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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12	2011-11-20 21:10:15

被瘋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國人

──在華外國專家的“文革”經歷

何蜀歷史雜誌副主編

當“文化大革命”如狂飈驟起般席捲中國大陸時，不僅廣大幹部群眾滿懷革命激情與對毛澤東的無限信仰投身其中，甚至連當時正在中國幫助建設的外國專家們也被卷了進去，這些外國專家與中國民眾一起參加了這場起初顯得像是革命的正劇、後來才逐漸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劇和鬧劇的史無前例的演出。然而，對外國專家在“文革”中的“造反”活動和後來的種種可悲境遇，國內的“文革”研究卻很少涉及。本文希望通過對相關情形的回顧，填補中國現代史研究中的一小塊空白，也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文革”的認識。

外國專家也寫出“馬列主義大字報”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以毛澤東下令向全國公開宣傳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所寫的那篇攻擊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有關領導人的大字報為開端。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高度評價聶元梓等人的這張大字報，譽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在此“樣板”的啟示下，一時間大字報在全國鋪天蓋地般湧現出來。寫大字報的人們，當然並非都是像聶元梓那樣的個人野心家，也並非都能像聶元梓那樣得到來自中共高層的鼓勵和支持。不少大字報作者是懷着真誠的革命熱情響應毛澤東“反修防修”、“保衛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的號召而“拿起筆作刀槍”的。

當時，有許多外國專家在北京的新華總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外文局、中共中央編譯局和一些大專院校、科研、出版部門工作。這時，外國專家們也紛紛提筆寫起了中國特色的大字報，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四個外國專家陽早、史克、寒春、湯普金斯合寫的一張[1]，後來被譽為“外國專家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寫於1966年8月31日，即毛澤東第二次檢閱紅衛兵那天。在1967年3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曾有一篇題為“在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里成長──訪問一位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女專家”的報導，談到了美國女專家寒春和她的丈夫陽早參加寫作這張大字報的經過：“在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強烈地要求參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愛人，還有另外兩位美國朋友一起，寫了一張大字報，表達了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無限熱愛。……”

但是，此報導只摘引了這張大字報中的幾句表態性的話，而沒有介紹大字報的具體內容。不僅今天的人們，就連當時的許多“文革”親歷者也只知有其事而並不了解這張大字報究竟寫了些什幺。若幾位外國專家僅僅是表達了對毛澤東的熱愛和對“文革”的擁護，那顯然太一般了，不足以被稱為“馬列主義大字報”。

現將這張大字報全文轉引如下：

給外國專家局的大字報

為什幺在世界革命的心臟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修正主義的道路？？？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給外國人這種待遇？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他是哪個階級，不論他對革命是什幺態度，都受到這種“五無二有”的待遇：“五無”：一，沒有體力勞動；二，沒有思想改造；三，沒有接觸工農兵機會；四，不搞階級鬥爭；五，不搞生產鬥爭。“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這種待遇是什幺思想支配的？這不是毛澤東思想，這是赫魯曉夫思想，是修正主義的思想，這是剝削階級思想。這樣做的目的是什幺？結果又是什幺呢？1.使要革命的外國人不能掌握毛澤東思想，只能在口頭上說條條；2.使革命的外國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3.阻礙在中國的外國小孩成長為堅強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階級兄弟隔離開，破壞他們的階級感情，破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我們認為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關繫到世界革命的原則的問題，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待遇。

我們決心要成為堅強的革命者，成為堅定的反修戰士。為了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決心鍛煉和考驗我們自己。我們的後代必須成為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決不允許他們變成修正主義分子。

因此我們要求：1.以階級兄弟看待我們，而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我們；2.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體力勞動；3.幫助我們進行思想改造；4.允許並鼓勵我們緊密地結合工農群眾；5.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6.我們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8.取消特殊化。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成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國人民、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萬萬歲！！

這張大字報很快就被上報到最高層。9月8日，毛澤東作了批示。不過當時有關部門並未向外國專家們傳達這個“最高指示”。據在新華社工作的比利時專家邱亨利1967年4月19日在中國礦業學院“東方紅”召開的批判《修養》（即劉少奇着《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大會上發言“揭發”：“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拒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在外辦和外國專家局頑固地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2]但是，毛澤東這個批示仍然不脛而走，並被紅衛兵、造反派錄入當時編印的各種“文革大事記”。當時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國建設》雜誌工作的著名專家愛潑斯坦（從小在中國天津長大的波蘭籍美國記者，“文革”前已取得中國國籍並加入了中共，但仍被紅衛兵們視為“外國朋友”），在1967年的一次“批判大會”上向群眾公布了毛澤東的批示內容：“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凡自願的，一律同樣作。”

大字報的作者之一、美國農業機械專家寒春，後來在一次揭發批判外國專家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談到他們獲悉毛澤東批示後的心情時說：“現在，我們聽到了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沒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他無限相信人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只用了幾個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分裂世界無產階級的陰謀詭計砸得稀巴爛！我們擺脫了枷鎖！大門向我們敞開了！現在靠我們自己去學游泳了！”[3]

我們現在來看這張大字報，仍然不能不承認，除去其中個別的“文革”詞語外，大字報表現出的是外國專家們對中國革命的一片赤誠之心。這正如當時在外文編譯局工作的法國專家戴妮絲·李─勒布雷頓在其回憶錄《愛是不會凋謝的》一書中談及她的“文革”經歷時所說的那樣：“因為我們從無惡意，一直為尋求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為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努力。假如說我們有時在某些方面搞錯的話，也是和許多無辜的人一樣，因為不了解情況，過於天真。”[4]此話確實樸素而真切地概括了當時許多狂熱投身“文革”的人們的特點。

這張大字報的作者中陽早和寒春夫婦最有名。陽早（原名歐文·恩格斯特或希德·恩格斯特）是美國農學家，1946年28歲時到中國，希望改變中國農業的落後面貌。他在延安進入中共創辦的最早的農場工作，寒春（原名瓊·韓丁）是其好友的妹妹，原在美國從事核物理研究，參加過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和試驗工作，後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與楊振寧在同一研究小組。她為了愛情和理想，放棄了在美國的條件優厚而大有前途的工作，於1948年初來到內戰炮火中的中國，次年春在貧寒的延安窯洞裡與陽早結婚。此後，夫妻倆從延安到“三邊”，從陝北黃土高原到內蒙草原，從西安草灘到北京郊區，為中國農業的機械化和發展畜牧業兢兢業業工作（1987年中國政府為表彰他倆在中國連續工作40年，向他們頒發了《國際科技合作獎》）。從他們的經歷可知，他們屬於那種如今已十分罕見的理想主義者。

