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人物的刻画，就像从一滴露珠看到了整个世界！）

章诒和：【悲回风 ——追记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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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的简老师照片）    

摘要：有的人只知道占有，而她总是舍弃，舍弃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觉得简老师的一生曲折又平淡，所有的转折点都充满意味，时代的意味，很深刻，很沉重。

高中毕业了。

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我，自以为能考上北大历史系，谁知成绩行，政审不行。父亲是大右派，本人表现又差，属于“等外品”。我被转来转去，最后转到了中国戏曲研究院改称的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注——这个戏曲学院后来撤销，恢复中国戏曲研究院）。都知道有个梅兰芳，可没人知道有这么个学院。于是乎，学起了戏曲，白天哼哼“一轮明月照窗前”，晚上泡在“长安”、“吉祥”、“广和楼”。我怎么看自己，都觉得不像大学生。因为出身和表现都不咋样，在班上很孤立，索性搬回家住。父亲用乡音给我吟诵古文，看母亲写毛笔字，周日到张伯驹先生家里去玩，跟着潘（素）阿姨画两笔。系里有课，才跑到学校。往往是授课老师走在前，我一溜儿小跑跟在后。

最讨厌每个月一次的生活会，内容是弘扬三大革命法宝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班上是挨批的主要对象，因为自己写的习作和日常的闲聊，基本都不合乎要求。一个同学曾在班会上瞪着眼睛，厉声喝道：“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小姐，现在知道了，章诒和就是。”负责管理我们的老师有两个，一个老“训”人，一个不怎么“训”人。这个不爱训人的老师，姓简，名慧。女性，中年，江苏吴江人，长得秀气，说话秀气。

学习的科目不多，以“戏剧概论”和“剧作教程”为主，其他的课程有如配菜。其中的一门课，叫“话剧选”，授课人就是简老师。她穿的雅致，她上课就和她的穿着一样，非常精细。一部《雷雨》能说上个把月，什么周朴园的发型，鲁妈的眼神，周冲脚下的球鞋，都在她的讲解范围之内。手里好像捏着一把手术刀，把人物形象的每根神经、每块肌肉、每条血管，都“剔”出来给我们看。我很有些纳闷：猜想她一定和曹禺认识，要不然怎么知道这么多，讲得这样细？除了讲义上的内容，简老师还融入自己的艺术感觉和人生见地。有一节课是专门讲繁漪的。谈到繁漪的年龄，她说：“婚后两三年是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而繁漪自出场，就已不再那么美了。”不知怎地，淡淡一句我竟记住几十年。她私下里也批评我，说：“你是很骄傲的，这样下去对自己很不利。像我们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真的没什么可骄傲的。”这是她发自内心的规劝，希望我好，毕业后能走得平顺。很不争气，我走得很不平顺，进了监狱。

一晃，多少年过去。

1978年秋冬，我从四川省第四监狱平反获释，先在四川省文化厅工作，随即申请返京，要求回家。承蒙先父的同乡、老友黄镇先生（时任中央文化部部长）关照，把我调回北京又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其实是借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招牌，扩充提升而来，内设的戏曲研究所是研究院第一大所，其成员基本来自从前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所以，我跨进前海西街恭王府大门，见到的同事多为熟人。他们颇为吃惊：章诒和怎么会从监狱出来就直奔中央研究机关？我则以为大家都会欢迎我“返京归队”，谁知“同志们”客气两句，就躲开了。受到冷淡，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平反归平反，成见归成见。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压根儿就是“高寒地带”，个个都“整”怕了。再说，胆小世故也算不得什么毛病和缺点。

党的书记板着面孔、严肃地接待了我。谈了半个小时，句句都是空话，没给我分配具体工作，也没有办公桌。一个担任支委、又曾教过我的老师笑咪咪地给我搬来一张中学生用的旧课桌，放在《戏曲研究》编辑部门口，别人瞧着还以为我是个“把门”的。跟着，那位老师拿出自己的一大摞手稿，让我誊写一份。赶紧抄好送上，他撇了一眼，说：“你的字，不错嘛。”

我的心情自然十分压抑。一天，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来研究院做有关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报告，此前，院部就下达通知：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去听。我没去，不一会儿所长派人来叫，传唤我的人站在院子里，大叫“章诒和，去听报告！”不知怎地，一口恶气从胸口涌出，我对来人也大叫起来：“我就不去听，听了，文艺是这个德行！不听，文艺也是这个德行！”一时间，歹毒之语传遍恭王府。

