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否决政治”； 贫富差距激增； “精英”民众脱节 K街：“第四权力中心”；
愤怒的美国人不停地问：美国怎么了？
《环球》万字长文说透了！ 2017-07-15 360doc个人图书馆 美国花费两百多年时间建立的“制度信心”，正被当前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所动摇，其“命运感”正在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分化的社会、显化的党争、恶化的贫富差距、举步维艰的政治、反反复复的政策……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声称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关于国家命运的理想和现实并不总是同向而行。美国成为不可一世的超级强国的同时，却也无意识地深深陷入“美国病”，甚至呈现出一些加速衰落迹象。 本文由瞭望智库摘编自《环球》杂志2017年第13期《美国怎么了》组稿。 1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走向分裂和极化 6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迎来在白宫的第一个生日。同时迎来的，还有一声枪响。 当天早上，美国国会众议员、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在为国会棒球比赛进行练习时，被人开枪射伤，紧急送医。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大概都心有余悸，在场的还有二十几名共和党议员，开了80多枪的枪手差点实现一场屠杀。有媒体评论说，“共和党险些就成了少数党。” 美国似乎正在变成一个怒气冲冲的国家。占据媒体头条的是频繁发生的枪击案、愈演愈烈的“通俄门”，社会的沮丧和愤怒，政治的角力和撕扯……政治精英在白宫和国会山争吵不休，重要议题被延宕在漫长的程序里等待未卜的命运。焦虑的民众则走上街头，举起了抗议的口号。 美国的一些媒体和精英抱怨特朗普撕裂了国家。他当选之后被有的人称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然而，这似乎有点倒果为因。从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错综复杂的原因，让美国在走向前所未有的分裂和极化。正是这样的大气候，产生了特朗普这样一位“非典型总统”。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评论说，特朗普的上台，是自由民主中“民主”那部分发动起义，开始报复“自由”部分了。 “当‘民主’开始报复‘自由’” 美国政治似乎在走一段弯路。 2016年，美国创造了价值18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排名世界第一，创历史新高。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政治上的痛苦和创伤：2016年大选毁掉了“山巅之城”的声名，以至于美国外交官在推广美式价值观时失去了底气和说服力。 这一创伤巨大且难以治愈，撕裂的社会两极生活在各自的现实中，迄今没有冰释前嫌的迹象。或悲伤或愤怒的美国人不停地问：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说美国政治已经衰败，“否决政治”导致了决策低效，可为何20世纪人们还可以就罗斯福新政和里根减税法案达成一致，现在却举步维艰？有人说闹剧般的选举是民粹主义盛行的后果，那为何民粹恰恰盛行于此时而非彼时？…… 过去40年间，美国变得更加富有了，但其增长的利益却并没有得到公平分享。数据显示，1980~2014年，美国人税前收入平均增长了61%，但其中大部分收入都流向了最高阶层。2014年，顶层10%的富人拿走了当年创造的一半的财富。但美国家庭收入却和20年前几乎一样，维持着零增长。“经济数据并没有反映出社会结构性的不满。”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刁大明说。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发布的一份研究，2015年中产阶级占美国总成年人口的比例为50%，远低于1971年的61%。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1970年的62%大幅降至2014年的43%。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似乎不是美国梦应有的样子。 以中产阶级为中坚、橄榄状的社会结构，被认为是美国二战后繁荣的基础。这个结构正在发生令人担忧的变化，中产阶级向两端转移，而向下滑落的数目可能远远超过了向上晋升的数目。在《消失的中产阶级》一书中，作者彼特·特敏写道，美国当今在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方面表现得像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 “过去二三十年中，富人变得更富有，中产阶级的负担更重，穷人也看不到特别光明的前途。”旅美政治法律学者张军说。 在这个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到工薪阶层的白人，也就是后来帮助特朗普上台的重要力量。经历了经济上的边缘化和政治上的边缘化，共和党和民主党出于复杂的原因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没有为这个阶层提供保障。 “大部分自由派，特别是民主党，应该看看国内，了解目前国内政治的糟糕状态。民主党精英忙于参加TED演讲、在玛莎葡萄岛度假，而抛弃了该党对工薪阶层的传统承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造成了对政治的绝望和愤怒，这是今天右翼兴起的核心原因。”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弗利·盖奇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 于是有了2016年大选这场所谓的“民粹主义暴动”。福山说：“这就是美国的代议制一直存在的问题：两党都未能很好地帮助那些走下坡路的人群……我们不应该问为什么会有这场暴动，而应该问这场暴动为什么没有来得更早些。” 放眼全球，福山从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的背景分析认为，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如果继续下去，人们将在一个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第四权力中心” 在中产阶级失落的漫长时间里，美国为何没能及时回应并阻止这种失落？ 