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再做蔣氏家臣內侍

從剛到臺灣來的時候，我在長安東路18號服勤務，就對蔣經國獨來獨往的獨行俠作風，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一連串的意外事件之後，蔣介石強迫蔣經國必須要有自己的隨從和侍衛，以保障他的安全。於是，蔣經國開始有了自己的隨從和侍衛，並且，原來是蔣介石專責的聯合勤務指揮部，在老先生一聲令下，也組成了一個名爲七海警衛組的侍衛人員單位專門負責蔣經國的安全維護。

蔣經國時代

蔣經國時代的肇始，象徵著臺灣進入了一個新的政治紀元，一般人總以爲蔣經國時代是從他擔任“行政院院長”以後，或者是當選國民黨主席以後才正式揭開序幕的。其實，蔣經國時代早在50年代就已經悄悄揭開序幕，而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乃黨主席，只是他正式掌政的名實相符而已。

蔣經國當黨主席的時候，嚴家淦還是“總統”，雖然在許多人的眼中，嚴家淦猶如一只橡皮圖章，只具有形式上的意義，可是，殊不知這正是嚴家淦先生值得人們尊敬的地方。蔣經國當黨主席，嚴家淦曾向蔣經國致意，表示將親自至蔣經國住的七海官邸，向他道賀。可是，蔣經國對嚴家淦的這番盛情，投桃報李，他在電話中告訴嚴家淦：“總統！應該我來看您，我到官邸去看您！”

蔣經國對嚴家淦的尊敬和禮遇，也許有人認爲是一種官樣文章，可是，這其實也是嚴先生深諳當年台島政治的機敏之處。在蔣老先生去世以後，體制上，他有充分的權力，去擴張自己的空間，但是，他卻從來不曾這樣做，而且謹守分寸。

在老先生臥病的那段日子，蔣經國幾乎天天向老先生簡報臺灣時下的政情，包括人事佈局都在蔣經國的主導和建議下，做他“接班”的準備。我們從來沒見過嚴家淦出現在士林官邸或是到老先生跟前，向老先生報告政務，反而都是蔣經國在處理一切的問題。從這一點可做旁證，蔣經國時代早就默默啓幕。

蔣介石爲兒子找房子

七海新村時代，爲蔣經國開啓了一個新的紀元，他在這幢精巧而別致的小洋房裏，爲臺灣寫歷史。

七海新村主建築興建於50年代。是時，正是國民黨當局在臺灣風雨飄搖的時刻。當年的“中華民國政府”和美國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這個條約簽訂以後，爲了向當時的美國示好，並且基於“中美”雙方軍事合作的必要性，政府當局特地在臺北市郊的大直，規劃興建一處度假別墅，供那時的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史鄧普上將來台下榻之用。

由於只是一處度假別墅，所以，並不是特別豪華寬敞，完全是以實用爲出發點。這幢美軍的度假別墅後來給蔣經國使用，老先生特別爲它命名爲七海新村，一方面有海軍的意味，而且美國人一向也對“七”這個幸邤滴槐容^有好感，所以就以此命名，相容並蓄，討個吉兆。事實上，不管是史鄧普上將本身，或是其他的美軍將領，幾乎沒有幾個人來臺灣住過七海新村的，所以，落成以後，這幢小洋房實際上大部分時間都空在那裏，沒有人去住。

1967年，臺北市長安東路在實施拓寬工程，施工期間難免到處灰塵蔽天、噪音隆隆，蔣經國住的長安東路18號剛好就在旁邊，自然蔣家的生活起居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而且，附近也有幾幢大樓正在興建，如果這些大樓蓋好，蔣家那棟日式平房自是有被人居高臨下、一覽無遺之虞，在安全上，長安東路18號已經慢慢暴露出短處。再者，那時，蔣經國的子女也逐漸成人，每個子女都需要有各自的房間，維護本身的隱私，而且子女一旦結婚成家，每個人有各自的房間，更是理之必然。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蔣經國自己也覺得有搬家的必要性。可是，節儉成性的他，並不積極準備搬家，反而是有一次老先生去長安東路18號時，發現這個房子竟然連他的大型凱迪拉克轎車要掉頭時，都有無處回車的困擾，他這才知道原來自己兒子住的地方居然這樣“寒磣”，簡直不能和士林官邸相比。老先生當場就要爲兒子找地方搬家，並且把這件事情交給“總統府”三局去處理。

“太子”要住好房子，“總統府”三局焉有不戮力以赴的道理，經過一番審慎的評估，當局覺得距離士林官邸不遠的大直“七海新村”，似乎蠻合乎這樣的條件，於是，就向老先生以及蔣經國報告了這個事情。老先生曾經親自到“七海”看過，他也覺得這個房舍建築本身，和坐落的地方都可以稱得上是上選之地，何況，它位處士林官邸東方，在安全上，附近駐紮有保護老先生的憲兵部隊，且山巒起伏，也很適合作爲軍事要塞基地，可以保護蔣經國的安全，而且一旦發生戰爭，亦可以立刻進入掩體。基於種種原因，老先生父子就正式決定將“七海”定爲蔣經國的新官邸。

蔣經國官邸要塞化

和早期的士林官邸一樣，“七海”同樣是臺灣地圖上永遠不會標明的神秘地帶。民間地圖所以不將這兩個地方加以標明，其原因當然不外是因爲它是“總統官邸”，其次是它的左近還是軍事重地，全臺灣最神秘的戰時指揮部，沒有人清楚那邊的地形狀況。

以老先生住的士林官邸爲圓心，涵蓋了包括陽明山和大直“七海”在內的蔣家家族官邸，這些地方全是當時有關方面，要將之要塞化的地點，在軍隊方面，有整個“國軍”部隊最忠诚且精锐的衛戍部隊；在憲兵方面，有一個以訓練最嚴格著稱的憲兵營，它的指揮部又叫福山指揮部。而士林、陽明山和七海官邸，基本上都有“總統”專屬的侍衛和警衛系統人力部署，是這些官邸“內衛”系統的安全兵力配置。

這些官邸的安全工作，基本上全部是由“聯合警衛安全指揮部”簡稱“聯指部”統轄，而“聯指部”實際上又歸“國家安全局＂指揮，“國家安全局”的頂頭上司是“國家安全會議”，而“總統”又是“國家安全會議”的主席，所以，歸結到最後，“總統”等於是生活在這個防禦工事堅強的要塞中心，安全上稱得上是銅牆鐵壁，堅不可摧。

在士林官邸和七海官邸旁邊，還各有一條地下隧道掩體。最早，士林官邸附近還駐紮了一個戰車排，那個神秘的地下隧道，據信是早期臺灣的戰時指揮所。但是，近年，這個地下神秘基地已經被其他更新的地下工事所取代，而“七海”附近的那處地下隧道，位處“海軍總司令部”內，據說可以直通臺北松山機場，供戰時緊急情況時隨時應用。

當時，臺北市政府知道蔣經國有意搬到“七海”住，並且正在整建“七海”，然而，就在“七海”的南邊，有一大塊空地是市政府公地，爲了配合蔣經國官邸的搬遷，市當局索性拿大筆一揮，把這片空地直接“撥”給了“海軍總司令部”，而大直通往圓山的馬路，在行經“海軍總司令部”時，只好繞了一個大彎，繞行“海軍總司令部”的外牆，再通往圓山。

這樣一來，“七海”就可以遠離馬路，不會有太過嘈雜的缺點，在各單位全力配合下，七海官邸終於在1968年2月完成了整建工程，蔣經國一家人，便從暫時借住的陽明山的前山招待所，搬進七海新村。

在建築風格上，“七海”和士林官邸是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典型，士林的特色是氣勢恢弘、建築氣派，而“七海”則全然是以實用樸素爲原則，兩者的基調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如果看過了士林官邸，再將兩者做一比較，就會覺得蔣經國的節儉樸實。

基本上，“七海”的建築體是呈一個“L”型，爲了讓蔣經國一家大小能夠共聚一堂，“七海”當然做了小範圍的改建，但基本格局還是不變，內部家具和裝潢也都相當簡單，絕沒有一般巨商大賈或是現在政府高級官員那種豪門大戶的闊氣。

就以“七海”的客廳爲例，牆壁上挂了一幅張大千晚年送給蔣經國的水墨畫“鍾馗捉妖”，還有一幅書法家趙恒惕寫的對聯，中間擺著一對由泰國華僑贈送的象牙，以及一些瓷器和手工藝品等，外表看起來和一般的臺灣家庭絕對沒有什麽兩樣。

從蔣經國選擇“七海”作爲他的官邸，到整個建築完成，有幾位功臣是蔣經國相當賞識的，像經手的鍾湖濱、夏龍和當時的“行政院”辦公室主任葉昌桐，這些人都爲經國先生的喬遷盡心盡力，後來，他們都是軍、政界相當有成就的人物。

蔣經國迷路

早年的蔣經國是一向以平民作風自詡的，由於他年輕時留學俄國和共產黨員的資歷，蔣經國打心眼裏很反對政治人物有什麽隨從人員。一方面，他覺得有隨從跟在旁邊做事沒有隱秘感；另方面，他總覺得背後成天有群人簇擁著跑，實在有違他一貫主張的平民化風格，所以，打從長安東路時代，我就意識到，蔣經國在許多方面和他的父親，在作風上有很大的差異。然而，一次虛驚一場的迷路事件，卻讓這位“太子”被迫慢慢改變了不帶隨從的習慣。

那是1968年間的事情。當時，蔣經國是“國防部部長”，有一天，他忽然心血來潮，說要去臺北七星山上面的一個空軍雷達站視察。於是，他就輕車簡從，只帶了一個司機邰學海，由他開著部長座車，直接上陽明山後面的七星山。上去的時候是下午三四點鐘的樣子，車子開到了公路的盡頭，只有走路上去才能到那個雷達站，蔣經國就吩咐司機邰師傅，要他在山下等候，他只要上山到那個部隊視察一下防務就馬上下來。

說完，蔣經國已經消失在羊腸小徑之中，這位老駕駛在車上耐心地等著，一直等到天都黑了，霧氣包圍了整個七星山區，看看手錶，竟然都已經快晚上8點鍾了，卻還沒見到“教育長”(蔣經國命令所有的下屬稱他爲“教育長”)下山。邰學海心想這下麻煩了，天已經暗了下來，連他都看不清山上的路了，何況是蔣經國，如果他再在這裏傻傻地等，八成是凶多吉少。於是他毫不遲疑，拿起車上的無線電，呼叫“國防部”的電臺，向“國防部”報告蔣經國可能已經迷路的消息。“國防部”向山上雷達部隊查證，證實蔣“太子”迷路了。這還了得，立刻向官邸老先生報告。老先生聽到這個消息相當吃驚，他立刻命令“國防部”連夜組成一支搜索隊，這支搜索隊是由介壽館的憲兵警衛營所編組，帶隊官是介壽館警衛組長唐茂昊，集合隊伍之後，便立即上山進行搜索，在照明燈具的照耀下，沿著山路一路找尋。

那時，老先生還沒有把主要的權力全部交給蔣經國，但是，他事實上一路在做給兒子蔣經國接班的準備。所以，蔣經國的切身安危遠比一切事情來得重要，聽到兒子迷途失蹤，豈有不緊張的道理。那個晚上士林官邸燈火通明，老先生徹夜等在電話機旁，等候蔣經國下落的進一步消息。他一面等，一面抱怨兒子爲什麽平日老是不喜歡有人隨從，如果今天有人跟著他上山，至少不會在山中起霧的情形下，找不到下山的路來了，老先生在官邸來回踱步幹著急。

憲兵找了一兩個小時，終於在一條小路上，找到正坐在小路旁休息的蔣經國。當憲兵找到他時，蔣經國可說是一臉倦容，在憲兵們的扶持下，蔣經國走下山來。在這同時，老先生也從無線電中，知道了兒子已經被憲兵尋獲的消息，他才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氣。老先生隔天就找蔣經國到面前，他堅持從今以後，蔣經國出門去任何地方都要有隨從跟著，不准再發生像那晚發動大批憲兵搜山的事情。這時，蔣經國才開始接受隨從人員做他的跟班。

迷路事件過後，老先生直接叫侍衛長郝柏村，在警衛官裏挑選幾個優秀軍官，作爲蔣經國的隨從侍衛，強迫蔣經國接受。但是，後來蔣經國覺得以軍官作爲侍衛，似乎階級太高了些，所以，他沒有接受爲他挑選的兩位尉官，而要郝柏村爲他找兩個士官就可以了，後來就在警衛隊找了兩個士官，一個叫陳烈，另一個叫王乃之。除了兩個士官每天輪班跟隨他以外，蔣經國住的七海新村也加派了幾個衛士日夜輪班維護安全。

儘管蔣經國在名義上有了自己的隨從副官，可是，由於他一向獨來獨往的性格依舊不改，有時行蹤根本不讓部屬知道。所以，經常發生隨從被他蓄意擺脫的情形，而隨從又要肩負保護他的重責大任，因而總是讓隨從忙得團團轉，追著他跑。但是，假如他刻意要隱瞞自己的行蹤，能不能追上他，就要看隨從的本事了。

保護兒子蔣介石親自督辦

1970年4月，蔣經國奉老先生之命，赴美國訪問，當時他已經是“行政院副院長”。讓國民黨當局意外的，是蔣經國的訪美之行，卻發生了鄭自才、黃文雄以手槍谋刺他的事件。虽然蔣經國只是虛驚一場，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可是，在臺灣的老先生已經爲此惶惶不可終日，連忙命令爲蔣經國成立“七海”警衛組。

“七海”警衛組在組織編制上，屬於聯合勤務指揮部，從“總統府”侍衛隊裏面，以及憲兵、警官隊裏面精選了一支侍衛部隊，專門維護蔣經國的安危。在蔣經國還沒從美國回到臺灣，這個警衛組已經編配完成，並且立刻被派遣到大直的七海官邸布建，在蔣經國住處，佈置了重重嚴密的安全網。

記得“七海”警衛組成立的時候，爲了要找警衛組的組長，讓有關方面煞費苦心。最初，大家聽說是要選一位組長負責蔣經國的安全，都知道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職務，所以徵詢了老半天，居然沒人願意去。上面正在發愁找不到人，這時，有一位中校軍官叫呂寶福，他說既然沒有人要去，那麽我去好了。上面查了一下他的資料和經歷，覺得他確實還蠻合適的，就同意派他爲第一任的“七海”警衛組組長。

其實，呂寶福中校也的確是相當適任的人選，他在擔任組長以後，受到上級的賞識，到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乃至“總統”以後，“七海”警衛組的地位，自然取代了“總統府”侍衛室的地位。在層級上，當然也相對提高。最早，“七海”警衛組組長職缺是上校缺，呂寶福去了不久就升官，而且，他退休的時候還升上了少將，因而羨煞當時沒有去爭取組長位子的人。

等蔣經國從美國回來後，呂組長就開始負責他的安全任務。因爲“聯指部”的編制配屬在“安全局”的下面，在經費上絕對不成問題，“七海”警衛組共有60名定額的安全人員，經過蔣經國核准同意後，還在“七海”成立了一支專門負責蔣經國日常交通勤務的車隊，無論是安全警衛或是車隊單位，都是24小時待命。最早，“七海”不過只有4名侍衛負責門禁和安全警戒，警衛組一成立，儼然成了另一個小型的侍衛室。

一向主張不得招搖的蔣經國，在“七海”成立警衛組以後，也對警衛組的成員做了各種教育，而且逐漸成爲蔣經國人馬的一項傳統作風。在蔣經國的調教下，“七海”警衛組的人員在形式和實質上，做了相當程度的改革，以期和老先生的士林官邸侍衛室有所分野。

比如說，在衣著方面，老先生的侍從人員一向是穿中山裝，侍從人員的衣著和老先生的衣著沒有什麽直接關係，可是自從成立“七海”警衛組以來，“七海”警衛組的侍衛人員也好，車隊人員也罷，在穿著上一律是跟著蔣經國的衣著而定，他穿西裝，大家就穿西裝，他穿青年裝，大家也穿青年裝，他冬天老是一襲夾克，那麽我們也都是穿夾克。

但是，這麽一來，也因此間接鬧了一些笑話。有一回，蔣經國搭飛機去南部視察基層，下機的時候，照例侍衛人員爲維護安全，會先在機場停機坪安全布崗，在專機四周圍成一個圈子，以免有任何突發狀況。可是，就是因爲他並不習慣侍衛人員的保護，加上侍衛人員爲了安全因素，經常要更換若干人選，所以，難免在侍衛人員當中，有一大半是蔣經國所不認識的人。

那一次，蔣經國從飛機下來，他見到有一位滿福態的人，從密密麻麻的人潮中朝他的方向走來，他也不知道那人的身分，只見那人衣著光鮮，很像是來接機的地方人士，蔣經國一個箭步上前，滿臉笑容握住那個青年的手，沒想到那個年輕人本能地縮回已經被蔣經國握住的手，連退了幾步，一臉不知所措的樣子。這時，蔣經國的隨從知道是老闆誤把侍衛人員當作是來迎接他的地方人士，連忙向蔣經國說，他是我們的侍衛，這時，蔣經國立刻收斂了笑容。因爲真的地方人士這時也混在人潮中，蔣經國按捺住脾氣沒多說什麽，大家也就把這件事淡忘掉了。誰知道，當天回臺北以後，蔣經國找來負責主管，劈頭就問：“是誰叫你們站得那麽近啊？你們以後隔我遠一點，不要再有今天的情況發生！”

