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學的教師包貴思（Grace M Boynton）小姐寫我母親：“她的和藹可親和歡樂的氣質，對我們認識她的人都有特殊的魅力。即使已經八十高齡，她不忙忙亂亂，似乎總是精力不衰。她是 溫良慈祥的。在我們所有人的心中這就是她。我不知道那是從什麼時候，又是從誰開始的，但是我記得整個燕京大學裡的人，老師也好，學生也好，都叫她 ‘司徒媽媽’ （Mother Stuart）”

一年半後我妻子故去。她生我們兒子時受了傷，一直就沒有好，成了一個半殘疾的人；她最關 心的是她的軟弱和相當經常的不舒服不要干擾我的工作。她和我的母親極好地互補短長。我母親的興趣在於智識方面和公眾方面的事情，我妻子的則是在家務上，特 別是在把餐後甜點做到新奧爾良市（New Orleans）的水平上，在欣賞中國美好漂亮的手工製品上，在幫助需要的人一些可行的善行上。那年，我們計劃將提前結束學期的活動，為的是在夏天雨季之 前搬去新校舍。她知道她的日子鄰近了，可能就是意志的力量使她活到畢業典禮以後。她在春季學期結束後一個星期的六月六日故去，正值大學向新校舍搬遷的時 候。葬禮在協和醫學院的教堂舉行，那是個星期日的下午，儀式由劉廷芳博士主持，安排得十分得體，進行得十分優美。靈柩送到了新大學校舍附件的新大學墓地， 她是葬在那裡的第一個人。

我們的婚姻生活給了我極大的滿足，她使得我不想再組家庭。我個人的不願意可能並沒有其他損失。燕京大學很快就越 來越成了我的家。【90】學校的學生總是說他們是我的孩子，對他們，我也很有父親般的感情。我得以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全部時間來從事這一項有趣的工作。幾 個教員的太太輪流來查視我家中的需要。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經常在國內和國外旅行。

在燕京大學，最使我愉快的一件事，是由費城喬治·科里 （George W Currie）夫婦的捐贈、為我個人建造校長住宅。他們約定要把它建成中國式樣，鄰近湖邊，處於校園生活的中心。由於我妻子故去，我對他們解釋說，我現在 可以住在學生宿舍的單元住宅里，或者住在某座教學、辦公樓里。但是他們卻依然願意捐贈一座校長住宅，要不然就不捐款。這時我有了自己的想法：客廳、飯廳、 和兩三個臥室，要歸大學使用，將一小套房間作為我的私室。大家對這樣的安排都高興。在這之後，大家理解，我去費城，科里（Currie）的家就是我的家。 我們燕京大學有了一個極為漂亮、舒適的正式校長住宅，同時我也結交了兩位最好的朋友。

我的獨兒起了和我相同的名字，他回到美國讀大學，以 後就留在美國居住。他沒有像我那種兒時從中國的生活轉變到美國生活的災難；究其原因，那是由於我早就決心使他有所準備，更由於在他成長的南京和北京的情 況，和我少年時期杭州的情況全然不同，以及美國人的見解也更有國際性。在他開始適應美國生活的敏感階段，由於他有和中國的關係，他的同學和朋友可能對他有 屑少激動的尊崇和好奇。他在宗教上的成長似乎正常，沒有什麼特別。他在進入大學之前不久，問我對他今生工作的意見，特別是關於教會、傳教方面。我建議他 【91】等等看，至少要等到他讀大學課程的時候再看。在他說他已經傾向於這個事業的時候，我勸他先等等；他應該防範，不要因為他的家庭血統，而向阻力最小 的那條途徑漂流。但是，後來我知道並且相信他知道他是在做什麼的時候，我就讓他知道，沒有比讓他繼續這個事業更好的選擇了。

經過了華盛 頓· 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學以及協和（Union）神學院（在弗吉尼亞州的理士滿[Richmond]），我兒子“Jack”似乎將正常的宗教行為和健康地度過青年人一 般的歡樂和人性結合得很好。他對我們那個時期的神學壓力，和對做傳教活動的召喚的態度，使我特別滿意。先不用說我的偏見，只就他的個性，就似乎要他留在南 方。他從和我的聯繫以及從他在北京的環境裡吸收了一種見解，要比設若他生長在純粹南方環境中所能吸收的要更寬廣，他學到了獨立思考。我也曾告訴他我自己的 意見和經歷。結果是他對爭論每一面的真理都理解，把着重之處放到了滿足公眾的需要的傳道和教會活動上。他當然面對了要去傳道的召喚。他沒有我對它的那個厭 惡。相反，在他的記憶里，那是比較有吸引力的，雖然這些都不是十分正常的。在我的那個年代，把到外國傳道看成是光榮的自我奉獻的最大考驗，這時已經不再被 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了。鑑於他的資歷和中國情況的變化，我覺得我兒子明智地決定了在自己的國家工作。但是這並沒有經歷我所經歷過的內心鬥爭。特別自從他母親 去世後，我們兩人儘管身處異地，但是在互相理解上一直非常親密。我們經常通信【92】，我覺得我對我兒子內心的想法和外部的行事都知道得不能再清楚了。我 曾經對我自己設想的，現在許多都繼續在他身上了，先是在弗吉尼亞州，現在是在密西西比州薩米特（Summit）“南方腹地”的一個教會裡。

我 經常從中國到美國的旅行，給了我一些和我在燕京大學沒有直接聯繫的不尋常、有趣的經歷。我曾經拜訪過兩位美國總統。第一位是威爾遜總統，那時我還在南京教 書。他在華盛頓的中部長老會禮拜堂聽了我講道，要我去看他，說說中國的情況。我是帶着我九歲的兒子一同去的，孩子又興奮又害怕。總統問他：“你的名字是隨 着約翰·雷登·威爾遜（John Leighton Wilson）起的嗎？”孩子回答說：“先生，不是，是隨我父親起的。”威爾遜總統的態度謙遜、和藹、極其同情。他給了我兒子一張名片，上面寫了“贈給小 約翰司徒雷登，你的朋友威爾遜”。我兒子一直保存着那張名片，裝了鏡框，掛在書房裡。

我一九三三年回美國，湊巧聽到新總統就職後第一次的爐旁談話，也是在銀行倒閉讓人看到了嚴重大蕭條的可怕警告的時候。不到兩個月，羅斯福總統找我去白宮，他一定是聽到了有個長時間住在中國的人正好來到了美國。當時日本攻打了上海不久，引起了中國和外國的關注。

使 我最感興趣的是，在那可怕的蕭條時期，他在思考遙遠的中國的事務。讓我在他那裡等了一段時間，他們告訴我這是經常的事情。【93】他問到我的大學的情況， 立刻就使我輕鬆了起來；這時他談到德蘭諾（Delano）一家和廣東的快船貿易。我回答時說了陸戰隊上校德蘭諾（Delano）的夫人悲慘的逝世，和我在 甚為悲痛情況下，被請去北京附近的一個日本陰沉沉的火葬場主持了葬禮。他想知道美國如何能夠在不用戰爭的方式下防止日本人侵占整個的中國，強調說要是開 戰，戰爭會持續五年，所以要盡一切力量避免戰爭。在談話變得更熱烈之後，我覺得我呆得時間太久了，正在尋思怎麼才能夠離開。這時他解決了問題，說某個南美 的使團可能在外面變得不耐煩了。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七日，普林斯頓大學頒給我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奧古斯塔斯·特勞布里至（Augustus Trowbridge）院長引用了這樣的段落：“約翰·司徒雷登是中國燕京大學的奠基人和校長。他生於東方的前清王朝，很早就受到那裡豐富的人性文化道理 的影響。後來，他到西方民主的搖籃弗吉尼亞州接受了教育。此後，回到中國，在遠東基督教的教育活動中，他被廣泛公認為先導人物。通過長期和中國領袖們的結 識，他對這個年輕共和國的許多重大和紛紜的事務給予了有效的幫助。”

我一般都是和家人和朋友過我的生日。在燕京大學的年月里，和我密切的一些教師常常把我帶到西山我們喜歡的佛寺里住兩三天，如果有其他事務纏身，就到頤和園的湖裡蕩舟野餐。

【94】根據中國雅致的傳統，我的六十歲生日受到了朋友的特別重視。一個人不需要有什麼建樹，只要能夠活到這個年歲就能享受這個慶賀。

我不用自己敘述那個情節了，我想不太謙虛地引用我親密的同事博晨光（Lucius C Porter）所寫的“燕京慶賀司徒雷登在華一個甲子”，他是這樣寫的：

“在 中國，六十年有特殊的意義。從遠古的商代以來，按中國曆書計算，六十年完美了天干地支的復始。在中國歷史中最古老的殷墟甲骨里，就有這些年、月、日周而復 始的名稱。哈佛燕京學社博物館的那些甲骨里，有一塊刻有完整的那六十個名稱。在中國的思想和生活中，帶着這個傳統意義的思念，整整一年來，燕京大學的中國 教師和學生一直期待他們熱愛的校務長約翰·司徒雷登在人生旅程中完成這個甲子。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校務長生日的前夜和當天，這些經心的準備最後成了 盛大的慶祝。在中國各重要大城市，也為那天舉行了慶祝，最隆重的是上海校友會的聚會；在上海，為了使更多的人能夠參加，慶祝是在前一個星期的周六舉行的， 有二百五十位參加，由會長T T Chang（張天澤或張大同）主持，他是商務印書館外文部的編輯。

“在燕京大學的慶祝是在六月二十三日 晚間以盛大的晚宴開始的。波逸德（Boyd）體育館優美的大廳是此次聚會的理想處所。【95】排成U形的桌子坐了一百八十六位賓客，有燕大所有的行政人員 和教師；燕大理事會的理事；由納爾遜·約翰遜（Nelson T Johnson）大使夫婦為首的幾位貴賓，包括北平各大學的校長和夫人；北平各文化團體、組織的會長、館長；中華醫學會的會長，北京協和醫學院（洛克菲勒 基金會）的院長；胡適博士；美國老前輩的漢學家福開森（J C Ferguson）博士和其他少數人。送給司徒校務長的燦爛紅色（代表歡樂）、漂亮中國書法書寫的大批對聯和錦旗，美好地裝飾了四壁。有四十九個這類的祝 詞，首先是中華民國主席林森的，其他的還有全國各地校友會的、學生會的、特別的是女生富有想象力的一個賀詞。在牆上掛的祝賀錦旗對聯之間，間隔擺了我們校 園裡繁茂生長的高大、各種花色的蜀葵。在校務長的座位後面，放了一枝巨大、美麗的燈籠樹，盛開着金色的花朵。

“在賓客進來的時候，接待小 組成員上前迎接，送上一份當晚紀念會的秩序單，上面有學校美麗寶塔的剪影，還有那位來賓座席的號碼。劉廷芳博士按照中國的傳統，準備了司徒博士的大事年 表，也放在裡面。中式的燈籠高高懸起，餐桌上間隔放了鮮花和鮮紅的蠟燭，使得整個場景既美麗又有節慶氣氛。

【96】“無拘無束的歡欣祝願 充盈了所有與會者的心，那天晚上的演說將它們表達了出來。美國大使閣下代表西方講了話；中國最古老的大學國立北京大學的校長蔣夢麟，代表在座的中國人講了 話。蔣校長說，因為大家都既懂英文又懂中文，他就講中文。他用措詞優美、匹配恰當的詞句，歷數了司徒校務長的卓越品德，特別談了他將希臘的智慧哲理、希伯 來的宗教精神和溫文爾雅的中國人文文化結合在一起，成了他那熱心、好客、開朗的性格，贏得了關注和友誼，正像春天的暖陽在召喚花葉的萌發一般。蔣校長特別 談到司徒博士的宗教精神在他人品中的中心地位，指出它毫不狹隘，不像有些批評傳教活動的人所說的那樣。蔣校長表示了他對司徒雷登的的欽佩和稱讚，欽佩他真 誠地代表着基督精神，稱讚他對中國教育所做出的貢獻。他特別尊崇司徒校務長對燕京大學的理想：在中國建立一所大學，並希望它會越來越被中國人所支持、資助 和管理。對於我們這些還記得在中國許多地方當時還處在反基督教活動的籠罩下、燕京早期歲月的人，這時會理解這位中國最高學府的一位不信宗教的校長，如此通 情達理、如此真誠地指出宗教的感召使得校務長和他的同事在燕京大學裡作出了成就，這都意味了些什麼。

“當晚宴會的主持人是燕京大學校長吳 雷川。儘管他顯然是按照已經定好的計劃，【97】在蔣校長發言後要結束宴會，但是客人不肯離開，一定要聽司徒校務長自己談談。他最後不得不站起來，做了非 常有特性的回答，說因為他很難感覺自己成了受到關注的中心，所以對於所有進行的活動，都有一種強烈的夢境般的感受。他說，整個的活動是以中國的殷勤、禮 節，對親切的友情和關懷人和人們關係的另一種優美的表達方式；那可能是中國文化的主要特點；那也是只要活了六十年就該有的一個精心安排的慶祝儀式。參加宴 會所有的人（燕京大家庭）的這種由衷、自發的歡樂，可能比任何更為正式的祝願更能表現出對司徒校務長品德、素質的讚許。

“在六月二十四 日，很多人開始到校長住宅去造訪、祝賀。他那漂亮的中國式庭院裝飾得很歡快，在門上掛了一個代表長壽的大“壽”字，鮮艷的彩條從它發射出來。在晚上，彩色 的電燈光使得那些裝飾更加漂亮。這些裝飾，特別是那些彩燈，是發電廠的職工的生日禮物。這又是燕京生活中，特徵性的工友、學生和教師密切夥伴關係的表現。 但是真正的大事是那天下午學校的傭人、工友和工人給司徒校務長掛匾。掛匾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感謝、鑑賞、評論的舉動，是在大漆的木板上，刻上書法優美的讚美 詞句，在匾被送去之後，把它懸掛在接受匾額的那人的大門上面，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這個人受到了什麼尊崇。【98】