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是：在中产阶级数目减少的同期，美国经历了庞大利益集团的兴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美国的政策议程，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 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和国会大厦中间有一条“K街”，这条街上集合了大批专业游说公司，被称为美国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这些专业的游说者谙熟国会的运作方式，与很多议员关系密切，善于利用法律和政策。有些说客还在很多向政客提供资助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近百个议员竞选委员会内任职。他们的客户主要是美国国内庞大的利益集团和外国政府及企业。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固有的政治制度很难回应更多的诉求。目前这种制度以及依托于制度的政治生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的操纵，是精英之间利益的互换和互动。看似以民主选举的形式实现了民意表达，但其结果并不是民意的有效表达。”刁大明说。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总统提出的法案必须要经过国会通过才能正式生效，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很多时候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案，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 “美国政治体制具有灵活性。现在看来，这种政治体制存在灵活性过剩的问题。尤其是在一种分裂和失衡的背景下，政治利益被固化，精英层持续考虑的是政党或背后的特殊利益诉求，这种灵活性就变成了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种势力的博弈，结果有可能是比较好的制衡和妥协，但更有可能是奥巴马时期的‘凡是奥巴马支持的都反对’的否定政治。”刁大明说。 他认为，美国灵活性过剩的结果，就是代表任何利益的诉求都可能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某个环节体现出来，但最后产出的政策并不符合那个最重要的民意诉求，这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他代表的民主党占据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从而确保了奥巴马顺利施政。2010年11月的中期选举后，民主党保住了参议院的多数地位，但共和党人在众议院重夺控制权。之后他的六年任期，民主党再也未能重新同时占据两院多数，在医改、税改、移民、预算拨款等重大问题上，奥巴马都经历了和国会的艰难博弈，遭遇了不少政治挫折。 “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福山在《美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一文中写道。 破而不立 那么，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之后，美国可以变得更好吗？人们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吗？特朗普能不能收拾一地鸡毛和社会创伤？ 目前来看，在执政5个月之后，尚未出现这种迹象。在共和党在两院占多数的情况下，他甚至陷入了和前任奥巴马相似的国会困境。 “若论了解体制，则非我莫属，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单独把它整治好。”2016年的夏天，特朗普站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欢呼的人群面前，痛斥特殊利益群体如何操纵国家政治与经济，让美国人被无能的官僚、弱势的领导人和不公正的贸易协定伤害。 然而现实多艰，“限入令”搁浅，医改和减税方案尚在国会“闯关”，自己陷入妨碍司法的调查。不到5个月，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4%。 “他（特朗普）确实把握了美国当前一些问题的所在，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暂时驾驭了民怨，但目前为止他没有拿出让公众信服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基本属于破而不立的状态。”刁大明说，“医改和减税的方案很难让民主党和中间选民接受，也很难说他有意愿来弥合这种分歧。他最近的表态，包括调整奥巴马时期对古巴的政策等，其实是在回应共和党选民的基本盘，这不是在弥合政治光谱，而是在固化本来的一些立场。” “特朗普本身就是一次极化选举或者说分裂选举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更加极化、更加分裂的国家发展方向，无力实现社会团结。”刁大明说。 对于工薪阶层的困境，特朗普的方案是重新拟定贸易协议，同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这种做法能否阻止中产阶级滑落还不得而知，而已有分析指出，其“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对于特殊利益劫持华盛顿政策议程的情况，他也尚未提出任何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自1月20日就职以来，外界目睹了特朗普在华盛顿政治生态下的水土不服和“莽撞”试探：幕僚们提出的政策屡屡受挫，白宫的对外口径时不时出现自相矛盾。今年早些时候，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公开说：“白宫已经运作失灵，没有人知道谁在负责，也没有人知道谁在制定政策。” 具有悖论意义的是，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所以，即使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这一衰落趋势。 关于美国政治体制的未来，福山持悲观的观点：“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 “华盛顿就像在踢儿童足球” 对于特朗普来说，推进政策的窗口期正在收窄。 有观察家预见，2018年中期选举之前，国会两党的争斗会越发激烈，“通俄门”即是例子。“希望拿回众议院的民主党会把‘通俄门’作为一个抓手，用它来收聚民众的注意力，动员选民。民主党也知道启动弹劾的可能性不大，但这样可以让特朗普政府分神应对，很难专注于推行政纲、兑现政治承诺。”刁大明分析说。 有人曾这样评论，在如今的美国国会中，最温和的共和党人也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政治上所寻求的最大公约数，不但两党之间难寻，两党内部也莫衷一是。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两院共和党都占多数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在立法方面依然建树寥寥。 