在1967年一次批判外國專家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上，寒春談到了她和丈夫陽早寫這張大字報的背景：從1959年開始，外國專家有了特殊化的待遇；生活上與中國民眾拉大了距離，特別是在困難時期，為他們規定了一整套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們難於容忍的則是政治待遇的變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個變化就是不許我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旅行變得越來越受限制”，同中國工人甚至幹部的關係也疏遠了。1966年5月他們被調到北京後，情況更為嚴重，“剝奪了我們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車外，我們不能到任何地方去”；他們主動要求降低工資、以縮小與中國同事的差別，“費了老大的勁兒，我們的工資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讓孩子們回家，不許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成天只能關在住宿的飯店房間裡，除了坐小汽車外不許上街，不許去公園玩。他們9歲的女兒在這種環境裡變得情緒反常，變得對什幺外國東西都憎恨，還對他們大罵：“打倒你們這些美國特務！”[5]......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好給外國專家局寫了一封長信，談到給外國專家的這種待遇是錯誤的和有害的。“7月17日晚上有位副局長來看我們。雖然他的態度很熱情，可是他對我們提出的為什幺外國人硬被推向修正主義道路上去這個問題，根本沒有給予滿意的答覆。……解釋了半天，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詞兒‘安全’。”這兩位外國專家感到這種“令人窒息的政治壓迫”是不能容忍的，在當時的大氣候下，他們自然將這些問題聯想成了是有人“明目張胆地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來全面攻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尖銳的階級鬥爭”。於是，在紅衛兵運動爆發後，他們受到鼓舞，便寫出了那張大字報。[6]據寒春說，大字報的另一位作者史克在文革前有一次因病住院需要動手術，外語學院一位認識史克已14年的領導聽說了，打電話詢問她的病情，史克沒法在電話里說清楚，就寫了一封信詳細解釋。誰知當她出院後，那位領導卻對她說：“以後不要再給我寫信了。”寒春認為，這說明幹部“竟然害怕收到外國人的信”。[7]

當時寒春“揭發”的這些情況，除去生活待遇的特殊化既有體制弊端上的原因，也有照顧外國專家生活習慣的考慮，而所謂的“政治壓迫”問題，實際上正是他們所景仰的毛澤東日益強調階級鬥爭、造成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而派生出來的社會政治問題，並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或“修正主義路線”的“迫害”。而這些左傾的外國專家並不能認識到這點。法國專家戴妮絲在回憶中說：她當時就是因為對毛澤東充滿敬佩之意才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她認為“他有勇氣抨擊自己領導的政黨，目的也許是通過‘文化革命’為這個黨洗滌灰塵，使黨重新走上正確的道路。”[8]英籍作家韓素英在回憶“文革”的《再生鳳凰》一書中也談到，“毛的品質，毛的遠見，他對中國以及世界歷史的影響吸引了我，使我着了迷。我決心去理解他，理解所發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那幾年，我要擺脫這種迷戀是不可能的。”[9] 當她在“文革”初期見到周恩來與康生、陳伯達等人一起接見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代表時：“我心裡不禁愣了一下。……周恩來與他們在一起。不知為什幺，因為周出來接見我們，因為我信任他，我就認為和他在一起的其它人也必然是好人。”[10]

當時許多外國專家都寫了“革命的大字報”。[11]例如，北京白求恩醫院英國骨科專家洪若詩開了一個通宵的家庭會議，“他們堅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們決心起來造反，同中國同志一起造修正主義的反。於是，他們打破思想上的顧慮，寫了一張全家署名的大字報……”。[12]在新華社工作的比利時專家邱亨利說，他在1966年9月初寫了第一張大字報，要求和中國同志一齊學習、並肩戰鬥。[13] 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加入中國國籍但享受外國專家待遇的美裔專家沙博里，直到1984年仍維持着當年對“文革”的認識：“多年來，在中國社會的某些領域中，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觀念和方法滋長起來。這種現象有多大代表性，有多幺廣泛，我不得而知。但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顯然認為形勢是非常嚴重的。”[14]

正是基於類似認識，為支持中國革命而來華的外國專家們紛紛表示擁護“文化大革命”。戴妮絲回憶說：“我們有決心為革命的新發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犧牲。”這位在1936年就與中國旅法畫家李風白結成夫妻，五十年代初隨同丈夫來到中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法國共產黨員，也為了支持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作出了兩點“犧牲”：“我的第一個‘犧牲’是向我所在的法共支部提出退黨申請。這個行動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身處異國，我不能與我所在的黨共同戰鬥，但是，多年以來，我一直認為這個黨過於聽命於蘇聯，過多地指責中國。……總之，太‘修’了。這可能是個有意義的行動，我申請加入了一個年輕的法共（馬列）。不管怎樣，我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過去，有些（法共）同志對我很信任，我也以自己的忠誠引以為榮。可今後他們就會把我當成叛徒。‘叛徒’，我反覆掂量着這個字眼，感到剌痛。我做出的第二個‘犧牲’相對來說容易些，和其它外國專家一樣，我要求降低工資，以求接近中國同志，特別是那些即將去農村的同志。”[15]

在當時外國專家所寫的大字報中，還有另一張也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和批示。那是在群眾性的造反、奪權浪潮已經席捲全中國大陸的1967年初，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舉行群眾集會，由群眾（大多不是中共黨員）來通過決定開除某個“走資派”的中共黨籍。造反派中颳起了動輒打、砸、搶的歪風，甚至還有人提出“革命的打砸搶萬歲”的口號。在西安外語學院工作的外國專家大衛·庫普於1967年3月10日寫了一張大字報，認為西安正受着“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由群眾大會開除一個人的黨籍是“全民黨的做法”；“革命的打砸搶”問題需要注意，這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做的，是流氓行徑。“要把那些存心把我們引上背離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才能實現群眾、幹部和解放軍的三結合。”西安市政府外事辦公室的高智曾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他將這張大字報的抄件轉給了毛澤東。3月20日，毛澤東閱後批示：這個外國人很能看出問題，分析得很不錯。總理閱後又批送文革小組閱，周恩來對此件的批示是：“建議將這張大字報和主席批語登文化革命簡報。”[16]不過，這張大字報的影響遠不如“外國專家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那幺大，因為此時繼“一月革命”之後遍布全國的群眾“造反”行動正進入新的高潮，而“文革”領導者和“造反派”都不願意對這種規範和限制群眾運動的觀點作過多宣傳。