“在匾送到之前，一 般先抬着它，敲鑼打鼓，沿街串巷，再送到收匾人的住處。這一次，抬着匾巡行了整個校園，鑼鼓隊使得送匾更有色彩和節律。領頭的是校園內工人的領班和住宅區 的一個門衛，幾乎學校所有的工人和傭人都來了，校內和鄰近村落的孩子們則隨在後面，興高采烈的隊伍繞行了校園和住宅區，最後來到校務長的住處。在不停地爆 竹聲中，呈送了匾額。工人被請到屋裡，在飯廳里被待如尊貴的校友和貴賓，送上半小時後就要來到的那些賓客也要飲用的同樣的賓治茶點。負責茶點招待的女士們 說，供應的茶點從來沒有那麼快就少下去的。那個匾上刻着的字是“有教無類”。

“在工人贈完後，接着就是校園裡的孩子們，由打扮成中國士紳的小大人的威廉姆·雷登·黃（William Leighton Wee）還由約翰·雷登·李（John Leighton Li）打頭，送上了兩個祝賀卷聯。

“那 個節慶日最後是在貝公樓的盛大表演，時間不短的節目準備得精細，使所有的中國觀眾都很高興。當校務長被恰當地陪着、手持花束來到樓前時，拉開了大幕。第一 項當然是對校務長致賀詞，說到他的品德代表了燕京精神，正像他募集到了錢實現了燕京一樣。講話的人繼續下來祝願校友，結束時，對四年級的畢業班告別，特別 指出他們帶領着經歷了困惑和國家困難的那一年，【99】並且祝願他們在將燕京精神帶入更寬廣的領域中去、步入他們未來的工作時，事事如意，並且要他們像他 們的校務長那樣，成為開拓者，成為聯合事業的中心。

在講話之後，校務長本人走到台上，由兩個女生在熱烈鼓掌聲中從席間過道帶過來一幅經心 刺繡的圖案，代表了“老年精神”，那是學生會送給他的。在這之後，擠滿了大廳的人們，站立起來，莊嚴地對他三鞠躬，表達他們的敬意。校務長用中文做了得 體、謙遜、優美的答詞。四年級學生的代表為自己的班級做了答謝，然後開始了表演。

“演出七點半開始，一直持續到過了午夜。使司徒雷登受到 中國人愛戴的謙恭、禮貌、老練、機智，這天晚上可能表達得不能再好了。經過了漫長、疲憊的一天，他興趣不減，一直坐到看完演出。那天整個晚上間間斷斷在場 的你們的這個記者，大約在十一點三十分，見到負責演出的學生會的一個女生，到貝公樓的石階上喘口氣。我問她對演出節目的看法，她聲調驚奇但有禮貌地說： “校務長還在第一排坐着。” “應該提到，司徒校務長曾經要求不要送給他個人什麼禮物，如果要紀念他、捐贈，就捐贈給司徒獎學金基金會。這個要求無法攔阻那些稱讚、祝賀的對聯和旗幟。 但是，老師、學生和工人對那個獎學金基金會有了很多的捐贈。”


第六章：中國形形色色的人物

我在杭州的那些年月 里，我的朋友主要都是教會的雇員，例如牧師和教師。他們是忠誠、可靠一類人的代表，但卻都是已經和他們自己的社會環境脫離開、將自己的利益和傳教士的利益 聯到了一起的恭順的下屬。他們的看法常常比較狹隘，和他們的雇主沒有多大區別，差別只是他們對在教會內外他們的中國同胞有實際的理解。在這些教會的成員 中，儘管大家都總是互相交換友善的談話，很多人並不是自然地情投意合。中午，我和一上午在稻田裡或絲蠶桑園餓極了的農夫吃飯，他們吃完五碗大米飯，我不過 吃一碗半。所有這些經歷使我了解人們的日常生活，並且偶然使我遇到更為有益的事。

但是在南京，我最密切的友情自然開始於神學院的教員同 事。他們是受過傳教訓練的高級人物，在互相之間有更多平等的感覺。我的一位私人老師或著作家是個有儒家傳統的學者，經過多年的接觸，我們建立了很歡快的密 切關係。我後來還熟悉了南京大學的中國教師和城裡的一些人，以及神學院和大學裡面的學生。神學院的一個教師，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也是我幼年的耍伴， 【101】他先在之江大學（Hangchow College）學了英語，在郵局工作之後，又決定去做教會工作的。

在這段時期之初，我認 識了郭秉文博士（P W Kuo）。他是上海一座教會學校女舍監的兒子，設法到美國去讀書，取得很卓越的成績，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回到了中國。後來，他被任命為東南大學的校長； 那個學校是現代政府最初的高等學府，在那個時候，自然很容易是最好的一個。他集合了大約五十個“回國的學生”，每一個都在自己的學科里很出色，並且用美國 的方式來推動教育。但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幾乎還是無人知曉的人。我幾乎不知道在中國竟有這樣一些人。大約在同一個時候，我見到了王正廷（C T Wang）（他後來是中國基督教男青年會的總幹事，外交部長，和駐美大使），並且聽過他的演講。他的父親曾經在寧波的英國聖公會做牧師。他受到一些對待， 像是要通過“傭人”或“商販”的門進入傳教士的家，使得王正廷激烈地反對基督教，但是後來他卻成了一位非專職的基督教領袖。

在我遷到北京 之前的那些年，我熟悉了一些從西方“回來的學生”，發現他們相當意氣相投，但是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缺點和錯處，以及由於他們有令人羨慕的知識和學位，似乎能 夠證明他們適合於得到報酬優厚的職位，而使他們在中國社會裡受到過於優越的地位和聲譽。這些學生有時自以為重要而傲慢地要求高職位、高薪金，有的學到了一 些學科的理論知識，但是不能用於中國的需要。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都對中國做了巨大的服務。的確，如果沒有這些男男女女做出的努力，【102】很難設想中國 會（必須要）發展到她目前發展到的地步。

作為傳教士，我對中國最初的印象之一是她覺醒的民族主義。她可能一向是在沉睡，但是外國不斷的羞 辱驚醒了她。在我來到中國前不到十年中，日本打敗了她的海軍，義和團運動帶來了後果。普遍地懼怕列強的瓜分；今天我們幾乎忘記了那時候正是要瓜分她。約 翰·黑（John Hay）制訂的美國政策的確比較有效地防止了它，儘管一般都不那麼認為。

我第一年在中國做傳教士的一九零五年，日俄戰爭結束了。在中國青年之中迷漫着一種願望，希望學到如何成功地抵抗西方侵略的秘訣。這些青年大量去日本學習，滿清王朝在搖搖欲墜。

我 一九零八年遷到了南京，慈禧太后和被囚禁的光緒皇帝先後去世，後繼的是和我兒子同年的一個三歲娃娃。革命的情緒在到處流傳，儘管是秘密的，也受到鎮壓。三 年之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發了那個不成熟的革命，雖然沒有經心地組織計劃，但是它很容易就到處播散。唯一維持了一段時間的抵抗發生在我們居住的南 京。我們有了一段很激動的時間。大多數的學生都剪掉了辮子，但是如果被人發現沒有了辮子，那就意味着立即處死。每天在最靠近長江的一個城門開開的那個鐘 點，所有教會學堂的西方教師一同出動，把學生安全地送出城門。將沒扔掉的那些辮子別在男生的帽子上，我們領着他們走過那些衛兵，還常常為他們拿着行李， 【103】因為缺少腳夫，而學生自己要注意不要把不一定牢固的辮子掉下來。

在孫中山最後來到南京的時候，合眾社請我臨時做它的記者，所以我就有了經常能見到他的特權。

一 九一二年臨時國會在南京召開的時候，我是唯一的一個到會的外國人，聽到了孫博士所做的那個著名的演講，他拒絕就任總統，理由是他在國外呆得太久了，不適合 擔當那時的建設性管理工作，而以同樣的理由，請敦請、說服清帝退位的袁世凱擔任總統，但必須保證支持建立共和國。孫中山的許多年輕追隨者極為反對，他的老 練的同志也擔心，但是沒有極為認真，袁勉強被批准了。後來證明其他的人是對的，因為袁世凱後來經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慫恿，想（但是沒有成功）當皇帝。我後來 認識了袁世凱的一個侄女，袁寶琳（Pauline），一次，她對我讀了偽造的上海一些報紙的社論文章，裡面都是敦促他的叔叔登基稱帝的，這使得他以為“人 民” 願意要他做皇帝。

在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我都是和革命理想主義者的核心保持着聯繫。我到現在還是相信孫中山真誠、忠實，毫無疑問是 個大公無私的愛國者，但是他離開中國太久，對中國的事情也就來往得不多。經過內戰的一段時期，他的影響起到保持住了一個共和體制的政府，他在一九二四年的 著名演說“三民主義”成了他的助手蔣介石領導的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憲章。一九二五年他本人在北京協和醫院死於癌症。他的基督教式的葬禮是由燕京大 學的劉廷芳博士主持的。

【104】孫中山的夫人是蔣介石夫人的姐姐，她獻身於她丈夫和他所宣布、詮釋的“三民主義”。她後來覺得她的親屬不喜歡這些理想，而終於將自己投入了共產黨的人民政府。她現在在那個政府里擔任一個位高但實際是個掛名的職位。

我 一九一九年春天來到北京的時候，學生中間正沸騰着一種新的民族主義意識。在五月四日，學生的代表攻擊了幫助日本的三個無恥官員的家。那些官員和他們的家人 匆忙帶着細軟逃到了安全的使館區。逮捕了那些學生領袖，把他們禁閉在匆忙改為學生監獄的一個法律學院裡。其他的學生喧嚷着要和那些被關押的一同住進去。全 中國都燃起了類似的運動。各個地方的監獄不久都塞滿了人，而且還有更多的學生要住進去。搖搖欲墜的政府處於一種荒唐的進退維谷的境地。如果它把學生真誠的 愛國暴動當作犯罪來處置，那麼它就是在寬恕那些親日的漢奸，公開出去會更為麻煩。如果不這樣，那就是說明學生譴責那些官員是對的，日本人可能會用他們可怕 的武力採取某種形式的報復。因此，老謀深算的的年邁總統下令將學生放出去。但是像是在腓利比（Philippi）的保羅（Paul）那樣，學生不出來，除 非撤消對他們的指控而正式釋放他們。對政府來說，這是難以辦到的丟面子。

那時，我答應到北京來，在附近的一個衛理公會大教堂里為畢業典禮 講道。但是，徐總統妥協了，讓兩個高級官員去“安撫”學生，然後就把他們釋放。選擇了那個星期天的早上舉行儀式。【105】所有的其他學生都在那時去迎接 他們，並且勝利地護送他們回到各自的學校。我已經準備好了為大學畢業生講一次道，也就只能匆忙地做了調整，對着學生數目顯然不多的聽眾做了宣講。這是我第 一次接觸我未來的學生。第二天早上見到他們的時候，我對他們的愛國行為清楚地表達了我衷心的同情。在後來所有那些危機的年月里，每當學生覺得他們該參加類 似的行動時，他們都知道我的態度；它是真實的理解紐帶，它對在那一段中國動亂歷史時期的燕京大學裡面的情況有深遠的影響。

後來不久我搬到 了北京。我就開始和中國的官員交朋友，以便使他們了解我們這個教會大學的目的，並且在他們以自己的善意對待基督教教育而給予捐贈的時候，接受他們的禮物。 很多人都是通過“正當”和“不正當”的斂財，弄了很多錢之後賦閒在家的。在清朝，在公款和私款之間沒有足夠清楚的界線；允許一個官員取得一些利益，只是由 他的上司和習俗來限定它的數目。在民國早期，還沿用着這些習俗，而且除了敵對的軍閥會危及它之外，並沒有什麼限制。日本人助長着這種貪污，以便瓦解中國。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帶來了比較好一點的政府組織，改善了稅收的辦法和公共的財政。在這一段利益衝突的時期，我覺得最好是認識不同營壘裡面的、互相競爭的顯赫 官員和他們的隨從。【106】

顏惠慶博士（W W Yen）是聖公會一位牧師的兒子，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是從美國回來的學生，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很顯赫。他去多個國家擔任公使，還在北京政府擔任過總理。在 政治風度上和人品上，他都遠遠高於一般。他在燕京大學理事會工作多年，偶然還擔當它的理事長。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我說服他幫助我們募集基金興建一座男 生宿舍。就在那時，當燕京大學正向現在的校址遷移，來到了一九二六－二七年的革命。顏博士很快也很願意地准許了將募集起來的錢，在傅涇波的計劃下，建造了 在那個內亂時期保護校園的圍牆。

早期我熟悉的相當不同類型的另一個官員是陳樹藩將軍，他是內陸陝西省的督軍。他把我們新校地址的土地賣給 了我們，並且在留一小塊地為他年老的父親蓋一個別墅、最後將它作為一個紀念堂的條件下，把售價減了三分之一。他提出讓我到西安看看，對省里的官員談談對教 育問題的看法。我很想去，就在一九二一年早春帶着所有的美好設想動了身。我帶着一個僕人，乘京漢路到連接新修的從海邊到西安的鐵路的交叉點，然後換乘那個 火車向西到它所能達到的地方。從那裡我們走了一個星期的旱路。因為我們要通過一個盜匪為患的地區，陳督軍派來一隊士兵保護我們。為我準備了一架騾馱轎，那 是兩個騾子馱着竿子、上面搭起的一種篷轎，裡面有鋪蓋，一個或幾個人能夠在裡面舒服地呆着。幸好，陳督軍為我和我的僕人額外準備了一匹馬，而我則願意儘量 多騎馬，恰如我的僕人願意儘量多呆在轎子裡休息那樣。【107】這樣的旅行使我有機會看到沒有受到近代和外國污染了的這個地區的農村生活。

我 在西安作為督軍的客人住了約一個星期。遊覽了這個古都的古蹟和名勝，並且看了那些當代的活動。在一次為我舉行的宴會上，省長和督軍作為聯合的主人相鄰而 坐，為了防範別人下毒，他們兩人各自吃自己烹製的食物；兩個人都有自己的護兵、保鏢，暗暗地站在自己的椅子後面。有個保鏢不小心把槍掉在了地上，造成了一 時的緊張。之後，這兩個省級大官又恢復了互相友好的交談，就好像他們是最要好的朋友一樣。

