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有西： 感謝今天晚上所有在場的聽眾，謝謝你們！ 首先，我為剛才柳紅教授的演講補個台。剛才她講了“改革四君子”，可能大家聽得雲裡霧裡。其實，“四君子”裡面，有一位是她的先生，另外一位是現在的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同志。三十多年前，他們和大家一樣年輕，他們滿懷着改革的夢想，他們發出了年輕人應有的聲音。 我是一個律師，律師是用世的，好象是很功利的行業，講君子的話題，好象有點遙遠。我覺得，今天我們也像是在進行一場隔代的對話。中午我們幾個講者在吃飯的時候，相互交流才知道，雷頤教授是國家恢復高考後七八級的，柳紅教授是七八級的，陳儼將軍是七八級的，而我，是七七級的。 恢復高考之後，我們考上大學，滿懷壯志，對祖國充滿了憧憬。我們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到八十年代，我們考上了大學。考大學之前，我做了五年農民，雷頤教授做了八年農民和工人，大家都要上山下鄉。 今天我看到在座很多觀眾，都是80、90後的。我們剛剛差了一個時代。改革開放以後，這37年，也就是我們親歷的一段過程。那些過去的歲月，對你們是歷史，對我們是經歷。在我們小學、中學讀書的年代，恰是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現在在做一種傳承，給大家傳達一種信號。我們這一代人的思考。 我覺得拙見(2016拙見年度盛典)比較狠，田老闆比較狠。為什麼呢？我在法庭上辯護，幾天幾夜，前面有一個辯護席擋着我；在大學講課的時候，前面也有一個講台；演講的時候，總有個台子，還有一束花給我擋着。而今天，拙見卻安排了沒有任何遮擋，就這麼光光地站着講，我好像穿上了皇帝的新裝，赤裸裸的。今天所有的演講嘉賓，都穿得比較輕鬆，我卻穿了黑西裝，一本正經，這剛好體現我們法律現在的沉重。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遠行登高，君子之道——中國法律人的歷史使命”。這個是可以講半天的演講題目，但是只限時即興講21分鐘，我只能講幾個要點。 1 歷史與現實 先講第一個問題，歷史與現實。在我考上大學，我畢業以後，那時候我 們國家沒有什麼法律，只有一個《刑法》，一個《刑事訴訟法》，當時叫“兩法實施”。現在我們國家已經有了280多部法律，800多個行政法規，9000多 個地方性法規。國家已經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進步很大。這在中國2000多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是從來沒有過的。 那麼多的法律，需要專家解讀，而在解讀的專家裡，公安、檢察、法院、教授，這些人全部都是由國家發工資的，他們都代表公權力。當然教授是相當中性的，公檢法就是代表公權力的。所有法律當中，代表民權的法律專家，只有律師。國家立法多年，立了這樣多的法，又不可能人人都懂，要專業的人才能夠運用，律師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現在律師非常吃香，同這樣大舉立法、法律對社會各方面的廣泛的干預，是直接相關的。但是同時，律師也受到很多攻擊，也有不少律師被抓。 中國幾千年歷史，皇帝立法時，沒有立那麼多完備的法。現在我們碰到了一個好時代，但是我們又碰到一個最糾結的時代。律師在法庭上辯護，被告人沒出來，自己卻先進去了。這個時期，是歷史與現實糾結的時期。《禮記.中庸》裡說“君子之道，行遠登高”，要走遠路,先從最近的地方開始走，爬山，從最低的地方開始爬。法律人也是從比較低的起點，慢慢往前走。 2 德治與法治 講到君子，中國歷史上有兩種治國方法：一個是德治，一個是法治。德治是儒家，我們今天談到謙謙君子，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倫理綱常。這都是從儒家經典裡面來的，從孔子、孟子裡面來的。還有一個是法家，用規則治國。用強權治國，講御民之道。 