成了半公开的密。曾有人冒失问到“为什麽姓章？”“为什麽父亲栏写成章浩若？”等很难叁言两语说得清楚的问题，我只能幽对方一默，跟他讲：“你最好不要问，你所问的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栏位，我老实告诉你，我身份证上所载的内容，除了‘性别’写对以外，其他没有一栏是正确的，你要我从哪里说起？”

身份证的“父母栏”，的确困扰我很久，明知记载有误，但要改正，因牵涉围太广，手续又繁杂，实在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孝慈念法律，他曾说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问题，就是经过生父认领，还需事先提出原载“章浩若”并非自己父亲的反证，栏位空出後，才能再将生父姓名填入。这是很难想像的大工程。

“正名”按部就班

我决定於二○○○年八月二十叁日携全家大小进入溪口蒋家祠堂祭祖，就是启动整个程序重要的第一步，也想借此行动让两岸民众看到，自该日起，我已成为“蒋家人”。就如外交领域中国际法部分，谈到“承认”就有“事实承认”（De Facto）和“法律承认”（De Jury）两种。我到溪口祭拜祖宗和祭扫祖坟，已经完成蒋家祖先的“事实承认”，对日後迈进到“法律承认”，至为重要。我很清楚，尽早“正名”是投入二○○一年年底“立法委员”选举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选举过程中，非但不能回避蒋家背景，更应做正面发挥。尽管有幕僚担心，若干选民对“老总统”有些保留，但被我一口否决。我强调，蒋家是整体的，不能有所切割，蒋家的一切我必须概括承受。既然没有理由回避蒋家，我的蒋家身份当然一定要有法律的支撑。

二○○一年一整年，除了勤走基层，在跑完台北市南区两百二十五个里和四十多个公有市场的同时，我更抽出时间认真进行“更改身份证”的起步准备，包括搜集文件等等。我知道这件事相当复杂，不是一蹴而就。春节过後，我就和台北市政府民政局长林正修联系，想听取他专业的建议。他很客气，亲自到我办公室把申办步骤做了完整的说明。依照“户籍法”的规定，分两部分办理：一、先举证原身份证上父母栏之登载内容不实，并证明“章浩若”与“纪琛”，仅系我亲舅舅和舅妈；二、同时举证“蒋经国”与“章亚若”系亲生父母，且生父在生前对我和孝慈有抚养的事实。看得出来，手续相当繁复，但既然势在必行，还是要抽丝剥茧、按部就班地进行。

关於“蒋经国是我生父”一事，尽管在台北早已不是密，而我适时在二○○○年底到溪口老家专程祭祖，透过媒体大肆报道後，对此点之认定更有具体强化作用，使之能化暗为明，成为属於众所皆知的事实，日後若一定要循司法程序解决，也必定有助於审理单位采证。

二○○二年我进到“立法院”，曾遇到一位法学出身担任“院长”职务的朋友，他注意到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坚持，特地对我说，我采取的方式极为正确，一旦我的“蒋家关系”成为像“太阳是从东方升起”大家共同认定的事实，以後法律上根本不会要求什麽事证，验DNA都是多馀的了。

王升出具证明书

我到奉化祭祖之前，去看已高龄八十有五的王升，他就全力支持我这麽做，且再叁提醒我，应当照着经国先生的愿望，早日认祖归宗。当我祭祖回来，告诉他我计划先行更正身份证，他更表赞成，说事实就是事实，不做是不对的。他并在四月七日出具“证明书”，证明：

一、章孝严先生确为经国先生之亲生子，母亲为章亚若女士。

二、出生後，章孝严及其双生兄弟章孝慈之有关生活费用，均系由经国先生所提供；其中若干部分，曾由本人亲自转交予章孝严的外婆及舅舅。经国先生对其亲生子女章孝严及章孝慈确有扶养之事实。

王升的证明是不能或缺的。当时我曾想，幸好他命长，若是我再犹豫几年，这张亲笔的证明书，可能很难拿到了。

二○○一年八月十二日，透过表弟章修纲由他母亲书面具结证实：

一、其夫章若乃章亚若女士之弟，一九四九年章孝严自大陆迁居台湾新竹，由章若代为申报户口时，误将章浩若、纪琛登记为章孝严之父母。

二、章孝严出生後，蒋经国先生不但承认其为己出，并将其托付章孝严外婆章周景华女士及二舅章若养育，且由亲信王升按时给付扶养费用。

我於二○○二年五月十日，向台北市大安区户政事务所正式提出更正身份证父母姓氏不实及生父认领事宜之申请。七月十二日与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广东省立医院）联系，由该院於八月一日出具出生证明：