西安這個唐朝的古都和它的環境迷住了我。我有了 在這塊處女地上開發教育、以及讓燕京大學和陳督軍的中學建立特殊聯繫的設想。在我離開的時候，陳督軍送給我一匹馬，我把它帶了回去。在我還沒有回到北京城 之前，那個省長成功地導演了一出反對他同事的兵變的消息就傳來了，那位督軍不久就下野在天津過起寓公的生活。我常常到天津去看他。這整個的事件在那個混亂 的時期是很一般的，是陰謀活動的區區小事。但是我對交往這一類朋友的價值有了一些概念。

內戰時期山西省的省長是閻錫山將軍。我第一次見到 他，是我和博而頓（Burton）教育委員會一同旅行時。後來我又去看過他幾次，總地說來，他的能力和個性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最初想做“模範省長”，後 來失望了。人們還沒有為改革做好準備，中外人士都在戲弄他。他決心不把山西省從共和國里分離出去，但是實際上卻是分離着。【108】因為有一段時間他反對 蔣介石，所以他逃去了日本；在此之後，日本人就想方設法把他爭取到自己的一邊，但是沒有成功。後來他證明自己是對國民黨忠誠的。一九三六年，他邀請我去山 西，為該省的工業發展幫助他做些聯繫。開始做了一些計劃，這時來了抗日戰爭。

孫傳芳將軍是江蘇省的省長，他一度和相鄰的浙江省的省長打仗。一九二七年他在第二次北伐時，被蔣介石打敗。在一次和他談話的時候，他問我，“外國人為什麼來中國教育中國人？”

我說：“文化、文明不是民族的、國家的，而是世界性的、國際性的。如果它被融和在一起，就能夠取得更深的了解。我們的目標是和中國的舊文化合作，並且幫助建立新的文化。”

“多謝你們的意圖。但是，你為什麼來找我？”

“我來請你捐款。”

孫 將軍這時站了起來，顯然不感興趣，“等以後什麼時候再見。”但是他捐給了燕京大學一百美元，後來又捐了兩萬美元的中國大洋。孫將軍的一個兒子日後進了燕 大，學習努力；在日本入侵時離開了，“去做點愛國的事情”。孫將軍本人後來下了野，當他去一所寺廟拜佛的時候，被他過去處決的一個人的太太開槍打死了。

韓復渠是在國民政府下得以繼續掌權的另一個類型的獨立的省長。他在山東清除了土匪，在許多方面是個進步的統治者，儘管相當獨裁專制。日本人不斷籠絡他。他想採取堅定反對日本的立場，但是不知道蔣介石是否會支持他。【109】

一九三五年，韓省長說，如果可能，請我和傅涇波去看蔣委員長，探探他的態度。開始時，蔣很生氣。“地方省長無權探聽國家的政策；他們應該完成他們自己的任務，讓中央政府去處理國家的政策。”

我反對着說：“那是個很好的抽象原則。但是多少世紀以來，中國就是由人而不是由法律來治理的。因此，對人的忠誠是首要的。如果你能和他建立個人之間的關係，他會成為你真實的朋友。”

他 仍然怒氣沖沖，但是最後說：“好吧，你去告訴他，如果他堅定站穩，我就不會讓他倒下。”後來，蔣派他的個人代表去了山東，以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但是一九三 七年日本人進犯的時候，韓動搖了，沒有堅定站穩，他和他的軍隊向西逃去了。蔣委員長把他召去，軍事法庭審判了並且處決了他。

宋哲元省長的 情況也差不多，只是他後來退得沒有了後路，就和日本人死戰起來。他任北京所在的河北省省長時，在國民政府和日本人之間搖擺不定。我設法讓蔣委員長相信，如 果給宋適當的支持，宋會忠誠地抵抗日本的軍隊。在盧溝橋事變之後，蔣要他去河北省省會保定，在那裡固守。但是在日本人的閃電攻擊後，他夜裡偷偷溜掉了。如 果宋聽從了蔣的命令，華北的局勢可能會有個非常不同的轉變。宋後來十分悔恨，抗擊了入侵華北的日本人，但是為時已晚。

我先是在張作霖元 帥、後是在他兒子張學良的時代數次去到東北；見到他們兩人都很友好，對我們為燕京大學的求助都有回應。我第一次見到張作霖的時候，他坐在一個寶座樣的椅子 上，兩邊有兩個揎填的猛虎。他個頭小，但是有一雙明亮、烏黑、逼人的眼睛。他原來是個村莊的護衛，出了名，逐漸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後在東北的權力爭奪中壓 倒了所有的人。他的一生都在和日本人打交道，但是他從來也沒有對他們屈服。一九二八年四月，他進軍並短暫占據了北京，但是又被趕了出來。

一 九二八年六月，為了畢業典禮，我經過歐洲和西伯利亞鐵路匆忙趕回燕京大學。快到瀋陽的時候，蘇格蘭傳教士朋友們告訴了我沒有登基的東北王的厄運。他從北京 回來，在他的火車經過離瀋陽不多幾里的一座橋的時候，發生了爆炸，他在車裡受了重傷。那些傳教士對我說，他已經死了，消息是來自醫療方面的人，但是在整個 城裡都散布說他在康復，命令所有的人都不得改變自己的日常生活。他那二十二歲的兒子“少帥”飛回來接管了大權。後來少帥告訴我，日本人曾經三次到他父親的 火車裡，要他簽署一份擴大日本人在南滿（東北南部）利益的文件。最後那次，他們警告說，如果不簽署，他就不會活着回到瀋陽。看過爆炸現場的一位英國工程師 對我說，從技術上看，就知道那一定是日本人做的惡。日本人有四萬軍隊【111】在等候着信號，一旦知道了老帥去世的消息，就要“維持、恢復秩序”。

不 論他有什麼缺點，他死得英雄。他的人民用他在堅持康復的神話挫敗了日本人奪取控制的陰謀。在宣布他去世消息的時候，我已經回到了北京好幾個禮拜。少帥還告 訴我，日本人如何派林權助男爵（Baron Hayashi）去弔唁，之後，他秘密地將同一個文件給少帥，讓張學良簽署。張學良描述了他怎麼閉上了眼睛表示拒絕，但預料會被槍殺。這些細節預示着三年 以後的“瀋陽事變”，那是個類似的鐵路事故，厚顏無恥、公然地蹂躪滿洲、東北。

那次事件是歷史上的又一次轉折。它可能部分是由少帥輕蔑地拒絕日本人一再的要求所激起的。四個日本陸軍上校等得不耐煩了，便以天皇的名義決定強迫進行，用欺人的藉口，占領了整個東北。

亨 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是那時美國的國務卿，他通過穿越大西洋的電話和英國的外交部長商議提出抗議，但是約翰?西門（John Simon）爵士回答說，他不感興趣。我住在近處，我深信如果這兩個國家帶頭強烈行動，日本政府本來可以容易地在那個階段說，那些行動是未經允許的下屬自 行做的，而不丟失面子。在國際聯盟最後接手了這件事情，派出李頓調查團來調查，那為時已晚。日本人已經考察到列強不團結，不願意捲入。墨索里尼看到了這一 點，在阿比西尼亞跟了上去。西班牙內戰是另一個後果。希特勒不久也隨之而上。如果在滿洲東北採取了果斷、強硬、聯合的行動，所有的這些都可能得以避免。一 九三一年發生瀋陽事件的那個日子，【112】九月十八日，在中國，特別在學生中間，成了每年的國恥、和決心的紀念日。從此之後，它有了深遠的影響，影響了 愛國的中國人的思想。我感到從海上刮來了昏暗的毒氣，特別向華北沉積，帶來了那難以避免的命運。

一九三六年，當那些認識少帥的人聽到西安 事變和扣押蔣介石委員長的消息時，那似乎唯一的可能就是出於愛國的動機。在可能的最為公開的場合和私下談話里，他都不加修飾地說他是做了錯事。所以這無須 再加討論。他想結束對所有涉及的人都是災難性的國內爭鬥，以及他感到全國處於危險之中，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他使用了既荒唐又不合時宜的方法。

二 十年來，在中國場景上有一個有趣的人物，那就是有時被稱為“基督將軍”的馮玉祥。他身材魁偉，面龐大而和藹，個性堅強，性格真誠但又靈活、善變。他成為基 督徒有感情用事的緣故，他的信仰總是浮淺、幼稚、不夠成熟。他早年的軍隊有些像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的軍隊，有着嚴格的編組和紀律。有一段時間，在他的軍隊裡有隨軍牧師，但是在他被張作霖打敗的時候，隨軍牧師就不見了。馮將軍從信仰基 督教轉向了共產主義，之後又回到了南京的共和主義。在戰爭期間他是一位激昂的愛國者，但一直沒有給他任何真正有職權的位置。在抗日勝利之後，他又表明了他 對共產主義的同情，在他去蘇聯的旅途中死得很神秘。

我最初是在北京認識他的。【113】那時他正在懷疑着蔣介石的政府。後來他去了南京， 得到一個職位，這時他又不滿地下了台，去了山東省著名的聖地泰山。我和傅涇波有一次到那裡看他。他在那裡讀古書，練習他那著名的書法。他有力地說，“如果 他們不再計較那些分歧，我做什麼都行，給我最高的職位也好，最低的職位也好，只要他們打日本。”

另一次去看望他的時候，我因為肩部的關節 炎，左胳膊吊在吊帶里。在他知道了我是什麼病之後，他立刻就讓我用他從北京一個著名藥鋪買來、總是帶在身邊的一種膏藥，裡面的成分有熊膏和虎骨粉。他堅持 要自己給我上藥，所以我就露出肩膀，他把一帖膏藥貼在前面，一帖貼在後面，讓一個副官把貼藥的過程照下像來。不論是那膏藥像他所說的那麼靈驗，還是一位美 國的教會大夫的治療幫助了我，或者只是離開了潮濕的南京天氣，在我回到北京的時候，完全不疼了。有一次在重慶的招待會上，馮將軍很幽默地談了這個情節，引 起了來賓的哄堂大笑。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重慶，他正在讀中文的喬治?華盛頓的生平。他談到我們那八年革命的細節：叛徒，債務，饑饉，寒冷，軍隊的縮減，等等，又說：“我們中國人還沒有遭到像那樣的事情。沒有理由說我們不能堅持得更長久些。”

在 一九三三年，李宗仁和白崇禧兩位將軍和廣東的陳濟棠將軍聯合起來反對國民政府。【114】陳和他的那個團伙是徹底腐敗的，他想獨立於南京政權，因為那樣會 給他更多貪污的機會。李和白則相反，都是高尚、愛國的，只是擔心蔣介石會綏靖、對日本讓步。在那個時候，我和李將軍做過兩次長談。我說：“如果你能夠相信 蔣不會攻打你，會抗日，你是否願意支持他？”

“我願意。”

我繼續說：“我相信他會這樣。白會怎麼樣？”

“他比較難對付，但是能夠把他爭取過來。”

我最後說：“很好。我來想辦法拿到使你們相信、毫不懷疑的證據。”

回上海後，我和幾個國民政府的官員談了這個事情。有一個官員說，“我們已經派去了使者，而且有一段時間了，但是沒有什麼下文。”

我說：“好吧。可是一定要這麼辦。宋子文怎麼樣？我相信，如果去一位大人物，就會打破那個聯盟，會得到李和白的忠誠支持。”

宋子文極其繁忙，所以我就問他，蔣委員長能不能去。宋馬上回答說：“那可太危險了。”

然而，蔣最後真去了，讓他們來處置他。在那以後，蔣和白和李都成了好朋友，在抗日中他們合作。在一九四八年國民代表大會選舉蔣介石做共和國總統時，李宗仁被選為副總統。

汪 精衛是很不同的另一種類型。他善於演講和寫作，和藹，但是缺少基本的道德原則。他從來也沒有超越過他那革命機會主義者的態度。在重慶顯赫的國民黨官員中， 他是唯一和國民政府決裂，跑去尋求單獨和日本媾和的人。他在離開重慶後，做出了悲劇性的錯誤，去了日本，【115】沒有任何真正的中國愛國者的支持，同意 擔任了南京的日本傀儡政府的首腦。也許他自認為自己是一個偉大的和平運動中的英雄。作為我對他的認識，他似乎也是被其他三個因素推動的：和國家的領袖們在 許多問題上有真正的意見分歧；對蔣介石的極度妒忌；和對戰爭的變態的恐懼。他在戰爭結束前死在東京，中國人民看不起他，也不哀悼他。

一九 二七年，在蔣介石領導下建立了國民政府不久以後，我為了認識這位新領袖而去到南京。通過孔祥熙博士，我第一次和他會面，他那有權威、善於指揮人的個性和迷 人的魔力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見到了大多數新政府的重要成員。他們都熱烈希望實現孫中山的理想，這是讓人鼓舞的。這使我看到了一九一一年革命時同樣的精 神。

在同一年之初，蔣介石大元帥做出了影響了人類歷史進程的那個最重要的決定。在孫中山看到他的共和國在軍閥糾紛爭執中崩潰的時候，這時 他決定從廣州到北京進行一次懲罰性的進軍，來恢復和平與統一。他懇求各個國家（包括我們的國家，美國）援助他，但是除了蘇聯以外，沒有得到任何回應。蘇聯 派去了兩個非常能幹的人鮑羅廷和加倫（Galen）帶領的顧問們和其他援助。從一九二零年開始，他們就以蘇聯的方針組建國民黨。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 中山逝世後，這個改組仍在繼續。他們策劃了“北伐”。他們編在從廣州到漢口鐵路的那個支隊，在漢口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在那次進軍中，伴隨着許多毫無約束 的放火和對“布爾喬亞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慘殺。【116】