外國的“紅衛兵”和中國的外國人“紅衛兵”

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後，年輕幼稚的紅衛兵們急欲將造反之火燃向全世界，“讓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遍全球”、“解放世界上占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當時在北京有學生打出了“國際紅衛兵中國支隊”的旗號；每天都有很多紅衛兵跑到外交部催促成立國際紅衛兵，有的年輕人還激烈地提出，若不儘快成立國際紅衛兵，就會給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造成損失，就是犯罪。一些外國留學生還向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提出，要回國去組織紅衛兵，但受到陳毅的勸阻。

在中國的紅衛兵運動的影響下，日本、墨西哥等國也出現了“紅衛兵”，當然馬上就被取締。但也有個別當時未遭取締的，如意大利共產主義青年聯盟（馬克思列寧主義）辦起了機關報《紅衛兵》報，熱情歌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7]；丹麥一位共產黨員所組織的“紅衛兵”直到1967年8月還宣稱，要在丹麥貼出更多的大字報。[18] 此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內分裂出了“造反派”，以“××共產黨（左派）”、“××共產黨（馬列）”之類的名義另立山頭，宣布與原所屬的“修正主義黨”決裂。比如，從1966年9月起，日本共產黨的一些基層組織受到中國“文革”的影響，在山口、佐賀、愛知、福岡、兵庫等縣建立了日共縣委“革命左派”，對日共中央“造反”。日共中央認為，這是中共插手其內部事務，造成了日共的分裂，於是在1967年8月召回其駐中國代表砂間一良和日共中央《赤旗報》駐北京記者紺野純一，兩黨關係徹底斷絕。[19]此後日共即被中共稱為“日修”或“宮本修正主義集團”。

不過，中外紅衛兵們想把“文革”造反之火燃遍全世界的天真意圖並未實現。真正經歷過象中國紅衛兵那樣對“走資派造反”的外國人，只是在中國大陸、特別是在北京的一些外國專家。在毛澤東為陽早等四位外國專家的大字報作出批示四天之後，定居北京的81歲高齡的著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接受了紅衛兵贈送給她的袖章，成為一名“名譽紅衛兵”──她可能要算是外國專家中第一個“參加了組織”的“造反派”，不過她的參加只是象徵性的。1966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在發表一組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照片的同時，發表了戴着紅衛兵袖章的斯特朗請毛澤東在她的《毛主席語錄》上簽名的照片。由於斯特朗支持“文革”，她在為美國的21,000個讀者訂戶撰寫的《中國通訊》（又譯作《中國來信》或《北京來信》）中，曾熱情介紹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歌頌那些得到毛澤東支持的紅衛兵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在北京的外國專家紛紛仿效其中國同事們的作法，建立起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團”、“國際燎原造反隊”等造反組織。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成立會上，“大會宣讀了由在京外國友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賀信。紅衛兵代表們對國際戰士的祝賀報以極其熱烈的掌聲。”[20]這大概是官方媒體首次報導外國專家造反派組織的活動。這個外國專家造反團1967年夏天已有70名成員，傾向於支持最激烈的造反派系。[21] 法國專家戴妮絲當時就參加了這個“造反組織”，她在回憶中寫道：“外國專家也投身到運動中，參加了‘白求恩──延安戰鬥隊’。這個名字既好聽又響亮，紅袖章上也寫上了這個名字。”[22]沙博里在他的回憶錄中也寫道：他先是參加了《中國文學》的一個戰鬥隊，“後來又參加了一個外國人組成的‘革命’隊”。[23]……

被捲入瘋狂旋渦的外國“造反派”

1967年所謂的“一月風暴”奪權鬥爭開始後，外國專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也與中國的許多紅衛兵、造反派一樣，被捲入了瘋狂的旋渦里，語言和行動都變得極端左傾。在文革中，“成名成家”被當作資產階級思想批得臭不可聞。在一次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大會上愛潑斯坦說：“這個‘家’字是不好聽的，現在叫我們是‘外國專家’，我們也是不愛聽。我們就是外籍的工作人員，工作者，不是什幺‘專家’，不是什幺別的‘家’。”[24]當時，紅衛兵、“造反派”有一個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學來的常用口號，即要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美國專家李敦白在“批判劉少奇黑《修養》”的大會發言中甚至創造性地提出：不僅要踏上一隻腳，而且要踏上兩隻腳；一隻腳，是因為他出賣了中國革命，另一隻腳，是因為他毒害了全世界的一切革命幹部。[25]

“文革”中一些外國專家以往認識上的倫理是非也被顛倒過來了。北京外語學院的外國專家柯魯克在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時發言說，以前他的岳母（曾作過30年傳教士的基督教徒）讀了他推薦的《修養》，對劉少奇十分欽佩，當時他認為這是岳母進步了；而在“文革”中才認識到，“劉氏黑《修養》”得到“帝國主義的奴才”的欽佩，正說明了劉少奇的“反動本質”。[26]

而“文革”中流行的那種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階級鬥爭”方式，也同樣影響到外國專家的行為。法國專家戴妮絲回憶，在當時突擊翻譯《毛主席語錄》外文版時，兩位來自拉丁美洲不同國家的專家對某些詞彙的譯法有分歧，因而推遲了發稿時間，使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語錄》的出版落後於其它文本。此事被在中國的外國“造反派”們“上綱”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資派”“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罪。外國專家造反組織“白求恩─延安戰鬥隊”為此召開了批判大會。戴妮絲聞訊後曾找到她所在的“戰鬥隊”頭頭、一位講西班牙語的美洲人，說明“這不是他們（外文出版社領導人）的錯，原因是翻譯過程中有改動；只要譯稿一準備好，外文出版社的人馬上就把它送到印刷廠，連星期天也是這樣！”但是那位外國專家“造反派頭頭”卻聽不進去，他回答說：“不管怎樣，這本書耽誤了。而且，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27]