蔣經國對握錯手的事顯得相當震怒。畢竟，在那樣的大庭廣众之下，竟然发生握錯手的尷尬事，堂堂臺灣“最高行政首長”之尊，竟然連地方士紳的手都會握錯，簡直嚴重損及“領袖”尊嚴，自然是一肚子惱火。

這次握錯手的事件以後，每次他出巡，侍衛人員再也不敢過於靠近他的身旁，警衛組從此只要是派勤務，一定是派一些蔣經國認識的熟面孔侍衛人員，陪他一塊兒出巡，以免再因老闆不認識，而發生握錯手的尷尬事。就是因爲每次出動，他們老是找一些固定的人出去，所以難免引起不能跟著蔣經國出巡的人一些抱怨，認爲出動的人老是那幾個，有什麽好處總是輪不到自己，不公平云云。這些事，自然多多少少影響了侍衛人員的士氣。

其實，侍衛的職責在保護他的安全，如果禁忌愈多，自然工作上的困難度也愈高，然則蔣經國是不會管這些事的。侍衛人員開始有人抱怨工作，也有人對老闆的作風心生不滿。試想，一個“領袖”人物，他每天要應付多少人？他當然要以不同的面目去面對不同的人，否則，他何以立威？

侍衛們慢慢瞭解蔣經國的個性，他和老先生在許多方面截然不同。老先生是一個愛憎分明的軍人，個性直率顯明，而蔣經國則是一個天生的政治人物，在外人面前是一副面孔，在面對我們或是侍衛時，又是另一副面孔。有人認爲，他是一個人前笑臉可掬，稱兄道弟，而只要一分手，馬上會翻臉不認人的兩面人。

在他的身邊，讓侍衛們理解到什麽是所謂的“伴君如伴虎”。但是，即使侍衛人員在背後有這樣的批評，畢竟蔣經國不是神，我覺得他還是有他至情和人性化的一面，這是不容否認的。

“回鍋”副官

我在蔣經國家服勤，最早是在1950年長安東路時期，會“回鍋”成爲他的貼身副官，則完全又是一種機緣巧合。

那是1976年陰曆新年的事，在老先生過世以後，我一直在慈湖守護陵寢。新年的某日，我在值班，到慈湖守靈的蔣經國不知怎的，突然無緣無故地生了一場怪病，發冷發熱，有點像老人家說的“打擺子”，身上蓋了兩床棉被還連聲喊冷，我們大家都不知所措，侍從醫官只好先替他做抽血化驗，看看他是不是感染了什麽病毒之類的，然後幫他加床棉被保持體溫。可是，他身上蓋了兩床棉被，還是不停發抖。我看這樣不是辦法，只好用身體撲在他的身上，壓住不停在發抖的他，一方面爲了防止他把棉被抖落，另外也希望用我自己的體溫，保持他的體溫，這樣照顧了他一個晚上。第二天，我們看他病情還是沒有顯著轉好的迹象，知道非送醫院不可，就由侍從醫官聯絡榮民總醫院，準備當天立刻給他辦理住院手續。

如此，我就趕早爲他準備一些衣服，可以在去“榮總”的路上穿，以免再度著涼。我在慈湖陵寢找到一件當年老先生常穿的絲棉袍，給他套上，然後外面再罩一件老先生生前穿的馬褂。那件絲袍看起來長了一點，大小倒很合身，就這樣，我們用這樣厚的衣服，將蔣經國裹得緊緊的，坐上座車，一路直奔臺北“榮總”。

我記得那天是陽光普照，氣溫也還適中，我一路跟去“榮總”，路上我已經覺得蔣經國的氣色似乎慢慢在恢復，果然到了“榮總”一檢查，什麽毛病也沒有，而且，一路上，蔣經國一直在冒汗，大概是路上的陽光加上身上還穿著厚衣服，所以體溫很快恢復正常，體力也逐漸復原，“榮總”爲他預備的病房根本沒派上用場。因爲他本身也堅持要馬上去處理公務，於是，在檢查結束以後，護理人員便爲他換了衣服，隨後就趕回“七海”官邸去了。我們也在任務完成後，再回到慈湖守護陵寢。

後來，據醫生的推測，蔣經國那次所以會有發高燒的情況，應該和他的糖尿病有關。當我將他送達“榮總”後準備離去，他還很诚恳地对我说：“謝謝你！”

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當選“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在他就職前夕，他的二公子蔣孝武建議他父親，應該和老先生一樣，在身邊有幾個貼身副官伺候他的起居生活，蔣孝武想了半天，沒有什麽現成的適當人選，他於是想到我們在慈湖的這幾個人：“爲什麽不叫慈湖兩位阿爺的副官來照顧父親？”

蔣經國對這個建議始終不置可否，蔣孝武知道他父親的個性，如果不置可否的話，就是表示他已經默認同意了，因而，就在蔣經國就職的第二天，給我們下達了調職命令，並且當天就到“七海”報到。

我們帶著簡單的行囊到“七海”報到後，我和王文浩副官採取隔天輪班的方式，也就是說一個人輪一天，每次值班的時間是24小時。因爲我們到了“七海”，原來“七海”的老管家汪媽，沒有房間住，只好搬到陽明山蔣孝武住的地方去，順便也替蔣孝武料理些家務。可是，在我們的工作做得很順手的時候，有一天，蔣經國忽然通知侍衛長，要我們再回慈湖守護陵寢，我們也被弄得滿頭霧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犯了什麽錯，可是，上命難違，只有乖乖收拾行囊準備走人。

不久，蔣經國特別找了副侍衛長來告訴我們原因：“總統特地要我來告訴你們，絕對不是你們做不好，或是犯了什麽錯，而是他看到你們就會聯想起老先生，怕自己徒增感傷，所以，只有把你們再調回慈湖，他特別要我來慰勉你們，向你們做解釋。”後來據說蔣孝武也問他原因，他也是說同樣的話。

我們很清楚，蔣經國並不習慣用貼身副官，在心態上，他以前就一直想改變士林官邸老先生時代的那套老作風，何況，他在以前，幾乎所有的私事都是自己打理的，從不假手他人，我們到了以後，爲他處理一些私人的事情，當然讓他覺得很不自在。我們也清楚，錯並不在我們，而是蔣經國沒有辦法調適當“總統”處處有人服侍他的情況。

1979年，蔣經國因爲攝護腺開刀，榮民總醫院建議他最好能夠有幾位護士到官邸，照料開刀後他的生活起居，可是蔣經國對這項建議表示難以同意，但是，那時他剛剛開完刀出院，也確實需要人照顧他的日常生活，然而，他卻對護士到官邸服侍心存排斥，兩相權衡，他想想倒不如再把我們兩個在慈湖守靈的副官派到他身邊服侍他。

有一日，我們接到“總統府”辦公室主任周應龍的通知，要我們立刻“去六號報到”。我們起先搞不清楚怎麽一回事，因爲我們並沒有得到任何有關蔣經國開刀的訊息，所以，得到要我們“去六號報到”的命令，我根本有些莫名其妙。後來，去了“榮總”的六號病房，才曉得裏面這次是住了剛剛動完攝護腺手術的蔣經國，要我們去報到，其實就是要我們去服侍蔣經國。

蔣經國見了我們的第一句話是：“我要請你們幫一陣忙，因爲我剛開完攝護腺，需要休息一段時候，至於如何輪班完全看你們方便。”

開始那幾天，蔣經國不論是大小便或是洗澡，都要我們幫忙照料，從這一天以後，蔣經國再也沒有向我們講過說不要我們了，因爲這次的開刀休養時間，他也慢慢習慣了有人照料的生活，從此，我就留在“七海”，一直到他去世爲止。因此，我就這樣成了“回鍋”副官。

第十一章：沒有聲音的“第一夫人”

其實，蔣方良是一個非常質樸而和善的女人，她具有東方女性特有的溫婉性格，所以，老先生曾經在她生日的時候，送給她一則賀詞，上書“賢良慈孝”四字，可見老先生對她的疼愛。

蔣方良好酒量

和蔣宋夫婦相比，蔣經國夫婦間的感情，可以說是另一種典型，有些官邸的同事認爲他們是相敬如“冰”，我想這是一個政治家庭在所難免的。在外界的傳說中，總有一些人認爲因爲蔣方良生活太過苦悶，所以染上了酗酒的習慣。其實，俄國人原本就擅長喝酒，歡喜喝酒，外人對方良女士嗜酒如命，甚至借酒澆愁的說法，恐怕有相當一部分是渲染過頭了。

剛到臺灣之初，當時臺灣還不准進口俄國酒，有人知道方良喜歡喝伏特加，特地想辦法從香港弄來大批的伏特加，送到蔣經國的家裏。所以，當時蔣經國的家裏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只要有興致，夫妻倆總不忘在自家飯桌上，斟酒對酌。

論酒量，方良的酒量絕對不輸給蔣經國，可是蔣方良從來不在公開場合與人較量喝酒的能耐，而蔣方良若是真要跟蔣經國一較高下的話，方良不見得會居下風。當然，蔣經國因爲公務的關係，必須經常和同僚或是部屬喝酒應酬，久而久之，也練就了一身好酒量。

50年代，島內的“國軍”部隊大力推動所謂的“克難邉印保�每年都要選出“克難英雄”，做公開表揚。

當年只要是選出了“克難連隊”之後，照例蔣經國要到那個部隊去和全體官兵吃頓飯。所謂“克難連隊”，大概都是以連爲單位，一個連隊總有100來人，照例，蔣經國會逐桌敬酒。當年的蔣經國喝起酒來可一點都不含糊，要喝就乾杯，絕不拖泥帶水，幾桌敬酒下來，他卻臉不紅、氣不喘，由此可見他的酒量確實十分可觀。

蔣經國的酒量況且如此驚人，何況是蔣方良。煙酒不分家，蔣方良早年也會抽煙，她的香煙多半是放在衣櫥裏，防止小孩子拿到，可是她的兒子們還是精明有加，不久就發現媽媽放煙的地方，經常趁人不備，偷煙到學校抽。

學英語學京劇

五六十年代，臺灣和美國的關係趨於和好之際，蔣經國和美國一些官員的接觸也日漸頻繁，但是以前蔣經國的英文並不是很好，爲了和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的軍方和情報單位的官員搞好關係，蔣經國在英文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不但自己在語言方面痛下苦功，連蔣方良他也爲她請了一位美國駐台“大使館”某“參事”的太太，到家裏來教蔣方良英文，後來，又請了一位英國人去長安東路官邸教他們夫婦英文，兩人可以說在英文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蔣經國夫婦後來的英文程度都不錯，就是那時打下的基礎。以後，美國西方公司的克萊恩到臺灣來，經常到蔣經國的家裏做客，大家都是用英文交談。

蔣經國生病後，蔣方良就很少出門，上午就坐在客廳看看英文報紙，像《CHINA POST》(《中國郵報》)、《CHINA NEWS》(《中國新聞》)之類的書報，聊以打發時間。

蔣方良喜歡喝酒的傳聞此起彼落，但是，她這個俄國女子竟會喜愛上中國的京戲，恐怕更是讓人不可思議。

早在40年代，蔣方良根本不知道什麽叫京戲，只是那時還是跟著純欣賞的階段，但是，卻因爲蔣經國的緣故，結識了不少京戲界人士倒是不爭的事實，除了梅蘭芳這樣的大牌演員之外，像後來來台後紅遍半邊天的顧正秋、焦鴻英等人，都和蔣家大少爺夫婦結下了不解的戲緣。

來台之初，臺北不像當年上海那樣的十裏洋場，有各式各樣的娛樂消遣，何況在官宦家庭，先生經常不在家，蔣方良當然必須要懂得自我排遣的方法，否則難免生活單調難耐。

早期，在軍中對國劇推行最不遺餘力的，首推那時的“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在他的催生下，臺灣部隊中的京戲團先後誕生，如“大鵬”就是王叔銘將軍一手栽培起來的，在他的刻意培植下，也出了不少名伶，像徐露、郭小莊等。

蔣經國和王叔銘因爲同系留俄同學，而且老先生對王叔銘的忠心，又是十分激賞，因而兩家的關係向來不差。在長安東路時代，兩家就時相往還，有如通家之好，所以，蔣經國夫婦便有較多的機會接觸京劇。後來，經國先生夫婦有意想學唱京戲，有人介紹了一位名角——有“美豔親王”之稱的焦鴻英小姐，給經國夫婦認識。蔣方良對這個新鮮的藝術活動，很感興趣，相當用心地學了一陣子。

三分鐘熱度球迷

蔣方良年輕時代對运动向来是很热衷的，对球类活动亦不例外。

最早，蔣方良對保齡球很有興趣，她在运动方面也确实颇有天赋，玩什麽就精通什麽，曾經有一段時間，她經常到距離士林不遠的圓山保齡球館去打保齡球。沒多久，她就打得相當出色，可是，卻不知何故中途停輟。

保齡球不打了，在王永澍夫人、媳婦蔣孝文夫人徐乃锦的教导下，蒋方良學會了打高爾夫球，從此蔣方良就對高爾夫球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以後大概只要有空，她就會在王永澍夫人和長媳徐乃锦的陪同下，一起去老淡水高尔夫球场打球。

可是，後來打沒幾個星期，她又不打了，大概和她本身有氣喘的毛病，以及球伴不易尋找有關。畢竟像王永澍夫人和徐乃锦等人，还是有自己的工作要做，若是偶爾找球伴不好找，蔣方良就沒辦法打成球了，幾次下來，蔣方良大概自己也漸漸失去對高爾夫球的興趣，於是，她又把球具束之高閣，從此再也沒聽她提過高爾夫球。當時蔣經國是蠻鼓勵她常做這類有益身體的活動。

座車事件

蔣經國當上“總統”之後，“總統府”第三局計劃給蔣經國更換座車，可是卻碰了一鼻子灰。

一向以節儉自期的蔣經國，向來不喜歡浪費鋪張，他在“行政院長”時代，坐的是一部舊的美國別克轎車，當了“總統”以後，照當時首長座車的有關規定，蔣經國應該可以更換更大的七人座凱迪拉克豪華轎車。“總統府”三局就依照這個規定，要爲蔣經國換車，可是蔣經國知道了這個事情之後，馬上告訴承辦人員，他的座車不必更換，他強調，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原來的那部別克車。相關人員聽他這麽說，只有連連說是。

可是，新上任的“行政院長”孫攮v卻因爲老的座車被蔣經國開走了，沒有“院長”的專屬座車，只有把原來在當“經濟部長”時的一部裕隆汽車，開到“行政院”，作爲“院長”座車。然而堂堂“行政院長”還是坐“經濟部長”時的老車，似乎還是不太妥當，有相關的幕僚人員就此事向蔣經國報告，蔣經國一聽，覺得對孫攮v有些過意不去，就告訴自己的幕僚：“這樣的話，乾脆就把總統座車給孫院長坐吧！”

幕僚人員一聽，知道他還是希望繼續坐他的舊的別克座車，執意不肯換車。

蔣方良從來不過問蔣經國的公務，所以她並不清楚丈夫拒絕換新車的原委。有一天，蔣經國下班回“七海”官邸，在車子進官邸大門的時候，一眼瞧見怎麽車庫裏停著一輛簇新的凱迪拉克七人座，就問侍衛那是誰的車子，侍衛當然據實以告，說是夫人的新座車。蔣經國當時心裏就覺得很不高興，他當然也知道錯不在蔣方良，可是當他知道太太是坐這部七人座，帶著大批侍衛和隨從，一行浩浩蕩蕩到老淡水高爾夫球場去打球。他就告訴蔣方良，他自己的座車還是原來“行政院長”的那部老車子，他不預備換新車，爲了不要太招搖，他要太太不要再坐那部新的“總統”夫人座車。

但是，蔣方良還是要有專有的座車，蔣經國隔天就要“總統府”三局爲蔣方良買部福特千里馬，然後退掉凱迪拉克七人座。福特千里馬買來以後，蔣經國還親自試乘了一次。那次，蔣經國剛好要到慈湖謁靈，就順道試搭了一次福特千里馬，在車上，蔣經國直說：“我看千里馬也不錯嘛！”於是，就打算把這部千里馬作爲蔣方良的座車。

丈夫雖然說福特千里馬也不錯，但是，蔣方良並不做此想，那部福特千里馬蔣方良才坐兩次，她就向武官反映，千里馬好是好，可是還是沒有原來的別克車坐起來舒服。蔣方良要武官把原來的那輛別克車再設法開回來，武官告訴蔣方良，原來的那部別克轎車，已經撥給蔣孝文當座車去了，但蔣方良要車，武官豈有不從之理，只有去想別的辦法。

後來，武官還是給經國夫人設法弄了一部新的別克車，就這樣平息了一場夫人座車之爭。當然，蔣經國也清楚蔣方良不喜歡那部千里馬，只是，他不願再爲了座車的事，再和蔣方良有什麽爭執。

那時，連“副總統”謝東閔和以後的“副總統”李登輝都是坐凱迪拉克七人座，惟獨蔣經國不願換車，蔣經國最早在大陸時期就是坐別克轎車，一直到晚年，甚至當了“總統”，他還是對別克車情有獨鍾。既然他堅持不肯換車，有關方面只好想別的辦法“更新”經國先生的座車。

