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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论著有《倾听底层》、《仪式与社会变迁》、《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等。
说到社会记忆，这是社会学、政治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它背后理论基础和内涵是很丰富的。但它同时又是跟所有人有关系的话题，并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而是有很强的公共性，也跟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历史有关联。社会记忆和历史权利的问题，其实背后也是历史怎样形成、历史是怎样建构出来的话题。
记忆和忘却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丰厚文明史的古国、大国，同时我们又会发现，我们也是最健忘的民族。所谓健忘的原因，在于有人要我们忘记，记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让我们记住。大家可能看过《集结号》这部电影，原型就是退休检察官王艾甫，他在旧货市场地摊上发现4本1949年解放太原战役中牺牲战士登记册，这些阵亡的战士有一个名册把他们的名字登下来，其中有84份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王艾甫用了十几年时间，千辛万苦为84份名单中的26位烈士找到了亲人。但他在很多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却受到了非常恶劣的对待，这些部门经常将他推出去，说别来给我们找麻烦，滚出去，甚至跟他动手。冯小刚导演根据这样的原型，创作了《集结号》这样一部电影。
我想这样的问题，是今天我们依然要追问的，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社会记忆问题和历史权利的问题。
人是构成历史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人不应仅作为数字存在。但在以往的历史当中，会发现大多数的情况下人就是作为数字而存在的，比如说某一次战役牺牲了多少人，某一次灾难伤亡了多少人，甚至很多时候人作为数字都不存在。作为人在历史当中，经常是面目不清、没有形象、没有声音，就像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在长河中就消失了，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历史命运。
为什么要强调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为什么要强调人对于历史有一种权利？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和记住前人的历史，他们的经历、功过、所作所为的是非，我们要了解和记住，并且吸取经验教训，这一点其实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作为后人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不仅仅如此，我们还要了解记忆其实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这是我们明辨是非、能以史为鉴的先决条件。
首先从常识来说，就是我们不应该对前人的经历，以及是非功过置若罔闻。从更加哲学或者是更加学理层面来说的话，人不能这么健忘，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记忆，除了它是民族的良知，对于个体来说它也是人性的基础，也是人性道德的理由。另外一个理由，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实际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关系，而人类以社会正义的理由来记忆，这时要通过记忆，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和反思，达到对是非的判断。在这当中我们会涉及到关于宽恕的问题，但是所谓宽恕，并不是以忘却为前提的。宽恕必须以是非的判断、以真相的呈现为前提，所以有真相才有宽恕。否则的话，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就白经历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将那种历史灾难忘得干干净净的民族，就白活了。
第三个理由强调的是人以社会性存在的理由来记忆，强调的是记忆的分享，记忆的集体性和社会性。个人的历史经验教训，要通过进入集体的记忆，以及公共政治的思考，才能真正被记住，而不是被忘却。
历史与权力
历史是权力的产物，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不是说一种遗迹、一种存留、一种客观的存在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发掘出来。历史实际上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出来的。这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说的，他写过《论集体记忆》。他所强调的历史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历史是由人把它写出来的，而当下的人写过去的历史，这实际上不是简单的复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所读到的种种历史著作，都不能说就是当年实际那样一段存在的历史，是书写的产物，或者是讲述的产物，无论是书写或者是讲述，都是一种建构，是在今天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的建构。而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的就是社会记忆，但是我们也会知道，作为记忆的产物也好，作为记忆本身也好，都是权力和治理的产物，简单来说，决定什么被记住或者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
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有一本书，《1984》，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他却以近乎天才式的寓言，描绘了极权主义所能达到的思想和心理控制的极致，甚至可以说极权主义对人类的思想和控制达到了极致。其中最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为权力技术，权力技术之一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和对历史的篡改。人们会发现，在奥威尔所描述的大洋国，大洋国当然是虚构的，指向是极权主义的国度，奥威尔时代的极权主义国度主要是指纳粹德国和苏联。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部门，有各种各样的安排，比如说真理部，真理部下设一个专门的部门，专门对历史记录进行有计划地销毁，各类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还有专门生产新话的部门，过去的话别说了，我们就是新的话语。这样的结果，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正确的印象。所以奥威尔说，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古代很多历史记录是写在羊皮纸上的，可以把它刮掉之后再重新书写，然后是以权势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权势者、权力者或者统治者希望历史是怎样的，它就可以是什么样子的。
奥威尔接着说，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过去的记忆是我们前人所亲身经历的，一个是当下的经验材料，我们作为个体的这样的经验和记忆。奥威尔说另外一个条件就是通过语言进行。语言是思维的材料，没有语言就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思考。这样的两个方面，在那样的极权主义的权力技术或者治理技术下，都是控制人们思想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奥威尔就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现在和未来。其实他强调历史和记忆的重要性，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现在和未来，这句话还有后一半，这就是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大家可以想一下，其实并不是一个无意义的反过来、倒过去的来回说，而是说历史究竟如何呈现，记忆怎样帮助我们去了解和记忆历史，这个并不是我们完全可以个人来做主的，它是被权力支配和控制的。
