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的教师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小姐写我母亲：“她的和蔼可亲和欢乐的气质，对我们认识她的人都有特殊的魅力。即使已经八十高龄，她不忙忙乱乱，似乎总是精力不衰。她是 温良慈祥的。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这就是她。我不知道那是从什么时候，又是从谁开始的，但是我记得整个燕京大学里的人，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叫她 ‘司徒妈妈’ （Mother Stuart）”

一年半后我妻子故去。她生我们儿子时受了伤，一直就没有好，成了一个半残疾的人；她最关 心的是她的软弱和相当经常的不舒服不要干扰我的工作。她和我的母亲极好地互补短长。我母亲的兴趣在于智识方面和公众方面的事情，我妻子的则是在家务上，特 别是在把餐后甜点做到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的水平上，在欣赏中国美好漂亮的手工制品上，在帮助需要的人一些可行的善行上。那年，我们计划将提前结束学期的活动，为的是在夏天雨季之 前搬去新校舍。她知道她的日子邻近了，可能就是意志的力量使她活到毕业典礼以后。她在春季学期结束后一个星期的六月六日故去，正值大学向新校舍搬迁的时 候。葬礼在协和医学院的教堂举行，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仪式由刘廷芳博士主持，安排得十分得体，进行得十分优美。灵柩送到了新大学校舍附件的新大学墓地， 她是葬在那里的第一个人。

我们的婚姻生活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她使得我不想再组家庭。我个人的不愿意可能并没有其他损失。燕京大学很快就越 来越成了我的家。【90】学校的学生总是说他们是我的孩子，对他们，我也很有父亲般的感情。我得以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全部时间来从事这一项有趣的工作。几 个教员的太太轮流来查视我家中的需要。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经常在国内和国外旅行。

在燕京大学，最使我愉快的一件事，是由费城乔治·科里 （George W Currie）夫妇的捐赠、为我个人建造校长住宅。他们约定要把它建成中国式样，邻近湖边，处于校园生活的中心。由于我妻子故去，我对他们解释说，我现在 可以住在学生宿舍的单元住宅里，或者住在某座教学、办公楼里。但是他们却依然愿意捐赠一座校长住宅，要不然就不捐款。这时我有了自己的想法：客厅、饭厅、 和两三个卧室，要归大学使用，将一小套房间作为我的私室。大家对这样的安排都高兴。在这之后，大家理解，我去费城，科里（Currie）的家就是我的家。 我们燕京大学有了一个极为漂亮、舒适的正式校长住宅，同时我也结交了两位最好的朋友。

我的独儿起了和我相同的名字，他回到美国读大学，以 后就留在美国居住。他没有像我那种儿时从中国的生活转变到美国生活的灾难；究其原因，那是由于我早就决心使他有所准备，更由于在他成长的南京和北京的情 况，和我少年时期杭州的情况全然不同，以及美国人的见解也更有国际性。在他开始适应美国生活的敏感阶段，由于他有和中国的关系，他的同学和朋友可能对他有 屑少激动的尊崇和好奇。他在宗教上的成长似乎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他在进入大学之前不久，问我对他今生工作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教会、传教方面。我建议他 【91】等等看，至少要等到他读大学课程的时候再看。在他说他已经倾向于这个事业的时候，我劝他先等等；他应该防范，不要因为他的家庭血统，而向阻力最小 的那条途径漂流。但是，后来我知道并且相信他知道他是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让他知道，没有比让他继续这个事业更好的选择了。

经过了华盛 顿· 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以及协和（Union）神学院（在弗吉尼亚州的理士满[Richmond]），我儿子“Jack”似乎将正常的宗教行为和健康地度过青年人一 般的欢乐和人性结合得很好。他对我们那个时期的神学压力，和对做传教活动的召唤的态度，使我特别满意。先不用说我的偏见，只就他的个性，就似乎要他留在南 方。他从和我的联系以及从他在北京的环境里吸收了一种见解，要比设若他生长在纯粹南方环境中所能吸收的要更宽广，他学到了独立思考。我也曾告诉他我自己的 意见和经历。结果是他对争论每一面的真理都理解，把着重之处放到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的传道和教会活动上。他当然面对了要去传道的召唤。他没有我对它的那个厌 恶。相反，在他的记忆里，那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虽然这些都不是十分正常的。在我的那个年代，把到外国传道看成是光荣的自我奉献的最大考验，这时已经不再被 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鉴于他的资历和中国情况的变化，我觉得我儿子明智地决定了在自己的国家工作。但是这并没有经历我所经历过的内心斗争。特别自从他母亲 去世后，我们两人尽管身处异地，但是在互相理解上一直非常亲密。我们经常通信【92】，我觉得我对我儿子内心的想法和外部的行事都知道得不能再清楚了。我 曾经对我自己设想的，现在许多都继续在他身上了，先是在弗吉尼亚州，现在是在密西西比州萨米特（Summit）“南方腹地”的一个教会里。

我 经常从中国到美国的旅行，给了我一些和我在燕京大学没有直接联系的不寻常、有趣的经历。我曾经拜访过两位美国总统。第一位是威尔逊总统，那时我还在南京教 书。他在华盛顿的中部长老会礼拜堂听了我讲道，要我去看他，说说中国的情况。我是带着我九岁的儿子一同去的，孩子又兴奋又害怕。总统问他：“你的名字是随 着约翰·雷登·威尔逊（John Leighton Wilson）起的吗？”孩子回答说：“先生，不是，是随我父亲起的。”威尔逊总统的态度谦逊、和蔼、极其同情。他给了我儿子一张名片，上面写了“赠给小 约翰司徒雷登，你的朋友威尔逊”。我儿子一直保存着那张名片，装了镜框，挂在书房里。

我一九三三年回美国，凑巧听到新总统就职后第一次的炉旁谈话，也是在银行倒闭让人看到了严重大萧条的可怕警告的时候。不到两个月，罗斯福总统找我去白宫，他一定是听到了有个长时间住在中国的人正好来到了美国。当时日本攻打了上海不久，引起了中国和外国的关注。

使 我最感兴趣的是，在那可怕的萧条时期，他在思考遥远的中国的事务。让我在他那里等了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这是经常的事情。【93】他问到我的大学的情况， 立刻就使我轻松了起来；这时他谈到德兰诺（Delano）一家和广东的快船贸易。我回答时说了陆战队上校德兰诺（Delano）的夫人悲惨的逝世，和我在 甚为悲痛情况下，被请去北京附近的一个日本阴沉沉的火葬场主持了葬礼。他想知道美国如何能够在不用战争的方式下防止日本人侵占整个的中国，强调说要是开 战，战争会持续五年，所以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在谈话变得更热烈之后，我觉得我呆得时间太久了，正在寻思怎么才能够离开。这时他解决了问题，说某个南美 的使团可能在外面变得不耐烦了。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七日，普林斯顿大学颁给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奥古斯塔斯·特劳布里至（Augustus Trowbridge）院长引用了这样的段落：“约翰·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奠基人和校长。他生于东方的前清王朝，很早就受到那里丰富的人性文化道理 的影响。后来，他到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州接受了教育。此后，回到中国，在远东基督教的教育活动中，他被广泛公认为先导人物。通过长期和中国领袖们的结 识，他对这个年轻共和国的许多重大和纷纭的事务给予了有效的帮助。”

我一般都是和家人和朋友过我的生日。在燕京大学的年月里，和我密切的一些教师常常把我带到西山我们喜欢的佛寺里住两三天，如果有其他事务缠身，就到颐和园的湖里荡舟野餐。

【94】根据中国雅致的传统，我的六十岁生日受到了朋友的特别重视。一个人不需要有什么建树，只要能够活到这个年岁就能享受这个庆贺。

我不用自己叙述那个情节了，我想不太谦虚地引用我亲密的同事博晨光（Lucius C Porter）所写的“燕京庆贺司徒雷登在华一个甲子”，他是这样写的：

“在 中国，六十年有特殊的意义。从远古的商代以来，按中国历书计算，六十年完美了天干地支的复始。在中国历史中最古老的殷墟甲骨里，就有这些年、月、日周而复 始的名称。哈佛燕京学社博物馆的那些甲骨里，有一块刻有完整的那六十个名称。在中国的思想和生活中，带着这个传统意义的思念，整整一年来，燕京大学的中国 教师和学生一直期待他们热爱的校务长约翰·司徒雷登在人生旅程中完成这个甲子。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校务长生日的前夜和当天，这些经心的准备最后成了 盛大的庆祝。在中国各重要大城市，也为那天举行了庆祝，最隆重的是上海校友会的聚会；在上海，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参加，庆祝是在前一个星期的周六举行的， 有二百五十位参加，由会长T T Chang（张天泽或张大同）主持，他是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的编辑。

“在燕京大学的庆祝是在六月二十三日 晚间以盛大的晚宴开始的。波逸德（Boyd）体育馆优美的大厅是此次聚会的理想处所。【95】排成U形的桌子坐了一百八十六位宾客，有燕大所有的行政人员 和教师；燕大理事会的理事；由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大使夫妇为首的几位贵宾，包括北平各大学的校长和夫人；北平各文化团体、组织的会长、馆长；中华医学会的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 基金会）的院长；胡适博士；美国老前辈的汉学家福开森（J C Ferguson）博士和其他少数人。送给司徒校务长的灿烂红色（代表欢乐）、漂亮中国书法书写的大批对联和锦旗，美好地装饰了四壁。有四十九个这类的祝 词，首先是中华民国主席林森的，其他的还有全国各地校友会的、学生会的、特别的是女生富有想象力的一个贺词。在墙上挂的祝贺锦旗对联之间，间隔摆了我们校 园里繁茂生长的高大、各种花色的蜀葵。在校务长的座位后面，放了一枝巨大、美丽的灯笼树，盛开着金色的花朵。

“在宾客进来的时候，接待小 组成员上前迎接，送上一份当晚纪念会的秩序单，上面有学校美丽宝塔的剪影，还有那位来宾座席的号码。刘廷芳博士按照中国的传统，准备了司徒博士的大事年 表，也放在里面。中式的灯笼高高悬起，餐桌上间隔放了鲜花和鲜红的蜡烛，使得整个场景既美丽又有节庆气氛。

【96】“无拘无束的欢欣祝愿 充盈了所有与会者的心，那天晚上的演说将它们表达了出来。美国大使阁下代表西方讲了话；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代表在座的中国人讲了 话。蒋校长说，因为大家都既懂英文又懂中文，他就讲中文。他用措词优美、匹配恰当的词句，历数了司徒校务长的卓越品德，特别谈了他将希腊的智慧哲理、希伯 来的宗教精神和温文尔雅的中国人文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了他那热心、好客、开朗的性格，赢得了关注和友谊，正像春天的暖阳在召唤花叶的萌发一般。蒋校长特别 谈到司徒博士的宗教精神在他人品中的中心地位，指出它毫不狭隘，不像有些批评传教活动的人所说的那样。蒋校长表示了他对司徒雷登的的钦佩和称赞，钦佩他真 诚地代表着基督精神，称赞他对中国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他特别尊崇司徒校务长对燕京大学的理想：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并希望它会越来越被中国人所支持、资助 和管理。对于我们这些还记得在中国许多地方当时还处在反基督教活动的笼罩下、燕京早期岁月的人，这时会理解这位中国最高学府的一位不信宗教的校长，如此通 情达理、如此真诚地指出宗教的感召使得校务长和他的同事在燕京大学里作出了成就，这都意味了些什么。

“当晚宴会的主持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吴 雷川。尽管他显然是按照已经定好的计划，【97】在蒋校长发言后要结束宴会，但是客人不肯离开，一定要听司徒校务长自己谈谈。他最后不得不站起来，做了非 常有特性的回答，说因为他很难感觉自己成了受到关注的中心，所以对于所有进行的活动，都有一种强烈的梦境般的感受。他说，整个的活动是以中国的殷勤、礼 节，对亲切的友情和关怀人和人们关系的另一种优美的表达方式；那可能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那也是只要活了六十年就该有的一个精心安排的庆祝仪式。参加宴 会所有的人（燕京大家庭）的这种由衷、自发的欢乐，可能比任何更为正式的祝愿更能表现出对司徒校务长品德、素质的赞许。

“在六月二十四 日，很多人开始到校长住宅去造访、祝贺。他那漂亮的中国式庭院装饰得很欢快，在门上挂了一个代表长寿的大“寿”字，鲜艳的彩条从它发射出来。在晚上，彩色 的电灯光使得那些装饰更加漂亮。这些装饰，特别是那些彩灯，是发电厂的职工的生日礼物。这又是燕京生活中，特征性的工友、学生和教师密切伙伴关系的表现。 但是真正的大事是那天下午学校的佣人、工友和工人给司徒校务长挂匾。挂匾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感谢、鉴赏、评论的举动，是在大漆的木板上，刻上书法优美的赞美 词句，在匾被送去之后，把它悬挂在接受匾额的那人的大门上面，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人受到了什么尊崇。【98】