蔣委員長帶領着另一支隊，沿着海岸進軍。不知為何，在前進中決定和蘇聯的顧問決 裂，決定開始採取獨立的策略。在這樣做的時候，得到了上海富有的企業界的支持。共產黨自然就有了譴責他的現成把柄，說他被資本家收買了。第一個後果就是瓦 解了積極活動而且發布消息的武漢政府，以及那些蘇聯人和一些追隨他們的中國人艱難跋涉的歸回；其中包括了孫中山夫人和忠於她的一個秘書，那是燕京大學的一 個男生。她在莫斯科短期逗留後，認準了蘇聯的共產主義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儘管有許多相反的說法），帶着她的人員去了柏林，一年左右之後我在那裡 看到過他們。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委員長即將、但還沒有背叛之前，強烈親共產黨的武漢領袖，為了使蔣和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陷入困 境，派了一隊士兵，去謀殺在南京所有的外國人。那些外國人多數是傳教士，那些士兵發現他們都很友好，覺得自己還有中國人固有的體面，不能讓自己殘酷地射殺 這些無辜。我弟弟瓦潤（Warren）接替了我在神學院教書。我妻子和其他的婦女都被送到了錨在河裡的一艘美國戰艦上，但是所有的男人都還留在自己的職務 上。瓦潤（Warren）在自己家的大門外和一些士兵交談，說服他們不要有粗暴的行為，這時，遠處的另一個士兵向他開了槍，子彈打裂了他身後的木頭。在這 當頭，有一個衣着襤褸的人從圍觀的人里出來，勸他離開。瓦潤（Warren)就隨着那人離開了。那人是一個洋車夫，在他有病的時候瓦潤（Warren)曾 善待過他。那人把瓦潤（Warren)帶到他那貧窮、不乾淨的窩棚，要其他窩棚的鄰居不要聲張，拿了瓦潤（Warren)值錢的東西，把他藏到他襤褸的鋪 里，【117】儘自己家中所有讓瓦潤（Warren)吃。一天以後，他對瓦潤（Warren)說，南京大學的學生正在到處找外國人，為了更安全，要他們轉 移到大學去；他把瓦潤（Warren）的值錢的東西還給他，護送他到學生那裡。

南京大學副校長約翰·威廉姆斯（John E Williams）是我親密的朋友，他和另外五個人（共屬四個國家）都被殺害了，還有幾個人受了重傷。最轟動的一件事是美國領事約翰?戴維斯（John K Davis）（我父親傳教同事的兒子）帶着一群人逃離的情景。他們從一個小山（Socony Hill）爬上了城牆。其中有一位是著名作家愛麗思·提斯戴爾·候巴特（Alice Teasdale Hobart）的丈夫，他從城牆已經下來了，放開繩子時，傷了踝部。

這整個的陽謀是一個野蠻、毫無人性的舉動，是想困擾委員長（委員長的 變心使得中國的蘇維埃化推遲了二十多年）。有一個很巧合的事，當時擔任北京公使的約翰?麥克莫里（John V McMurray）先生幾天前曾經要我再到城裡來的時候，去看看他。我很快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下午去看了他。他問我，在長江谷地火藥桶發生一些局 部事件，是否會在全中國點燃起反對所有外國人的情緒。我想那不會。那天晚上，我們的一個中國教師在他家中展覽他收藏的字畫，希望我參加。快到鐘點的時候， 一位美國同事從城裡帶給我無線電的新聞，說所有的外國人都在南京的大屠殺中犧牲了；他並不知道我有個弟弟在南京。我儘管悲傷，但是還是決定去看看展覽。第 二天早上，從麥克莫里（McMurray）先生那裡才得知瓦潤（Warren)並沒有受到傷害。

回來再談委員長。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 【118】在反對將蘇聯共產主義作為中國的政治哲學或計劃中，他一直沒有動搖過。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裡，儘管有日本人的侵略和共產黨的戰爭，但 是國家統一的進展、經濟和其他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三六年聖誕節那天，他從在西安莫名其妙的被幽禁下釋放，我對委員長和他那能幹的夫人有了忠誠 的敬意，並且和中國的人民一道，感到歡欣鼓舞。

當日本人發動對華侵略時，我對委員長的估計可以從以下的段落里很好地看出來；這些段落摘自我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為北京《民主》雜誌的一篇文章。我寫道：

“就 我所知，報刊里對蔣將軍十年前的生活態度、方式和對政治敵人的迅速、總的對待的報道可能都是真實的。如果是如此，那麼就應該給他更大的榮譽，因為從那以 後，他變得更好了。在一九二六到二七年，他突出成了全國重要人物的那時，作為對中國的命運十分關切、同時也對在軍閥到處存在的特點很熟悉的我，一直在觀察 他的行為。這些軍閥在過去二十年裡都為自己互相爭權，而毫不顧及民主的原則和人民的權力；他們承襲了滿清官吏的道理，做官就是為了私利，既無需皇上的准 許，也沒有約束自己貪婪和胡亂統治的古時文人的傳統。國民黨的新領袖，在孫博士的三民主義理想下，是否會再次重複古已有之的中國官僚的罪惡行徑？他們之中 許多人是這樣，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也很明顯，藉機多少謀自己的利益是被更多的人所厭惡的。要在這樣的背景下，來看看蔣將軍的人品。【119】（在中 國）對他很多的批評無疑是將對他的某些指控信以為真：他們說他獨裁，成了獨裁者；說他聚斂了大量錢財，為了保險，大部分換成了美國的股票債劵；說他和日本 達成了一個秘密協定，或者至少是為了掌權而危害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及說他頭腦落後、頑固，不可救藥。

“經常傳播的這些無味的指責，還帶有更多具體的指控。也有些是真正的擔心、懷疑和就是不信任。這些並不使人奇怪。讓人奇怪的是他繼續越來越受人愛戴。他繼續留在國民政府的一個或兩個最高執行機構里，就說明他在政治上的機敏、精明。

“但 是對他的尊敬主要是基於精神和道德。 由於中國人受到留心注意他們的統治者道德水平的訓練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多，也沒有在這方面發生更為精於此道的幻滅，所以這個現象更能說明問題。上個十月末是 蔣介石五十歲生辰，在全中國自發了她歷史上沒有先例的慶祝。更使人信服的是在他被扣留在西安的時候，幾乎普遍都在焦慮，以及當他被釋放的消息來到的時候， 強烈洋溢着的放心和歡樂。

“原因並不是由於個人吸引人的魔力和社交的斯文優雅。即便是和同事、部下在一起，他也是沉默寡言，全神貫注在事 情上，而不善於“閒談”。他天生有中國士大夫那和藹可親的美德，同時也十分公事公辦，能夠符合美國人的要求；有時還可能極其坦率、唐突、失禮。總起來看， 他越來越得到公眾的尊敬必然是由於其他的原因。對付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的卓越技巧，高度的智慧，迅速精明決策的能力，【120】不知疲倦的精力，堅強、勇 敢，這些都屬於使他成為偉大的軍人和遠見卓識的領導的品質，並使他在他的黨內討論中自然傑出起來。但是對於掌握着高位，並有效地執行職務的人，他的人民只 是有尊敬的態度並不夠。由於逐漸認識到他真正的愛國目的和對國家福祉的堅定獻身，對他挑挑剔剔的不信任和必然會有的懷疑也就消散了。但是，懷疑他的動機和 反對他的權威或討厭他，常常積累成了依然大量存在的記恨、仇恨，這是由於他的愛國心和人品缺少說服力的緣故。

“假定蔣將軍是值得他的絕大 部分國民和許多有能力的國外觀察家給予他的崇敬，那麼，是什麼影響了他品質的形成？最早可能是孫中山博士的政治理想，以及孫和他的這位天賦很高的年輕追隨 者之間建立的親密關係。蔣接受他的領袖的革命哲學和服從它的要求，似乎是真誠的。他現任妻子的聖人般的母親在相當程度上照料了他，從結婚起，他妻子本人就 一直在他開擴視野和加深、加強道德上都是個重要的因素。他讓人吃驚的工作的量和困惑的程度，加上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和種類的紛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使他清 醒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責任。注意到國家危機時刻的緊迫，也可能更加強了這些。任何為了改善中國進行工作的人，都衷心感到要改變現有的情況，對於他的努力的回 應必然會刺激他，使他擴展他的作為。【121】

“蔣將軍成為基督徒已經十年。他對這個信仰的原理和準則領悟得越來越清楚，並遵循它們謹慎 快樂地生活。開始時，他對基督教義的理解並不很多，但是在煩勞的工作和折磨的焦慮憂慮中，他找出時間來培養他個人宗教文明的習慣，達到了一種境地，讓祂成 為自覺的指引、感召、和道德力量的源泉。本文作者也是基督徒，無法不相信這個信仰的教導和依靠祂的精神源泉不能對人品沒有轉化的作用。由於蔣將軍對他在西 安的經歷做的公開說明中，將自己現在的態度和行為大部歸於他對耶穌基督的教導和榜樣的學習，那就相當有理由看到原因和效果在他身上起到的作用。

“作 為結束，請允許本文作者說一點他和蔣將軍個人的接觸使得他也同樣有蔣將軍的國人所描述的那些階段性的見解：對他的愛國目的的真誠透明和他個人生活的極度純 正，達到、終結成了毫無疑問、相信的程度，是一種逐漸更帶有感情色彩的欽佩，一種明確的信念：認為在中國新生、重建的關鍵時刻，她的確萬幸有他這樣品格和 能力的人，積極地領導着這個國家。”

讀者一定早已發現我在多處談到了傅涇波，現在要更多地談談。只要談我在中國的生活，特別是我和中國官場的聯繫，如果沒有一些關於他的段落，那就是不完全的。

大 約在一九一九年我們搬去北京的時候，一位離職的基督教男青年會的秘書作為一種傳家寶那樣，留給了我一個十七歲【122】的男孩子。他說在他查經班（基督教 的讀聖經的班）中，那個孩子是最有前途的。但是，這卻並不是我們第一次的接觸。一年前的樣子，那個孩子曾經參加在天津召開的基督教男青年會的全國大會。在 遙遠的過去，那個場合里大多數發言講話的都是外國人，而不是中國人。也讓我發了言。那個孩子說儘管他聽不太懂我的南方口音，但是似乎我的某種性格帶着一種 光環被裝進了他想象的世界裡，以無從說明的原因在我們日後的密切關係中，它從來也沒有失去光輝。他在燕京大學讀二年級的時候，我母親、妻子和我想更多地了 解他、更關懷他，就在這時，他不得不休學一年半去幫助他父親的不夠成功的經營。在他復學的時候，他不僅身體軟弱，而且對家庭的事務厭煩、沮喪。他是滿洲王 公的後裔，在滿清被推翻之後，這個家庭失去了大部財產。他的父親對這些事情沒有經驗，做過多種商業的冒險，但是都經營不好。這孩子對我們在他精神的恢復中 起到的作用有誇大的見解，而且也有相應的感激之情。

在涇波六歲的時候，他承繼着爵位的祖父帶着他朝見了慈禧太后，太后賜他“永清”的名 字，意思是永遠清澈，也可以理解為“永遠忠於大清”。在家裡和親人間，他就用這個名字。他更多地稱作涇波，那是指他祖父任巡撫的甘肅省的主要河流的名字。 他似乎從多少代做大官的祖先那裡繼承了一種政治本領。在他的血液里流着用官場意識處事的天性，我很受益於它。他曾經想加入基督教布道，但是我勸他不要，我 的意思是【123】以他那特殊的才能，他可以將基督教的原則帶入政府的服務工作，從而起到更大的作用。

他的這種才能很快就被一些官員發現 了，他們讓他幫助做各種事情。蔣介石在南京就任之後不久，就給了他幾次秘密使命。其中最微妙的一次是去爭取少帥張學良遠離日本人的欺騙，而讓他把滿洲歸入 國民黨的中國。當涇波去瀋陽的時候，日本的特務尾隨着他，把他弄到一個便所里，扒光他，查找文件並且不停地詢問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少帥公布了自己的 決定：在他的司令部掛起了國民黨旗幟。涇波也被差遣去了美國，似乎立刻就得到了他有機會見到的美國顯要的歡心。那時在華盛頓的中國大使安排他拜訪胡佛總 統，純屬禮節性，胡佛總統留他談話，大大長於預定的時間。在他告訴我這件事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意識到這是個很特殊的待遇時，他似乎很吃驚。在他最初做這些 旅行時，我湊巧也在美國，他問我他該怎麼對待他當時拼寫成Fu的名字。他說旅館的登記人員和電話接線生總是問他的名字怎麼拼寫：“Fu”後面是什麼？我建 議他在Fu後面加上兩個多餘的輔音字母gh，自此以後就沒有再遇到麻煩，他的拼音名字也就變成了Fugh。

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我主持了他和他父母挑選的新娘的婚禮。為此，包下了一個大的飯店，舉行的婚禮華麗多彩，混合着經心製作的裝飾和古老中國長時間的歡慶和那個簡單、莊嚴的基督教結婚儀式。

在 燕京大學已經相對發展了的時候，【124】我就開始努力使它能夠獨立於西方的條約和美國的保護，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贏得歡迎、被人認可。在中國最大的保障是 依靠個人的關係。我不只心中記得這個益處，而且還記得要和許多中國的支持贊助者交朋友。涇波不久發現了我的希望，並提出幫助我。他不時地設法脫離開他無論 在做的是什麼。這樣，使得我們在全中國，從東北滿洲到香港，開始了一個結交朋友的行動，在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占領時期，還去了重慶和自由中國的其他地方。 開始有了捐贈的基金，但是對我們的認可和支持比那些錢款更使人愉快。先是擔心日本人入侵，後是它成為了現實，使得所有的努力都停頓了下來。但是，對燕京大 學各個方面所取得的價值，則是難以計數、無可衡量的。我們每到一處，都有一群燕京大學的校友，總給予某種的接待。對我們心中打算的未來的活動，他們一向是 核心。

大學裡我的同事很自然懷疑涇波對我感興趣的虔誠性。這裡一定有某些蔭蔽的動機。他們設法找他想做官的野心，利用我來結識達官，從而 鞏固自己甘美的地位。他們常常告誡我要小心。這些擔心是很自然的。但是我知道實情卻正正相反。涇波可以很容易獲得很好的職位，而無需我的任何幫助。他除了 忠誠於我以外，他也十分喜歡一般美國人以及美國。對他來說，促進這兩個國家的良好關係似乎就是他為之而工作的愛國理想。到目前，這仍然是他第一位的熱心所 在。他在政治上的敏銳和他那透明的正直，給了他一個一個的機會。但是，他總是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獨立性。

【125】傅涇波在我從日本人的釋放中、以及在戰後年月里我的工作中起的作用，在後面的章節裡面再談。

我 還想到一個人，那能夠生動說明我在中國的早期和晚期之間關係的改變。記得一次我在杭州街上走（那時，有社會地位的人在街上走就是不體面的事情），那時省巡 撫過來了。他乘坐華麗的八抬大轎，有許多威武的隨從前呼後擁。我驚奇、敬畏地注視着從來也想不到會走到離得那麼近的官員；而他無意地、輕蔑地瞥見站在一旁 讓他過去的那個孤獨的野蠻人，則是容易想象到的。