英籍作家韓素英寫道：“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中，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想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外僑成立了一個‘白求恩’組織。他們把突然發現的革命熱情用到像路易·艾黎[28]、馬海德[29]這樣的在中國工作了幾十年的可靠的高尚的人身上。他們揭發路易是‘特務’，與國民黨暗中有來往。路易受到‘審查’，發現他曾寫過讚揚賀龍元帥的文章，還有一張他與賀龍的合影。朋友們再也不去看望他了，只有馬海德和另一位醫生，漢斯·米勒[30]，他們經受了種種難以想象的壓力，始終與路易緊緊站在一起。這些外國人召開了‘鬥爭會’，中國式的‘鬥爭會’，批判路易。後來，他的一些書也被銷毀了。......這些西方人，其中也有美國人，表現出的惡毒──沒有別的詞來描述──是群體性精神變態的一個可怕的實例。‘你應當看看他們當時的那個樣子，’幾年後路易溫和地笑着對我說，‘他們就像無知的孩子，眼睛都瞪出來了，噴着怒火。他們認為他們是站在革命的最前列。’”路易還對韓素英談到，外國專家“造反派”們不僅對他提出各式各樣的“指責”，而且還不讓他去醫院看皮膚病，後來還是周恩來得知此事才下令讓路易到醫院看病。韓素英氣憤地寫道：“如果這些事是中國人幹的，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些西方人發了什幺瘋，竟這樣對待一個最偉大、最堅定和對中國最有用的人？”[31]

1967年“一月風暴”掀起後，外國專家“造反派”也參加了“奪權鬥爭”。其中最為有名的，莫過於當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參加了廣播局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奪權”（據李敦白回憶，他們在廣播局奪權的時間是1966年的最後一天，比“一月風暴”還早）。這件事影響極大──因為當時電視尚未普及，廣播電台就是最快捷、最有影響的大眾傳播媒體，“文革”時期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指示、有關“文革”部署的重要文章，都是首先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外稱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向全國及全世界廣播後才在報上刊登的，這就是當時所說的“紅色電波傳喜訊”。

李敦白生長於美國南方，原是美國共產黨員，出身名門而“離經叛道”，17歲就參加工會和學生運動，支持黑人解放運動。1946年，他在為聯合國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工作時認識了周恩來，在周恩來的鼓勵下，他到了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見，從此就留在“解放區”，投入了中共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儘管他在1949年初曾因被蘇聯當局誣衊為所謂“斯特朗國際間諜網”成員而由中共有關部門逮捕，含冤入獄達6年零3個月之久，但出獄後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獻身於中共領導的事業，並要求加入中國國籍。周恩來認為，他保留美國國籍更有利於將來中美的友好交往，他才聽從勸告，保留了美國專家的身份。

“文革”中李敦白成了活躍於北京各群眾組織之間的風雲人物。《人民日報》1967年4月8日用大半版的篇幅發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同月14日的《人民日報》又大段報導了李敦白在會上的發言。在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開的那次著名的“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上，“國際共產主義戰士”李敦白代表外國“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點發言：“7年前，中國的無產階級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魯曉夫揭露出來了，給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今天，中國人民，清華井岡山的戰友們，揪出了一個王光美，揪出了一個劉少奇，揪出了另外一個世界革命的大叛徒，也是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我們感謝你們！”[32]

英籍作家韓素英在《再生鳳凰》一書中記敘了一位既信仰馬克思主義又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外國經濟學家、“一位滿懷激情而富有魅力的女人”對她的談話：“‘我已寫信給林彪，’她語氣非常堅決地說。她的兩個兒子對住在北京的外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及他們所起的作用極為不滿，百般挑剔。‘你知道嗎？是一個叫做西德尼·里頓伯格（引者註：即李敦白）的美國人幾乎完全控制了中國的無線電廣播大權！’她憤憤不平地對我說。”[33]

1967年春夏之間，外國專家的“造反”組織在北京十分活躍，僅舉幾例即可見一斑。“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首都三司”）主辦的《首都紅衛兵》報曾報導：“外國在京朋友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組織了‘白求恩──延安’戰鬥隊，貼出‘祝賀革命造反派奪權！’和‘為什幺革命友誼賓館和資產階級的賓館沒有什幺兩樣！’等大幅標語。”[34]“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辦的《新北大報》也報導過：“5月2日下午，首都革命造反派在北京體育館召開了‘最最熱烈慶祝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大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聶元梓同志到會並講了話。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美國朋友李敦白同志，日本朋友、國際燎原戰鬥隊代表，非洲學習毛着小組代表，首都工代會、農代會的代表，北京工農兵文藝公社，上海芭蕾舞學校‘白毛女’小組赴京演出團代表都發了言。”[35]首都紅衛兵主要組織之一、“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紅衛兵李全華在四川成都兩派群眾組織衝突中中彈身亡，“首都革命派”為此於1967年5月6日召開了追悼大會，據“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主辦的《東方紅報》報導，出席大會的除了有來自全國的“造反派”之外，還有“來自八個國家的幾十位國際友人”。這期報紙上還刊載了兩位外國專家（一位是“白求恩──延安造反團”代表，法國女專家安娜·巴隆，另一位是“國際燎原造反隊”代表，日本專家土肥駒次郎）的發言全文和他們發言時的照片。在發言中這些外國“造反派”都慷慨激昂地譴責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罪行”，表示要同中國的“紅色造反者”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奪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並爭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全世界的勝利。[36]官方的《人民日報》也對外國專家“造反派”的活動時有報導。比如，1967年5月17日報導“首都四十萬革命群眾到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時便提到：“今天，一些在京國際友人和外國專家，也和首都的革命群眾一起來到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遊行，他們用不同的語言高呼口號。”……當時，這種逢會必請“外國造反派”出席並邀請他們上台發言或上主席台就座的作法，在北京風麾一時。

