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的大右派

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程海果等是当年全国大名鼎鼎的极右人士。其中的前六位，是民主党派的领袖，是钦定的极右分子，最后一名是年仅22岁的女大学生。她以林希翎为笔名，发表了许多超前认识的政论，因而被吴老称为当代的奇才。所以在右派名单中就只有林希翎而没有程海果。

在前六人基本相同的特点是：

1)、都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意识读书，五人是留学欧美的高才生。前两名曾被英国史册列为“当代最受敬慕的名人之一”。

2)、都很诚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而曾自觉地为辛亥革命卖力或亲身参加过战争。

3)、在“五四”前都参与了新文化运动而积极追求民主反对独裁、追求自由与科学而反对崇拜皇帝与迷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倡建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

4)、都曾经勇敢地抨击蒋介石独裁而成了中共的合作伙伴，故称为“民主人士”而被聘请担任高级职务（高干）。

5)、都曾是知名教授，划右派时已是老年人。

6)、性格都很耿直，对毛泽东的错误，都曾直接提出过意见，因无反应而不满。

7)、喜欢抱不平而不畏硬。他们的发言，被篡改了某些字词后，都未经其本人签认，就在报刊上发表了。因而斥此为侵犯人权。更不承认有“恶意攻击”，尤其是是：章伯钧和罗隆基，因一次政务会上，俩人因观点分歧而反脸，此后，如同冰焰，互不相容。如今竟突然说他们为了反共而建立“章罗联盟”。因此全部都分别说了“毛比蒋还独裁”的话，所以毛说“右派要打倒共产党和我本人”。

8)、好像在反独裁取胜而上瘾、所以反清朝又反了蒋。如今又反毛的“一言堂”。这几个人的主要经历是：

1，章伯钧：曾是中共党员，在北伐军中当政治处副主任，参加商议“八一”南昌起义时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副主任。南昌起义取胜而成立红军后，被蒋家军反扑击散。章与郭都流落于香港，他先后组织过中国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继续反蒋。解放后，以家工党主席被聘为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长、后来为《光明日报》社社长、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兼副主席等职。后来嫌毛经常突然改变政策，而提出了设立“政治设计院”的建议（改革开放后已有了功同名异的政策研究机关），就此，而被划为第一名“右派”。1969年因胃癌在京病逝。

2，罗隆基：在学生时代就是国际知名的学者、辛亥革命时是民盟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政务委员兼森工部长、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等职。因潜词嫌毛泽东在数次政治运动中，都用过左的手段制造了大量冤案。因而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为受委屈的同志平冤（这事，在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才实现）。因此说他和章伯钧联合反对共产党和毛本人。就此说他们建立了“章罗反党联盟”。他们原判刑劳改，周恩来以其两人都有崇高的国际声誉，担心处理太重会影响国际上的名声，要求从轻改判而为“开除公职、交由群众监督、限制自由”。

3，章乃器：北伐前于黄埔军校学飞行后因身体不宜飞而考入杭州商校（免费生），尔后在任银行职员时，独自创办刊物抨击老蒋独裁专政，并发表经济论文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愿意以死报国的特殊阶级，在经济界影响极大，该刊被查封后，他为抗日而与沈钧儒，邹韬奋等组织救国会却因此而被捕。出狱后首创过“信用征查所”、当过身兼两学院经济学教授，为援助新四军又做过巨商、组建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建国时受邀请参加了联合政府，担任国家财政委员和粮食部长，他依自己的经济理论解决了当年国家钱粮两缺的难关。苏联召开廿大时，因发表了批判斯大林的文章，其经济学著作即被责为“抹杀阶级斗争的祸水”，后来划为右派，长期在受辱中度日，文革期间在受残酷虐待中去世。改革开放后，在社会舆论下成为“七名极右”中最先平反雪洗者。国家为纪念他而在浙江商业大学中设立章乃器学院，并在学院与杭州公园，各建一尊其巨型半身铜像。