現在往往理解為，依法治國就是遵循了法家的思想，不需要講儒家的禮教。江澤民總書記曾經說以德治國，當時覺得他這個提法不是依法治國。這個是不對的。依法治國同樣要注重德治，強調人的因素，有良治和惡政。 大家往往把法家的依法治國和現在的依法治國混為一談，這是錯誤的。法家的依法治國，同現代的依法治國，是不同的概念。他是帝王之術，幫助皇帝管老百姓，是以法治民，把老百姓管死了。它恰恰缺的是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缺了一種謙和，一種君子之道。 我們現在強調的依法治國的“法”，是一種規則，是要把權力管進籠子裡，是治官，不是把老百姓關進籠子裡，所以法家的“法”，和現在的依法治國的“法”，本質上是不一樣的，這個很多人沒有搞清楚。 3 人治與法治 第三個，人治與法治。很多人說現在強調法治，不需要強調君子之道， 公檢法還講什麼道德，我按照法律原則來做事就行了。這是不行的。法治也是人治，立法靠人的意志，人的意志變成了法律規則。執行法律也要靠人，這個人抓不 抓，有罪無罪，判不判罪，都是靠人的主觀能動性分析。分析事實，分析證據、分析司法解釋、分析法律原則、分析立法本意，都是人要發揮主觀能動性。 強調法治並不是不需要人治，它照樣需要人的主觀能動性。因為人可以惡意執法，也可以善意執法，你不能夠做歪嘴和尚，把好的經念歪了。在我們現在很多執法部門 裡面，就有一個德的問題，即善意地理解法律，善意地執行法律。即君子之道的問題。他們光會死背條文，最後執行的法律往往執行偏了。 人治、法治，始終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修為，強調自己的向善，天下蒼生、悲憫情懷。公檢法的人、律師，都要有這種情懷，光是強調法律原則是不行的。 4 窮達與進士 還講一個，窮達和濟世的問題。君子要濟世，要有功於社會，就要 “達”。幾千年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是靠讀書出人頭地，考進士，頭名狀元、二名探花、三名榜眼，然後皇上發一個尚方寶劍，然後做巡按去全國巡查了。像 現在中紀委、現在中央巡視組做巡按去了。他們學的本事，必須賣給皇帝，為政權服務。即所謂“學就文武藝，貨予帝王家”。 我們的窮達，就是把“達”理解為做官。一個人做了官，就是有出息的，祖祖輩輩，村裡面還掛着進士匾，一輩子光宗耀祖，這是一個將做官視為達的標準。 但是現在的“達”，不能這麼狹隘地理解。做商人帶一個企業讓幾萬人就業，給國家每年繳上億稅，也是“達”，從商是“達”，為社會做貢獻。做學問，發表演講， 把思想傳播出去，影響一千人的思想，讓社會向善，經濟增長，也是“達”。一個人專注某一個領域，做到極致，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成功了，都是“達”。 所以我們這個濟世情懷，應該要從原來古代君子的小圈子裡面跳出來，要源自古人，高於古人。不一定說，我現在當處長之後一定要當廳長，廳長之後要當副省長。我當了16年體制內的幹部，在公檢法里做過，現在出來當律師，也有二十來年了。 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就是，當官有出息。做學者，哪怕是非常大的名人，也不是有出息。而做律師，就是為自己賺錢，所以我們做律師的，沒有五一勞動獎章，沒有全國勞動模範，累死也沒有人疼。我每天幹活，工作16小時，全國飛，基本沒有休息日。最起碼，經常加班到一兩點，沒有人表揚我一句話，為什麼？因為他們認為你是為自己在忙，為自己賺錢，不是為國家做貢獻，這種觀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從君子之道來講，也有一個現代觀念更新的問題。 5 律師和君子 第五個，講一下律師和君子。律師是非常法家的，非常剛性的，甚至是冷酷無情的。有些老百姓說，律師為殺人犯辯護、強姦犯辯護，所以也是一群壞人。一天到晚為壞蛋講話，為貪官辯護，做貪官的保護神。所以律師好不到哪裡去。在法律倫理上，中國沒有這個傳統。 人類的律師制度，是在強大的國家公檢法公權力面前，建立一種代表民權的精通法律的力量，同公權力抗衡，監督他不能濫用權力，防止公權的專橫和失誤，造成冤假錯案。