“在匾送到之前，一 般先抬着它，敲锣打鼓，沿街串巷，再送到收匾人的住处。这一次，抬着匾巡行了整个校园，锣鼓队使得送匾更有色彩和节律。领头的是校园内工人的领班和住宅区 的一个门卫，几乎学校所有的工人和佣人都来了，校内和邻近村落的孩子们则随在后面，兴高采烈的队伍绕行了校园和住宅区，最后来到校务长的住处。在不停地爆 竹声中，呈送了匾额。工人被请到屋里，在饭厅里被待如尊贵的校友和贵宾，送上半小时后就要来到的那些宾客也要饮用的同样的宾治茶点。负责茶点招待的女士们 说，供应的茶点从来没有那么快就少下去的。那个匾上刻着的字是“有教无类”。

“在工人赠完后，接着就是校园里的孩子们，由打扮成中国士绅的小大人的威廉姆·雷登·黄（William Leighton Wee）还由约翰·雷登·李（John Leighton Li）打头，送上了两个祝贺卷联。

“那 个节庆日最后是在贝公楼的盛大表演，时间不短的节目准备得精细，使所有的中国观众都很高兴。当校务长被恰当地陪着、手持花束来到楼前时，拉开了大幕。第一 项当然是对校务长致贺词，说到他的品德代表了燕京精神，正像他募集到了钱实现了燕京一样。讲话的人继续下来祝愿校友，结束时，对四年级的毕业班告别，特别 指出他们带领着经历了困惑和国家困难的那一年，【99】并且祝愿他们在将燕京精神带入更宽广的领域中去、步入他们未来的工作时，事事如意，并且要他们像他 们的校务长那样，成为开拓者，成为联合事业的中心。

在讲话之后，校务长本人走到台上，由两个女生在热烈鼓掌声中从席间过道带过来一幅经心 刺绣的图案，代表了“老年精神”，那是学生会送给他的。在这之后，挤满了大厅的人们，站立起来，庄严地对他三鞠躬，表达他们的敬意。校务长用中文做了得 体、谦逊、优美的答词。四年级学生的代表为自己的班级做了答谢，然后开始了表演。

“演出七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过了午夜。使司徒雷登受到 中国人爱戴的谦恭、礼貌、老练、机智，这天晚上可能表达得不能再好了。经过了漫长、疲惫的一天，他兴趣不减，一直坐到看完演出。那天整个晚上间间断断在场 的你们的这个记者，大约在十一点三十分，见到负责演出的学生会的一个女生，到贝公楼的石阶上喘口气。我问她对演出节目的看法，她声调惊奇但有礼貌地说： “校务长还在第一排坐着。” “应该提到，司徒校务长曾经要求不要送给他个人什么礼物，如果要纪念他、捐赠，就捐赠给司徒奖学金基金会。这个要求无法拦阻那些称赞、祝贺的对联和旗帜。 但是，老师、学生和工人对那个奖学金基金会有了很多的捐赠。”


第六章：中国形形色色的人物

我在杭州的那些年月 里，我的朋友主要都是教会的雇员，例如牧师和教师。他们是忠诚、可靠一类人的代表，但却都是已经和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脱离开、将自己的利益和传教士的利益 联到了一起的恭顺的下属。他们的看法常常比较狭隘，和他们的雇主没有多大区别，差别只是他们对在教会内外他们的中国同胞有实际的理解。在这些教会的成员 中，尽管大家都总是互相交换友善的谈话，很多人并不是自然地情投意合。中午，我和一上午在稻田里或丝蚕桑园饿极了的农夫吃饭，他们吃完五碗大米饭，我不过 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使我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偶然使我遇到更为有益的事。

但是在南京，我最密切的友情自然开始于神学院的教员同 事。他们是受过传教训练的高级人物，在互相之间有更多平等的感觉。我的一位私人老师或著作家是个有儒家传统的学者，经过多年的接触，我们建立了很欢快的密 切关系。我后来还熟悉了南京大学的中国教师和城里的一些人，以及神学院和大学里面的学生。神学院的一个教师，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也是我幼年的耍伴， 【101】他先在之江大学（Hangchow College）学了英语，在邮局工作之后，又决定去做教会工作的。

在这段时期之初，我认 识了郭秉文博士（P W Kuo）。他是上海一座教会学校女舍监的儿子，设法到美国去读书，取得很卓越的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后来，他被任命为东南大学的校长； 那个学校是现代政府最初的高等学府，在那个时候，自然很容易是最好的一个。他集合了大约五十个“回国的学生”，每一个都在自己的学科里很出色，并且用美国 的方式来推动教育。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几乎还是无人知晓的人。我几乎不知道在中国竟有这样一些人。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我见到了王正廷（C T Wang）（他后来是中国基督教男青年会的总干事，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并且听过他的演讲。他的父亲曾经在宁波的英国圣公会做牧师。他受到一些对待， 像是要通过“佣人”或“商贩”的门进入传教士的家，使得王正廷激烈地反对基督教，但是后来他却成了一位非专职的基督教领袖。

在我迁到北京 之前的那些年，我熟悉了一些从西方“回来的学生”，发现他们相当意气相投，但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缺点和错处，以及由于他们有令人羡慕的知识和学位，似乎能 够证明他们适合于得到报酬优厚的职位，而使他们在中国社会里受到过于优越的地位和声誉。这些学生有时自以为重要而傲慢地要求高职位、高薪金，有的学到了一 些学科的理论知识，但是不能用于中国的需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对中国做了巨大的服务。的确，如果没有这些男男女女做出的努力，【102】很难设想中国 会（必须要）发展到她目前发展到的地步。

作为传教士，我对中国最初的印象之一是她觉醒的民族主义。她可能一向是在沉睡，但是外国不断的羞 辱惊醒了她。在我来到中国前不到十年中，日本打败了她的海军，义和团运动带来了后果。普遍地惧怕列强的瓜分；今天我们几乎忘记了那时候正是要瓜分她。约 翰·黑（John Hay）制订的美国政策的确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它，尽管一般都不那么认为。

我第一年在中国做传教士的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结束了。在中国青年之中迷漫着一种愿望，希望学到如何成功地抵抗西方侵略的秘诀。这些青年大量去日本学习，满清王朝在摇摇欲坠。

我 一九零八年迁到了南京，慈禧太后和被囚禁的光绪皇帝先后去世，后继的是和我儿子同年的一个三岁娃娃。革命的情绪在到处流传，尽管是秘密的，也受到镇压。三 年之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了那个不成熟的革命，虽然没有经心地组织计划，但是它很容易就到处播散。唯一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抵抗发生在我们居住的南 京。我们有了一段很激动的时间。大多数的学生都剪掉了辫子，但是如果被人发现没有了辫子，那就意味着立即处死。每天在最靠近长江的一个城门开开的那个钟 点，所有教会学堂的西方教师一同出动，把学生安全地送出城门。将没扔掉的那些辫子别在男生的帽子上，我们领着他们走过那些卫兵，还常常为他们拿着行李， 【103】因为缺少脚夫，而学生自己要注意不要把不一定牢固的辫子掉下来。

在孙中山最后来到南京的时候，合众社请我临时做它的记者，所以我就有了经常能见到他的特权。

一 九一二年临时国会在南京召开的时候，我是唯一的一个到会的外国人，听到了孙博士所做的那个著名的演讲，他拒绝就任总统，理由是他在国外呆得太久了，不适合 担当那时的建设性管理工作，而以同样的理由，请敦请、说服清帝退位的袁世凯担任总统，但必须保证支持建立共和国。孙中山的许多年轻追随者极为反对，他的老 练的同志也担心，但是没有极为认真，袁勉强被批准了。后来证明其他的人是对的，因为袁世凯后来经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怂恿，想（但是没有成功）当皇帝。我后来 认识了袁世凯的一个侄女，袁宝琳（Pauline），一次，她对我读了伪造的上海一些报纸的社论文章，里面都是敦促他的叔叔登基称帝的，这使得他以为“人 民” 愿意要他做皇帝。

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和革命理想主义者的核心保持着联系。我到现在还是相信孙中山真诚、忠实，毫无疑问是 个大公无私的爱国者，但是他离开中国太久，对中国的事情也就来往得不多。经过内战的一段时期，他的影响起到保持住了一个共和体制的政府，他在一九二四年的 著名演说“三民主义”成了他的助手蒋介石领导的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宪章。一九二五年他本人在北京协和医院死于癌症。他的基督教式的葬礼是由燕京大 学的刘廷芳博士主持的。

【104】孙中山的夫人是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她献身于她丈夫和他所宣布、诠释的“三民主义”。她后来觉得她的亲属不喜欢这些理想，而终于将自己投入了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她现在在那个政府里担任一个位高但实际是个挂名的职位。

我 一九一九年春天来到北京的时候，学生中间正沸腾着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五月四日，学生的代表攻击了帮助日本的三个无耻官员的家。那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 匆忙带着细软逃到了安全的使馆区。逮捕了那些学生领袖，把他们禁闭在匆忙改为学生监狱的一个法律学院里。其他的学生喧嚷着要和那些被关押的一同住进去。全 中国都燃起了类似的运动。各个地方的监狱不久都塞满了人，而且还有更多的学生要住进去。摇摇欲坠的政府处于一种荒唐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它把学生真诚的 爱国暴动当作犯罪来处置，那么它就是在宽恕那些亲日的汉奸，公开出去会更为麻烦。如果不这样，那就是说明学生谴责那些官员是对的，日本人可能会用他们可怕 的武力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因此，老谋深算的的年迈总统下令将学生放出去。但是像是在腓利比（Philippi）的保罗（Paul）那样，学生不出来，除 非撤消对他们的指控而正式释放他们。对政府来说，这是难以办到的丢面子。

那时，我答应到北京来，在附近的一个卫理公会大教堂里为毕业典礼 讲道。但是，徐总统妥协了，让两个高级官员去“安抚”学生，然后就把他们释放。选择了那个星期天的早上举行仪式。【105】所有的其他学生都在那时去迎接 他们，并且胜利地护送他们回到各自的学校。我已经准备好了为大学毕业生讲一次道，也就只能匆忙地做了调整，对着学生数目显然不多的听众做了宣讲。这是我第 一次接触我未来的学生。第二天早上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对他们的爱国行为清楚地表达了我衷心的同情。在后来所有那些危机的年月里，每当学生觉得他们该参加类 似的行动时，他们都知道我的态度；它是真实的理解纽带，它对在那一段中国动乱历史时期的燕京大学里面的情况有深远的影响。

后来不久我搬到 了北京。我就开始和中国的官员交朋友，以便使他们了解我们这个教会大学的目的，并且在他们以自己的善意对待基督教教育而给予捐赠的时候，接受他们的礼物。 很多人都是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的敛财，弄了很多钱之后赋闲在家的。在清朝，在公款和私款之间没有足够清楚的界线；允许一个官员取得一些利益，只是由 他的上司和习俗来限定它的数目。在民国早期，还沿用着这些习俗，而且除了敌对的军阀会危及它之外，并没有什么限制。日本人助长着这种贪污，以便瓦解中国。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带来了比较好一点的政府组织，改善了税收的办法和公共的财政。在这一段利益冲突的时期，我觉得最好是认识不同营垒里面的、互相竞争的显赫 官员和他们的随从。【106】

颜惠庆博士（W W Yen）是圣公会一位牧师的儿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从美国回来的学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很显赫。他去多个国家担任公使，还在北京政府担任过总理。在 政治风度上和人品上，他都远远高于一般。他在燕京大学理事会工作多年，偶然还担当它的理事长。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我说服他帮助我们募集基金兴建一座男 生宿舍。就在那时，当燕京大学正向现在的校址迁移，来到了一九二六－二七年的革命。颜博士很快也很愿意地准许了将募集起来的钱，在傅泾波的计划下，建造了 在那个内乱时期保护校园的围墙。

早期我熟悉的相当不同类型的另一个官员是陈树藩将军，他是内陆陕西省的督军。他把我们新校地址的土地卖给 了我们，并且在留一小块地为他年老的父亲盖一个别墅、最后将它作为一个纪念堂的条件下，把售价减了三分之一。他提出让我到西安看看，对省里的官员谈谈对教 育问题的看法。我很想去，就在一九二一年早春带着所有的美好设想动了身。我带着一个仆人，乘京汉路到连接新修的从海边到西安的铁路的交叉点，然后换乘那个 火车向西到它所能达到的地方。从那里我们走了一个星期的旱路。因为我们要通过一个盗匪为患的地区，陈督军派来一队士兵保护我们。为我准备了一架骡驮轿，那 是两个骡子驮着竿子、上面搭起的一种篷轿，里面有铺盖，一个或几个人能够在里面舒服地呆着。幸好，陈督军为我和我的仆人额外准备了一匹马，而我则愿意尽量 多骑马，恰如我的仆人愿意尽量多呆在轿子里休息那样。【107】这样的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没有受到近代和外国污染了的这个地区的农村生活。

我 在西安作为督军的客人住了约一个星期。游览了这个古都的古迹和名胜，并且看了那些当代的活动。在一次为我举行的宴会上，省长和督军作为联合的主人相邻而 坐，为了防范别人下毒，他们两人各自吃自己烹制的食物；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护兵、保镖，暗暗地站在自己的椅子后面。有个保镖不小心把枪掉在了地上，造成了一 时的紧张。之后，这两个省级大官又恢复了互相友好的交谈，就好像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一样。