4，储安平：以笔锋犀利而放弃教授之职而当记者，只领稿酬不领薪，向世界宣扬辛亥革命。北伐胜利后回国创办《观察》抨击蒋介石的独裁，杂志社被老蒋查封后，周恩来介绍他到延安出版总署任职。解放后任《光明日报》总编，因反对各部门和单位的党委书记既不懂业务却要包揽一切，胡乱干预所有事务（包括报纸的版面安排），因而提出要求党政分责而被称为“党天下论”。他因会场上不容解释而当即离开会场，在宣布他为右派时，人都已经失踪了。

5，彭文应：在上海任教授时是民盟支部副主任。曾经常抨击蒋介石而认识周恩来，在中共第三代总书记向忠发叛变时，他曾帮周恩来脱险。解放后被选为人民代表而聘为市政协常委。在1953年苏共批判斯大林时，他即撰文斥责斯大林借肃反搞大屠杀。在他被划右派时，其妻邓世琳因受惊吓而当即身亡、次子彭志平，因愤怒而自杀。他自己在劳改场患心包炎败血症而入院时，在医院里仍写信建议迅速结束反右斗争，否则，国家和民族都会遭大难。就因为有这封信。在文革中，红卫兵竟去掘墓鞭尸、替斯大林出气。

6，陈仁炳：在上海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时，以“民盟”为核心创办《展望》杂志。大量揭批老蒋独裁、支持中共的民主运动。曾出版有反蒋的“陈仁炳文集”。解放后被聘为上海政协副秘书长。因“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含沙射影指毛泽东不重视人才）而被划为右派，劳改释放时，已经家破人亡，生活非常艰苦，众老友要替他申请平反，他谢绝说：“中国有民主时，民众就会明白右派对。”在这5位老人当中，他是唯一能够活着看到全国右派平反的人。 1980年12月9日81岁才于上海安然仙逝。

7，林希翎（程海果）：原是乡亲们在施舍中养大的孤儿。从小就爱向人学习，智商与情商都很高，在中学时考入解放军某文工团。复员后又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她据法律知识逻辑，从侧面警告毛泽东在违反宪法而从校内惹起辩论直到在社会上作惊世骇俗的演说，并在国家级报刊上以林希翎为笔名，发表了许多惊人见识的论文，因而被誉为“勇敢而带刺的玫瑰”。在反右期间突然划为头号“女大学生大右派”而被开除了学籍，留校监督劳动。但她仍“顽固抗拒认错”而判为“反革命罪”逮捕入狱。由于她在此前的论述，很受老革命同志欣赏，有人便将其受委屈的经过和在劳改场哮喘病加重的惨状，呈报到周恩来案前。周总理提议将她从劳改场改为去浙江武义农机厂劳动。

现在已经明确，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像这六位是真正得罪皇帝的人，在全国包括得罪省皇帝的人，总共才只96个，然而，就此曾被冤划为右派（含当年纠正）的人，竟多到17316032人！

1978年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曾反复引用周恩来总理说的话，向政治局的委员们进行解释说：政治派系上的左右之分，原本是指：持激进观点的人为左派，持求稳怕乱而慢步或保守的人为右派。这两者之间不应当是敌我矛盾。把发表了右派言论的人视为敌人来对待，这本来就是不对的，况且他们的意见当中，有许多是非，要经过时间和实践才能鉴定。……。

1981年6月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后来称总书记）时，费尽心血而说服了大多数人，经表决而通过了“全面解放右派”的决议时，陈永贵和吴桂贤等委员，仍然保留反对意见。当年由毛泽东钦点主持反右的邓小平，也提出：章罗联盟等六名“钦点的右派”不能摘帽。在这个“意见”影响下，各省也跟着“留样板”，把曾经抨击“省皇帝”的右派留着，因此，全国就还有96名右派没有得到平反。

改革开放后，在96名“右派样板”中。首先为章乃器洗雪了沉冤，而后逐个都平反了。

摘自：列百的博文  2012-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