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年的曲折經歷，其中的故事令人感慨不已。
記者問：請談一下你的個人背景？你是出生在上海嗎？
程 定一答：不，我出生在緬甸仰光。我父親那時是國民政府中央資源委員會的金屬礦業管理局專員。政府派他到仰光負責轉运战略物资。所以我出生在仰光。一歲時太 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南洋，我就隨家人撤退回國。我母親當時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音樂，隨學校撤到成都。抗戰勝利後，我們全家一起遷回南京。
母親是啟蒙老師
問：你最初是跟母親學習音樂的？
答： 是的，母親是我的啟蒙老師，一直到我15歲考入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在那裡我跟了好幾位老師。其中一位是馬思蓀，她是馬思聰的妹妹。後來升入大學，就跟了一 個非常好的老師，也是中國權威鋼琴老師李翠貞教授。我跟李老師學習時間不長，只有一個學期，但是受益匪浅。可惜李翠貞後來在文革中被她自己的學生批鬥，自 殺了。
問：中國的鋼琴教育是否受蘇俄的影響比較多？
答：中國正式的專業鋼琴藝術訓練是俄國人開始強化的。蘇俄共產革命後，許 多知識分子流亡國外，有一部分到了中國。其中有很多世界級藝術家，例如著名的聲樂教授蘇石林在中國教了30多年音樂，培養了幾代人才，很多前輩中國歌唱家 都是他的學生。1958年蘇聯還請他回到莫斯科音樂學院當教授。
在鋼琴方面，那時肖友梅成立上海音專，延聘兩位俄國鋼琴教授，其中一位是拉扎羅夫，還有一位忘了名字。他們兩位都是李斯特的再傳弟子。他們培養的學生，就是我們的老師輩。李翠貞也是他們的學生。49年後中國請的藝術專家都是蘇聯或東歐的，一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有改變。
問：1960年開始你的命甙l生很大的轉變，起因是甚麼？為甚麼當時上音的團委書記說不能再讓你彈琴？是不是與你有個人恩怨？
不鬥人被扣罪名
答： 這與當時上音的政治環境有關，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我1956年進校，那時環境還是比較開放寬鬆的，所謂的「百花齊放」「德才兼備」。但是從1957年開始 「反右」，就強調階級鬥爭。我這人最怕階級鬥爭，最怕人鬥人。反右開始後，都停課鬥右派。我從來不舉手不喊口號，從來不參加「向黨交心」。所以他們對我的 評語是「與黨離心離德」。
當時停課沒法練琴，我就在中午偷偷練琴，結果被發現，記大過兩次，罪名是「破壞反右紀律」，就不讓我練琴。那個團委書記倒不是和我個人過不去，她就是吃這個飯的，49年以前就是地下黨。
問：上海音樂學院在反右和文革時情形怎樣？
答： 毛澤東說過「中學生不劃右派」。但是上音附中有一大片學生右派。上音黨委書記鍾望陽有句話：「只要你從我面前走過，我就知道你心裡在想甚麼。」文革時上音 五大系，鋼琴系主任范繼森被他的學生從病床上拖去修馬路，後來死了。附中鋼琴課主任王家恩有心臟病，被紅衛兵強迫拉練，也死了。鋼琴系第一教授，也就是我 的老師李翠貞，被她的學生強迫爬在學院廣場地上挨鬥。當天晚上她回家後就開煤氣自殺，留下三個字的遺言：「我累了。」指揮系主任楊嘉仁夫婦被自己的兒子檢 舉，被鬥後夫妻雙雙自殺。管弦系主任陳又新被他們在樓上打死後扔下樓，說他「畏罪自殺」。還有很多這樣的事。
可嘆的是那些打人殺人的人，有的現在還在上音，還在位子上。現在他們倒反過來要寫文章紀念老師，還打電話叫我一起寫。我說：「我寫可以，但是我寫的你們不一定會登」。
勞改保住一條命
問：再回到你本人的經歷上，1960年你被捕入獄，從此改變了你的一生？
答：是的，罪名是「企圖偷渡海外求學」。這是事實。那時我姑媽在香港，我想到海外去求學。跟一個高班同學一起計畫，他出賣了我。但是他有背景。主意是他出的，結果他變成從犯，我成了主犯。他是監外執行，當庭釋放。我卻被判送安徽勞改農場，一去就是18年。
但 是我現在說句心裡話：如果我不是被抓去勞改18年，文革這一關我過不去。最起碼我的恩師李翠貞被她的學生鬥到自殺，我一定要被逼表態的。我的性格就是很講 義氣，又是我的恩師，我不可能表態。加上我的階級立場問題，我是一定要反抗的，反抗就是死路一條。這就是禍福相依吧。18年吃了那麼大的苦，一條命保住 了。
問：你在農場18年歲月裡，有沒有想過以後你還能彈鋼琴？
答：沒有，沒有。我是60年入獄，正是大饑荒的尾聲。我在監獄 裡兩年，瘦到只剩85斤，連睡覺的小枕頭都托不住。62年夏天被押送農場時，囚車都爬不上去。農場在長江邊上，是一片沼澤地。這是安徽第二大勞改農場，滿 員有2萬人。我到的第三隊，是其他各個隊沒有餓死的犯人集中成的。這個隊原來有400人，三年饑荒死了300人，就把新來的犯人補充進去。那時死掉一個 人，就在灌溉渠旁挖個坑扔進去埋掉。旁邊再挖一個坑，明天誰躺進去還不知道。