每天来上班，觉得跟没上班一样，无非呆坐，看别人进进出出，说说笑笑。有时自己不识好歹，捺不住插上一句话，人家连看都不看你。这一刻，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随即想起跟着母亲在聂绀弩家闲聊时，他对我说的一句话：“小愚，监狱好，我想回监狱。”

秋天的一个中午，太阳很温暖，大家准备去食堂吃饭。我独自走在大院里，简老师从后面快步撵上，低声说：“章诒和，现在请你到我家里吃个午饭，咱们吃碗面吧。”声音仿佛来自天上，我停下脚步，疑惑地打量她。

简老师笑了，说：“你没听明白吗？”

“是不是让我现在就去你家吃面？”

“对。我家离这里很近，就在什刹海后海，步行十分钟就到了。”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这条路我太熟了，因为张伯驹、潘素夫妇就住在后海。

在离张先生寓所不远的地方，简老师停下脚步。说：“到了。”

这是一座四合院，大门宽宽的，门前台阶高高的，很有气势，一看就是个有来历的宅院。进去之后的感觉却不大好，难觅旧日格局，像个大杂院。简老师住在前院，前院不大，院子里站着一个长者——这不是吴甲丰先生吗？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一位知名的西方美术史家。

简老师迎了上去，问吴先生：“吃了没有？”

吴先生答，刚吃过午饭，正在晒太阳。他瞧了我一眼，说：“你还带了个客人。”

我插了一句：“不是客人，是学生。”

简老师凑到他跟前，说：“吴老，她叫章诒和，她的父亲叫章伯钧。”

吴先生叫了起来：“哦！公主，从前的公主。”

三个人都笑了。

进了狭小的客厅，简老师让我随便翻翻报纸杂志，自己跑到简易厨房煮面。我要帮忙，她不让，说：“一碗挂面，有什么可帮的？”

说的也是，我就等着吃现成的吧。不一会儿，午饭来了：一碗素汤面，一个煎鸡蛋。汤面上里撒着绿绿的葱花，煎蛋上浇着淡淡的酱油，一切都很简单，好似秋阳，明亮又温暖。

“好吃。”我大口大口地吃着，香气从面条与面条之间的缝隙里飘溢出来。

简老师不说话，脸上挂着笑。她不必说话，也无需说话——她接纳了我，不以政治明晦判断人的高下，不以思想倾向决定人的亲疏。

吃饭的时候，还见到串门的钟灵先生。我挺纳闷：在这个四合院里，怎么净是些美术家？简老师告诉我，这所宅院原来是座私家花园，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宿舍，她的丈夫在全国美协机关工作。难怪！

从1978年之后的许多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提着个录音机，给大大小小的会议做记录。重要的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和中国戏曲学术会议，我都是和简老师一起干活儿，白天听会，晚上写简报，有时还同宿一室。简报是一种比报纸的寿命还要短、比杂志的价值还要低的“东西”，简老师绝不因其短命质低而草率敷衍。革命要求奉献，也要求激情，在我的印象中，只要是交代下来的工作，她一律全身心投入，从不想这项任务有多大的意义，也不问自己从中能获得什么？记得有一天，轮到她整理简报，刚好当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两部“参考片”，所谓“参考片”，就是欧美电影。在那个尚未真正“改革、开放”的阶段，看“参考片”是最大的诱惑与享受。同事之间可以为一张入场券打破头。

我劝简老师：“你先看电影，回来再写也不迟，不会误事的，充其量熬个夜呗。”

她摇摇头，说工作要紧，不去看了。等我返回招待所，已是子夜时分。推开房门，见她坐在写字台前，双眉紧蹙。一手持烟，一手握笔，而稿纸上没写几行。

我轻轻地叫了声：“简老师。”

她抬起头，一边把烟掐灭，一边说：“诒和，你快睡吧，就别管我了。”

我说：“干嘛这样认真！选摘几个人发言，用简单几句话‘串’起来就行了，又不是做文章。”

面带倦色的她，苦笑道：“看来我的名字改坏了（1949年前她叫盛德），简慧，简慧，干的就是简报会议，命中注定。”