西安这个唐朝的古都和它的环境迷住了我。我有了 在这块处女地上开发教育、以及让燕京大学和陈督军的中学建立特殊联系的设想。在我离开的时候，陈督军送给我一匹马，我把它带了回去。在我还没有回到北京城 之前，那个省长成功地导演了一出反对他同事的兵变的消息就传来了，那位督军不久就下野在天津过起寓公的生活。我常常到天津去看他。这整个的事件在那个混乱 的时期是很一般的，是阴谋活动的区区小事。但是我对交往这一类朋友的价值有了一些概念。

内战时期山西省的省长是阎锡山将军。我第一次见到 他，是我和博而顿（Burton）教育委员会一同旅行时。后来我又去看过他几次，总地说来，他的能力和个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最初想做“模范省长”，后 来失望了。人们还没有为改革做好准备，中外人士都在戏弄他。他决心不把山西省从共和国里分离出去，但是实际上却是分离着。【108】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反对 蒋介石，所以他逃去了日本；在此之后，日本人就想方设法把他争取到自己的一边，但是没有成功。后来他证明自己是对国民党忠诚的。一九三六年，他邀请我去山 西，为该省的工业发展帮助他做些联系。开始做了一些计划，这时来了抗日战争。

孙传芳将军是江苏省的省长，他一度和相邻的浙江省的省长打仗。一九二七年他在第二次北伐时，被蒋介石打败。在一次和他谈话的时候，他问我，“外国人为什么来中国教育中国人？”

我说：“文化、文明不是民族的、国家的，而是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如果它被融和在一起，就能够取得更深的了解。我们的目标是和中国的旧文化合作，并且帮助建立新的文化。”

“多谢你们的意图。但是，你为什么来找我？”

“我来请你捐款。”

孙 将军这时站了起来，显然不感兴趣，“等以后什么时候再见。”但是他捐给了燕京大学一百美元，后来又捐了两万美元的中国大洋。孙将军的一个儿子日后进了燕 大，学习努力；在日本入侵时离开了，“去做点爱国的事情”。孙将军本人后来下了野，当他去一所寺庙拜佛的时候，被他过去处决的一个人的太太开枪打死了。

韩复渠是在国民政府下得以继续掌权的另一个类型的独立的省长。他在山东清除了土匪，在许多方面是个进步的统治者，尽管相当独裁专制。日本人不断笼络他。他想采取坚定反对日本的立场，但是不知道蒋介石是否会支持他。【109】

一九三五年，韩省长说，如果可能，请我和傅泾波去看蒋委员长，探探他的态度。开始时，蒋很生气。“地方省长无权探听国家的政策；他们应该完成他们自己的任务，让中央政府去处理国家的政策。”

我反对着说：“那是个很好的抽象原则。但是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就是由人而不是由法律来治理的。因此，对人的忠诚是首要的。如果你能和他建立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会成为你真实的朋友。”

他 仍然怒气冲冲，但是最后说：“好吧，你去告诉他，如果他坚定站稳，我就不会让他倒下。”后来，蒋派他的个人代表去了山东，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一九三 七年日本人进犯的时候，韩动摇了，没有坚定站稳，他和他的军队向西逃去了。蒋委员长把他召去，军事法庭审判了并且处决了他。

宋哲元省长的 情况也差不多，只是他后来退得没有了后路，就和日本人死战起来。他任北京所在的河北省省长时，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之间摇摆不定。我设法让蒋委员长相信，如 果给宋适当的支持，宋会忠诚地抵抗日本的军队。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蒋要他去河北省省会保定，在那里固守。但是在日本人的闪电攻击后，他夜里偷偷溜掉了。如 果宋听从了蒋的命令，华北的局势可能会有个非常不同的转变。宋后来十分悔恨，抗击了入侵华北的日本人，但是为时已晚。

我先是在张作霖元 帅、后是在他儿子张学良的时代数次去到东北；见到他们两人都很友好，对我们为燕京大学的求助都有回应。我第一次见到张作霖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宝座样的椅子 上，两边有两个揎填的猛虎。他个头小，但是有一双明亮、乌黑、逼人的眼睛。他原来是个村庄的护卫，出了名，逐渐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后在东北的权力争夺中压 倒了所有的人。他的一生都在和日本人打交道，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对他们屈服。一九二八年四月，他进军并短暂占据了北京，但是又被赶了出来。

一 九二八年六月，为了毕业典礼，我经过欧洲和西伯利亚铁路匆忙赶回燕京大学。快到沈阳的时候，苏格兰传教士朋友们告诉了我没有登基的东北王的厄运。他从北京 回来，在他的火车经过离沈阳不多几里的一座桥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他在车里受了重伤。那些传教士对我说，他已经死了，消息是来自医疗方面的人，但是在整个 城里都散布说他在康复，命令所有的人都不得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他那二十二岁的儿子“少帅”飞回来接管了大权。后来少帅告诉我，日本人曾经三次到他父亲的 火车里，要他签署一份扩大日本人在南满（东北南部）利益的文件。最后那次，他们警告说，如果不签署，他就不会活着回到沈阳。看过爆炸现场的一位英国工程师 对我说，从技术上看，就知道那一定是日本人做的恶。日本人有四万军队【111】在等候着信号，一旦知道了老帅去世的消息，就要“维持、恢复秩序”。

不 论他有什么缺点，他死得英雄。他的人民用他在坚持康复的神话挫败了日本人夺取控制的阴谋。在宣布他去世消息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北京好几个礼拜。少帅还告 诉我，日本人如何派林权助男爵（Baron Hayashi）去吊唁，之后，他秘密地将同一个文件给少帅，让张学良签署。张学良描述了他怎么闭上了眼睛表示拒绝，但预料会被枪杀。这些细节预示着三年 以后的“沈阳事变”，那是个类似的铁路事故，厚颜无耻、公然地蹂躏满洲、东北。

那次事件是历史上的又一次转折。它可能部分是由少帅轻蔑地拒绝日本人一再的要求所激起的。四个日本陆军上校等得不耐烦了，便以天皇的名义决定强迫进行，用欺人的借口，占领了整个东北。

亨 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是那时美国的国务卿，他通过穿越大西洋的电话和英国的外交部长商议提出抗议，但是约翰?西门（John Simon）爵士回答说，他不感兴趣。我住在近处，我深信如果这两个国家带头强烈行动，日本政府本来可以容易地在那个阶段说，那些行动是未经允许的下属自 行做的，而不丢失面子。在国际联盟最后接手了这件事情，派出李顿调查团来调查，那为时已晚。日本人已经考察到列强不团结，不愿意卷入。墨索里尼看到了这一 点，在阿比西尼亚跟了上去。西班牙内战是另一个后果。希特勒不久也随之而上。如果在满洲东北采取了果断、强硬、联合的行动，所有的这些都可能得以避免。一 九三一年发生沈阳事件的那个日子，【112】九月十八日，在中国，特别在学生中间，成了每年的国耻、和决心的纪念日。从此之后，它有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 爱国的中国人的思想。我感到从海上刮来了昏暗的毒气，特别向华北沉积，带来了那难以避免的命运。

一九三六年，当那些认识少帅的人听到西安 事变和扣押蒋介石委员长的消息时，那似乎唯一的可能就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在可能的最为公开的场合和私下谈话里，他都不加修饰地说他是做了错事。所以这无须 再加讨论。他想结束对所有涉及的人都是灾难性的国内争斗，以及他感到全国处于危险之中，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他使用了既荒唐又不合时宜的方法。

二 十年来，在中国场景上有一个有趣的人物，那就是有时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他身材魁伟，面庞大而和蔼，个性坚强，性格真诚但又灵活、善变。他成为基 督徒有感情用事的缘故，他的信仰总是浮浅、幼稚、不够成熟。他早年的军队有些像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军队，有着严格的编组和纪律。有一段时间，在他的军队里有随军牧师，但是在他被张作霖打败的时候，随军牧师就不见了。冯将军从信仰基 督教转向了共产主义，之后又回到了南京的共和主义。在战争期间他是一位激昂的爱国者，但一直没有给他任何真正有职权的位置。在抗日胜利之后，他又表明了他 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在他去苏联的旅途中死得很神秘。

我最初是在北京认识他的。【113】那时他正在怀疑着蒋介石的政府。后来他去了南京， 得到一个职位，这时他又不满地下了台，去了山东省著名的圣地泰山。我和傅泾波有一次到那里看他。他在那里读古书，练习他那著名的书法。他有力地说，“如果 他们不再计较那些分歧，我做什么都行，给我最高的职位也好，最低的职位也好，只要他们打日本。”

另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因为肩部的关节 炎，左胳膊吊在吊带里。在他知道了我是什么病之后，他立刻就让我用他从北京一个著名药铺买来、总是带在身边的一种膏药，里面的成分有熊膏和虎骨粉。他坚持 要自己给我上药，所以我就露出肩膀，他把一帖膏药贴在前面，一帖贴在后面，让一个副官把贴药的过程照下像来。不论是那膏药像他所说的那么灵验，还是一位美 国的教会大夫的治疗帮助了我，或者只是离开了潮湿的南京天气，在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完全不疼了。有一次在重庆的招待会上，冯将军很幽默地谈了这个情节，引 起了来宾的哄堂大笑。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重庆，他正在读中文的乔治?华盛顿的生平。他谈到我们那八年革命的细节：叛徒，债务，饥馑，寒冷，军队的缩减，等等，又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遭到像那样的事情。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坚持得更长久些。”

在 一九三三年，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将军和广东的陈济棠将军联合起来反对国民政府。【114】陈和他的那个团伙是彻底腐败的，他想独立于南京政权，因为那样会 给他更多贪污的机会。李和白则相反，都是高尚、爱国的，只是担心蒋介石会绥靖、对日本让步。在那个时候，我和李将军做过两次长谈。我说：“如果你能够相信 蒋不会攻打你，会抗日，你是否愿意支持他？”

“我愿意。”

我继续说：“我相信他会这样。白会怎么样？”

“他比较难对付，但是能够把他争取过来。”

我最后说：“很好。我来想办法拿到使你们相信、毫不怀疑的证据。”

回上海后，我和几个国民政府的官员谈了这个事情。有一个官员说，“我们已经派去了使者，而且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什么下文。”

我说：“好吧。可是一定要这么办。宋子文怎么样？我相信，如果去一位大人物，就会打破那个联盟，会得到李和白的忠诚支持。”

宋子文极其繁忙，所以我就问他，蒋委员长能不能去。宋马上回答说：“那可太危险了。”

然而，蒋最后真去了，让他们来处置他。在那以后，蒋和白和李都成了好朋友，在抗日中他们合作。在一九四八年国民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做共和国总统时，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

汪 精卫是很不同的另一种类型。他善于演讲和写作，和蔼，但是缺少基本的道德原则。他从来也没有超越过他那革命机会主义者的态度。在重庆显赫的国民党官员中， 他是唯一和国民政府决裂，跑去寻求单独和日本媾和的人。他在离开重庆后，做出了悲剧性的错误，去了日本，【115】没有任何真正的中国爱国者的支持，同意 担任了南京的日本傀儡政府的首脑。也许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和平运动中的英雄。作为我对他的认识，他似乎也是被其他三个因素推动的：和国家的领袖们在 许多问题上有真正的意见分歧；对蒋介石的极度妒忌；和对战争的变态的恐惧。他在战争结束前死在东京，中国人民看不起他，也不哀悼他。

一九 二七年，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了国民政府不久以后，我为了认识这位新领袖而去到南京。通过孔祥熙博士，我第一次和他会面，他那有权威、善于指挥人的个性和迷 人的魔力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见到了大多数新政府的重要成员。他们都热烈希望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这是让人鼓舞的。这使我看到了一九一一年革命时同样的精 神。

在同一年之初，蒋介石大元帅做出了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那个最重要的决定。在孙中山看到他的共和国在军阀纠纷争执中崩溃的时候，这时 他决定从广州到北京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进军，来恢复和平与统一。他恳求各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国家，美国）援助他，但是除了苏联以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苏联 派去了两个非常能干的人鮑罗廷和加伦（Galen）带领的顾问们和其他援助。从一九二零年开始，他们就以苏联的方针组建国民党。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 中山逝世后，这个改组仍在继续。他们策划了“北伐”。他们编在从广州到汉口铁路的那个支队，在汉口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那次进军中，伴随着许多毫无约束 的放火和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惨杀。【116】