同中國的紅衛兵、“造反派”們一樣，外國專家“造反派”當時的一些作法也一度發展到了瘋狂的程度，正如韓素英所評價的是“群體性精神變態”。在“外事口”紅衛兵、“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長陳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養》”的大會上情緒激動地說：“外事口，口對外，就是幹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領導一定要，也一定會在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手裡，決不允許在右派手裡，也不允許在中間派的糊塗蛋手裡。所以，一切猶豫不決的人最好趕快站過來，站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37]在“造反派”心目中，所謂的“外事口”領導中的“右派”就是指陳毅（文革中廣為流傳的毛澤東講話中稱陳毅為他的“右派朋友”，此語廣為人知）。儘管後來李敦白在回憶中說，陳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他還關心問候過陳毅的健康 [38]，但他當時確實以其言辭為造反派“炮打”陳毅火上加油，這也是眾目睽睽之事。在8月下旬著名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中，也有外國“造反派”參加。一位外國駐華外交官事後說：“真正最恐怖的是在這群毆打襲擊的暴徒之中，有一些英國人，其中有一個頭目還是出身‘豪門’，她穿着手工縫製的半統靴在一幅女王畫像上跳來跳去。[39]李敦白後來在回憶中坦率地寫到：“在這樣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裡，我們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時甚至令人髮指的事。日後我常想，我們怎幺會那幺得意忘形？”[40]

隨着全國各地的“造反”、“奪權”引起的意見分歧演變為派性鬥爭，外國專家也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其中。據李敦白回憶，喬治·海德姆（即馬海德）“屬於少數保守派。他們強烈主張外國人應該遠離中國的政治紛爭，我和喬治是多年好友，卻為這個問題成為死敵。他為我成為廣播事業局領導的事非常不諒解，‘你沒有權利告訴中國人應該怎幺做，也沒有權利批評他們的領袖，涉入他們的政治。’他說。此後他幾乎沒再跟我說過話。”[41]“和中國的團體一樣，文化大革命也使外國團體之間產生了分歧和關繫緊張。……他們仿效中國人的模式也在進行‘造反派’與‘保皇派’之間的權力鬥爭。......‘激進分子’奪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權。指責發起人是‘保守分子’。”[42]

不過，這些外國“造反派”並未象中國人那樣把派性衝突發展為真刀真槍的“武鬥”；相反，還有一些在華外國“造反派”批評“武鬥”。1967年7月9日，美國專家弗蘭德和瑞士專家米雪琳在北京用大字報向“親愛的中國戰友”發出呼籲：“你們是否想到，現在正有那幺一些人，他們非常高興你們不聽毛主席的教導，不斷挑起武鬥，他們正在利用你們的這些缺點拼命地在世界上做反華宣傳，你們是否願意讓這些帝國主義、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高興呢？你們是否想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在努力地學習你們的榜樣，學習你們的經驗，但有些人卻熱衷於打架，難道你們願叫他們失望嗎？......同志們，武鬥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做為在世界革命的延安──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作的你們的外國戰友，我們誠懇地呼籲：全中國的革命的戰士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聯合起來，立即制止武鬥，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43]

法國專家戴妮絲記敘了由“白求恩─延安戰鬥隊”組織的一次反對“武鬥”的遊行示威：“我們所在的戰鬥隊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遊行，我自告奮勇地參加了，而且戴上了紅臂章。我們竭盡全力地喊着，手裡揮動着標語或小旗子，‘要文斗，不要武鬥！’好象在背誦一段經文。我們的隊伍走得很快，我盡最大努力不讓自己掉隊。……這些膚色不同、年齡各異、來自眾多國度的外國人顯然是沒有私心，為了中國和毛主席的利益，他們把可能遭到毆打的危險置之度外。起初，人們對着我們微笑，後來就鼓掌表示支持。遊行在一片歡呼喝彩聲中結束。”[44]戴妮絲的丈夫李風白的兩位親戚從爆發了大規模“武鬥”的四川成都逃到北京來避難，戴妮絲如實記載了她當時的心情：“由於我們堅信運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所以不由自主地認為出來躲避的人是錯誤的。”[45]

“文革”前期外國專家的“造反”行動是得到毛澤東首肯的。當年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後來的回憶中曾提到：“我不贊成主席要兄弟黨的人參加我國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視同仁’。我主張‘內外有別’。我說，要兄弟黨參加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既不好要其它黨來解決我們黨的問題，也不好用這個大革命來解決其它黨的問題，這不合乎兄弟黨的關係準則。主席未置可否。”[46]王力所言之“主席要兄弟黨的人參加我國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視同仁’”，即前面談到的毛澤東對外國專家“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批示（當時外國專家中有不少是美共、英共、法共黨員）。

外國專家“造反派”的沒落、受難與平反

在中國幫助建設的外國專家參加“文化大革命”、向中共黨內的“走資派”“造反”、“奪權”，是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裡才會發生的“史無前例”之事。這些外國專家在“造反”中有時言論過激、行動過火。韓素英在《再生鳳凰》一書中說，澳大利亞作家尼爾·亨特譏稱他們為“百分之三百的革命者”。法國專家戴妮絲就回憶了一件頗具諷刺意味的事：“漸漸地，我發現極‘左’行動逐漸泛濫，某些外國專家甚至走得比中國人還遠。一天，開會討論取消當年休假，要放棄北戴河的沙灘和大海，心裡很不是滋味。這時，我們當中的一位女專家激烈地喊了起來：‘不！不要休假！再也不要休假了！’實際上，這與她毫無關係，因為她馬上就要回國了。”[47]從總體上來看，外國專家們參與“造反”並不是為了個人私利，而是出於對毛澤東與中共的崇敬與信任，出於對理想主義的追求而投身這場運動的。他們大多是象“文革”中反覆宣傳、奉為經典的毛澤東“老三篇”之一“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有兩位比利時專家在大字報里說：“我們不是為了錢來中國的，而是為了幫助中國人民來的。錢只能使占有它的人腐化。”[48]這樣的話並非唱高調，當時那些外國專家們確實多持此想法。