士林官邸有個交通股，蔣經國的那輛別克汽車就是由這個交通股動腦筋，把它做一次翻新。士林官邸交通股的做法，是向美國別克汽車廠進口一部全新的汽車引擎，等新的引擎進口以後，再把蔣經國那部車的舊引擎拆掉，換上新的引擎，等測試沒有問題了，再將這部“新車”交給“七海”官邸。講它是新車，其實車皮根本是舊的，只有引擎更新了。這樣的一部拼裝新車，又可以混個幾年，蔣經國知道了也很高興。這樣節省公帑，臺灣又有多少人能夠知道內情。

基本上，士林官邸的所有座車和公務車輛，大概不下五六十部之多，這些車子的保養維修，全部是士林官邸交通股自己全部包辦。

蔣經國曾經私下告訴一位好友，他只有和老百姓在一起的時候，才是他最快樂的時候。他生性是一個不愛講排場的人，所以，他對自己的座車到底是什麽牌子的汽車，根本看得很淡，因而，在他的“總統”車隊之中，根本沒有凱迪拉克七人座座車，除了他自己坐的別克轎車，也有裕隆台産車、福特千里馬、賓士、寶馬，大家當時都愛開玩笑，說他的車隊簡直是個雜牌軍，什麽車種都有。

他自己坐的車是舊的別克汽車，可是，如果有前輩需要車子，他卻從來都不吝惜，例如陳立夫先生從美國回來後沒有座車，就是蔣經國親自下條子給士林官邸交通股，叫他們給陳立夫撥一部凱迪拉克五人座轎車。這是一個十分罕見的例子，也可見蔣經國的待人寬厚，而律己則甚嚴。

空頭董事長

一個被自己丈夫有意無意間孤立起來的異國婦人，蔣方良心中儘管有無限感觸，她都沒有任何機會一吐胸中塊壘。蔣方良不像她的婆婆宋美齡那樣，有一個強勢的娘家，可以在自己最危難的時候，去自己家裏討救兵。她遠離自己的祖國，沒有任何親人可以倚靠，再加上她自己原本就是一個對政治毫無非分之想的女人，她在複雜的臺北政治圈子裏，簡直就是一個異數。

在名義上，蔣方良是“三軍托兒所”的挂名董事長，可是她從來不曾參與過這個軍方幼兒機構的任何活動，她甚至連這個托兒所的大門都沒進去過幾次。

最早，一些官太太不知道蔣經國的個性，以及蔣方良在實際決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還冀望蔣方良能夠爲她們爲自己老公或是親朋講些情面，拉些關係。蔣方良最早也沒摸清楚丈夫的習性，還答應爲人說項，可是等她向蔣經國提起，蔣經國的反應相當直率，劈頭就說：“以後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別管！”蔣方良當然清楚蔣經國的心意，所以，從此再也不代人說項，對丈夫經手的政務，也不再做任何的干預和插嘴。

蔣經國對傳統上夫人干政的情況是深惡痛絕的，在他主控的七海官邸，他當然絕對不允許有夫人插手政務的事情發生。在蔣經國的心目中，還是很執著於傳統的觀念，就是堅持男主外、女主內，太太對先生在外面的情況知道得愈少愈好。

自我禁錮患了憂鬱症

由於蔣經國並不支援太太經常外出，或者到別的官家去串門子，而蔣方良基本上是一個以丈夫爲重的傳統婦女，而且又是一個外國人(儘管她一向自認是一個十足的中國人)，缺乏外來的奧援，久而久之，她難免走上自我禁錮的道路。

她的長媳徐乃锦和王永澍将军的太太，好意要陪她去打球，她也不去了；早年住在长安東路的時候，有時還會到西門町去買布、逛街，甚至看場電影，後來搬到“七海”，一方面是距離市區比較遠，另一方面先生也平步青雲，一路做到了“總統”，她再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樣，在街上閒逛。

有段時間，她固定時間去臺北統一飯店的美容部洗頭髮，後來甚至頭髮都是請人在官邸爲她簡單洗洗，不再出門洗頭。慢慢地，她可說真正和外面的世界隔離，在身心上難免造成了一些後遺症。長期的足不出戶、自我封閉，蔣方良的精神終於出現了警訊。

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說話，和蔣經國一天講的話，大概不會超過十句，總是一個人沈默地靜坐一旁，有時蔣經國下班回來，她也是坐在那兒，連招呼都不打。當時，大家都沒有注意到她有什麽特別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陣子，大家發現她出現了怪異的舉止，才開始發現情況有異。

原來，在長久自我封閉之下，蔣方良不自覺得了一種憂鬱症。這種精神上的反常現象發生時，蔣方良就開始在官邸上下到處翻箱倒櫃，把她自己所有的東西，包括金銀首飾、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樓到處都是。

後來，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穩定，大家都認爲是因爲長期悶在家裏造成的，可是在這個時候勸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無興致，就這樣子，精神狀況時好時壞。爲了治療她的憂鬱症，醫官特別給她開了些藥，控制她的情緒，但是，她的憂鬱症基本上是沒有攻擊性的，只是輕微的精神衰弱之類的情況。

蔣方良基本上是一個不適合參加政治活動的女性，只要是有要她出席公袌龊系那闆r，前一個晚上，她肯定是徹夜睡不著，第二天一大早，通常是她最早起床，穿著要去赴約會的正式服裝，坐在客廳沙發上等待，她就是這樣一位很容易緊張的家庭主婦，一點也不像是“第一夫人”。

爲給她排憂解悶，七海官邸還有一位護士專門陪伴她。這位護士陳小姐，是臺灣人，是早在蔣孝文和徐乃宸驄D生女兒蔣友梅時，請來的一位護士。後來蔣友梅長大了，但是蔣方良覺得陳小姐人很熱心，照顧人也很周到，就這樣一直把她留了下來，可是，蔣家基本上也待陳小姐不薄，陳小姐是拿的臺北市市立中興醫院的薪水，在“七海”一天工作12個小時左右，後來陳小姐自己結婚生子，時間不多，就改爲每天下午3點上班，晚上9點離開官邸回家，工作狀況可說相當禮遇。

陳小姐名義上是護士，但實際上是在做陪伴蔣方良的工作，讓蔣方良白天有個聊天的伴，心理狀況不致更爲惡化。

蔣方良依賴的兩個人

在蔣方良的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除去她的家人，有兩個人占去了最爲重要的位置。一個是大管家阿寶姊，另一個則是護士陳小姐。

阿寶姊，可以說是七海官邸內務工作的靈魂人物，如果不是她的苦心經營，不但蔣經國一家的生活步調會大亂，恐怕整個“七海”也會喪失了方寸、不可收拾。我這樣的評述，應該是絕不誇大的。

她原先是“立法委員”王新衡家的傭人，1951年王新衡從香港把她帶來臺灣，把阿寶姊介紹給了蔣經國夫婦。幾十年來，蔣經國一家對阿寶姊的倚重，可以說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如今，蔣方良和阿寶姊可說是相依爲命，沒有阿寶姊，七海官邸不會這樣有條不紊，當年的蔣經國也不可能無憂無慮，如今的蔣方良也不會如此順心安度晚年。

從蔣經國時代到現在，凡是官邸的大小雜務，阿寶姊一定是事必躬親，蔣經國夫婦用的、吃的、穿的，任何物品的採買，她都要親自參與，從不假手他人，她經常挂在嘴邊的話是：“我拿了這份薪水，就要付出勞力。”

有一次，阿寶姊要辭退一個侍衛人員，結果，蔣孝勇不同意，和她的意見相持不下。阿寶姊非常生氣，覺得在官邸內不受尊重，就要向蔣經國夫婦辭職。她是蔣方良相依爲命的老伴，蔣方良當然不准她辭，可是，阿寶姊很堅持，蔣方良也很堅持，阿寶姊就說：“既然要我留下，我只有一個條件，那就是除非先生出面留我，不然我立刻走！”蔣方良知道她的個性，她既然只要求蔣經國出面慰留她，就表示還有留下她的可能性，當然立刻請出蔣經國，親自向她賠不是，才把阿寶姊留下。

並不是阿寶姊頑固或是她愛耍大牌，而是她一向對蔣經國一家忠心耿耿，她若是受到蔣家家人的誤解或是委屈，當然只有從蔣經國夫婦身上討回公道了。阿寶姊持家一向主張能省則省、能用則用，七海官邸所以有那麽多的舊家具、舊家電，主要是阿寶姊捨不得丟棄的關係。

有一回，阿寶姊用來榨果汁的一部舊式果汁機，就是在使用時，被經過廚房的蔣孝勇看見了，孝勇覺得榨果汁當然要用新的機器，榨的汁比較衛生，一看官邸廚房竟然還在用那種陳年老果汁機，一氣之下，當場就把那台舊機器整個砸碎在地上。

還有一次，蔣孝武問阿寶姊，爲什麽冰箱裏有那麽多的新鮮水果都不吃，偏偏拿一些快要爛掉的水果給家人吃？阿寶姊十分嚴肅地表示，壞的水果也是用錢買的，她替先生服務，當然要克盡本分，不能浪費！這就是阿寶姊的執著精神。

一年365天，阿寶姊從來不曾離開過七海官邸，在臺灣，她只有一個女兒，她曾經表示，她其實衣食無虞、不愁生活，她所以還要留在七海官邸，原因就是因爲要報恩。一直到蔣經國死後，阿寶姊還是一本初衷，繼續在“七海”陪伴蔣方良，在淒淒零落的七海新村，成爲蔣方良可以依賴的人。

護士陳小姐，是孝文女兒友梅出生的時候，由中興醫院調來的一位護士小姐，主要希望請她一起來照顧小孩，沒想到，陳小姐在蔣經國家待久了之後，蔣方良對她有了深厚的情感，所以便繼續留下來直到蔣經國死後，陳小姐都還留在“七海”好一陣子。

以蔣方良成天關在家裏、足不出戶的個性，當然希望有個人在家裏和她作伴，兒女多半有自己的工作要忙，陳小姐既然是護士，自然可以作她的伴。

特別是蔣經國不在家的日子，尤其是死後的日子，陳小姐每天和蔣方良作伴，兩人雖然不見得一定有什麽共同有趣的話題，畢竟給了蔣方良一段十分溫馨的回憶。現在，陳小姐已經退休回家，蔣方良的生活自然更爲淒寂。

第十二章：蔣經國子女恩怨情仇

最後，蔣經國還是選擇了蔣孝勇作爲他的代言人。當然，他也清楚，以當時臺灣的未來走向，臺灣沒有充分的客觀環境，繼續走強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實很早就有自覺，孝字輩的蔣家後代，是不可能在臺灣的政治舞臺上有所作爲的。

悲劇一生蔣孝文

男人對長子總是有著一種特殊的期許和眷顧，蔣經國自不例外。

蔣孝文，1935年生於蘇聯，他是蔣經國和蔣方良在蘇聯患難與共的歲月中，生下的第一個孩子。所以，他們夫婦對孝文都有一種特殊的情感，看到孝文，就等於重現年少時代在西伯利亞大平原上那段最艱辛的日子。

蔣氏夫婦投下了大量的心力，可是，他們的收穫卻極其有限。孝文是生於憂患，死于安樂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最艱難的時代裏，孝文越過大半個亞洲大陸，跟隨他的父母回到祖國，可是，等到在臺灣成長的那段日子裏，他卻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劇。

蔣經國對孝文的管教可說非常的嚴格，只要孝文犯了什麽錯誤，總是難逃蔣經國的一頓訓斥，所以，孝文基本上最怕他的父親。

記得我們在長安東路當侍衛的時候，晚上時常被孝文叫去爲他“推”吉普車。吉普車所以要推，倒不是說吉普車出了什麽毛病，而是孝文喜歡過夜生活，和三五好友一起嘯聚，那時大概他的玩伴當中只有他家裏有車，但經國先生對他管束甚嚴，只要蔣經國在的話，孝文根本不敢亂跑，可是到了深夜，孝文還是會趁他父親熟睡以後，偷偷摸摸地溜出官邸，然後要我們守在門口的侍衛爲他開門，但是，又怕吉普車在院子裏發動，會吵醒蔣經國，就叫我們侍衛幾個人一起，爲他把吉普車推到官邸外面的長安東路上，大概推到距離官邸大門有好幾十米遠，才敢發動引擎，然後加速揚長而去。

在年齡上，我們只比孝文大五六歲，所以，那時我們之間還很可以溝通。他經常到我們侍衛的宿舍來，和我們混得很熟，所以，他把侍衛住的地方和門房，當作他日常休閒的去處，下了學不是和同學好友出去玩的話，就是在我們的活動範圍，和衛士們膩在一起。

老先生對孝文這個長孫非常疼愛。老先生畢竟是軍人出身，所以只要孫兒們若是喜歡掄刀弄槍的，那他是最高興的了。而孝文從小就對槍支很有興趣，從高中時代，只要回到長安東路官邸更是槍不離手，經常見他把玩左輪手槍之類的武器，因爲孝文這項“嗜好”是老先生鼓勵的，自然沒有人敢去制止阻擋他。老先生不但鼓勵他多認識武器性能，還鼓勵他去打靶、練槍法，因而孝文更是把手槍當作他隨身的寶貝，除了去學校之外，常常見他腰間拽把左輪槍。

某日下午，有位便衣衛士李之楚剛好下班，回到宿舍休息，一進門，就見到孝文一個人躺在床上耍弄著他的左輪槍，孝文看見李之楚進門，就喊了一聲：“不准動！”然後把槍口對著李之楚瞄準。李之楚平時也和孝文玩得很熟，以爲孝文又是在開玩笑，就隨口一句：“唉！別隨便拿槍對人亂指，會鬧人命的！”孝文大概一時失手，或者是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突然不聽使喚，只聽轟然一聲，孝文竟然扣動了扳機，一槍剛好打中了李之楚的胸口，當場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

孝文大概忘了槍裏居然裝了子彈，更沒有想到竟然一槍打中了李之楚要害，當場大驚失色。大家聽到槍聲，心知不妙，立刻跑到衛士房間探個究竟，結果一看是李之楚給孝文一槍打傷了。大家看到情勢非常危急，李之楚中彈的部位是胸前，大家都認爲他是凶多吉少，可是情況危急，也顧不了那麽多了，只有立刻送他去醫院碰碰运气了。这时，孝文知道自己闖下大禍，已經嚇得臉色發白，在房間一角沈默不語。

送醫急救後，李之楚竟然奇迹般地沒有死，子彈距離他的心臟據說只有幾釐米遠，只要子彈稍微再偏一點，他就沒有命了。李之楚和我是同年入伍的，也是浙江人。後來蔣經國大概怕有人說話，加上他那時的身體狀況，已經再不能允許他執行勤務，所以，蔣經國乾脆把李之楚想辦法弄到高雄的建台水泥公司去服務，一方面也算是爲自己兒子的一時失手，向他表達一些彌補之意。

李之楚固然痊愈出院了，可是不少人擔心他傷勢太重大概活不了幾年，沒想到，他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還討了老婆生了孩子。

記得還有一次，我們隨侍老先生去高雄西子灣，孝文喜歡打獵。我就曾經陪他去高雄的壽山要塞的山林裏打獵，他是一個很愛面子的男孩，去打獵沒有什麽獵物拿回家，似乎很不甘心，我們侍衛還特地到山裏捉了一隻山羊，綁在地上，讓孝文在數步之遙的地方，用獵槍瞄準射擊，然後，他就帶著那只被他打死的“獵物”，狀似得意地回到住處，向老先生炫耀一番。

讀中學的時候，因爲自己不愛念書，成績考得一塌糊塗，有好幾門課是紅字。那時成功中學的成績單都是用郵寄直接寄給家長，蔣經國在孝文上成功中學之前，曾經親自交代那時的成功中學校長潘振球，要好好管教孝文，潘振球是蔣經國在贛南時期的部屬，自然不敢違拗蔣經國的指示。可是，孝文畢竟是當時一般人心目中的“皇孫”，即使蔣經國親自交代，即使孝文有不好的地方，也不能說打就打、說罵就罵。

然而，每次孝文知道學校什麽時候寄發成績單回家，就通知我們，要我們先收下來。我們侍衛當時也不清楚信封裏面裝的是什麽東西，但既然孝文命令，我們也不能不聽，誰知道那些信件正是學校寄給蔣經國的孝文在校成績單。但是，潘振球的確對蔣孝文的在校成績十分注意，在他連續注意了幾個月後，發現孝文成績每況愈下，這樣遲早會出問題，於是，他就寫了一封措辭和緩的信，給蔣經國向他報告最近孝文在校的近況，以及最近幾次月考的成績，並且順便問蔣經國有沒有收到學校寄發的成績通知單，可是，這封信寄出去了好幾個月，蔣經國還是一點回音也沒有。這時，潘振球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就直接去找蔣經國，親自向他報告這一連串的事情。

蔣經國聽到這個事情，心裏氣得不得了，回到家來就找孝文追問。孝文知道紙包不住火，只好實話實說，蔣經國真是痛心極了，拿起棍子就朝孝文身上猛打，打得孝文是滿屋子跑。蔣方良聽到丈夫在打兒子，心疼不已，立刻出來制止，蔣經國還是拼命打，急得蔣方良眼淚汪汪，一旁拼命拉住蔣經國不准他動手打孝文。蔣經國無奈，只好放下棍子，可是他餘氣未消，命令孝文跪在地上不准起來。跪了一陣子，蔣方良心疼得不得了，又是一陣哭哭啼啼，硬是要蔣經國饒了孝文，讓他站起來。