这样的党派争斗会造成什么后果？美国《外交》杂志在一篇名为《美国仍是民主的安全之地吗》的文章中进行了剖析。 首先会导致僵局。随着两极化的加剧，国会通过的法律越来越少，导致重要问题无法解决。此种运转失常状态会削弱公众对各项政治制度的信任。反过来，僵局会促使总统采取擦边球的单边行动。感到受挫的总统会绕过国会行动。他会通过行政命令和其他单方措施扩大自身权力。 与此同时，两极化增加了国会对白宫进行监督的难度，因为其成员难以对行政部门的越权行为作出两党集体反应。在同一党派控制国会和白宫时，议员们几乎毫无对总统进行严格监督的动机。两极化降低了国会中共和党人约束特朗普的可能性。 对于华盛顿陷入党争毫无作为的情况，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本·萨斯说：“华盛顿就像在踢儿童足球赛，疯狂却毫无战略可言……所有的领导人，共和党、民主党、国会以及政府，都有必要超越新闻周期，做长远思考，为未来五到十年的政策挑战进行筹划。我们是打算重建公众信任还是进一步消解它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该问的问题。” “美国自己的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回顾一下2016年11月8日的美国总统大选选票分布图，会发现红蓝（红色代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选票，蓝色表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选票）之间分界非常清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多是蓝色，而美国乡村和内陆地区则被红色大面积覆盖。这一分界直观展现出美国社会的分裂以及美国两党和选民在诸多公共议题上的两极立场。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杰夫·范达维尔在《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红蓝美国会开战吗？》一文中曾写道：“2016年大选之后，美国人中重新出现了激烈和日益扩大的分歧，这是美国自己的修昔底德陷阱：没有为了团结的共同努力，有着共同遗产却观点不同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出对立的利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就是这样，美国人中的红蓝阵营也在出现这种情况，最糟的情况（战争）并不是全无可能。” “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政党利益上的撕裂和极化，正在下沉到美国社会大众阶层，在很多问题上势同水火。比较温和的中间选民数目确实越来越少了。”刁大明说。 他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金融危机以来，社会议题的重要性在下降，发展议题重要性不断上升，就业、移民、医改、税改等议题更多地触及到了大众切身的利益，利益的相关导致了选民的极化。二是在美选举中，候选人通过社交媒体过度动员民众，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强化并极化选民立场的作用。 选民立场的极化投射到上层就是议员立场的极化，旅美政治法律学者张军从选举制度方面分析了原因。他认为，美国现行的选举制度，包括选区的划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角力，两党存在激烈的竞争，最终很可能产生一名具有极端立场的议员。很难想象一名这样获得权力来源的议员，到了华盛顿会采取一个温和的立场，那下次选举他可能就要失去选票了。 人们看到的结果是，“美国在国家发展的重大关键议题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分裂，可能意味着这个国家陷入了一个很艰困的环境，或者到了一个选择的当口。”刁大明说。 面对特朗普及其代表的新现实，还有那些曾经被忽略的问题，美国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2 年均增长2%：经济复苏缓慢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提名人选凯文·哈西特6月在参议院出席了其任命听证会。 哈西特现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和国内政策研究主任，被认为是一名财税领域的专家，也是共和党阵营的一员老将。任命听证会前，哈西特已经得到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内的44名经济学家的联名支持；听证会上，哈西特也获得共和、民主两党议员的肯定，被称为“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不出意外，哈西特会带着各方期望就任。 但是，哈西特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要真正推行经济改革，实现他所预期的经济增长，美国需要克服的难题很多。 “最糟糕的经济复苏” 6月14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在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1.00%至1.2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自2015底开始货币政策正常化以来的第四次加息，也是今年的第二次。 通常而言，加息应视为美国经济向好的表现。但是，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显示，2017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2%，依旧不会真正摆脱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缓慢爬升的态势。 相关统计显示，受金融危机打击，美国经济2009年触底，此后缓慢回升。但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增速从未超过3%，年均增长为2%，2016年的增长甚至回落至1.6%，远低于美国二战后经历过的10轮经济复苏4.3%的年均增长。 特朗普曾在美国大选电视辩论上指责说，美国当前的经济复苏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对此，鲜明支持民主党的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也不得不承认，特朗普的攻击“并非虚言”。 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哈特兰研究所2016年的一份研究显示，如果此轮经济复苏能够达到此前10轮复苏的平均水平，美国将比现在多600万个就业岗位，家庭平均年收入将比现在增加1.7万美元。 同时，此轮经济复苏并没有充分惠及美国的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大部分的收益依然流向最富有阶层。