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的礼物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阿尔巴尼亚进入了一个中国时代，正如中国进入阿尔巴尼亚时代。这两个“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却亲如一家。

在相对长的一个时期，霍查与毛万岁抽着同一种宫廷特供香烟。这种由上海烟厂特制的“中华烟”（霍查称之为“天安门”香烟），采用中国襄县最好的烟叶，由许多中国科技人员精心加工制作；虽然没有过滤嘴，但尼古丁含量极低。据说能享受这个尼古丁特供待遇的人在地球上只有寥寥数人。

历史是如此诡异，让人分不清这是两个国家的友谊，还是两个独裁者的激情。对任何一个独裁者来说，国家不过是权力的副产品而已，与一件玩具没有太大不同；或者说，所有的民众不过都是私人的家奴甚至家畜罢了。慈禧太后就有名言：“宁与洋人，不与家奴。”只不过到了后来，家奴改称“人民”，家畜改称“群众”。

对国家与国家之间来说，任何政治上的亲密都不会引发肉体关系，往往更多的体现在物质和文化层面。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有着悠久的朝贡传统；在一种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心态下，往往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事实上，慷慨往往是自卑的体现。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中阿的蜜月几乎与毛时代相始终。这个漫长的蜜月里，阿尔巴尼亚收到的中国礼物之多，绝对空前绝后。世界上有两种馈赠，一种是雪里送炭，一种是锦上添花，中国的馈赠更像是雪里送花。一般国家之间的援助有两种，一种是超越政治利益的人道主义援助，一种是富国对穷国的经济扶持。中国的援助似乎两种都不是，既不是基于道义，自己甚至比对方更穷；挥金如土的背后，基本上是一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政治交易；换言之，这不过是一种变相贿赂，之所以愿意付出如此血本，大概是认为所得更大罢了。

早在斯大林刚刚死去的1954年，中国开始援助阿尔巴尼亚，“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随着毛万岁的生理死亡，这场漫长的蜜月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这种无偿馈赠不仅包括各种生活生产物资和设备，还包括很多军事装备和国际货币。按照官方的统计，中国仅援款一项就达到75笔，其中仅人民币就达到100多亿元。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毛时代也是中国的阿尔巴尼亚时代，阿不仅是中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甚至在大饥荒的1960年代，中国仍把最新最好的工业生产设备和大量生活物资赠送给阿尔巴尼亚，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很难说清，这些粮食与数千万中国饿死鬼之间有多大关系。据伍修权回忆，1962年大饥荒中，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又到中国要粮食，当时中国正好从加拿大进口了一批小麦，接到中央的命令后，这些载满救命粮的中国轮船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往阿尔巴尼亚。据中国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回忆，中国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仍向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人均4000元人民币的援助。那时候的4000元可以在故宫边上买到两套各200平米的标准四合院。当时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也只有十几元几十元。

早在霍查时代初期，阿尔巴尼亚就全面推行苏联模式，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取消市场，生活必需品实行供应制，结果导致大面积且持续的大饥荒，甚至因此引发了天主教起义。直到进入有求必应的中国时代，阿尔巴尼亚也真正进入了传说中美好的共产主义。据当时担任中国外事机构官员的朱开印回忆：“仅在1972这一年，我们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偿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达一人5000元人民币之多（相当于当时中国一个普通工人10年的工资）。”

事实上，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当时的中国并不比阿尔巴尼亚先进多少，中国最大的优势或许是数量意义上的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打肿脸充胖子”。有些援阿项目远远超出中国的技术水平，因此中国沦为这些新技术的试验场，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和生命代价数不胜数。对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来说，工业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阿尔巴尼亚是如此之小，正如中国的礼物是如此之多，这些漂洋过海运来的机械设备只能在这里风吹雨打，生锈腐烂，最后变成一堆中国垃圾。这种景象刺激到一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中国人，无论悲伤还是愤怒，这在当时都是一种犯罪。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因为一句“量力而行”，最后落得家破人亡。阿尔巴尼亚人常常这样安慰中国人：“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作为对这种灾难的补救，中国派来了更多的生产技术人员，阿尔巴尼亚人完全可以看着中国人工作，这确实是一种享受。

在一种诡异的默契中，阿尔巴尼亚接受得理所当然，中国赠送得天经地义，精神的狂热使物质的慷慨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双方都那么有求必应和心安理得。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对中国的这种信赖：“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更是理直气壮，“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据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曾经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得到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其实阿尔巴尼亚也不是没有东西给中国，在中国的帮助下，他们多少也能粗制滥造，这些低劣的山寨产品往往都由中国高价“包销”。

当权力掌握一切时，一切都会失去价值和意义；在权力语境下，包括生命在内的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成本的。当时担任中国驻阿大使的耿飙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耿飙还说：“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

