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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吴稼祥误解了习近平
(博讯2013年09月14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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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吴稼祥误解了习近平,正如1989年吴稼祥误解了邓小平。
2013年9月14日《亚洲周刊》报道,吴稼祥坚信习近平是个改革者。他甚至认为,习近期释放部分左倾政治信号,只是一种“假动作”,甚至指习的左倾形象是反对他的人伪造的。年前的中共十八大期间,他就对亚洲週刊表示,习近平、李克强的习李组合是中南海施政的“最好组合”。一个月前,吴稼祥携新书《公天下》参与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演讲中他提到中国未来改革历程。他说,据他了解,习近平是个“合格的改革者”,希望民众要有信心和耐心。他称,改革者需具备三特点: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而习近平就具备这三个特点。日前,针对人们对习近平所谓“左倾”的疑虑,他接受采访而作了回应。
吴稼祥从三方面作了剖析。第一,习近平是改革派盟主,他正是因为这个才上台的。第二,他有父子相承关系,是最改革派家庭出来的,按照中共和中国历史传承来说,他不可能背叛包括他父亲所在的派系。第三就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他的动作过猛,用力过猛,引起反弹,这个反弹的主要力量是那些希望列车不开的团队。
……
吴稼祥的上述评论使我想起了1989年六四屠杀前的一段往事:
一次会议上吴稼祥对我说,他准备给邓小平写一个上书,力陈不可开枪杀人,否则就将沦为千古罪人。他是来征求我的意见的,问有没有用;我对吴稼祥说,“二十年后,人们会说,要是邓小平当年听了吴稼祥的话,中国历史就不会这样而会是那样的了。”吴稼祥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认为这没有用是吗。”我说,“有用啊,这就是用,立此存照,彪炳千秋。”
吴稼祥曾于1980年代任职于中央办公厅,在赵紫阳时代曾操刀起草被视为最具改革特点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六四大屠杀之后却被囚于秦城监狱。
这都是由于吴稼祥这位忠贞的共产党员一再误判中南海的诡谲风云。
吴稼祥似乎不懂,假扮观音菩萨的阴阳人毛泽东,却是残害忠良的雷霆杀手,即使如此,毛的如来智慧也无法阻挡其家族的覆灭。
至于我,是这样看待习近平的:
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2013年,北京时间6月18日,报载“习近平亲自上阵,中共清党整风大幕开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京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七常委再次共同亮相。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出席主会场会议,出席人员级别之高近期罕见。
习近平称,“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并言辞激烈地表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并称“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措辞之严厉也让舆论震惊。对党内“整风”推进最让中国民众记忆深刻的是曾在延安进行“整风”树立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以及经历过1980年代自由化思潮、“六四”运动的邓小平,而此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罕有触及“整风”,甚至有所避讳。如今,多年之后的习近平如此大张旗鼓搞党内整风肃清,足见其欲建“毛邓习”政治传承的自信。
在这种局势下,如果还有人问到:“变革时代,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那么一定会被人认为“这个问题好蠢”。日益左倾的习近平,怎么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确实,习近平不可能自觉地成为戈尔巴乔夫,但是习近平却可能被迫地成为戈尔巴乔夫。
此话怎讲?
因为我们知道,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是民主派,戈尔巴乔一开始也是主张强化控制的,只是后来他的治理整顿受到全民的抵制,没有办法了,才被迫从民主改革中寻求突破口的。
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关键,不在于习近平本人,而在于中国的公众是否愿意配合他的强化控制措施。
政治斗争不是“良心之间的博弈”,而是“实力之间的博弈”: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愿意改革,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有良心”,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无实力”——例如,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可能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混日子了,尽管他上台之初并不想推行民主改革,而想强化劳动纪律,但后来发现苏联的社会弊端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按照既定方针有效地治理整顿,于是才被迫走上了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
对此,戈尔巴乔夫本人并非无怨无悔的,他现在还活着,大家看看他现在想法,就知道他后悔苏联的完蛋,就知道他当初的民主改革并不打算瓦解苏联,也不是出于良心的悔悟,而是出于强化管理的考虑。
习近平现在正在走戈尔巴乔夫起初强化管理的老路,如果全国人民不再配合他,他就只有被迫走上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了。
具体分析一下,习近平之所以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因为习近平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良心,而是因为他没有邓小平、毛泽东那样的实力,所以他要真正和毛邓比肩,就只有推行民主改革,才能在毛的“建国”、邓的“经改”之上,树立“政改”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胡耀邦、赵紫阳的良心,也主要是在他们失势之后体现出来的,即使邓小平、毛泽东在他们失势的时候,也都体现过一定的良心——这种良心是人类的本能,只要没有被权力和金钱腐蚀的时候,任何人多少都会有一点的。
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政治良心,其实也是为中共的继续专政,寻求合法性与最佳方案,所以他们到死都没有脱离共产党,到死都没有回归中国民族。
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相同:
1、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太子党、高干亲戚;习近平通过父亲得到升迁、戈尔巴乔夫通过妻子赖莎的叔叔葛罗米柯得到升迁;
2、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在政权年满六十岁的时候继任的,习近平是在毛泽东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是在斯大林东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
上述两点决定了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具有类似的内政压力;而且,由于中国现在也是“世界老二”了,代替了1980年代苏联“世界老二”地位,因此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也具有类似的外交压力。
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无论他表现得左还有表现得右,那都是他身不由己的,那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他自己的权力;这一点和二十多年前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什么不同。至于说到“民主思想”,现在的习近平也只会比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更多而不会更少,习近平毕竟在美国待过。所以,习近平究竟能否成为“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完全在于中国的公众对他的作为如何反应。
如果中国公众屈服于习近平强化纪律的高压措施,那么即使在美国待过的习近平也会放弃民主改革;如果中国公众像1980年代的苏联公众那样拒绝戈尔巴乔夫的高压措施那样拒绝习近平的高压措施,那么习近平就将作为“中国的民主戈尔巴乔夫”出现在中国。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习近平都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3/09/2013091408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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