美国市长联合会2014年8月的一份报告显示，2005至2012年，美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的收入增长占全国总收入增长的比重为60.6%；相反，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占其比重只有6.6%。美国市长联合会总裁凯文·约翰逊表示，美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拉大到“令人担忧，必须采取应对措施”的地步。 哈特兰研究所的数据还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就下降了8%。到2016年初，美国的贫困率已升至14.8%，是1966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年底和2016年年中公布的两项研究也显示，不管是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家庭收入看，中产阶级已不再是美国社会的“大多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6月公布的报告，也将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贫困人口增加列为威胁美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四大挑战之一。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收入最高的一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收入是一名普通工人的300倍”，成为多位竞选人集中批评的现象。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年3月发表的《2016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2016年，美国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成年人全职工作比例创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产阶级规模出现拐点式萎缩，底层民众生活境况日趋恶化。 缘何陷入这般窘境 对于美国经济遭遇的这般窘境，美国的经济学界还没能给出一致的确切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加剧是重要推手。随着“婴儿潮”一代（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人口）开始大规模退休，美国劳动力供给下降。 另一种解释是，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2016年6月，美联储主席耶伦指出，过去几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已大幅放缓，2010年以来年均增幅不到0.5%。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数据则显示，2011年到201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幅只有0.34%，远低于1990年到2010年1.93%的水平。IMF总裁拉加德曾表示，生产率增速持续低迷已成为困扰美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 不少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认为，美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政策是导致当前经济困局的一个主要原因。2015年底，诺贝尔经济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自己的新作《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谈到，30多年前里根总统开启的降低最富裕阶层税收、放松金融等产业管制的经济实验“无情地失败了”，因为这些经济政策导致美国90%的人的收入处于停滞状态，中产阶级当前的收入水平与25年前相比没有变化。 斯蒂格利茨指出，这些经济政策涉及劳工、金融行业、公司治理和税务等多个方面，失败的根源是其经济成果的分配严重不公，从而扭曲了经济发展。他说：“当公司收入中的一大部分给了高管，很显然，发放给普通员工和用于公司投资的钱就少了。这导致企业投资疲弱，收入更加不公平，员工工资下降，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斯蒂格利茨还认为美国放松金融行业监管的做法不妥。例如，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允许银行混业经营，取消了承担风险的投资银行与接受存款的商业银行间的隔离，这导致投资银行的冒险风气在整个银行体系蔓延。商业银行将本来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借贷需求的资金投入到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投机项目当中。这一方面抑制了中小企业的投资，另一方面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收入大幅增长，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也指出，美国收入水平差距拉大与美国过去推行的劳工政策密切相关。其中，迟迟未能依据通胀水平上调联邦最低工资和蓄意弱化工会、削弱劳工阶层与资方在薪酬上的集体谈判力的政策影响最为明显。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1983年美国参加工会的工人比例为20.1%，而到2016年，这一比例仅为10.7%，下降了46.8%。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高层收入的飙升是通过压榨下层人士达到的——通过削减工资、削减福利和瓦解工会，将国家资源中不断上升的份额挪用于金融运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如是说。 改变的因生阻力 2014年1月，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发表了一封由包括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75名经济学家联名签署的公开信，呼吁从2014年开始，每年将联邦最低小时工资提高95美分，到2016年升至10.1美元。经济学家们表示，研究表明增加最低工资对于拿最低工资的劳工的工作机会“几乎没有负面影响”，而且对经济还有“小幅刺激作用”。 奥巴马总统在任时曾数次想要推动提高联邦最低工资的立法，但遭到共和党议员的反对，认为此举可能增加美企业负担、妨碍经济复苏。