這位官員的妻子湊巧是著名的儒將曾國藩都督的女兒，多年來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在她八十三 歲的時候來北京，並作為我的客人來到了燕京大學，以她優雅的魅力會見了教師和學生，由於她的家世、她自己的造詣和她在高齡並精神爍爍而受到了師生們最大的 尊敬。她回到城裡以後，送給我一個優美書法的捲軸，那是用她在她父親家裡學到的書法寫的，上面說着她早就想看看這個著名的大學，因為她有十七個孫子孫女曾 在那裡讀書，日後，更多的還會來。

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三）7，8章（日本侵華到被監禁與釋放）

第七章：日本的占領和自由的孤島

中國的日曆都 用數字，好幾個重要的事件都發生在“雙數”里。十月十號是國慶日，稱為雙十節。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人在北京附近偽造了另一個事件，它就稱為被人痛恨 的七七事變。日本人可能是發現了委員長在統一中國上很成功，所以他們就不再等待，而必須進攻。他們在七月二十八日占領了北京，那天早上天亮後不久，日本人 把炸彈扔到離我們不遠的兵營里，驚醒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經歷轟炸，也是很可怕的一次。在校園裡造成了驚恐，最為怪誕的流言蜚語也有人相信。

對 我來說，緊急的問題是：或者和其他大學一樣，立即遷到自由中國的某個地方去，或者留在原地接受那個後果。誰也無法預料日本人會做些什麼。我諮詢了所有的各 種朋友，他們對這個問題都看得很清楚，但是都沒有確切的意見。最後，我決定留下來。恢復了停掉的入學考試。我們第一次在相當高的旗杆上懸掛了美國的國旗。 過去，我們只掛中國的國旗，或者掛三角的大學校旗。

幾乎每天都出事，。一般都是些小事，但是，特別是由於雙方在語言上的限制，以及占領軍 在敵對的領土上自然會有的懷疑，小事都可能變得嚴重起來。不久，我請我們的一個畢業生來幫助，他幼年時的家庭情況，【127】和他後來在日本的學習，使他 能夠像日本人一樣流利地講日文。在我們不斷和日本軍官和其他人打交道的時候，他的作用是巨大的。關於他的地位，這裡有個東方人的面子問題。必須給他一種地 位，讓他高得足以使他能夠和日本人尊嚴地打交道，但又必須不高得傷害比他老的和有更高學術地位的教師的情感。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恨十分強烈，；當教師和學生 見到他和那些侵略者友善地親切交談時，那種憤恨也把他包括在內了。

每當他提出來，我就招待日本的官員或軍官，作為在如此微妙的情況下改善 關係的一部分代價。日本最高當局不時安排他們的國人代表團來訪問華北，以便加強他們對文化的控制，或者讓“回到家”的那些人感受到自己的勝利。他們總是將 燕京大學包括在行程之內，我也就需要讓我的西方同事幫助我招待那些來訪者。偶爾也請幾個中國人參加，佐證超出民族自豪的善良意願。代表團有商業的，教育 的，有一次甚至是一組基督教牧師。這個牧師代表團吸引了我們比較活躍的中國教徒的興趣；看到基督教的理想戰勝了種族的感情和相互的困境，是使人喜悅的。

除 非在特殊的安排下，由我的秘書或另一個人的陪同，否則就不允許日本人進入大門。我很快就發現和他們打交道的秘訣是將和善和堅定混在一起。他們的武力和他們 使用那些武力使得中國人在他們目面前怯懦退縮。在另一方面，他們所面對的就不過是被迫的馴服。儘管他們狂暴，但是他們對自己並沒有很大的信心，弄不清美國 的態度，對它還有一定的敬畏。在這種情況下【128】，他們最願意的就是受到禮貌的對待。一方面對他們的武力不懼怕，同時在態度上熱忱，這使得我在許多微 妙的交往中，能夠對付他們的粗野，或打破他們那神經緊張的緘默。

學生們在美國人擁有的校園裡面受到保護時，他們也理解不能利用這個處境來 進行反對日本人的活動。不只一次，我提醒某些愛國分子，他們或者離開校園去做他們所想做的，或者完全停止活動，這樣就能避免危害到他們的同伴和他們自己。 日本人一直在監察着地下的鬥爭；他們有一批秘密警察和密探，這些人的報告導致了很多逮捕和刑訊。我們的學生受到了特殊的懷疑。一般的做法是從周末去城裡的 校車裡把他們拖出去。我的那個足智多謀的秘書十分幸運，能夠不太久也不太費力地使他們得到釋放。

但是有一個男生被很恐怖地虐待，以至於他 最後被放出來幾個月之後，甚至還害怕他自己的母親。在允許我到他家看望他的時候，他仍然處於那種病態的恐怖之中。在這之後幾年，我最後見到他的時候，他還 不能恢復正常的活動。他的情況使我害怕在占領區繼續大學的工作。另一個男生帶有明顯的羞愧向我坦白，在秘密警察恐怖的審訊時，讓他在受刑和同意在燕京校園 里做密探之間作選擇。他只好選擇了做密探。要他一星期向他們報告一次情況。我告訴他，我不譴責他什麼，也不阻止他把在校園裡面看到的報告給他們，但是要他 不時地告訴我他們的反應如何。沒有多久，他告訴我，他們不讓他幹了，因為他們對他的報告不感興趣。【129】

由於愛國和其他原因，學生不 斷地通過一些途徑悄悄逃到自由中國去。我和某些原來是我們的學生的年輕教師，找到幾個合適的途徑。一條是從京漢（北京到漢口）鐵路再走內地，一條是經過上 海，另一條更遠一些，但是對女生更好些，是經過香港、曼谷和緬甸的道路。沿途我讓朋友給他們資助和其他幫助。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我受到監禁的初期，日本人曾 四次把我帶到憲兵司令部，冗長、嚴加審問了我。其中的一點，就是他們最熱切想知道的那個秘密通道；他們的效率很高的密探對那個通道所了解到的，只不過是知 道有那些通道，所以他們要知道詳情。我設法使他們解除戒心，率直地告訴他們我覺得我就像是學生的家長，所以有義務幫助他們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他們為什麼 去，則不是我所要知道的。他們很難反駁這一點，但是他們想方設法要套出哪些中國人幫助了我。我知道如果告訴他們，那些人的命運會是如何，所以我拒絕告訴他 們，理由是：那些人信任我，如果我對那些人不忠誠，即便是那些詢問者必然也看不起我。我還說，我已經老朽，多活幾年或少活幾年對我意義也不大了。對關於我 自己的問題，我都回答；他們願意怎麼處置我就怎麼處置，但是我不會做任何危及我的忠誠的同事生命的任何事情。

他們問我的另一個問題是燕京 大學的性質和目的。我知道這個問題長時間以來就使日本軍方迷惑不解，他們就是不能理解這樣一種規模的大學會是出於宗教和慈善博愛的意圖，完全是由私人創辦 的。【130】在我們還開辦着的時候，他們的一個高級官員要來看我，說有件重要的事情。這使得我極為驚恐，生怕我或者我們之中的什麼人做了什麼錯事。但是 到來之後，他只是想知道鑑於我們的經濟需要，我們是否願意接受以當地中國傀儡政府的名義，給予相當數量的補助。我對他解釋說，我們完全依靠自願的私人贈 款，美國政府從來也沒有給過一元錢，我們也不會接受任何其他政治方面的款項。說到這裡，他大為驚奇，驚奇得把他固有的日本禮貌都忘了，沒有習慣性的禮儀告 別，就離開了房間。詢問我的人也是這樣懷疑，他們實際上對這個奇特的現象變得如此感興趣，以至於不再探詢美國政府滲透的證據，而只是為了好奇而進一步問些 問題。

第三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我和蔣介石的關係。在七七事變後，我和傅涇波每年春天到香港參加中國文化教育基金會（美國庚子賠款）的會 議，因為我長時間以來就是那個會的理事。過去，都是在上海和北京開會。 我每年借這個機會從香港飛到戰時的首都，第一年那是漢口，後來是重慶。這是從北京到這兩個城市的最短的、實際上是唯一的途徑，儘管那意味着穿越整個的中 國，從北京坐火車到上海，從上海坐船到香港，然後儘管冒着日本飛機追蹤的危險，而乘飛機西行。

我每年這樣走，主要有兩個目的。那是對所有 關心燕京大學的人表示，【131】它雖然在日本人占領下繼續開辦着，但是它還是一如既往地忠誠於中國的事業。我也想知道那個事業正在如何進展着。我們知道 的新聞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可靠、真實的消息，特別是使人打消疑慮的消息（基本上常常是如此），會振奮我們校園裡面的士氣。我給教育部帶去燕京大學和處於類 似情況的那些大學的常規報告。這些走動極有意義。委員長和其他各種政府官員都和我見面、交談；還和傳教士、燕京校友聚會；如果時間允許，也和儘量多的其他 團體聚會。在我第一次到重慶的時候，在一個下午近傍晚的時候，我第一次經歷了那裡的轟炸，那時我正在等車接我去赴蔣委員長和夫人的晚宴。我看到了二十七個 轟炸機排成完整的“V”字形，從山那邊下來。隨後的那個夜晚是可怖的，第二天早上我走了四五里地，一路上都是炸後狼藉，到處可見燒焦屍體的殘跡。

在 我第一次做這種旅行回來之後，我對我的老朋友王克敏談了我的印象；他是華北有名無實的政府的首腦。他曾經長時間地猶豫，是否接受在日本太上皇下面這個明顯 的賣國職位。我向他說，在委員長激勵人的領導下，各階層的人民都決心堅持抗日。他聽了之後，問我是否願意讓他安排，把這個情況通告給日本軍方。 日本軍方當然知道我的行止，但是他們無法阻止一個中立國公民的旅行。這個提議很讓人為難。但是最後我同意了，讓傅涇波像往常一樣，同去做我的勇敢的譯員。 後來我旅行時，我就事先大膽地告訴日本當局，並且問我能為他們做點什麼！

詢問我的人特別想知道的是在這些旅行中都透露了些什麼。 【132】我講，委員長是位堅強的愛國者，保衛對他國家的入侵，並且告訴他們，日本應該比其他民族更以自己強烈的愛國熱情去理解他。我繼續說，我個人十分 渴望這兩個國家能夠以友好的條件和友善的意願，進行經濟和文化的交往。我也知道，至少絕大多數我的美國同胞也是這樣。不幸，日本的決策者採取了相反的道 路。無論如何，我和委員長和其他中國人的關係預示着可能有一種比較愉快的發展。我完全知道，他和其他的那些人都不反對日本，只是反對暴力、侵略和占領。他 們辯解說無法採取其他的立場態度，但是他們說他們的意願是被大大地誤解了。

第四個問題是說我和日本的和平運動有聯繫。在日本，一向有人反 對那個“中國事件”（他們願意給它起這樣的名字），在日本軍隊陷在中國這個寬廣的泥塘沼裡面、戰事無限期地在拖延着的時候，日本很多有影響的民間人士，甚 至軍隊的領袖，都急切要把戰爭以最好的辦法結束掉。有些這樣的人曾經和我接觸，我的秘書（主要是他自己提議，當然得到了我的同意）去了東京兩次。我用無害 的概括說法來回答，而拒絕談細節，也不提出人名，只是說讓他們去找我過去的秘書，我知道我的那個秘書很能夠照料好他自己。但是實際上，在我後幾次旅行時， 那個和平團體的一個成員曾經讓我帶信息給委員長，問他要什麼條件來結束戰爭，並且帶回了他的（當然是非正式的）答覆。【133】他的條件在那時是非常通情 達理的。

在那四次審問時，主持的人都很謹慎、禮貌，沒有我多次聽說過的那種威脅和恫嚇。每次都讓我自己坐在那裡，等一兩個小時，然後帶入 審訊室。在第一次以後，我發現那是為了使我緊張不安的伎倆；我就強制自己從容一些。那個桌子上高高地堆着寫着日文的我的檔案，他們不停地參看這個或那個文 件。最後那天我離開時在座的那個官員說話和好，告訴我，他終於尊重了我的觀點。

在開始占領後不久，一再有日本人督促我聘任一位日本教師， 由他們的政府任命，由他們的政府出資支付。有時，提出來是說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有時則暗藏着威脅。那是非常麻煩的一種局勢，但是我拿定了主意：停辦也比 喪失自主性為好。最後我相信他們會同意一個決定：我和我的同事商量，由我們主動邀請一位因為聲望而不會懷疑到有政治意味的日本學者。大家，特別是中國人， 同意這是真誠基督教、胸襟寬闊的行動，以此來對付日本人的批評。 我們在三四個有國際聲望的學者中選擇了鳥居龍藏博士（R Toni）他的社會學和後來的考古學研究主要都是在中國進行的，他的著作在中國也受到很高的推崇。那時他已經七十歲，但仍然精力充沛，在日本過着平靜的生 活，對他的政府的軍事冒險完全不表同情。我把我們的決定告訴了日本大使館的一位參贊；在他揚言我們無法請到像他那樣的一位學者的時候，我們告訴他， 【134】鳥居（Toni）博士已經接受了我們的邀請。鳥居博士只提出了一個條件：保護他不受他自己軍方的壓力。我們向他保證，只要他不離開校園，那就很 容易做到。他有夫人和兩個可愛的女兒，一個是他的英文助理，另一個是法文助理；這三個人都和他一同做研究。他的獨子被應徵入了伍。他們不顧所有的那些反對 日本人的偏見，在我們小小的社團里奮勇前進，;看到這些，不由得不使人心滿意足。他們是最有教養的日本人，有真正的國際觀點。他們本能地加入我們的社交生 活，但是同時又避免開讓人為難的議題。作為特殊的優待，我們允許高年的學生陪同鳥居博士和他的家人短期去現場工作，以便更好地學習他們的精神。有一個這樣 的學生後來和他的一個女兒結了婚。在珍珠港事件之後，他們生活在城裡，幾乎處於清貧之中，由兩個女兒維持生活。他拒絕了所有日本方面所提出要給予他的意 圖，就像他所說的那樣生活：“一入燕大，終生為燕大人”。在恢復了和平後，我們回到了校園，我特別高興在其他的車子（他的兒子在裡面）開路下，在我車裡帶 他去他以前的住所。時光的流逝以及戰爭的壓力都在如此感覺敏銳的他的身上顯示了印記。我們決心以他自己的意願終生對待他。