我大笑。如此自嘲，让我生出敬重：她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是用近乎伟大的精神做近乎无用的工作，但她还是无条件地接受，且不问得失。这就是由时代规范出来的“中国牌”知识分子。

不承想，看“参考片”也让简老师遭遇难堪。在一次国际性的戏曲学术研讨会议上，她是简报组组长，我和另一个毕业没多久的女硕士生是组员。有一天在电影资料馆放映两部非常有名的美国电影，拿到票后，个个欣喜若狂。而那天负责写简报是女硕士。晚饭后，女硕士换好衣服准备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所在），简老师一旁轻言道：“小×，今天该你写简报，就别去看电影了。”

小×听了，不说一句，面孔因愤怒而通红，像一头关押在铁笼的狮子，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简老师见状，为避免难堪，赶忙说了声要上厕所，扯了节卫生纸，出了房间。

前脚刚走，后脚就是骂声：“你是我的老师吗！你管得着我吗？她妈的，什么东西！”说着，一把将简老师床铺上的被子扯到地下。之后扬长而去，有一支脚还踩在被子上。

简老师进门，眼眶充塞着泪水，手里攥着卫生纸。显然，她没有去卫生间，而是躲在门外听那叫骂。我怀里抱着被子，说不出一句，只恨自己笨嘴拙舌，无法安慰和消解简老师的悲伤。牛马般工作，土地般奉献，到她这一代终止了。下一茬儿、再下一茬儿，他们的生活目标很明确：只为自己而活，只为自己的利益工作，为此不惜一切，老师算“什么东西”！统统“她妈的”。

现在研究戏曲，听点课，看点戏，再读些专业书，就算“出师”了，也能大块文章，也能口若悬河，但是说的写的往往是名词去、概念来，或堆砌材料或引经据典，大多从理论到理论，美其名曰：“从文化角度总体把握”。其实，从事戏曲研究，了解艺人、掌握剧种、熟悉声腔、懂得舞台，是第一位的，绝对是第一位的！哪怕你是研究戏曲史的，“曲牌联套”都不大懂，怎能读透《牡丹亭》？记得当年张庚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不止一次地说过：“想研究戏曲吗？建议你们从了解艺人开始。”道理很简单，因为研究艺人，势必要涉及剧种，剧目，表演，声腔，音韵，舞台，服饰，只有懂得“这一套”，才算是进入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本体。要不然，你就永远是个门外汉。即使成了硕士博士专家教授，著作等身，头衔多多，那也是外行。

简老师从1978年起，一直到1984年，一趟一趟地去上海采访沪剧头牌女演员丁是娥女士，又用很长的时间写出一本《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书是二人的合作，它全面记述了沪剧艺人创作、表演以及沪剧的发展衍变。书中最出色的部分是对丁是娥舞台形象的阐释，记录了她在几个经典剧目中的艺术经验和表演特征。有分析，有归结。单是《芦荡火种·斗智》一折里对“草帽与茶壶”细节的解析，就有数千字之多。这让我打心眼儿里佩服，如今没人干这种“蠢事”了。戏剧家吴祖光先生看了文稿，很欣赏，赞道：“书中谈论创作典型人物的体会是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现在搞戏曲理论的，首先是看不起老艺人，况且，任你怎么“铆劲”地写，不就是个“口述记录整理者”嘛，书出版了，艺人名字在前，自己在后；版税下来了，你只拿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谁干？傻子才干。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到《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三卷本），这套书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梅先生与许姬传先生的合作产物。一位是顶级艺术大师，一个是超级行家里手，二人旗鼓相当又高度默契。书中把梅老板大半辈子的舞台生活都扎扎实实写下来了，貌似平淡，内里深厚。中国戏曲艺术基本特性，表演艺术的原则规范，剧目创作的得与失，尽在其内。“四十年”从出版到今天，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它已成为研究梅兰芳，研究京剧，研究戏曲，研究东方艺术的经典。现在有不少人写梅兰芳，演绎梅兰芳，真的要了解梅先生，了解他的成就，经验，经历，为人及见地，就是这本“四十年”！其他的书大多是它的衍生物，有的还是瞎扯。

商品大潮袭来！

骤然间，所有的人与事都归结到利益权衡和金钱法则上。对此毫无思想准备的简老师环顾四周，对现状流露出许多的忧思与不解，对未来也深感茫然。她私下里对我说：“你有才气，好好写作吧。有关路线、方向问题，什么都别过问，你十年大牢的教训还不够？”尽管这样劝我，而她自己对时政却是异常关心，尤其是对文艺界发生的事，都持有明确的是非倾向。