外界认为，如今，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美国提高联邦最低工资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此外，经济学家希望推进的加强金融行业监管和管控最富裕阶层收入的想法，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也变得更难以实现。 2017年2月和4月，特朗普先后签署两道行政命令，要求财政部对美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关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定进行重新审查，放松金融行业监管的政策信号明显。4月底，白宫公布了税改方案的纲领性原则，为白宫今后与国会商讨具体税改细节定下了大致框架。在该原则中，美国最高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将由目前的39.6%降至35%。 税务专家认为，虽然特朗普说要为中产阶级减税，但富人阶层才是其税改方案的最主要受益者。美国税务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瑟夫·罗森伯格分析到，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享受的减税额度大约相当于其税后收入的14%，远高于其他收入层次的家庭享受的减税优惠。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批评特朗普政府的税改原则是“富豪的心愿单”。 受制于美国社会分裂加剧，政党政治极化现象日趋严重，不仅民主党与共和党难以达成妥协，共和党内部也时常就一些议题争论不休。特朗普一上任就力推的新医保法案至今未能在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这意味着，未来美国政府不论是调整现有经济政策还是推出新的经济政策，都会是一个时间不短的博弈过程。 哈西特在其任命听证会上坦言，目前美国在提高劳动力供给、鼓励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必须在这三个方面做出改变”。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调整相关政策，我们可能将继续呆在2%左右的水平。”这句话道出了这位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发展状况和政策调整不力的担忧。 3 穷人增加，底层利益被严重忽视 2016年的美国大选，被舆论广泛称作美国历史上最丑陋的一届选举：因为这次选举把美国社会里最丑陋的一面直接展现在选票上——过去十年里，生存在底层的美国民众的切身利益已经被精英和政客们严重忽视。 那么，美国社会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他们过去十年的生存状况如何？ 美国穷人如何感受全球化 十多年前的200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描述的是那时刚刚进入人们视野中的“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好处。 十多年过去了，在弗里德曼身处的国度，各行各业的美国人对全球化的感受竟然已是批判声高过支持声。 来自美国西北部爱达荷州的退休老人加德内尔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全球化让世界民众共享思想、资源和感受，让人们彼此之间产生共鸣，帮助穷人利用本地资源进行发展；但另一方面，由此而来的激烈竞争导致一些人开始剥削另一些人，刺激了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贪欲。” 墨菲是一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族谱从业人士，他认为，“过去10年，美国穷人并没有得到全球化的好处；恰恰相反，这十几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美国穷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加。” 技术革命加剧传统劳动力边缘化 对于是全球化让美国穷人增加，还是与全球化同时发生的技术革命让穷人失去饭碗，受访者看法不一。 墨菲似乎更倾向于前者，他说全球化导致涌入美国和欧洲的非法移民数量增加，美欧民众成为直接受害者。这让墨菲对边境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过去，我曾一直支持无国界；而现在，我支持所有国家的国界都要有人把守。” 不过，来自纽约州的马丁内兹则更担忧技术革命对穷人生活的影响。他说：“现在美国人已经体会到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一面，而加剧这一影响的是技术，如今技术正在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我所在的零售业正在大幅裁员，因为在线商业和快递技术让零售实体商店大幅减少。” 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曾在其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呼吁，全美国每一个孩子都要学会编写技术代码。奥巴马呼吁的目的是加速美国技术革新，但同时也让那些从事并不需要技术运用的更广泛工种的人群感到被美国政府抛弃。 罗伊德是美国西部犹他州一家金融公司的普通职员，他也对技术的快速进步感到担忧。罗伊德说：“当前编程岗位的就业需求处在高位，而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市场几乎不需要。这样下去，以后所有充满重复性劳动的工种都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曾在密歇根州工作的汪宁昆博士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虽然普通美国人的适应能力很强，但是要减小新技术对其生活的冲击，还是需要政府的援助，给他们提供技术培训，帮助他们在新的领域找到工作机会。 金融危机助燃民众诉求 犹他州杨伯翰大学副教授哈尼认为，除了全球化和技术革新，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是使美国穷人日子更加艰难的重要原因。也许奥巴马在其两个总统任期里对穷人有一些政策倾斜，但依然无法抵消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影响。 哈尼说，过去十年，特别是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2009-2013年），美国无家可归的贫困人口数量翻倍。许多美国穷人不敢买房，不得不住进汽车以维持生计。虽然多数美国民众已转入“救生模式”，以新的方式养活家庭，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他们要求政府推行更大变革措施的呼声越发强烈。 