從這點可以看出蔣經國夫婦在教育子女的態度上，是截然不同的，一個主張用斯巴達的教育方式，而他的母親卻忍不下心來嚴格管教孝文，甚至還和蔣經國唱反調，或許，這也是孝文不能步上正途的原因之一。

就因爲前面我說的推吉普車和代收成績單事件，蔣經國把孝文學壞的過錯全部記在我們侍衛人員身上。殊不知我們侍衛夾在中間，孝文下的命令我們豈有不聽的道理？可是，若是依從他的命令，難免要冒著被蔣經國責駡的命撸�有時候我們真是左右爲難。

後來，孝文從美國返台，而且已經和徐乃锦女士结婚，可是結了婚的孝文，個性並沒有因此穩定下來，反而染上酗酒的惡習，而且只要他喝了酒就會出些事情。

有一次，大概又是爲了和太太有點口角爭執，便出去喝酒解悶。哪知道他喝醉以後，心中一時情緒不能發泄，就開著官邸的一部美制別克汽車，沿著中山北路一路急速行駛，最後，因爲他那晚實在已經爛醉如泥，在神志不清的情況下出了一場車禍，把那輛別克車撞得面目全非，連方向盤都給撞歪了，孝文自己也受了輕傷，門牙全部撞斷，滿口鮮血，後來只好全部裝假牙。

還有一次，大概也是和徐乃锦为了一些小事，大吵了一架，然后他就负气出去喝酒醉如泥，在中山北路嘉新水泥大樓附近餐廳大鬧一場，別人怎麽勸他也不肯回家。蔣方良發現兒子不在，派人四處尋找，終於在嘉新大樓找到他，侍衛人員勸他回家，怎麽勸他還是不聽。

孝文以盛年就因爲宿醉導致血糖過低昏迷不醒，後來雖然急救蘇醒過來，可是腦部因而受損，他的一生就這樣毀在酒上，實在令人爲之扼腕。在蔣家的嫡子當中，孝文可說相貌堂堂，爲人寬厚，如果在一個平實的環境中成長，應該可以獨當一面、成就不凡，無奈造化弄人，他又夫複奈何？

孝文昏迷後有一天，蔣經國到醫院去看望臥病中的孝文，蔣經國望著昏迷的孝文，不禁悲從中來，不斷輕聲重復：“ALLEN(艾倫)！爸爸對不起你！”蔣經國的愧疚主要是因爲孝文繼承了蔣經國從毛夫人遺傳來的糖尿病，豈非天命哉！

掌上明珠蔣孝章

蔣氏夫婦的幾個小孩當中，最得蔣經國喜愛的首推蔣孝章。

孝章這個生來就眉清目秀的女孩，我們侍衛人員對她的平民作風非常敬重，這一點，她的特質和她父親蔣經國很像。記得是在她就讀“北一女”的時候，蔣經國曾經要我們侍衛和司機接送她上下課，可是，孝章硬是不願意有人接送，她喜歡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大老遠從長安東路騎到重慶南路的一女中上學。

蔣經國不放心讓孝章吃外面的餐食，叫司機老鄔開著小型座車，中午爲孝章送飯盒去，孝章站在校門口，對他怒目相視，待他走過去把飯盒交給她，她說：“你們走遠一點好不好？”我們可以理解她的用意，是不希望被同學視爲特權階級。所以，我們以後給她送飯盒知道了她的脾氣，刻意只將飯盒放在學校門房的地方，然後我們就在一個角落等著看她拿到飯盒，我們就算完成任務，打道回府。

對待侍衛，孝章從來不會有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在孝章念中學的時代，我曾經有一次陪她去西門町的大世界電影院看電影，從那一次的接觸，我覺得她是一個相當平民化的人，和我們相處十分有禮貌。她一向堅持不要讓自己有太特殊的感覺，更不願被人視爲利用權勢。這一點，我們實在非常崇敬她。就以她自己爲例，如果她願意的話，蔣經國當然會給她先生安插職務，可是她從來沒有做過這類的要求，可見，她的確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官邸奇女子。

孝章的心地非常善良，可是她的個性和脾氣卻相當倔強，所以，蔣經國在家誰都不怕，就怕他的女兒孝章發脾氣。只要是孝章什麽事情不愉快，蔣經國官邸就像就像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蒋經國真是食不知味，非要把孝章逗到笑了，蔣家的低氣壓才算解除。

通常，只要孝章發起脾氣來的時候，蔣經國偶爾會叫好友王叔銘到家裏來，一起把孝章哄到臺北的“空軍新生社”，一塊兒吃頓飯，在輕鬆的氣氛中，讓孝章心情緩和下來，總算雨過天晴。

就因爲王叔銘經常扮演爲經國父女解圍的角色，所以，曾經一度有人盛傳蔣經國有意接受王叔銘的兒子，作爲孝章的乘龍快婿，可是兩人沒有機緣，儘管是父母有意，奈何環境卻無法爲這兩個青年撮合。後來，孝章去美國進修深造，卻在此時墜入情網，愛上俞大維的長公子俞揚和。

在孝章赴美之前，蔣經國就想好孝章到美國念書時的一切生活問題。他知道俞大維的兒子在美國，憑他和俞家的交情，對女兒寄住在美國俞家，可以說相當放心，可是，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青春年少的孝章到了美國俞家不久後，卻愛上了負有照顧之責的俞家大少爺。這位俞家大少爺，比孝章年紀大了一二十歲，是俞大維的德國太太生的。

孝章和俞揚和談戀愛的消息，傳到臺灣之後，在蔣經國官邸引起極大的震撼，等蔣經國親自向孝章查證，確實有這件事之後，而且孝章還提出堅持要嫁給俞揚和的時候，蔣經國氣得眼淚直流，半天說不出話來，而孝文三兄弟更是氣憤填膺，直說要去美國找俞揚和算賬。

後來，爲了息事寧人，宋美齡親自出面，爲此事打圓場，最後總算在兩家各自節制的情況下，讓這件事慢慢平息下來，蔣經國後來也接受了這個事實，對俞揚和也不再心存痛恨，接納了這位女婿。

和俞揚和結婚後，孝章馬上改變自己的角色，成爲一個名副其實的家庭主婦。在結婚之初，孝章忍受各種來自家庭成員的污辱和反對聲浪，也始終沒有任何的反彈和溢於言表的不滿。聽說蔣經國曾經有意爲俞揚和安排到臺北華航擔任總經理，可是，孝章始終拒絕她父親的任何人事安排，甚至連臺灣都有一段時間不太願意回。

老先生去世的第二年，有一次，孝章抽空回了一次臺灣，記得那次蔣經國曾經在慈湖擺了一桌酒席，請孝章夫婦一起吃了一頓飯，後來，她就很少再回來。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就職“總統”的日子，曾經寄了機票給孝章夫婦，可是他們並沒有回臺灣。後來，蔣經國第二次就任“總統”，孝章還是沒有回臺灣，官邸人士都在議論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很多人都猜測，這八成是因爲三兄弟對俞揚和不禮貌的關係。

爭議不斷的蔣孝武

離開蔣家這段日子以來，我到現在還難以忘懷，1987年12月13日，也就是蔣經國死前一個月，蔣孝武結束臺灣假期向蔣經國拜別的那幕情景。

那時候，種種迹象顯示蔣經國的病情愈來愈惡化的狀況，可是，現實的環境卻必須逼迫蔣經國做出決定，讓二兒子蔣孝武遠離臺灣，而孝武似乎也從醫生那兒，隱約知道蔣經國的病情，所以，那天中午，他在七海官邸吃過中飯之後，到蔣經國房間拜別，然後紅著眼眶走出房間，遇到了我，孝武眼淚不禁奪眶而出，他有些哽咽地說：“以後父親要你們多費心照顧了！”說完，就形容憔悴地步出官邸。果然一個月後，蔣經國就病逝。

說起孝武，外界總會不期然地想起不少政治事件，都和他扯上一些關係，但是，到底真相如何，現在已死無對證，也沒有人再去追究這件事情。對孝武的印象，早源于孝武三兄弟小的時候。記得是孝武小時候，就聽老先生講過，這個孝武啊！眼睛經常動不動就眨呀眨的，可見他是一個“計侄喽恕薄肮盱`精”的小孩。孝勇小時候經常手上的零用錢動不動就被孝武給騙走了。

老先生習慣在逢年過節的時候，給一個紅包，給孝字輩的晚輩做鼓勵。有一次，蔣介石又發紅包了，孝武就跑去孝勇那兒，說：“阿弟啊！你有錢要多用！”他勸孝勇儘量用錢，而自己卻非常吝惜自己手上的金錢。有一次，孝武中了一次愛國獎券，有人起哄要他請客，可是他就是不願拿出一部分錢與大家同樂。

孝武的婚姻，也是蔣家公子當中，非常不順利的一個。他的太太汪長詩，父親曾是臺灣駐歐“外交”人員，和孝武是在留學德國期間認識的，後來兩人相愛就步入結婚禮堂，可是，卻因爲孝武處處要耍個性，而和汪長詩走上仳離命摺３�了兩人的倔強以外，他們年紀太輕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記得在慈湖守靈的一個淩晨，忽然接到一通來自七海官邸的電話，說孝武的太太汪長詩要到慈湖來見她的公公蔣經國，大家都很納悶，汪長詩有什麽急事，什麽時候不可以見面，偏偏要在清晨見蔣經國，到底發生了什麽重大事件，一時之間，大家議論紛紛，可是等到汪長詩出現，大夥才知道，原來是汪長詩和蔣孝武鬧彆扭，情況鬧得很僵，所以非找蔣經國出面不可。

慈湖方面知道了大致的情況，在汪小姐沒來慈湖之前，就通知蔣孝勇，叫他前來做調解人，希望能夠緩和孝武夫婦的僵局，可是，孝勇調停無效，只有請蔣經國親自出面了，汪長詩還是見到了蔣經國，蔣經國也承諾要負責找孝武，向汪長詩低頭賠不是。可是，孝武豈會如此軟弱，根本就不理會汪長詩到慈湖告狀這碼子事，對父親蔣經國的勸說也是有如耳邊風，根本聽不進去。

因爲兩人老是見面就吵架，最後只有走上離婚一途。中國人勸合不勸離，尤其是官邸子女，若想要離婚的話，更是要被老一輩的人視爲是離經叛道。所以，蔣家的親戚當中和汪家的親戚，當然都希望兩人的婚姻關係能夠繼續維繫下去，所以莫不想盡了辦法，爲他們設法挽回殘局。

在親友的密切安排下，汪長詩準備給蔣孝武表現真盏臋C會，於是她在從海外過境臺北機場時，蔣家親戚就希望孝武能夠去機場接機，這樣，汪長詩在孝武給面子的情況下，還可以勉爲其難地回到孝武的身邊。可是，哪知道孝武對親友的這個計劃，根本是不屑一顧，覺得自己是堂堂“總統”家庭的第三代，別人應該來向我低頭才對，哪有堂堂男子漢向女人低頭的道理，因而，孝武根本連機場都懶得去。如此一來，汪長詩在機場等不著孝武，一氣之下，憤而離開臺灣，從此和蔣孝武分道揚鑣。

人的情緣，就是這樣奇妙，孝武和汪小姐離婚之後，兩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小姐每年都會固定在寒暑假回臺灣，看看她的兒女友松、友蘭。說起孝武的工作經驗，應該是在他和汪小姐結婚後，回臺灣後的事。

當年輕的孝武回到臺灣時，老先生還在世，當時孝文情況不是太好，所以老先生對孝武的期待也就格外殷切。老先生希望這個留學德國的第二個孫子，能夠爲蔣家第三代爭口氣，因而把許多希望都寄託在孝武的身上。他一回國，老先生就發佈孝武當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專門委員，這個職位和中央黨部的總幹事平行，一般大學畢業的青年，如果參加國民黨的工作人員招考，即使他的能力、學識、人品再好，即使是考上了，也只能從助理幹事做起。可是，老先生並不覺得這有什麽了不起，還說這是要給孝武“磨煉磨煉”。

在黨部上班的時候，他自己開美制道奇吉普車去辦公室，後來，他由黨部轉到“輔導會”經營的華欣文化事業公司。當籌備主任的時候，那時“輔導會”的主任，也就是他的頂頭上司是趙聚鈺。趙主任是孝武父親的老部下，對孝武焉有不關照的道理，自然是要什麽有什麽。

江南案(據稱《蔣經國傳》作者江南，因在該書中有意“醜化元首”，遭臺灣情報部門特工刺殺身亡)，給孝武政治生命一個相當沈重的打擊，這也是導致他出國避風頭的主因；但也有人認爲，蔣孝武出國的另一個原因，是爲了在國外比較能夠避免外來的一些干擾，讓他過一個比較平靜的新的婚姻生活。

的確，孝武自從和汪長詩離異以後，他展開了他新生活的第一頁。在這第一頁的扉頁上，他認識了一位臺灣籍的小姐蔡惠媚，而這位台籍小姐竟然改變了他的後半生。

認識蔡惠媚之前，孝武的私生活是很受外界關注的，當然這些關注有相當一部分是帶著一種異樣的眼光在看待他。可是，在他認識了蔡惠媚之後，卻奇迹式的，改變了以往不爲家人和外界認同的生活方式，在作爲和生活步調上，都慢慢做了微妙的轉變。可見，愛情的力量即使在這位時人視爲“太子”的身上，扮演了多麽重要的角色。

蔡惠媚本來是孝武尚未離婚時，他女兒友蘭的英文教師。蔡惠媚生長在台中望族，在經濟上，她根本沒有必要外出賺錢，可是，上天有意讓她和孝武借著當家庭教師的機會，兩人結合。

孝武爲了追求蔡惠媚，據說花了10年的時間，才感動了蔡惠媚本人和蔡家。特別是蔡家本身是台中的大戶人家，根本沒必要去攀蔣家這門親戚，而且，臺灣人對蔣家基本上是有著十分歧異的看法，加上孝武過去在政壇上的一些風風雨雨，蔡家自然早有所聞，所以，女方家長對這門婚事，基本上最早的興趣實在不大，要不是孝武苦苦追求，感動了蔡惠媚，恐怕這門婚事永遠都不會成功。

蔣經國對孝武的這檔婚姻，非常重視，而且這是蔣家頭一次和臺灣籍人士結姻親，自然更爲重視，何況孝武有離婚紀錄，蔣經國怕孝武再有失足紀錄的話，勢必引起社會更爲負面的批評。所以，父子兩人爲此曾經做了一番深談。當蔣經國明白兒子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在一起後，他才要孝武以蔣經國本人的名義，把蔡惠媚的父母請到七海官邸來，由蔣經國出面在官邸客廳準備茶點，招待了蔡家二老，並且借著茶敘的時間，由蔣經國、蔣方良夫婦，親口和蔡家二老把親事定下來，但是爲了儘量減少外界干擾，婚禮決定在孝武“駐節”的新加坡舉行。

孝武在新加坡舉行的婚禮，由於蔣經國是不可能出臺的，其他的蔣家親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蔣經國特地命令蔣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參加孝武的婚禮。

從整個人生經歷來看，如果說蔣孝武的性格不是那麽倔強，而且不發生江南命案，他是不可能就此從政壇上銷聲匿迹的。他的個性讓他在政治上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更不幸的，在他結束“出使”海外生涯時候，卻突然在一次健康檢查中，無故暴卒。他的死不但讓類似江南命案的案子變成懸案，而且也留下了許多的疑點，爲後人帶來更大的臆測空間。蔣孝武死後，蔣家變成一門四寡，這個家族真是多災多難。

“地下總統”蔣孝勇

長安東路時代，我們奉派到蔣經國官邸去擔任便衣衛士的工作，上面給我們的任務分配是一個人負責帶蔣孝武，一個人負責帶蔣孝勇。通常，帶孝勇的那個同仁是比較辛苦的，除了他的年齡比較小，不好帶之外，孝勇的調皮搗蛋是一個重要原因。

孝勇小時候，像是一隻猴子，不但玩刀玩槍天不怕地不怕，而且特別喜歡爬樹，早上給他穿的是一套新衣裳，下午已經玩得全身是泥，沒有一個地方是乾淨的。更絕的是，孝勇只要出去玩，身上總是到處是傷。而從小，孝武和孝勇就是每天打打鬧鬧的，只要見面就會打架，這兩兄弟從小打到大，真是一對小冤家。

所以，負責帶他的同仁，不但要經常注意他的衣著整潔，而且還要保護他的人身安全，不能有一點受傷害的情況，否則誰也擔待不了這個責任。然而偏偏這些小孩既不能打也不能罵，所以，一旦他們調皮起來，任誰也管不了他們，只有任由他們胡鬧。一直到孝勇讀軍校時，他還是校方心目中最棘手的人物。

在讀軍校時，孝勇最怕的人還是教育班長。如果孝勇在學校偷著抽煙，被教育班長當場抓到的話，教育班長是不會理會他是老“總統”的孫子這樣的身分，照樣給他嚴厲的處罰，硬是叫他連煙帶灰一起吞到肚裏去。可是，他對軍校的校長和高層首長卻不看在眼裏，畢竟，這些人都是他父祖輩的部下，他一方面是有恃無恐，一方面，這些學校首長拍他的馬屁猶恐不及，怎麽可能對他有什麽太嚴苛的舉動？