章亚若於公元一九四二年叁月一日在我院分娩一对双胞胎（当时乳名大毛、小毛，又称丽儿、狮儿），即章孝严、章孝慈。特此证明。

二○○二年我携美伦首次返回南昌访问时，设法和数十年未曾谋面的大舅舅章浩若的两个儿子章修纯和章修维会晤并促膝长谈。同年八月需要他们证明“章浩若”和我只是甥舅关系时，两人即於八月九日以书面联名声明：

一、我们的父亲是章浩若。

二、章亚若是我们叁姑，生前育有一对双胞胎，即章孝严、章孝慈。他们出生半年後，叁姑即在桂林市暴病身亡。

搜齐以上各项文件，旨在明确证明：一、蒋经国为章孝严兄弟生父；二、章亚若为章孝严兄弟生母；叁、蒋经国有扶养章孝严兄弟之事实；四、章浩若并非章孝严兄弟生父。唯独“纪琛并非章氏兄弟生母”一事，需要更明确之证明。

大舅妈毛发DNA比对

二○○二年八月下旬，我在“立法院”组成“ 泛蓝立委访美团”，由我任“团长”，行程涵盖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城。九月叁日最後一站抵达洛杉矶。参加侨界欢迎晚宴後，我於十时十分驱车探望睽别五十叁年之久的大舅妈纪琛，她已高龄八十有叁，身体尚健朗。当晚是由“驻洛杉矶办事处”的万组长和张组长陪同前往，事先也是透过他们安排，才联系上大舅妈。见面时，我已完全不认得她，但她说一眼就认出我和美伦，因为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报道。她说了许多陈年往事，到离开时已深夜十一点多。

离开前，我跟大舅妈说明，我正在台北办理身份证更正手续，必须证明“纪琛不是章孝严生母”，把母亲栏位空出来後，方可再填入“生母章亚若”的名字。最能被采信的证明，就是将大舅妈和我的DNA做比对，所以需要她几根带有发囊的头发回台北化验。纪琛一口答应，由美伦现拔两、叁根头发，交由在场“驻洛杉矶办事处”的两位组长放入事先备妥的小信封袋并加封，然後用公文送台北“内政部”处理。当晚美伦忘了戴眼镜，她有深度近视，在拔大舅妈一两根头发时，一不小心拔了一小撮，大舅妈还忍痛只轻轻“哟”了一声，美伦连声说抱歉，真过意不去。

“内政部”接获“洛杉矶办事处”函转数根大舅妈的毛发後，并派员到我办公室拔了几根头发，立即交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进行DNA比对，九月叁十日报告出炉：“经DNA-STR 验，确认纪琛女士非章孝严之生母。”

提出经由冗长过程始获致上述必要文件後，再与台北市大安区户政事务所和“内政部”多次公文往返，由“内政部”约集“法务部”及台北市政府等相关单位会商，复经“司法院”专案研议等慎重程序，方於二○○二年十月获得通知，同意为身份证之更正，全案才算确定。

台北市户政事务所原通知十一月初即可换发新身份证，但我刻意延迟一个多月，到十二月十二日才去申领，因为那天是我和美伦的结婚纪念日。

叁十年前，我和美伦交往一段时日，论及婚嫁时，她才知悉我的身世。我一直对婚後未能让她成为名副其实的蒋家媳妇而耿耿於怀。当今天终能把身份证依法更正为“父亲：蒋经国”、“母亲：章亚若”时，这份喜悦当然要和美伦分享，以弥补几十年来的缺憾。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午由“立法院”王院长出面办了茶会，既是结婚纪念，更与友好庆贺归宗的实质完成根据身份证之更正，我可以大声说：“蒋经国是我父亲！”

坚守对孝武孝勇的承诺

很少有人知道在领取新身份证之前，我曾要求户政事务所同意我暂时保有母姓。户政事务所在通知我换领新身份证时，原依有关规定，要求我同时改从父姓“蒋”，我基於特殊考量，并提交一份“从母姓决定书”，陈明“本人办理户籍资料父母栏更正登记申请手续，志愿仍从母姓，不改从父姓。特此声明为证”。我才得以维持“章”姓。我之所以这麽做，有我的苦衷和思考。