一次，周以德 （Walter Judd）博士來看我。他是位從醫的傳教士；在山西他一直看到日本軍人殘酷地侵占那個地區，那時，他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覺得只是在精神上和他所服侍的整個 社會和中國的基督徒一同悲傷是不夠的。那些人既無自衛能力，又無從表達自己的心思，而這時，他卻很知道日本人依靠着美國賣給日本的基本作戰物資； 【135】而他可以說話。無法說這是不合道理的。他必須告訴美國人民那邪惡的買賣，是它使得我們也參與了那個掠奪。這意味着在日本人還統治的時候，就一直 離開中國，辭去傳教的工作，在沒有收入，、毫無保證不知道美國的公眾是否會聽他的意見，、甚至是否能夠有最低的交通費用的時候，就開始了一次聖戰、遠征。 他所有的本錢就是他在做學生的時候，曾經在公共演講上取得過成就，以及他必須要獻身於極為折磨他靈魂的信念。這使人想起希伯來先知們的作為，那是信仰的宏 偉的驚險活動。在他對我說到日本人的暴行，和如果不去阻止它們會給中國造成什麼後果的時候，他變得十分激動。他徵求我的意見，我只能懇請他不用對像我這樣 的人浪費口舌，而把他那灼熱的雄辯口才用在國內的人上。他完成得十分成功，他後來成了國會卓越的成員，使他開創了繼續對中國有用的途徑。在他回去的時候， 為了他心目中的這個目的，已經成立了一個委員會，那個委員會正在物色一位發言人；這對所有有關的人都很幸運。

在四年多的時間裡，我們維持 了一個小小的自由綠洲，反對着日本人的壓迫，並且加強了我們希望顯示的原則：我們反對在精神上任何形式的強迫和統治。不論是在當時激情感受到的事情里，或 是在和它有關係的更為廣闊的範圍里，我們的作為都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讚揚。在正常時期，我們的學生都是來自中國的各個省份和國外。但是在這段時期，學生幾 乎只是來自京津（北京－天津）地區。【136】但是急切想避開日本人對文化的控制的人是那麼多，所以我們就不顧對衛生和其他的考慮，而使他們過於擁擠地住 進了我們的宿舍。這是艱巨、但使人愉快的四年。
  

第八章：監禁和釋放

【137】在偷襲珍珠港幾個星期前，我們 焦慮地在等着可能會發生打破我們幻想的平靜的情況。我們只能預料可能會是些什麼。北方的氣候正在轉入宜人的涼爽無風的秋季，但是在我們寧靜的校園裡面卻似 乎有些不安的跡象。天津校友會曾經請我去訪問；由於恐怕會“爆發”什麼事態，我一再推遲而沒有成行。最後我決定在十二月七號那個周末做一次短暫旅行，覺得 那時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是當星期一清早，我正在悄然打算回去的時候，顯然日本人已經不知為了什麼突然緊控了起來。我很快就明白了，兩個日本憲兵把我帶回 了北京。他倆很有禮貌，但是顯然接受了嚴格的命令，一時也不能讓我逃脫他們的視線。

在火車上，我一路上不安地推測到底發生了什麼。也許我 會很快面對一個行刑隊，或者更糟。北京火車站就在著名的雄威前門外面，美國領事館也在附近。他們讓我步行了這段不遠的距離（這使我多少有點放心），帶着我 穿過了領事館裡面海軍陸戰隊的營房大門。在領事館的主樓里，拘留了大約二百多海軍陸戰隊隊員。他們把我帶上了三樓，一些老朋友在那裡歡迎了我，這更讓我放 了心。【138】那是一個大房間，房間有個隔斷，房門開着，大約有五十多個英國人和美國人分在兩邊。那是一群各式各樣的人。很快我就看到了亨利·霍頓 （Henry S. Houghton）博士，斯拿珀爾（I. Snapper）博士和特里維爾·博文（Trevor Bowen），他們都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也是後來在長期監禁中我的難友；靠着先知般的直覺，我挑選了一個在他們旁邊的床鋪。

在那些美國 人中，有一兩個記者，一個孤獨的傳教士，幾個參與罪惡販毒（常常本人也吸毒）的海軍陸戰隊退伍的隊員，不明身份的一些何許人，我們都是日本人討厭的人。開 始時，當然有些不愉快的情況，譬如被褥和必需用品的不足。我們和海軍陸戰隊隊員一同進餐，最初，我們以為至少在這方面我們還算運氣。但是，不久日本人接手 管起來，吃的東西在量上和質上都越來越差，這時，我第一次體會到在真正缺乏的時候，美國成人的行為會是多麼壞。

在我們之間，關於戰爭爆 發，散布着各種荒誕的傳言。開始的時候，我們都不相信關於珍珠港的慘劇、在馬來牙沿岸兩條英國軍艦的沉沒、以及後來迅速接二連三的其它災難。開始我覺得有 些困惑不安，但是過後，對日本人偷襲我們的海軍，我就開始感到一種不太高尚的滿足。多年來，我對我們的燕京託事部發去過許多絕密的報告，說明日本人的威 脅，並且建議在為時不晚的時候，我們要有所舉動去阻止他們。這些報告在一些被仔細挑選的領袖人物之間傳閱過。看到這些警告未被重視，實在讓人灰心。這使我 覺得為喚起我們人民來行動，需要有這樣的災難。一旦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我對最終的後果就不十分擔心。日本人很可悲，他們對美國人的秉性缺乏了解。在整個 的歷史中，它可能是代價最大的一次勝利，正像中國的俗語所說，機關算盡，誤了卿卿，聰明反被聰明誤。【139】

一個月過去了，監禁得還比 較不那麼嚴厲。我們各個人都做自己的事情。有些難友造成了些麻煩。消息還是些壞消息。但是在聖誕節那天，有幾個人給我們打來電話，還收到了不少讓人高興的 紀念品。頭四個禮拜過得很快。這時，突然，其他人被允許離開，而我和上面提到的那三個人，則聽着一個穿戴整齊的軍官對他們臨行前的講話，同時，大家心裡傷 感地疑慮為什麼要留下我們，並擔心着我們的命運。當天，我們被轉移到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霍頓（Houghton）博士的家裡。那是一個美好古老的滿洲王府 樣的住宅，有近代方便的設施，還有幾個訓練有素的僕人。在這個即便不是鍍金也是華麗的籠子裡面，我們度過了四個月。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臥室和洗澡間，享 受着暖氣，吃通常的飯菜；有個大院子，而且偶爾從大門的縫隙里能看到朋友們。在霍頓（Houghton）博士生日的那天，甚至允許幾個人來造訪。那是高雅 的監禁。此外，千篇一律的壞消息並沒有弄垮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希望是事情會有個好轉變，我們不久會被遣送回國。

突然，衛兵通知我們，要把 我們轉移到其他地方去。在爭論了很多之後，他們允許我們去看看不遠的一個新的房子，是一個英國商人住宅完全空空蕩蕩的後院。他們允許我們帶去霍頓 （Houghton）博士私人的家具。有7個衛兵占住在住宅的前院，也占用了唯一的一個廁所洗手間。我們住在後面狹窄的幾個屋子裡，當中是個約六米見方、 鋪着已經破碎水泥的院子。它就是後來三年零八個月我們的天地。

【140】斯拿珀爾（Snapper）博士是位極其著名的荷蘭醫生，在北京 協和醫學院做訪問教授。當我們住在霍頓（Houghton）博士家的時候，允許他的夫人隨時去看望他，但是搬到這個新監獄後，就讓斯拿珀爾 （Snapper）博士決定或者讓太太一同住進來，或者就不要見面。他當然選擇了前者。這使得我們的居住和活動範圍變得更小，但使得我們的社交生活更加愉 快。我們從地下途徑得知，我們最後會被郵輪 格麗斯泊斯赫姆（SS Gripsholm）號接送回國；連接格麗斯泊斯赫姆郵輪（SS Gripsholm）的康特韋德郵輪（SS ConteVerde）在幾經耽擱之後，六月里從上海開來。因為對這個期待有信心，我們在忍受隔離中還不太難受。但是，當船到來並駛走的時候，沒有讓我們 上船。後來在九月，斯拿珀爾（Snapper）一家上了英國交換僑民的船。剩下的我們三人受到秘密消息的安慰，說一年以後Gripshol郵輪下一次航行 時，一定會帶上我們。當時，我們對那嚴厲的監禁已經十分厭煩了。很久以後，我們才知道我們的朋友們還有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燕京託事會，一直全力為我們奔波， 國務院已經把我們列在名單的首位，並且聲明如果不把我們列入，那就不再交換僑民。據說，最後在東京達成了協議。

但是不知是什麼緣故，北京 的日本軍方拒不遵守，我們知道我們要“在此期間”呆在那裡了。可憐的博文（Bowen）比我們另外的兩個人軟弱，在我們被釋放之前，他真的是一天天地挨 着，度日如年。他以為最後我們甚至會在船離岸之前，乘飛機過去。我們和他說，道理全在他一邊，但是所有的跡象卻指向相反的方向。我們怕他理解了我們的命運 的時候，他的精神會崩潰。但是，一天早上，他平靜地說，他要學習中文了，而以前他對中文【141】一向全然不感興趣。這位紐約金融區典型的會計師從那時 起，直到我們被釋放的那天，他一直不間斷地學習中文。教他中文，多少轉移了我的心情。但是這件事很不幸讓我們多少忘記了如果我們之中有人精神失了常態，那 會是多麼悲慘。在我們這三個與世人隔絕、強制被攏在一起的人中，如果有人有了任何怪僻或惱人的行為，那就真讓人無法忍受了。謝天謝地，這三個人一開始就成 了好朋友，更要感恩的是，我們自始至終都是好朋友。

偷襲珍珠港那天清早拘禁我們，一定是早有預謀的。在中國北部的其他敵對國家的僑民都還 比較自由，一年之後才被投入集中營。為什麼特別對待了這三個老人？一直沒有找到答案。看管我們的憲兵關注我們的健康，也還算關注我們的舒適。但是他們似乎 受到嚴格的訓令，不讓我們得到任何消息。對於這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他們採取了所有可能的防範措施。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我們想到的唯一可能的理由，是日本軍 方就是不能理解：私人的慈善和宗教熱心能夠創建像北京協和醫學院和燕京大學這樣的機構。它們一定是美國政府的工具，用來贏得中國青年的心靈，從而瓦解日本 帝國主義的意圖。他們意想，把這些機構的管理者隔離起來，不讓他們有任何接觸，就可以消除這些學院和大學的影響。如果他們把我們悄悄地遣送回國，我們和我 們的學校可能會被人忘掉。如果把我們送入集中營，我們會消失在人群之中。但是蹊蹺地隔離我們，引起了好奇和同情。我們幾乎成了傳奇的人物。

我 們和我們的警衛吃同樣的飯食。對於【142】吃慣了西方食物的人，那種飯食十分不合口味，霍頓（Houghton）博士簡直不能靠它生活。瑞士的上海領事 館在北京設立了分機構，處理像我們的這些事情。它的兩位主管恰好分別曾經是我們兩個學校的教授，還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們除了做了許多其他善事之外，還說服 了日本憲兵，讓他們來提供我們的食物。有個中國的銀行家出了錢。困在城裡的一位年輕挪威（被認為是在軸心國一邊）傳教士，被准許去買東西並送到我們的大門 口。她一個星期買送兩三次，真是慈悲的天使。她偶爾也給我們寫信，送來紀念品, 每個星期六晚上還做一頓美味的挪威大餐。我們像是些孩子，眼巴巴地等着它的到來。我們被釋放後，開頭的愉快的見面，就包括和這位未曾見過面的女傳道人。當 我們從霍頓（Houghton）家遷移出來的時候，他的廚師和另一位傭人答應說，無論會出什麼事，都要陪我們到底。那個廚師後來不得不離開了，但是另一位 則遵守住了諾言。允許他每兩個禮拜回家住一夜，極其偶然地，他繞遠取道去傅涇波家。傅本人幾乎也是被囚禁着，但是他藏有一個無線電收音機。能得到第一手的 新聞，這是巨大的樂趣。但是對於所有涉及這件事情的人都極其危險。當我們知道了優勢已經轉到了同盟國一方的時候，我們採取了足夠的自我克制力，停止了這件 事。

只要天氣好，Bowen和我每天都在狹窄的院子裡打羽毛球，或做點其他的活動。霍頓（Houghton）不得不放棄即便是這種不劇烈 的運動，只是每天極其細心地打掃他屋子的衛生；我認為這比運動更使人厭煩。霍頓（Houghton）和我每天晚上都玩字謎遊戲，斯拿珀爾 （Snapper）一家沒走之前也都參加進來。我們被釋放後，【143】時代周刊雜誌報道了我們全部的經歷，大標題是：一千五百個晚間的字謎遊戲。

拘 禁之初，曾經允許我在監視下回燕京去取需要的物品。我走進了我的辦公室，那時它已經是占領我們校園的軍隊司令部，裡面儘是日本軍官。我儘量裝做沒事、顯得 自然些，找到了在前面段落里提到的我給我們託事會的那個通氣的文件。我把它交給了我的同事噶爾特（Galt）博士，讓他去處理。他在一找到機會的時候，就 把那些東西燒掉了。似乎沒有一個日本人注意到。如果日本人知道裡面的內容，他們很可能會槍斃我。管我的那個小軍官違反了命令，甚至讓我留在那裡吃了午飯， 還讓我和一小群職工自由談論起來，而他則坐在能監視得看到、但聽不到說話的地方。