後來，孝勇在一次訓練中，跌傷了腳踝，所以只好辦理退學手續。從軍校退學後，孝勇又插班進入臺灣大學就讀。

因爲蔣孝勇最懂得討好他的父親蔣經國，在表面上，他也是蔣經國最聽話、最乖的兒子，他不像孝武那樣倔強好勝，也不像孝文那樣孟浪衝動，他是蔣經國的子女中，在個性上最像蔣經國的一個，但是，蔣孝勇背後究竟在做些什麽，蔣經國是從來也不清楚真相的。

1975年，也就是老先生過世以後不久，因爲蔣經國的政務實在愈來愈繁忙，他自己的身體日漸虛耗，而且蔣經國慢慢發現自己染有遺傳性的糖尿病，雖有專職医生负责，为他灾卧治＃�长期下来渐难控制，如果他的体力再不更有效益地运用，那将无异飲鴆止渴。所以，他開始打算把一部分權力，尤其是私人的權力與工作，放一部分給兒子去分憂解勞。

然而，蔣經國幾經考慮，在他三個兒子當中，已經臥病的孝文不用說；孝武個性上比較倔強好勝，而且，性情上也不像孝勇那樣內斂，也就是所謂的“持盈保泰”，孝武不懂這一套，所以，如果賦予孝武重任的話，很可能會因爲一時急躁，而前功盡棄。

最後，蔣經國還是選擇了蔣孝勇作爲他的代言人。當然，他也清楚，以當時臺灣的未來走向，臺灣沒有充分的客觀環境，繼續走強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實很早就有自覺，孝字輩的蔣家後代，是不可能在臺灣的政治舞臺上有所作爲的。可是，蔣經國畢竟是一個跨越現代與傳統的過渡型的政治人物，他不可能像現代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人物，是“傳賢不傳子”的、是用民主程序決定一切的，他已經習慣了在臺灣這塊地方呼風喚雨的感覺，如果有朝一日他失去了現在擁有的一切，他實在無法想像那是一個什麽樣的狀況。

儘管如此，蔣經國還是希望給孝武和孝勇有更多的機會去比較他們的長處。只有這樣，才能比較客觀地決定誰是真正有資格繼承他“法統”的兒子。

很多侍衛人員和官邸工作人員，都清楚孝勇的脾氣和個性，他是一個十足的兩面人，甚至有人說他是個笑面虎，人前人後的表現完全不同。在蔣經國身體狀況急劇轉危的最後幾年時光，蔣孝勇可說是蔣經國最直接的代表，所以有人戲稱他是“地下總統”，就是在蔣經國臥病那段時期，別人爲他取的綽號。

那時，孝勇每個星期二和星期五，是他向蔣經國報告各種公私雜務的簡報時間，因爲他可以“上達天聽”，所以，很多官場上的人便不得不借著各種機會逢迎巴結，以特別討蔣孝勇的歡心。

第十三章:蔣經國是個怎樣的人？

蔣孝文在世的時候，有一句名言，我到現在還記得十分清楚：“我做了什麽錯事，他(指蔣經國)頂多罵一下，可是你們就不一樣了，所謂虎毒不食子！”到底，蔣經國是個怎麽樣的人？這是頗值得人們深入研究的。

蔣經國是個好“演員”

蔣經國性格上，一個明顯的特性，就是他的雙重性格，這一點可以在他的一些往事的個案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迹。

從大陸臨撤退前，蔣經國曾對老先生的警衛總隊第四隊的隊員講過，只要他有一碗稀飯吃，就會讓全體隊員先吃。可是，撤退到臺灣以後，因爲警衛總隊縮小編制，第四隊因而被遣散掉了，有些隊員就對經國先生至表不滿，認爲他食言而肥，不守信用。當然，以當時的處境，國民黨政府不可能再像過去在大陸時期，容納那樣多的編制人員。可是，就因爲蔣經國在上海講過那番話，不少第四隊的隊員對此耿耿於懷，而蔣經國卻事後不加兌現，難免引起被遣散隊員間的尖銳反彈。

在長安東路時，還有一次特殊事件，是讓我們同仁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戡亂建國總隊”的請願事件。那次的請願事件，讓我們四個守護長安東路官邸的便衣衛士同仁，全部被以處理不當的理由，調職查處。

那次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們在長安東路值班，突然來了一群自稱是“勘亂建國總隊”的人，起先我們也並不清楚他們來的用意是什麽，我們同仁就走進官邸，向蔣經國報告，說外面有一些人要求見。他問來者是誰？我們就說是誰，他一聽說是“戡亂建國總隊”的人，就搖搖手示意不見，並且很直截了當地說：“告訴他們說我不在！”我們也不知道當中有什麽玄機，可是主人說不見，我們又豈能再多說什麽話，就走出去向在門口等候的人說：“蔣先生不在，你們走吧！”可是誰曉得這些人不相信，就在門口大吵大鬧起來，有的人在門口大罵，罵得相當難聽，有些話簡直不堪入耳。

“哦？不見！過去我們出生入死，現在就不管我們的死活了！”

“避不見面就可以解決問題？不見也要見！他明明說過，他有飯吃，大家都有飯吃的，現在他有飯吃，可是我們沒飯吃啊！”

我們看現場愈吵愈亂了，只好找人來支援，總算在大家輪番勸解下，這些人才心有不甘地離開了蔣公館。

不一會兒，蔣經國把我們叫到他的屋裏，他不分青紅皂白，劈頭就是一頓臭駡：“你們是怎麽處理的，這麽簡單的事情都處理不好？你們全部給我滾蛋！馬上滾！”在他一陣連珠炮似的痛駡以後，我們當然只有卷鋪蓋滾蛋的份，隔天，我們就被調回原來的便衣組裏，換另外一批人去服侍蔣經國。

除了這次被蔣經國“掃地出門”的經驗，還有一次是在1978年，剛進“七海”不久，蔣經國叫副侍衛長來告訴我們幾個副官，說經國先生要我們回慈湖，七海官邸暫時不需要我們。那時我們以爲自己又犯了什麽錯，但也不能去追問啊！只有默默走路回慈湖，不久，蔣經國大概覺得這樣做會引起我們心裏不平，因爲我們自省的確沒做錯什麽事，爲什麽會叫我們走路呢？他叫他的副侍衛長跑來跟我們講：“總統要我來和你們講，上次並不是你們表現得不好，也不是你們有什麽不對的地方，而是總統一見到你們就不知不覺想起老先生，他於心不忍，所以就請你們回到慈湖，沒有別的意思。”

在副侍衛長來解釋之前，我們兩個副官本來是認爲，大概是經國先生不希望再在七海官邸延續以前士林官邸那一套老的制度，而要以一種新的制度取而代之；因爲，在我們印象中，曾經聽過蔣經國說，要把士林官邸的一切壞習慣都要統統革除掉，他對老先生時代少數侍衛人員，假借官邸的招牌，在外面招搖撞騙、作威作福，十分厭惡。可是，他並不清楚，真正做這些事情的人畢竟是少數人。然而，他不管這些，反正士林官邸的老人，能夠不用就不用，如此一竿子打翻一條船的做法，當然令人寒心。

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蔣經國的雙重標準。以前，在八勝園時期，蔣經國有一個得力幹部姓張，這位得力幹部後來由蔣經國派他去日本當特派員。張特派員到了日本，不久就迷上了一個日本婆娘，並且有意納爲妾，這件事馬上就被張特派員在臺灣的元配知道了，立刻跑到蔣經國面前哭訴自己丈夫的忘恩負義。張太太吵了幾次，蔣經國實在受不了，就乾脆把這個張特派員調回臺灣，從此被打入冷宮，再也翻不了身。

不論這些事件的是非曲直如何，以我自己來說，在服侍過老先生以後，再到蔣經國身邊工作，兩相比較，蔣經國的確予人一種諱莫如深和高不可測的感覺，即使像我這樣一個熟手的工作人員，都時時有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

在他的家族裏，特別是在老先生面前，他永遠是把最好的一面給老先生看。這一點，和他的弟弟蔣緯國截然不同，蔣緯國總是在老先生面前反映一些不好的問題，可是人多半是喜歡聽好話的，尤其是老人更不願聽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偏偏蔣緯國就是喜歡提一些問題告訴老先生，難怪連老先生都不禁有些懷疑，爲什麽蔣緯國老是給他“找麻煩”。因而，老先生對蔣經國自然愈來愈有信心，對蔣緯國就沒有那樣的推心置腹。

對外的形象上，蔣經國曾經不只一次地對人講過，他只有在和人民在一起的時候，才是他感到最高興的時候，這也是他之所以從當上“行政院長”以後，就在全臺灣各地馬不停蹄地到處巡視，卻從來不會喊累的原因。但是，在有些侍從人員心目中，蔣經國這樣的行爲其實只是要凸顯他所謂的“親民”作風，在他回到官邸之後，他渙散的體力使他開始覺得面對民众，竟是那样累人。尽管面对人民是一个政治人物確保權力的不二法門，可是，當每天都周而復始地重復一件事情時，再有耐心的人也會開始厭煩，何況，蔣經國那時糖尿病已經慢慢嚴重，如果每天馬不停蹄地跑，難免會有生厭的時候。

他的雙重性格有時也會在我們的面前不經意展現出來。例如，我們剛到“七海”的時候，他對我們的信心還不是很夠，有時候，他在自己臥室接見黨內的重要幹部，看到我們在旁邊，就故意說：“今天天氣很好！”這句話其實就是示意要我們回避，等我們走開了，他才敢和幹部開始講一些重要的話題。

然而平實地講，蔣經國畢竟不是神，他也有人性化的一面。既然是人，他就有人的喜怒哀樂、有人的七情六欲、有人的長處和缺點。如果明白了這個道理，再去看待蔣經國，就不會有不平衡的感受。

爲人處事神秘兮兮

蔣經國的爲人處世，永遠是一副神秘兮兮的個性。

從前面我提過的七星山迷路事件，就可以想見他的獨來獨往性格；在此之前，在長安東路時代，蔣經國經常是自己一個人帶了一個司機，開著車出去到處跑，也許是他的任務需要，也許是他有另外的原因，他的司機經常抱怨“找”不到他，因爲蔣經國如果發現一個人比較方便，就隨時伺機把他的司機給擺脫掉，一個人再搭別人的車子跑到別的地方去了，至於到什麽地方去了，沒有人知道。

早年如此，到了晚年時期，蔣經國那種神秘兮兮的性格，還是時時自然而然地流露在生活之中。記得有一次，他在“榮總”住院，“總統”車隊還故意在他的座車上安排了一個假人，坐在主位，然後每天夜晚時分，叫車隊開回七海官邸，第二天早上再開回“榮總”，用這樣的方式企圖去掩人耳目，其實，比較細心的人早就知道蔣經國是躺在醫院裏面，用不著以這樣掩耳盜鈴的方式去欺騙人民。

蔣經國生怕自己的病情會影響島內的政局發展，所以早期他對住院是非常排斥的，非不得已，絕不住院。在“榮總”看病住院，爲了保密起見，蔣經國也都有化名，所謂的化名，其實就是用我們侍衛或是副官人員的名字。

最早，他在“榮總”驗血，就是用我翁元的名字，後來，又用副官王文浩的名字。有一次，我自己要去“榮總”看病，也需要抽血檢驗，自己的名字給蔣經國“借用”了，自己只好用“翁一元”這個名字去驗血。驗血用化名，主要是醫生基於保密的原因，所以才想出用我們副官的名字的點子，當然這和蔣經國本人無關。但是，也算是在蔣經國身邊發生的一段妙事。

誰開罪他誰就得倒楣

一位士林官邸的老長官告訴我：“你若是看到蔣經國脖子發紅，就要小心了，這表示他要‘殺人’了！”當然，蔣經國大概從來沒有親手殺過人，可是，他的這個形容，卻具體而實際地說明了蔣經國性格上的某些特徵，這句話表示，千萬不要得罪蔣經國，否則他一定會對你不客氣的。

“總統府”有某位科長，平日對外交際很有他的一套辦法，有半年時間，突然不明不白地“失蹤”了，大家沒有人知道他去了什麽地方。後來，大家才曉得原來他被關在警總保安處，也就是臺北西寧南路的一處神秘處所，至於他爲什麽被關在保安處，大家都是一頭霧水，最後還是他自己出獄後，向大家隱約透露了一些原因。

這位科長本來是跟著老先生的軍職人員，後來轉到文職工作，他的社交一般認爲是比較複雜，平日處理事情又喜歡超越自己的職權，可能因而觸怒了蔣經國，可是他自己卻不自覺，被警總“請”去半年，後來查不到什麽犯罪的證據，才無罪開釋的。出獄之後，這位科長再也不敢提起被關的這段往事，後來索性離開公職，到一個民間機構去工作，遠離是非之地。

可見，蔣經國在相當的程度上，還是有很強的威權性格，這也是中國的政治人物一個很平常的通病。

表面上，蔣經國時時刻刻一副“親民愛民”的形象，在外面和人接觸，也一向是笑臉相迎；可是在家裏，他永遠是下人心目中的君王。甚至到晚年，他的侍從醫官爲他治病，都受到他的威權心態的影響，必須隨時留心，深恐一時讓他不稱心而遭受調職處分。就以他的眼睛爲例，1986年6月，他從陸軍官校參加校慶活動回臺北後，到達官邸，他照往例往床上一躺。哪知他剛一躺下去，突然覺得左眼眼前一片漆黑，由於糖尿病引起的病變，眼球上方新生小血管破裂，使眼球內水晶體充滿鮮血，而阻礙視線，他大驚失色，高聲叫喊：“我看不見了！我看不見了！”喊聲立即驚動大家趕快通知眼科大夫前來诊治。

就因爲左眼的充血事件，他的眼科主治大夫就這樣被他撤換，原因便是沒有照顧好他的眼睛，否則怎麽會讓他左眼失明呢？

他會這樣處置眼科的主治大夫，其實他還是覺得醫生應該是萬能的，他根本忽視了醫生只能治病，不能樣樣有把握。如果不是他的威權性格作祟，他應該會瞭解這一點的，可是，他的強勢作風和威權性格讓他蒙蔽了這方面的自覺。

在眼科主治大夫被撤換之前，還有幾位醫師也是被毫無預警地撤換，引起官邸一些醫生的許多猜測。

例如有一位管新陳代謝的醫生，人很好，醫術很高明，是“榮總”很有名的醫生。就因爲這位醫生對蔣經國講話時，比較直率，不會拐彎抹角，一再向蔣經國強調，糖尿病不是光靠吃藥就可以斷根的。可是，蔣經國並不認爲如此，在蔣經國的觀念裏面，醫生除了“醫病”之外，還要能夠“醫命”，而且一切還是要和其他的文武百官一樣，要聽從“總統”的指示辦事。可是他忘記了，醫生是專業人員，是受過專業訓練的知識份子，怎麽可能去當一個隻會講好聽話的“政治醫生”呢？

在他的威權性格之下，當然有不少醫生受不了他的脾氣，而蔣經國向來是先發制人，在醫生表現出一絲不悅時，他就先把他給撤換了。

還有一個醫生更是被撤換得莫名其妙。這位周姓大夫，從來沒犯過什麽過錯，就是一個嗓門特別大，隨護蔣經國出去的時候，大概是講了幾句話，讓蔣經國聽見了，蔣經國心裏不高興，過了不久就把他給撤換了。

可能就是這許多的個案案例，對人起到了警覺作用，所以他的醫生後來行事說話，甚至開藥處方都格外小心謹慎，因爲沒有必要爲了一件小事和自己飯碗過不去。所以，蔣經國說什麽就是什麽，他要吃什麽藥就開給他好了，在他面前絕不說個“不”字。

不念故舊鐵心腸

中國人是一個講究情面的民族，然而蔣經國卻在許多方面絲毫不講情面，讓許多人對他含恨不已，這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他的從政性格。

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王正誼的“貪污案”，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個案。王正誼是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老先生主政時，對王正誼信任有加，大家一般也都將王正誼當作是老先生這個系統的人看待。

後來，老先生臥病，蔣經國想做一些銳意革新的事，就多方整頓。中國人所謂新人行新政，沒有新人似乎新政就無從推動，所以，蔣經國就要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馬，我想這方面，老先生也是相當理解和支援他的。當時就有一種傳聞，指蔣經國有意讓他的人——曾在“國防部人事次長室”服務的宋某來接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之職。這是蔣經國的想法，可是，當時大概王正誼一方面還想繼續在人事行政局的位子上，發揮所長。加上自己錯估形勢，認爲還有老先生在背後支援他的施政，所以，並不理會外面的一些風言風語。

不久，爆發了所謂中央國民住宅的舞弊案，被捕的人赫然包括了王正誼。到底王正誼的涉案程度有多深，大概除了情報單位，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王正誼後來被判刑入獄，被判的是無期徒刑，一直到蔣經國臥病的時候才假釋出獄。後來蔣經國不知道是怎麽打聽出來王正誼出獄了，還曾經問人：“是誰把他放出來的？”當然，以王正誼的脾氣，出來以後逢人還是說：“我是天大的冤枉，根本是被栽贓的！”