通过这些案例，人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何在2016年大选中，有很大一部分选票投给了代表民粹主义的候选人，无论他是民主党人桑德斯还是共和党人特朗普。 4 气候和能源政策开倒车 特朗普政府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哗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失望至极”；比利时首相米歇尔称其退出行为“极其粗暴”；法国总统马克龙向美国科学家发出号召，欢迎他们前往法国做科研，“使我们的星球再次伟大”。 特朗普转向传统能源，其一个根源是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利益考量。此举可能会对美国的能源产业和经济走向产生深刻影响，但它不可能改变全球关注气候变化、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的大势。 “美国优先” 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曾在《巴黎协定》中承诺：2025年前，美国将把碳排放量降至2005年的72%~74%——这是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关键理由。特朗普称，这一承诺将会严重增加美国的财政和经济负担，放弃此项承诺可为美国经济发展解除碳排放的束缚。 这被看作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战略在能源领域中淋漓尽致的体现。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职美国总统的第一天，白宫网站就发布了“美国优先能源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将摒弃“气候行动计划”（美国于2013年6月推出，核心是减少发电厂的碳排放并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约束，而此举被认为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它不仅能助推非常规油气行业的扩张和提振传统煤炭产业，带动能源上下游产业新一轮的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还能为美国经济提供成本更低的能源供给，增强美国竞争力。白宫预计，实施该计划，未来7年内美国工人将新增收入300多亿美元。 从政治角度看，特朗普回归传统能源、退出《巴黎协定》、加大本土资源开发力度，一方面是他兑现竞选承诺、稳住支持者基本盘的举措；另一方面也是共和党价值观和执政历史所造就的必然选择。 主流共和党人一直对人为因素造成气候变化的科学论断持怀疑态度，支持发展传统能源。从此前反对老布什总统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支持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共和党人在此条道路上可谓前赴后继。此次大选，让共和党人同时控制了白宫和美国参众两院，改变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主张，回归传统能源，有着历史逻辑。 美国能源大洗牌？ 从1月份发布“美国优先能源计划”，到3月份签署《关于促进能源独立和经济增长的总统行政命令》，再到6月份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和能源领域的频繁举措，可能会对美国能源产业和经济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首先，传统能源会受益。在特朗普任期内，石油和天然气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有望继续提升。而煤炭行业，虽然少了碳排放的约束，但仍会受美国其他环保法规的严格限制，并且还面临低价天然气的竞争，比例恐难提升。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煤炭在美国的能源消费中呈持续下滑态势，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57%降至目前的32%，而天然气则从不足10%上升至33%。 其次，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前景有待观察。在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18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报告中，美国环保局的预算被大幅削减约26亿美元，降幅达31%，这意味着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势头可能会受到抑制。但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放缓并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的诉求，因为可再生能源已成为美国新增就业岗位的大户。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截至2017年1月，美国发电行业吸纳的就业人数中，排前五位的分别是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核能和煤炭；其中，太阳能发电的就业人口达37.38万人，比煤电就业人口多出近30万人。 第三，美国可能因此获得更加廉价的化石能源供应，其油气出口增加不仅能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还会增加其对国际天然气定价的影响力，利好其经济增长。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的回避与冷漠，可能会影响甚至动摇美国在相关能源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错过能源技术“绿化”的大趋势，会对其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全球能源格局将受影响 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已推动了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的多极化。特朗普政府加大对传统能源的支持，将会进一步加强此趋势。随着美国油气资源的大量出口，全球油气供给过剩恐将加剧。 对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俄罗斯等油气输出国而言，这并不是好兆头。但是对于油气进口大国而言，国际油气价格下降将有助于其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清洁化转型。此外，绿色发展的理念已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尽管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倒退的”气候和能源政策，但这不可能动摇世界其他国家关注气候变化，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大势。 