一九八八年父亲经国先生过世後，我和孝勇和孝武两位同父异母兄弟才开始有了较多的接触。我和孝武走得更近，他不只一次主动和我谈到，并问我有关“认祖归宗”的事，我只能说：“这是多年的愿望，但不急。”他说：“这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是，可不可以等到我母亲百年以後再处理，我还可以协助。”我说：“当然！我很了解也非常谢谢。”孝勇和我谈到这件事时，持同样的说法，我也表示同意。我把他们的意见当面转告了孝慈，他没说什麽，只淡淡回应一句话：“都等了五十多年，还有什麽好计较的了。”

千万没料到，一九九一年七月叁十日孝武突然过世，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孝勇又病逝，而且都比他们母亲蒋方良女士走得还早。孝慈也在和孝勇同一年的二月十四过世。蒋家第叁代凋零之速，令人无限感慨。我面临的环境，和几年前又完全不同了。在“归宗”这条路上有直接关系和能帮上忙的人，都一一不在了；有时深夜沉思，我真不能确定上天会特别厚爱我几年？连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孝慈都猝而病逝，凡我能掌握的生命，都是上天特别的恩赐，我要自己一天当两天用，活出它的意义来。一种责任呼唤，让我在二○○○年启动“认祖”的第一步，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办不办得成？更不知道这条路到底要走多少年？但是我会坚守对孝武和孝勇的承诺，“归宗”的完成，一定要等到他们母亲百年之後。

这是为什麽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取得新身份证上的“父亲”栏已改正为“蒋经国”时，但我仍要求保留母姓的原因。

蒋方良女士於二○○叁年十二月病逝荣总，她出殡当日，为示尊重，我携美伦刻意离台，避免出席或不出席的尴尬，以及媒体的议论，而造成对她的不敬。在她老人家过世之後，我才再次与台北大安区户政事务所苏素珍主任联络，提出改从父姓“蒋”之申请。俟蒋方良女士过世满“七七”四十九天後，二○○四年四月十八日，我始换领真正象徵“认祖归宗”圆满落幕的那张新身份证，除本人依法改名“蒋孝严”外，配偶及子女亦均得办理姓名变更登记。

我把改从父姓“蒋”的时程刻意延缓，是对蒋夫人方良女士应有的尊重，也是遵守对同父异母兄弟孝武、孝勇生前的允诺，更是对父亲经国先生的孝心。

第二章凄凉身世泪·浇灌上进心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外面下着小雨，用过稀饭後，她老人家叫我和孝慈坐到她床沿上。外婆很少吞吞吐吐说话，这次像是有好多事要讲，但总是难以启口似的。少顷，她含着泪，用手摸摸我俩的面颊，脸上虽然挂着安慰和骄傲的笑容，泪水却流了出来；她颤抖着用南昌话说：“大毛、小毛，你们总算长大了。”随後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早已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位灵秀端庄、带着微笑的少妇。

孤儿竟是蒋家人

直到上了高中二年级，一九五八年冬天我才从外婆的口中获知，自己和一个伟大而显赫的家族有血缘关系。那时外婆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正是风烛残年，可能自觉来日不多，若再继续隐瞒下去，一旦或有不测而不及向我和孝慈道及“身世”之谜，她将抱憾而终。

孤儿竟是蒋家人

过去一两年里，我和孝慈有好几次在半夜，被外婆的饮泣声惊醒。睡梦里我们偷偷眯着眼，在朦朦光线中看到她坐在孤灯下，用手绢拭泪，端详着一张照片，不时发出叹息。我们没敢起身，怕吵到外婆，只有重新闭上眼，缩在被窝里假装入睡，安静得只听得到自己急促的心跳声。

另一个寒冷的深夜，我们俩又听到外婆在抽泣，心中的疑惑愈来愈大，总想要安慰外婆几句，且担心外婆受凉。我和孝慈按捺不住地轻身起床走到外婆身边，为她披上那件旧棉袄，细声地要外婆不要难过、不要哭。我们不知道也不敢问发生了什麽事，只有劝外婆早点睡，身体要紧。我们俩只模模糊糊听到外婆低声哭着说：“……我命苦的亚若！我的乖女儿啊！”对外婆手中照片里的身影，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鼓足勇气问外婆：“奶奶，她是谁？”外婆用泪眼望着我俩，叹了口气说：“等你们长大些，会告诉你们！你们乖，不要问太多……”在外婆眼中，我们还是小孩。转眼这已是两年前的事。

