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八确立”、“五不搞”的要害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八确立”、“五不搞”的理论思考之十五

（一）提出“八确立”、“五不搞”的社会背景

吴邦国委员长的“八确立”和“五不搞”，出现在今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看来不是偶然的。它是近几年改革与垄断、民主与专制的理论对抗的产物。

近几年来，改革与反改革、民主与反民主的对抗与斗争，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垄断与反垄断、专制与反专制的对抗与斗争，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这是值得高兴的。

22年前的血腥镇压和随后的清查清洗，把体制内外主张改革和民主的力量一网打尽，反改革反民主的高调一时甚嚣尘上。经历了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进入新世纪后，改革和民主的力量才逐渐复苏。在朝者推进改革、突破垄断的努力，在野者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的呼声，都有日渐高涨的趋势。特别是由于有了互联网，民间的民主思潮获得了一个丰沃的园地。正是这个当代科学的产儿，在进入新世纪后，突破了文化专制主义的舆论导向，哺育了一代的民主主义新人。它已成为民主主义反对专制主义的强有力的斗争阵地。人们在互联网上议论时政，臧否人物，维护公民权利，揭露贪官污吏，对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个民主主义的发展趋势引起了权贵垄断势力的警觉，于是就有了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批判。由于他们垄断了全国所有的传播媒介，因而整个批判过程呈现一面倒的围剿之势。中共中央宣传部在2009年5月出版的《六个为什么？》，是批判与围剿的理论总结，从理论上全面否定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理念与主张；吴邦国委员长的“八确立”、“五不搞”，则是批判与围剿的政治总结，从政治上全面否定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理念与主张。有了这两个总结，反改革反民主的垄断专制力量似乎可以高唱凯歌、得胜还朝了。

幸而互联网使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园地，从理论上、政治上对《六个为什么？》和“八确立”、“五不搞”作出回答。前面的14篇文章，就是适应这个社会需要和历史任务而产生的。

（二）“八确立”、“五不搞”的要害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八确立”的前四个“确立”，实际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翻版，而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是同政治体制改革互不相容的。它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最有力的借口：既然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还有马克思主义等等作为指导思想，这个体制不是很完美吗？还要改革什么？

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在纪念十月革命八十周年时曾经指出，苏联共产党的统治是经济上垄断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思想上垄断真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三垄断”的中国版，是粉饰“三垄断”的理论涂料。所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证了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保证了对思想文化的垄断。这正是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

改革开放的本质意义，就在于突破三大垄断（或者加上在社会领域对公民权利的垄断，则成为四大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公平化，把专制主义转化为民主主义。所以，改革开放同粉饰四大垄断、掩盖专制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始终处于对抗状态，二十多年的改革历史，本质上就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史。

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即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领导集团内坚持改革的力量同维护专制的势力达成妥协的结果。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不同发展方向的指导方针扭在一起，既缺乏逻辑的合理性，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结合。说它是妥协的结果，是因为两股势力都在指导方针里保留了自己的立足点，同时也容纳了否定自己的因素。但由于专制主义有着长期积累的深刻影响，而改革开放则是经历了文革之后的社会觉醒的产物，只有几年的历史，两者实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悬殊，使改革开放始终处于劣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经济体制改革步履艰难、政治体制改革彳亍不前的基本原因。

（三）从“四项基本原则”到“八确立”、“五不搞”

“四项基本原则”从提出的第一天起，就是以扼杀思想解放、阻挠体制改革为使命的。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具有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性质。它冲破了“两个凡是”的迷信，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但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有些人指责有关的文章和讨论是“非毛化”、是“砍旗”，甚至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当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作了高度的评价。但对一些重大思想理论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展开充分的讨论。

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并经华国锋同意，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举行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按照原定计划，会议分两个阶段，春节前开10天，春节休息，春节后再开10天。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高潮里召开这次会议，毫无问题应该是一次进一步思想解放的会议。尤其是会议第一阶段，集中了在北京的约200名理论工作者，多数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人物。加上开幕式上胡耀邦做了引言报告后，刚从邓小平家里赶来的周扬向大家传达邓小平对会议的意见：“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这更使大家深受鼓舞。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在进一步深入批判“两个凡是”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梳理了历史上的一些是非，分析了现行政治制度的得失，并且理直气壮地揭露批判了毛泽东的错误，从理论上剖析他所提倡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谬误和危害。这些深刻的见解和犀利的剖析，是对专制主义的有力声讨，它很有可能推进全党全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运动，开辟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这个发展趋势引起了那些专制主义维护者的惊恐。据《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记载，胡乔木在春节前一天对邓力群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话，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力群还感觉到胡乔木“为此感到很不安”。

胡乔木深知自己是无力阻挡这个思想解放大潮的，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的，只有邓小平。他清楚了解，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虽然支持思想解放运动，但同时也是专制制度的坚决维护者，绝不会允许任何运动损害他赖以安身立命、使他位高权重的专制制度。

第二阶段的理论务虚会一开始，就在3月30日请邓小平讲话。胡耀邦和多数与会者本来期望邓小平的讲话能够对思想解放运动有所促进，不料他讲话的主旨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使胡乔木“感到很不安”的“五个否定”正相对应。从中我们不难窥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邓小平的讲话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会议没有按原计划用10天时间来深化第一阶段取得的成果，只是讨论了邓小平的讲话，4月3日就草草结束了。一场正在奔腾汹涌的思想解放运动，本来可以引向革除专制体制、走向政治民主的轨道，却被邓小平的铁腕扼杀了。这既反映了专制主义传统的深厚，也表现出刚从文革中苏醒过来的民主力量的脆弱。