一個被告被抓起來，他見不到親人，沒辦法出去調查取證，自己有冤沒地方訴。 人類社會需要在強大的公權力前面設立律師制度，讓律師幫助處於弱勢的被告人，幫他調查取證，幫他說話，幫他引經據典，而這樣做的人，必須是法律專家。從強大的公檢法、紀委，一系列的環節走過來，只有律師可以幫處於弱勢的喪失了自由的人。 律師制度的設計，在現在的中國社會是不被理解的，認為律師就是搞事的，就是製造社會不安定的。甚至社會有一些非常左的思想，說五種社會不安定因素，律師首當其衝。現在一些五毛黨、極左勢力攻擊的就是律師，說應該殺光天下的律師，取消律師制度。一些商人也認為律師都是非常奸刁的。 律師和君子之間有什麼連接點呢？法律人的總標準是一樣的，不管你做檢察官、法官、律師，不管你是代表公權力指控犯罪、打擊犯罪，還是幫助殺人犯、強姦犯辯護，你的目標是一樣的，即通過對抗，發現事實真相。所有的事實、證據、法律，控方強調它有罪還是無罪，對方把所有的有利於被告的事實、證據、法律找出來，進行法庭對抗，讓法官可以兼聽證明，得出正確的結論。這樣就不會導致冤假錯案，保護每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 律師追求的是公平和正義，不是為了幾塊錢律師費，顛倒黑白為壞人講話。但是中國到現在為止，也沒有法律倫理學，我只能到法國、荷蘭，買他們國家的書。我想寫一本《律師倫理學》的書，但是到現在都沒有時間，天天都在打官司。 律師首先要匡復正義，以天下為己任，他們是真正實現法律公平正義的重要力量。現在都有各種錯誤的說法，包括官方。我們不能夠歧視律師，要正確認識律師在現代國家法治中的作用。所以，現在五大不安定因素的說法，肯定是錯誤的。 第一個，君子要正派，以天下為己任。第二個，君子要有學問、有知識，不能沒文化，什麼事情都是直來直去。中國古代的君子都是有深厚學問的，很有修養，書讀得很多。能夠達到君子的修為，就是人中龍鳳，人到了一定的境界。到了貴族，到了白領，很有學問才稱得上君子。 第三個，你要成功。你能夠養得起自己，能夠有能力幫助別人。能稱得上君子，在社會上要有相當的號召力。在以前的封建社會，這種人就是鄉紳，士子，是大地主，現在我們都把他消滅光了。好多君子，都是當地富甲一方的。還有一個，君子要有情懷操守。這一系列君子的標準，在中國當代，能不能樹立起來，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夠見錢眼開，不能夠依附權力，不能夠進行勾兌，不能夠對法官、檢察官行賄送禮，最後還讓自己被抓了。在很多地方，一個法官被抓，三個律師也被抓了 ，三個律師交代行賄，又把六個法官抓起來了，六個法官交代又有二十多個律師被抓起來。這樣的律師，他的正義性早就喪失掉了，他為了打贏官司不擇手段，德沒有了。就不可能是君子。 律師還要有學問，要讀書，不但要精通法條，還要精通法理，精通法律的原則，甚至要精通經濟、政治，很多律師只會做木匠，不會做設計師。他只會背法條，卻不會窮追法律原理，那麼他的案子也是辦不好的。 律師要善於處理好法律倫理。我曾做過的一些案子，比如王林案，正在辦，馬上要起訴了，在萍鄉，當時說他是氣功大師，床上開光，跟官員勾兌的。一公布說我是他的律師，全國罵我罵得天昏地暗。 李天一案也一樣。認為我是李天一的辯護人，我說我根本不是李天一的辯護人，我說我只是作為獨立的法律專家發聲。在鳳凰衛視上我發表三次講話，我說我可以講原理，根據已經知道的事實，談出我的看法，防止案件錯判。我做過警察、法官、教授、律師，我可以分析李天一的案件是絕對的錯案，是不可能成立的，就是一個冤案。結果我一說，全國罵死我了。 但是三年過去，明白的人越來越多了，法律界已經基本認同我的觀念。這就是一個法律人的原則和勇氣的問題，要敢於做少數派，不畏浮雲遮望眼，能夠慎思守志，特立獨行。不怕別人的一時誤解和攻擊。 當時還有人問我，說李雙江是幫助重慶站台的，他是去同重慶書記一起唱紅歌的，你跟重慶的唱紅打黑這麼堅決地鬥爭，你怎麼立場叛變了，幫他們去了。他們不理解一個法律人，只追求這個案子的公平正義，而不管這個人是什麼陣線。 我為一個反貪局長的老公辯護過，我去辯護過九個案件，當地檢察院抗訴了五件，法院駁回了四件改了一件。當時這個反貪局長恨死我了，專門開會研究如何對付我。