對犯錯的人，或是“不聽話”的人鐵面無情，對一些所謂的親朋故舊，有事情去向他求情遊說，蔣經國還是從不懂得什麽“網開一面”。

在祖國大陸的時候，老先生有位侍衛長姓王。這位老侍衛長，對老先生的忠心可以說是沒話說，在1949年，老先生一家撤退溪口的時候，王侍衛長當時早已退休在溪口養老。在此之前，特別是抗戰時期，王侍衛長可以說是跟老先生寸步不離，老先生到哪里，他就跟到那裏，以前，老先生既不叫他的名字，也不叫他的職銜，就叫他“衛兵頭”，爲老先生的安全工作，王侍衛長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

從祖國大陸撤退的時候，王侍衛長扶老攜幼、變賣家產，然後跟隨老先生來到臺灣。可是，王侍衛長身無長技，在臺灣又是人生地不熟，眼看就要坐吃山空，沒有辦法，就想到去找老先生幫忙。可是，他想老先生成天忙於政務，哪有時間去處理他的私事，就去長安東路找蔣經國幫忙，他當然是希望蔣經國能給他介紹一份工作，可以讓他糊口度日。

當時，爲了找工作去麻煩蔣經國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不輕易替別人介紹工作的。蔣經國那時大概只是敷衍地答應幫他介紹工作，可是一直沒有下文。王侍衛長碰了幾次釘子，心中實在氣得不得了，心想，我爲了追隨蔣介石，最後連家產都變賣了跟到臺灣來，怎想到連個糊口度日的工作都沒法爲他代爲安排一個，氣得從此不再來往。

另外一位王姓軍官是“安全局”的高級首長，王從“安全局”下來以後，一直沒有一個比較有實權的職務，他太太和蔣方良關係一向不錯，而且經常一起打高爾夫球，有空還時常在一塊兒聊天聚會。她想，先生職務之事請蔣方良去和蔣經國講講情，應該沒有什麽問題吧！

於是，王太太就直接去找蔣方良。蔣方良一聽，這個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對她來說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蔣方良一口答應了下來。等蔣經國下班回官邸，就向他轉述這個事情，沒想到蔣經國第一句話便說：“你不要管這個事！”一方面，他不願意蔣方良插手公事，另方面也等於拒絕了王姓首長的關說，不準備給他做任何安排。

王姓首長對這件事情，到底心裏作何感想，當然沒有人知道，但是，以他在蔣經國身邊那麽久，加上服務蔣家那麽多年，爲了智笠还侔肼殻�得到的竟然是這樣的回復，當然是滿腹不是滋味。

對故舊的態度是如此，對親戚的態度其實也是一樣。

蔣介石生前的最後一任秘書就是蔣經國侄子，他的父親與蔣經國是堂兄弟關係，孝文他們幾弟兄都稱這位長輩伯伯，是官邸老一輩的侍衛，官拜少將高參退役。這位孝字輩的侄兒在老先生去世之後，無所事事，他的母親蔣太太就以堂嫂的身分，去找蔣經國，想請他爲兒子幫幫忙，能夠安排一個適當的職位，好歹這位蔣先生也是老先生的秘書，論學問、論人品，謧�職位自忖應該都沒有什麽問題。哪知這些全是蔣太太一廂情願的想法，蔣經國根本不理會蔣太太那一套，就直截了當地回絕說：“你叫他參加考試啊！”

這位蔣太太所以會去找他，主要的因素也是以爲蔣經國對自己人說不定會比較照顧，誰曉得他還是鐵面無情，說不幫忙就是不幫忙。老先生在世的時候，對他們很關照，給他一個相當於侍衛室內衛組主任的位子，後來，因爲蔣經國不肯幫忙，這位孝字輩的侄兒只好在士林官邸等退休。

蔣經國從來不曾爲了親朋故舊的私事，以公家的名義下條子做什麽指示，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爲了陳立夫。記得陳立夫回國，蔣經國知道他進出沒有車子，十分不便，馬上下了一張條子給士林官邸車隊，要他們撥一部凱迪拉克五人座的汽車給陳立夫。這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惟一的一次爲了故舊的私事，下條子叫下屬辦，這算是例外中的例外。

廉潔不阿

在臺灣如今這樣一個日趨腐化貪婪的社會，對蔣經國在世時期的廉潔作風，不得不讓人興起一股懷念和景慕的心情。蔣經國一生忙於公務，是一個大家都普遍認同的看法，但是，對他的廉潔自持，大概一般人還很難去體會出來。

在“七海”時代，“行政院”或是“總統府”都會派專員，每個月固定時候把他的月俸、眷糧等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和經費，送到官邸給蔣方良簽收。然而大家都知道，中國人逢年過節都有送禮的習慣，在他主政時期，他一再強調，要革除送禮浪費的惡習，所以，他是極力反對公務人員或是民間送禮的。

可是，在現時社會當中，送禮好像早已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東西，沒有辦法在一時半刻的時間內徹底革除。但是，他不能禁絕別人送禮，他卻堅守了自己不收受任何禮品與饋贈的基本原則。

如果，他的辦公室收到了任何的禮品，諸如外國朋友送的高貴禮物、金門酒廠固定送給“總統”或“行政院長”的高級金門高粱酒，全部都在年終舉辦一個全體員工(他自己除外)摸彩大會，把所有的禮品提供大家摸彩同樂。記得有一年，有一位憲兵抽到大獎，是一塊勞力士金表，那個憲兵抽到獎簡直高興得不得了，可是，蔣經國自己到死爲止，手上都還是戴著一塊普通的石英表。

一絲不苟，是蔣經國從贛南當專員以來，就養成的一種習慣，這方面是任何人都不容置疑的。

細說蔣經國的政治性格

從整體來看蔣經國的政治性格，我覺得他之所以和他父親在性格上截然不同，是因爲他獨特的成長背景因素，這些是不容忽視的。到底有哪些個背景因素呢？

第一，蔣經國早年在蘇聯艱困的生活經驗。

我們要知道的，他早年在蘇聯，特別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前，中俄關係並不好的那個階段，爲了蔣經國的家世背景，他備受俄共的歧視和打擊，甚至被當作人質，生活非常艱苦；在那樣的艱苦環境中求生存，當然要有一套生存哲學，這套生存哲學的養成，對他後來的人格發展，乃至生活方式，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制約作用。

第二，蔣經國早年曾經是俄國共產黨黨員。

共產黨講的是唯物主義，在思維方式上，講究的是唯物辯證法，他的意識形態是不是受到這套辯證法則的影響？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推敲的問題。當然，在共產黨的生活環境裏面，要懂得利用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在夾縫中求生存，蔣經國在俄國的時代，剛好是蘇聯宣傳這一套東西最厲害的時候，他作爲那個年代的人，對人生乃至政治都有他的一套思維邏輯，這是後來的一代人不能輕易瞭解的。

第三，老先生的刻意培植。

最早，老先生會答應讓蔣經國這個兒子去遠方的蘇聯，除了政治上的考慮之外，當然最大的原因也是爲了培植蔣經國，將來能夠獨當一面，或者繼承衣缽。後來既然回來了，當然更要好好栽培一番，要不是祖國大陸的政權被共產黨所奪取，國民黨撤退到臺灣來，憑蔣經國在國民黨黨政軍內部的資歷，要想那麽快就躥起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兵敗大陸，無異也是蔣經國得以更快繼承大統的契機。

在蔣經國繼承老先生的權位之前，老先生當然給了蔣經國最好的一些學習機會，讓他懂得去操作國民黨的黨政軍這部大機器，並且瞭解在操作過程中的一些訣竅和技巧，讓他能夠更得心應手地去掌控這個權力。

由於蔣介石在釋放他的權力之初，是先把國民黨引以爲豪的“情治系統”的這股力量，交給蔣經國，他在“情治系統”這個圈子裏浸淫那麽久的時間，當然在個性和作風上，多多少少會受到一些個影響。

綜上而言，他的雙重性格、神秘性格、翻臉無情、威權性格等等，以現在的眼光去看，固然已經顯得有些格格下入，可是畢竟當時的時空背景不一樣。何況，他的年輕時代乃至他的家庭背景，也和外人不同，特殊的主客觀條件，特殊的個人際遇，當然會塑造出特殊的性格，這是毋庸置疑的。

第十四章：蔣經國的私人生活

蔣經國在政治上似乎有著爭權奪勢的天性，他能用“有點厲害”的手段在重重路障中發展自己的政治實力、收編人馬，將宋美齡“夫人派”和所謂元老們“斬”于馬下。但他從不奢華，他雖爲台島第一號人物，卻沒有像他父親那樣去享受榮華富貴的生活。

燒餅、油條即美味

不論是和老先生相比，抑或是和後來的李登輝相較，蔣經國的日常生活都是夠得上是平民化的。我們可以從他的日常生活點滴來驗證我所說的是否屬實。在吃的方面，蔣經國從一早起床，吃的三餐和一般平民是毫無二致的，有時候恐怕比平民還要節儉。

他基本上在身體還好的時候，起床很早，一起來，就打開廚房的門，向內叫喚老管家阿寶姊：“阿寶！預備早餐！”阿寶於是立刻爲他準備早餐。這時，門口的侍衛人員也知道蔣經國起來了，便立刻騎著摩托車，到官邸路外面去買報紙。

“七海”向來沒有訂報紙，所以蔣經國愛看的報紙，全部是早上由侍衛人員到官邸外面的店鋪，爲他趕早買來，然後在阿寶姊的早飯端到餐桌上之前，就把買來的報紙放到餐桌上，讓蔣經國能夠一面等早飯上桌，一面瀏覽一下報紙上的重要新聞。

他經常看的幾份報紙，包括臺灣的《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晚報在早期則以《民族晚報》爲主。

後來他的身體差了，我們把他要看的報紙固定放在他的臥室，讓他一醒來就可以看見。早上，蔣經國習慣吃簡單的東西，通常是一杯咖啡，兩片土司麵包，外加兩個他最喜愛的荷包蛋，有時有食興的話，偶爾還會吃一點水果之類的，這就是他的早餐。

他的生活完全不像他的父親蔣介石那樣講究精致，也不像老先生那樣要求凡事要能盡善盡美，講究品質。因而，在最早的時候，蔣經國進餐時，旁邊是沒有任何的服務人員爲他服侍的。他是一個非常討厭人家把他當作是大人物來伺候的人。所以，我剛到“七海”時，蔣經國的餐桌上，備有毛巾盤，內放毛巾一塊，是給他進食後，擦嘴巴和雙手的。吃完飯，抹抹嘴巴，就按鈴叫司機把車子開到門口，然後一聲不響地揚長而去。

我們這些對服侍老先生有豐富經驗的副官人員去了“七海”以後，知道蔣經國是一個有點平民作風的人，還不習慣別人照料。但是，既然我們的職務是副官，當然要盡我們的責任；我們便以士林官邸的服務標準，爲“七海”規劃一套爲蔣經國夫婦服務的模式出來，讓他的生活能夠儘量在一定範圍內，很快有一個方便而舒適的生活環境。

例如，我們也和在士林官邸一樣準備了餐車，只要蔣經國喊要開飯時，我們就用餐車推著他們夫婦的餐食，到他們的面前，然後在他們身邊隨時聽候吩咐，要添飯就添飯，要拿什麽就拿什麽，這就是典型的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剛開始，蔣經國確實相當不習慣，可是日子一久，蔣經國就無法離開我們，對我們産生了相當程度的依賴。

於是，蔣經國原本最不喜歡的士林官邸那套的服侍方式，便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七海官邸，而且成爲蔣經國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是，儘管如此，七海官邸的節省，恐怕是任何一個“第一家庭”所無法比擬的。譬如，從1980年初，七海官邸每天的菜錢大概就維持在八九百元台幣的標準，即使到現在蔣經國已經去世多年，“七海”的每日菜錢仍舊是不超過千元台幣，蔣經國家庭開銷的節省，遠非老先生或是李登輝家族所能比擬。

就以蔣介石在的時候來說，士林官邸一個月的開支據說就要十萬元台幣以上。換言之，光是一天的開銷就要花好幾千元，士林官邸一天的花費，大約夠七海官邸好多天的花費。

強人就怕病來磨，蔣經國的糖尿病，讓他連原來最起碼的口味享受，都受到了剝奪。

蔣經國的糖尿病日益嚴重以後，醫生交代不得給他食用含糖或鹽的食物，日常的吃食，也不准放太多鹽或糖，這一點實在難爲了官邸的燒菜大師傅。試想，做菜不放鹽或糖，怎能讓人下咽？他實在不想吃那種淡而無味的菜肴時，就要求廚房給他弄個水破蛋或是荷包蛋吃。

有時候，他吃膩了官邸的早餐，頭一天晚上他會交代下面：明天早上給我去永和買一份燒餅油條回來！我們就知道，他又想吃久違的永和燒餅油條了。從這裏可以證明，蔣經國在生活方面，和一般老百姓是沒有什麽差別的。

侍衛人員爲他不辭勞苦到永和去買燒餅油條，買了回來後，阿寶姊怕燒餅油條冷了不好吃，就幫他把燒餅放到烤箱裏熱一下，等蔣經國起來了就給他端上桌，可是，沒想到他拿起二次回鍋的燒餅，吃了一口說：“奇怪！怎麽沒有店裏賣的好吃？”這個道理很簡單，試想，即使再好吃的燒餅油條，放在烤箱裏再熱過一次，當然沒有現出爐的燒餅油條好吃！在我還未到“七海”服勤以前，有一次在慈湖守靈，蔣經國肚子餓了，就叫廚師給他炒了一盤乾乾的蛋炒飯，加一碗紫菜湯，就這樣當他的正餐填肚子。這樣的簡單儉樸，和其父蔣介石那樣重視飲食，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在宴請賓客方面，蔣經國家裏對這方面更是沒有什麽講究，印象中，我在蔣經國家工作多年，只有幾次是稱得上比較隆重的宴客場合。

一次是蔣緯國的兒子孝剛結婚，蔣經國爲了給侄子和侄媳慶賀一番，特地在七海官邸以正式全套西餐招待，還請圓山飯店西餐部大師傅到官邸來外燴。再就是蔣經國夫婦在1984年結婚50周年紀念，也在家裏擺了兩桌酒席，宴請親朋好友到官邸歡聚一堂。大概除了這少數幾次宴會場合之外，再也很少聽說蔣經國夫婦請客吃飯的。

他們家人或是蔣家第三代有人過生日，頂多是中午除了正常的菜肴之外，再加個長壽麵，例如酸菜肉絲面、打鹵麵之類的。這樣就算是慶賀生日了，可以說非常簡單，絕對沒有一般富家豪門的慶生排場，這是官邸服務人員都有目共睹的。

蔣經國的勤儉自持，可以從穿衣得到另一個印證，他穿的衣服，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女兒孝章從美國買了之後，再郵寄回來給他的。只要有新的衣服來了，我們就把他的舊衣服換下。最早，他喜歡穿青年裝，或是便服，都由辦公室的人到臺北中華路去訂做，西裝褲也是由辦公室的人量好他的尺寸，而後到外面幫他選購。

在衣著上，蔣經國是從不作任何講究的。他的西裝大概穿來穿去就是那麽幾套，領帶也是如此。基本上，他和他父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喜歡穿用舊的衣物，和他父親不同之處，是他更不計較衣服的品質，只要實用就可以了。

就以他的生日來說，可以說是他一年到頭衣著最整齊的一天，他會叫我們副官拿出他的紅毛衣、紅領帶，外面穿的還是一套舊的西裝，可是，這對他來講已經是衣著上莫大的鋪張了。在接見外賓，例如像接受外國“使節”呈遞“國書”的日子，他的穿著會比平日稍稍講究一些，外面那件深色西裝的左方口袋上，還要我們爲他放一塊折疊成三角形的手絹，這已經是他最“隆重”的服裝了。

不运动只爱躺在床上

蔣經國也沒有像他父親那樣的日常休閒活動，所以，整體來說，蔣經國的家居生活，可以說是相當單調而缺乏變化的。因爲他沒有任何的休閒活動，他也不做任何运动，因而，到外地去视察，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唯一称得上“不是运动的运动”。

我到“七海”雖然是1978年的事情，但是，那時的蔣經國身體已經出現了明顯退化的現象。我想，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讓他的體力大量虛耗。有糖尿病的人通常身體非常容易疲勞，動不動就想睡覺，我想這大概也是蔣經國所以沒有什麽消遣休閒活動的基本原因。

他平日的公務已經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哪還有體力去做什麽休閒娛樂？所以，蔣經國在“七海”最常待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可以躺在床上一整天不下來，他幾乎是下班回來就換掉外出的衣服、穿上睡衣，然後躺在床上休息，頂多看看電視新聞，算是他的餘興節目。

但是，儘管他平日的公務再怎麽繁忙，他從不把公事帶回官邸。所以，我待在七海官邸照顧經國先生的日常生活，卻從來沒見過他在官邸動筆處理過什麽公事，他是相當堅持在家不談公務的人。也從來沒見他在官邸看過什麽書，因爲，他在官邸的時間，覺得最舒服的時候就是在床上躺著，糖尿病這種慢性病讓他耗費太多體力，所以他不得不拼命找機會休息。

在星期天，他偶爾會找三位秘書長，也就是“總統府”秘書長、“國安會”秘書長、中黨部秘書長三個人，到官邸向他報告一些比較特殊的事情，“前總統”嚴家淦在自己病倒前，也曾經於星期天來過官邸幾次。