蒋委员长带领着另一支队，沿着海岸进军。不知为何，在前进中决定和苏联的顾问决 裂，决定开始采取独立的策略。在这样做的时候，得到了上海富有的企业界的支持。共产党自然就有了谴责他的现成把柄，说他被资本家收买了。第一个后果就是瓦 解了积极活动而且发布消息的武汉政府，以及那些苏联人和一些追随他们的中国人艰难跋涉的归回；其中包括了孙中山夫人和忠于她的一个秘书，那是燕京大学的一 个男生。她在莫斯科短期逗留后，认准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说法），带着她的人员去了柏林，一年左右之后我在那里 看到过他们。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委员长即将、但还没有背叛之前，强烈亲共产党的武汉领袖，为了使蒋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陷入困 境，派了一队士兵，去谋杀在南京所有的外国人。那些外国人多数是传教士，那些士兵发现他们都很友好，觉得自己还有中国人固有的体面，不能让自己残酷地射杀 这些无辜。我弟弟瓦润（Warren）接替了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妻子和其他的妇女都被送到了锚在河里的一艘美国战舰上，但是所有的男人都还留在自己的职务 上。瓦润（Warren）在自己家的大门外和一些士兵交谈，说服他们不要有粗暴的行为，这时，远处的另一个士兵向他开了枪，子弹打裂了他身后的木头。在这 当头，有一个衣着褴褛的人从围观的人里出来，劝他离开。瓦润（Warren)就随着那人离开了。那人是一个洋车夫，在他有病的时候瓦润（Warren)曾 善待过他。那人把瓦润（Warren)带到他那贫穷、不干净的窝棚，要其他窝棚的邻居不要声张，拿了瓦润（Warren)值钱的东西，把他藏到他褴褛的铺 里，【117】尽自己家中所有让瓦润（Warren)吃。一天以后，他对瓦润（Warren)说，南京大学的学生正在到处找外国人，为了更安全，要他们转 移到大学去；他把瓦润（Warren）的值钱的东西还给他，护送他到学生那里。

南京大学副校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E Williams）是我亲密的朋友，他和另外五个人（共属四个国家）都被杀害了，还有几个人受了重伤。最轰动的一件事是美国领事约翰?戴维斯（John K Davis）（我父亲传教同事的儿子）带着一群人逃离的情景。他们从一个小山（Socony Hill）爬上了城墙。其中有一位是著名作家爱丽思·提斯戴尔·候巴特（Alice Teasdale Hobart）的丈夫，他从城墙已经下来了，放开绳子时，伤了踝部。

这整个的阳谋是一个野蛮、毫无人性的举动，是想困扰委员长（委员长的 变心使得中国的苏维埃化推迟了二十多年）。有一个很巧合的事，当时担任北京公使的约翰?麦克莫里（John V McMurray）先生几天前曾经要我再到城里来的时候，去看看他。我很快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下午去看了他。他问我，在长江谷地火药桶发生一些局 部事件，是否会在全中国点燃起反对所有外国人的情绪。我想那不会。那天晚上，我们的一个中国教师在他家中展览他收藏的字画，希望我参加。快到钟点的时候， 一位美国同事从城里带给我无线电的新闻，说所有的外国人都在南京的大屠杀中牺牲了；他并不知道我有个弟弟在南京。我尽管悲伤，但是还是决定去看看展览。第 二天早上，从麦克莫里（McMurray）先生那里才得知瓦润（Warren)并没有受到伤害。

回来再谈委员长。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 【118】在反对将苏联共产主义作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或计划中，他一直没有动摇过。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里，尽管有日本人的侵略和共产党的战争，但 是国家统一的进展、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三六年圣诞节那天，他从在西安莫名其妙的被幽禁下释放，我对委员长和他那能干的夫人有了忠诚 的敬意，并且和中国的人民一道，感到欢欣鼓舞。

当日本人发动对华侵略时，我对委员长的估计可以从以下的段落里很好地看出来；这些段落摘自我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为北京《民主》杂志的一篇文章。我写道：

“就 我所知，报刊里对蒋将军十年前的生活态度、方式和对政治敌人的迅速、总的对待的报道可能都是真实的。如果是如此，那么就应该给他更大的荣誉，因为从那以 后，他变得更好了。在一九二六到二七年，他突出成了全国重要人物的那时，作为对中国的命运十分关切、同时也对在军阀到处存在的特点很熟悉的我，一直在观察 他的行为。这些军阀在过去二十年里都为自己互相争权，而毫不顾及民主的原则和人民的权力；他们承袭了满清官吏的道理，做官就是为了私利，既无需皇上的准 许，也没有约束自己贪婪和胡乱统治的古时文人的传统。国民党的新领袖，在孙博士的三民主义理想下，是否会再次重复古已有之的中国官僚的罪恶行径？他们之中 许多人是这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也很明显，借机多少谋自己的利益是被更多的人所厌恶的。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看蒋将军的人品。【119】（在中 国）对他很多的批评无疑是将对他的某些指控信以为真：他们说他独裁，成了独裁者；说他聚敛了大量钱财，为了保险，大部分换成了美国的股票债劵；说他和日本 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或者至少是为了掌权而危害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及说他头脑落后、顽固，不可救药。

“经常传播的这些无味的指责，还带有更多具体的指控。也有些是真正的担心、怀疑和就是不信任。这些并不使人奇怪。让人奇怪的是他继续越来越受人爱戴。他继续留在国民政府的一个或两个最高执行机构里，就说明他在政治上的机敏、精明。

“但 是对他的尊敬主要是基于精神和道德。 由于中国人受到留心注意他们的统治者道德水平的训练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多，也没有在这方面发生更为精于此道的幻灭，所以这个现象更能说明问题。上个十月末是 蒋介石五十岁生辰，在全中国自发了她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庆祝。更使人信服的是在他被扣留在西安的时候，几乎普遍都在焦虑，以及当他被释放的消息来到的时候， 强烈洋溢着的放心和欢乐。

“原因并不是由于个人吸引人的魔力和社交的斯文优雅。即便是和同事、部下在一起，他也是沉默寡言，全神贯注在事 情上，而不善于“闲谈”。他天生有中国士大夫那和蔼可亲的美德，同时也十分公事公办，能够符合美国人的要求；有时还可能极其坦率、唐突、失礼。总起来看， 他越来越得到公众的尊敬必然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对付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卓越技巧，高度的智慧，迅速精明决策的能力，【120】不知疲倦的精力，坚强、勇 敢，这些都属于使他成为伟大的军人和远见卓识的领导的品质，并使他在他的党内讨论中自然杰出起来。但是对于掌握着高位，并有效地执行职务的人，他的人民只 是有尊敬的态度并不够。由于逐渐认识到他真正的爱国目的和对国家福祉的坚定献身，对他挑挑剔剔的不信任和必然会有的怀疑也就消散了。但是，怀疑他的动机和 反对他的权威或讨厌他，常常积累成了依然大量存在的记恨、仇恨，这是由于他的爱国心和人品缺少说服力的缘故。

“假定蒋将军是值得他的绝大 部分国民和许多有能力的国外观察家给予他的崇敬，那么，是什么影响了他品质的形成？最早可能是孙中山博士的政治理想，以及孙和他的这位天赋很高的年轻追随 者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蒋接受他的领袖的革命哲学和服从它的要求，似乎是真诚的。他现任妻子的圣人般的母亲在相当程度上照料了他，从结婚起，他妻子本人就 一直在他开扩视野和加深、加强道德上都是个重要的因素。他让人吃惊的工作的量和困惑的程度，加上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种类的纷纭，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使他清 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注意到国家危机时刻的紧迫，也可能更加强了这些。任何为了改善中国进行工作的人，都衷心感到要改变现有的情况，对于他的努力的回 应必然会刺激他，使他扩展他的作为。【121】

“蒋将军成为基督徒已经十年。他对这个信仰的原理和准则领悟得越来越清楚，并遵循它们谨慎 快乐地生活。开始时，他对基督教义的理解并不很多，但是在烦劳的工作和折磨的焦虑忧虑中，他找出时间来培养他个人宗教文明的习惯，达到了一种境地，让祂成 为自觉的指引、感召、和道德力量的源泉。本文作者也是基督徒，无法不相信这个信仰的教导和依靠祂的精神源泉不能对人品没有转化的作用。由于蒋将军对他在西 安的经历做的公开说明中，将自己现在的态度和行为大部归于他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榜样的学习，那就相当有理由看到原因和效果在他身上起到的作用。

“作 为结束，请允许本文作者说一点他和蒋将军个人的接触使得他也同样有蒋将军的国人所描述的那些阶段性的见解：对他的爱国目的的真诚透明和他个人生活的极度纯 正，达到、终结成了毫无疑问、相信的程度，是一种逐渐更带有感情色彩的钦佩，一种明确的信念：认为在中国新生、重建的关键时刻，她的确万幸有他这样品格和 能力的人，积极地领导着这个国家。”

读者一定早已发现我在多处谈到了傅泾波，现在要更多地谈谈。只要谈我在中国的生活，特别是我和中国官场的联系，如果没有一些关于他的段落，那就是不完全的。

大 约在一九一九年我们搬去北京的时候，一位离职的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秘书作为一种传家宝那样，留给了我一个十七岁【122】的男孩子。他说在他查经班（基督教 的读圣经的班）中，那个孩子是最有前途的。但是，这却并不是我们第一次的接触。一年前的样子，那个孩子曾经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全国大会。在 遥远的过去，那个场合里大多数发言讲话的都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也让我发了言。那个孩子说尽管他听不太懂我的南方口音，但是似乎我的某种性格带着一种 光环被装进了他想象的世界里，以无从说明的原因在我们日后的密切关系中，它从来也没有失去光辉。他在燕京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妻子和我想更多地了 解他、更关怀他，就在这时，他不得不休学一年半去帮助他父亲的不够成功的经营。在他复学的时候，他不仅身体软弱，而且对家庭的事务厌烦、沮丧。他是满洲王 公的后裔，在满清被推翻之后，这个家庭失去了大部财产。他的父亲对这些事情没有经验，做过多种商业的冒险，但是都经营不好。这孩子对我们在他精神的恢复中 起到的作用有夸大的见解，而且也有相应的感激之情。

在泾波六岁的时候，他承继着爵位的祖父带着他朝见了慈禧太后，太后赐他“永清”的名 字，意思是永远清澈，也可以理解为“永远忠于大清”。在家里和亲人间，他就用这个名字。他更多地称作泾波，那是指他祖父任巡抚的甘肃省的主要河流的名字。 他似乎从多少代做大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本领。在他的血液里流着用官场意识处事的天性，我很受益于它。他曾经想加入基督教布道，但是我劝他不要，我 的意思是【123】以他那特殊的才能，他可以将基督教的原则带入政府的服务工作，从而起到更大的作用。

他的这种才能很快就被一些官员发现 了，他们让他帮助做各种事情。蒋介石在南京就任之后不久，就给了他几次秘密使命。其中最微妙的一次是去争取少帅张学良远离日本人的欺骗，而让他把满洲归入 国民党的中国。当泾波去沈阳的时候，日本的特务尾随着他，把他弄到一个便所里，扒光他，查找文件并且不停地询问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少帅公布了自己的 决定：在他的司令部挂起了国民党旗帜。泾波也被差遣去了美国，似乎立刻就得到了他有机会见到的美国显要的欢心。那时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安排他拜访胡佛总 统，纯属礼节性，胡佛总统留他谈话，大大长于预定的时间。在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问他是否意识到这是个很特殊的待遇时，他似乎很吃惊。在他最初做这些 旅行时，我凑巧也在美国，他问我他该怎么对待他当时拼写成Fu的名字。他说旅馆的登记人员和电话接线生总是问他的名字怎么拼写：“Fu”后面是什么？我建 议他在Fu后面加上两个多余的辅音字母gh，自此以后就没有再遇到麻烦，他的拼音名字也就变成了Fugh。

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主持了他和他父母挑选的新娘的婚礼。为此，包下了一个大的饭店，举行的婚礼华丽多彩，混合着经心制作的装饰和古老中国长时间的欢庆和那个简单、庄严的基督教结婚仪式。

在 燕京大学已经相对发展了的时候，【124】我就开始努力使它能够独立于西方的条约和美国的保护，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赢得欢迎、被人认可。在中国最大的保障是 依靠个人的关系。我不只心中记得这个益处，而且还记得要和许多中国的支持赞助者交朋友。泾波不久发现了我的希望，并提出帮助我。他不时地设法脱离开他无论 在做的是什么。这样，使得我们在全中国，从东北满洲到香港，开始了一个结交朋友的行动，在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占领时期，还去了重庆和自由中国的其他地方。 开始有了捐赠的基金，但是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比那些钱款更使人愉快。先是担心日本人入侵，后是它成为了现实，使得所有的努力都停顿了下来。但是，对燕京大 学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价值，则是难以计数、无可衡量的。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一群燕京大学的校友，总给予某种的接待。对我们心中打算的未来的活动，他们一向是 核心。

大学里我的同事很自然怀疑泾波对我感兴趣的虔诚性。这里一定有某些荫蔽的动机。他们设法找他想做官的野心，利用我来结识达官，从而 巩固自己甘美的地位。他们常常告诫我要小心。这些担心是很自然的。但是我知道实情却正正相反。泾波可以很容易获得很好的职位，而无需我的任何帮助。他除了 忠诚于我以外，他也十分喜欢一般美国人以及美国。对他来说，促进这两个国家的良好关系似乎就是他为之而工作的爱国理想。到目前，这仍然是他第一位的热心所 在。他在政治上的敏锐和他那透明的正直，给了他一个一个的机会。但是，他总是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

【125】傅泾波在我从日本人的释放中、以及在战后年月里我的工作中起的作用，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再谈。