後來她老公出事了，又來請我辯護。雖然曾經有過節，我難道就不幫她嗎？照樣幫。有些時候，法律的公平正義，和個人的恩怨，左和右的對立，都要適當的區分開來，是非標準要根據事實來，不能混為一談，以人劃線。 6 君子之道 很多人講我的立場搞不清楚，其實我的立場很簡單，事實、證據、法律、司法解釋。我接案的時候是有取捨的，有些人，可能我非常討厭，這個案子我就不接，但是一旦接了，這就是我的任務，我得為他找最輕和無罪的證據。這個案子我接了可能賺一百萬，那個案子可能一分錢也賺不到，像雷洋案子，我就一分也賺不到。我如果計較錢，那為什麼我被全國人這樣罵的時候，我還要為他們說話，寫那麼多文章幹什麼？這就是匡扶正義，追求一種道義。一種社會責任感，這是情懷抱負。 古代說處山野之遠則憂其君，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君子要為皇帝想。現在我們是沒有皇帝的時代，但是要考慮到統治者，治國平天下的責任和難處，致君堯舜，這是對人民有好處的。當然更要為天下蒼生計，比如我們在學校，就要考慮到學生和教師的利益。心懷天下，都是有具體的內涵的。 因此我覺得，律師和君子修為，是沒有什麼衝突的，一個好的律師，一個大律師，一個真正受人崇敬的，在中國歷史舞台上能夠長久存在的律師，他肯定是一個君子。 所以我說行遠登高，君子之道。謝謝大家！ 7 對話陳有西 田延友：謝謝陳老師，謝謝您！有兩個問題問你：第一個，老人倒了扶不扶？如果您去扶是不是先讓他簽一個字，有固定的證據在身上，再把他扶起來？ 陳有西：不會，我會扶。如果他訛我，我就賠給他。 田延友：問題是因為您有錢。 陳有西：我曾經非常窮，我有時候去買青菜，口袋裡兩毛錢都不夠，只能把青菜拿起一顆出來還給人家。曾經過過非常不堪的日子。現在已經不同了。這點錢出得起。所以真倒了，我肯定會去扶，大不了給他出醫藥費。 田延友：那以後大家扶老人，遇到了麻煩可以找陳律師。 陳有西：找我，我不是幫你給錢，我肯定幫你打官司。 田延友：這個意義上，陳老師幫了大家，還賺了大家的律師費。第二個問題，您一個人的功成名就，是不是意味着整個中國律師界的低迷和不負責任？ 陳有西：中國有非常多的好律師，有大律師，有水平比我高的，也有默默無聞做了大量事情不為人知的。我覺得社會對我的報道太多了，給了我很多的榮譽。兒子諷刺我，跟我說我刷封面都刷了六次了。但是，並不是說全國的低迷，導致我出頭，現在中國的律師分化很嚴重。真正有擔當又把事情處理得比較好的律師，確實也不太多。我可以比較自負地說，我也當得起這些榮譽。中國需要更多的律師能夠被社會所關注。由於比較嚴峻的局面，現在很多律師沒有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我就不展開講了，大家都知道。 一批律師轉向了經濟領域，埋頭賺錢，上市，做項目，發基金。處理這些，當事人不大願意公開，所以不是刑事律師一般不會被社會關注，他的業務本身有保密性。我現在在做的70%都是代理的民商案子，但是我不會宣傳，因為客戶不想公開。很多企業的民商事企業不願大家知道，民商律師他們默默無聞，但可能一年的律師費上千萬。 另外一種則可能轉向配合、勾兌，現在中國30萬律師，有相當一部分律師就是在走這種路。就剛才我講的，一個法官抓進去，會牽出三個律師，三個律師抓進去，會牽出六個法官。司法環境非常糟糕。這有體制內的腐敗，也有律師業的墮落。 第三類律師採取的是規避、遠離。他們不辦政治性的、敏感的刑事案子。即使去辦，他們也不去調查取證，不在法院開庭的時候跟檢察院強烈對抗，不批評人家，也不講紀委裡面辦案是如何違法的。開太平車，紀委檢驗對這樣的律師很滿意。他們出庭了，就完成任務了。至於被告人有沒有得到負責任的辯護，是不是被冤判，他們不去真正關心。一事當先，先考慮自己的安全。這樣開庭以後，公權各方大家很滿意，第二個案子還是會繼續安排找他。從不發聲的也有。 還有一些死磕的律師，不是依照法律規範進行真辯，而是行為藝術，不是扎紮實實的依據證據、法律來辦案。 因此，我可以很自負地講，我在中國30萬律師裡面冒出來並不是偶然的，我在吸取他們的教訓，我儘量杜絕他們行為上的弊端，在中國走出一條應當走的律師之路。一個成功的律師應該明白怎麼做，明白什麼樣的律師是官方、人民、企業需要的，是經濟增長、社會穩定所需要的。 