只要美國的和其他外國朋友還在外面、仍然自由，我們就還 能高興地收到信件、花束以及生日和其他日子的禮物。不少是中國人送來的；如果他們直接送其他東西給我們，他們會遇到麻煩。我們最喜歡的是書。在其他人被關 到集中營之後，我們的瑞士恩人還在城裡四處收集，繼續送來書籍。不知是什麼緣故，日本憲兵隊讓他們的那個譯員將每一本書的摘要翻譯給他們。那個譯員的英文 知識並不太強，他常常不得不把書先帶給我們看看，然後去寫摘要；也許會過多少個禮拜之後，書才能到我們手裡。憲兵隊為什麼擔心我們看什麼書，在我們的特殊 待遇中，這是另一個令人不解之處。如果他們覺得有我們腦子會被什麼污染的危險，我們也不會再去污染其他人。我們的艱苦比孤獨、單調和對未來的恐懼還要重的 多。【144】但是和我們可能會遭受的、以及後來我知道其他很多人確實遭受的來比，我們已經是萬分幸運了。在冬天，我們並不總是暖和。我們是在個冰冷的過 道吃飯，我們坐在桌子那裡的時候，我們杯子裡面的水常常都結了冰。而夏天，我們這個擁擠的住處則很熱。天冷的時候，我們在多層衣服之外再罩上大棉袍，熱 了，再一層層地脫。只有一件事是准沒有錯的，那就是我們沒有來訪的客人，還有，就是每一天總是和另外一天一個樣。

即便如此，也還是有例 外。譬如，有一次是由“北京人”引起的。她（我確信是她，而不是他）那出名的骨頭放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在那之前曾經做了幾個復製品，做得極其惟妙惟肖，只 有專家才能夠認得出和真的原件不同。顯然，日本的有些科學家認為他們的國家在世界上的（和在北京的）新地位，使他們有權擁有這個史前的珍貴物品。不管怎麼 說，有一天，憲兵隊的軍官為這事來審問霍頓（Houghton）和博文（Bowen）。他倆真實地回答說他們不知道那些骨頭是在什麼地方。實際上，為安全 起見，那個寶貴的箱子被送去了秦皇島；在偷襲珍珠港的那些日子，要有一艘美國運輸艦到那裡去載回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小隊。那些骨頭到底是送到了運輸艦，還是 散失在沙灘上了，還是遭到了其他命運，我的那兩位同伴的確是毫無所知。

爭執了很久，那些軍官顯然不信他們所說的，離去了。幾天之後，博文 （Bowen）被帶到了憲兵隊司令部；五天以後才回來，身上帶着慘痛經歷的痕跡。一到憲兵隊，就把他身上一切可以用於自殺的東西都拿走了，強迫他從一個小 洞口用手腳爬進一個小籠子，籠子的四個邊都短得不能躺下。【145】白天，他即便想躺臥一下，那個狡詰的衛兵也不准他躺臥。在顯眼的地方，懸掛着一條皮 鞭。他難受得連每天兩次送來的飯都不碰，只喝送來的那幾小杯水。五天之後，他們覺得博文（Bowen）已經喪盡了膽，什麼都會招認了，在讓他回來之前，他 們再一次就那些古物審問了他。

好多天，還有另一件加重了博文（Bowen）的極度不安；儘管後來看來，它似乎有些可笑。在他被帶走的時 候，他匆忙地帶上了兩張二百元的鈔票。住在中國的人一般都認為，身上有錢總會派上用場。但是他一到那裡鈔票就被搜走了。他回來的時候，他們問他，他怎麼會 弄到那些新近印的鈔票。在我們的監禁拖長、我們積攢的那有限的錢在減少的時候，奇蹟般地有位美國朋友給了我們另外的錢。博文（Bowen）的兩張鈔票就是 從那裡來的。如果他們再進一步詢問，我們就一致用想出來的一個最為合理的解釋來說。我們還把我們的那個聽差訓練了一番。

但是，他們的興趣 似乎只是一過性的，日本人當時如果知道，多日來，博文（Bowen）在一聽到什麼聲響、以為是他們又來找他、他顫抖得多麼厲害的時候，日本人是會惡毒地用 它來取樂的。對於我們經濟上的事情，我們都對那不該做的冒險極其擔心，大家都同意再也不能冒險了。在那時候，美國政府通過紅十字會，每個月給我們一些錢； 這就緩和了經濟的問題。憲兵隊讓我們選擇，是吃他們的飯，還是接受那些錢，而那些錢在最後，由於飛速的通貨膨脹，一個月只能買一個雞蛋。但是在整個時期， 我們都正正經經、如數接到原來開出的金額。我們不敢不簽字，也不敢不收錢。

【146】博文（Bowen）繼續做我們的管事，以前他在那個大醫學院機構里也是做管事。他照應我們所有的生活事務，照顧着我們的兩個金絲鳥，幫我們短時間弄弄兔子等來散心。

如 果完全準確地說，有個人曾經兩次來看我。那是一位日本老朋友，名叫田川。他是三十多年的日本國會議員，也是長老會三十多年的長老。他第一次來看我們，只允 許他逗留了十分鐘。大約一年以後他第二次來，我們的一個看管和一個憲兵隊軍官伴隨着他。那個軍官在我們談話的半個鐘頭內，把談話做了詳細的記錄。田川先生 多年來在日本和中國之間奔走，想調解兩國衝突的目標和意圖。這是他第十四次來往，當時他已是七十五歲高齡。他的到來讓我們在全面大戰和嚴厲的種族苦難期 間，欣然感到了基督徒間的真誠友愛。一年半我獲釋後，得知他病困在南京的一個醫院裡，就設法幫助他回了日本。他顯然是由於為和平奔走過度，而被他國家的軍 方懲治了。

在這裡寫一下我在監禁的初期記錄的此種經歷的宗教思念，可能會有意義。我對它不作改動，它很能顯示那時我的情緒：

“從 這個關於我信仰過程的描述，很容易看出到目前為止，生活很不虧待我。不僅是宗教的直接影響總是很有益，而且外部的環境一直也還不錯……這時突然發生了長期 以來令人預感到並為之擔心的事件，它給我帶來了我所能夠想像到的巨大的災難感，前面所說的一切，都毀滅了。【147】這可能並不僅是惱人、擾人的一次間 斷，而可能是永久性的。我們是困在一個災難性的風暴之中，和無數大多數還沒有我們這麼幸運的其他人一樣，被拋進到波濤裡面，我們無法知道什麼時候我們會如 何被拯救出來。從那個時刻朝前看，除非我能夠恢復到過去的生活（在寫這些的當時，並沒有多少客觀上讓人樂觀的理由），否則那時我就成了一個老人，失去了他 唯一可以安居的家庭，在美國無法適合一般工作，我那屑少的資源實際上已經被當時發生的事情掃蕩無遺；原來的那個事業中的同事會是四處分散，它組建的事業也 就毫無希望地消失了，我會成了它的一個孤獨的殘留下來的人。我對宗教的理解就是這樣，宗教使苦難和困惑的人得到安慰，並且使人對處於苦難的人有更好的理 解。我常常注意到主要是宗教的、特別是奉獻的書籍如何對待人們的悲痛、喪氣和失望等問題，而在於我，宗教則主要是一種精神上的源泉，它能激勵友愛的活動， 並且能夠中和人們的自私和卑鄙的衝動。現在，在充滿了令人困惑的未來面前，我有了機會，讓我經受試探並受益於信仰基督作為一種安慰。如果，像我常常在講道 或私下裡鼓勵某些人那樣，說問題不是在我們身上發生了什麼，而是要看我們如何去對待發生在我們身上的；這樣，我就有了機會來嘗我自己的苦藥。從這個意義上 說，我幾乎該歡迎這個明確的經歷，使自己準備好不要失去這個潛在的益處。”

在被監禁期間，我們最感興趣的當然是戰爭的消息。他們准許我們 訂閱當地日本很有效控制的、內容極其貧乏的一個英文日報；【148】還准許我們訂閱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聞，我們從這張報紙了解到了很多。它編輯得不錯，是 為國內的人閱讀編寫的，其中有很多消息是在別處看不到的。我們在晚飯前的小酌時刻（有時真有點酒，有時只有代替的什麼）聚在一起，討論當天的新聞。我們之 中的一個人（常常是H）先細讀那個每日新聞，並且讀一些有關的段落，作為議論的基礎。在從H家中帶來的那些沒有太多意思的書籍里，有一本很好的地圖冊，我 們充分發揮了它的作用。我們相當尊崇德國發布的公報，它似乎基本上是事實。日本人發布的則恰恰相反，但是他們很不情願地會透露一些有害的消息。監禁的第一 年，消息是些極壞的記憶。即便不論軸心國家歡樂的說法，無可爭論的事實已經是糟極了。我清楚地記得，在這個悲慘的記錄中，德國在埃及的阿拉曼（El Alamein）被擊退的消息，是我們久已盼望的轉折的第一個跡象，但是在這之後我們還是擔心了好多個月，才有了足夠明確的啟示勝利的風向，使得我們不再 害怕讀那些新聞，而向前展望。

我們破讀日本人官方的聲明變得相當有成效。譬如，我們讀到美國海軍陸戰隊曾經想登陸某個太平洋的島嶼，但是 被擊退回去，並有大量傷亡。後來又來了第二次。在此之後，新聞里就沒有了這個島嶼，直到後來日本飛機去轟炸那裡。我們就知道登陸是成功了。我們從毫無疑問 的材料里，推論到航空汽油、運輸艦和食品的短缺；我們確定說，無論美國表現得如何，在打敗德國之後，日本就沒有辦法長期持續下去。我們把這個時期定為四到 六個月。對於【149】美國的生產，我們只能做點猜測，直等到有一天我們在一個大標題下，讀到按美國的資料，美國的飛機產量比上個月下降了百分之二，只生 產了七千五百架。對於美國戰時的生產規模，這是揭示給我們的第一道曙光。無論日本人從這百分之二的差別里能得到什麼安慰，就讓他們得到它們吧。一九四五年 春天，每日新聞的投遞就不規則起來，後來變得更加間斷，有時變成縮略的版本，最後索性停了。我們真不好說，我們應該對我們的轟炸機做出的成績感到高興呢， 還是該對我們失去了主要消息來源感到悲傷呢？

打敗德國之後不久，日本內閣做了一次突然的變更，一個八十歲的老人擔任了首相，出任的外相年 紀也差不多。不用什麼機智就能夠看到它意味着向和平移動，儘管那是用自大的英文宣布的，說日本這樣做是要加快他們發揮戰爭的潛力。後來才知道，五月里就決 定要通過蘇聯做中人和美國調解，如果失敗就通過蔣介石調解。蘇聯直截了當地拒絕了。所以日本國會通過了一個議案，要把我釋放，派了兩個外交人員在軍事官員 的陪同下，把這個消息以帝國回復通告的形式傳達給我，託詞說我將立即去見蔣介石，說服這位大元帥承擔這個工作。那時，我們有了另一個證據，證明我們的封鎖 是多麼有效，因為派來的那些人在來程中一直遇到的危險。正常只是幾個小時的飛行旅程，卻用了兩個星期，那是為了在空中躲開我們的戰鬥機，在乘坐渡船過朝鮮 海峽時，看到了兩個潛艇和三艘驅逐艦；不然就要冒偷渡我們封鎖的危險。最後到了北京【150】，他們又遇到了新的障礙。他們自己的軍方不同意，強迫他們去 南京，要取得日本派遣軍總司令的批准。實際的問題似乎是軍方首腦想參與協商，而東京來的人要設法把我安全地從他們手中弄出來，遠離憲兵隊的監視。在他們當 然知道他們的國家已經面臨崩潰的時候，還掙扎着要保住自己的面子，看來這真是有些奇怪。

我第一次知道這事是在七月二十四號。那天有個衛兵 來問我，願意不願意見傅先生，問我的語調就像是日常談話一樣。傅涇波幾乎就跟在他後面，有東京來的一個軍官伴隨着。那個軍官簡要地說明自己的任務後，就離 開了。傅涇波進一步對我講了其他細節並且告訴了我當時的軍事情況。我的那兩個難友沒有獲准參與談話，我知道他倆對這個前所未聞的情況一定很驚奇，所以我趕 快過去告訴了他們。日本人認為，由於我被長期隔離，內心一定很敵對，傅涇波的任務，按他們的說法是“讓我的心軟下來”。那兩個外交官還在南京。在那第一次 見面的整個期間，屋子裡一直有個衛兵坐在那裡，但是後來傅涇波又獲准來看了我們兩次，就沒有衛兵了。最後，特使得到了軍方的同意，傅涇波和那個首席特使來 了，並且留下來和我們三個人吃了午飯。Kawai（按音譯，可以是川井，也可以是河相或其他）是個很有經驗的外交官，對於他的國家的毫無希望的情況談得很 直率，談到戰爭必須毫不延遲地停下來，而不論給什麼條件。我提醒他，七月二十六號的波茲坦協定已經宣布條件是“無條件投降”，而蔣介石也宣布了同意。因 此，無論是我，或者是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作為，只能建議日本天皇和新內閣立即同意投降；儘管日本頑固的軍人首腦會提出反對，而恰恰是這些愚蠢的首腦把他 們的國家拖進了無窮的災難里。【151】他對此完全同意，就動身將這個答覆帶回東京。

卡外（Kawai音，川井，河相）先生告訴我們，日 本已經耗盡了戰爭的能力，這充分證實了我們從每日新聞和其他來源得到的印象。如果我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知道了這個情況，他們就不會促使羅斯福總統在雅爾答 會議上，要求斯大林保證對日本參戰；他的要求是允諾給蘇聯在滿洲以巨大特許利益、但是損害了中國。他們的情報系統顯然不夠準確，遠不如扎卡里埃斯海軍少將 （Ellis Mark Zacharias，二戰期間曾任美國海軍情報部副部長。譯註）依靠的來源得出的、以及我們的相同的結論正確。雅爾答協議使得中國和非蘇聯世界註定要越來 越遭受苦難。造成這個愚蠢的錯誤，更多是由於我們軍事情報系統的錯誤，而並不是由於羅斯福總統的健康衰退。