个体与社会
我们的话题是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是什么样的关系。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实际上导出了社会记忆和群体记忆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说社会记忆的时候，社会并不是虚的东西，还是要落实到不同的人身上。记忆应该是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的过程，这之后其实也是有一些哲理性的思考，社会性和个人性的关系。
美国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布迪厄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这位思想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是与22位合作者向世人呈现的关于法国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种种苦难的作品，直译过来是《世界的重量》，但是现在经常翻译为《世界的苦难》，确实是非常有分量的作品。这本书最重要的内涵，是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个体遭遇的困境、个体的困扰、苦闷，看上去是主观层面的紧张和冲突，但是他们反映的却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这话听起来很绕，但是也不难理解。比如说临时工、移民群体，还有家庭中处于弱势的女性。这些人所遇到的困境和困扰，看上去都有一个原因，但是实际上作为研究者，你不能将这些原因都归到个人的身上。
还有一位医学人类学的重要研究者克莱曼，提出了“社会苦难”这个概念，他认为苦难是社会的经历，帮助人们理解这种苦难的形式，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经历痛苦与创伤的模式如何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克莱曼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在努力地去除那些遮蔽苦难的屏障，他的研究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存在着许多将这些苦难遮掩起来、遮盖起来的这样一些做法、这样一些机制，就是将这些苦难的社会根源掩盖起来。有这样的集中方式，一种就是分离，将个体从社会层面分析当中分离。
一系列遮蔽苦难的机制，一种是分离，另外一种可以简单概括为模糊。模糊起的作用，就是将这样的一些社会经历变为自然的经历，变成是一种正常的东西，好像就得这么发生。克莱曼说我们如何突破这样的屏障，所需要做的将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为清晰明言的症候，从而通过社会手段解决。这样的屏蔽背后所掩盖的是社会疾苦，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动员人们，控诉那些使他们变得不道德和堕落的社会运作机制，而正是这些机制滋养了人们的反感、苦恼和绝望。
米尔斯是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他有一部流传下来非常著名的著作，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讲的道理非常简单，就是要将普通人的遭遇、普通人的困境，一个具体的情景当中，普通人的困境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进行贯穿，打通起来。米尔斯说得非常清楚，比如说一个社会当中，当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发生了整体性衰败，比如说经济危机时，那么失业这件事并不是个人所能化解的问题，个人无法解决。比如说在战争成为一个全球性灾难时，个人和家庭面对这样的困境是无能为力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从个体微观的经历，到一个更宏观的制度层面和社会结构层面，进行一个贯穿，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找到那种个体苦难背后真正的社会原因和制度原因。
普通人的历史权利与责任
很多人会觉得我既不是历史学家，我也对历史不感兴趣，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也有自己的专业，这是很普遍的想法。包括我在农村做农民的口述历史研究，很多访谈对象，在跟他们交谈时，一开始他是不愿意讲述的，他用的理由，一个重要理由是忘记了，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太不重要了、没意思、你问这些干什么呢，我们的生活没有意义。这其实就是对自己权利的一种放弃。
根本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强调我们今天所要重新构建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以往的很多官方史、很多文字史、很多正式史，在这种历史中人是消失的，人是作为数字存在的，或者不能作为数字存在。我们今天要重见的是人要回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位置上，人是历史的主体，我们自身就是主体，我们要将自己当做主体来对待，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赘述追述我们的权利、实现我们的权利，同时承担我们的责任。
但是以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往很强大权力的作用，实际上会作为人在历史当中作为主体去消失的根本性原因。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强大的权力控制下，我们的主体地位是被消弥的，是被取消的，我们应该怎么办？有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以现实为基础，我们不要脱离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这个社会现实是跟我们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是从历史上沿袭过来的，我们要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对历史我们要不断地重新认识，要追寻真相。再就是用常识来思考，很多东西如果用我们的常识去想一下，比如说鸡到底在什么时候该叫，这样的生活常识，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常识，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很多东西、明白很多东西。
苦难特别是普通人的苦难，如果能够进入历史，也就是说被记录下来，被后人吸取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苦难才是有价值的，才可以是我们社会共同的财富，这样的苦难才具有历史的力量。我们揭示社会的苦难根源，我们明了那些苦难到底是什么制造出来的，制造苦难的机制应该被中止，这个时候苦难才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而是具有了一种社会的力量。我们去除了苦难的先赋性或者宿命论的迷障，农民会跟你讲很多他的苦难，最后他会说我谁都怨不了是我命苦。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条幅，命苦别怨政府等等，这也同样是一种遮蔽苦难的迷障，意思是说我没有生在好家庭，祖坟没有冒烟，所以我只好忍受今天的命运。这些都是宿命论的迷障，揭示苦难的根源，苦难就会有颠覆的力量、重构的力量，获得解放的力量。每一个人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就像要保护我们的财产权利一样，去保护我们历史的权利。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一个人的记忆也是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这对当下以及我们的后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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