一九五八年的这个冬晨，外婆精神显得好些，但看起来心事重重，她拿着那张从枕头底下摸出、我们见过的照片。看到外婆伤心流泪，我和孝慈坐在床边，不知道说什麽才好。沉默了好一会儿，外婆终於断断续续，指着照片说：“大毛、小毛，这是你们的亲娘、我的宝贝叁女儿亚若……她好命苦，你们半岁大的时候，她就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唉，你们也够可怜了，娘死得早，接着到处逃难，你们要懂得争气，要为娘争口气，要用功读书，一切都要靠自己。你们是跟着娘姓，本来不姓章，就是你们娘死得太早才姓章，要不……”

外婆说到这，停了下来，泪流得更多，话都说不下去了。我和孝慈听到外婆这段话，怔住了，站了起来，轻轻抚拍外婆的背，要她别伤心。看着外婆流泪，我们也陪着伤心，虽然已进了高中，但真的不知道该怎麽来安慰她老人家。

房间里的空气好重、好冷，像凝结成了冰似的。

“蒋经国是你们的亲爹！”

又过了好一会儿，外婆再望着我们，坚毅有力地说：“大毛、小毛，你们要争气、要用功，你们娘死得好可怜。你们本来姓蒋，是蒋家的人……你们的爹是蒋经国！他跟你们娘是在赣州认得的，後来，你们娘孤单单地跑到桂林把你们生下来，你们才半岁她就突然死了。是有人害了她……她的命也太薄、太苦了，怎麽会这麽短命？你们娘死後，全家好害怕，不敢对外讲，後来还是亚梅把你们从桂林接到万安，躲了一阵子，才又回到南昌……”外婆挣扎在痛苦的记忆里，抽丝剥茧地总算把几个生命中重要的环节告诉了我们。

这是外婆第一次把我们这麽曲折、近乎不可想像的身世，很吃力地向我们透露，她心中长期压抑的痛苦，应当获得了些许舒缓。

当听到“蒋经国”叁个字，我心中震撼不小，有说不出来的复杂，脑海里直呼“这怎麽可能？这怎麽可能？”那时我在省立新竹中学念书，当然知道蒋经国不仅是“救国团”的主任，更是蒋“总统”的儿子。对我而言，“蒋家”是完完全全存在另一个世界里，这种事怎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今天外婆晴天霹雳般地告诉我和孝慈：“蒋经国是你们的亲爹！”对还在念高中的孩子，心理上是何其沉重！

外婆像跌进掩埋已久的往事里，轻声地追忆：“……蒋经国在赣州，每次只要有空，大多会在吃过晚饭的时候到我住的地方来看亚若，也和我聊聊天。你娘的命真苦，她说蒋经国答应她，要抱你们回去。你娘一直担心害怕你们将来在外头会受到人家欺侮，所以一直要你们回到亲爹身边……”说到伤心处，泪水像是溃了堤似的。她老人家一再重复地说：“你们要好好读书，要争气！”最後她说：“……我也不晓得能活多久了，等过几年你们上了大学，我再把经过多跟你们说一些。只要你们上进，有了出息，人家才会来认你们，所有的事都要靠自己……这件事以後不准跟任何人提，也不要去问别人！想不到你们娘会那麽短命，你们才六个月，她就死了，她怎麽放得下心……”

我和孝慈边听边陪着淌泪，只有细声安慰外婆，告诉外婆我们一定会好好用功读书，要她放心。我们握着她的手，将头靠在她肩上，祖孙叁人便哽咽地哭成一团。刹时，记起刚读过李密的《陈情表》，其中有两句，“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其所描绘“孤苦无助相依为命”的内心凄凉，也莫此为甚了。我顿时感到前途一片茫茫，等到外婆有天也过世了，这世界上还有谁会真心替我们设想？还有谁真的关心我们到底能不能回到蒋家？

这一幕，距今已有四十多年，每忆及此，依旧泣然。

外婆贫病含悲逝

外婆曾因脚水肿和气喘住进省立新竹医院，但两天後就回家了。我和孝慈在下课後去医院探望过外婆，是一间摆有许多病床且相当嘈杂的普通病房。医生向舅舅提到，外婆是肾和肺有问题，需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但舅舅只让外婆在医院住了两晚。那麽快就搬回家调养，当然是住院太贵；另一个原因，是外婆和舅舅对医院早有一种莫名的戒惧，这是先母在桂林被害，对他们造成的後遗症。

外婆病情时好时坏，始终没有稳定过。从医院回到家，就改由二舅舅若到药店买成药回来自行医治，效果当然有限。到後来病情严重时，家里竟然连买药的钱都没有，只好向西药房赊药回来，等有钱时再一次还清。