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按照现时的汇率，从1961年至1978年的19年间，中国对阿国援助总额达到9000亿元之巨。如果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水平为参照，可以说是中国几乎是以举国之力和倾国之力去援助阿尔巴尼亚的。20多年间，来自中国的大量资金和技术人员，在遥远的欧洲山地终于建起了近百个工厂和企业，涵盖造纸、钢铁、棉纺织、水泥和农机等各种门类，这些“中国工厂”和那些“中国村”、“中国街”一起，将一个欧洲穆斯林国家几乎变成“小中国”。

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以全人类为敌，反美帝反苏修，从印度到韩日，环顾四周草木皆兵，因此才有“深挖洞，广积粮，时刻准备打仗”。作为中国的难兄难弟，阿尔巴尼亚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既反美又反苏，同时又与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等强邻有着历史宿怨。“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这种朝不保夕的危险处境，一方面让中阿更加同病相怜，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军事援助成为援助的核心。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军援中，仅武器装备一项就包括：各种枪75.2万支，各种枪弹15.64亿发，坦克（装甲车）890辆，火炮1.1万余门，炮弹822万发，飞机180架，舰船46艘，地空导弹系统两套，导弹224枚，鱼雷196条，汽车4230辆。中国的礼物是如此丰富和全面，以至于连阿尔巴尼亚的军服都是中国援助的。一万余门火炮对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据说当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队现役炮兵装备也没有这么多。

因为严重的合法性焦虑，任何建立在暴力和恐怖之上的极权都是没有安全感的。1967年，霍查出台了疯狂的碉堡工程，他要求每平方公里建造24个碉堡作为掩体，以应对敌国入侵。庞大的碉堡工程将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变成一个密布枪眼的权力堡垒。这些碉堡全都用最优质的钢筋水泥建造而成，据说当时平均造价达到250美元(?)，全国几十万座碉堡，总耗资达1.75亿美元以上，为此消耗的人力物力更是惊人。很难说清楚，这些碉堡所需的大量钢筋和水泥中有多少是来自千里迢迢的中国。当耿飚发现千辛万苦从中国运来的高标号钢筋水泥，被用来建造一万多座大而无当的纪念碑时，感到极为震惊。

一座碉堡的消耗足够建造一套标准的两居室住房，如果这些钢筋水泥用来建造房子，对于人口仅仅200万的阿尔巴尼亚来说，完全可以让共产主义不再是传说。至于这些碉堡到底有多少，有说100万，有说70万，还有说30万；即使按最少的30万，阿尔巴尼亚也堪称世界上最大的碉堡之国，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碉堡。凡是去过阿尔巴尼亚的人，无不为星罗棋布的碉堡而惊叹。无论是城市、乡村、路边，还是山顶、海边，到处都是不期而遇的碉堡，或明碉，或暗碉，或独碉，或群碉，大的可藏兵数百，并附设粮仓弹药库，小的仅容一人。这些无处不在的碉堡如倒扣的铁锅、如巨大的乌龟，更像是一座座坟墓，展示着一个时代的荒诞。

对这些碉堡来说，防炸是它的基本功能，这使后来的拆除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碉堡后来沦为农民的羊圈或仓库，城市周边的碉堡成为乞丐和穷人的容身之所；有些碉堡得到改造，或被改成公共厕所，或被旅游场所。碉堡对于阿尔巴尼亚几如长城对于中国，或者如同金字塔对于埃及，甚至成为其最大的旅游景点。权力的历史往往以荒诞终结；对权力来说，历史就是一场疯狂的恶搞。

事实上，在中国的援助国家中，阿尔巴尼亚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大的。除过阿尔巴尼亚，在中国的援助名单上，还有朝鲜、越南、蒙古、老挝、柬埔寨、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埃及、叙利亚等许许多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军事装备可以武装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都是无偿的。吊诡的是，这份“大礼”缔结的“友谊”最后被一场战争留下的仇恨抹平。

随着文革的到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中国对外援助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中国对外援助研究》中引述，毛万岁数次要求大幅增加对外援助，甚至巴基斯坦只要2亿，毛大手一挥就给了5亿。1973年的中国对外援助数额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当时凤阳县农民的平均存款不到0.5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周恩来和陈毅这对哼哈二将极其出色的完成了散财童子的角色。作为一个慷慨时代的标志，柬埔寨末代君主西哈努克被废黜后，这个丧家犬竟然在中国重新找到了乐不思蜀的太上皇感觉，乃至以90岁龟寿驾崩后，中国以国葬降半旗。历史是荒诞的，更荒诞的是人们有时竟然会认真起来。据说后来中国想要追回毛时代那些慷慨的贷款，结果遭到拒绝，阿尔巴尼亚人宣称，这些金钱和物资都是兄弟国家之间的国际主义援助，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利贷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