我 还想到一个人，那能够生动说明我在中国的早期和晚期之间关系的改变。记得一次我在杭州街上走（那时，有社会地位的人在街上走就是不体面的事情），那时省巡 抚过来了。他乘坐华丽的八抬大轿，有许多威武的随从前呼后拥。我惊奇、敬畏地注视着从来也想不到会走到离得那么近的官员；而他无意地、轻蔑地瞥见站在一旁 让他过去的那个孤独的野蛮人，则是容易想象到的。

这位官员的妻子凑巧是著名的儒将曾国藩都督的女儿，多年来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在她八十三 岁的时候来北京，并作为我的客人来到了燕京大学，以她优雅的魅力会见了教师和学生，由于她的家世、她自己的造诣和她在高龄并精神烁烁而受到了师生们最大的 尊敬。她回到城里以后，送给我一个优美书法的卷轴，那是用她在她父亲家里学到的书法写的，上面说着她早就想看看这个著名的大学，因为她有十七个孙子孙女曾 在那里读书，日后，更多的还会来。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三）7，8章（日本侵华到被监禁与释放）

第七章：日本的占领和自由的孤岛

中国的日历都 用数字，好几个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双数”里。十月十号是国庆日，称为双十节。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人在北京附近伪造了另一个事件，它就称为被人痛恨 的七七事变。日本人可能是发现了委员长在统一中国上很成功，所以他们就不再等待，而必须进攻。他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占领了北京，那天早上天亮后不久，日本人 把炸弹扔到离我们不远的兵营里，惊醒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轰炸，也是很可怕的一次。在校园里造成了惊恐，最为怪诞的流言蜚语也有人相信。

对 我来说，紧急的问题是：或者和其他大学一样，立即迁到自由中国的某个地方去，或者留在原地接受那个后果。谁也无法预料日本人会做些什么。我咨询了所有的各 种朋友，他们对这个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但是都没有确切的意见。最后，我决定留下来。恢复了停掉的入学考试。我们第一次在相当高的旗杆上悬挂了美国的国旗。 过去，我们只挂中国的国旗，或者挂三角的大学校旗。

几乎每天都出事，。一般都是些小事，但是，特别是由于双方在语言上的限制，以及占领军 在敌对的领土上自然会有的怀疑，小事都可能变得严重起来。不久，我请我们的一个毕业生来帮助，他幼年时的家庭情况，【127】和他后来在日本的学习，使他 能够像日本人一样流利地讲日文。在我们不断和日本军官和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他的作用是巨大的。关于他的地位，这里有个东方人的面子问题。必须给他一种地 位，让他高得足以使他能够和日本人尊严地打交道，但又必须不高得伤害比他老的和有更高学术地位的教师的情感。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十分强烈，；当教师和学生 见到他和那些侵略者友善地亲切交谈时，那种愤恨也把他包括在内了。

每当他提出来，我就招待日本的官员或军官，作为在如此微妙的情况下改善 关系的一部分代价。日本最高当局不时安排他们的国人代表团来访问华北，以便加强他们对文化的控制，或者让“回到家”的那些人感受到自己的胜利。他们总是将 燕京大学包括在行程之内，我也就需要让我的西方同事帮助我招待那些来访者。偶尔也请几个中国人参加，佐证超出民族自豪的善良意愿。代表团有商业的，教育 的，有一次甚至是一组基督教牧师。这个牧师代表团吸引了我们比较活跃的中国教徒的兴趣；看到基督教的理想战胜了种族的感情和相互的困境，是使人喜悦的。

除 非在特殊的安排下，由我的秘书或另一个人的陪同，否则就不允许日本人进入大门。我很快就发现和他们打交道的秘诀是将和善和坚定混在一起。他们的武力和他们 使用那些武力使得中国人在他们目面前怯懦退缩。在另一方面，他们所面对的就不过是被迫的驯服。尽管他们狂暴，但是他们对自己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弄不清美国 的态度，对它还有一定的敬畏。在这种情况下【128】，他们最愿意的就是受到礼貌的对待。一方面对他们的武力不惧怕，同时在态度上热忱，这使得我在许多微 妙的交往中，能够对付他们的粗野，或打破他们那神经紧张的缄默。

学生们在美国人拥有的校园里面受到保护时，他们也理解不能利用这个处境来 进行反对日本人的活动。不只一次，我提醒某些爱国分子，他们或者离开校园去做他们所想做的，或者完全停止活动，这样就能避免危害到他们的同伴和他们自己。 日本人一直在监察着地下的斗争；他们有一批秘密警察和密探，这些人的报告导致了很多逮捕和刑讯。我们的学生受到了特殊的怀疑。一般的做法是从周末去城里的 校车里把他们拖出去。我的那个足智多谋的秘书十分幸运，能够不太久也不太费力地使他们得到释放。

但是有一个男生被很恐怖地虐待，以至于他 最后被放出来几个月之后，甚至还害怕他自己的母亲。在允许我到他家看望他的时候，他仍然处于那种病态的恐怖之中。在这之后几年，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还 不能恢复正常的活动。他的情况使我害怕在占领区继续大学的工作。另一个男生带有明显的羞愧向我坦白，在秘密警察恐怖的审讯时，让他在受刑和同意在燕京校园 里做密探之间作选择。他只好选择了做密探。要他一星期向他们报告一次情况。我告诉他，我不谴责他什么，也不阻止他把在校园里面看到的报告给他们，但是要他 不时地告诉我他们的反应如何。没有多久，他告诉我，他们不让他干了，因为他们对他的报告不感兴趣。【129】

由于爱国和其他原因，学生不 断地通过一些途径悄悄逃到自由中国去。我和某些原来是我们的学生的年轻教师，找到几个合适的途径。一条是从京汉（北京到汉口）铁路再走内地，一条是经过上 海，另一条更远一些，但是对女生更好些，是经过香港、曼谷和缅甸的道路。沿途我让朋友给他们资助和其他帮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受到监禁的初期，日本人曾 四次把我带到宪兵司令部，冗长、严加审问了我。其中的一点，就是他们最热切想知道的那个秘密通道；他们的效率很高的密探对那个通道所了解到的，只不过是知 道有那些通道，所以他们要知道详情。我设法使他们解除戒心，率直地告诉他们我觉得我就像是学生的家长，所以有义务帮助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他们为什么 去，则不是我所要知道的。他们很难反驳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方设法要套出哪些中国人帮助了我。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们，那些人的命运会是如何，所以我拒绝告诉他 们，理由是：那些人信任我，如果我对那些人不忠诚，即便是那些询问者必然也看不起我。我还说，我已经老朽，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对我意义也不大了。对关于我 自己的问题，我都回答；他们愿意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但是我不会做任何危及我的忠诚的同事生命的任何事情。

他们问我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 大学的性质和目的。我知道这个问题长时间以来就使日本军方迷惑不解，他们就是不能理解这样一种规模的大学会是出于宗教和慈善博爱的意图，完全是由私人创办 的。【130】在我们还开办着的时候，他们的一个高级官员要来看我，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这使得我极为惊恐，生怕我或者我们之中的什么人做了什么错事。但是 到来之后，他只是想知道鉴于我们的经济需要，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以当地中国傀儡政府的名义，给予相当数量的补助。我对他解释说，我们完全依靠自愿的私人赠 款，美国政府从来也没有给过一元钱，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其他政治方面的款项。说到这里，他大为惊奇，惊奇得把他固有的日本礼貌都忘了，没有习惯性的礼仪告 别，就离开了房间。询问我的人也是这样怀疑，他们实际上对这个奇特的现象变得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不再探询美国政府渗透的证据，而只是为了好奇而进一步问些 问题。

第三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我和蒋介石的关系。在七七事变后，我和傅泾波每年春天到香港参加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美国庚子赔款）的会 议，因为我长时间以来就是那个会的理事。过去，都是在上海和北京开会。 我每年借这个机会从香港飞到战时的首都，第一年那是汉口，后来是重庆。这是从北京到这两个城市的最短的、实际上是唯一的途径，尽管那意味着穿越整个的中 国，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坐船到香港，然后尽管冒着日本飞机追踪的危险，而乘飞机西行。

我每年这样走，主要有两个目的。那是对所有 关心燕京大学的人表示，【131】它虽然在日本人占领下继续开办着，但是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忠诚于中国的事业。我也想知道那个事业正在如何进展着。我们知道 的新闻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可靠、真实的消息，特别是使人打消疑虑的消息（基本上常常是如此），会振奋我们校园里面的士气。我给教育部带去燕京大学和处于类 似情况的那些大学的常规报告。这些走动极有意义。委员长和其他各种政府官员都和我见面、交谈；还和传教士、燕京校友聚会；如果时间允许，也和尽量多的其他 团体聚会。在我第一次到重庆的时候，在一个下午近傍晚的时候，我第一次经历了那里的轰炸，那时我正在等车接我去赴蒋委员长和夫人的晚宴。我看到了二十七个 轰炸机排成完整的“V”字形，从山那边下来。随后的那个夜晚是可怖的，第二天早上我走了四五里地，一路上都是炸后狼藉，到处可见烧焦尸体的残迹。

在 我第一次做这种旅行回来之后，我对我的老朋友王克敏谈了我的印象；他是华北有名无实的政府的首脑。他曾经长时间地犹豫，是否接受在日本太上皇下面这个明显 的卖国职位。我向他说，在委员长激励人的领导下，各阶层的人民都决心坚持抗日。他听了之后，问我是否愿意让他安排，把这个情况通告给日本军方。 日本军方当然知道我的行止，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一个中立国公民的旅行。这个提议很让人为难。但是最后我同意了，让傅泾波像往常一样，同去做我的勇敢的译员。 后来我旅行时，我就事先大胆地告诉日本当局，并且问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询问我的人特别想知道的是在这些旅行中都透露了些什么。 【132】我讲，委员长是位坚强的爱国者，保卫对他国家的入侵，并且告诉他们，日本应该比其他民族更以自己强烈的爱国热情去理解他。我继续说，我个人十分 渴望这两个国家能够以友好的条件和友善的意愿，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我也知道，至少绝大多数我的美国同胞也是这样。不幸，日本的决策者采取了相反的道 路。无论如何，我和委员长和其他中国人的关系预示着可能有一种比较愉快的发展。我完全知道，他和其他的那些人都不反对日本，只是反对暴力、侵略和占领。他 们辩解说无法采取其他的立场态度，但是他们说他们的意愿是被大大地误解了。

第四个问题是说我和日本的和平运动有联系。在日本，一向有人反 对那个“中国事件”（他们愿意给它起这样的名字），在日本军队陷在中国这个宽广的泥塘沼里面、战事无限期地在拖延着的时候，日本很多有影响的民间人士，甚 至军队的领袖，都急切要把战争以最好的办法结束掉。有些这样的人曾经和我接触，我的秘书（主要是他自己提议，当然得到了我的同意）去了东京两次。我用无害 的概括说法来回答，而拒绝谈细节，也不提出人名，只是说让他们去找我过去的秘书，我知道我的那个秘书很能够照料好他自己。但是实际上，在我后几次旅行时， 那个和平团体的一个成员曾经让我带信息给委员长，问他要什么条件来结束战争，并且带回了他的（当然是非正式的）答复。【133】他的条件在那时是非常通情 达理的。

在那四次审问时，主持的人都很谨慎、礼貌，没有我多次听说过的那种威胁和恫吓。每次都让我自己坐在那里，等一两个小时，然后带入 审讯室。在第一次以后，我发现那是为了使我紧张不安的伎俩；我就强制自己从容一些。那个桌子上高高地堆着写着日文的我的档案，他们不停地参看这个或那个文 件。最后那天我离开时在座的那个官员说话和好，告诉我，他终于尊重了我的观点。

在开始占领后不久，一再有日本人督促我聘任一位日本教师， 由他们的政府任命，由他们的政府出资支付。有时，提出来是说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有时则暗藏着威胁。那是非常麻烦的一种局势，但是我拿定了主意：停办也比 丧失自主性为好。最后我相信他们会同意一个决定：我和我的同事商量，由我们主动邀请一位因为声望而不会怀疑到有政治意味的日本学者。大家，特别是中国人， 同意这是真诚基督教、胸襟宽阔的行动，以此来对付日本人的批评。 我们在三四个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选择了鸟居龙藏博士（R Toni）他的社会学和后来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都是在中国进行的，他的著作在中国也受到很高的推崇。那时他已经七十岁，但仍然精力充沛，在日本过着平静的生 活，对他的政府的军事冒险完全不表同情。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日本大使馆的一位参赞；在他扬言我们无法请到像他那样的一位学者的时候，我们告诉他， 【134】鸟居（Toni）博士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鸟居博士只提出了一个条件：保护他不受他自己军方的压力。我们向他保证，只要他不离开校园，那就很 容易做到。他有夫人和两个可爱的女儿，一个是他的英文助理，另一个是法文助理；这三个人都和他一同做研究。他的独子被应征入了伍。他们不顾所有的那些反对 日本人的偏见，在我们小小的社团里奋勇前进，;看到这些，不由得不使人心满意足。他们是最有教养的日本人，有真正的国际观点。他们本能地加入我们的社交生 活，但是同时又避免开让人为难的议题。作为特殊的优待，我们允许高年的学生陪同鸟居博士和他的家人短期去现场工作，以便更好地学习他们的精神。有一个这样 的学生后来和他的一个女儿结了婚。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们生活在城里，几乎处于清贫之中，由两个女儿维持生活。他拒绝了所有日本方面所提出要给予他的意 图，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生活：“一入燕大，终生为燕大人”。在恢复了和平后，我们回到了校园，我特别高兴在其他的车子（他的儿子在里面）开路下，在我车里带 他去他以前的住所。时光的流逝以及战争的压力都在如此感觉敏锐的他的身上显示了印记。我们决心以他自己的意愿终生对待他。