像宋時選、宋楚瑜、郝柏村、汪道淵、蔣彥士、李煥、沈昌煥等人，都是經常來官邸向他報告公務的人，但是，他們來官邸無非是因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則非萬不得已，經國先生是不會叫他們來的。此外，秦孝儀也是來“七海”來得比較勤快的一個，但是，他來官邸不外是爲了有老夫人宋美齡從美國來了函電，才會到官邸向蔣經國報告。

時有柔腸慰方良

蔣經國和蔣方良之間，原本就是患難與共的夫妻。但是，在一個政治家庭裏面，難免有許多人認爲這樣的夫妻生活，其實有什麽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間的親眼目睹，卻讓我對這對患難夫妻，有了新的評價。

記得是在一個傍晚，夜色漸漸低垂，我照例在經國先生房間旁邊值班，偶然的情況下，見到蔣經國走進他的妻子房間。蔣經國走到蔣方良身旁，雙手握住妻子的雙手，兩個人對視良久，然後，蔣經國一語不發地走出房間。

這樣的情況，我陸續見了幾次，後來才知道是兩夫妻給對方打氣，鼓舞對方、安慰對方。

人在生病的時候特別需要心靈上的慰藉，如果，有家人給他心靈上的安慰，再重的病也會比較舒服一些。

1984年，是經國先生夫婦結婚50周年紀念。往年，結婚周年紀念大概都沒有什麽具體的慶祝活動，這次50周年，蔣經國夫婦非常重視，邀請了至親好友到官邸吃飯。記得當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銘夫婦、毛瀛初夫婦、孫義宣夫婦等人，一共請了兩桌。類似這樣的隆重宴會，在蔣經國官邸還是真的很少見，可見蔣經國對結婚周年的重視程度。借著這樣的慶祝方式，蔣經國也算是表達對蔣方良一生勞悴的感激之意。

還有一次，我親眼目睹蔣經國對蔣方良柔情令人感動的一幕。那是1988年的元月6日，蔣方良因爲氣喘病發作，醫生勸她應該立刻住院，惟恐可能會有意外發生。可是任憑醫生怎麽說，蔣方良說不去就是不去，後來蔣經國知道了這個情況，便親自去勸蔣方良，他說：“方！你一定要去住院，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陪你去，我可以住在你的隔壁房間，好不好？”經過蔣經國的苦勸，蔣方良才總算去住院接受治療。

後來蔣經國真的還陪她去“榮總”住了幾晚，那時距離蔣經國去世，大概只有幾天的時間。

難享天倫之樂

從家族極盛，到子女星散，蔣經國夫婦的心情鬱結是可想而知的。

在蔣經國原本的想法裏，他是希望把棒子交給一個比較成材的兒子，可是，經過時間和主客觀環境的不斷考驗，他發現這些子女當中，不是禁不起外面花花世界的誘惑，就是自己沒有那樣的才具，不能挑起家族的重擔。

以孝文來說，他本質是一個非常寬厚的人，可是就因爲交友不慎，加上早期對婚姻生活不能很圓融，和徐乃锦之间有些誤會。他又喜喝酒，借酒澆愁，終日自我麻醉，最後終於走上臥病不起的末路，成了終年無法正式工作的帶病之身。

以孝武而言，因爲介入島內政壇和“情治系統”太深，加上1984年發生的江南命案，導致外界對他有極大的誤會，認爲他是唆使行兇的幕後主使人，最後，壓力從四面八方接踵而至，蔣經國在無法承受的情況下，終於只好讓孝武遠離暴風中心，走上“出使”新加坡的“放逐之路＂。

孝章這個蔣經國夫婦自幼就視之爲掌上明珠的女兒，卻又因爲婚姻不令蔣經國滿意，一度對她傷心失望，而且孝章的兄弟對她的丈夫有幾次不禮貌的言行，所以導致她很少再有回臺灣的意願。即使回台也是來去匆匆，幾天就走。親情各在天涯一方，蔣經國又焉能快樂得起來。

惟一能經常在他身邊的，只剩下孝勇一個人，他也從而因勢利導，成爲蔣經國晚年最信任的親人，外界因此稱孝勇爲“地下總統”。

晚年時期，蔣經國對子女已經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樣，趴在地上給他們當馬來騎，所以，往日的天倫之樂，只有從孫兒的身上去找尋。在孫兒輩當中，惟一最讓蔣經國疼愛的就是孫女蔣友梅。

早年，友梅還在童年階段時，那時蔣經國和孝文夫婦尚住在長安東路十八號，蔣經國每天回到家來，第一句話必定是說：“友梅！GRANDPA(阿爺)回來羅！”然後進屋抱起友梅又親又吻。大家也都曉得，友梅是蔣經國除了孝章之外，家中最受疼愛的小孩，一個是他的女兒，一個是他的孫女，而孝章的婚姻又讓蔣經國一度錐心刺骨，痛心之餘，他就把愛心全部寄託在友梅身上。

後來，蔣友梅長大了，蔣家把她送到美國求學，蔣經國最初當然很不捨得，最後想到兒孫大了本來就是要一個一個離開的，才滿心不願意地讓友梅負笈國外。在國外念書的時期，友梅經常抽空寫信給最疼愛她的GRANDPA蔣經國，每次來信，蔣方良總是高興得不得了，拿著信就跑去給蔣經國看。

後來，蔣友梅又從美國轉到英國去讀書，那時，蔣經國已經臥病床榻，蔣友梅還是經常寫信回臺灣。蔣方良接到信，還是像從前一樣，興匆匆地拿到蔣經國的床榻前。至於回信，大概每次都是請趙聚鈺太太代勞。

記得有一次，蔣友梅寒假抽空回臺灣來看她的“阿爺”蔣經國，蔣經國真是精神爲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有一次，蔣友梅膩在蔣經國的懷裏，爺孫倆真是情深無限。這時，蔣經國忽然開口說：“友梅啊！你不要去念書了好不好？在臺灣陪GRANDPA好嗎？”蔣經國說完，蔣友梅在他的懷裏撒嬌說：“不行啦！我還要去英國念研究生哩！”

病榻前，蔣經國和友梅一聊天總是聊個沒完沒了，可是年輕人畢竟海闊天空，她終究還是有自己的想法，不會瞭解祖父的真正心意，也不會明白蔣經國的內心世界是如此寂寞難耐，渴望有晚輩在身邊作陪。短暫的相聚，終歸有結束的時候，漫長的寂靜暗夜，才剛剛開始。和兒孫短暫歡聚後，蔣經國還是回到完全孤寂的內心世界，等待著最後時刻的到來。

官邸待客之道

在蔣方良和阿寶姊的主持下，七海官邸即使對待客人，還是保有那種節儉的風格，甚至有時是依來客的等級，來區分如何招待的標準。

按照“七海”不成文的規矩，招待客人可以區分爲三個等級，最高級的待客之道，是由“七海”的廚房準備有咖啡、點心，如果客人是下午來的，按官邸的作息規矩，下午照例是要派人去買蛋糕之類的點心。通常，蔣方良是交代只買兩份，如果有頭等客人才“破例”買蛋糕，請客人享用。

蔣經國晚年，爲了體念醫生爲蔣經國治病的辛勞，蔣經國夫婦要阿寶姊特意爲值班的醫生買一份蛋糕，聊表心意。像趙聚鈺的夫人來“七海”的時候，通常就是以最好的茶點招待。

第二種的招待方式，是一杯紅茶，像毛瀛初太太、孫義宣太太來官邸時，阿寶姊都是這樣的簡單招待法，通常比較熟悉的熟人，較常用這樣的招待模式。

第三種招待方式，大概只有一杯白開水，如此而已。在七海官邸如果想要讓蔣家請一餐飯吃，一般的客人還享受不到類似的待遇，由此可見蔣經國爲官的清廉自持。這在一個比較傾向集權的政權，有這樣廉潔自持的政治領袖，對人民來說，也算是不幸中的一點點慰藉了。

然而對一般的政治人物來說，又是什麽樣的一幕景象呢？他們又是如何看待蔣家這樣的“寒酸”待客方法？這就是如人飲水，冷暖在心了。

吃剩菜的日子

許多人，特別是平民百姓，一提到“總統”官邸大概總會把它想成是豪門巨宅、庭院深深。在我還沒有去“七海”之前，我也以爲“七海”是個深不見底的侯門，可是，百聞不如一見，才發現蔣經國還是不改過去的節儉作風。而能夠讓他維持節儉家風的，當然是一群在這個小型宅邸奉獻終生，從不要求回報的可敬長者。

和士林官邸相較，七海官邸簡直就是一個平民化的官舍。它的特色是：士林官邸中有的，它幾乎都沒有。以面積來說，“七海”的占地大概是士林的十分之一，建築面積更是不成比例，它位於臺北大直，也就是“海軍總部”和“忠烈祠”的中間，群山環繞，林木蓊鬱，令人有一種遠離塵囂、遺世而獨立的蒼茫之感。

因爲正如前面敍述的，“七海”原先是爲美國太平洋司令史鄧普上將建築的一處度假別墅，所以，在建築的生活功能上，並不是很適合家居，這處原先被稱爲七海新村的官邸，在蔣經國搬進去之後，曾經略事整建和擴大，但基本的形式仍舊未變，大致上仍然維持原有的“L”形建築格式。

在人力配置上，“七海”和士林最大的不同，是沒有了內務科的編制。一個官邸沒有內務科的人員編制，偌大的官邸和無比繁複的工作要如何做好，這就是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了。

蔣經國不在“七海”設置內務科的主因，是因爲他認爲老夫人宋美齡還在，把內務科留給她用。蔣經國自己的官邸如果有什麽需要的話，從不在士林調用人力或物力，而由其他單位支援。蔣經國的觀點還是在節省開支，並且也不希望予人有種招搖的感覺。

當然，儘管“七海”在表面上，好像資源不及士林來得源源不絕，可是，它畢竟還是“總統”官邸，在節骨眼上，只要蔣經國覺得有必要，士林的資源也可以拿來彈性哂玫摹＞拖袷苛周囮牶推�車修護單位，就有義務爲“七海”的公務車輛修理保養。因而，“七海”沒有必要再設置一個獨立的汽車修護部門，浪費人力和物力。

而令外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七海官邸，蔣方良和總管阿寶姊的共同默契是，每天菜錢絕對控制在新臺幣1000元的範圍內，如果有超出預算的情況，蔣方良必定要親自查賬。

七海官邸的建築本身不但已經早有陳舊的迹象，內部的一些裝潢，都還是保留原來蔣經國剛剛搬來時的原樣，毫無更新的地方；在我們下人吃飯的餐廳，還放著一台大同公司第一代的老冰箱，已經有二三十年了，可是官邸還是捨不得丟棄；廚房的廚具，從蔣經國一家搬進去二十幾年，從來不曾更新什麽設備，從這點點滴滴，可以看出“七海”的節儉傳統。

在士林官邸的時候，官邸一個月光是花在吃上面的經費，大概總有二三十萬元台幣，可是，到了七海官邸，才聽說官邸每天的菜錢居然不超過1000元，這實在讓人大吃一驚。當然，在我們身上的經驗不只是“大吃一驚”而已，還包括了到現在都還刻骨銘心的吃剩菜經驗。當然，這裏我所謂的剩菜，不是那種隔夜的剩菜，而是蔣經國和他的家族吃過之後的剩菜。

試想，以一天的菜錢居然可以壓縮到900元的大家庭，連主人都是隨便吃吃了，我們這些被視爲下人的工作人員，會吃些什麽好菜？因而，我們大致上吃的是蔣經國他們吃過之後的“剩餘物資”，可是，我們畢竟人多，有時實在沒有菜吃，而且葷菜吃完了，廚房裏沒什麽存貨，楊師傅只有炒一兩個素菜，讓大家果腹，基本上，我們也只求能夠吃飽就行，倒也別無所求。

後來大概有人向蔣經國反映，他知道我們居然沒菜下飯，驚訝之餘，特別命令“總統府”，一個月撥給七海官邸每位工作人員1200元副食津貼，算是對副官和工作人員的“特別照顧”。一般情況下，假如大師傅出去買菜，一天的菜錢要是超過了1000元的話，上面就要查賬，搞得大師傅心神不寧。

第十五章：蔣經國自己榨乾自己

從大陸時期到臺灣時期，蔣經國可以說沒有一天享受過。他的職務隨著老先生的交棒，而叠有更替，可是，工作職務上的改變，從來沒有給他簡樸的生活帶來任何的變化。蔣介石在世的時候，他是幕後強人；蔣介石過世以後，他成了臺面上真正的強人。但是，無論如何，他是臺灣近40年來實際的支配者，這個事實是不容置疑的。一個事必躬親的強人，透支了身體40年的精力。這裏，我們就來看看蔣經國是如何榨乾自己的精力，步入病危期的！

左眼開始失明

蔣經國大概早在60年代前後，就發現自己有糖尿病這種遺傳性的疾病。這個遺傳性疾病主要是遺傳自他的生母毛夫人。

老先生臥病後期，蔣經國照例每天早晨都要到士林官邸來探望老先生的病情。蔣經國來士林官邸的時候，就由士林官邸的護士小姐，先爲他在耳垂上抽血檢驗血糖含量，再爲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打胰島素，打完胰島素，蔣經國才在士林官邸吃早餐，然後再去上班。

那時，蔣經國是每天打一劑胰島素，從不間斷。而且基於孝文血糖過低而昏迷，導致臥病的悲劇，蔣家對經國先生的糖尿病非常重視。爲了監控蔣經國的血糖，榮民總醫院特別派了兩位醫生，24小時輪流，隨時爲蔣經國檢查血糖，只要發現他的血糖含量超過正常值，就立刻給他打胰島素，希望把他的體內血糖儘量控制在正常的130個血糖單位之間。事實上根本無法做到接近正常邊緣。

70年代，蔣經國的糖尿病有嚴重惡化的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節制飲食，完全無視于醫生開出來的飲食禁忌，毫無忌憚地吃各種他喜愛的點心、餐點。尤其是出外視察的時候，只要肚子餓了，看到路邊攤子上有什麽東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麽血糖不血糖。這是他的糖尿病日漸惡化的根本原因。

在這個階段，醫生爲了降低蔣經國日漸攀升的血糖指數，只有將原來每天打一次的胰島素，改爲一天打兩次，也就是每日早晚餐之前打一針胰島素。

蔣經國這時還是不能適當地節制飲食，然而醫生們已經開始爲他的病況前景感到憂慮。因爲這顯然是一個關鍵時刻，如果蔣經國在這個時期能夠全力和醫生配合的話，還是有可能把血糖控制在相當的指數以下，不致過於惡化，然而蔣經國是依然故我，醫生除了搖頭歎息，就只有坐視情況的發展。

糖尿病又稱爲清渴症，因爲病人體內的血糖過高，所以經常會感覺口渴，拼命想喝水。所以，當蔣經國在辦公室或是在家裏有拼命想喝水的情況時，醫生就開始緊張了，但是除了幫他驗血檢查一下血糖指數然後注射胰島素之外，又有什麽更好的辦法？

後來，醫生控制他的飲食糖量，他吃的點心因是“代糖”(即糖精)製作的西點根本無法入口，經常要我們拿一客霜淇淋給他吃。我們當然清楚霜淇淋是高糖分食品，不敢隨便給他吃，便去向醫生請示，醫生知道他的脾氣只好聳聳肩，說：“他要吃就給他吃吧！那有什麽辦法呢？等吃了血糖升高了，再來打胰島素吧！”醫生明知吃霜淇淋肯定會提高他的體內血糖單位的，可是因爲已經有過幾次挨駡的經驗，又有誰敢去阻攔他？只有任其吃個夠了。

蔣經國有一句給醫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們負責控制，我吃東西則由我自己負責！”他講得那麽強硬，又有誰敢直接冒犯？

不改其口腹之欲，所以也只有拼命注射胰島素，儘量控制他的血糖。當時，他打針的部位，已經由手臂轉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經到處是針孔，可說是已經沒有地方可打針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積最大的腹部。而時常要驗血的耳垂，也有一段時間因爲不斷擠血，到末了都已經出現乾癟的現象，連血都擠不出來了。

在很短的時間內，蔣經國的糖尿病很快就進入末期，也就是最可怕的並發症時期。眼睛是人身最敏感的部位，所以，蔣經國的眼睛也最早發病。

血糖的驟然上升，讓蔣經國的眼睛産生了極爲微妙的變化。最嚴重的一次，就是他的左眼水晶體突然因爲旁邊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液使得水晶體不能發揮透視光線的功能，他左眼的視力也因而完全喪失。後來，醫生爲了控制眼睛內部不再發炎，只有給他吃最有效的類固醇，也就是俗稱的“美國仙丹”。儘管消炎的功效發揮了，可是，他的內臟卻因爲大量服用類固醇，健康狀況開始極度惡化，並且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

做蔣經國醫官戰戰兢兢

在蔣經國已經擔任“總統”之後，有一天，原來爲老先生治療心臟病的余南庚博士，爲經國先生做例行的身體檢查，余博士半開玩笑地安慰蔣經國：“經國先生，你的心臟是40歲的心臟，健康得很！”

但是，醫生們都心裏有數，蔣經國那時的身體狀況並不是太好，因爲他的糖尿病始終沒有好好控制。醫生擔心，這個原本就被人稱之爲富貴病的慢性病，如果不好好治療，加上蔣經國終日爲了政務東奔西走，難保有一天，蔣經國的身體會被這個富貴病拖垮。