对她的不解和茫然，我是理解的。简老师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幼时上街看中一束鲜花，闹着要下车去买。身旁的父亲即令男佣将一条街的鲜花全都买下，统统送给女儿。然而，年轻的她舍弃了富有，投奔了革命，把自己的整個生命都獻給革命。几十年过去，忽然，革命的目标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其中某些人的“富”，又不是靠本事、靠流汗挣来的。她当然不解！仿佛人生旅途在快要临近终点的时候，又转回到原点！如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目标的话，那么简老师一出世就“达标”了，这辈子呆家里就好。换句话说，她以往所作所为都白费了，人也白活了。简老师感到悲哀、一种人生的悲哀，她把愁绪压缩在额头上的皱纹里，很快显出了老态。我觉得这个时代对不住她，对不住她的悲哀。她又是个坚韧的女性，认为自己的信念没有错：一个人除了吃饱喝足之外，还应有超脱物质层面的追求。一个女人从为家庭盘算转变为投身社会、为他人服务——在人生价值取向方面，她心甘情愿且始终不悔。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因为是周末，同事都早早下班了。简老师见我收拾提包，遂道：“诒和，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心里憋得快受不了了。”

“好哇。”

我们坐在恭王府“九十九间半”的石阶上，人刚坐定，即发现她神态异常，我一下子慌了：“简老师，你有什么事说出来，我一定帮忙。”

她满脸悲苦，用手捂着双眼，一滴泪从指缝间落下，喃喃道：“你帮不了我，是我的家出了问题。他背叛了我，已经很久了，我也知道很久了——”

我哭起来，叫着：“简老师，简老师！”一把抱住她的肩头，二人相拥。

夕阳西下，王府庭院寂静苍凉，人工培植的各色月季，以傲慢之姿炫耀着最后的斑斓。我们默默地坐着，不说一句。见天色暗下来，简老师才慢慢地把自己一肚子的苦与痛倒了出来……说到最后，已然泣不成声。我递上纸巾，她擦干眼泪，说：“诒和，最痛苦的是——我至今对他一往情深。” 这句话，于她于我都是锥心刺骨，刺骨锥心！从此，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一往情深”四个字，就一定会想起我的简老师。

因热烈的爱情而向往婚姻，在漫长的婚姻中感受痛苦，这也许不只是某一个人的遭遇。我们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奔走在匆忙的现实中，也许能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感动得稀里哗啦，但内心的情感却如尘埃一样吹到远处，人伦、亲情、故土，亡灵等等许多值得珍视和珍藏的，都变得无足轻重，无关紧要。

没过多久，她退休了。不少老干部（包括德高望重者）临退前不仅把自己安排妥帖，连孙子的事都办好了。如果用这样尺度衡量简老师，她实在是划不来，甚至是很划不来。

简老师原本是该离休的：1949年9月下旬，她从上海弃学北上，投奔革命，来到大连旅顺。她的上级领导罗烽同志好心地说：“大连旅顺值得看的地方很多，你先看看吧，不忙报到。”她很听话，四处看看，过了10月1日才去报到。谁知1949年10月1日是个“硬杠杠”加“死杠杠”，此前参加革命的干部是离休干部，此后参加革命是退休人员。仅一天之隔，她却无法获得“离休”待遇。在研究单位工作对一个人评价坐标就是职称。直到退休，她的职称问题也没能解决，退休之后，才补评为研究员。她笑呵呵说：“我是安慰奖。”至于出国访问等美差，从来也没轮上一回。简老师曾经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的理事，却也让她的一个学生耍个小手腕就给挤掉了。有的人只知道占有，而她总是舍弃，舍弃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觉得简老师的一生曲折又平淡，所有的转折点都充满意味，时代的意味，很深刻，很沉重。

没过多久，她病倒了，肝区总是疼痛的她查出癌症。“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我去医院探视，子女说：母亲终日剧痛，难得刚刚入睡，不便叫醒。我们隔着玻璃窗户，做了最后的会晤和诀别。简老师于1994年病逝，时年六十四岁。

2004年，她的丈夫为简老师出了纪念集。家里的客厅摆放着亡者遗像，还有花。

2015年7—9月写于北京守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