一次，周以德 （Walter Judd）博士来看我。他是位从医的传教士；在山西他一直看到日本军人残酷地侵占那个地区，那时，他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觉得只是在精神上和他所服侍的整个 社会和中国的基督徒一同悲伤是不够的。那些人既无自卫能力，又无从表达自己的心思，而这时，他却很知道日本人依靠着美国卖给日本的基本作战物资； 【135】而他可以说话。无法说这是不合道理的。他必须告诉美国人民那邪恶的买卖，是它使得我们也参与了那个掠夺。这意味着在日本人还统治的时候，就一直 离开中国，辞去传教的工作，在没有收入，、毫无保证不知道美国的公众是否会听他的意见，、甚至是否能够有最低的交通费用的时候，就开始了一次圣战、远征。 他所有的本钱就是他在做学生的时候，曾经在公共演讲上取得过成就，以及他必须要献身于极为折磨他灵魂的信念。这使人想起希伯来先知们的作为，那是信仰的宏 伟的惊险活动。在他对我说到日本人的暴行，和如果不去阻止它们会给中国造成什么后果的时候，他变得十分激动。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只能恳请他不用对像我这样 的人浪费口舌，而把他那灼热的雄辩口才用在国内的人上。他完成得十分成功，他后来成了国会卓越的成员，使他开创了继续对中国有用的途径。在他回去的时候， 为了他心目中的这个目的，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正在物色一位发言人；这对所有有关的人都很幸运。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维持 了一个小小的自由绿洲，反对着日本人的压迫，并且加强了我们希望显示的原则：我们反对在精神上任何形式的强迫和统治。不论是在当时激情感受到的事情里，或 是在和它有关系的更为广阔的范围里，我们的作为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扬。在正常时期，我们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和国外。但是在这段时期，学生几 乎只是来自京津（北京－天津）地区。【136】但是急切想避开日本人对文化的控制的人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不顾对卫生和其他的考虑，而使他们过于拥挤地住 进了我们的宿舍。这是艰巨、但使人愉快的四年。
  

第八章：监禁和释放

【137】在偷袭珍珠港几个星期前，我们 焦虑地在等着可能会发生打破我们幻想的平静的情况。我们只能预料可能会是些什么。北方的气候正在转入宜人的凉爽无风的秋季，但是在我们宁静的校园里面却似 乎有些不安的迹象。天津校友会曾经请我去访问；由于恐怕会“爆发”什么事态，我一再推迟而没有成行。最后我决定在十二月七号那个周末做一次短暂旅行，觉得 那时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星期一清早，我正在悄然打算回去的时候，显然日本人已经不知为了什么突然紧控了起来。我很快就明白了，两个日本宪兵把我带回 了北京。他俩很有礼貌，但是显然接受了严格的命令，一时也不能让我逃脱他们的视线。

在火车上，我一路上不安地推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我 会很快面对一个行刑队，或者更糟。北京火车站就在著名的雄威前门外面，美国领事馆也在附近。他们让我步行了这段不远的距离（这使我多少有点放心），带着我 穿过了领事馆里面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大门。在领事馆的主楼里，拘留了大约二百多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把我带上了三楼，一些老朋友在那里欢迎了我，这更让我放 了心。【138】那是一个大房间，房间有个隔断，房门开着，大约有五十多个英国人和美国人分在两边。那是一群各式各样的人。很快我就看到了亨利·霍顿 （Henry S. Houghton）博士，斯拿珀尔（I. Snapper）博士和特里维尔·博文（Trevor Bowen），他们都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也是后来在长期监禁中我的难友；靠着先知般的直觉，我挑选了一个在他们旁边的床铺。

在那些美国 人中，有一两个记者，一个孤独的传教士，几个参与罪恶贩毒（常常本人也吸毒）的海军陆战队退伍的队员，不明身份的一些何许人，我们都是日本人讨厌的人。开 始时，当然有些不愉快的情况，譬如被褥和必需用品的不足。我们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一同进餐，最初，我们以为至少在这方面我们还算运气。但是，不久日本人接手 管起来，吃的东西在量上和质上都越来越差，这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在真正缺乏的时候，美国成人的行为会是多么坏。

在我们之间，关于战争爆 发，散布着各种荒诞的传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关于珍珠港的惨剧、在马来牙沿岸两条英国军舰的沉没、以及后来迅速接二连三的其它灾难。开始我觉得有 些困惑不安，但是过后，对日本人偷袭我们的海军，我就开始感到一种不太高尚的满足。多年来，我对我们的燕京托事部发去过许多绝密的报告，说明日本人的威 胁，并且建议在为时不晚的时候，我们要有所举动去阻止他们。这些报告在一些被仔细挑选的领袖人物之间传阅过。看到这些警告未被重视，实在让人灰心。这使我 觉得为唤起我们人民来行动，需要有这样的灾难。一旦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我对最终的后果就不十分担心。日本人很可悲，他们对美国人的秉性缺乏了解。在整个 的历史中，它可能是代价最大的一次胜利，正像中国的俗语所说，机关算尽，误了卿卿，聪明反被聪明误。【139】

一个月过去了，监禁得还比 较不那么严厉。我们各个人都做自己的事情。有些难友造成了些麻烦。消息还是些坏消息。但是在圣诞节那天，有几个人给我们打来电话，还收到了不少让人高兴的 纪念品。头四个礼拜过得很快。这时，突然，其他人被允许离开，而我和上面提到的那三个人，则听着一个穿戴整齐的军官对他们临行前的讲话，同时，大家心里伤 感地疑虑为什么要留下我们，并担心着我们的命运。当天，我们被转移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霍顿（Houghton）博士的家里。那是一个美好古老的满洲王府 样的住宅，有近代方便的设施，还有几个训练有素的仆人。在这个即便不是镀金也是华丽的笼子里面，我们度过了四个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和洗澡间，享 受着暖气，吃通常的饭菜；有个大院子，而且偶尔从大门的缝隙里能看到朋友们。在霍顿（Houghton）博士生日的那天，甚至允许几个人来造访。那是高雅 的监禁。此外，千篇一律的坏消息并没有弄垮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希望是事情会有个好转变，我们不久会被遣送回国。

突然，卫兵通知我们，要把 我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在争论了很多之后，他们允许我们去看看不远的一个新的房子，是一个英国商人住宅完全空空荡荡的后院。他们允许我们带去霍顿 （Houghton）博士私人的家具。有7个卫兵占住在住宅的前院，也占用了唯一的一个厕所洗手间。我们住在后面狭窄的几个屋子里，当中是个约六米见方、 铺着已经破碎水泥的院子。它就是后来三年零八个月我们的天地。

【140】斯拿珀尔（Snapper）博士是位极其著名的荷兰医生，在北京 协和医学院做访问教授。当我们住在霍顿（Houghton）博士家的时候，允许他的夫人随时去看望他，但是搬到这个新监狱后，就让斯拿珀尔 （Snapper）博士决定或者让太太一同住进来，或者就不要见面。他当然选择了前者。这使得我们的居住和活动范围变得更小，但使得我们的社交生活更加愉 快。我们从地下途径得知，我们最后会被邮轮 格丽斯泊斯赫姆（SS Gripsholm）号接送回国；连接格丽斯泊斯赫姆邮轮（SS Gripsholm）的康特韦德邮轮（SS ConteVerde）在几经耽搁之后，六月里从上海开来。因为对这个期待有信心，我们在忍受隔离中还不太难受。但是，当船到来并驶走的时候，没有让我们 上船。后来在九月，斯拿珀尔（Snapper）一家上了英国交换侨民的船。剩下的我们三人受到秘密消息的安慰，说一年以后Gripshol邮轮下一次航行 时，一定会带上我们。当时，我们对那严厉的监禁已经十分厌烦了。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朋友们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燕京托事会，一直全力为我们奔波， 国务院已经把我们列在名单的首位，并且声明如果不把我们列入，那就不再交换侨民。据说，最后在东京达成了协议。

但是不知是什么缘故，北京 的日本军方拒不遵守，我们知道我们要“在此期间”呆在那里了。可怜的博文（Bowen）比我们另外的两个人软弱，在我们被释放之前，他真的是一天天地挨 着，度日如年。他以为最后我们甚至会在船离岸之前，乘飞机过去。我们和他说，道理全在他一边，但是所有的迹象却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怕他理解了我们的命运 的时候，他的精神会崩溃。但是，一天早上，他平静地说，他要学习中文了，而以前他对中文【141】一向全然不感兴趣。这位纽约金融区典型的会计师从那时 起，直到我们被释放的那天，他一直不间断地学习中文。教他中文，多少转移了我的心情。但是这件事很不幸让我们多少忘记了如果我们之中有人精神失了常态，那 会是多么悲惨。在我们这三个与世人隔绝、强制被拢在一起的人中，如果有人有了任何怪僻或恼人的行为，那就真让人无法忍受了。谢天谢地，这三个人一开始就成 了好朋友，更要感恩的是，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好朋友。

偷袭珍珠港那天清早拘禁我们，一定是早有预谋的。在中国北部的其他敌对国家的侨民都还 比较自由，一年之后才被投入集中营。为什么特别对待了这三个老人？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看管我们的宪兵关注我们的健康，也还算关注我们的舒适。但是他们似乎 受到严格的训令，不让我们得到任何消息。对于这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他们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我们想到的唯一可能的理由，是日本军 方就是不能理解：私人的慈善和宗教热心能够创建像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这样的机构。它们一定是美国政府的工具，用来赢得中国青年的心灵，从而瓦解日本 帝国主义的意图。他们意想，把这些机构的管理者隔离起来，不让他们有任何接触，就可以消除这些学院和大学的影响。如果他们把我们悄悄地遣送回国，我们和我 们的学校可能会被人忘掉。如果把我们送入集中营，我们会消失在人群之中。但是蹊跷地隔离我们，引起了好奇和同情。我们几乎成了传奇的人物。

我 们和我们的警卫吃同样的饭食。对于【142】吃惯了西方食物的人，那种饭食十分不合口味，霍顿（Houghton）博士简直不能靠它生活。瑞士的上海领事 馆在北京设立了分机构，处理像我们的这些事情。它的两位主管恰好分别曾经是我们两个学校的教授，还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除了做了许多其他善事之外，还说服 了日本宪兵，让他们来提供我们的食物。有个中国的银行家出了钱。困在城里的一位年轻挪威（被认为是在轴心国一边）传教士，被准许去买东西并送到我们的大门 口。她一个星期买送两三次，真是慈悲的天使。她偶尔也给我们写信，送来纪念品, 每个星期六晚上还做一顿美味的挪威大餐。我们像是些孩子，眼巴巴地等着它的到来。我们被释放后，开头的愉快的见面，就包括和这位未曾见过面的女传道人。当 我们从霍顿（Houghton）家迁移出来的时候，他的厨师和另一位佣人答应说，无论会出什么事，都要陪我们到底。那个厨师后来不得不离开了，但是另一位 则遵守住了诺言。允许他每两个礼拜回家住一夜，极其偶然地，他绕远取道去傅泾波家。傅本人几乎也是被囚禁着，但是他藏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能得到第一手的 新闻，这是巨大的乐趣。但是对于所有涉及这件事情的人都极其危险。当我们知道了优势已经转到了同盟国一方的时候，我们采取了足够的自我克制力，停止了这件 事。

只要天气好，Bowen和我每天都在狭窄的院子里打羽毛球，或做点其他的活动。霍顿（Houghton）不得不放弃即便是这种不剧烈 的运动，只是每天极其细心地打扫他屋子的卫生；我认为这比运动更使人厌烦。霍顿（Houghton）和我每天晚上都玩字谜游戏，斯拿珀尔 （Snapper）一家没走之前也都参加进来。我们被释放后，【143】时代周刊杂志报道了我们全部的经历，大标题是：一千五百个晚间的字谜游戏。

拘 禁之初，曾经允许我在监视下回燕京去取需要的物品。我走进了我的办公室，那时它已经是占领我们校园的军队司令部，里面尽是日本军官。我尽量装做没事、显得 自然些，找到了在前面段落里提到的我给我们托事会的那个通气的文件。我把它交给了我的同事噶尔特（Galt）博士，让他去处理。他在一找到机会的时候，就 把那些东西烧掉了。似乎没有一个日本人注意到。如果日本人知道里面的内容，他们很可能会枪毙我。管我的那个小军官违反了命令，甚至让我留在那里吃了午饭， 还让我和一小群职工自由谈论起来，而他则坐在能监视得看到、但听不到说话的地方。