但是，外國專家“造反派”的處境卻相當困難。“白求恩─延安造反團一開始就遇到了一些特殊困難。中國造反隊大多是在他們自己的工作單位和學校基礎上組織起來的，所反映的人和事是他們所熟知的，而外國友人工作單位分散，大多數人不會講和閱讀中文，妨礙了他們參加中國的政治活動，特別是由於不能進行語言交流，集會上他們要依靠翻譯才能溝通。文革的發展進程中，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總是跟在中國造反隊的後面。外國友人的子女們用毛主席語錄‘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寫了一張批評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大字報，警告他們的父母由於對當前的政治形勢的複雜性不了解，他們正在被一些政治目的不明確的組織利用。”[49]

這些左派外國專家把“文革”當作一場真正的革命來看待，如此天真的想法必然會與那些另有企圖的“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們發生衝突。無論這些外國“造反派”如何“緊跟形勢”、如何“革命”，在毛澤東信任重用的中共“文革”領導成員眼中，他們卻始終是值得懷疑的“革命對象”。1967年9月17日康生接見“首都紅代會”代表時，就誣陷那些外國專家“造反派”是“蘇修、日本、美蔣特務”，並斥責紅衛兵們“甚至和敵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江青也指責中國的紅衛兵們歡迎外國專家“造反派”參加其活動是“奴隸主義，洋人什幺都好，放個屁也是香的，外國月亮也是大的”[50]。康生和江青的上述言論流露出他們對這些一心要使中共更加純潔的外國專家們的厭恨之情。

1967年9月開始清查和鎮壓所謂的“五一六分子”後，外國專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人物（連同被造反派當作批判對象的一些外國專家）紛紛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國際間諜”之類的罪名受到批鬥，有的被迫離開中國，還有的甚至被抓進監獄。樹大招風的李敦白自然成為一個重要目標。當時，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院內貼出了大字報：“一個美國人如何奪了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紅色政權”，一些外國專家甚至把批判李敦白的大字報貼到了友誼賓館，如“爬得高摔得狠”、“李敦白是個投機者”等。李敦白於1968年2月被逮捕入獄。滑稽的是，中國“造反派”關押審訊李敦白這個激進的外國“造反派”時，堅持把他視為“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的同黨，硬要狠狠批判過劉少奇的李敦白承認，他領導着一個“國際間諜網”，發展了王光美，並通過她發展了劉少奇。[51]

“隨着打倒李敦白的呼聲不斷升高，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聲譽日見低落。……在李敦白被捕後，除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組織者和少數追隨者外，大多數人同意解散或者停止活動。不久，中國當局逮捕了該組織的主要成員：愛潑斯坦、丘茉莉、沙博里等人。”[52]外國專家的親屬也大多受到株連。李敦白的兒女被歧視和欺凌，其中國妻子去五七幹校“變相勞改”後，孩子們一度無家可歸，流落街頭；李敦白的岳父遭此打擊而含冤病逝。韓素英談到，一對外國專家西蒙和伊雷娜夫婦的長女莫妮克從其念書的巴黎趕回中國參加“文革”，“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愛的盛大節日”，結果卻被以“帶回淫穢書籍”（法國愛情小說）的罪名投入監獄達三年之久。[53]

曾在1937年繼埃德加·斯諾之後冒險進入中共紅色區域採訪的美國女記者海倫·福斯特·斯諾（埃德加·斯諾的前妻）1972年底重返中國訪問時得知，柯魯克與伊莎貝爾夫婦曾被關進監獄，“聽說伊莎貝爾已經出來，但是她的丈夫還關着。......埃爾西·費爾法克斯─喬姆利（引者註：一譯丘茉莉）和她的丈夫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也遭到拘留。我在北京聽說埃爾西出來了，愛潑斯坦還在囚禁中（但是我回美國後得悉他在12月我在北京期間獲釋，並給他在布魯克林的父親寫了信……）。”她寫道：“文化革命期間有十幾位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遭到‘拘留’，主要原因顯然是他們有極左行動。大概他們想表現革命熱誠，卻又不懂得當時形勢的政治內幕。……就公開知道的情況而言，他們被拘留後不能保釋，沒有人身保護法保護，也沒有審判。”[54]

外國專家“造反派”在“文革”初期的“捧場”作用消失後，他們終於變成了“潛在的階級敵人”。即令是那些在“文革”中行為小心而溫和、並無極端行為的人，如法國專家戴妮絲，也受到了“幽禁”般的對待。她回憶說：“同事們都和外國人保持距離，躲着我們，甚至漸漸地發展到不講話了。他們像拋一塊骨頭一樣把工作扔到我們的桌子上，然後扭頭就走。”[55]

1968年，中央發布了149號通知，規定在中國的外國專家不能再訂閱《參考消息》，這樣他們就完全失去了了解外部世界信息的機會，如同生活在封閉的“籠子”中。[56]這一切似乎都說明，寒春曾批判過的“文革”前那種對外國專家的“政治迫害”並未因“文革”而改變，甚至更加變本加利了。當時，中國人當中“對外國人的恐懼”發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甚至外事部門工作人員在涉外活動中都不敢接觸外國人，也不敢講外語。[57]

在這樣的境況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陷入了極度的苦悶之中。“文革”前曾陪同她在中國各地採訪的李敦白（當年曾被蘇聯當局誣衊為她的“國際間諜網”成員，在中國坐了6年多冤獄），如今又被中國政府以“國際間諜”罪名逮捕。她的一個侄孫要從美國來探望她，也被中國政府拒絕，她給周恩來寫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邊去見這個侄孫，卻得不到任何答覆。這位耄耋高齡、足不出戶的老太太難以理解，她曾熱情謳歌的“文革”到底是怎幺了。很快，她的健康迅速惡化，終於在1970年初住進了醫院。大概是為了表示對所遭遇的一切的抗議，她拒絕進食，也不肯接受治療。直到周恩來親自到病床邊勸告後，她才答應與醫生配合。雖然周恩來後來為了挽回國際影響，趕緊下令通知她的侄孫前來中國，但為時已晚，斯特朗次日即去世。