5 “白人至上”的移民政令 “墨西哥人，连同其他说西班牙语的人，正在制造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分叉，几乎接近于民族分裂……”这是美国社会学家莫里斯·雅诺威茨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墨西哥裔移民群体做出的判断。3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也认可这一判断，从他自参加美国大选以来多次发表的针对外国移民的强硬言论就可见一斑。 不遗余力打击非法移民 2016年8月31日晚，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公布了其移民政策“十大措施”：在美国南部边境修一道墙；取消对偷渡入境者“捉了就放”的做法，非法入境的移民会被羁押与驱逐出境；对移民犯罪零容忍；不发经费给包庇非法移民的“避难城”；取消违反宪法的行政命令，即取消奥巴马“暂缓遣返令”，并实行所有移民法律；验明身份之前，不发某些特定国家的签证申请；确认被遣返非法移民的国家接收了非法移民；完善“生物识别出入签证追踪系统”，来追查逾期居留的外国人；拒绝为非法移民提供工作；改革移民法，保障美国及美国工人的利益。 2017年1月27日，履新刚一周的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将在120天内暂停所有难民入境；在90天内暂停伊朗、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和伊拉克7国公民入境；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此后，全美各地抗议示威活动不断。 2月初，这份行政令被位于华盛顿州的地区联邦法院冻结。后来，特朗普又在3月签署第二份行政令，将伊拉克移出限制入境国名单，但再次先后被地区联邦法院和巡回上诉法院冻结。最终结果将在最高法院见分晓。 在上述行政令受争议之际，6月15日晚，特朗普政府又发声明，宣布将取消奥巴马任内推出的“美国人父母暂缓遣返”计划（DAPA）。美联社评论说，考虑到“美国人父母暂缓遣返”计划自公布以来几乎从未真正施行过，因此特朗普宣布取消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不过，这仍然让特朗普有机会向外界展示他在积极兑现严厉打击非法移民的竞选承诺。 此前一天，即在6月14日晚发布的声明中，特朗普政府还宣布了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出的另一项移民改革政策“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的命运，表示该计划将会保留。不过，15日特朗普政府又改口称尚未做出决定。 特朗普移民政令背后的逻辑 据悉，特朗普上任这几个月来，美国境内被捕的无证移民人数增多，但被遣返离境的人数有所减少（随着政策陆续出台，有增多可能），难民入境美国的人数也明显下降。 国际救援委员会表示，特朗普政府基于对难民以及难民重置系统的错误资讯和错误概念，制定出有害的政策；“伊斯兰国”领导层则宣称，“特朗普禁令”有利于他们招募新成员；欧洲右翼势力崛起并喊出类似宣言，和特朗普遥相呼应。 目前，特朗普移民政令总体处于搁浅状态，但从美国社会“撕裂”的整体国内局势和恐怖主义升温的国际形势来看，相关政令加紧实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首先，路透/益普索针对特朗普禁令的民调结果是：49%支持，41%反对；而盖洛普民调则是：42%支持，55%反对。 尽管特朗普多次对其移民政令进行解释，宣称其“与宗教无关，只是一份事关恐怖威胁和国家安全的命令”，但相关政令体现的“白人至上”思想倾向依然非常明显。这也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美国社会内部认知错乱升级的体现。 以“文明冲突论”著称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曾对相关问题进行过分析。这本著作堪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国内版，它对拉美裔（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的涌入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对美国国家特性（盎格鲁-新教文化）构成的挑战表示担忧。 不少人秉持“美国本身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美国政府对移民的打压政策不尽如人意”的看法，而在亨廷顿看来，奠定美国基业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群体是“定居者”，和此后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在身份上有着本质区别。他说，“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 亨廷顿之所以对墨西哥裔特别“警惕”，是因为在他看来，墨西哥裔移民不仅数量庞大，更重要的是其族群特质决定了他们很难被同化，甚至会“严重威胁”美国社会的未来面貌。一些美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同亨廷顿有着类似的担忧，特朗普移民政策与这些担忧不无联系。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移民政策也有美国“孤立主义”的影子，即美国自身实力不振时“闭关修炼”、自我保护。自美国建国以来，这种孤立主义就如影随形，变着花样出现。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托马斯·怀特指出，“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可能成为一个更加褊狭和混乱之地。” 商人思维的“移民国策”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中，引发最大关注的是非法移民问题。而其他移民政策的变动也在进行中，比如H1B工作签证和投资移民，即EB-5。 H1B签证是外国留学生获得美国合法身份的最主要渠道。但是，由于外国留学生人数众多，而每年H1B的名额有限，外国留学生必须通过抽签方式才能有幸获得。很多高科技公司一直都在游说国会，希望增加这一签证类别的年度总配额。特朗普4月18日颁布“买美国货、雇美国人”行政令。有分析称，在这一理念支配下，增加配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6月14日，美国移民局更新EB-5投资移民政策备忘录：当投资人拿到条件绿卡后，继续维持EB-5投资的必要期限是自投资人拿到条件绿卡之日后算起的两年时间，新政自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移民机构人士指出，新政的实施反映出美国移民局推动EB-5改革的决心。另外，EB-5投资者不必等到I-829获批才能收回投资款，还款时间提前了将近3年，大大降低了EB-5投资者的资金占用成本和风险。 