外婆和我及孝慈，祖孙叁人同睡一房，她睡单人竹床，孝慈跟我则睡双人竹床。房间很小，除了摆两张床外，只能加上一张四方形的竹桌子，上面放着一些杂物，有时供外婆生病时单独进膳之用，空间太小，连摆椅子都不够，外婆吃东西只能坐在床边上。每天清晨起床後，由我和孝慈轮流照料病中的外婆。她醒得比较早，而我们都在一大早被她老人家的咳嗽声吵醒，一起床就会将她老人家扶起坐直，用枕头垫在背後，靠墙坐起，然後递杯热茶给她喝，轻轻拍几下她的後背，她就会觉得舒服些。

一九六二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正奇怪怎麽没听到外婆的咳嗽声，还以为她病情好转而睡得平稳；可是，当我们朝外婆床上望去，却发现外婆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居然没有随着呼吸而有高低的起伏。我和孝慈警觉情况不妙，趋前激动地叫着：“奶奶！奶奶！”想摇醒外婆，却一点回应都没有，摸摸外婆的额头，居然是冰凉的。顷刻间我俩哭倒在外婆身上，可不管我们怎麽哭喊，外婆都醒不过来了！她已在半夜静悄悄地离开人世，丢下她最疼爱的两个外孙。

杜鹃泣血的悲情

外婆到底生什麽病过世的，不能确知，但可以确定，外婆晚年过得十分凄凉。一生中令她最伤心的，莫过於她心爱、能干的叁女儿亚若竟然死得比她早，平日聪颖活泼、体健外向的她，年方叁十就突然猝逝，抛下鹆中的一对孤儿；而他们的父亲，竟然是当今的“太子”！外婆从头就反对女儿卷进这麽一个深不见底的情感和政治漩涡。

她知道，她女儿为了这对蒋氏孤儿而被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她知道，她女儿曾殷切且充满喜悦地憧憬着，有一天能由自己欢欢喜喜地抱着这对稚子进到夫家。

她知道，这对双胞胎的生父曾向她女儿许诺，她会是蒋家的媳妇，也因此，亚若总是活在期待中，快快乐乐地拉拔着这对心肝儿子，孩子的父亲又常赶到桂林去陪伴她，共享为人父母的喜悦。但这段美好的日子，却没有超过半年。

她知道，平常少有病痛的女儿，只因腹而就医，不到几小时，居然就撒手西归，其中自有隐情。

她知道，女儿死了，唯有把这对可怜的孤儿扶养成人，让女儿在天上可以安心；但自己年事已高，恐怕无法等到亲眼看见这对外孙走进蒋家，只有再叁叮咛他们要比别人认真、比别人吃苦，才会有机会靠本事站起来。

她知道，章家不过是一般百姓，和显赫蒋家情缘纠葛，吃亏的会是章家；章家只有隐忍，宁愿蒋家负我，不要负了蒋家。

她知道，这对孤儿的人生旅途，必然崎岖难行、充满荆棘，培养他们锻亵出坚毅不屈的个性比什麽都重要；从小要他们咬着牙忍受生活的风霜，将受苦受罪习以为常。

外婆因女儿的不幸而受到牵连，後半生过的是万分清苦的日子。谁晓得，谁又会相信，蒋经国的“岳母”是在贫病交迫中过世，而且留下一对孤独的双胞胎，在人生道路上孑然而行？谁说他们注定会有成就？谁敢保证他们能按图索骥且排除重重障碍地找回到亲生父亲的家？外婆临终之时，是悲观的，几乎不认为那是可能实现的，但至少她教会这两个外孙要永远坚强，她女儿的死，才有价值，她自己的泪，才没有白流。在杜鹃泣血的悲情里，她的两个小外孙不仅勇往直前，而且抬头挺胸地大步迈进！

第三章女婿是经国·岳母苦一生

母亲的猝逝，对外婆来说，是永远的痛，让她突然沉默寡欢，一直熬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得以返乡和战後分散各处的家人陆续团聚，才让外婆脸上重新露出笑容。尤其亲手抚养的一对双胞胎外孙，正天真无邪地一天天长大，天下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事物，能比这对双胞胎带给她更大的满足和安慰了。可是，这样的安逸岁月，又被一九四九年的巨变击得粉碎，外婆对未来的憧憬也瞬间破灭。