直到中美關係開始鬆動之後，外國專家的處境才有所改善。1973年3月8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外交部和國務院外國專家局聯合舉行了“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茶會，招待在京的外國和中國女專家，根據“文革”後中國的官方說法，周恩來在對到會的各國專家及其家屬的講話中，“對‘文化大革命’以來......一些專家及其家屬受到不公正、不禮貌、非同志式待遇的情況逐個舉例說明，表示這個責任我們要負，作為政府的負責人，我負更多的責任。還當場向在座的一些專家賠禮道歉。”[58]據西方研究者說，當時“周列舉了各種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外國人：第一種是受到冷遇和不受歡迎的；第二種是離開中國之前受到非禮對待的；周說‘歡迎他們回來，我們將改正沒有照顧好他們的錯誤’。另一種則是在文革中參加了某個組織，參與了壞份子的破壞活動。李敦白是代表人物之一，捲入了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團，還有愛潑斯坦、丘茉莉和沙博里（儘管認為他們是受到欺騙而參加）。”[59]

當時中國的官方媒體並未報導周恩來的道歉講話，可是據與會外國專家的回憶，周恩來當時的講話其實是把責任推給了“林彪及其它‘壞份子’”，並沒有因為他自己是政府總理而表示也“要負責任”。據英籍作家韓素英對與會者的採訪記述：“周恩來主持招待會，發表了......一次‘打破常規’的講話，官方未予報導；對這種講話，中國常常這樣處理。但是參加招待會的人會寫信給他們在海外的朋友，會談論它。周恩來說，林彪及其它‘壞份子’利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亂，幹了許多壞事；其中之一就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西方人關進監獄。他代表中國政府向因此而受到折磨的西方人道歉，並保證為他們平反，採取補救措施。周然後走到幾張桌子前，同人們握手擁抱；其中有一名美國婦女，她確實吃了不少苦頭，然而她仍自願繼續在中國工作。她說：‘我個人的遭遇事小……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事大。’華西蒙說：‘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進，周要我去坐牢，我也會心甘情願。’大衛·柯魯克說：‘現在我對革命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國。’大衛·柯魯克是英國人，被人捏造罪名，在監獄裡度過了將近4年。”[60]

在茶會上坐在周恩來身邊並第一個得到周恩來賠禮道歉的，是82歲高齡的英國女專家露絲·史密斯。她早在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前的1920年就參與了英國共產黨的創建，“文革”前以71歲的高齡來到中國，先後在外文局和新華社工作。她對中國革命滿懷熱忱，“文革”開始後也積極參加。當時她說：“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在我七十五歲的時候，在中國參加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生活在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中國，使我感到恢復了青春，充滿了活力、信心和熱情。”[61]然而她的純真熱情卻受到了無情的嘲弄，“文革”中她從一個受到讚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變成了受到懷疑的人物，最後因無法正常工作而被迫回到英國。儘管她在中國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她回去後仍然不肯說中國的壞話。直到1971年她80大壽時，新華社記者代表周恩來去看望她，向她轉達了邀請其再次到中國工作的意向，她才重返中國並在華度過了她的餘生。

大衛·柯魯克原是英國共產黨員，曾參加西班牙內戰中的國際縱隊英國旅作戰。1940年在中國成都與生於成都的加拿大傳教士之女、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心理學碩士伊莎貝爾相識並相愛，兩年後在倫敦結婚。1947年，柯魯克由英國共產黨介紹，帶着妻子來到中國，調查“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夫妻倆在河北武安縣十里店村深入生活，採訪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後來寫成了極有社會學價值的《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一書，被英國許多社會學教師指定為學生的必讀書。1948年，應中共邀請，柯魯克夫婦留在中國幫助培養外語人才，成為參加創辦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最早的外籍教師。然而，當這位因一心想讓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儘快照耀全球、早日埋葬帝國主義而積極參加“文革”的國際友人被關進中共的冤獄後，他卻聽到看守如此威脅他說：“毛澤東思想照耀全世界，毛澤東思想欣欣向榮，你不要抱帝國主義主子拯救你的幻想。”[62]

在這次茶會上，周恩來還向此次茶會前不久剛從監獄被釋放出來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團”成員、被打成“國際間諜”的愛潑斯坦與丘茉莉夫婦、以及六旬高齡的英國專家夏庇若等賠禮道歉。

李敦白作為“文革”中最積極的外國專家“造反派頭頭”，因“案情重大”，從1967年8月底被“中央文革”宣布停止工作並“另有任用”，12月25日開始被軟禁在家中，1968年2月21日被捕。但1973年的那一波“平反”中並未包括李敦白，依照周恩來的說法，因為李敦白“參與了壞份子的破壞活動”、“捲入了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團”，這種說法與當時紅衛兵中的所謂“五一六分子”的罪名相似。一直到“文革”結束整整2年後的1978年10月，李敦白才獲無罪釋放、平反昭雪。他大概是外國專家“造反派”中最後一個被平反的人。一個熱愛並獻身於中共領導的事業的外國人，卻先後兩次在中共的監獄中度過了16年。

“據調查，‘文革’初期，全國有外國專家410人。其中以‘特務嫌疑’、‘搜集情報’、‘間諜活動’等罪名拘留、逮捕、驅逐出境的17人，被審查、批鬥的8人，使他們受到不應有的待遇和侵害。”[63] 直到1981年這些受政治迫害的外國專家才全部得到徹底平反。對那些嚮往中國革命的外國左派來說，這是一個極大的悲劇和諷刺。儘管如此，他們中許多人的觀念和生活已緊緊地與中國的那個年代聯繫在一起了，個人的人生價值是和過去的選擇分不開的；他們可能不願再改變自己的理想主義，如今也還在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熱情工作着。有趣的是，多數外國專家在“文革”初期都一致反對過中國政府對他們實行的“內外有別”的政策，要求與中國人不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得到同樣對待；但“文革”後期給他們帶來實際益處的，恰恰還是這個“內外有別”的政策，正是因為恢復了這一政策，受批判和被監禁的外國專家“造反派”才幾乎無一例外地得到了平反，恢復了名譽及優裕的生活。而中國的“造反派”就不會如此幸運了。倘若當年毛澤東批示中說的“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的話被完全落實，這些外國“造反派”的結局或許就不同了。

【注釋】

[1]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教學批改組”、“外國留學生工作批改聯絡站”、“首都紅代會北京語言學院紅旗兵團”編印，《革命的外國專家、外國留學生大字報、發言稿選編》，1967年6月，第1頁。此大字報有另一種譯本，四個作者譯名為“唐春、司克、楊鎬、安·湯福金斯”，見“首都紅代會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戰鬥大隊”《紅衛報》編輯部編印的《國際友人批〈修養〉》，1967年，第32頁。