田延友：謝謝您。LY案為什麼從熱點變成盲點，又悄無聲息了，現在的進展是怎麼樣的？ 陳有西：昨天有朋友調侃我，說我談敏感問題，一直會回答無可奉告。其實我可以說一下，不必迴避。 LY案是中國警察權力和公民權利較量非常激烈的臨界點，所以辦這個案子責任重大。這個案子我前方有六個律師，後面有二十多個律師，這些律師中有五六個前檢察官、三個警察、兩個法醫，都是我們所里的律師。我們做的大量工作，現在沒有宣傳，我們也不會宣傳。現在公布的只是我們幫助家屬起草的一萬多字的報案書。 我們的第二份材料是三萬多字的律師意見書。第三份材料是兩萬多字的第二個補充律師意見書。我們的工作是非常到位的。有大量的事實、證據、法律分析，由於是偵查階段，不能干擾辦案，我們只給專門偵查部門提交，沒有擴散到社會。以後案情明朗，我們會公布的。這些工作，導致了三步計劃已經實現兩步。 第一步，必須立案，抓涉嫌犯罪的警察，我們通過家屬報案意見做到了。5月7日發案，23天后，直到6月1號立案。第二步，必須要迴避昌平，迴避公安，由上一級的檢察院調查。這一步我們也做到了。北京市檢察院採納了報案意見，由市檢第四分院直接偵辦，受北京市檢察院的指派，最高檢察院的直接指導監督下，市檢立案了。 第三步，就是罪名問題。是過失犯罪的玩忽職守，還是故意的蓄意的犯罪？我們分析了他們涉嫌構成三個罪名。這是非常關鍵的。第一個罪名，現在檢察院刑拘的罪名，公布的是玩忽職守罪。我們的意見，認為這是故意犯罪，絕對不是玩忽職守，不是過失犯罪，是蓄意的，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這個罪是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到死刑，這是罪名的較量。第二個罪名，一個公民在街上走，走得快一點你就認為他嫖娼，弄十分鐘就不會動了，醫院還沒到就死了。這樣的行為，任何一個中國公民都不會有安全感。因此，這樣的事情，你五個警察和輔警，街面巡邏，專項任務守候，治安執法完全超出了必要的職權規定的範圍，警察濫用自己的治安執法權，無端懷疑老百姓。已經構成了濫用職權犯罪，絕不是過失的玩忽職守這麼輕描淡寫。第三個罪名，幫助偽造證據罪。警察已經涉嫌犯罪，卻讓他上官媒電視上為自己圓謊，向全國人民撒謊。什麼都沒有開始查，首先想到的就是掩蓋，死因都沒有鑑定，外圍都沒有調查，就確定是心臟病猝死，是嫖娼了畏罪逃跑導致猝死，塗黑一個已經被搞死的人。開動宣傳機器，讓北京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央視來向全中國為捗嫌警察辯解。讓足浴女說“打飛機”了，說LY已經交待過嫖娼了。是心臟有病掙扎死了。這些，都是五個警察以外的人幹的。街頭錄像哪裡去了？執法記錄儀哪裡去了？手機拍攝哪裡去了？證據有沒有被偽造、隱藏，這就涉嫌隱匿偽造證據罪。 我們的材料都已經交到偵查的檢察院手裡。為了不讓社會無謂的猜測，炒起熱點，支持專門工作，我們只配合檢察機關進行專門的偵查，沒有多向社會談LY，被問多了，才作些必要的解釋。所以大家才感覺LY案沉寂了，被和諧了。我們也不焦急。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案子和諧不了。上面很重視，已經立案的刑事案，誰也不可能不了了之。偵查期間是專業的工作，有保密性。我們一天到晚喧擾的話，會導致他們的偵查被干擾。將來這個案子起訴了，我們肯定會把內容公開。所以辦案部門也有強大的壓力。我們用社會的輿論監督，用律師的專業工作，給檢察機關一個強大的壓力，這個案子絕對不會輕描淡寫地過去，絕對會走上法庭。 當然我們也受到很大壓力，也有很多和諧的方法，也有網上傳言賠多少錢，放棄訴訟權利，包括辭退我這個律師。但是我們現在家屬、律師立場很堅定，這個案子一定要搞清真相。謝謝大家！ 田延友：謝謝陳律師。大家聽完之後應該蠻有共鳴和觸動的。我們希望我們的社會會越來越好，我們的安全感會越來越強，越來越有保障，也希望有機會的時候能夠有更多的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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