只要美国的和其他外国朋友还在外面、仍然自由，我们就还 能高兴地收到信件、花束以及生日和其他日子的礼物。不少是中国人送来的；如果他们直接送其他东西给我们，他们会遇到麻烦。我们最喜欢的是书。在其他人被关 到集中营之后，我们的瑞士恩人还在城里四处收集，继续送来书籍。不知是什么缘故，日本宪兵队让他们的那个译员将每一本书的摘要翻译给他们。那个译员的英文 知识并不太强，他常常不得不把书先带给我们看看，然后去写摘要；也许会过多少个礼拜之后，书才能到我们手里。宪兵队为什么担心我们看什么书，在我们的特殊 待遇中，这是另一个令人不解之处。如果他们觉得有我们脑子会被什么污染的危险，我们也不会再去污染其他人。我们的艰苦比孤独、单调和对未来的恐惧还要重的 多。【144】但是和我们可能会遭受的、以及后来我知道其他很多人确实遭受的来比，我们已经是万分幸运了。在冬天，我们并不总是暖和。我们是在个冰冷的过 道吃饭，我们坐在桌子那里的时候，我们杯子里面的水常常都结了冰。而夏天，我们这个拥挤的住处则很热。天冷的时候，我们在多层衣服之外再罩上大棉袍，热 了，再一层层地脱。只有一件事是准没有错的，那就是我们没有来访的客人，还有，就是每一天总是和另外一天一个样。

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例 外。譬如，有一次是由“北京人”引起的。她（我确信是她，而不是他）那出名的骨头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在那之前曾经做了几个复制品，做得极其惟妙惟肖，只 有专家才能够认得出和真的原件不同。显然，日本的有些科学家认为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和在北京的）新地位，使他们有权拥有这个史前的珍贵物品。不管怎么 说，有一天，宪兵队的军官为这事来审问霍顿（Houghton）和博文（Bowen）。他俩真实地回答说他们不知道那些骨头是在什么地方。实际上，为安全 起见，那个宝贵的箱子被送去了秦皇岛；在偷袭珍珠港的那些日子，要有一艘美国运输舰到那里去载回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那些骨头到底是送到了运输舰，还是 散失在沙滩上了，还是遭到了其他命运，我的那两位同伴的确是毫无所知。

争执了很久，那些军官显然不信他们所说的，离去了。几天之后，博文 （Bowen）被带到了宪兵队司令部；五天以后才回来，身上带着惨痛经历的痕迹。一到宪兵队，就把他身上一切可以用于自杀的东西都拿走了，强迫他从一个小 洞口用手脚爬进一个小笼子，笼子的四个边都短得不能躺下。【145】白天，他即便想躺卧一下，那个狡诘的卫兵也不准他躺卧。在显眼的地方，悬挂着一条皮 鞭。他难受得连每天两次送来的饭都不碰，只喝送来的那几小杯水。五天之后，他们觉得博文（Bowen）已经丧尽了胆，什么都会招认了，在让他回来之前，他 们再一次就那些古物审问了他。

好多天，还有另一件加重了博文（Bowen）的极度不安；尽管后来看来，它似乎有些可笑。在他被带走的时 候，他匆忙地带上了两张二百元的钞票。住在中国的人一般都认为，身上有钱总会派上用场。但是他一到那里钞票就被搜走了。他回来的时候，他们问他，他怎么会 弄到那些新近印的钞票。在我们的监禁拖长、我们积攒的那有限的钱在减少的时候，奇迹般地有位美国朋友给了我们另外的钱。博文（Bowen）的两张钞票就是 从那里来的。如果他们再进一步询问，我们就一致用想出来的一个最为合理的解释来说。我们还把我们的那个听差训练了一番。

但是，他们的兴趣 似乎只是一过性的，日本人当时如果知道，多日来，博文（Bowen）在一听到什么声响、以为是他们又来找他、他颤抖得多么厉害的时候，日本人是会恶毒地用 它来取乐的。对于我们经济上的事情，我们都对那不该做的冒险极其担心，大家都同意再也不能冒险了。在那时候，美国政府通过红十字会，每个月给我们一些钱； 这就缓和了经济的问题。宪兵队让我们选择，是吃他们的饭，还是接受那些钱，而那些钱在最后，由于飞速的通货膨胀，一个月只能买一个鸡蛋。但是在整个时期， 我们都正正经经、如数接到原来开出的金额。我们不敢不签字，也不敢不收钱。

【146】博文（Bowen）继续做我们的管事，以前他在那个大医学院机构里也是做管事。他照应我们所有的生活事务，照顾着我们的两个金丝鸟，帮我们短时间弄弄兔子等来散心。

如 果完全准确地说，有个人曾经两次来看我。那是一位日本老朋友，名叫田川。他是三十多年的日本国会议员，也是长老会三十多年的长老。他第一次来看我们，只允 许他逗留了十分钟。大约一年以后他第二次来，我们的一个看管和一个宪兵队军官伴随着他。那个军官在我们谈话的半个钟头内，把谈话做了详细的记录。田川先生 多年来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奔走，想调解两国冲突的目标和意图。这是他第十四次来往，当时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他的到来让我们在全面大战和严厉的种族苦难期 间，欣然感到了基督徒间的真诚友爱。一年半我获释后，得知他病困在南京的一个医院里，就设法帮助他回了日本。他显然是由于为和平奔走过度，而被他国家的军 方惩治了。

在这里写一下我在监禁的初期记录的此种经历的宗教思念，可能会有意义。我对它不作改动，它很能显示那时我的情绪：

“从 这个关于我信仰过程的描述，很容易看出到目前为止，生活很不亏待我。不仅是宗教的直接影响总是很有益，而且外部的环境一直也还不错……这时突然发生了长期 以来令人预感到并为之担心的事件，它给我带来了我所能够想像到的巨大的灾难感，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毁灭了。【147】这可能并不仅是恼人、扰人的一次间 断，而可能是永久性的。我们是困在一个灾难性的风暴之中，和无数大多数还没有我们这么幸运的其他人一样，被抛进到波涛里面，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如 何被拯救出来。从那个时刻朝前看，除非我能够恢复到过去的生活（在写这些的当时，并没有多少客观上让人乐观的理由），否则那时我就成了一个老人，失去了他 唯一可以安居的家庭，在美国无法适合一般工作，我那屑少的资源实际上已经被当时发生的事情扫荡无遗；原来的那个事业中的同事会是四处分散，它组建的事业也 就毫无希望地消失了，我会成了它的一个孤独的残留下来的人。我对宗教的理解就是这样，宗教使苦难和困惑的人得到安慰，并且使人对处于苦难的人有更好的理 解。我常常注意到主要是宗教的、特别是奉献的书籍如何对待人们的悲痛、丧气和失望等问题，而在于我，宗教则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源泉，它能激励友爱的活动， 并且能够中和人们的自私和卑鄙的冲动。现在，在充满了令人困惑的未来面前，我有了机会，让我经受试探并受益于信仰基督作为一种安慰。如果，像我常常在讲道 或私下里鼓励某些人那样，说问题不是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要看我们如何去对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样，我就有了机会来尝我自己的苦药。从这个意义上 说，我几乎该欢迎这个明确的经历，使自己准备好不要失去这个潜在的益处。”

在被监禁期间，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是战争的消息。他们准许我们 订阅当地日本很有效控制的、内容极其贫乏的一个英文日报；【148】还准许我们订阅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我们从这张报纸了解到了很多。它编辑得不错，是 为国内的人阅读编写的，其中有很多消息是在别处看不到的。我们在晚饭前的小酌时刻（有时真有点酒，有时只有代替的什么）聚在一起，讨论当天的新闻。我们之 中的一个人（常常是H）先细读那个每日新闻，并且读一些有关的段落，作为议论的基础。在从H家中带来的那些没有太多意思的书籍里，有一本很好的地图册，我 们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我们相当尊崇德国发布的公报，它似乎基本上是事实。日本人发布的则恰恰相反，但是他们很不情愿地会透露一些有害的消息。监禁的第一 年，消息是些极坏的记忆。即便不论轴心国家欢乐的说法，无可争论的事实已经是糟极了。我清楚地记得，在这个悲惨的记录中，德国在埃及的阿拉曼（El Alamein）被击退的消息，是我们久已盼望的转折的第一个迹象，但是在这之后我们还是担心了好多个月，才有了足够明确的启示胜利的风向，使得我们不再 害怕读那些新闻，而向前展望。

我们破读日本人官方的声明变得相当有成效。譬如，我们读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经想登陆某个太平洋的岛屿，但是 被击退回去，并有大量伤亡。后来又来了第二次。在此之后，新闻里就没有了这个岛屿，直到后来日本飞机去轰炸那里。我们就知道登陆是成功了。我们从毫无疑问 的材料里，推论到航空汽油、运输舰和食品的短缺；我们确定说，无论美国表现得如何，在打败德国之后，日本就没有办法长期持续下去。我们把这个时期定为四到 六个月。对于【149】美国的生产，我们只能做点猜测，直等到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大标题下，读到按美国的资料，美国的飞机产量比上个月下降了百分之二，只生 产了七千五百架。对于美国战时的生产规模，这是揭示给我们的第一道曙光。无论日本人从这百分之二的差别里能得到什么安慰，就让他们得到它们吧。一九四五年 春天，每日新闻的投递就不规则起来，后来变得更加间断，有时变成缩略的版本，最后索性停了。我们真不好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轰炸机做出的成绩感到高兴呢， 还是该对我们失去了主要消息来源感到悲伤呢？

打败德国之后不久，日本内阁做了一次突然的变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担任了首相，出任的外相年 纪也差不多。不用什么机智就能够看到它意味着向和平移动，尽管那是用自大的英文宣布的，说日本这样做是要加快他们发挥战争的潜力。后来才知道，五月里就决 定要通过苏联做中人和美国调解，如果失败就通过蒋介石调解。苏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所以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议案，要把我释放，派了两个外交人员在军事官员 的陪同下，把这个消息以帝国回复通告的形式传达给我，托词说我将立即去见蒋介石，说服这位大元帅承担这个工作。那时，我们有了另一个证据，证明我们的封锁 是多么有效，因为派来的那些人在来程中一直遇到的危险。正常只是几个小时的飞行旅程，却用了两个星期，那是为了在空中躲开我们的战斗机，在乘坐渡船过朝鲜 海峡时，看到了两个潜艇和三艘驱逐舰；不然就要冒偷渡我们封锁的危险。最后到了北京【150】，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他们自己的军方不同意，强迫他们去 南京，要取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的批准。实际的问题似乎是军方首脑想参与协商，而东京来的人要设法把我安全地从他们手中弄出来，远离宪兵队的监视。在他们当 然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面临崩溃的时候，还挣扎着要保住自己的面子，看来这真是有些奇怪。

我第一次知道这事是在七月二十四号。那天有个卫兵 来问我，愿意不愿意见傅先生，问我的语调就像是日常谈话一样。傅泾波几乎就跟在他后面，有东京来的一个军官伴随着。那个军官简要地说明自己的任务后，就离 开了。傅泾波进一步对我讲了其他细节并且告诉了我当时的军事情况。我的那两个难友没有获准参与谈话，我知道他俩对这个前所未闻的情况一定很惊奇，所以我赶 快过去告诉了他们。日本人认为，由于我被长期隔离，内心一定很敌对，傅泾波的任务，按他们的说法是“让我的心软下来”。那两个外交官还在南京。在那第一次 见面的整个期间，屋子里一直有个卫兵坐在那里，但是后来傅泾波又获准来看了我们两次，就没有卫兵了。最后，特使得到了军方的同意，傅泾波和那个首席特使来 了，并且留下来和我们三个人吃了午饭。Kawai（按音译，可以是川井，也可以是河相或其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外交官，对于他的国家的毫无希望的情况谈得很 直率，谈到战争必须毫不延迟地停下来，而不论给什么条件。我提醒他，七月二十六号的波兹坦协定已经宣布条件是“无条件投降”，而蒋介石也宣布了同意。因 此，无论是我，或者是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作为，只能建议日本天皇和新内阁立即同意投降；尽管日本顽固的军人首脑会提出反对，而恰恰是这些愚蠢的首脑把他 们的国家拖进了无穷的灾难里。【151】他对此完全同意，就动身将这个答复带回东京。

卡外（Kawai音，川井，河相）先生告诉我们，日 本已经耗尽了战争的能力，这充分证实了我们从每日新闻和其他来源得到的印象。如果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了这个情况，他们就不会促使罗斯福总统在雅尔答 会议上，要求斯大林保证对日本参战；他的要求是允诺给苏联在满洲以巨大特许利益、但是损害了中国。他们的情报系统显然不够准确，远不如扎卡里埃斯海军少将 （Ellis Mark Zacharias，二战期间曾任美国海军情报部副部长。译注）依靠的来源得出的、以及我们的相同的结论正确。雅尔答协议使得中国和非苏联世界注定要越来 越遭受苦难。造成这个愚蠢的错误，更多是由于我们军事情报系统的错误，而并不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健康衰退。