当然，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告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而是共产党内还十分强大的专制势力对党内外的民主诉求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反攻。从此之后的三十多年，四项基本原则一直是维护专制的顽固派用来反对改革、反对民主的利器。九十年代后期权贵资产阶级形成和毛左派兴起后，它又成了这两大顽固势力百宝囊里的法宝。

在吴邦国委员长的“八确立”、“五不搞”里，前四个“确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后四个“确立”和“五不搞”，都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或延伸。“八确立”意味着现有政治体制已经十分完善，不需要进行改革；“五不搞”则是公然拒绝改革。我在前面的14篇“思考”里，已经揭示了“八确立”的虚伪性：这些所谓已经“确立了”的东西，实际上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是用来掩盖专制主义实质的画皮。我还指出：“五不搞”的内容，不过是一些进行改革时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经过全社会的广泛讨论，才能最后确定是要搞还是不搞。现在就悍然宣布“不搞”，不但拒绝了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排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且还剥夺了广大民众参与讨论这些方案的自由权利。

（四）“八确立”、“五不搞”是理论上的蒙昧主义

这些掌握着党政大权的高官们为什么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已故的蔡定剑教授2008年在一次讲演时说：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有两点：“一是思想的禁锢，二是既得利益。”确实点中了反改革派的要穴。

思想的禁锢来源于理论的蒙昧。理论的蒙昧使当政者在禁锢民众思想的同时，也禁锢着自己的思想。我在前面14篇文章里，逐一剖析了“八确立”、“五不搞”的理论谬误，由此也揭示了当政者的蒙昧主义。其中最具根本意义的，当数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蒙昧。邓小平曾再三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搞清楚。这就是说，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在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的情况下盲目进行的。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这个难题的解决，构筑了一个下台的阶梯。但后来掌握党权政柄的人却没有继续前进，仍然抱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不放。“三个代表”提出后，在舆论导向的指引下，许多报刊大谈邓小平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江泽民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帮闲文章，除了令人作呕之外，似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于是又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几年来，许多在名利场上奋斗的理论帮闲们著文写书，论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它的理论内涵提出形形色色的见解。其中最有共同性的，是都把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分析，所谓党的领导，是用专政的思想和专制的方法来实现的，是一党专政和专制统治的代名词；公有制经济则是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落后的国家垄断所有制。所以，以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政治上专政、经济上垄断的中国特色专制主义。把专制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既自欺，也欺人，十足地表现出中国特色的理论蒙昧主义；说他们用社会主义来掩盖专制主义，恐怕还是过高估计了他们的智商。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我们现在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我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一篇里，已经作了简要的分析，这里不再多谈。我想指出的是，权贵资产阶级和毛左派之所以对社会主义津津乐道，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他们都钟情于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专制主义体制。他们的不同仅在于，前者只想维持现有的专制形式，后者则想回归毛泽东的专制时代。对于前者来说，由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现行的一党专政体制使所有掌握一定权力的高官小吏，都能获得以权谋私、发财致富的机会。这个政治体制是他们既得利益的源泉，也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屏障。改革政治体制不但将剥夺他们继续以权谋利的机会，而且连既得利益也有丧失的危险。对于后者来说，只有回到毛泽东时代，才能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而现有体制是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最佳起点；如果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复辟毛泽东体制将更为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这两种势力虽然各怀不同的鬼胎，却能一致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

（五）从讨论“八确立”、“五不搞”入手，开展一场新启蒙运动

思想禁锢和既得利益，实际上也是提出“八确立”、“五不搞”以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根由和物质根由。因此，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就必须打破思想禁锢，堵塞既得利益者以权谋利的孔道。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选择，是开放报禁，实现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破除理论蒙昧最有效的工具。破除理论蒙昧，需要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此，共产党应当履行宪法关于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承诺，承认公民有权办报办刊、组织社团，使民间的报刊和社团成为新启蒙运动和监督权力的两大支柱。官方媒体应放弃热中于政治八股的传统作风，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新启蒙运动提供论坛和园地。

为了切实有效地开展启蒙运动，可以考虑以“八确立”、“五不搞”的是非作为切入点，允许人们在报刊上和社团里，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场讨论的深入必将引向对一百余年中国历史和九十年中共党史的回顾与审视，从对历史的反思和再认识的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总结科学真理。与此同时，广泛介绍与传播古今中外先贤先哲的思想成果，把它同历史的反思和再认识结合起来，从中寻获振兴中华的康庄大道。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也是监督权力、防止腐败的锐利武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现阶段民众最迫切的要求，是建立强有力的、制约与监督政治权力的机制，以遏止贪腐和两极分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在官方无力建立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朝野的新闻媒体将发挥巨大的监督功能，并有力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前面的设想和推论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甚至难免有“痴心妄想”之讥。但是，互联网的普遍化和民间民主意识的觉醒，却使我对未来怀有谨慎的乐观。我曾经提出，体制改革、维权运动和启蒙运动，是当代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这三大运动的结合互动，将开辟中华民族的未来。我相信，专制制度总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民主自由的光辉总有一天会普照中华大地。我们当代人的责任，是努力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尽管我们也许不可能亲眼目睹这一天的来临，但我们绝不能放弃时代和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