我在那裡幹過所有的農活，還有殺豬宰羊，埋死人，我甚麼都幹 過。我能堅持下來，一個原因是我母親每個月都給我來信，信上總是說「大器晚成」。她一直鼓勵我，相信我一定還能再彈鋼琴。我自己是不相信，但是我相信一件 事：毛澤東一定比我死得早。等毛澤東死了，我就有希望了。果然，毛澤東1976年死了，我1979年從農場出來。
靠「酒」脫離苦海
問：你從農場出來的那段經歷，也是充滿曲折。
答： 我能出來，與酒少不了關係。那時已經開始改革了，有個目不識丁的汽車修理工人唐如貴喜歡喝酒，來農場探親時就找我做酒友。他看到我拉手風琴。在他和他的朋 友熱心奔走下，蕪湖市歌舞團同意安排一次面試。當他們看到我那雙長年冬天泡在泥水裡，每根指頭紅腫得像胡羅蔔一樣的手，懷疑地問：「你這雙手能彈鋼琴 嗎？」
在朋友的幫助下，我找到一架鋼琴，經過三天努力，我在歌舞團彈奏「悲愴」奏鳴曲。但是文化局局長說「不能錄用反革命分子」。
消 息傳到安徽師範大學，他們正在徵聘優秀鋼琴教師。我被召去，進行了四場專業考核。他們了解我的案情是冤案，於是向勞改隊提出借調。但是勞改隊長要他們用兩 名甲等勞力來交換。幸运的是安徽师大艺术系主任耿廣志找到勞改隊上級主管鄭達文，兩人從口音認出是同鄉，於是酒酣耳熱之際，鄭科長在借調函上寫下「同意」 兩字。於是我終於離開了農場。
一個月後，當時西德駐華大使魏克德卸任回國前遊黃山路過蕪湖，市文化局辦了一場文藝招待會。會上要演奏些有德 國風味的節目。我被借去，演奏了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結束後，大使緊握我的手說：「想不到在中國內地也能聽到如此純正的貝多芬。」此前剛拒絕錄用我的 文化局長婁良宏插嘴說：「好雖然是好，可我們也聽不懂。」傳為笑柄。
能彈琴算是奇蹟
問：你是怎樣又重新回到上海音樂學院的？
答：1981年我以第一高分考入上音鋼琴系教師進修班。因為我的程度高，很多老師不敢教我，最後就由李名強教授帶了我兩年。83年我畢業時還是考第一名。很多人都說，我還能彈琴是奇蹟。因為我18年不但沒有彈過琴，而且是做苦工。
問：而且你的手還受過傷。
答：那是77年，我的手被捲入飼料攪拌機皮帶裡，動了手術。後來有所恢復，又可以彈琴。1984年全國國際鋼琴比賽選拔，我幫所有的選手彈協奏曲的伴奏，有很多大和弦，結果舊傷復發。此後比較難的曲子我都不能彈了。
你現在看到的這張專輯，是我在1983年錄音。當時錄在磁帶上，後來朋友把它做成CD。第一首曲子是貝多芬作品111號，他最後的一首奏鳴曲。聖荷西州大一位退休教授聽了我的錄音後說，他聽得出彈琴的人經受過很深的悲劇，才能彈出這樣的音樂。
曾在紐約送外賣
問：談談你來美國的情況？你是一直住在灣區嗎？
答： 不是。我1989年來到美國。此前被拒簽五次，說我有移民傾向。後來我就申請移民，辦出來了。剛來的時候我到處打工，到紐約餐館打工，送外賣，就像電視劇 「北京人在紐約」裡的王起明一樣。開始是騎單車送外賣，後來改為開車。那時我一個禮拜要送130家餐館，北到波士頓，南到華盛頓。然後又到洛杉磯，在旅館 打工，開車接送客人。不過幾個月後就做不成了，因為要求有五年良好駕駛紀錄，我那時來美國才兩年。
那時要教琴，誰認得你啊？幸好孔祥東到洛杉磯演出遇到我。那時他在柯蒂斯音樂學院有個女同學要找人陪練琴。孔祥東就舉薦我，買張飛機票讓我到費城，在那裡陪她練了三個月。
到暑假那個女孩回香港去。那時我有個朋友來看我，他有很多學生在這裡，就分十個學生給我教。我就這樣開始在美國教琴，那是1991年夏天的事。
我 的學生前年有考進茱莉亞音樂學院，去年有學生考進奧柏林音樂學院，再早些的學生已經拿到曼哈頓音樂學院博士。他們都是業餘學琴。我共有四個學生拿到 MTAC（加州音樂教師協會）最高級年輕藝術家（Young Artist）獎，是第一個大陸來的鋼琴老師有學生拿到這項獎。
●程定一小檔案
英文名：Daniel Cheng
出生地：緬甸仰光
來美時間：1989年
職業：鋼琴教師
學歷：上海音樂學院高級教師進修班畢業
主要經歷：
1956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後升入本科。
跟隨馬思蓀、李翠貞等老師學鋼琴。
1960年被當局以「企圖偷渡海外」罪名，押送安徽勞改農場勞改18年。
1979年恢復自由。1983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高級教師進修班。
1989年移民來美國。現在南灣從事鋼琴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