卡外（Kawai，音译，或是 川井，河相等）先生走后一天，他的后继者奥杰契（Ojeki音译，可以是尾关，也可以是小关或其他）大佐和傅泾波来了，带着一个中国话说很好的翻译；日本 人一般是说不好中国话的。十分友好地谈了几个钟头。听到一个日本军人，开始时还有典型的东方人那种不情愿使用不加修饰的语言说出难以忍受的真实情况，最 后，崩溃到承认他的国家的情况已经几乎不能再坏了。在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他泪水盈眶，快步冲出了房门。如果不把我的两个同伴包括在内，我拒绝将我单独释 放，但是这必须请示东京。这个自愿的坐监证明有些益处：有个造访者强行通过守卫进来。这位中国人假装是对我即将释放欣喜若狂，想知道他对我和卡外 （Kawai音译，可以是川井，河相或其他）的谈话结果和带回东京的报告是如何。【152】他毫无疑问是个日本军方的特务，得到了允许才进入的。我觉得我 的处境十分荒谬，很希望卫兵能够严格坚持不许所有的人来访。

期间，我们听到一个一个连串的消息：一个神秘、可怕的爆炸似乎把广岛夷成了平 地；苏联进入了满洲，天皇广播了要投降的声明（八月九、十、十一日）。八月十六日，奥杰契（Ojeki音译，可以是尾关，也可以是小关或其他）大佐和傅又 来说就要释放我们，我们请求允许让一位或几位瑞士的和挪威的我们的恩人来看我们。照顾我们的天使丝格尼·丝克劳夫赛特（Signe Skrovseth）认为一定会得到允许，带来了四个小蛋糕，想连她在内的四个人在下午四点钟吃茶的时候每人有个蛋糕。但是取得的最大让步只是让我一个人 到门口去和她说说话。我至少可以报告给另外两个人，说她不但是个真的人，而且和我们原来想象得一样美妙。那天，还允许另一个瑞士人来看了我们几分钟，第二 天早上，又有一个来过。

八月十七日下午，我们突然被叫到了宪兵司令部。在早先的任何时候，这种事情都会使得我们心神不定，战战兢兢，但是 出现了最近的事态，我们已经能够使自己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益的事件了。我们和卫兵乘汽车，走了很短的路程，领我们进入了司令官的会客室。司令官出来了，后面 是他的僚属，都身穿整齐的军装。还有日本使馆的两个译员。他简短地说了说，对我们“受到的打搅”表示歉意，并且告诉我们，从那时起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做了 一个恰当的回答。他和其他的人和我们一一握手，这个仪式性的见面就结束了。消息传播得很快，说长期被神秘隐藏起来的几个美国人被带走了，【153】当我们 回来的时候，有一大群人聚在那里。其中有一些我们的中国朋友。大门大开着，从此以后，那些顽固的看守卫兵就让人们自由出出进进了。

我们那 三年八又三分之一个月（我们觉得是无穷无尽的）的奇怪的监禁算是到了头。我觉得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如果发生了无法设想的情况，日本军队要 投降了，那么我可以担当和蒋介石谈和的中间人。霍顿（Houghton）博士和我是我们各自单位的行政领导，他的任务是维持我的健康去完成使命。博文 （Bowen）是被扣留的第三个人质。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三十年来的日本征服中国的恶梦（即便对我们说也是）也结束了，但是留下了中国人的苦难和千万人被 屠杀的痛苦记忆，以及美国人和其他国家大量的人和财务的牺牲的记忆；这都是为了永远扑灭这个恶毒的军事野心。

从监禁中被释放，和过去的朋 友和同事再相会，这是令人激动的经历。每一点细微末节都让人激动。在讨论获得自由后，我们都想做什么的时候，我曾经和那两位同伴说，我要痛痛快快泡个热水 澡。我的确每天都浸在奢侈的肥皂泡里。北平的色彩以八月为最佳；自由自在地驱车驶过盛开莲花的湖塘和其他熟悉的景色，我像孩子那样地喜悦非常。在我那孤独 的时刻，我曾经立誓，日后如果造访的人数太多，来访的时间过长，我再也不去抱怨了；在最初那些熙攘的日子里，我怪怪地反复提醒自己所立下的这个誓言。

在 第二天我和中国教师委员会的成员见面，他们是燕京行政管理编制最后残留下来的一些人。【154】我立即请求他们把自己重组为“校长咨询委员会。”他们每一 个人都遭受了日本人监禁的残酷恐怖，目的是要他们转而效忠；但是他们都保持了坚定的忠诚。一个人不能希望有在智慧上更加警觉、更忠诚的同事了。当我提议我 们要在毫无器材、仍旧被据为日本军队医院的校园里马上开始着手些什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做出了计划。我们要招收约四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在双十节 （中国的国庆日，十月十号）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那是办不到的，我们自己也怕是难以办到；但是有个完成它的热烈决心，最后，我们办 到了。

我们尽量安排了一个像往常那种有学术色彩的开学典礼。但是新确立的政府恰巧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刻定为日本正式投降，而达官显要们（包 括那个主要演讲人）都必须参加。我们失望了，但是觉得给这件事添加了一项史学上的韵味：早上十点钟使得它成了“仨十”，那些演讲无疑至少也是同样地好。洪 业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莲）教授曾经下定决心，说日本军队只要不撤出中国的土地，他就不做公开演讲。这次是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做了光彩的演讲。那天的天气绝佳， 演讲厅挤满了，聚集的人们激情欢欣我们在四年后的“重返、回归”，前四年是日本人欢呼“死了死了的燕京大学”的时期。

八月十七日我们被释 放，不到两个星期，我乘坐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去了重庆。【155】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达了北平，他的长官很照顾我的愿望，帮助我安排这次旅行。但是，事情并 不像预期的那么简单。我们都被带到昆明，要在一个美国军医院里面被“processed，处置处置，加加工”（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是这样用），那里还有几 百个从太平洋所有地区来的其他美国人，在准备着运载回国。我抗议说，我只是要去重庆，所以不会把传染病和寄生虫带回美国。这不但没有获得豁免，反而使人觉 得我是个怪诞的人。在从日本军队逃脱之后，我现在又落入美国人掌握之中，而且我的中国同伴傅泾波也必须加加工。尽管我被耽搁弄得很恼火，但是对所有和我们 打交道的人的礼貌、谦逊、殷勤和办事的效率都印象极深。

我们在九月一号到了重庆。蒋主席在二号做了外交上的接待，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老朋 友。赫尔利（Hurley）大使站在主人的旁边。赫尔利大使最近坐他自己的飞机去了延安，陪共产党的首脑毛泽东来到重庆。当毛先生在人群里看到我的时候， 他向我致意，并且说我过去的许多学生那时在延安。我笑着回答说，我很知道那个情况，也希望那些人的教育、培养、训练证明是值得称赞的。周恩来先生请我和傅 午餐，午餐是一些热心的年轻学生在家里提供的。我一点也没有预料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要和周先生不断地开会，周是参加马歇尔将军组织的和谈的共产党代 表团的团长。

到达后不久，气温的突变让我得了重感冒，咳嗽不停，那显然是称为“重庆咳”的一种常见的疾病。【156】它让使我在夜里惊 醒，使我在回北平之前的三个星期里一直难受。那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经历。在这个战时首都，有那么多的老朋友，有各式各样使人感兴趣的人物，都是我十分高兴在 长期被隔离后见面的人。人们总是使我高兴，让我讲话，或者给我机会，让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在我现在回到的这个世界里，过去都发生了些什么。所有这些都是让人 着迷的，在正常情况下，都是要受到热烈欢迎的。但是那个使人悲哀的咳嗽把我身体弄垮了，恰如那些欢快和激情把我的精神弄得激昂万分一样。

由 于去成都度过了两天，这两种情况都更为加重了。一些极其忠于事业的中国教师在成都组织了流亡的燕京大学。大约有四百个学生住在租用的房子里。他们没有图书 馆，缺少科学器材，缺少教科书，什么都缺乏，只有看到过从沿海各省来的流亡大学的人，或是看到过战争洗劫过的其他情况的人，才能够理解那种缺乏。男生住在 一个古老、美妙如画的孔子庙（文庙）里；庙里老鼠成灾，住得没有办法再挤了。女生的主要抱怨是臭虫，找不出办法把它们消除干净。可是精神是高昂的。尽管我 受到咳嗽的折磨，尽管我必须做那么多的演讲，尽管我疲倦万分，看到我所热爱的同事和他们的学生在衷心欢迎的时候，体验到这个反弹、振兴，体验他们在面对苦 难的时候是如何勇敢地坚持着，我觉得那差不多四年的监禁还是值得的。我回到重庆的时候，在一个坐落在美妙江边峭壁上的饭店里，数百个燕京毕业生安排了一个 非凡的宴会。尽管由于不断有新的人到来而急忙增加桌椅，但是饭店的主事还是无法满足需要，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宴会转回去。

在一再延期之后， 我终于得以乘飞机离去，【157】安排在山东的潍县停留一下。潍县是日本人当时拘留华北所有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地方。事先没有打招呼，我真是从云层之下、 降到了这个集中营的。虽然日本投降已经过了几乎六个星期，这些倒霉的囚徒还被留在那里。在这些人之中，有燕京的同事和许多朋友和熟人，这又是一次让人高兴 的重新聚会。在那里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使我能够将它们的处境和我们三个人的处境做个比较。物质方面，我们的状况无疑是好得多。在住处、食物和服务等方面， 我们比较舒适。他们住得很挤，而且必须做所有自己的事情；同时被迫和各种各样的人紧密接触。我们能自我独处而不受干扰，有很多闲暇的时间，但那是死亡般的 孤独和单调。他们不只是能够安排自己的伙食、洗衣、清洁卫生等，还能够安排社交、宗教、体育和教育的活动，这些活动使他们不寂寞，使他们觉得自己忙碌、有 用。

当我最后回到了北平，大夫让我卧床，吩咐说至少在三天内，不能见任何人，不能做任何事情。这次，我完完全全地愿意遵守大夫的吩咐。

我 被释放后，那个大学的纽约总部一直敦促我去那里做些咨询。海军也同意让我乘飞机回国。可是当我在上海来到管理这件事的官员面前时，我一定是看上去很凄惨、 病态，因为他说我必须乘“医院船”回去。在他的热心关怀下，我被放到了一个配备着担架和一个护士的飞机上，上面的同伴都是海军的病员或伤员。我们在关岛停 留了一天两夜，其间我和一个旅伴借到了一辆吉普车，周游了整个海岛。我对海军宏大的计划感到惊奇，对在那里优美的两座墓地印象深刻，【158】更多感兴趣 的是对那些当地的土著进行照顾的迹象。过去曾经看到过日本人对我们的B29轰炸机的描述，带我们登上一架看看，让人着迷。游览最后，我们在那充满魅力的热 带岛屿游了泳。我们在珍珠港停留了两天半。只要我请求，就允许我“上岸”，但是尽管我争辩，我总是被放在伤病军官的病房里，躺在担架里上下飞机，乘救护车 来往医院。第二天恰巧是感恩节，在檀香山的燕京校友使得我心情激昂。用了一个中国式的午餐，晚上又是美国式的感恩节大餐，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第二天是城 里我的朋友和他们的朋友所有人的招待会。如果由于吃得过多要遭到口腹惩罚的话，我会由于住在一个设备优等的海军医院里而感到高兴。

在我们 降落在奥克兰（Oakland）机场时，按照同样的程序，把我送到了奥克诺尔（Oak Knoll）医院，交给了一个医生。我问他下一步要怎么处置我。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说是“没有疾病的病人”，可是要由海军航空运输队从上海送回 美国，他面对这样一个平民百姓感到很困惑。但是他知道了我是要尽快赶到纽约市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商量后，说，既然海军航空运输队已经照顾了我这么远的路 程，他们愿意送我走完全程。所以就送我穿越大陆。晚上九点钟，在大风雨中但是毫无差错地降落在布鲁克林（Brooklyn）。由于我们在空中的时候像是在 海上船上的颠簸，我以讥讽的幽默假想说，为什么我那平静的航行会以灾难结束。回想我第一次飞越大洋时，所接触的海军航空运输队的所有的人的忠诚好意，细微 关心，那都是很令人愉快的。【159】实际上，我所接触的所有我国军人都真是这样；我在昆明的医院曾问一位护士，他们是否在这方面受过特殊的训练，或者得 到过什么特殊的指令，她对我的问题显然大惑不解。在燕京大学纽约办事处，我激动地见到了老同时、董事会的成员和其他忠诚的朋友们，也读到了许多其他人的信 件。我有了更多的证物，说明他们是多么挂念我和我那两位同伴在神秘地监禁中的命运，以及通过国务院为我们的释放所作的无懈的努力。

为了修 复日本人所做的破坏，以及当前的开支，燕京大学当然急切需要钱。但是大家都同意我，认为利用我们的朋友自然地对我的同情，去恳求资助，那是极其不合时宜 的。主要基于保健，也决定我不要做公开的公众演讲。因此安排了在全国做“振兴筹资旅行”，安排的比过去所做的要安详些，要愉快些。常常采取午餐会、晚餐会 或招待会的形式，我作为贵宾，其他人和我自己都是一样，都免于为了呼吁钱财而招致不快。

我仍然感情所系的亲朋好友分布在我的家乡一带，但是我却没有时间去那里，真让人着急。我向南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华盛顿。我在那里和我弟弟瓦润（Warren）和我儿子过了圣诞节。每次我来到那里，我儿子都从他在温切斯特（Winchester）的教区上来，做我的司机。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四）9,10,11,12章(召入外交界与未能实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