军舰护送到台湾

外婆後半生，和先母与经国先生之间的情缘完全纠葛在一起，一开始就被拖累，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母亲在桂林亡故，丢下我和孝慈，经国先生当时还在赣州专员公署，第二天就派王升告诉外婆，要她尽快从赣州赶到江西万安县，去接应由四姑亚梅与桂昌德、王制刚等从桂林护送到万安的我和孝慈。两年後，外婆又从万安县搬到贵州的铜仁，去投靠做县长的长子浩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才迁回南昌老家，过了叁年太平日子。一九四九年又东渡来台。在此之前，外婆的生活原本平静而单纯，虽非优渥，至少称得上小康，不仅子女有成，且孙辈绕膝，正可悠地安度晚年。

军舰护送到台湾

外婆在来台之前就有预感，往後的日子一定会完全走样，但她并不怕苦，她对“逃难”也习惯了，令她唯一忐忑不安的是这对小外孙，要远渡重洋到一座陌生的海岛，面对全然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安全吗？要怎样保护他们，才不会受到伤害？她自己年龄一大把了，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归乡？最初她对举家迁台是有保留的，她不想离开南昌，但经国先生几次派王升来劝说後，她拗不过，才勉强同意和家人再次分手、远离家园。一九四九年七月，王升弄来两部汽车，章、王两家便在酷暑大热天，从南昌一路开到厦门。章家住进一家普通的旅社，稍歇近月，才挤上军舰横渡台湾海峡，在海上过了一整天後抵达基隆港。

五月二十六日，经国先生刻意安排我们搭乘的“忠字号一○五”登陆舰，因为装有故宫文物和中央银行的黄金，有特别的戒护，他比较放心。起锚前，他还赶到厦门上船，以巡视古物及黄金是否装载妥当为由，来向外婆道别，并看我们这对双生儿子最後一眼。外婆绝没想到，到台湾後，衣食不缺的日子只有短短几年，没多久就发生变化，不仅无法维持起码的水平，连生病都住不起医院，吃跺鸡蛋成了难得的补品。相隔不到五、六年光景，原本身为县长太夫人的尊荣，转眼成空，一下子成了好遥远好遥远的往事。现在要自己洗衣、煮饭、缝衣服、做布鞋、看店面。外婆没有因为日子艰辛而怨天尤人，只在寂寞无助时刻，特别思念在大陆的儿女，尤其一想到那最善体人意的女儿亚若时，便会独自躲进房里轻声叹息和偷偷饮泣。

我依稀记得在五、六岁时，曾和外婆在南昌一起住过的那幢两层楼房的模样，前面有个小天井，座落在南昌市章江门井头巷六号，离我念过的宏道小学很近。记忆中，整幢建还有些气派。

落脚新竹

外婆一到台湾，便跌进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生活品质与以往相较，有天壤之别。加上二舅舅若经商失败，还会与外婆偶生龃龉，精神上难免苦闷，益发使得她怀念没来台湾的子女。

她晓得大儿子浩若相当干练，深受经国先生器重。大舅浩若曾和王永树将军同在东北共事，除了能力受到赏识外，也由於有层“妻舅”关系，经国先生指派他先後出任贵州铜仁县、辽宁法库县和江西浮梁县（又名景德镇）的县长。在南昌章江门井头巷的那幢二层楼房，就是一九四七年大舅在法库县长任内，寄钱给外婆买的。根据先母生前好友，也是在南昌葆灵女中的同学桂昌德事後透露，这一大笔钱事实上是经国先生给的，交托大舅转给外婆而已。经国先生处理先母这段感情，不仅没有避讳，而且是以负责任的态度和章家人来往。

王永树来台後曾出任“安全局”局长，有人指称，若是大舅舅能在一九四九年来台，肯定有一番作为，而我们在新竹的景况，绝不至那麽不堪。原本大舅舅有意来台，只因一九四九年初前往浮梁县上任不久，不及交卸赶回南昌与家人会合，只好要妻子纪琛带着长子章修纯与女儿洛洛、铜铜，随外婆先行来台。

大舅妈纪琛的姐姐纪珍与其夫婿黑祥麟，一九四八年就从南京先抵台湾，黑祥麟在新竹机场空军第八大队电台工作，算是章家当时在台湾唯一联络得上的亲戚。这是何以外婆举家在基隆上岸後，决定未来行止时，会选择新竹市作为落脚之地的原因。一夥人还先在新竹郊区叫作“树林头”的空军眷村里挤了两个月。大舅妈的姐夫黑祥麟就是现在主持“卡内基”训练、颇有名气的武器专家黑幼龙之父。我和孝慈早年在新竹生活的状况，黑幼龙一定听过他家人提起，算起来，他和我还是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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