这“一紧一松”的移民政策并不令人意外，它延续了美国的“移民国策”，即根据国情变化，在满足美国需求的前提下，吸收能为美国创造更大价值的人群。美国在殖民地时期至19世纪末，曾采取鼓励自由移民的政策，以获取急需的劳动力。从19世纪末至今，逐步推出限制和选择移民的政策，以缓解日益庞大的移民群体给美国社会造成的压力，同时，聚拢全球“精英”造福美国。相关理念的吸收，对有着典型商人思维模式的特朗普而言，显然不在话下。 6 “不确定”的美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就职以来在外交上动作频频，向外界展现了一个从惊世的“特朗普现象”转变为“特朗普难题”或“特朗普麻烦”的现实。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正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远的变化。世界需要认真研究和应对这个易怒的头号强国。 杂乱无章的外交 在2017年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上，特朗普信誓旦旦：“这一天将会被铭记，美国人重新成为国家的主宰者。”他宣扬美国将拥有新的愿景，那就是“美国优先”。特朗普的外交逻辑简单直接，即一切外交政策均以美国国家利益为首要出发点。他用这个口号赢了选举，并希望借此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 然而，在这个宏大的国家利益论背后，是空洞的政策框架。自上台至今，特朗普始终没有提出清晰的全球战略或区域战略，甚至没有发表一篇完整的外交政策演说。“不确定性”成了外界观察特朗普时代美国外交的一个主要感受。 特朗普打着反传统、反建制的旗号上台，宣告将对美国外交进行颠覆性改革。有外界认为，他要使美国从一个全球国家退回到“孤立主义”的美国。在6月初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将放弃亚洲领导权的预测”成了一个话题。特朗普特立独行的外交政策令许多国家备感忧虑。 具体行动上，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冲击了亚太多边经济一体化进程；退出《巴黎协定》，损伤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多次抨击盟友未承担应有义务，削弱了相互间的战略互信；废除奥巴马在朝核问题上设置的“红线”，多次对朝鲜进行威慑，搅扰了朝鲜半岛局势；要求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令美墨双边关系紧张；等等。这一系列举措凸显出特朗普外交政策碎片化、应急性的特点，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 风格上，特朗普以竞选方式治国，奉行“交易思维”，大搞“推特外交”，依旧言行不羁。他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极不愉快”的通话，引发澳大利亚政界强烈不满；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美之后，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德国欠钱；欧洲之行中更当着北约成员国领导人的面，公开指责一些成员国未能分摊军费的应有份额……加上日前在卡塔尔断交风波中的所作所为，特朗普频频使用威慑手段迫使对手就范，不顾及国家间交往的规范规则，令其外交备受质疑。 据盖洛普民调显示，特朗普只用了8天时间就让自己的不支持率过半，创了美国政坛的新纪录。民众支持率一路走低，跌至目前36%的历史同期最低水平。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感叹道，“特朗普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美国代表着什么的观念。我们生活在美国打造的世界。如今美国却在放弃这个世界。我们无法忽视这一残酷现实。” 别样总统的政治算计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国内政治现实。如果把特朗普的上台作为一种现象，那么其主要意义在于动摇了美国长久以来的国内政治生态。特朗普上台约五个月，绝大部分精力应对国内。有分析认为，他所提出的“美国优先”，实质是“国内优先”。因此，理解特朗普的全球视野，首先要落脚于其国内政治的利益及需求。 特朗普胜选的核心选民是中产和中下层蓝领选民，前者对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获得感并不强烈，后者则深信自身的困窘是全球化所致。这一选民基础是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的一个根源，他不仅需要在国内拼经济、增就业，更要在国外寻求美国经贸利益最大化甚至是独大化。退出TPP、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皆被视为其迎合国内核心选民的手段。 其次，转移国内视线的需要。特朗普以国内事务为优先，自上台之后宣称改革，力图兑现竞选承诺，但国内情势的复杂程度使其处处碰壁，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比想象中要多得多。对比特朗普于2016年11月颁布的“百日新政”，其施政效果总体难言理想，多数承诺或未能兑现，或大打折扣：医改努力停滞不前，移民限制令频遭司法挑战，“通俄门”持续发酵，修建“美墨边境墙”遥遥无期，税改方案争议较大……国内议程的艰难，严重掣肘特朗普树立政绩的努力。他迫切需要在自由裁量权较大的外交事务上取得突破，以纾解国内压力。 第三，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影响。一方面，特朗普团队的内部问题是其政令不一的一个原因。特朗普团队出现“人荒”，500多位需要任命的中高层官员至今仅有50多人到位，国务院主要官员及绝大多数职业外交官仍然空缺，这影响到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效率。更受外界关注的是，内阁各派角力激烈，且大部分官员在外交事务方面缺乏经验，以致难以形成清晰一致的外交政策框架。 另一方面，国内政治环境的恶化加重特朗普施政困难。特朗普公开抨击主流媒体“不诚实”、“虚假”，与媒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愈加对立。同时，特朗普与情报系统之间的嫌隙加深，这一矛盾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职之后展露无遗。特朗普还面临应对来自民主党的责难和凝聚共和党内支持的压力。这些问题的交织，令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面临艰难的舆论和政治环境。 特朗普的上台，使美国从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变成了“放弃者”、“改变者”乃至“颠覆者”，是美国对现行国际体系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不满的体现，“愤怒”的美国由此成了新的“不确定”时代的注脚。
|