卡外（Kawai，音譯，或是 川井，河相等）先生走後一天，他的後繼者奧傑契（Ojeki音譯，可以是尾關，也可以是小關或其他）大佐和傅涇波來了，帶着一個中國話說很好的翻譯；日本 人一般是說不好中國話的。十分友好地談了幾個鐘頭。聽到一個日本軍人，開始時還有典型的東方人那種不情願使用不加修飾的語言說出難以忍受的真實情況，最 後，崩潰到承認他的國家的情況已經幾乎不能再壞了。在我們握手道別的時候，他淚水盈眶，快步衝出了房門。如果不把我的兩個同伴包括在內，我拒絕將我單獨釋 放，但是這必須請示東京。這個自願的坐監證明有些益處：有個造訪者強行通過守衛進來。這位中國人假裝是對我即將釋放欣喜若狂，想知道他對我和卡外 （Kawai音譯，可以是川井，河相或其他）的談話結果和帶回東京的報告是如何。【152】他毫無疑問是個日本軍方的特務，得到了允許才進入的。我覺得我 的處境十分荒謬，很希望衛兵能夠嚴格堅持不許所有的人來訪。

期間，我們聽到一個一個連串的消息：一個神秘、可怕的爆炸似乎把廣島夷成了平 地；蘇聯進入了滿洲，天皇廣播了要投降的聲明（八月九、十、十一日）。八月十六日，奧傑契（Ojeki音譯，可以是尾關，也可以是小關或其他）大佐和傅又 來說就要釋放我們，我們請求允許讓一位或幾位瑞士的和挪威的我們的恩人來看我們。照顧我們的天使絲格尼·絲克勞夫賽特（Signe Skrovseth）認為一定會得到允許，帶來了四個小蛋糕，想連她在內的四個人在下午四點鐘吃茶的時候每人有個蛋糕。但是取得的最大讓步只是讓我一個人 到門口去和她說說話。我至少可以報告給另外兩個人，說她不但是個真的人，而且和我們原來想象得一樣美妙。那天，還允許另一個瑞士人來看了我們幾分鐘，第二 天早上，又有一個來過。

八月十七日下午，我們突然被叫到了憲兵司令部。在早先的任何時候，這種事情都會使得我們心神不定，戰戰兢兢，但是 出現了最近的事態，我們已經能夠使自己接受任何對我們有益的事件了。我們和衛兵乘汽車，走了很短的路程，領我們進入了司令官的會客室。司令官出來了，後面 是他的僚屬，都身穿整齊的軍裝。還有日本使館的兩個譯員。他簡短地說了說，對我們“受到的打攪”表示歉意，並且告訴我們，從那時起我們就自由了。我們做了 一個恰當的回答。他和其他的人和我們一一握手，這個儀式性的見面就結束了。消息傳播得很快，說長期被神秘隱藏起來的幾個美國人被帶走了，【153】當我們 回來的時候，有一大群人聚在那裡。其中有一些我們的中國朋友。大門大開着，從此以後，那些頑固的看守衛兵就讓人們自由出出進進了。

我們那 三年八又三分之一個月（我們覺得是無窮無盡的）的奇怪的監禁算是到了頭。我覺得現在我們至少知道了其中的一個原因。如果發生了無法設想的情況，日本軍隊要 投降了，那麼我可以擔當和蔣介石談和的中間人。霍頓（Houghton）博士和我是我們各自單位的行政領導，他的任務是維持我的健康去完成使命。博文 （Bowen）是被扣留的第三個人質。但是更為重要的則是三十年來的日本徵服中國的惡夢（即便對我們說也是）也結束了，但是留下了中國人的苦難和千萬人被 屠殺的痛苦記憶，以及美國人和其他國家大量的人和財務的犧牲的記憶；這都是為了永遠撲滅這個惡毒的軍事野心。

從監禁中被釋放，和過去的朋 友和同事再相會，這是令人激動的經歷。每一點細微末節都讓人激動。在討論獲得自由後，我們都想做什麼的時候，我曾經和那兩位同伴說，我要痛痛快快泡個熱水 澡。我的確每天都浸在奢侈的肥皂泡里。北平的色彩以八月為最佳；自由自在地驅車駛過盛開蓮花的湖塘和其他熟悉的景色，我像孩子那樣地喜悅非常。在我那孤獨 的時刻，我曾經立誓，日後如果造訪的人數太多，來訪的時間過長，我再也不去抱怨了；在最初那些熙攘的日子裡，我怪怪地反覆提醒自己所立下的這個誓言。

在 第二天我和中國教師委員會的成員見面，他們是燕京行政管理編制最後殘留下來的一些人。【154】我立即請求他們把自己重組為“校長諮詢委員會。”他們每一 個人都遭受了日本人監禁的殘酷恐怖，目的是要他們轉而效忠；但是他們都保持了堅定的忠誠。一個人不能希望有在智慧上更加警覺、更忠誠的同事了。當我提議我 們要在毫無器材、仍舊被據為日本軍隊醫院的校園裡馬上開始着手些什麼的時候，我發現他們已經開始做出了計劃。我們要招收約四百人的一年級學生，在雙十節 （中國的國慶日，十月十號）舉行了正式的開學典禮。我們的朋友告訴我們，那是辦不到的，我們自己也怕是難以辦到；但是有個完成它的熱烈決心，最後，我們辦 到了。

我們儘量安排了一個像往常那種有學術色彩的開學典禮。但是新確立的政府恰巧在同一天同一個時刻定為日本正式投降，而達官顯要們（包 括那個主要演講人）都必須參加。我們失望了，但是覺得給這件事添加了一項史學上的韻味：早上十點鐘使得它成了“仨十”，那些演講無疑至少也是同樣地好。洪 業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蓮）教授曾經下定決心，說日本軍隊只要不撤出中國的土地，他就不做公開演講。這次是給了他一個機會，讓他做了光彩的演講。那天的天氣絕佳， 演講廳擠滿了，聚集的人們激情歡欣我們在四年後的“重返、回歸”，前四年是日本人歡呼“死了死了的燕京大學”的時期。

八月十七日我們被釋 放，不到兩個星期，我乘坐一架美國軍用飛機去了重慶。【155】第一個軍事代表團到達了北平，他的長官很照顧我的願望，幫助我安排這次旅行。但是，事情並 不像預期的那麼簡單。我們都被帶到昆明，要在一個美國軍醫院裡面被“processed，處置處置，加加工”（我第一次聽說這個詞是這樣用），那裡還有幾 百個從太平洋所有地區來的其他美國人，在準備着運載回國。我抗議說，我只是要去重慶，所以不會把傳染病和寄生蟲帶回美國。這不但沒有獲得豁免，反而使人覺 得我是個怪誕的人。在從日本軍隊逃脫之後，我現在又落入美國人掌握之中，而且我的中國同伴傅涇波也必須加加工。儘管我被耽擱弄得很惱火，但是對所有和我們 打交道的人的禮貌、謙遜、殷勤和辦事的效率都印象極深。

我們在九月一號到了重慶。蔣主席在二號做了外交上的接待，在那裡我見到了許多老朋 友。赫爾利（Hurley）大使站在主人的旁邊。赫爾利大使最近坐他自己的飛機去了延安，陪共產黨的首腦毛澤東來到重慶。當毛先生在人群里看到我的時候， 他向我致意，並且說我過去的許多學生那時在延安。我笑着回答說，我很知道那個情況，也希望那些人的教育、培養、訓練證明是值得稱讚的。周恩來先生請我和傅 午餐，午餐是一些熱心的年輕學生在家裡提供的。我一點也沒有預料到，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就要和周先生不斷地開會，周是參加馬歇爾將軍組織的和談的共產黨代 表團的團長。

到達後不久，氣溫的突變讓我得了重感冒，咳嗽不停，那顯然是稱為“重慶咳”的一種常見的疾病。【156】它讓使我在夜裡驚 醒，使我在回北平之前的三個星期里一直難受。那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經歷。在這個戰時首都，有那麼多的老朋友，有各式各樣使人感興趣的人物，都是我十分高興在 長期被隔離後見面的人。人們總是使我高興，讓我講話，或者給我機會，讓我從別人那裡了解在我現在回到的這個世界裡，過去都發生了些什麼。所有這些都是讓人 着迷的，在正常情況下，都是要受到熱烈歡迎的。但是那個使人悲哀的咳嗽把我身體弄垮了，恰如那些歡快和激情把我的精神弄得激昂萬分一樣。

由 於去成都度過了兩天，這兩種情況都更為加重了。一些極其忠於事業的中國教師在成都組織了流亡的燕京大學。大約有四百個學生住在租用的房子裡。他們沒有圖書 館，缺少科學器材，缺少教科書，什麼都缺乏，只有看到過從沿海各省來的流亡大學的人，或是看到過戰爭洗劫過的其他情況的人，才能夠理解那種缺乏。男生住在 一個古老、美妙如畫的孔子廟（文廟）里；廟裡老鼠成災，住得沒有辦法再擠了。女生的主要抱怨是臭蟲，找不出辦法把它們消除乾淨。可是精神是高昂的。儘管我 受到咳嗽的折磨，儘管我必須做那麼多的演講，儘管我疲倦萬分，看到我所熱愛的同事和他們的學生在衷心歡迎的時候，體驗到這個反彈、振興，體驗他們在面對苦 難的時候是如何勇敢地堅持着，我覺得那差不多四年的監禁還是值得的。我回到重慶的時候，在一個坐落在美妙江邊峭壁上的飯店裡，數百個燕京畢業生安排了一個 非凡的宴會。儘管由於不斷有新的人到來而急忙增加桌椅，但是飯店的主事還是無法滿足需要，有些人不得不離開宴會轉回去。

在一再延期之後， 我終於得以乘飛機離去，【157】安排在山東的濰縣停留一下。濰縣是日本人當時拘留華北所有的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地方。事先沒有打招呼，我真是從雲層之下、 降到了這個集中營的。雖然日本投降已經過了幾乎六個星期，這些倒霉的囚徒還被留在那裡。在這些人之中，有燕京的同事和許多朋友和熟人，這又是一次讓人高興 的重新聚會。在那裡停留了二十四小時，使我能夠將它們的處境和我們三個人的處境做個比較。物質方面，我們的狀況無疑是好得多。在住處、食物和服務等方面， 我們比較舒適。他們住得很擠，而且必須做所有自己的事情；同時被迫和各種各樣的人緊密接觸。我們能自我獨處而不受干擾，有很多閒暇的時間，但那是死亡般的 孤獨和單調。他們不只是能夠安排自己的伙食、洗衣、清潔衛生等，還能夠安排社交、宗教、體育和教育的活動，這些活動使他們不寂寞，使他們覺得自己忙碌、有 用。

當我最後回到了北平，大夫讓我臥床，吩咐說至少在三天內，不能見任何人，不能做任何事情。這次，我完完全全地願意遵守大夫的吩咐。

我 被釋放後，那個大學的紐約總部一直敦促我去那裡做些諮詢。海軍也同意讓我乘飛機回國。可是當我在上海來到管理這件事的官員面前時，我一定是看上去很悽慘、 病態，因為他說我必須乘“醫院船”回去。在他的熱心關懷下，我被放到了一個配備着擔架和一個護士的飛機上，上面的同伴都是海軍的病員或傷員。我們在關島停 留了一天兩夜，其間我和一個旅伴借到了一輛吉普車，週遊了整個海島。我對海軍宏大的計劃感到驚奇，對在那裡優美的兩座墓地印象深刻，【158】更多感興趣 的是對那些當地的土著進行照顧的跡象。過去曾經看到過日本人對我們的B29轟炸機的描述，帶我們登上一架看看，讓人着迷。遊覽最後，我們在那充滿魅力的熱 帶島嶼游了泳。我們在珍珠港停留了兩天半。只要我請求，就允許我“上岸”，但是儘管我爭辯，我總是被放在傷病軍官的病房裡，躺在擔架里上下飛機，乘救護車 來往醫院。第二天恰巧是感恩節，在檀香山的燕京校友使得我心情激昂。用了一個中國式的午餐，晚上又是美國式的感恩節大餐，還有各種各樣的小吃。第二天是城 里我的朋友和他們的朋友所有人的招待會。如果由於吃得過多要遭到口腹懲罰的話，我會由於住在一個設備優等的海軍醫院裡而感到高興。

在我們 降落在奧克蘭（Oakland）機場時，按照同樣的程序，把我送到了奧克諾爾（Oak Knoll）醫院，交給了一個醫生。我問他下一步要怎麼處置我。有一張紙，上面寫着我的名字，說是“沒有疾病的病人”，可是要由海軍航空運輸隊從上海送回 美國，他面對這樣一個平民百姓感到很困惑。但是他知道了我是要儘快趕到紐約市的時候，他和他的同事商量後，說，既然海軍航空運輸隊已經照顧了我這麼遠的路 程，他們願意送我走完全程。所以就送我穿越大陸。晚上九點鐘，在大風雨中但是毫無差錯地降落在布魯克林（Brooklyn）。由於我們在空中的時候像是在 海上船上的顛簸，我以譏諷的幽默假想說，為什麼我那平靜的航行會以災難結束。回想我第一次飛越大洋時，所接觸的海軍航空運輸隊的所有的人的忠誠好意，細微 關心，那都是很令人愉快的。【159】實際上，我所接觸的所有我國軍人都真是這樣；我在昆明的醫院曾問一位護士，他們是否在這方面受過特殊的訓練，或者得 到過什麼特殊的指令，她對我的問題顯然大惑不解。在燕京大學紐約辦事處，我激動地見到了老同時、董事會的成員和其他忠誠的朋友們，也讀到了許多其他人的信 件。我有了更多的證物，說明他們是多麼掛念我和我那兩位同伴在神秘地監禁中的命運，以及通過國務院為我們的釋放所作的無懈的努力。

為了修 復日本人所做的破壞，以及當前的開支，燕京大學當然急切需要錢。但是大家都同意我，認為利用我們的朋友自然地對我的同情，去懇求資助，那是極其不合時宜 的。主要基於保健，也決定我不要做公開的公眾演講。因此安排了在全國做“振興籌資旅行”，安排的比過去所做的要安詳些，要愉快些。常常採取午餐會、晚餐會 或招待會的形式，我作為貴賓，其他人和我自己都是一樣，都免於為了呼籲錢財而招致不快。

我仍然感情所系的親朋好友分布在我的家鄉一帶，但是我卻沒有時間去那裡，真讓人着急。我向南走得最遠的地方就是華盛頓。我在那裡和我弟弟瓦潤（Warren）和我兒子過了聖誕節。每次我來到那裡，我兒子都從他在溫切斯特（Winchester）的教區上來，做我的司機。

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四）9,10,11,12章(召入外交界與未能實現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