[2] 《揚州紅衛兵》，第39期，1967年5月19日。

[3] 《革命的外國專家、外國留學生大字報、發言稿選編》，第20頁。

[4] 《愛是不會凋謝的》，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頁。

[5] 據海倫·福斯特·斯諾1972年底至1973年初重返中國訪問時在北京郊區農村陽早和寒春家中所見：“我注意到兩個孩子顯得很安靜、規矩，文靜到了拘束的地。”（《重返中國》，中國發展出版社，1991年，第306頁）由此可見，如此性格的女兒在極左教育下的變態會使寒春多幺吃驚。

[6] 《革命的外國專家、外國留學生大字報、發言稿選編》，第15至20頁。

[7] 出處同上，第16頁。

[8]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12頁。

[9] 《再生鳳凰》，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77頁。

[10] 出處同上，第26至27頁。韓素英並未在中國大陸參加“文革”運動，而是在海外大量發表歌頌“文革”的文章和講話。

[11] “他們和我們並肩戰鬥──在京外國朋友熱情支持我國文化大革命”，《人民日報》，1966年10月9日。

[12] “聽毛主席的話，學習白求恩”，《人民日報》，1967年4月17日。

[13] 《揚州紅衛兵》，第39期，1967年5月19日。

[14] 《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

[15]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12頁。

[1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39頁。

[17] 《人民日報》，1967年4月6日報導。

[18] 《參考消息》，1967年8月9日報導。

[19] 曾勇明，“分析中日兩國共產黨關係正常化”，《探索與爭鳴》（上海），1998年第9期，第36頁。

[20] 《人民日報》，1967年3月3日。

[21] 李敦白、雅瑪達·伯納，《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台北，智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8月，第478頁。

[22]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16頁。

[23] 《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第223頁。

[24] 首都紅代會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戰鬥大隊《紅衛報》編輯部，“揭發劉少奇黑〈修養〉在國際上的毒害，為在國際上清除黑〈修養〉流毒而鬥爭”，《國際友人批〈修養〉》，1967年，北京，第34頁。

[25] 《革命的外國專家、外國留學生大字報、發言稿選編》，第11頁。

[26] 出處同上，第25至26頁。

[27]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17頁。

[28] 路易·艾黎，新西蘭作家、詩人、社會活動家，1927年到中國，抗戰中與美國記者斯諾等組織了“中國工業合作社”、發展工業支持抗戰，還與英國記者喬治·何克一起在西北創辦了“培黎工藝學校”、培養農村建設人才。1953年起長住北京，1957年加入新西蘭共產黨。

[29] 馬海德，原名喬治·海德姆，美國醫學專家，瑞士日內瓦大學醫學博士，1933年來到中國，1936年與埃德加·斯諾結伴進入中共紅色區域（因馬海德要求對他的行蹤保密，斯諾後來在他的《西行漫記》書中隻字未提這位同伴），馬海德留在紅軍中工作，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顧問，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即加入中國國籍，成為新中國第一個有外國血統的中國公民。長期擔任衛生部顧問。

[30] 漢斯·米勒，德籍內科學專家，瑞士巴塞爾大學醫學博士，1939年來到中國，隨即到延安參加醫療工作，被譽為“活着的白求恩”。1950年加入中國國籍，1957年加入中共。

[31] 《再生鳳凰》，第69、91頁。

[32]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井岡山》報，1967年4月11日。

[33] 《再生鳳凰》，第52頁。

[34] 《首都紅衛兵》報，1967年2月14日（第29號）。

[35] 《新北大》報，1967年5月6日（第71期）。

[36] 《東方紅報》，1967年5月3日（第35期）。

[37] 《革命的外國專家、外國留學生大字報、發言稿選編》，第10頁。

[38] 李敦白、雅瑪達·伯納，《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第480頁。

[39] 《毛澤東與紅衛兵風暴》，《春秋》（武漢），1989年第3期，第19頁。

[40] 李敦白、雅瑪達·伯納，《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第430頁。

[41] 出處同上，第478頁。

[42] 安妮·M·布蕾迪，“文化大革命中的國際友人和毛澤東思想造反團”，《黨史研究資料》（北京），1999年4期，第21頁。

[43] 《揚州紅衛兵》，第59期，1967年8月8日。

[44]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18至219頁。

[45] 出處同上，第228頁。

[46] 王力，《文革第一年》，《傳記文學》（北京），1995年第5期。但王力當時是否真的反對過毛澤東的這種意見，除王力本人所述外尚未見到其它證據。李敦白的回憶談到，王力的秘書在廣播事業局調解造反派兩派衝突時遭到圍攻，主張兩派聯合的李敦白曾協助解圍，因此“中央文革”後來下令建立以李敦白為首的“奪權三人領導小組”。

[47]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13頁。這位本與休假無關的外國專家如此激烈地表示她的激進態度，是否是想通過好的“革命表現”有助於順利達成本人目的（回國），就不得而知了。在中國人當中這種政治投機行為是十分普遍的。

[48] 出處同注[11]。

[49] 出處同注[42]。

[50] 《中央首長接見紅代會部份代表講話（1967年9月17日）》，文革時期傳單，未署明印刷單位。

[51] 出處同注[42]，第22頁。

[52] 出處同上，1999年第4期，第23頁。這個記敘中有個別失誤，沙博里並未被捕，但他的中國妻子、中國戲劇家協會編輯鳳子被隔離審查。但這與“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無關，而是因為30年代她曾與江青同在上海的舞台上演出過，江青怕她散布有損其“旗手”形像的言論。

[53] 《再生鳳凰》，第182頁。

[54] 海倫·福斯特·斯諾，《重返中國》，中國發展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至313頁。

[55]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24頁。

[56] 周恩來在1970年11月27日對新華社《關於出版外文參考資料的請示報告》上批示：“近來外賓、專家和友好人士苦於無外文消息可看。......1968年149號通知屬於臨時性質，不能長此不加恢復，近於與世隔絕。”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16頁。

[57] 周恩來在1970年12月3日國務院“業務組”會議上的發言。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17頁。

[58] 出處同上，第5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