但是，蔣經國自己並不在意，而且更嚴重的，是他向來不把醫生的建議當作一回事身體力行。他不像他的父親，始終把醫生的勸告奉爲金科玉律，他一直是抱持著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然而等到病情嚴重的時候，卻要醫生扮演治病兼救命的角色，以這樣的心態去要求醫官，醫官們又哪能達到他的心願，又如何能夠治好他的糖尿病？

即使醫生三番兩次地警告他不要這樣、不要那樣，可是他始終將這些專業建議當成耳邊風，完全不當一回事，照樣到各地奔波，照樣什麽都吃，表現隨時與民性谝黄鸬娘L格。因爲他的想法和醫生的建議是背道而馳的，加上有些醫生的態度比較直接，所以，蔣經國的主治大夫共有四位被他以不同的理由，請他們走人。

第一位被蔣經國撤換的醫生，是醫療小組的丁醫師。他原本是榮民總醫院的內科部主任，後來升任爲“榮總”副院長。蔣經國撤換他的理由，是說他“不夠盡職＂，至於他不盡職的地方在哪里，則沒有人曉得。反正，到後來，蔣經國對丁醫師非常不喜歡，堅持把他撤換，不兼任醫療小組召集人。

第二位是周大夫。周大夫的問題前面講過，就是他的嗓門太大，蔣經國對他也很反感。

第三位被撤換的是何撓通。他的問題是經常向蔣經國直言，要求他這個不能吃、那個不能吃。他的專長是新陳代謝科，基於本身的專業知識，何撓通不斷向蔣經國灌輸這方面的知識，但是，蔣經國對他的好意並不領情，加上何大夫說話的時候，也許比較直率，就這樣，蔣經國對他失去好感，也被他下令撤換。

第四位被撤換的醫生是眼科權威、“榮總”的林大夫。他恰巧碰到蔣經國的左眼水晶體周圍的新生血管破裂出血，左眼因而失明，蔣經國把這次的責任，全部怪罪到林醫師的身上。事實上，人的身體特別是像眼睛那樣敏感的部位，是很難照顧的器官，加上蔣經國又有嚴重的糖尿病，更容易導致眼睛的疾病。

左眼失明後，林大夫趕到蔣經國身邊時，情況已經無法挽回。事實上，類似的情況由任何一位元高明的醫生來處理，都會束手無策的。林大夫到蔣經國身邊看了實際的情況後，向經國先生報告，事到如今，只有慢慢靠藥物來防止更多的新生血管破裂。可是，蔣經國一聽說要“慢慢吃藥”，心裏更是一肚子火，當時他就責怪林醫師沒有照顧好他的眼睛，當即決定撤換林大夫。

蔣經國向來認爲，保護他的身體健康，是醫生責無旁貸的事情，所以，蔣經國這種不服病的個性，加上他把保養身體的任務全部加諸醫生的身上，當然使得官邸的醫生更是戰戰兢兢，不知如何是好。縱然蔣經國如此不和醫生合作，而且又把責任全部加諸醫生的肩頭，可是，蔣經國還是有他相當欣賞的醫師，他晚年的眼科大夫劉榮宏，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劉榮宏是“榮總”眼科主任，是臺灣少數對視網膜剝離很有研究的一位醫學專家。自從蔣經國調走了林和鳴醫師之後，由他負責醫治蔣經國的左眼。當時，他哂孟冗M的鐳射醫療設備，爲蔣經國左眼新生血管顯微治療，只要蔣經國一打電話，劉榮宏就會放下手邊的所有工作，直奔七海官邸，爲他檢查眼睛，在他的悉心照顧下，蔣經國的眼疾才沒有進一步惡化。

此外，像神經外科大夫沈力揚，早年也是蔣經國最欣賞的一位醫生。可是沈醫生在蔣經國病情惡化的時候，卻不幸過世了，蔣經國爲此十分傷心，還曾頒贈勳位給沈力揚，感謝他的貢獻。

整體說來，蔣經國的醫官群，不像其父蔣老先生的醫療小組那樣齊全。他的醫官群，主要是看蔣經國身體病情的需要，臨時調集“榮總”最優秀的醫生爲他治病。但是，基本上還是有一個大致的架構，諸如：

召集人：早期是丁農，後來的繼任者是姜必寧，他們兩人都是心臟科權威。

新陳代謝科：這是治療糖尿病最主要的骨幹，最早是趙彬宇、金鏗年、何撓通，最後是金鏗年(臺北“榮總”內科主任)。

眼科：林和鳴，繼任者是劉榮宏。

心臟科：姜洪霆(“榮總”高雄分院內科部主任)、陳宗瀛(“榮總”高雄分院心臟科主任)、程壽山(已移民美國)、穆瑞�(已逝世)。

腸胃科：羅光瑞(“榮總”院長)。

一般外科：鄧述微、彭芳穀(台中“榮總”院長)。

泌尿外科：鄭不非。

就因爲經國先生認爲醫生本來就是爲他服務的，而且要負起維護他健康的責任，所以，他便經常以個人的好惡隨時決定哪一個醫生該撤換、哪一個醫生要怎麽樣和他配合，而不是去配合醫生的專業建議，爲自己的身體健康，做某種生活習慣上的調整。這也是蔣經國的醫官們心中最大的壓力。

偏方險些害了蔣經國

糖尿病畢竟是一種急不得的慢性病，必須善加調養，並且和醫生的意見配合，方有控制的希望。因爲糖尿病影響到神經系統，晚期蔣經國的雙腳有麻痹的現象，醫生特別建議他，除了內服藥物之外，還應做一些物理治療的按摩。所以，“榮總”最早曾經派了一位年輕的護士小姐，這位護士小姐人長得有點像明星彭雪芬，很漂亮，每天按時來“七海”爲他做按摩治療。蔣經國對那位護士做的病理按摩十分滿意，可是不久後，那位護士隨夫婿出國去了，“榮總”派了另外一位護士來給他做按摩，他大概覺得那一位不如原先的小姐做得好，做

了一段時間，他就主動喊停，不想再做按摩。

當然以他的“總統”之尊，他不願意老是坐輪椅，總是有損他的形象，一直希望腳部麻痹能夠早日複元，可是，西醫好像沒有什麽明顯的功效，他聽從汪道淵推介，說臺北市南昌街有一位馬姓中醫師很權威。後來那位馬大夫真的到“總統府”爲蔣經國出裕瑏K且開了不少中藥，還要我們副官去南昌街拿藥，拿回來每天在官邸煎藥。可是吃了不知多少副了，糖尿病還是一點起色都沒有。

末了，秦孝儀又向蔣經國獻策，說腳不好的話，吃鹿筋有效，於是，蔣孝勇就去各處張羅採買許多鹿筋，他們的理論是中國傳統的那一套，就是吃什麽補什麽。等蔣孝勇去臺北各大中藥店買了各種的鹿筋回官邸，再聽從偏方的指示，把鹿筋燉得爛爛的，裏面什麽調味料也沒放，只加代糖，就這樣把一碗碗那種黏糊糊的鹿筋，吃進肚裏。蔣經國吃的時候，眉頭緊鎖，顯然鹿筋的味道不是太好。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無功效，反而情況更糟糕，後來再也不敢服用中藥，所以官邸到後來還有不少鹿筋存放在那兒。

偏方無效，蔣經國只好還是繼續相信正統醫生的處方，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藥。有時候他開玩笑說：“這麽多年吃的藥，都可以堆作一間房子了！”確實，就以他每每餐後來說，大概總要吃個七八顆藥丸，後來一些併發的毛病全都慢慢顯現出來了。

截肢之謎

蔣經國晚年，臺灣的各種地下地上刊物，已經有如雨後春筍，這樣發達的媒體傳播，關於蔣經國生病的一些小道消息也特別多，可是，這裏面有一大半是外界以訛傳訛、擴大渲染的不實報道。說蔣經國的某只腳已經“鋸掉”的消息，便是一個典型的錯誤資訊。

當然，這個傳聞，主要和他坐輪椅出入各種公開場合有關，而且，一直到他死後，因爲他的遺體躺在棺木內，還有一床棉被覆蓋在他的下半身，所以更引人疑惑。到底蔣經國晚年有沒有因爲腳部組織壞死，而被迫鋸斷一隻或是兩隻腳？或者另有文章？究竟蔣經國晚年有沒有鋸腿，始終跟在他身邊的我，自然是最清楚了。其實答案非常簡單，就是沒有。既然如此，蔣經國晚年爲什麽要乘坐輪椅呢？

這也和他的身體神經病變有關，因爲糖尿病併發症，造成了他的腳部神經組織麻痹，所以，蔣經國晚年始終抱怨爲什麽覺得腳一點力氣都沒有。前面我們也講過，醫生曾經規勸他做各種複健工作，例如按摩，可是，蔣經國並沒有橫心做下去，加上他自己原先就是一個不喜歡邉樱�一回家就往床上躺的人，沒有機會讓腿部多活動。所以，晚年他的下半身肌肉，萎縮的情況愈來愈嚴重。他的上半身相當肥胖，大約有70公斤的體重，但是，雙腿很瘦，所以站久了就支撐不住，走起路來他總是喊累，醫生也沒有更好的良策，只有讓他坐輪椅。

儘管蔣經國到死爲止，都沒有“鋸”過身體的任何部位，可是，他的皮膚確實因爲糖尿病的關係，發生了相當嚴重的病變狀況。最嚴重的，是他的腳部皮膚，可說是到了幾乎沒有什麽感覺的程度，這就是典型的感覺神經麻痹的病症。

最明顯的一次，是在一年冬天。當時我們爲了怕他著涼，在他晚上睡覺時，不但特別注意他的棉被有沒有蓋好，除了身體的保暖，還特別爲他準備了一隻熱水暖袋，放在他最怕冷的腳下。

沒想到，有一次，大概是某位副官加的熱水比較燙，雖然熱水袋還包裹著一層毛巾，但因爲蔣經國的腳部皮膚已經麻痹，他在睡覺的過程中，腳也沒有什麽燙的感覺，一直這樣“燙”到天亮。當我接班時，一看，不得了！蔣經國的左腳腳後跟硬是燙出了一個大水泡，面積相當大，這一大塊水泡腫得很大，我們立刻向醫生報告。醫生接到這個消息相當緊張，因爲有糖尿病的人，身上即使是一點小傷口，復原都要經過好長的一段時間，更遑論是這麽一大塊水泡，而且最糟糕的是那塊已經快被燙熟的皮膚，正是他的腳跟部位，不但對他穿鞋走路是有絕對的影響，要復原可能更需一段長時間。

爲了讓他可以穿鞋走路方便，孝勇想出一個絕妙辦法，特地把他的皮鞋的後跟剪破一個口子，縫上一條寬鬆緊帶，讓皮鞋和腳後跟不會直接碰觸到他那被燙傷的部位。

在他腳部燙傷的那段日子，有位醫生爲了表現他的盡職，天天來爲他換藥，他的精神確定是相當好。可是，一般人都知道，皮膚受傷的話，換藥也不宜換得太勤，否則，傷口根本沒有保持乾燥和休養複合的時間，痊愈的時間當然要比較遲緩了。

那次的燙傷事件，整整做了一兩個月的治療，終於痊愈，這大概是蔣經國臥病期間，一次最明顯的“意外”事件。

除了燙傷事件之外，蔣經國全身的皮膚也很特殊，比一般人的皮膚來得乾燥，經常見他的皮膚像是蛇蛻化脫皮一樣，一片一片地脫落，十分可怕，這可能也是糖尿病的後遺症之一。他的皮膚表皮不但容易脫落，而且皮膚的感覺神經很遲鈍，時常皮膚破了還不知道疼，多半是我們發現了，才趕快想辦法治療。

蔣經國怕開“中常會”

所謂“中常會”並發症，其實就是蔣經國內臟和心理因素綜合發生的一種全身敏感症狀。

一般人可能根本無法想像，爲什麽蔣經國的糖尿病並發症會和他的日常公務扯上關係。事實上，他的病痛的確和他要處理的公務，特別是同他健康時都要親臨主持的國民黨中常會有著密切的關係。

基本上，一切的肇因，和蔣經國常年服用類固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類固醇在最初服用的主要目的，乃是針對他眼睛的問題，醫生怕他的眼睛因爲糖尿病並發視網膜病變，所以，不得不長期服用那種俗稱“美國仙丹”的特效藥。後來，蔣經國經常發生食道過敏的情況，經常會有想嘔吐的感覺，這也是醫生給他吃類固醇的另一個原因。

說也奇怪，蔣經國每次食道發生過敏病症，幾乎都是在星期三，主要原因後來我們才研究出來一個結論：原來，蔣經國對“中常會”原本就非常介意，這是他掌握黨的權力的一個重要媒介和手段，每逢“中常會”，以往他總要借機在會上發表一些重要政策性的宣示，所以，從一開始，他對“中常會”的事前準備工作，便十分重視，把它當作一件最重要的常態工作看待。

但是，大概是他太重視星期三的這個會議，他愈是重視，他的身體反應也愈是強烈，所以每逢星期三，他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會準時發作。這個毛病發作的時候，蔣經國一面流鼻涕，一面噁心嘔吐。這時，他只有再服用類固醇藥丸，來緩和腸胃的極度不適。

有時，他實在難過極了，以爲腸胃有什麽問題，請腸胃科的醫生來檢視，看看到底有沒有毛病，可是等醫生來做聽裕�又一切正常，到底是要吃類固醇還是不吃，真是搞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有時候，身體痛楚到實在出不了門，他只好請輪值的“中常會”委員，代理他當主席主持會議；有時候，他覺得已經有幾次沒去主持會議的紀錄，再不去的話，外面又是如何看待他的連續缺席，這會不會導致外界有政局不穩的憂慮呢？他真是考慮再三，最後咬著牙，硬是撐著病體，坐輪椅到中央黨部開會。可是，會議開著開著，他的體力有時就出現撐不下去的現象。

一位在中央黨部工作的朋友，有次問我：“你看主席是怎麽回事？頭歪一邊，而且眼睛都閉起來了，他到底有沒有在聽開會的發言？”

爲了避免蔣經國在開“中常會”時體力不濟，有關方面只有縮短會議時間匆匆結束，這也象徵著他的生命已經愈來愈接近尾聲。然而，蔣經國還是忍著錐心之痛，繼續出席“中常會”，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還是念念不忘要去開“中常會”！

病床上背誦演講稿

很多老一輩的朋友如果聽過蔣經國演講，一定對他長江大河似的口才，印象深刻，大部分人都不曉得，他是完全靠背誦講稿才會如此滔滔不絕的。

因爲蔣經國演講向來是不看稿子的，多半是他在要演講的一個禮拜前，就開始在家裏先把要講演的稿子，背得滾瓜爛熟，然後等到臨場時，再很靈活地將記憶在腦海裏的稿子講出來，好像是和一個老朋友說話似的，行雲流水，十分流利，再配合他演講時的豐富表情和演講時的抑揚頓挫，就成爲一篇十分生動的演講稿。

口若懸河的講演、略帶沙啞的語音，曾經風靡多少男女老少，這便是蔣經國獨特的演講風格。

晚年，他躺在床上，沒事的時候，就在背演講稿。一次不熟再背誦第二次，第二次不行，再第三次，這樣反復背誦，到真正稱得上滾瓜爛熟爲止。

記得在1987年“行憲”紀念日前夕，他爲了準備到中山堂向所有島民大會代表演講，還在十分沈重的病痛中，背誦翌日要去公開發表的演講稿。當時，蔣經國的視力已經十分衰弱，爲此，他的秘書王家驛特地要人寫一份特製的演講稿，專供蔣經國閱讀之用。這個特製的講稿，上面的每一個字都有十釐米那麽大，因爲，只有那樣大的字體，蔣經國極度退化的視力才可以勉強看得見。

那次，我和王家驛各自拉住那張講稿的一端，蔣經國就躺在床上，看著那份由我們舉著的講稿，吃力地背誦著。雖然，當時他的記憶力尚未明顯衰退，但短短的一份講稿，卻花去他好久的時間，他才背誦完畢，然後疲累地躺下去，閉目沈思。

蔣孝勇擔心他沒有辦法和過去那樣，把講稿很流利地在大會現場演講得朗朗上口，所以，特地去那年的“行憲”紀念日大會會場，做了一些特殊的佈置。例如，在蔣經國要上去講話的那張講臺上面，製作了一塊呈弧形的板子，這塊板子主要是爲了可以放置蔣經國的那份大字講稿用的。孝勇是爲了防止蔣經國一旦忘了稿子內文時，還可以看看稿子內文，隨時可提醒他。蔣孝勇的巧思的確發揮了作用。

那次的“行憲”紀念日，發生了民進黨借“國大代表”舉抗議布條鬧場事件，民進黨人在台下高聲呼喊口號。可是，在會場上方的主席臺上，蔣經國根本不知道台下在吵嚷些什麽。至於台下民進黨人舉的布條，因爲蔣經國視力已經極爲衰退，他也根本看不見台下的情況，加上他是忍著身體的劇痛去的，在他發表完簡短的致詞後，侍衛人員擔心他體力無法負荷，便匆匆推著他的輪椅揚長而去。我們隨從人員都認爲，蔣經國那次根本沒有發覺台下有任何異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